山东省图书馆

一九四五年八月，我正在湖南桃源，听到日本投降的消息，便将抗战时期在该地开设的天风酒精厂，清理结束，准备胜利复员。旋接束云章自重庆来电相邀，遂于九月底首途前往。
  接受任务经过：束云章原系中国银行经营纺织事业的负责人。我在一九三七年主办湖南第一纺织厂时，代表湖南省政府与中国银行接洽合资创办衡中纺织厂的筹备工作中，与他认识的。抗战军兴，衡中停办，他几度邀我参加中行工作，我都因故未去。此次在渝见面，他告知我，他已接受经济部所属的中国纺织建设公司总经理的职务，除直接接收上海三十几家日本人经营的纺织及印染、针织等厂外，天津七个厂、青岛九个厂，均另设分公司（后来东北也设了分公司）。天津已派由杨亦周接收，要我负责青岛方面的工作。
  在我来说，这是一个很难接受的任务。就政治方面说，国共还在合作，青岛当时是在解放区包围之中。就罗致行政及技术人员来讲，一个分公司，九个工厂，至少也需要千人以上。上海、天津两地，已先我一着，吸收了大部分我国私营纺织厂游离出来的技术人员，轮到青岛就很难找到足额的适当人选了。而且那个时候，为个人安全计，八年动乱之后，谁也宁愿去上海或天津，而不愿去青岛。
  可是，青岛各厂除华新外（华新原是国人创办），一九三八年沈鸿烈退走时，曾彻底加以破坏，日本人在废墟上又重新建立起来，房屋建筑和机械设备的水平，都是较高的，是中国人民的一份宝贵的财产。对于一个专门从事纺织工业的人来说不管政治如何变动，前途如何艰险，都应该把它接管和保存下来，不能让它受到丝毫损害。看来事在人为，责无旁贷，所以我在踌躇数日之后，终于接受了这一任务。
  凭借这一事业本身的号召力和知识分子的爱国心，经过两个月的准备，终于在一九四六年一月十五日，集中了八十个人，一同飞到青岛。
  还在重庆的时候，我们对这个企业如何经营的前景，非常模糊。心想山东盛产棉花，我们是否可以就近利用？八路军缺乏棉布，我们是否可以和他们实行物物交换？当时，沈其震同志住在旅舍，我与魏雅平去请教过他，他也不知道可能性如何，不过他建议不妨派人到解放区，找薛暮桥同志联系一下。后来蒋介石破坏国共和谈协定，内战爆发，未能实现。下面仅把我接收青岛中纺以后所经手和遇到的事情记述如下：
  办理接收：抗战胜利后，日本人在中国所办企业，统由经济部特派员公署派员负责保管，静候接收。由于该公署办事比较认真，所以这些纺织厂移交给我们时，均完好无损，这是难能可贵的。
  我们接收青岛日本人纱厂时，共有三百六十一、七百一十六枚纱锭，七千七百一十三台布机。后来华新发还原主，共分出纱锭三万枚，布机约四百台。
  我们因为人员所限，到青后的一月廿五日，先办理一、二、四三个厂的接收，其余各厂则责成留厂日籍人员，原班人马，负责开工，由公司派员驻厂监督，直到总公司觅妥厂长人选和派来足够的行政、技术人员后，才陆续接收过来。整个工作于一九四六年五月底全部完成。各厂日人，除遴选几位技术精深的留作顾问外，余均陆续遣送回国。
  无账物资：在正式接收前一天（一九四六年一月廿四日）我与专员刘济訚（名侃元，日本帝国大学毕业，曾任北京几个大学的教授，解放后，曾任湖南大学教授）到大康厂（即接收后的青纺一厂）视察。看到细纱车间，堆放着60支双股棉纱数百件。我通过刘质询陪同视察的日本人经理内海，问他成品何以不存入仓库？据答称是投降前夕从上海运来仓促，未能入库。有顷，他私告刘，这批棉纱，是没有入账的，经理可自由处理。刘以告我，我就知道这是日本人深虑接收人员可能对他们挑剔勒索，所以把这批棉纱故不入账，作为贿赂。同时我推测这种现象，不仅大康厂如此，其他各厂，必然也采取同一步骤，我们必须严正对待。回公司后，我当即召集各日人厂长，嘱将所有无账物资申报出来，不得有丝毫隐匿。同时责成各厂厂长和会计主任，在接收时，另立无账物资清册，把所有漏报物资，一律登记，加以接收。九个厂的无账物资的数目，是很可观的（光大康厂这一批棉纱，就值银币二十余万元。该厂后来又清出一批电器材料，也都一一入账）。
  青纺规模：青纺在一九四六至一九四七年这两年中，除华新厂由原主赎回外，其他八个纺织厂，全部开工。又合并了两个印染厂、两个针织厂、两个梭管厂；扩大了原属丰田的机械厂，并在厂内增加了一个电机工场和一个针布工场（此后发展为一个专制梳棉机工厂）；还利用了第五厂内呆置的化工设备，设立了化工厂。这十三个厂子，除一、二、五、六四个纺织厂，均自设有发电厂外，其余各厂则设有变电间，由市电厂供电。
  在四方设立总库及运输总站，以便储存和供应各厂的原材物料。
  各厂工人从接收时的五千人，增加至二万余人。
  公司及各厂组织：公司在经理副经理以下设总务、工务、业务、材料、会计等课，秘书、稽核、专员等室，以及福利委员会。聘有纺部、织部、机械、电机四个总工程师襄助工务课处理各厂生产事务。
  至于各厂组织，略同于津、沪各厂。过去日厂的职员，全是日人，中国人任职员称之为书记工。我们接收这些工厂后，定下一个原则，就是一人顶一人，将书记工改为职员职称，决不多用一人。因为工厂的组织管理方面，他们是最精通的。
  技术力量：关于技术人员方面，一部分由我们自己罗致，一部分由总公司派来。还吸收了湖南大学等大专毕业生五十余人，又就地几度通过考试招收了若干人，经过训练和实习，在工作上都发挥了应有的作用。
  人员成分：同我一道到青岛来工作的高级知识分子，很多是思想比较进步的，因此我们的步调，能取得一致。至于来自各方的千余职员，政治成分则相当复杂，绝大多数是无党无派，有些是国民党员，有的是属于军统、中统等系统的人物。到了解放前夕，蒋经国的复员青年军人和华北各地逃来的特务，也成批地由国民党当局以命令形式派到公司和各厂充当职员。
  一九四八年，我们曾就公司和各厂的职员的籍贯、作过粗略的调查，计山东籍三八〇人，江、浙两籍各二四〇人左右，湖南籍一八〇人，湖北籍一六〇人，其余各省人数较少，云南只有一人。
  规定开盘办法：中纺青岛分公司的主要业务，是原棉进厂和纱布出厂。前者不论是美棉与国棉，全部由总公司供给；后者除一部分运沪交总公司外，余均就地出售。青岛当地领到纱、布准购登记证的业户，计工厂约四百家，商号三百四十家，款额出入数字，是很大的。如照全国其他各地传统办法，不加限制，势难避免公司业务人员与商人勾结，里应外合，上下其手的毛病。为了防微杜渐，我们一开始，就规定每一张执照所能购得的纱布，数量一样。并按工厂、商号的规模大小，发给不同数额的执照，以昭公允。这个办法自开始至青岛解放，一直遵行未改，所有工、商企业，均无异言。所有预通关节，勾结营私之风，基本上没有出现。
  整理工人工资：我们接收工厂时，工厂停工已久，在厂工人工资，因币制贬值，只及正常待遇的三分之一，我们认为太不合理，遂逐月递增，直至持平为止。此后又由福利委员会按照物价指数，每月加以调整，但仍然赶不上物价飞涨的速度，所以从一九四八年秋季起，工资的绝大部分，都折发布匹或粮食，仅发少量钞票以供零星使用，这个办法，一直执行到青岛解放。
  组织视导团：我们留用的日籍技术人员各有专长，公司相应地派出了几位工程师，与他们合组一视导团，轮番驻各厂视察，就各该厂存在的缺点，以及如何改进的建议，汇成专集，交由各厂按照执行，并作为公司尔后检查的根据，这种办法，颇收一定的效果。
  整理烬余机器：一九三八年沈鸿烈爆破日人纱厂的烬余，日军入侵后重新建厂时，因数量巨大，未遑顾及。我们从一九四六年起，设立了废机整理组，从中整理出纺机约六万锭，布机约五百台，分别补充了各厂。并以余机在五厂内设废棉工场一处，又在四方设立了保全工人操作训练工场。机器装好，青岛即已解放。
  《青纺旬刊》：为了介绍公司与各厂的情况，交流技术经验，公司福利委员会负责编辑了一个刊物叫《青纺旬刊》。为了扩大孤岛上广大职工的视野和见闻，其中也有时事杂谈等内容，主要是报道当时战局进展情形，而这种消息，多来自辗转传闻，深为国民党当局所忌。我们在编辑时，只能暗示，不能明言，所以在措词方面，必须特别注意。可是我们这些从事笔政的书生们，不明策略，在兴高采烈之余，有时表现过于露骨，我曾几度加以改篡，方免贾祸。
  介绍青岛各纺织厂的特点：青岛中纺八个纺织厂在沦陷时期，日本资本家对一切设计与设备，当时都是最先进的，而且各厂又都自有其独特之点，在技术上相互间也是严格保密而不肯交流的。一九四七年秋，中国银行总稽核霍宝树曾从上海来青岛，邀约青岛、天津两分行经理孔士谔、王君韧和我，到青岛太平角凉亭谈话，他说国民党政权财源枯竭，准备把中纺所辖沪、青、津、辽这些厂，卖给民营，藉以敛财。中国银行拟从中选购比较完备的几个厂，另组一公司经营。他之来青，就是传达总行这一决定：令青、津两行，准备资金收购青岛五个厂，天津三个厂，组成“益中”公司，由我负责经理，我唯唯应之。后来国民党当局慑于舆论的反对，未得实现。
  我当时设想，如果真的将这些厂转卖给民营，分散落入资本家之手，他们对于工厂的先进技术，则取保密态度，不肯交流，这对我国纺织工业技术的提高，将是莫大的障碍。因此我组织了技术人员十余人，花了一年多工夫，将各厂各方面的先进设计，绘图立说，编辑成书，名曰《青岛各纺织厂的特点》，除大批分送外，并在上海申报登出广告，公诸全国，备受纺织界欢迎，纷纷来信订购。
  葛覃敲诈：在接收工作正积极进行中，国民党青岛市党部主委兼青岛市副市长葛覃来公司谈及：市里正在筹设工人训练班，这些人将来都会分配到各纺织厂，要求我们派人前往授课，使他们多少学点技术知识，以便适应将来工作。我见他态度诚恳，不疑有他，当即同意了。他又进一步要求合作，说经费无着，希望我们公司承担三百五十万元，由他们负责经办。我和同事们经过研究，认为可行，即如数将款付给。两个月过去了，未见动静，派员前往询问时，他竟说：“政治训练和技术训练不是一码事，搞不到一块，那笔款项，已经作为开办经费了。”
  我不讳言我们在和国民党打交道方面的幼稚和天真，我们出钱替他们训练了中统特务，反过来这帮特务混进了我们的纺织厂，横行霸道，扰乱秩序，殴辱职员，并反对我们以后的护厂运动。
  与业务无关的事件：一九四七年春，日本派船两艘来青岛运盐，途遇大风，延迟了行程，船到港时，燃煤已罄，不能返航。在码头滞留期间，每日须付罚款，已迁延二十余日了。他们请求经手贸易的中央信托局和盐务局，为他们借煤，约定下次再来时归还。未能如愿，不得已乃由在青纺公司任职的几个日人顾问代他们向我请求，情词急切。我最初一念是，日本帝国主义和我们有血海深仇，虽属急难来投，我也不愿予以援手，况且此事与我们并无业务关系，我也不必出面解决。继而考虑到，战祸是由日本侵略军酿成的，现在既已投降，我们应该宽大为怀，与人方便。同时如果我准如所请，这些留用的日人，必然会为我效力。因此，我提出须由日本当时的最高管理当局麦克阿瑟来电保证，才能借给。他们接受了这个条件，几天后，我根据来电借给煤炭二百吨，使他们得以启航。
  两个月后，他们再次来运盐时，如约归还的煤，竟超过二百吨，另赠我日本总商社的感谢状，并剪贴了几份大报所载关于借煤的消息，一致揄扬中国人的大度和行为，又赠给我有名的九谷烧瓷瓶一只，海味（不知内容）两吨。我接受了感谢状和瓷瓶，退还了海味。
  金圆券：一九四八年国民党反动派因法币贬值，物价高涨，民怨沸腾，竟搜括人民手中现金，发行金圆券代替法币，每一金圆券合法币三百万元。当时限定“21×23”细布每匹价格为二十八点三金圆券，不许提高市价，不许囤积居奇，否则，军法从事。华北方面，派张厉生监督执行；上海、青岛则授权给蒋经国执行，不容非议。我们知道这种自欺欺人的办法是不能持久的，所以照规定价格开出第一盘之后，就密切注视市场动态。果然，一批纱布上市，立即出现了黑市，价格继续增高。我们如果再照官价开盘，其损失必然愈来愈大。为了确保资本，我们首先每盘减少售出数量，旋即减少开盘次数，最后终于停盘。为照顾工人生活，对几百家织布工厂，则改用加工办法，每一件纱换布若干匹，物物交换，工厂照常开工，公司亦无损失。可是这个时候，市场上经营纱布的商人，无货买卖，纷纷说中纺囤积居奇，干犯禁令。某小报出现了一幅漫画，上面画着一个戴眼镜的人，被人把脖子按到铡刀上，旁写“一个囤积居奇者的下场”。我明知写的是我，但为了维护公司利益，我不顾这时可能要受到的危险，坚持下去。结果物价依然直线上升，不到两个月工夫，金圆券把戏就失灵了，从此我们又得随市价而开盘了。
  军需署购布的黑幕：中纺总公司以时价售给南京军需总署的布匹，有三次是指定青岛分公司交货的。一九四六、一九四七年两年，两次共提出七十一万匹，我当时以为是货、款两清的。一次我到总公司会计处查明，原来是当年提货，次年才照提货时价格付款。我极不以为然，在法币疯狂贬值的情况下，这种贸易方式，真是咄咄怪事！第三次是一九四八年，军需署又派员持总公司通知单来青提取三十八万匹，我不肯照发。来人是一位“少将”，暴跳如雷，说我贻误军需。我说这是分公司与总公司的内部问题，总公司不付现，我就不发，与你们无关，他无可奈何，只好听候消息。我们向总公司去电，非现金不发货，总公司据此向对方取得现款，电汇收入青岛分公司账户后，才让他提去。从这件事就可以看出当时国民党政权中贪污中饱、以权谋私的各种弊端。
  刘安琪行骗未遂：一九四八年秋，伪青岛绥靖主任刘安琪在跑马场北他的家里，设宴请我和副经理王新元，业务科长李德贤三人，事先我们就知道不会有好事，商定了对付办法。果然，他即席介绍了一位国民党绥靖公署经营与解放区交换物资的冯经理。据他说，解放区的原棉堆积如山，急于要运出来，而棉纱棉布则极端缺乏；冯对解放区的地理人事都很熟悉，只要我公司提出一部分纱布交给他，他就能与关系人物物交换，并能以少换多。这项利益，绥署和公司可以分享，一方面充裕了军饷，一方面取得了原料，可谓一举两得，说得天花乱坠。我明知他们在行骗纱布，故意装做极端相信而又替他们设想的姿态，说道：“到解放区换棉花确是最好的办法，比拿外汇到几万里外买美棉好得多，只希望能把这条路打通就好。我们现在也正和商人们研究，办法是商人取得国家银行保证，向我们公司换得纱布运往解放区。商人们在那里有贸易的线索，互守信用，不担风险。万一发生问题，我们有银行担保，不至受到损失。”接着我又说“至于军事机关去做这种买卖，危险就大得多，这是不言而喻的。我认为，绥署的目的，既在筹饷，如果我们之间密切合作，保证商货顺利通行，用不着兴师动众，只要仿照曾国藩抽收厘金的办法，在主要卡口，派驻两三个人，按照货值，征取一定的手续费，这就可以做到以简驭繁，安全稳妥，不劳而获，较之担风险，耗时日，而不一定能获得多少利益的办法要强得多，不知以为然否？”这一席话，使他们张口结舌，无以置答。他们只好说考虑考虑再说吧。一场预谋的骗局，没得到实现。
  国民党迁厂试探：也是一九四八年秋，国民党绥署交通处长宋某，约我到中山路某旅社，与一个据说是从中央来的所谓运输司令陈某见面。陈表示他是奉中央命令执行迁厂任务的，征询我的意见。我说我还没有接到总公司指示，也没有考虑过这个问题。如果真的要迁厂的话，有几个先决问题必须解决：第一，迁厂首先要拆机器，机器部件不能乱装，要分门别类，编号装箱，运到目的地后，才能对号开箱，重新装好开工。做箱子，不仅要木料，而且要洋钉。一年前总公司要我运两百台布机到天津去，就是因为跑遍各地，买不到这两种东西，至今未能运出。其次，拆迁我们这样一个纺织厂的机器设备，至少要准备载重五千吨的船只三、四艘。第三，最困难而又是最重要的，拆机工作，必须用熟练的工人也就是本厂的保全工人，他们和全厂的工人有血肉关系，父子、兄弟、夫妻、姐妹，他们肯打破自己和亲人的饭碗，亲手把机器拆开装箱运走吗？他听到我的话，知道问题确实太多，就转而问我，拆迁一个小厂行不行？这一句话，使我顿时明白，他不是什么中央派来的，而是想混水摸鱼的。我说这些厂中间，只有梭管厂规模小一些，不过搬起来，也要费很大气力。台湾正是生产梭管的地方，我们还购用他们的产品，他们的厂子的规模，比我们的大，搬过去，可能赚不了钱还要亏本，问题是值得拆迁与否。这一席话，使他们死了这条心。
  青岛工业概况：青岛有一个工业会，原任会长为冀鲁针厂经理尹致中。一九四八年他逃往台湾，大家推我接任。经查明，该会由于当时形势限制，未能发挥为当地工业提高技术、推广业务的作用，而只是作为国民党摊派捐款的机构。我建议，将会中职员分成若干组，下到各类性质的民营工厂，作了一次详细的调查登记，并整理成册。解放后，这份资料，送交给青岛市人民政府工商局长王崇石同志。
  预储材料：青岛中纺各厂所需原材物料，除原棉由总公司统一调拨外，其他各种材料均由分公司及各厂自行购运。我指示管材料人员千方百计购进了大批煤炭、五金材料及零件。解放后，四方总库及各厂所存的材料，估计可供三年之用。
  争取美棉未成：解放前，中国的纺织厂大部分依赖美棉维持生产。一九四九年五月初旬，青岛原棉快用完了，正在等候从美国运来的两万包，不料因青岛即将弃守之说，转口到大阪供给日本纱厂去了。我闻讯后，不胜懊丧。随即带同翻译欧阳旭辉到美军旗舰去找美第七舰队司令白及尔，请他电告大阪把棉花调回。无奈，我的话没有打动得他，没有达到目的。
  “市参议会”：我们公司成立后，不断接到国民党市参议会的一些人的来信或私人口头托请，不是介绍职员，就是请发纱布牌照。我为了避免滥用人员和冒充商户，都加以拒绝。同时为了照顾当地的失业人员，曾几次考取多人。对于纱布商店，早经严格甄别，规定了三百四十家作为来往户。
  从参议会成立之日起，就通知我到会旁听，我没有去。在每年会期中，还通知我到会作工作报告，我屡次推说，我的工作只向总公司报告，我们无权对外，所以不能向地方报告。就以这个理由，挡开了三年开会的麻烦，和避免了场复一场的站在台上遭受的无端谩骂。
  于是，他们当中有的人，就在报纸刊物上想办法了。记得有一家小报，他们的题材中，掺有捏造青纺公司及各厂中同事的桃色新闻和马路消息，因之轰动一时，社会上的人，喜欢看它，青纺的职工们也争相购买，当时确有洛阳纸贵的势头。我对此并未加理睬。在这个小报出到第十六期的时候，某参议员（忘其名），见到我就问，见过这张小报没有？我说，见到了。他以关切的口吻对我说，报上所登载的新闻，对青纺的名誉有妨害，叫我注意这方面的问题。我说，那里面所指陈的，多是个人的行为，与公司无关，揭发出来，儆一戒百，也是好事。如果是捏造的，报馆应负法律责任。他主张为了耳根清静，不如每月给他们一点津贴，或一张经营纱布的牌照，他们就不好再找你们的麻烦了。我说：“不，这样做，对他们没有好处，反而害了他们。因为他们拿青纺作为笑料的来源，他们的报才有人看，销路好，收入多，大可维持生活而有余；如果我们对他有所加惠，就等于收买了他们，他们不拿青纺作题材，报纸的声价，将会一落千丈，就会没有人看，这不是我反而害了他们吗？”我终不为动。以后这份报纸，终因“黔驴技穷”，不久就停刊了。
  放走李仲华：一九四七年某月，青岛警备司令丁治磐给我来了一个快邮代电，内容是根据山东某司令来电，略云：“据报青岛中纺公司机械厂附属小学教员李仲华系共产党员，是否属实，请查明具复”。我复文大意是：“一、经派员密查该校教员确有李仲华其人，系共产党员。二、他现正在办自首手续。三、我们因为他有政治色彩，不宜于当小学教师，已令其离职了。”（存青纺局档案内）我当时何以如此大胆把人放走了，是下面一段故事的关系：一九四六年丁治磐派机要秘书徐人众来问我，听说公司存有一批布匹，八折发售，警备司令部因军饷奇细，想买两万匹解决困难。我答复那批布是敌伪财产处理局管理下的处理品，寄存在公司各厂的仓库里，由该局批准卖出，我们只照单发货。他要我先向处理局关说一下，然后他们具函请求，我答应了他，并亲自向该局程义法局长说了，最后交易成功。两万匹布，获利是不少的。不久，徐送来支票一张，说是丁对我的酬谢，我婉拒没有接受。可能就是这一点情分，才没向我追索李仲华吧。
  “中统”两事：
  一、一九四六年某日，公司派员到各厂查勤，发现第二厂警卫室墙上，只挂有三支枪，其余除岗哨持用外，均被下班警卫带到家里睡觉去了。据此，我与厂长决定，开除了警卫长刘某。那时青岛中统组织的负责人许少顿忽然跑来公司声称刘某是中统安放在二厂的细胞，要求我收回成命。我说刘某是中纺工作人员，不尽职责，应照章开除，不能因中统关系，不按章办事。他又请在二厂范围内，另派给他一份工作，我也不肯照办，他无可如何，悻悻而去。解放后，刘某匿居二厂宿舍，有反动行为，被人民政府镇压。
  二、另一件事出在姚公凯负责青岛中统时期，时在一九四八年，中纺五厂工人十二名，深夜在车间寻衅，将技师袁某，技术员姚某，殴成重伤，并强迫两人写认过书，妄图推卸罪责。我们因为这件事故，关系到工人与职员之间的纠纷，又牵扯到其他各厂人员的安全问题，正在考虑如何妥善处理，才能免于后患。不料姚公凯大摇大摆地来到公司，说这十二人是中统成员，要求从轻发落。我早听说中纺五厂是中统分子集中之地，得姚言而益信。既然此事出于故意酿成，当然不能轻易放过。姚知事态严重，四出奔走，对我施加压力，相持数日，尚未谋得适当解决办法。正在这个时候，我听说中统头子陈果夫因事来青，在厂长联席会议上研究了一下，决定把这一事件提请他来解决。我与陈素昧平生，就邀市长李先良一同去见陈，并邀他次日到一厂参观，陈欣然答应了。次日，我和李陪同陈到一厂，姚公凯不待邀请，也尾随而来。参观后进餐时，公司两副经理及各厂正、副厂长均在座，饭后闲谈，我提起殴人事件，非常棘手（没有说明殴人者是中统分子），各厂厂长纷纷发言，说此事发生后，各厂同人有人人自危之感，陈也认为必须严肃处理以煞住歪风，主张将肇事人开除，并嘱李先良协助解决。姚公凯事先根本不敢将此事告陈，所以陈不知事关中统，当众断然做了决定。姚这时目瞪口呆，窘状可掬。后来我也只开除了其中之六人，以示宽大。
  青岛市市长龚学遂的活动：一九四八年龚学遂来青代李先良为市长，由雷震介绍，一到任便与我款洽，我只知道他是属于“政学系”的人物，从来没有和他作过涉及政治的谈话。某天，他忽然问我与高芳先关系如何？我说：“无恶感，也谈不上好感，不过他曾带过几个护卫，陪我看过水源地，还曾游过一趟崂山，在他是很殷勤的。”他又问：“我想借你的寓所，和他作一次长谈，你认为可行否？”我因听说他有意向共产党投诚，正在接洽中，可能与此有关，就答应了他。那天晚上，我还约了王新元。龚、高按时来了，寒暄之后，我和王故意避开，不介入他们的谈话。看来龚是想利用高的部队有所作为，结果如何，我始终没有问过他。
  彷徨处境：随着解放战争的顺利进展，到了一九四八年，青岛市面逐渐进入紧张状态。当时大家对于青岛的解放，没有怀疑，而且是绝大多数市民所殷切期望的。不过在易手时刻，国民党是匆促逃离，还是负隅顽抗，尚不可预料。因此不仅富商大贾，纷纷南逃，就是普通平民，也不敢视为乐土。中纺在青岛是一个大企业，举足重轻，全市工商业，均惟马首是瞻，其时我兼任市工业会长，日常与私营厂主们见面，深知其然，所以力持镇静。可是这股空气，首先影响了青纺一部分南方职工，他们唯恐大祸临头，不安于工作，急欲离去。而绝大部分本地籍工人，他们也慑于当年沈鸿烈退走时爆破了日人纱厂，以致数万工人同时陷于失业的惨状，深虑国民党逃离青岛时，重施故技，因而惶惶不安。如何能使大家安心工作，处变不惊，我们多次在厂长联席会议上研究对策，但毫无结果。
  当时我住在华山路十三号，时常发现门首信箱内，有人投入革命宣传品，其中就有中国共产党中央向白区工厂、企业发布的保护人民财产的八条。我认为这是实获我心的号召，应当绝对服从。各厂厂长可能也接到了同样的印刷品，所以在会议上，总是同声主张组织护厂力量。可是这个举动，必然会引起当局的怀疑，那个时候，本身尚且忧谗畏讥，口头说说倒还可以，但是如何行动起来共同护厂，如何向反动当局启齿，如何取得他们首旨是唯一的难题。我当时殊感焦虑。
  党的领导：是年八月间，党的地下小组成员赵仲玉同志来与我联系，我当时激动的心情，是无法形容的（华山路十三号是赵的产业，她住楼上，我租住楼下。前述宣传品，正是她和郭美珍同志所缮写、油印、投放的。这是我在解放后才知道的）。我到青岛三年，看到当时的形势，通过个人思想变化，悉心寻求党的线索而不可得，深感问计无门；护厂一举，更是在虎穴中防虎的行为，虽然青纺有职工二万人，有群众基础，但究不免心怀惴惴。赵仲玉同志在这个时刻，送来党的关怀与温暖，我顿然觉得胆壮心雄。认为护厂这一举措，更有意义，私心自警，一定要全心全力，贯彻始终，使偌大的人民财产，完整无缺地交还给人民。
  刘安琪同意护厂：事有凑巧，此后某一天，绥靖主任刘安琪，设宴招待我和青岛中国银行经理孔士谔、中央银行经理某（忘其名）三人。饭后漫谈，涉及青岛市治安方面发生的问题。我趁此机会提及中纺所属各厂，从市内到沧口，绵延三四十华里，这个时候，难保没有个别暴徒闯入炸毁机器。我问刘有无预防之策？他无以置答，转而问我，我说我有一个不成熟的意见：纺织厂惯例，每日放工，工人出门必须搜身（这是旧社会轻视劳动人民人格的表现），我主张根据目下情况，改为入厂搜身，以防有人夹带爆炸物。他连连称善。于是我进一步提出在每厂职工中遴选若干人，组织护厂队，与厂内警卫合作，一同守护。他因为当时厂子如果遭到破坏，影响战时经济，他也不敢负责，所以表示赞成。当晚我回到公司，就根据这一席谈话，作一记录送绥署备案，以便大张旗鼓地进行护厂。这是一九四八年八月底的事。
  动员全体职工护厂：次日，我召开各厂厂长联席会议，宣布此事，动员护厂。会上我表明态度，本人在动乱期间，决不离开青岛，我的家属包括八十四岁的老母在内，也留青不去。希望各厂长回厂后，向职工表示决心。组织护厂，使大家安心工作，勿作他想。从第三日起，我又用了十天时间，轮流向十三个厂的全体职工作了动员报告。当时说话主旨，除表示本人态度外，着重强调防止工厂遭受破坏，以免打破我们的饭碗，断绝大家的生计，要大家群策群力保护它。然而在中统细胞较多的第五厂，当我说话的时候，还是有人大声吵闹，企图扰乱秩序，破坏护厂。但是组织护厂，事关绝大多数职工的切身利害，少数人要闹也闹不起来。
  从此，这个运动，就成为公司及各厂全体职工的集体行动。恐怖气氛，一扫而光，生产工作，也重复旧轨了。这期间只有第五、第九两纺织厂厂长和绝少一部份南方籍职工离去，这倒给留厂职工起了安定作用。
  经过大家研究决定组织护厂队，规定如下一些具体办法：
  各厂厂长担任护厂队队长，队员人数多少，分组大小，一视各厂的规模如何而定。
  为了加强公司和各厂的联系，公司派出得力人员分驻各厂，协助厂长工作。
  一旦遇到进行破坏者，由队长率领队员，先好言劝阻；如不见听，可施以金钱贿赂；如再顽固不化，非进行破坏不可时，即以武力解决。我们估计，如当局进行破坏，只能在逃离前一、二天之内，时间匆促，胆怯心虚，人数不会太多，应是少量金钱所能解决的（当时各厂厂长手中，均掌握了一部分现金）。
  平时，护厂队分区把守，并不时操练，以免临时慌乱。
  刘、我之间：护厂运动展开后，刘安琪后来察知我们护厂的真意所在，恨我入骨。他在上海友人宴会上，酒酣耳热，大放狂言，说我是灰色分子，要把我扔到海里去。其时雷震在座（雷震曾是国共和谈时的关系人，抗战时期，我们在重庆开设中国工业建社公司，雷是董事长，我任总经理，蔡叔厚任总工程师）。雷把这一情况告诉了蔡叔厚，要他转达，使我能知所自处。这是一九四九年一月间的事。
  刘安琪原定一九四九年二月十二日（阴历春节期间）前后弃守。风声所播，所有公、私银行、工厂，纷纷停业，负责人逃走一空。中央航空公司班机已停。仅中纺各厂和水、电两厂岿然未动。这个时候，我曾约电厂副经理来家共筹对策。
  二月八日，刘安琪忽派参谋长冯骥送来沪青飞机票两张，据云，刘担心我老母的安全，要我派一人伴老母到上海去。这就说明，刘已经听到我留老母在青，是为了镇定人心，借此来窥测我的意向。我当即答复，奉养多年，不能在这个时候，反把老母送走，除表示谢谢刘的关怀外，立即把票退给中国航空公司。可是随后冯力陈利害，不断劝我离去，我不胜其烦，正好中国航空公司会计主任是我的表弟魏雄，从他那里我问明中航截至十二日止，就没有班机了，所以我故意让冯给我买十二日机票七张，以表示我决意离去。我以为十二日既无班机，票也决难购到。不料十一日上午，冯竟派人送来次日票七张，我非常诧异。经电话询问魏雄，据答，正因为我要多张，所以临时增加了班机。我弄巧成拙，不胜懊丧！旋即派公司翻译欧阳旭辉（解放后在重庆大学任教）到美国驻青海军打听消息，据复称，刘安琪本日上午与美海军七舰队司令商谈结果，已决定暂不时逃了。我随又退去机票，并责问冯，你们既然不走，为什么逼我离青？他对此无法解释故此作罢。
  正因为刘在春节前后逃走的空气高涨，所以我决定加强这个时候的护厂工作，以期应付万一。所有各厂护厂队成员，放弃春节假期，发给加倍工资，留厂值班，并进行演习。不料八厂在指挥演习的时候，竟露出马脚，表明我们防备的对象，并非个别暴徒，而是防止他们在临走时进行破坏。在该厂暗藏的特务，立即向上反映，冯骥据此向我质询，我矢口否认。从此更加深了他们对我们的怀疑和反感。
  正在这个时候，一天深夜，我们偷听解放区电台广播，在时事节目里，有“青岛匪帮刘安琪等，阴谋在逃窜前，炸毁青市工厂及市内各项建设，青岛中纺公司经理范澄川也和他们沆瀣一气云云”一段话，这段话起了麻痹敌人，帮助我解除困境的作用。我们听到之后，如幽草沐阳，倍觉温暖，更加体会到我们的一切行动，都是革命大业的一部分，不容有丝毫松懈之感。相与慰勉，欣然零涕。
  果然，次日冯骥在电话中问我，听到昨晚广播没有？有何感想？我唯唯应之。
  “牛羊父母，仓廪父母”：此后不久，刘安琪去了一趟南京，回青后，即召集全市比较殷实的工商业户和银行以及一些掌握物资的机关企业负责人到绥署开会。他“口含天宪”，趾高气扬，说这次在京，“总裁”把青岛一切党务、民政、财权，统统交给他，由他自由支配。他说，这个会不是讨论，是事先打个招呼，一到军事需要的时候，凡属各方面库存金钱、材料，都必须听从征发，不得违抗或隐匿，否则后果自负云云。大有虎入羊群，何求不得之概。所有在座的人，除唯唯称是外，只提出一个要求，就是各自要先向上级备案，才能照办。我当时也在座，刘见我含默不言，便问我有无意见。因为青纺没有开口，似乎形式上有些欠缺，面子上有些过不去，只要我能随声附和，他就算功德圆满了。可是我不能服从“乱命”，损害公司。我说在大环境里，我不能与众不同，可是情形特殊，也是不能不照顾的。我们仓库里的五金材料，都是为生产而储备，保险柜里的财物，只是为生产而运用，如果一旦提走，生产就会停顿，两万多工人就会饿肚皮，所以我现在无法答复。秘书长李某怕我再说下去，连忙说，你那里的确有些特殊，是得从长计议。散会后，刘安琪把我留下说：你刚才的意见，这个时候说就好了。我说，我本不准备发言的，是你要我讲的，我只得讲实话了，没有破坏气氛吧？相与一笑而罢。但他骨子里是恨得我牙痒痒的。
  去上海述职后回青：三月上旬，我去上海述职，并督促一部分职工在沪加紧采购燃料煤炭和五金材料等。四月初，青岛盛传刘安琪将不利于我的风声，同事们要我的爱人文佩南来沪告知，嘱我返青归途，加意防范。
  四月二十日，人民解放军大举渡江，不几天南京获得解放，沪青问的陆、海、空交通，全部断绝。我深忧无法回青，先找到由南京逃沪的国防部次长秦德纯（秦那时还挂了山东省主席和青岛市长的头衔）为我介绍一军用飞机座位，让我一人回青岛。他因熟知刘安琪将加害于我，劝我不要回去，同时他也确实无力为我找到飞机。我失望之余，又通过蔡叔厚同志（解放后任上海市机电局副局长，一九七一年被四人帮迫害致死）找到当时在上海地下工作者负责人之一沙文汉同志（张登），请代设法，他也辞以未能，劝我留沪，帮助他了解中纺总公司的情况，我不同意。因为我对总公司的内情，并不熟悉，留沪无益。而青岛则必须我回去负责，否则，群龙无首，将造成恶果。最后，还是通过商人包租了陈纳德大队的飞机，才于四月二十七日返青。
  一同返青的有楼震旦同志（当时是青纺第一厂厂长，解放后任上海市参事室参事。）和他向沙文汉同志请派的张美道同志（现在上海市冶金局工作），还有一个与刘安琪有旧的王志文（刘在蒋介石的南昌行营任团长时，王在侍从室）。
  我回青的消息，传到各厂，是一服很好的镇定剂和兴奋剂。
  为了探明刘安琪当时的态度，我一下飞机就打电话给他手下的特务头子陈孝祖，约他次日到我家见面。他说，刘对我反感极深，因为刘曾多次向公司赊购纱布，我未同意，难免不下毒手，不过行动起来，必然要通过他，他保证在奉命下手之前两小时通知我，以便走避（陈系山东人，抗日战争时期，在湖南大学任教，一九四六年回青岛，得以相识，我曾通过他向湖大要来机械系毕业生三十余人，分发各厂实习）。
  策动高芳先：五月中旬某日，我用电话约好高芳先，就同赵仲玉同志一道，乘车到江苏路，赵留在车中，我只身前往高家谈话。
  高芳先是什么人？我何以在那个紧急的时候去找他？他原是日人公大纱厂打包工人，身材高大，魁梧有力，后来参加了国民党军队，做了沈鸿烈的部下。一九三八年，对日本各纱厂的爆破工作，正是他主持的。国民党退走后，他随李先良在崂山一带“打游击”，日人投降后，又随李入市任青岛保安队长，后升旅长。当时“青保”的恶名，是路人皆知的。李先良去职后，他的部队改隶刘安琪节制，刘对他歧视，经常克扣他所部军饷，他忿忿不平，无以为计，一九四八年某日，竟来向我投诉，至于泣下，我此时想到，他是十年前爆破纱厂的人，今拥兵在手，定能保护纱厂，免于毁灭，碰到这个机会，我毅然在应变费中给予法币五千万元（约合银币数百元），以解其厄，他感激万分。
  这一次去看他，是赵仲玉同志给我提醒的，我也曾与楼震旦、张美道同志交换过意见，都认为可行。那天，我一见面，就单刀直入，劝他不要离开青岛，以免将来受到刘的摆布，不如趁他们逃走时，将部队调到沧口至四方一线，保护工厂，立了这一大功，解放军来了，一定不会亏负他。可是，他说他有三难：一是他的双手，已经沾满了共产党人的鲜血，解放军来了，不会放过他；二是他的部队，远在青岛东北方前线，拖回来，要穿过“中央军”三道防线，势所难行；三是他的家属和行李都上了船，不能退回来，所以不能按照我的愿望办理。听取了他的说明和看了他的实际情况，也知道确是无法相强，遂兴辞而出。
  僵尸傅粉，“祝捷、劳军”：国民党逃离青岛之前不到一个月，我们接到市政府和市党部通知，说前线大捷，要在北乡召开祝捷大会，并向各界征集财物，送往前线劳军。对中纺则指定代购毛巾万条。同人们明知事属虚构，藉故讹人，无不气愤之极。当时，市面萧条，根本买不到这么多毛巾，就在仓库取出几年前七厂的处理品塞责，送样时通过他们检验合格，迨大宗送去时，又嫌质次不收，几经折腾，始在市搜购一部分针织品，不愉快的了却这项公案。主其事者为刘安琪介绍而来的市党部主委殷某，为了向刘讨好，他非常卖力。我与他未曾谋面，可是这时他坚决邀我一同参加祝捷活动，在当时情况下，我不便固辞，便随同前往。居然诓来许多群众，文武表演，甚至从外埠请来歌手，假戏真做，令人肤栗。
  小组策动海军失风，牵涉到我：五月二十日。赵仲玉同志对我说，有一位姓徐的朋友失踪了，不知是否被海军逮捕了？希望我找关系到海军打听一下。原来地下党派成员徐宏奎去策动伪海军某舰起义，经调查确已被捕，为了防他在严刑拷打之下，供出其他成员，赵又托我深入查明。
  正好，二十二日这一天，我得到两个方面主动送来的详确密报：
  一是青岛德士古油行经理邹恩庭，他经营石油生意，与海军材料主管某相识，该主管知徐案详情，说徐在惨毒的楚掠之下，除先后供出地下小组全体成员外，并牵涉到我，因此，海军已派人在中纺公司门首，伺机对我进行绑架，并让邹设法使我知道，以避免危险，邹于是晚即应公司材料课长刘业景的邀约，到招远路与我密谈，我立即驱车到华山路将这个消息通知赵仲玉同志，由她负责传知地下小组其他成员，迅速隐蔽。
  一是青岛绥署第二处专员军统施岳。我从上海带来的王志文，到青岛后，与刘安琪见了面，刘即延为高级参议，同时他无意中与施岳旧友重逢。原来两人是莫斯科大学同学，又同是共产党的叛徒，因而过从甚密。也正是五月二十二日这一天，施岳把海军总司令部致绥署公函，关于请求捕我的事，通告王志文告知楼震旦同志。楼约施将公文原本带到国棉一厂厂长宿舍，送我过目。那天晚上八点，在我通知赵仲玉同志之后，就到一厂与施接触，看到了公文。刘安琪在文后批了“将范澄川带走”六个字。我问施“带到何处去？”他说：“到海里”。这与刘在上海宴会上骂座时所说的毫无二致。因为国民党在青岛迫害人经常是“杀人如草不闻声”，往往将一批批政治犯，用铁丝穿系，深夜送海中解决，施也和陈孝祖一样，保证在动手前两小时通知我走避。所不同者，施要求中纺公司租用他掠夺得来的敌产张店路房屋一年，预付美金三百元，我立刻答应了他。
  施岳为什么主动把消息透露给我，并且给我保证呢？这不是偶然的。一九四六年我到青岛不久，中统头子姚公凯，就以同乡身份来见我。后来又主张我与往年沈鸿烈在青岛时所组织的两期同乡会一些老人见见面。我对这种封建组织，向无兴趣，而且这个同乡会，早已不存在了，拒不同意。无奈此人再三纠缠，我只好约同王新元、刘济訚、魏雅平等几个人前往聊城路一茶室相见，寒暄客套不过一小时，兴味索然而散。事后，姚问我，同乡中有一个中年人是绥署专员施岳，你记得否？我说毫无印象。姚说施奉中央命令，在青岛筹设“拔提书店”，希望中纺公司加入股份。对这种荒谬绝伦的要求，我断然拒绝。以后姚每来必提此事，我终不为所动，如是者两个月，最后一次，姚讽示我：“这个人，还是不得罪的好。”我听出弦外有音，就是说，如果我不答应他，将来一有机会报复我；相反，我满足了他的要求，将来可能得到他的帮助。我考虑再三，只好私人拿出法币五百万元（当时约合银元数百元）托他转交，并郑重声明，既不要收条，也不要股票。后来青岛并无所谓“拔提书店”出现，可见只是变相的竹杠行为而已。这一次，他把海、陆军头头对我进行迫害的联合行动向我透露，姚公凯的前言，得到应验。
  从次日起，我为自身安全计，决定迁地办公。并通知各厂，加强联系。这时各厂护厂活动更加紧张起来。最可惜的是此后这段工作与组织上失掉联系，无法向组织汇报，也无法接受指示，只好随机应变，直到六月二日青岛解放，我们才得见而。
  争取主动：关于护厂，虽各厂都在加强戒备，我们终觉守株待免，有些被动，唯有确知对方准备何时动手，才能从容应付。最好能使他们故意拖延爆破命令下达，做到时间不允许下手。其次，平津各地逃出的特务组织，都纷纷向青岛集中，他们各自为政，如果在国民党军队还未退走之前，肆意烧、杀、抢、掠，将使青市秩序大乱，从而危害各厂的安全。所以我和楼震旦同志研究，认为在这两方面，施岳还可以发生一点作用，便把他找来，要他向刘安琪进言，由绥署通令各特务组织，不得有任何越轨行动，否则严究。他还是办了这件好事，并将刘亲笔签字的文稿送我们过目。施也向我们保证，如有破坏命令，他将采取公文旅行手段，拖延时日，以致无法执行；万一非执行不可时，也一定事先通知，以便我们准备。此点最关重要，我们赠送他一千美金（前后两次赠他的一千三百美金，都是出的公账）。
  桂永清图穷匕见：我的办公地点移到第一纺织厂电机间楼上，与公司及各厂保持电话联系，工人们为保障我的安全，颇费了一番心血。
  策动海军起义这一公案，无端牵涉到我。国民党海军总司令桂永清，以为我蒙在鼓里，毫无所知，除派人在公司内外守候我落网外，又于五月二十四日，派他的情报组长董某亲自送一份请帖交给公司业务课长李德贤（现在太原纤维检验局工作），约我到司令部晚餐。这分明是一出鸿门宴，我当然不去。次日，青市各机关公宴桂永清，中纺破例没有参加。他见不到我，气恼之极，命令警察局长刘国宪，于次日带同枪兵眼线，在与我有关的地方，大肆搜索，未得如愿。
  桂永清在抗战期间，在四川綦江主办一个干部训练班，曾因一次不明真相的学潮，用机枪将全部学员二百余人处死，造成名震全国的“綦江惨案”。我对他的防范，是不能放松的。
  到了五月二十八日，忽然得到一个消息说，国民党短时间又不逃了。原来绥署安插在各企业工厂的特务，前几天已经上了船，现在又都回来了。我听了万分焦急，因为国民党原定二月份逃走的，已经推迟了三个多月，如果再推迟几个月，我这个有共产党嫌疑的经理将何以自处？始终隐蔽呢？还是露面？为了搞个明白，除由王志文到处找施岳外，我找了几位厂长和张美道同志等十余人商量对策，在大家无以为计的时候，我想唯有我亲自去找刘国宪，才能得到一个正确的消息。因为刘过去曾一再假借警察制的名义，向公司买过细布几百匹，从中渔利，我没有为难他，也是一点情分，谅他也不会为难我的。此言一出，在座同事都认为这是自投罗网，过于冒险，纷纷反对。我则力排众议，终于在电话中约定刘国宪一小时内在他指定的莱芜一路某号见面。刘一见我进门就问：“你这一晌到哪里去了？桂老总好找你呢！”我说：“这一段时期情况特殊，我不得不到各厂料理一切，所以没有出来，现在已经有了一些眉目了，我想把我的行李搬到市里来，最好是住在冯参谋长家，因为不如此，你们走了会把我一人留在这里，那就害苦我了。”他说：“不至于，桂老总已经在长治军舰上，为你们全家预备了两个房舱。”我说：“不必，我们家老的老，小的小，决不要他们飘洋过海，只要求你现在在市里为我找个安身之处，以免你们临时把我忘了。”他要我暂时回去，等候他的电话通知。后来他见我还不放心，才说定，四天为期，电话通知，来晚了，他不负责。临别时，我还再三叮嘱不要忘记，他满口答应。
  这一席谈话，首先，使我知道他们这一次是逃定了，而且是四天内外。我当即通知各厂把护厂工作具体地抓起来。其次，国民党不仅想拿我一个人去喂鱼，还想使我的全家葬身海底。第三，我对他们的谈话和要求麻痹了他们。四天以后，刘国宪没有失约，失约的反而是我。他如时来了电话，而我不在，我想他在刘、桂两人面前，是难以交代的。
  武装劫掠：原来正是五月廿八这一天，刘、桂同时派出大批武装，出动汽车，抢劫了离市较近几个纺织厂。在武力威胁之下，我切嘱被劫各厂，不要抵抗，免遭无谓的损失，唯用一切可行办法，延缓和阻滞其劫掠行动，主要以全力保卫厂房和生产资料，结果共劫去细布三十二万余匹。
  重见天日：一九四九年六月二日，我清晨三时接到沧口八厂的电话说，人民解放军已经入市，工厂已在保卫之下。我逖听好音，热血沸腾，热泪盈眶，真有天日重光之感。
  国民党军队因为慑于解放军的跟踪追击。除劫掠外，唯恐多所滞留，致遭歼灭，所以中纺没有遭到大的破坏。我们的护厂工作，虽然做了各方面的准备，但并未发生冲突。这是党和人民解放军的威力的表现，也是一件值得庆辜的事。从一九四八年冬季开始到一九四九年五月底这个时期中，在党的领导下，形成了群众护厂的集体行动，广大群众团结一心，使这一份宝贵的人民财产比较完整地归还到人民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