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图书馆

王文同志忠诚地执行党的政策，他在处理问题时，十分重视坚持党的原则，认真按政策办事，重视深入细致的调查研究。
  一九三五年，王文同志在绥德领导反AB团斗争时，团县委有个干事，曾被敌人俘虏过，团县委书记怀疑这个同志是接受了敌人的派遣。竟背着县委对这个同志进行审讯，非刑吊打。李景林同志发现这种错误做法，劝阻制止，反遭这个团县委书记诬为“包庇”。王文同志坚决支持李景林的意见。严令制止了这种毫无根据的进行人身摧残的错误做法。
  还有一次，从蒋统区来了一个货郎。有的同志怀疑他是敌人派来的侦探，就把他抓住，没收了东西还要杀头，刘志丹同志得知，严肃指出：“敌人封锁我们，好不容易来了个货郎。把他的东西没收了，还要杀头，这是自杀政策”。但是主张杀货郎的那位同志，还是固执己见。临刑前，货郎哀求为他办两件事：一是把他身上还带的东西，转交给他父亲或家里的人；二是他死后好赖把他埋了，不要让狗吃了。王文同志闻讯匆忙赶来，指出：“这样做是犯违背政策的错误。一定不能杀。”主张送上级处理。上级机关把货郎释放了。这个货郎，后来参加了革命队伍，成了陕西军区后勤部的领导干部（副部长）。
  王文同志的肺病越来越严重，一九四三年组织决定把他送到了乳山县蔡院村休养。一天，他听说有个青抗先队员在执行税收政策时，错误地没收了一个农民的黄烟。当时王文同志已卧病在床，行动艰难，但是他想到这是关系到党的政策和人民的利益的时候，不顾自己病势的严重，亲自把双方找来谈话，历时八、九小时。不只向那个队员进行了政策教育，还帮助那个农民打好了生产生活谱，既贯彻了党的政策，又使双方都很满意。
  王文同志自献身革命以来，一向勤奋学习。条件艰苦时，他以砂地为纸，树枝为笔，苦练写字。公余时间，经常手不释卷。他作报告，都是亲自动手写讲稿，原则性高，生动而又具体，听来令人备受教益。他一天到晚都忙于工作与学习，晚上很少在十点钟以前睡觉，早晨却很早起床，他经办的工作，都尽量作到当日事当日毕。废寝忘食，积劳成疾，他的胃病日益严重，他仍忍受着病痛的折磨，瞒着同志们坚持工作，身体一天天的消瘦下去，抵抗力衰弱，一九四二年导致肺病发作，吐血很重，同志们劝他休养，他不肯。直到一九四三年夏，病情十分严重，大夫不得不拒绝别人来求见，他却风趣地说：“人家是一呼百诺，而我是百呼无应了。”他的爱人苦苦地劝他好好休息，他又笑着说：“只有工作，才能使我忘掉病痛。”
  王文同志俭朴刻苦，从不要求额外照顾，甚至在病中，仍然是淡泊自甘，连需要半壶开水，都不准烧满壶，生怕浪费，增加人民的负担。他常常嘱咐工作人员和他的家属要节约，他说：“每一文钱和每一粒粮食，都是老百姓的血汗，不要轻易浪费。”在病中，有时想吃一点东西，只因价贵而不许购买。他带病检查伙房账目，是否为他而有任何超支。
  王文同志对自己的亲属也是严格要求。他结婚后，组织决定让他的爱人留在机关工作，好抽空照顾一下他的生活。而王文同志却在婚后几天，就把爱人派到黄县，到那里去开辟敌占区的工作，接受艰苦环境的锻炼。王文同志的孩子王斑，小时多病，那时实行供给制，组织上批准，让王斑吃一个时期的小灶，由政府开支。王文同志怕孩子从小产生优越感，婉言谢绝了组织的照顾。
  当他病重时，胶东行政公署的机关同志，为他募集慰问金五十九元五角，情难谢却，他收下来，自己却又添上五角，凑足六十元捎给太行山区的难胞。
  王文同志担任胶东党、政、军主要领导工作，但没有半点首长架子。开展大生产运动，他挽起裤脚，抡起镢头去开荒，拿起锄头除草。休息时，和机关干部、战士、农民在一起，打球、游戏，或促膝谈心。王文同志在病中，每吃到一点好的东西时，就想起医院的病号和其他同志，总是打发警卫员送点给住院的伤病员，或者同其他同志均而食之。有一次，掖县的同志给他捎来几只螃蟹，他把它送到伙房，让炊事员烹成蟹汤。他打锣集合，大家一起分享。同志们感激他体贴入微，他感激党和人民对他的关怀。他常说：“我只有好好养病，争取早日恢复健康，回到工作岗位，努力为革命工作，以报答党和人民对我的关怀。”他勉励他的爱人说：“现在为了我的病，使你耽误了不少的工作和学习时间。将来我的病好了，让我们都好好地努力为党工作和学习！”在他病重的时候，他还常常关心他人的健康，在他与同志们谈话和通信时，常以自己的病体为例，叮嘱同志们为革命爱护自己的身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