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图书馆

张怀芝率部“南征”之前，张树元本以陆军第五师师长会办山东军务。张怀芝出发以后，由张树元护理山东督军，兼护理省长。后张树元实授督军，省长由沈铭昌担任。
  张树元在职时间，由一九一八年十一月至一九一九年十二月，约一年左右。这一段时间虽然不久，但正值“五四”运动。山东问题是这一爱国运动点燃起来的导火线，也是运动的主要内容之一。所以这一运动当时在山东开展的波澜壮阔，轰轰烈烈，在山东的近代史上有特别重要的意义，是反帝反封的重要一页。叙述张树元在山东的统治时期，是不能忽略“五四”运动这一伟大的历史事件的。不过，因为我已经和邵次明、杜星北两先生合写过《关于“五四”时期山东学生运动的回忆》一文，刊载于山东历史研究所和山东大学历史系合编的《“五四”运动在山东》一书里。所以在这里，为了节省篇幅，对于“五四”运动的情况暂略去不谈，只谈张树元时期其他方面我所知道的一些情况。
  张树元，字少卿，山东无棣人。他属段祺瑞系，是安福分子，但不是嫡系。他有鸦片烟嗜好，性格有点懦弱。在职时颇受制于济南镇守使马良。马依仗段祺瑞是他的老师，自己是安福嫡系，一时飞扬跋扈，不可一世。
  张树元时期是山东省议会的第二届。在第一届省议会时期，国民党、进步党两党议员曾各自成立组织。进步党的“议员公寓”在济南市金菊巷。国民党也成立了“议员俱乐部”（地址忘却）。张怀芝时期，两派曾合组过“政治讨论会”。在第二届议会改选的时候，两派议员各自分头到各县活动，讨论会遂解散。第二届议会成立之后（一九一八年九月），原来的两个组织——议员公寓和议员俱乐部却依然存在。两派在议会内仍然是势均力敌，不相上下。
  军政当权者总想操纵议会，把议会变成他们的御用工具，张树元亦不例外。不过他力量不够，全面操纵议会选举，无法办到。济南道尹张仁涛，原是督署的军需处长，是张树元的人。第二届议会选举时期，他利用职权地位，把得票最多的王采廷的票，使人用与“采廷”两字同音或音近的字写了一些票，暗中偷换了。这样，王采廷得的票虽多，却以错别字的关系，大部成为废票，王采廷因此落选。张仁涛把济南复选结果，公布在道署对面的影壁墙上。其中有许多与王采廷音同或音近而字不同的名字。这些名字所得票数总计起来可以当选，但分计则不够。这个布告说明了王采廷因所得多系废票而落选，但是也暴露了张仁涛的舞弊和舞弊所用的方法。当时有许多行人被这一奇特的布告所吸引而驻足观看。看后有笑的，有骂的，也有感到啼笑皆非的。
  张树元虽通过张仁涛以选举舞弊的办法，把王采廷排除于议会之外，但仍以为未达到完全控制议会的目的。于是他又利用他武定府同乡的关系，把该府所属的十二个议员拉出来，组成了所谓“武定团”。并推郑钦（幼亭，无棣，张树元同乡）为议长。原有的进步党和国民党两派，即议员公寓和议员俱乐部，各出一副议长，由我和王鸿一分任。“武定团”的议员，每人都挂上一个督军署咨议的名义，按月支领津贴。这个“武定团”，他们自称“议员同志社”，是山东省议会方面，纯以地域关系结合起来的第一个政府派。省议会里的派别，从此由两个而变成了三个。
  除“武定团”之外，这时又出现了一个衷社。它与“武定团”沆瀣一气，标榜中立。所谓中立，是对进步、国民两党而言，也就是对所谓张、王两派而言。但对于张树元，他们是一边倒的。衷社是一个人数不多，也没有挂牌子的非正式团体。成员是杂凑起来的。其中有进步党的马官敬，有国民党的成员万光炜，还有“武定团”成员李梦皋等人。
  万光炜在咨议局与张汉章走得很近。在张树元时期，他以衷社成员与“武定团”相呼应。到了第三届省议会时期，他又成为田中玉派议员的首脑。至于马官敬，为人小有才。原企图当议会秘书长，但多数议员公寓的议员提出反对，其同乡议员秦子明反对尤力，因而秘书长未当成，参加了衷社，和万光炜结合在一起。在张树元免职后，衷社也随着“武定团”化为乌有了。当时他们还有个扶乩的组织，不时请“老祖”降坛，是议员中少有的现象。
  张树元以贪污军饷三百万元为议会所弹劾，因而去职。他在省议会既有“武定团”为之效劳，又有御用的议长郑钦主持省议会的会议，还有衷社站在他们一边；那么，在弹劾案提出之前，若他们嗅觉灵敏一些，也未始没有事先早获得消息的可能。即使不能未雨绸缪，消患于无形，但在该案提出之后，若议长拒不签字，弹劾电报也不会发出的。而事实之发展竟大出乎一般常情之外。
  因为议会张、王两派都有人在督军署和财政厅，故对张树元克扣军饷事实早有所知。在沈铭昌辞职，屈映光借安福系力量当了省长的时候，议会议员，主要由财政厅科长朱仲廉提供材料，秘密搜集了张树元克扣军饷，吃军队空额等罪状若干条，酝酿由议会提出弹劾。一九一九年十二月下旬，弹劾案酝酿成熟。在议会开会时由王乐平以临时动议方式提出。很快即为大多数所通过。接着拟具电稿，由副议长王鸿一签了字，向北京政府揭发。但因为正议长郑钦没有签字，电报局认为手续不合，拒绝拍发。当时我因病正住在医院，未参与此事。王乐平于议会散会后，带着电稿到医院去找我签字。我既未参与，本可不签；但想到张树元的贪污及拉拢议员组织“武定团”企图操纵议会等行为，也就不犹豫地签了字。最后王乐平把电稿送交议会秘书处，转交郑钦。郑见两位副议长都签了字也就颟颟顸顸的签了字。电报因此就发出去了。
  弹劾案的提出，通过和电报的拍发，固然由于御用派议员的低能，没有能够防止；但主要的原因还在于他们究竟是议会中的少数，对于引起大家公愤的贪污行为，是很难进行公然庇护的。此事进行得秘密而又迅速，张树元事先毫无所知。及至知道，已无可挽回。他非常恼火，但又没有办法。只好对安茂寅大骂御用议员来出气。他说：“人家养狗看家，我们养了些猪，光知道吃食！”可见给军阀当帮凶的，并不能使军阀把他们当人看待。好时，不过赏个“狗”，不好时，也只能是些“猪”而已矣。
  张树元离开山东以后，没有担任过什么重要职务。第二次直奉战争，直系失败，段祺瑞出任临时执政。张树元曾担任过执政府的军事厅厅长。这算是段氏不忘旧属的一种表示①，而此后段氏本人的政治生命也就临近尾声了。
  张树元督鲁末期和田中玉初到山东的时候，我住在南新街。寓所对门成立了一个“拒土会”。这是基督教青年会出款八千元，由青年会总干事张达忱主持成立的。这个会成立时，大家推我为会长；由青年会推荐一人住会，办理日常事务。成立这个会的目的是反对服用吗啡和海洛英等毒品。实际是英、美帝国主义和日本帝国主义的矛盾；通过青年会组成“拒土会”，以抵制日本和高丽人在济南贩毒；並以此向中国人表示友好。该会一成立，我就找王次和（安丘、日本留学生）作翻译，去见日本驻济南领事壹太郎。向他提出：日本人和高丽人在济南公开贩卖毒品，有违他平日所说的“中日亲善”之义。要他设法制止。他说：“除非中国人不吸毒，如果吸，就不能禁止我们卖。”答复得很干脆。我辞出后，就去找商埠警察局长，提出由“拒土会”雇用六人，每人每月津贴六元，会同便衣警察，在吗啡馆外监视。有去买毒品的就抓起来，毒品没收并科以罚款。提一半酬劳警察，一半交“拒土会”。不久，第三届议会选举开始。我因南新街住房漏雨，移居徐家花园。对于“拒土会”事，无暇过问。年终结算，会款已被干事全部侵吞，雇用的六个人也早已星散。“拒土会”从此结束。
  崔士杰曾有一本日本人编印的《中国官绅调查录》，给我看过。其中有我的名字，下注“氏为进步党的领袖，性情激烈，反日特甚”。可见日本对中国的情况和人物无不留心。日本人对我的这种看法，可能跟我以“拒土会”名义去见日本领事，要求禁止贩毒有关。故附及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