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图书馆

张怀芝与山东
  靳云鹏对山东的讨袁民军，和战两难，穷于应付，于一九一六年五月，离鲁去北京。张怀芝署理山东军务，后来当了督军，取代靳云鹏而成为山东的统治者。
  张怀芝，字子志，东阿人。袁世凯小站练兵时期，张是段祺瑞直辖下的领官之一。也算北洋系统下的老资格。所以他后来得到段的信任，成为段系的一个重要角色。清末他曾担任过第五镇的统制，大概这也是北京政府派他到山东来的一个原因。此人性格鲁莽，说话粗野，有“张三毛”之称；和靳云鹏相比，是属于完全不同的另一种类型的人物。不过他表面粗莽，而实际又很狡猾，所以很不容易对付。
  张怀芝上台面临的第一件重要事情，就是如何解决民军问题。民军是国民党人组织领导的，目的和口号原为讨袁。这时袁氏已死，其首要目标已失。对于这一支成分庞杂，而又内部分歧很多的部队，究应如何处理善后，遂成为一个困难而又迫切的问题。段祺瑞曾派曲同丰来山东，洽谈改编。但曲与各方接洽，谈判收编条件，未能取得一致。曲知难而退，又返回北京。在曲来鲁期间，我曾和丁惟汾在济南车站见居正，了解他所部民军的情况。他曾提到民军在安丘纪律不好，向我道歉。我又曾和孙水平同到周村、高密了解民军情况，在周村看到日本顾问二、三十人，备有啤酒、西餐，招待极为丰厚。可见民军是有日本军人从中操纵。
  民军的两个主要部队为居正和吴大洲部。两部既有分歧，则收编事宜极难统一进行。正在此时，适众议员刘冠三由陕西回省。各方以为刘在国民党内是老资格，又与各部民军的首脑人物较熟，劝他协助解决这一问题。当时因为袁世凯已死，国民党又开始参加各项政治活动。居正和吴大洲都因有其他活动，未在山东。刘冠三是高密人，和吕子人关系较深，二人都主张乘机统一民军内部，然后与北京接洽，解决收编问题。丁惟汾也建议各部合并，另立名号。以刘为首领，充实力量。当时民军内部也有人响应这种建议，其中以尤超凡、吕子人两人最有诚意。于是刘冠三就邀同陈雪南、王谢忱等人赴周村、潍县、高密等地，商洽并军问题。不料当刘冠三与尤超凡、赵得胜等赴济南详商这一问题的时候，薄子明在周村突将“五大团”缴械击散。赵得胜闻变，急回周村，在车站上被薄子明打死，这更引起了内部的混乱。互相猜疑，更难统一。刘冠三因此避嫌赴京。各部民军先事统一，再行改编的计划，因而受到挫折。
  丁惟汾对于民军收编问题非常关心，曾向我说：周村、潍县等地民军宜多编一些，为地方保存实力。我同意他的见解，曾和他及于均生一同去见张怀芝两次。安茂寅劝我不要过问此事，不要和丁、于一同去见张。因为收编问题相当复杂，牵及许多方面，置身其中，颇难自处。安时任政务厅长，为人多智谋，能为张怀芝出主意，有张氏“智囊”之称。他是国民党员，但八面玲珑，各方面都走到，有时也帮进步党的忙。他对我的这种劝告，主要也是表示善意关切，以拉拢关系。张怀芝的参谋长洪某也劝我说：“你不是国民党，而且马海龙占了安丘，你家受损失不少。你为什么还跟丁惟汾、于均生一道来见督军呢？”他说这话的用意，大概是想让省议会不要过问此事，以便张怀芝用强硬手段处理民军问题时减少阻力。不久，张怀芝就迫令各部一律调济，并编为两个旅。以尹锡五、薄子明分任旅长。后来又将两部改称新军，令何元璋（平阴人）带领。从此山东讨袁的民军也就面临消灭的末路了。
  袁世凯死了以后，各省军事首脑改称督军；巡按使改称省长。张怀芝督鲁未久，北京发表孙发绪任山东省长。孙是安徽人，为黎元洪民社人物之一。他在山东大约只有两个月，由于受不了张怀芝的辱骂和压迫，愤而辞职走了。孙在职时，我曾推荐鞠思敏担任省公署教育科主任，因为他在山东办学有成绩。孙走后，张怀芝自兼省长，对鞠甚无礼，呼之为“教育头”。鞠为人方正而讷于言，觉得没法干下去，不久，也辞了职。
  张怀芝自兼省长后，以安茂寅任政务厅长。原来被袁世凯解散的各政党这时又恢复活动，省议会也恢复了。
  山东的国民党自丁惟汾离去后由王鸿一统辖，逐渐脱离了正统的国民党而成为地方党派。进步党则由于本部未再恢复，在山东部分也成了地方性的派别。两派在省议会里分别以我和王鸿一为中心，仍是旗鼓相当，势均力敌。于是社会上就有了张、王两派的说法，有的甚至把两派的矛盾看作王鸿一和我的矛盾。
  安茂寅向张怀芝建议，叫我和王鸿一共同组织“山东地方政治讨论会”。把两党成员，不论是否省议会的议员，都统统组织起来，以便易于控制，减少争端。这个机构一直维持到第二届省议会的改选，虽然没有作出什么成绩，却使议会内部的争吵平息下来。到了二届议会改选的时候，由于两党的地盘分布各县，双方各自分头去抓自己的地盘，政治讨论会也就随之解散了。
  张怀芝对于省议会最初采取联络拉拢的态度。他自己也时常到省议会参加会议。他的参谋长洪某有一次对我说：“直隶的边守靖议长总是和曹省长（曹锐）打成一片，你看他多么得意。”意思很明显，是要我也跟着张怀芝走，自己可以得到好处。我当时觉得实在无话可说，只好笑而不答。我曾为此写过两首竹枝词：
  一
  有美人兮来姗姗，本在这边却那边。
  如问美人有何好？这边高楼多金钱。
  二
  “笑而不答心自闲”，太白诗句得我先。
  桃花开落能几日？去随流水永不还。
  张怀芝初次到省议会的时候，对大家说：“山东好比一辆车。我是拉车的，大家是赶车的。上坡的时候要帮着推一把，不要用鞭子打。打趴了蛋，连车也就翻了。”
  张怀芝曾向中日实业公司借过两次外债，名为山东实业借款，作实业调查之用，实则充作军费，其中包括收编民军的费用。第一次借了一百五十万日元；第二次三百五十万日元；两次共五百万日元。都以本省各项税收作担保；并签订了短期借款契约。第一次是财政厅长王璟芳经办的；第二次是安茂寅经办的。张怀芝出席省议会时，有人曾为此向他提出质问。他答复说：“我小的时候曾拔过烟袋（当过扒手）。这回不是拔烟袋，是为了山东，为了国家，不是想捞一把。”
  有一次王采廷在议会质问张怀芝为什么卖缺。张反问：有什么证据。王说：“如果有证据就提出弹劾，岂止质问！”张一怒而去。回到省公署，召集参谋长，警察厅长，以及政务厅长安茂寅等商议。认为受了侮辱，要把王采廷抓起来。安对他说，这样作是违法的，议会的质问不负任何责任，劝他罢休。张没办法，就说：“议会是个鸟笼子，议员好比一群鸟，叫他们喳喳去吧！”又说：“你们去给王采廷头上扣屎盆子！”当时传为笑谈。
  当时国务总理段祺瑞专权横恣，野心不下于袁世凯。一九一七年竟下令解散国会，废止约法。反对他的议员纷纷南下。于八月在广东成立非常国会，组织军政府，选举孙中山为大元帅，与北京政府的段派相抗。冯国璋代总统和段祺瑞决定用武力镇压。一九一七年冬末，北方各省督军在天津开会。以曹锟、张怀芝为首，联名请求北京政府讨伐西南。北京遂任命曹、张两人分任第一、二两路总司令，叫他们率军“南征”。次年春，张怀芝率鲁军施从滨、车百闻等部出发。由帮办山东军务的张树元护理督军，兼代护理省长。张怀芝行前，安茂寅曾加劝阻，但张氏没有听从。结果在湖南被打的大败，只身逃回北京，回不来山东了。如果他听从安茂寅的话，留在山东，那么，这个狡猾而野蛮的“山东王”恐怕很难赶走。
  后来张怀芝担任了北京政府的参谋总长，主持参谋本部，几同投闲置散，没有得到再起的机会。
  被弹劾去职的张树元
  张怀芝率部“南征”之前，张树元本以陆军第五师师长会办山东军务。张怀芝出发以后，由张树元护理山东督军，兼护理省长。后张树元实授督军，省长由沈铭昌担任。
  张树元在职时间，由一九一八年十一月至一九一九年十二月，约一年左右。这一段时间虽然不久，但正值“五四”运动。山东问题是这一爱国运动点燃起来的导火线，也是运动的主要内容之一。所以这一运动当时在山东开展的波澜壮阔，轰轰烈烈，在山东的近代史上有特别重要的意义，是反帝反封的重要一页。叙述张树元在山东的统治时期，是不能忽略“五四”运动这一伟大的历史事件的。不过，因为我已经和邵次明、杜星北两先生合写过《关于“五四”时期山东学生运动的回忆》一文，刊载于山东历史研究所和山东大学历史系合编的《“五四”运动在山东》一书里。所以在这里，为了节省篇幅，对于“五四”运动的情况暂略去不谈，只谈张树元时期其他方面我所知道的一些情况。
  张树元，字少卿，山东无棣人。他属段祺瑞系，是安福分子，但不是嫡系。他有鸦片烟嗜好，性格有点懦弱。在职时颇受制于济南镇守使马良。马依仗段祺瑞是他的老师，自己是安福嫡系，一时飞扬跋扈，不可一世。
  张树元时期是山东省议会的第二届。在第一届省议会时期，国民党、进步党两党议员曾各自成立组织。进步党的“议员公寓”在济南市金菊巷。国民党也成立了“议员俱乐部”（地址忘却）。张怀芝时期，两派曾合组过“政治讨论会”。在第二届议会改选的时候，两派议员各自分头到各县活动，讨论会遂解散。第二届议会成立之后（一九一八年九月），原来的两个组织——议员公寓和议员俱乐部却依然存在。两派在议会内仍然是势均力敌，不相上下。
  军政当权者总想操纵议会，把议会变成他们的御用工具，张树元亦不例外。不过他力量不够，全面操纵议会选举，无法办到。济南道尹张仁涛，原是督署的军需处长，是张树元的人。第二届议会选举时期，他利用职权地位，把得票最多的王采廷的票，使人用与“采廷”两字同音或音近的字写了一些票，暗中偷换了。这样，王采廷得的票虽多，却以错别字的关系，大部成为废票，王采廷因此落选。张仁涛把济南复选结果，公布在道署对面的影壁墙上。其中有许多与王采廷音同或音近而字不同的名字。这些名字所得票数总计起来可以当选，但分计则不够。这个布告说明了王采廷因所得多系废票而落选，但是也暴露了张仁涛的舞弊和舞弊所用的方法。当时有许多行人被这一奇特的布告所吸引而驻足观看。看后有笑的，有骂的，也有感到啼笑皆非的。
  张树元虽通过张仁涛以选举舞弊的办法，把王采廷排除于议会之外，但仍以为未达到完全控制议会的目的。于是他又利用他武定府同乡的关系，把该府所属的十二个议员拉出来，组成了所谓“武定团”。并推郑钦（幼亭，无棣，张树元同乡）为议长。原有的进步党和国民党两派，即议员公寓和议员俱乐部，各出一副议长，由我和王鸿一分任。“武定团”的议员，每人都挂上一个督军署咨议的名义，按月支领津贴。这个“武定团”，他们自称“议员同志社”，是山东省议会方面，纯以地域关系结合起来的第一个政府派。省议会里的派别，从此由两个而变成了三个。
  除“武定团”之外，这时又出现了一个衷社。它与“武定团”沆瀣一气，标榜中立。所谓中立，是对进步、国民两党而言，也就是对所谓张、王两派而言。但对于张树元，他们是一边倒的。衷社是一个人数不多，也没有挂牌子的非正式团体。成员是杂凑起来的。其中有进步党的马官敬，有国民党的成员万光炜，还有“武定团”成员李梦皋等人。
  万光炜在咨议局与张汉章走得很近。在张树元时期，他以衷社成员与“武定团”相呼应。到了第三届省议会时期，他又成为田中玉派议员的首脑。至于马官敬，为人小有才。原企图当议会秘书长，但多数议员公寓的议员提出反对，其同乡议员秦子明反对尤力，因而秘书长未当成，参加了衷社，和万光炜结合在一起。在张树元免职后，衷社也随着“武定团”化为乌有了。当时他们还有个扶乩的组织，不时请“老祖”降坛，是议员中少有的现象。
  张树元以贪污军饷三百万元为议会所弹劾，因而去职。他在省议会既有“武定团”为之效劳，又有御用的议长郑钦主持省议会的会议，还有衷社站在他们一边；那么，在弹劾案提出之前，若他们嗅觉灵敏一些，也未始没有事先早获得消息的可能。即使不能未雨绸缪，消患于无形，但在该案提出之后，若议长拒不签字，弹劾电报也不会发出的。而事实之发展竟大出乎一般常情之外。
  因为议会张、王两派都有人在督军署和财政厅，故对张树元克扣军饷事实早有所知。在沈铭昌辞职，屈映光借安福系力量当了省长的时候，议会议员，主要由财政厅科长朱仲廉提供材料，秘密搜集了张树元克扣军饷，吃军队空额等罪状若干条，酝酿由议会提出弹劾。一九一九年十二月下旬，弹劾案酝酿成熟。在议会开会时由王乐平以临时动议方式提出。很快即为大多数所通过。接着拟具电稿，由副议长王鸿一签了字，向北京政府揭发。但因为正议长郑钦没有签字，电报局认为手续不合，拒绝拍发。当时我因病正住在医院，未参与此事。王乐平于议会散会后，带着电稿到医院去找我签字。我既未参与，本可不签；但想到张树元的贪污及拉拢议员组织“武定团”企图操纵议会等行为，也就不犹豫地签了字。最后王乐平把电稿送交议会秘书处，转交郑钦。郑见两位副议长都签了字也就颟颟顸顸的签了字。电报因此就发出去了。
  弹劾案的提出，通过和电报的拍发，固然由于御用派议员的低能，没有能够防止；但主要的原因还在于他们究竟是议会中的少数，对于引起大家公愤的贪污行为，是很难进行公然庇护的。此事进行得秘密而又迅速，张树元事先毫无所知。及至知道，已无可挽回。他非常恼火，但又没有办法。只好对安茂寅大骂御用议员来出气。他说：“人家养狗看家，我们养了些猪，光知道吃食！”可见给军阀当帮凶的，并不能使军阀把他们当人看待。好时，不过赏个“狗”，不好时，也只能是些“猪”而已矣。
  张树元离开山东以后，没有担任过什么重要职务。第二次直奉战争，直系失败，段祺瑞出任临时执政。张树元曾担任过执政府的军事厅厅长。这算是段氏不忘旧属的一种表示①，而此后段氏本人的政治生命也就临近尾声了。
  张树元督鲁末期和田中玉初到山东的时候，我住在南新街。寓所对门成立了一个“拒土会”。这是基督教青年会出款八千元，由青年会总干事张达忱主持成立的。这个会成立时，大家推我为会长；由青年会推荐一人住会，办理日常事务。成立这个会的目的是反对服用吗啡和海洛英等毒品。实际是英、美帝国主义和日本帝国主义的矛盾；通过青年会组成“拒土会”，以抵制日本和高丽人在济南贩毒；並以此向中国人表示友好。该会一成立，我就找王次和（安丘、日本留学生）作翻译，去见日本驻济南领事壹太郎。向他提出：日本人和高丽人在济南公开贩卖毒品，有违他平日所说的“中日亲善”之义。要他设法制止。他说：“除非中国人不吸毒，如果吸，就不能禁止我们卖。”答复得很干脆。我辞出后，就去找商埠警察局长，提出由“拒土会”雇用六人，每人每月津贴六元，会同便衣警察，在吗啡馆外监视。有去买毒品的就抓起来，毒品没收并科以罚款。提一半酬劳警察，一半交“拒土会”。不久，第三届议会选举开始。我因南新街住房漏雨，移居徐家花园。对于“拒土会”事，无暇过问。年终结算，会款已被干事全部侵吞，雇用的六个人也早已星散。“拒土会”从此结束。
  崔士杰曾有一本日本人编印的《中国官绅调查录》，给我看过。其中有我的名字，下注“氏为进步党的领袖，性情激烈，反日特甚”。可见日本对中国的情况和人物无不留心。日本人对我的这种看法，可能跟我以“拒土会”名义去见日本领事，要求禁止贩毒有关。故附及之。
  田中玉督鲁五年
  一九一九年冬，张树元被省议会弹劾去职。田中玉以国务总理靳云鹏的保荐，被任命为山东督军。
  田中玉，字蕴山，河北抚宁人。中日甲午战争后，袁世凯练兵小站。段祺瑞、王士珍、冯国璋、陆建章、徐世昌等，都是袁世凯的得力助手。当时田中玉是段祺瑞的直属部下，但他与王士珍比较接近。王士珍在袁政府任陆军总长时，田曾任次长。辛亥革命时期，他在山东担任兖州镇总兵。调任山东督军之前，他是热河都统。
  田中玉在北洋军阀上层，向无有力靠山，自己也没有多少军队。但他自从一九一九年十二月当上山东督军，到一九二四年十月，因孙美瑶劫车案被免职离鲁，在山东将近五年。军阀统治山东，除韩复榘外，以他的任期为最久。在这期间，最初是皖系当权，直皖战后，直系上台。政局变化很大，军阀、官僚之间，权力地盘之争亦非常激烈。一个既无有力靠山，又无强大军队的田中玉，居然能取得督军之位，且可蝉联近五年之久，在当时是少有的。
  靳云鹏保荐田中玉任山东督军的时候，徐世昌虽是大总统，但段祺瑞以边防督办而掌握政府大权。靳云鹏以国务总理兼边防督办公署的训练处长，实际上仍须听命于段。田之督鲁，当然得到段的同意。田曾经是段时直属部下，但非有力嫡系。对于山东督军这样封疆大吏，靳没有保荐段氏嫡系人物，而推荐了田中玉，是有他自己的打算的。他想叫田中玉先当督军，再兼省长，然后把省长让给潘复。潘曾任山东省署实业司长。后到北京谋水利总裁未成，借靳力当了财政次长。潘是靳氏心腹，若当上省长，与田中玉一军一政，靳氏通过此二人，就可以掌握山东。田氏自己没有得力的后台；既以靳力得为山东督军，当然以靳为靠山，唯靳之马首是瞻。
  田中玉接任山东督军之初，皖系力量方盛，屈映光仍在担任山东省长。屈是安福系的健将，素以阴谋家著称。他曾担任过浙江巡按使。云南起义反袁，各省纷纷响应。屈在浙江玩弄假独立的花招，又密电袁世凯表示事非得己，首鼠两端，投机自全。不料袁氏申令嘉奖，屈氏两面派手法暴露，被浙江驱逐下台。来山东任省长后，又与马良勾结，居心叵测。马良是四十七旅旅长，又是边防军第二师师长，兼济南镇守使和济南卫戍司令。素来飞扬跋扈，具有野心。田在山东只有胡聘三一个旅（胡也是田的参谋长），实力远逊于马。所以屈、马勾结，给田威胁很大。当时他处境困难，终日慄慄危惧，惶惶不安。
  第二次直皖战争发生，皖系战败，马良被撤职。屈映光被省议会弹劾去职，田中玉在风雨飘摇中的督军位置，才暂得安定。
  直系上台之后，对山东政局亦不无影响，吴佩孚派他的一个师长潘鸿钧驻在济宁。熊炳琦担任省长后，又发表吴的秘书长郭梁臣为济南道尹。当时一般揣测，吴有抓取山东地盘之意。潘鸿钧可能是将来的山东督军；郭梁臣大概准备当山东省长。这时田中玉的位置，又似乎有些不稳。但济南道尹之职，郭始终未到任，不久又病死。潘鸿钧则以家庭发生丑闻，声名狼藉，他的女儿、姨太太和他的侄儿、护兵、马弁通奸，为他察觉，一怒枪杀七人。当时京、津、沪各报，都纷纷刊登潘鸿钧精神病猝发，枪杀全家的消息。在这种情况下，吴佩孚叫潘鸿钧当山东督军的想法是不可能的了。于是田中玉已经有些动摇的山东督军座位，又稳定下来。
  田中玉的位置就这样屡经动荡，一再摇摇欲坠，但终又化险为夷，稳定下来，以至蝉联五年之久。后来若不是因为孙美瑶在临城劫火车、架走洋人，也许这位山东督军一时还不至罢职去官。
  田中玉和省议会的矛盾是由议会选举引起的。但选举问题解决以后，矛盾依然存在，反田活动一直未停。
  第三届省议会成立以后，我曾和宋传典、陈鸾书、杜尚到北京去见黎元洪，到保定去见曹锟，要求撤换田中玉，但都没有成功。后来我又去过一次保定见吴佩孚。吴竟说：“田中玉为人俭省，可以给山东省下几个钱。”看来他对田的评价还不错，所以我们动摇不了他。
  据邵次明谈，他们为了反田，曾考虑以靳云鹏来取代田。靳是吴佩孚部下的一个师长，驻郑州。通过郭梁臣和靳联系，靳极高兴。一九二四年下半年，省议会曾组成代表团，赴京转保定、到洛阳，进行这次活动。当时代表共六人，省议会代表朱暗如等四人，邵次明及众议院议员袁某。他们先到北京，通过曹锟的秘书长张敏芝介绍，去保定见曹锟。曹面嘱去洛阳见吴佩孚。车抵郑州，靳云鹏出而招待；并嘱到洛阳后晤吴之旅长杨清臣及秘书长郭梁臣，他们都满以为吴对此事不会反对。不意见吴后竟被拒绝。他说：用人政府自有主张，你们是山东人民，不应过问。代表们扫兴失望而出。刚到北京，就听说已发表郑士琦督鲁，据说为吴佩孚所推荐。当时靳云鹏当国务总理，发表郑士琦可能与靳云鹏有关。二次直奉战争，吴失败，郑士琦借口“保境安民”，不准吴进山东。后来靳云鹏在河南投靠了蒋介石，也与吴敌对。人们以为吴是自食其果。
  孙美瑶劫车案发生后，田中玉被革职留任。北京仍要他负责办理此案。他费尽心机，招安了孙美瑶部，把洋人放回，他自己也于是年十月离开了山东。后来大家谈起此事，都说：我们连孙美瑶也不如。
  郑士琦——张宗昌
  在张树元下台的时候，郑士琦接任了陆军第五师师长。一九二三年十月，田中玉去职，郑士琦以第五师师长受命督理山东军务，继田中玉而任山东督军。他受命之前第二次直奉战争已经开始。不久直军失败。孙传芳声言将以大军三十万援吴，实则裹足不前，坐以观变。郑在山东宣布中立，标榜保境安民；并分别在德州、临城两地附近，破坏津浦铁路，表示拒绝外兵入境。其实这也只是一种姿态，后来张宗昌率军入鲁，他也只好放他进来，并未进行抗拒。而且不久他自己也下了台。
  郑士琦自一九二三年十月莅任，一九二五年五月去职。历时大约一年有半。在这一段时期内，没有发生什么重大事件。继其后者，就是祸鲁最烈的张宗昌。
  我第一次认识张宗昌
  张宗昌，字效坤，掖县祝家庄人。其家世出身，知者甚多，记载亦不少。这里不须多说。他由绿林转入营务，受知于冯国璋。冯任副总统时，他担任总统府侍从武官长，兼教导团长。后来担任第六混成旅长。山东督军张怀芝“南征”的时候，张宗昌曾归他指挥，在湖南作战。后冯国璋又提升他为暂编第一师师长，把旅扩编为师。南北停战后，他率部驻在江西袁州，因部队纪律太坏，扰民特甚，为江西督军陈光远全部解决。张宗昌只身逃往北京。这是一九二〇年的事情。
  我第一次认识张宗昌，还是在第一届省议会的末期，张怀芝任山东督军的时候。当时冯国璋想当总统，希望得到各方的支持，派人到各省进行联系拉拢，以扩大自己的影响。派到山东来的，就是张宗昌和孔繁蔚。他们的名义是副总统代表，目标是专来拉拢省议会，连督军张怀芝处也没有去打招呼。这是我第一次知张宗昌之名，识张宗昌其人。当时我是议长，所以在省议会请他们吃过饭，又在报馆摆酒招待过一次，并由副议长孔祥柯陪他们胡玩了几天。他们在议会了解些山东情况，问有无困难，并转达副总统冯国璋“关怀”之意。也没有提出什么要求。据说张宗昌曾回原籍掖县为父祝寿。大事铺张，乱发请帖。但其父系吹鼓手出身，家世寒微，一般乡绅者流，多不愿与之交往。有的表面颂扬，暗寓讽刺。如于沧澜作了一篇寿序，接受了八百元的谢礼，结果在文字里借古比今的辱骂了一顿。唯杜尚以掖县望族，亲到张家祝寿。张宗昌喜出望外，引为知交，从此和张宗昌拉上了关系。后来张为鲁督，以杜尚任财政厅长，大沾其光。
  我当时和他只匆匆一见，没留下什么印象，更没有想到这个人物日后会给山东造成那么严重的灾祸。
  军阀混战中的暴发户
  冯国璋倒台之后，张宗昌失掉靠山，在北京潦倒无聊，找不到出路。他在赌场上结交了潘复，经潘之指引和介绍，乃投奔张作霖。这是张与奉系结合之一般说法。
  但对此事亦另有异说。据傅养源（诚社成员）谈，张宗昌在冯国璋倒台后，穷极无聊，跑到黑龙江五站，和十几股土匪，如“老靠山”、“小靠山”、“小胡蝶”、“小白龙”、“草上飞”等，勾结起来。由张组织他们，在五站东北，恒登（音）河子东山沟，种植鸦片烟贩卖。东山沟这个地方，四外环山，中有大片肥沃田地。外围两山夹峙，成为天然要塞。易守难攻。当地政府兵力薄弱，不敢干涉。当地驻军有陆长顺的五、六千人。因分赃不均，不许鸦片出山，借此讨价还价，和张发生冲突。张计划占据五站，乃和陆长顺开火。结果，陆兵败，被击毙。五站被洗劫一空。陆长顺之侄陆永贵，为奉军旅长，又带五、六千人打张，为叔报仇。结果又为张所败，退出数百里外。张后接受张作霖招安，用编遣费扩充军队，并招集一部分白俄，编为“归化军”。声势逐渐扩大起来。
  尽管在这一方面说法有些不同，姑存异说。但张宗昌势力开始膨胀起来是第二次直奉战争中，他以一旅之众，迅速扩充到七、八万人，由河北经山东、安徽、江苏，长驱南下，直抵上海，一时蹂躏骚扰，遍及大江南北。在军阀混战中，以蕞尔小丑，一跃而成为拥众十万的大头目，并积累起攫取山东地盘的罪恶资本。这一经过，都是比较清楚的。
  一九二四年冬，第二次直奉战争开始，当时张宗昌还只是奉军的一个旅长。作为奉军的一路偏师，他率部进攻冷口。一路之上，他没有碰上直军的劲旅。和他对敌的只是米振标、董政国等较弱的部队，没有多大战斗力，因此张宗昌得以迅速而顺利地进入冷口，直捣滦州，切断了直军的退路。那时冯玉祥已经倒戈，吴佩孚退走天津，直军全线崩溃。整师整旅溃退下来，大部分被张宗昌缴械收编。大批的军需物资，亦完全为张部所虏获。一旅起家的张宗昌，不到两月，就成为七、八万人的大头目。他进驻马厂一带，还没有整编好就率部跟随苏皖宣抚使卢永祥，顺利通过山东、安徽；跨过长江，兵临南京城下。齐燮元部在直系失败之后，士无斗志，很快的沿沪宁路向东溃退。张宗昌率部跟踪尾追，不久从南京赶到上海，又收编了苏军两万多人，一下子成为十万大军的首脑。一旅人在三个月间扩充成十万，这种高速度的发展，使他为军阀混战中的暴发户。
  张宗昌扩充军队可称一帆风顺，但取得地盘却费了一番周折。他攻下冷口，袭据滦州，长驱南下，跨越长江，驱逐齐燮元，拿下南京、上海，都是独立或几乎独立作战。这对奉系不能不说有大功。因此，他的部下也就以“功臣”自居。拿下上海之后。江南的繁华对他们诱惑不小。都希望据江苏为己有，在江南富饶之区驻下来。但是不到几天，又调驻徐州一带。张宗昌只得到一个“苏皖鲁剿匪总司令”的空衔，什么地盘也没有拿到。他们的不满，可想而知。这就使张作霖不得不赶快给这个拥兵十万的新起军阀张宗昌找出路，好让他继续为奉系效力。于是张作霖便以“鲁人治鲁”为借口，向段祺瑞要求张宗昌督鲁，郑士琦调安徽。因郑是安徽人，也符合“皖人治皖”之原则。张宗昌继郑士琦而任山东督军，就是这样决定了的。
  山东省议会的迎张表演
  郑士琦离鲁之前，山东省议会方面对于鲁督问题，有不同的主张和活动。当时王鸿一派的民智社主张山东维持现状，拥护督军郑士琦和省长龚积柄继续留任。龚积柄与王派关系很深，维持现状，对民智社有利。因此他们派代表赴京，作拥郑活动，并拉中社首脑——议长宋传典一同前往进行。
  另一些人则主张“鲁人治鲁”，表示欢迎张宗昌，其中自然以济社首脑副议长杜尚最为积极，成为迎张活动的核心人物。前曾述及，早在张怀芝督鲁时期，杜尚还不是议员，就曾以掖县望族，躬往为张父祝寿，使张喜出望外，因而和张拉上关系。张在督鲁之前，曾派祝祥本等拉拢杜尚赴奉天见张作霖，想借杜副议长和掖县士绅的资格，为自己装潢门面，增加分量，以创造督鲁条件。杜尚是个官迷，当然认为机不可失，乐于为此奔走。
  就在这些议员政客，各有打算，竞相奔走的时候，我正因病在家疗养。当时前济南道尹唐仰槐（柯三）正赋闲家居，住济南高都司巷。每逢星期天，邵锡忱、杜尚、张季骧、韩纯一等，经常去唐寓打牌吃饭。有一天星期日，唐电话约我去吃饭。在座人中，首由杜尚提出民智社拉宋传典赴京进行拥郑活动问题。他主张欢迎张宗昌，并提议由我去奉天。张季骧也表示愿陪我同去。我当时不同意，坚持不肯去。分手之后，于春圃赶到我家，说我不该拒绝。他认为如果民智社拥郑成功，龚积柄留任，就会断送诚社和大东日报的前途。他说：“你可声言要去，宋传典一见你想出马，不用拉就会从北京回来。”我觉得有道理，就扬言我要去奉天。果然不出春圃所料，宋传典很快就回来了。因为宋传典向以议长为奇货可居，想以此为发财的工具。他在北京处处为民智社当尾巴，凡事插不进手去。认为无利可图，想另找机会。听说我要去奉天，唯恐我抢在他前头，就自告奋勇，表示愿随杜迎张。有一天唐仰槐在家请客，我和宋传典、安鹏东等都在座。宋提出赴奉的意图。我说：“我因病不能出门，你能去最好。”不久，杜尚、宋传典、张季骧就联袂北上了。
  他们到奉天见了张作霖，表达来意。张作霖觉得山东人来欢迎他的部下，于他有利，当然表示高兴。其实张作霖早已准备叫张宗昌督鲁，无论欢迎与否，早晚要成事实。杜、宋等此行，不过乘机逢迎，表演一番，以达到自己升官发财的目的而已。后来听宋传典说：他们由奉天回济不久，当张宗昌、张学良都到了天津。于是，他们又追踪到天津，天天奔走于张宗昌之门。拥戴表演，真是热烈到极点。
  另外我还听赵仲如说过一件与此有关的事：张宗昌的军队自离五站以后，不能种鸦片烟，不能完全自己筹饷，一切主要由奉军供给。当酝酿督鲁尚未发表时，张作霖因他挥霍无度，无法满其所欲，曾加以申斥。并表示到山东后，奉天不再供应，要撙节开支。张赌气跑到上海，于是宋传典、杜尚纠集中、济两社成员，如李有典、庄士一、景伯言、王在福、朱暗如等十几人，跑到上海“劝驾”。赵仲如当时正在上海，也被邀参加。其实张不过故作姿态，向山东讨价，宋、杜二人和张宗昌订的什么条件，议员们不得预闻，仅是被邀前往为之敲锣打鼓而已。
  张宗昌莅鲁后，张作霖的意见想叫杜尚当山东省长。杜怕张宗昌的秘书长林宪祖给他穿小鞋，辞不敢就。把省长让给林宪祖，自己当了财政厅长。张季骧当了实业厅长，该厅所属三个矿物局，由诚社成员杜星北、杨光忱、王文瑞分任局长，借以维持大东日报社。一番奔走拥戴，总算各有所获。
  张宗昌莅鲁之初，我和丁春圃、安鹏东看到他们军纪混乱，不是好兆，就在大东日报社聚会，研究对策，决定和他保持距离。于是故意“瞰亡往拜”。承启处告诉我们，张在拜会外国领事，无暇接见。我们挂号而退，不准备再去接近。后来张季骧告诉我，张宗昌曾忽然问他：以前省议会有个白白胖胖的议长哪里去了？季骧回答：现在济南。张说：我们拉他出来一起干。季骧说：他现在有病，如果要干，早就来看你啦。张说：我请他当顾问。于是就下了条子，聘我为高等顾问，月支车马费三百元。聘书送来，我想不接。于春圃和张季骧劝我不可退还，怕出问题。接聘后应去道谢，还是用老办法，探得奉天有要客来济，张在忙于招待时，张季骧陪我去拜他。因事忙不能见，在承启处挂了号就走了。三百元车马费，我从来也没有支领过。我和张宗昌的关系，就只有这些。
  八里洼之战和张志之死
  关于八里洼之战的情况，当时传说不一。据傅养源谈：一九二五年冬，豫军岳维峻部李纪才，会同受岳改编的直系部队王文蔚、陈文钊、田维勤等部进攻张宗昌。当时王文蔚是二十四师师长。秦德纯任该师参谋长兼骑兵团长，驻河南归德。开始军事行动后，秦率部占据泰安，计划进攻济南。秦到泰安后提升为旅长，派所属团长王延旭（端珊，沂水）率部由泰山东面，绕道袭取济南。行至半途，适遇张宗昌的泰安道尹某，因铁路不通，也由此道逃奔济南。他发现情况后，即派一村长抄便道去济南报信。豫军王延旭部到八里洼时，天尚未黑，准备吃饭后携带轻武器，分兵由东、北两面包围济南，并在千佛山架炮俯击城内。当时秦德纯已率部从铁道正面攻至崮山，若配合成功，出其不意，则济南可能被攻占。但张宗昌事先已得到消息，派黄凤岐率领军队出东门，绕道赴八里洼迎击。据傅养源回忆，在当夜的十时左右，闻南郊枪声甚密，至将晓渐稀；次早街上行人渐多，始知业已将豫军击退。
  傅养源系秦德纯之同乡，而且相熟，又和王延旭是同学。以上情况，据说是王延旭告诉他的，当系事实。后来通过常之英到泰安见秦德纯，为之调解。秦德纯和张宗昌订了条件：秦退出山东，张宗昌给他一部分钱——据说是二十万“山东省银行”票。第二年四月，秦德纯主动与张宗昌和好，借为张母祝寿为名，来过济南，并将省银行票兑换现洋，傅曾亲眼看见。秦到济南后，先来看我。我曾在石泰岩请他饭；秦又回请一次。
  一九二五年十月上旬，张宗昌和孙传芳在皖北作战，败退鲁境，孙部占领了徐州。不久豫军又进攻山东，到了兖州、泰安一带。在这期间，济南防务空虚，退回的溃兵很多，市面混乱，人心惶惶。地方人士，如潘复、何春江（即何宗莲，济南巨绅），夏溥斋（时任东鲁中学校长）等，估计张宗昌已干不下去。乃有邀胶澳护军使张怀斌（张怀芝之弟）来济南，共同维持地方的说法。据说潘复、夏溥斋二人曾为此事面见张宗昌督署参谋长王翰鸣。王派军需处长祝占俊到前方报告了张宗昌，并请其回济坐镇。张回济不久，就发生了八里洼之战，济南险些失守。事后张宗昌对这些人大加迫害。何春江携眷逃天津；夏溥斋经张宗昌的日本顾问丰田神尚（东鲁中学董事长）透信给他，并把他送到青岛，才得逃往日本，未遭大祸。夏的儿女亲家——山东高等法院院长张志（易吾，四川，清末曾隶鲁抚孙宝琦幕），因此遇害。张怀斌也被免去胶澳护军使职，派到诸城剿匪去了。
  关于此事，王翰鸣《张宗昌兴败纪略》（全国政协《文史资料选辑》第四十一辑），李恒珍等《我们所知道的张宗昌》（山东省政协《文史资料选辑》第三辑），马官敬《军阀统治时期山东党政简史》（稿存山东历史研究所）和夏溥斋《海东行》序（见夏著《海外吟》均有记载。尽管他们的说法大有出入，详略亦各不同，但其中均涉及潘复。据夏溥斋说，“他被张宗昌邀请观剧，并同赴曲阜祭孔，都是潘复介绍的。但此案张志遇害，何春江、夏溥斋逃亡，张怀斌免职，而潘复独依然无恙。张宗昌仍然和他照常吃酒赌钱，不谈此事”（见王翰鸣文），足证潘、张关系非寻常可比。
  这一件事，我曾听杜尚说过，所述又和其他记载不同。据他说，当孙传芳占了徐州，豫军攻到泰安一带的时候，何春江、夏溥斋两人到督署见张宗昌，劝他把地盘让给孙传芳，不要再打；同系山东人，谁干都行。张宗昌表示同意，但又说要让也得发个电报，而他的秘书处还没有能拟这种电稿的人，希望夏溥斋担任起稿。夏拟好电稿，次日又与何春江同往见张。张接过电稿即变了脸，说要他让，还得较量较量再说，接着骂了一阵。何、夏二人见风头不对，退了出来，不久就都离开了济南。八里洼一役刚过去，警察厅长袁致和对张宗昌说，夏溥斋送来的电稿，出自张志之手；八里洼的豫军也是张志派人沿途用石灰作标记引进来的。袁与张志一向不睦，故乘机媒蘖陷害，并请张宗昌下条子给他，逮捕张志法办，张遂被害。张志被逮后，张子衡等人去见张宗昌，想为张志求情，张宗昌叫他们转知张志的家属去领尸；已被打的血肉模糊，难以辨认了。
  杜尚所说是否完全可信，很成问题。何春江、夏溥斋都不是鲁莽人，岂能劝张宗昌出让山东地盘？与虎谋皮的事，似乎不是他们干的。而对于张志之死，又归罪袁致和，也不免有替张宗昌开脱之嫌。但既有此一说，不妨录之以为参考。
  张宗昌督鲁三年，横征暴敛，纵兵殃民，地方涂炭，民怨沸腾，实山东前所未有之浩劫。一九二八年四月末，在张准备退出济南时，他的翻译——济南交涉署职员张莪先告诉我：日本提出要出兵四万；张说：“不多，来个十万八万更好。”但日本人也终于救不了他。后来日军在济南屠杀中国军民，酿成“五三”惨案，我避乱去安丘，住了一个月又去青岛。这期间曾函托友人到大东日报社察看，但见铅字满地，人和机器都已不知去向。从此大东日报也永远结束了。
  关于吴佩孚
  吴佩孚，字子玉，山东蓬莱县人。他是直系首脑，可以说是山东籍军阀中最大的一个。但他没有主持过山东的军政，对山东的直接影响比较小。我个人也和他没有很多接触，所以对于他的情况，只能就见闻所及，拉杂的谈一谈。
  吴佩孚原是蓬莱的一个秀才，平日颇为自负，下过乡试场，自以为必然中试。还没有正式发榜，就和陶力到电报局去打听。科举时代有专报中试喜信的报子，借报喜讨赏钱。电报局一见电报就通知他们，以便他们各处报喜领赏。吴、陶二人跑到电报局就问：“报过去了没有？有吴佩孚吗？”电报局职员回答：“不知道。”又反问了一句：“为什么必须有吴佩孚？”吴本来以为中试不成问题，不意竟遭到电报局小小职员的奚落。一时性发，打了他两个耳光。事情闹大，吴被发送到学官那里，责打了二十戒尺。他自以为受辱，一怒跑到北京，弃文就武，在聂士成部下当了兵。吴的蓬莱同乡张福来在该部当伙夫，和他关系很好。张喜欢编小调，吴常为润色。胶州郭梁臣①在聂部任文案。从张福来口中，知吴有文化，乃提拔他为护兵，并分配部分公文叫他代拟，结果很满意。一九〇〇年八国联军一役后，经郭保荐，得入随营学堂。结业后仍回原部队，不久，适有某军向郭要人，郭又保吴前往。那个部队的营长就是曹锟，吴给曹锟当了连长。从此逐步随曹晋升，成为曹氏手下的第一员大将。所以追本溯源，吴氏的发迹是郭梁臣的力量，因此郭随成为他的“恩师”。张福来因与吴关系密切，逐步被提拔为师长，成为吴氏手下的大将之一。后来还当了河南督军。
  直皖战后，吴氏成名，乃请郭梁臣当秘书长，礼遇甚隆，言听计从，尊宠倍至。郭为人很守旧，讲封建道德，是个老实人。但识见不广，志趣亦不高，缺乏政治头脑，性格与吴氏相近，两人关系又深，互相影响。这对于吴氏的始终眼界狭隘，识见平庸，不懂政治，总有些关系。
  杜星北（诚社社员，高密人）因第三届省议会未当选，又因与郭梁臣有交谊，在省议会倒田运动初期，曾被团体派驻洛阳，通过郭梁臣和吴联络。有些关于吴的情况，我是听杜说的。
  吴佩孚迷信武力，说古人云，万人可横行全国，我三万人可横行天下；因而主张武力统一，练兵第一。他对政治不关心，也不积极。不急于抓地盘。若他有抓地盘的野心，当时以他的地位和实力，以及其他各种条件，取得山东是很容易的。因为他不关心政治，所以就提不出什么政治主张，他幕内也没有这方面的人才。直皖战后，他曾提出恢复旧国会。据说这是在一次宴会上，蒋雁行提出此事，他才照办的。
  旧国会恢复，为时已近两年，但仍未能制定宪法。丁佛言素主制宪，对这个问题很下过功夫。他曾托杜星北带信，通过郭梁臣转交吴氏，信中提出制宪问题。丁主张军队应归国家，不能归之私人，各省可留少数队伍维持地方秩序。兵须由国家征，不能由各省自募。铁路干线，主要矿山，大片森林，均应收归国有。地方只许修筑短的支线，开采小的矿井，采伐较小树林。这些都应明文规定在宪法里。他建议吴氏制定标准，交国会限期制定宪法。若不能如期完成，则由吴氏公布这些标准，以利施行。这是丁氏觉得靠旧国会决不能制成宪法的缘故。他同时又劝其练兵不要只练第三师，以吴氏威望，可以出任陆军总长兼训练总监，练全国的兵。丁在信里对吴指出：“能马上得之，不能马上治之。”也就是说，能以武力统一，但不能以武力治国。吴氏手批丁信云：“有是的，有不是的，是的多。”对“马上得之，不能马上治之”批曰：“我们並未得”，言外是当待武力统一，还谈不到治国，批后把信交给郭梁臣。郭要求准他全权处理丁的建议。郭对杜星北说，各处给吴写信上条陈者，以丁信为最好。他叫杜给丁信，说吴要聘丁为高等顾问，请他到洛阳起草宪法草案。丁复函拒绝，说他不能因此入吴大将军之门。此事便行搁起。
  郭曾对杜说：“不要把我们看的太重了，我们没有政治，只知打仗。”可见吴氏迷信武力，忽视政治。就是练兵，也没有出任陆军总长或训练总监的念头。他曾不止一次跟南方军队较量过，因而瞧不起南方军队；认为奉军是对手，大力练兵，也是为了消灭奉军。有人曾叫吴注意冯玉祥。他说：“孔明在，魏延不敢反！”他颇自傲，好大言，没把冯看在眼里。而结果为冯所算，至于惨败。
  吴说话很随便，想到就说，不加思索。对于事情想到就办，办后就忘，这类事例很多。
  吴参加乡试时，蓬莱同乡陈纪云（名命官）也一同赴试。吴未考取，而陈却中了举人。吴在洛阳时，迟程九（吴的一个师长）曾嘱陈见吴。陈怕吴不理他，迟特为之介。见了吴氏，吴劈头一句就是：“你还觉着你的文章好吗？”陈辞出之后，第二天就离开了洛阳。
  安茂寅是很会作官的。他曾通过郭梁臣在洛阳见过吴佩孚，在那里住了几天，觉得伺候不了，又迳自回鲁。
  熊炳琦初任山东省长时②，我和于春圃计划去洛阳见吴，进行倒田中玉的事。后我因病未去，于单独往见郭梁臣，并想就便自觅出路。于到洛阳之当晚，正在与郭谈话，吴提着长烟袋进来。一听郭介绍是议员，就说：“国会议员，神圣不可侵犯，不敢惹，不敢惹。”于见事不顺，想于次日回山东。郭说吴说话向来随便，允于次日为之先容。后吴接见于，说话很客气。辞出，吴送之檐下。据说他送客一向只到房门口。这次远了一点，补偿头一天晚上的失礼。郭为于写信，介绍给熊炳琦。熊发表于任山东省教育厅长。
  王葵若曾说过一件事。郭梁臣病故后，孙丹林继任秘书长，约王葵若去掌管财政（在秘书长下工作）。有人上书，向吴建议用铅炼银子，并请发给工厂开办费三十万元。吴批：“照办”。王问孙如何处理，孙说吴批了也就忘了，不用管。一次吴和他们一起吃饭，忽然问起。孙说：“能炼还找我们，不会自己发财？这是骗局。”吴也就不再过问。
  一九二二年山东问题解决，接收青岛事宜由王正廷主持。安福余孽陈干曾去洛阳对吴大吹大擂一阵，吴竟为所动，荐陈当了第一辅助委员。话由王说，陈有意见可以条陈。这个位置吴原定丁佛言担任，竟又发表了陈干。此亦吴氏说话没准之一例。
  过去很多人都评论吴佩孚“刚愎自用”，主要是说他很固执自信，欠灵活，不接受别人意见。据邵次明谈：山东省议会反对田中玉，曾想物色一个可以代替田中玉的人选，当时考虑靳云鹏比较合适。靳是山东人，时任第十四师师长，驻郑州，是吴佩孚的得力将领。认为吴对此事会予以支持。先通过郭梁臣与靳联系，靳表示对此期望甚殷。一九二三年八月，山东省议会代表到洛阳见吴，不意吴竟大打官话，说用人政府自有权衡，地方不得过问，断然拒绝了。不仅山东代表大失所望，就是他的重要部下郭梁臣、靳云鹏亦深为不满。后他保荐皖系的郑士琦续田中玉督鲁。第二次直奉战争他失败的时候，郑借口“保境安民”，不准他退入山东；他浮海南去，到南京，原为直系之齐燮元又拒绝他登岸，才不得不到武汉投奔肖耀南。靳云鹏后在河南投蒋，也与他为敌。一时都说吴自食其果。
  吴完全失败后，在四川住了很久，后辗转到北京，抗战时期，仍住在那里。据说后为日本人害死。
  我听徐阶平说过吴佩孚在北京时候的一段事。徐是诸城人，住天津，解放前是天津山东同乡会的会长。抗日战争时期，他在天津一家小报当主编。他说，那时候日本人利用齐燮元、张英华想拥吴当傀儡，在华北组织伪建国军。他们背着吴佩孚搞。有一天，张英华和日本人在北京招待中外记者，要代吴宣读建国军宣言。徐阶平是报界，亦在被招待之列，故得亲见当时情形。张英华对记者说，大帅（吴）有病，不能出席，由他来代为宣读。各记者都表示愿一睹大帅丰采，如不能出见，则公推代表到吴氏病榻之前相见。张只得入内面报。吴氏遂即出见，但坐在那里，没有说话。张拿出宣言，代吴宣读。读了不到一半，吴氏说：“这不是我的意思”，随把宣言撕毁。他对记者们说，他的主张是日本和蒋介石都退兵，中间地带由他来主持，并说他已给日本天皇去信。说罢，张劝吴回去休息，全场顿呈混乱。散会的时候，日本宪兵把住大门，没收记者的笔记本，并禁止发表有关此事的消息。英国记者回天津租界后，把当时情形揭露，秘密因之传开。吴氏正患牙疼，由张介绍日本医生拔牙，被打针毒死。

①第二次直奉战争发动前，张作霖曾派张树元，利用其山东旧部关系，密赴青岛进行一些对山东的重要活动（见《省文史资料选辑》第十辑，刘子衡《张宗昌在军阀混战中的角色》）。出任军事厅长，非偶然。 注： ①万光炜材料。郭栋，字梁臣，胶县人。吴当直鲁巡阅使时，郭已退职回家，当胶县商会会长。吴聘为秘书长。 ②万光炜材料。熊炳琦出任山东省长内幕：熊，字润承，济宁人。田中玉因劫车案地位动摇，托万光炜、高剑泉去洛阳，通过郭梁臣，求吴佩孚维持，并派其军需科王鸿同行照料。王鸿与熊为济宁同乡，因请万、高通过郭梁臣为熊谋山东省长。并约事成以教育厅长酬万，以警察厅长酬高。经郭向吴力请，熊得任省长，王鸿任财政厅长，高剑泉得青州蚕桑学校，并酬郭梁臣以济南道尹。熊炳琦原为曹锟之参谋长。据郭梁臣说：田是吴在军校时的教官，有师生之谊，故愿维持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