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图书馆

北京大学预科的前身，是清代末年的“同文馆”和“译学馆”。那原是“洋务派”为了学西洋，译西书，专门培养外文人员而设的。改为北京大学预科之后，仍保持着它过去的特点——特别注重外文，培养学生能直接听外语讲课，要求能读、能说、能写。能译。何思源在这里打下了很好的外文基础。后来他精通英、法、德三种外文，解放后又学会了俄文，这与他青年时期就有了比较扎实的外文基础不无关系。这时主要学的是英文，后来也学法文。他在本科入的是“哲学系”，曾读过一些原文的西洋哲学著作。
  一九一五年一月，日本向袁世凯政府提出“二十一条”要求。五月七日又提出最后通牒，限四十八小时答复。袁世凯政府于五月九日复照接受。“五七”、“五九”遂成为中国的国耻日。何思源于一九一五年五月入北京大学，正是这一连串重大历史事件发生的时候，这自然会给他以强烈的刺激和巨大的震动。
  一九一七年蔡元培担任了北京大学校长，刷新校务，厉行改革，提倡思想自由，各种学派兼容并包。以北京大学为中心，掀起了蓬蓬勃勃，如火如荼的新文化运动。一时各种进步的社团组织，各种传播新思潮的进步刊物，如《新青年》、《新潮》、《新文学》、《每周评论》等，如雨后春笋，纷纷出现。处在这样一个汹涌澎湃的时代激流之中，何思源这个北京大学的青年学生，便很自然地被捲了进去。这时期他曾连续在《新青年》、《新潮》、《新文学》等刊物上发表文章。在《新青年》上发表了英汉对照的《金钱的崇拜》，在《新潮》上发表了《我们如何思维》，在《新文学》上发表了《新唯实主义》。另外还曾发表过一些其他文章。这些虽然都只是当时一个青年学生的习作，但可以表现出青年何思源的思想面貌，以及时代所给予他的影响。
  一九一八年五月七日，北大学生为纪念“五七”国耻，集会出发游行，何思源第一次参加了这样的游行队伍。
  一九一九年春，中国在“巴黎和会”上外交失败，激起“五四”爱国运动。北京的大、中学生于五月四日集会出发，游行示威，喊出“外争国权，内惩国贼”的口号。学生们火烧赵家楼曹汝霖的住宅，殴打章宗祥、陆宗舆等卖国贼，并和弹压的军警进行搏斗。何思源也和其他北大同学一起，参加了这些活动。
  一九一九年秋天，何思源考取官费留美。当年十月他便到了美国，先入芝加哥大学，后来又转入哥伦比亚大学，学“天文学”。
  “巴黎和会”因中国代表拒绝在和约上签字，所以山东问题没有解决。一九二二年在华盛顿召开太平洋九国会议，中国派施肇基和顾维钧为代表，出席会议。日本要求山东问题由日、中两国单独在会外直接协商，不在大会上讨论，企图以强凌弱，阴谋在会外对中国直接施加压力。中国人民坚决反对，要在美的中国留学生力争，山东学生会电推何思源为代表，要求一定要在大会上讨论解决。于是何由纽约去华盛顿，和中国留学生童冠贤、杨振声、吴之椿、陈翰生、罗家伦等，组成“中国留美学生代表团”，到中国驻美使馆，面见中国代表施肇基和顾维钧，要求据理力争，一定要在大会上公正的解决山东问题。这仍是“五四”运动所争的问题，所以这一次活动，实际可以说是“五四”运动在国外的继续。
  在美留学期间，虽有官费，但留学生时常要自己找些工作，挣钱贴补生活费用。何思源经常作些洗盘子、洗碗、擦玻璃窗等工作。有一次还曾到一个乡村的小农场去干了三个月的雇工。并曾把这一次的劳动体验写成《我的农间劳动生活》一文，寄上海《东方杂志》发表。
  一九二二年秋，他由美国去欧洲，想入德国柏林大学，改学政治、经济。他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时已开始学德文，但水平不高，到柏林大学后，不能直接听讲，所以先补习了半年德文，才在柏林大学正式注册入学。在德学习期间，他对经济政策与经济计划等问题进行了研究。
  一九二四年，他由德国去法国，在巴黎认识了一位法籍女士，这就是他后来的法籍夫人何宜文。她后来在中国和他共同生活了五十多年，生有子、女各二人。一九七八年在北京去世。
  一九二五年在巴黎，他根据历年研究所得，撰写《国际经济政策》（亦名《中国对外经济政策之研究》）一书，把稿子寄给上海商务印书馆。一九二七年商务印书馆把这本书出版了，布面精装，全书共五五〇多页，内分四部，二十四章，绪论，著者序言各一篇。
  在这时期，他还翻译了法国合作经济学家杰德的《欧美社会经济学及其发展》一书，这部约三十万字的译稿，后来也于一九二七年在广州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