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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江家店“反贪污”“反资敌”
  江家店村位于徒骇河北十来公里，系济阳县四区。抗日战争时期，这里曾属我临邑县抗日政府所辖。在日伪统治时期，这里又被西南面一公里处的贾家寨村、东南面二、三公里处的新市村、北面三四公里处的孙庵村的日伪据点包围着。我们开展武装斗争和建党、建政工作较晚。四二年前后，日伪统治尤为严重。日寇、汉奸、伪区乡人员敲诈勒索；伪保甲人员混水摸鱼，吃私贪污，上下勾结危害乡里。人民群众挣扎于水深火热之中，苦不堪言。江家店村四二年秋天的“反贪污”“反资敌”斗争，就是在这种环境条件下发生的，实为可歌可泣！
  江家店村约有百来户居民，多中农和富裕中农，群众生活条件较好，是这一带比较富有的村。村民们为保卫自己的生命和财产，村寨围墙建得比较牢固，四面出入皆有寨门。只要四门关好，很便于防守。该村绝大多数居民姓江，团结比较好，斗争性比较强，富有斗争传统。如一九三八年秋，由江兰馨等人组织的“红枪会”农民武装，因不堪贾家寨据点伪军们的敲诈勒索，把伪军一个班十余人大部杀掉。这一英勇行动，震慑了日伪汉奸，为周围村的群众树立了对敌斗争的榜样。还有，该村群众又把那勾结日伪汉奸，危害乡里，贪污吃私的前伪保长江文芳夫妇暗暗杀掉。所以说，该村群众这种英勇的斗争精神是少有的，是可贵的。斗争的胜利，更进一步激发了群众的革命觉悟，为后来的“双减”、“土改”等运动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江家店村“反贪污”、“反资敌”斗争的大体过程是：该村东西分治，设有两个保长。西半村保长江清池，东半村保长江清渭。他们不仅拿群众的粮款资敌，还借机吃喝贪污，勾结汉奸伪人员扰害村民。群众议论纷纷，一致要求与他们清算帐目，把他俩换掉。在这种情况下，党支部为了树立威信，解除群众疾苦，乘机进行建党、建政工作，便决定由党员发动群众，组织对伪保长江清渭进行“反贪污”、“反资敌”斗争。
  该村党支部的领导人是江福章（江銳锋）同志。党员有：江清晨、江文耀、江馨元、江遵山等同志。他们遵照党支部的安排，积极宣传发动群众，揭发江清渭的罪行，激发群众的斗争情绪。斗争的目的和要求是：撤销江清渭的伪保长职务，退赔贪污的脏款、脏物；选举新的村长，设法少资敌或不资敌。支部在发动群众的同时，又物色新村长对象。条件是：忠于抗日工作，善于应付日伪人员，爱护村民；少资敌或不资敌，不吃私贪污。在全村群众组织发动好后，由党员以群众面貌出现，率领群众，清算了伪保长江清渭吃私贪污的罪行。又经群众酝酿后，选举王少君为新村长。党支部负责人江锐锋同志为村公所的管帐先生。因江銳锋同志年纪轻，办事利落，当时被群众呼为“小先生”，这也是群众对他的信任和爱称。新任村长王少君虽然当时不是党员，但他积极支持抗日工作，拥护共产党。他任村长后，经过一段教育培养和实际工作的考验，群众反映很好。党支部经研究，及时地吸收他入了党。后来曾担任乡总支书记，现在已病故。该村新政权，在党支部的领导下，不仅帐目清楚，开支节俭，对敌人所要的粮款，采取拖、欠、少交或不交的办法，千方百计保护了村民利益，深得全村群众的好评和拥护。使村中的建党工作和各项抗日活动都得到顺利开展。
  江家店村的群众性“反贪污”、“反资敌”斗争，改造伪政权建立抗日民主新政权，开展地下建党工作，在当时敌伪统治较强的地区还是罕见的。其所以能取得这些成绩，是由多方面的因素决定的。集中起来看不外乎：
  （一）该村群众团结好，富有传统的斗争精神。
  （二）敌伪残酷的统治，群众不堪忍受，要反抗，要斗争。
  （三）党支部在组织领导这次斗争中熟悉情况，斗争策略掌握得好。四）新建村政权仍以灰色名义伪“保公所”出现，没有过分刺激敌人。
  （五）村政权负责人选得好，新村长王少君的特点是善于应付敌人。
  以上五条，就是可贵的经验。
  二 粉碎敌人的“囚笼战术”
  一九四三年一月（阴历腊月），日寇大扫荡后，我二军分区的斗争形势急转直下。环境极其恶化，工作相当困难。敌人乘我军民经扫荡后元气待恢复的空隙，便在我中心活动区增设据点，修筑公路，并于县界之间各主要公路旁修岗楼，挖封锁沟，实行切断我一切联系和供应，分割封锁，围困清剿的所谓“囚笼战术”，以达到迅速消灭我鲁北抗日武装，进一步推行强化治安的阴谋诡计。单从临、济、商三县来看，在北面沿临邑城到商河县城东西六十里的干线公路旁，在临、济边界从西南面的夏口镇到东北角临商公路的盘河六十余里公路旁，均挖了约四米多宽，三米多深的封锁沟。沿沟每隔三、五里安一岗楼，共安了十余座岗楼。每个岗楼住伪军一个小队或一个班。只在岗楼住处的沟上架一座木桥，来往行人只能走岗楼边的木桥，别处无路可通。这就切断了我临、济、商抗日根据地的相互联系和有机配合。另在我临邑县境内，从峦家洼据点到孙庵据点公路上，除早设的据点外，又新安了数处岗楼。在孙庵据点到临邑县城的公路上，还增设了大王庄据点，住上了铁杆汉奸白秃子。此外，又在孙庵据点到毛家寺据点间新修了公路一条。真可谓据点、岗楼林立，公路纵横交错。它把我临、济、商中心活动区切成碎块，使我武装部队和工作人员难以活动。敌人对我抗日军民实行分割封锁的同时，还建立伪保甲制度，村村设立伪情报员，天天向就近据点、岗楼回报我武装部队和工作人员的活动情况。他们收买地主豪绅、流氓坏蛋、破鞋女人充当特务密探，跟踪、监视我军民的活动。这些都大大限制了我抗日军民的行动，压抑了群众的抗日积极性。而日伪汉奸却随时出动，清剿搜捕。一九四三年秋收以前较长的一段时间内，我主力部队无法活动，单个工作人员行动也困难，随时有被敌人捕去的危险。县、区武装和小部队不断被敌人包围，或同敌人遭遇，打打跑跑，伤亡事故经常发生。情况严重时，村里不能居住，常常到村外树林、坟地、坑洼地等处露宿，三天两回吃不飽饭或饿肚子。群众遭难也不轻，村子里今天去鬼子，明天去汉奸，不是抢粮就是抓人；不是捉鸡就是牵牛。老百姓的东西几乎被抢掠一空。为了躲避敌人的烧杀、抢、掠，群众整天扶老携幼，牵牛抱鸡与敌人周旋。日寇、汉奸的猖厥和暴行，引起了我抗日军民的极大愤恨。人人出主意，个个想办法，团结斗争，生死与共，决心粉碎敌人的封锁和“囚笼战术”。
  根据上级党委的分散隐蔽，保存实力，发动群众，壮大自己，掌握政策，待机消灭敌人的指示精神，我们采取了以下具体措施，对敌人展开了激烈的斗争。
  （一）采取小股武装分散活动，当时叫“化整为零”。我军分区的主力部队由大队分散为以连、排为单位的小武装，待机打击敌人，压制敌人的嚣张气焰，鼓励县、区地方武装的斗争积极性。县、区武装根据各自的具体情况，分散为以排、班为单位，在本地区展开游击活动。要巧妙地打击各据点、岗楼派出的抢粮、抓丁、催款的汉奸队；俺护群众到敌伪据点或岗楼附近抢种、抢收；保护过往人员的人身安全；配合乡、村的建政工作；组织群众破坏敌人的公路、电话线，给敌人制造交通联络上的困难；惩治并镇压敌特、奸细和罪大恶极的伪乡保人员，斩断敌人的爪牙，堵塞敌人的耳目，从而保证各项抗日工作的顺利进行。
  （二）我县、区党政人员，分片包干，每个组或每个人分管若干村（一般不超过十个村）。工作人员要随身携带短枪或几枚手榴弹，昼伏夜行，走村串户。人人要建立三、五个保垒户，做好隐蔽。要教育团结群众积极参加各项抗日活动，揭发日寇、汉奸的罪行；不给敌人拿粮，款；不去敌人据点当壮丁；不当特务、奸细给敌人送情报。在敌人出动到村子里搜捕和抢夺粮食、东西时，工作人员要组织好群众的安全转移，避免因群众的一时麻痹被敌人捕捉杀害和损失东西。在有条件的村庄，要组织地下党员、抗日积极分子成立秘密除奸小组，配合县、区武装小分队打击特务、奸细，特别对罪大恶极民愤大的，要杀一儆百，以鼓我之斗志，灭敌之威风。同时，对党政人员、抗日积极分子和广大群众要进行民族气节教育，要励志守节，万一被敌人捕去刑讯或杀头，绝不暴露党和抗日政府的机密；绝不交出备战物资、枪支和弹药；绝不出卖同志、保垒户和抗日积极分子。“宁为刀下英雄汉，不做出卖灵魂的怕死鬼”。
  （三）开展对伪军、伪属、伪情报人员的教育，争取为我利用，斩断日寇的耳目和爪牙，以利抗日活动：
  （1）利用小部队掩护我军政人员在夜间对据点、岗楼的伪军喊话。首先向他们分析当前的斗争形势，说明抗日战争到了胜利的前夜，太平洋战场盟军给日寇以沉重打击，敌占区我抗日军民已展开广泛的游击战争，并取得斗争的节节胜利。指出日本鬼子当前虽然猖獗一时，又扫荡，又修岗楼，其实这是它因屡遭失败而作的垂死挣扎。小日本是秋后的蚂蚱蹦不了几天啦。然后向伪军指出出路，要他们为自己的父母、妻子、儿女着想为自己的家庭、民族、国家着想，不能当铁杆汉奸，不能为日本鬼子卖命。最后再向他们讲明我军的政策，欢迎他们回到祖国和亲人的怀抱中来，欢迎他们反戈一击，举义投诚。
  （2）对伪保甲长，伪情报人员进行教育，争取他们做革命派或革命两面派（即敌我双方都应付）。在教育方式上，我们对他们的表现行动要做到看得见，抓得住，不必过度限制他们的自由行动。但不准他们随便跑据点和岗楼，更不准他们夜间外出。给予他们约法三章，以防止他们向敌人告密。在教育内容上，首先要对他们进行形势教育，让他们知道日本鬼子目前的猖狂是死亡前的挣扎；抗日工作暂时的困难是黎明前的黑暗。还要对他们进行民族气节教育，叫他们不要死心塌地的跟着敌人办坏事，不要破坏抗日工作，坑害群众。指出，与人民为敌是自找苦吃，是死路一条，人民是不会饶恕他们的，群众也是会与他们算帐的，同时还要帮助他们出主意，想办法，教他们善于应付敌人。如报假情况：八路军走了再去报告，等敌人来了，就说刚走了；又报八路军大部队来了，吓住少数敌人不敢出来；少资敌或不资敌，敌人要粮要款，可以欺骗敌人说粮、款在半路上让八路军截去了；敌人要壮丁修公路建炮楼，可以少去人或不去人，或者在半路上一哄跑散。总之，千方百计欺骗敌人，搪塞敌人，以达到有利于抗日和有益于人民群众的目的。
  （3）对伪家属进行切身利益和晓以大义的教育。让她们知道日本鬼子快完蛋了，不要光看到鬼子一时的瞎扑蹬，象人病死一样，这是死亡前的回光返照。还要对她们晓以大义，要让他们知道自己的丈夫、儿子、亲朋当汉奸是不光荣的，是出卖祖国和与人民为敌的。这不仅乡里人民唾骂，抗日政府也是不允许的。当汉奸给日本鬼子卖命的人没有好下场。况且日本鬼子马上完蛋，当伪军的怎么办？亲人们要为自己的丈夫、儿子我出路，把他们快从火坑里拉出来，站在抗日阵营里来。要他们暗地里办好事，做点抗日工作，将功赎罪，政府可以既往不咎，人民也是会原谅的。我们还利用小部队掩护伪属到据点、岗楼附近，向自己的亲人喊话。可以帮助伪属写信，通过关系捎入据点，转交给她们的亲属。还可动员伪属去据点、岗楼内，借探亲机会劝说亲人。总之，用种种方式和手段争取教育伪人员，以利我抗日。
  （四）利用给伪军、伪人员点黑红点，记生死簿的办法，瓦解敌人军心，涣散敌人战斗力。
  各抗日区政府和武装小分队，分别对妨害我抗日活动的关键据点、岗楼中的伪军、伪人员的头目和要害人物记入帐本，登记入册。对于破坏抗日和危害人民的重点人物，就在其名字上点上黑点。相反，对那些有益于抗日工作，不做有害乡里人民的事的，就在其名字上点上红点。并定于每十天或半月一次到据点、岗楼附近喊话公布。如此一段时间之后，便选择一名屡教不改或民愤极大者，设法给以惩治或处决，杀一儆百。这种办法不少地区都收到一定效果，沉重打击了敌人的气焰。
  根据地的全体军民，紧密团结，掌握策略，灵活地采用了上述种种措施。大扫荡后，敌人虽然增设据点，挖封锁沟，修岗楼，貌似强大，但仍是纸老虎。我们的抗日小分队和党政人员，象水中的鱼儿一样游来游去。鬼子汉奸来了有人报告，我们能打就打它一家伙。如果无便宜可拣，就自由自在地躲开。敌人下来抓丁、抢粮、要款时，据点或岗楼的伪军关系就先通过情报员给我们传出信来，我们便组织群众“坚壁清野”。群众躲得一干二净，敌人不得不空手而回。鬼子气得毫无办法，有时遭到我县、区武装小分队的伏击，还得“赔上夫人又折兵”。有时，我们也为了避免过分暴露目标，恐惹恼敌人狗急跳墙集中兵力烧杀报复，便有计划地安排某些村庄，给敌人少送点粮、款做应付。也有少数村庄的情报员开始不听话，在日寇、汉奸的恐吓下，向敌人报告了实际情况，使我军遭到祸害，东西被抢，人被抓，群众遭受毒打，还有的人被枪杀。
  总之，临、济、商三县抗日根据地，特别是我中心活动区的抗日军民，虽然当时遭到日寇、汉奸的围困，在工作上、生活上曾面临过极大的艰苦困难，甚至遭到伤亡和牺牲，但大家紧紧依靠着党的政策，团结一致，斗志昂扬，克服了种种困难和艰险，变不利为有利。经过半年多来血与火的斗争，终于迎来了我军的秋季攻势。象秋风扫落叶一样，我军拔据点，烧岗楼，填封锁沟，破坏公路，改选乡村伪政权，杀掉铁杆汉奸，除掉罪大恶极的特务坏蛋。仅九月下旬的一个夜晚，我军在数百名手拿锨镢，扛着红缨抢的群众配合下，就把临邑夏口镇至盘河村六十余里的十余个岗楼全部拔掉，封锁沟被全部填平。簸箕王家据点的伪军被十几个民兵交了械。攻势的威力震破敌胆，敌人的“囚笼战术”被我抗日军民彻底粉碎了。
  三、英勇的大杨家、小开河一带民兵
  一九四三年我军开展秋季攻势后，鲁北平原严冬过去，迎来了新春。中心区有的据点被拔掉，全部岗楼被烧毁，无数条封锁沟被填平，战略公路不断被切断，日寇企图用分割、围剿、搜捕的办法来扑灭我抗日军民的烈火的阴谋被粉碎了。鲁北地区对敌斗争形势大为好转。我地区的党、政、军领导为了适应新的斗争形势，便于开展济阳、齐河两县的工作，并进而向日寇的大本营一一济南方向伸展，决定对临、济、齐三县进行重新区划，撤销临邑县工委和临北办事处，建立齐临县。齐济县分开，济阳县原三区归齐临县，原商河县五、六区归济阳县。以齐济四区和临齐老区为基地，向济阳县的一、二、五、六、七、八区和历城县的青宁区进展，以配合山东各抗日根据地向济南进军的战略措施。
  济阳县委、县政府于一九四四年二月正式诞生。县委领导成员有：县委书记由二地委组织部长李萍同志兼任，副书记张振国同志兼县委组织部长，宣传部长由我担任（上半年任组织部长，下半年改任宣传部长），并于四六年兼任县委国军部长。县长王其元、县大队副朱宝诚、县大队副政委刘桂阳三同志均为县委委员。
  济阳县南濒黄河，县城紧靠黄河北岸，当时是日寇济南驻军大本营的北面屏障，徒骇河横贯其中，西临德济铁路，位处要地。从县到区、乡、村有一套完整的伪政权。县城驻有日伪重兵，各区伪区公所驻地和重要村镇均设有日伪据点：计有四区新市大庄、罗家码头；五区的垛石桥、刘家营子、唐家庙、白菜洼子；二区的回河镇、沟杨家；六区的曲堤镇；七区的白桥；八区的仁风；还有北二区的孙家庵；北九区的玉皇庙等，真是据点星罗棋布。
  根据当时的敌我斗争形势，县委在指导思想上确定：以武装斗争打开局面，发动群众从试点做起，进行“减租减息”、“雇工增资”、“反奸诉苦”、“反贪污”、“反恶霸”斗争；从中建党、建政、组织群众团体（农、青、妇、儿童团）；大搞群众武装，广泛团结群众与敌人展开全面斗争；创建新的根据地，由农村包围城市，逐步向济阳县城和济南进军。战略思想确定后，县委便以四区为基地，进驻五区，采取以五区为重点，全面开花的办法，着手开展工作。在人员的配备上，五区建立区委会由我兼任区委书记，马仙居同志任副书记兼组织委员，杨兴同志任宣传委员，杨修竹同志任区长，杨明轩同志任区队副，魏景山同志任区武委主任，李爱卿同志任区农会干事。地委、军分区政治部派有工作组协助工作，其成员有齐荣潭、郑春太、刘长治三位同志。先从五区的赵博士店、大小杨家、范家屯、老小开河、姜家窑一带为中心，向四面开展工作。同志们进村后，广泛宣传抗日救国的道理，对群众进行民族、民主教育。他们首先了解村中农民生活和阶级状况，进行对各阶层的分析，掌握基本情况。然后积极串连，依靠雇、贫、下中农，团结中农，建立以雇、贫农为核心，下中农、中农参加的农会组织。通过访贫问苦和阶级教育，提高贫中农的政治觉悟，增强他们的斗争性。经过反复地酝酿和发动，首先在郑春太同志的驻地赵博士店爆发了“雇工增资”斗争。在积极分子老雇工王成元的率领下，雇工们向地主豪绅洪仁堂展开了斗争。王成元同志苦大仇深，在洪家当雇工多年，深受洪家的压迫剥削。他年过半百，尚未成家，光棍一条汉，生活孤苦无依。与洪仁堂斗争胜利后，该村的雇工不仅经济上取得了利益，政治上有了一定地位，精神振奋抬起了头。同时，雇工们建立了自己的组织一一雇工小组。更重要的是，这一行动大大影响了周围的村庄。首当其冲的是范家屯。这是一个比较大的村庄，地主、富农、豪绅二十来户，伪乡公所也设在该村，伪胖乡长就是该村人。在齐荣潭同志的组织发动下，借赵博士店的东风，不久这里也发起了“雇工增资”斗争。该村雇工约二、三十人，他们首先建立工会，选出主席，有组织地向包括伪乡长在内的地富豪绅展开了斗争。经过几次较量，通过摆事实，算细帐，最后终于征服了这一伙剥削者，使他们向雇工们退赔了不少粮款。附近各村，也先后爆发了“雇工增资”斗争。在大势所趋的情况下，这一带多数地富分子自动开仓。少数地、富分子也被迫向雇工们低头认罪，退赔粮款。斗争节节胜利，各村均相继建立了工会小组。为了加强领导并进一步发挥工会组织的作用。不久便成立了区工会，选举了齐荣潭同志为工会主席。全区工会便有了统一的领导。
  战鼓催春。雇工们斗争的胜利，大大激发了各村贫下中农的斗争情绪。他们又相继建立了农会组织，选出了自己的领袖（后来，工会并入农会）。继续开展“雇工增资”、“减租减息”、“反奸诉苦”、“反贪污反恶霸”等斗争。从火热的斗争中锻炼教育了群众，发现培养了大批觉悟高、又能干的贫下中农积极分子，有不少被吸收为共产党员。早期被吸收入党的有赵博士店的雇工王成元，村长（民主改选的）洪凤桐；小开河的村长（民主改选的）李光州，民兵队长李乃仁，民兵指导员李乃魁，还有李乃禄、李明熙、李继洪；大杨家村的杨湘乐、杨湘阁、杨湘渡、杨孟槐；姜家窑村的戴永升、戴永俭、戴永亮。至于老开河，小杨家等村的党员，就不一一记述了。同时，民主选举产生了新的村政权，有不少党员被选为村长掌握了印把子，还建立了妇救会、青救会、儿童团等基层抗日救亡团体。更令人高兴的是，群众为了保卫自己的斗争果实和人身安全，不少村庄都成立了村自卫队，拿起了土枪、大刀、长矛、手榴弹等武器。又把其中的青年骨干组成了基干民兵，通称“民兵”。民兵队一般按部队编制。十二个人为一个班，选正副班长各一人。三个班为一个排，选正副排长各一人。小村一般为一个班，大村为一个排，个别大的村为一个连。一般一个乡为一个连，一个区为一个营，统一为区武委会领导，各区统归县武委会领导。民兵队中的成员多为运动中的积极分子，成分多为雇、贫、下中农，个别为中农。党员占大多数。仅小开河一村民兵队中就有队长李乃仁、指导员李乃魁和李光州、李乃禄、李光松等党员十余人。在党的领导下，贫雇农掌握了枪杆子。这一带多属范家屯乡，有二十多个村庄，到下半年，村村都有了民兵队。其中较好的有小开河、大杨家、姜家窑、赵博士店、范家屯等村庄。它们的特点是：组织健全，有活动制度，经常操练，党员比重大，年轻力壮，精明强干，能投弹射击，又敢于拚杀。不久都有县大队军分区主力部队给予武器配备。到下半年，上述村庄的民兵，差不多人人手中都有了一支枪。青年人有朝气，有作为，有了枪如获至宝，人人喜笑颜开，个个乐得跳高。他们下坡干活时带着枪叫做“武装生产”。回到村中一有时就练习刺杀、投弹和射击。他们纪律严明、步伐整齐，不问早晚，不管刮风下雨、严寒酷暑，一声令下，召之即来。还有的村，聘请了县、区队的排、班长或老战士来作教练。小青年个个练的象小老虎，滚、跌、爬、跳、投弹、射击皆精。他们纷纷要求配合县、区武装部队上战场杀敌人，小开河村的民兵队长李乃仁，指导员李乃魁；大、小杨家村的民兵队长杨湘阁，姜家窑村的民兵队长戴永俭、指导员戴永升，他们分别率领各自村中的民兵，在牛王店、罗家码头、江家屯村、垛石桥镇等据点，冒充主力部队向伪军、伪人员喊话、教育他们不要当铁杆汉奸替鬼子卖命；不准随便出来到村中偷鸡摸鴨、抢夺东西、杀害群众；少办坏事给自己留点后路。喊完话后，又让伪军队长等汉奸头子站出来表态。他们苦苦哀求八路军原谅他们，并表示今后绝对不出来遭害乡村百姓。撤走前为了不露马脚，不引起敌人的怀疑，把事先准备好的放在煤油桶里的鞭炮点着，再放几枪，然后回到各自的村中。对敌人的不断喊话取得了不小的成效，保卫了群众利益。广大群众对民兵们的勇敢和作用，从逐步依赖到赞不绝口。民兵们见自己的威望提高了，精神也越来越振奋。各村的青壮年纷纷要求当民兵，以当民兵为光荣，从而各村的民兵队伍日益壮大起来。垛石桥、罗家码头、唐家庙、牛王店、江家屯、索家庙、刘家营等伪据点，在各村民兵的不断喊话教育下，加上“反资敌”斗争的开展，敌人弄不到粮食和财物，又处于我主力部队和县、区武装的强大军事压力下，这些据点到四四年上半年，除有的被我军拔掉，多数都被饿跑了。四、五区联成了一片，成了我们继续开展一、六、七、八区工作的后盾和基地。
  徒骇河沿岸的大杨家、小开河、姜家窑、江家屯、赵博士店等村的民兵，在四四年虽处于敌人据点的包围下，但敢于和敌人展开斗争，使敌人不敢轻易出来扰害百姓，保卫了这一带群众的生产和生活。他们在这一带各项工作和斗争中起到了骨干、模范作用，得到了广大群众的支持和信任，成了群众的贴心人。后来不断壮大成长，并配备有轻机枪、掷弹筒、三八步枪等武器，成了一支具有一定战斗力的队伍。在抗日战争大反攻的前夜，配合我主力部队和县、区武装打据点、拔岗楼、包围消灭敌人。他们参加过打商河县城和拔除北二区孙家庵据点的战斗。日本宣布投降后，驻惠民城的伪顽刘景良率部队南逃时，由县武委会集中这一带民兵数百人，把敌人一直追到黄河大桥边，并激获了不少武器弹药。惠民地区伪顽刘佩臣沿徒骇河向西南逃窜时，这一带民兵发现后连夜集中，由各村民兵队长率领堵截、伏击、尾追，打得敌人屁滚尿流，象丧家犬一样逃窜。民兵们激获了不少枪支弹药。解放济阳县城时，这一带民兵，参加了抢救伤员、运送弹药及物资供应等工作。打开县城后，担任清理战场和协助县、区队进行维持治安工作。这次打济阳县城，民兵们还激获了两挺机关枪，几个掷弹筒和一门大炮，并抓了不少俘虏。四五年春节后动员了一次大参军，五区就有五百余名民兵报名参了军，成立了一个新兵营，由郑春太同志任教导员。其中大、小杨家、赵博士店、范家屯、姜家窑几个村的民兵就有二百余人参军，组成了一个新兵连，由大杨家村的民兵队长杨湘乐任连长。四七年大参军时，这一带民兵和全县民兵一起，约有两千余人报名参了军，组成了一个新兵团，送到主力部队，壮大了我军力量。一九四八年秋，解放济南战役中，吴化文部起义后，拉到垛石桥区前后楼一带整编，吴化文的三十五军军部驻在后楼，政治部驻在前楼，我解放军一个营给他们作保卫工作。因吴化文部的士兵纪律很坏，怕他们遭害群众，这一带民兵便组织起来，由县、区武装部的干部率领，参加了维持治安工作。他们昼夜巡逻，见到吴化文的散兵到村中扰乱就抓起来，送到吴的军部处理。吴化文部整编后走到鹊山时，忽然有一个连队叛变，为防备他们抢夺垛石桥区杜家庙村的弹药库，我武装部的干部闻讯后，立即调集了同家、前后楼等附近村的民兵赶赴杜家庙，把弹药库保护起来。
  以上事实充分说明，大、小杨家、姜家窑、范家屯、赵博士店一带村庄的民兵，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贡献是很大的。
  四、反特大除奸
  毛主席在《论持久战》一书中指出：中国的抗日战争是持久的战争，大体分为三个阶段来进行，“第一阶段是敌之战略进攻，我之战略防御时期。第二阶段是敌之战略保守，我之准备反攻的时期。第三阶段是我之战略进攻，敌之战略退却的时期。”一九四四年下半年的秋冬之间，我敌后军民的抗战捷报频传，这正是毛主席指出的抗日战争的第三阶段。日寇败局已定，正处于投降的前夕。国民党顽固派也按照他主子的指令积极行动，抢夺我解放区军民的抗战胜利果实。面对这种三角争斗的局势，济阳县委书记李萍、副书记张振国、县长王其元、县大队副政委刘桂阳等同志，都已集中到地委、专署、军分区司令部。根据党中央和人民解放军总司令部的指示，研讨对敌人新的斗争策略和迎接对日寇大反攻的战备工作。县委由我主持工作，县府由李玉友、王玉光同志主持工作，县大队由教导员赵元洪同志主持工作。抗日战争的大好形势给我敌后军民带来了高昂的斗争情绪和无比的欢乐。正当我全体军民兴高彩烈地迎接大反攻的到来时，敌人并未有睡大觉。国民党反动派潜伏在地下的特务以及被斗争的地主豪绅、恶霸坏蛋们，如二区的何××，回河街人，国民党济阳县党部的书记长；高××，五区白杨店村人，国民党济阳县党部的宣传委员；孟××，五区孟家寨村人，国民党济阳县党部的组织委员。还有二区的王和轩，此人最坏，他与国民党顽固派刘景良的七旅旅长赵芙亭勾结联系，后来还当了国民党“还乡团”的头子；还有何××、柏××、阎××；五区的郭××、杜××；九区的展玉山等。他们向我抗日军民展开了进攻和破坏，充当了蒋介石抢夺我抗日胜利果实的先头兵。这帮家伙采取了以下的恶毒手段进行破坏活动：
  （一）大肆造谣，混淆视听，蛊惑人心。他们散布什么“抗战快要胜利了，蒋委员长领导的中央军快来了”，什么“国民党来缴济南和济阳县城鬼子和汉奸的枪。”什么“共产党、八路军呆不长了，快要撤走了等等。闹得全县（特别是二、五、九区）群众人心惶惶。少数群众，甚至积极分子和基层干部的情绪也有消沉，思想上产生了顾虑，个别的人想打退堂鼓，考虑后步。
  （二）收买拉拢我民兵积极分子和基层干部。他们的做法是，通过亲友和家属，伪装十分关心的样子，借口听到外面传来消息散布：“中央军快来了，共产党、八路军快走了，告诉自己的亲人留后步。”又说“共产党、八路军都得听蒋委员长的”等等。还有的利用偷偷拉关系、请吃喝、送礼、借钱粮等手段拉我积极分子、民兵、干部下水，跟他们一块办坏事。更有的明目张胆地威胁，要我基层干部、民兵、积极分子小心，说什么“中央军来了要杀灭全家！”
  （三）组织对我基层干部、民兵、积极分子的暗杀，抢夺我民兵的枪支。他们有时夜间鸣枪制造恐
  怖气氛。此等事件，当时二、五、九区都有发生。
  敌人的破坏活动有一个重要的政治背景，就是针对我解放区的大参军动员工作。他们妄图用这种手段阻止我大参军运动的开展。
  当时济阳县委、县政府、县大队在家主持工作的有我和李玉友、王玉光、胡天绪、赵元洪等同志，为了粉碎敌人的破坏活动，经研究采取了下列措施：
  （一）首先召开各区委书记、区长、区武委会主任、区队副干部联席会，部署县领导的意见，经讨论制订了具体的对策。要同志们回区后，做好干部人员的工作，揭穿敌人的阴谋诡计，提高干部的政治觉悟，心明眼亮地及时掌握情况，教育，团结好党员、干部和积极分子，继续发挥他们在对敌斗争中的骨干和先锋作用。
  （二）各区要召开基层干部、积极分子会议，向他们讲明抗日战争已到了大反攻的阶段，日本帝国主义快要完蛋了。揭穿国民党假抗日、真反共的真相，他们见日寇已将被共产党、八路军打败，便摇身一变成了抗日的英雄汉，乘机从阴沟里爬出来，充当接收大员。我们抗日军民是绝不答应的。目前，国民党反动派潜伏在地下的应声虫们出来散布流言蜚语，造谣蛊众，替主子摇旗呐喊，我们是不能允许的。作为骨干、积极分子，要把腰干挺起来，不怕鬼，不信邪，首当其冲，理直气壮地教育、团结广大人民群众与敌人作斗争，不要被敌人的虚张声势所吓倒，要为保卫我们的胜利果实而斗争。
  （三）农村党支部要秘密布署，分头监视本村的反动地主豪绅、国民党特务分子的活动。掌握确切材料及时向上级汇报。可由区委分工干部直接掌握搜集情况、核实材料，区委会及时转报政府公安部门。
  （四）向广大群众宣传并批判国民党特务分子造謠惑众、欺骗人民的荒谬言论，批判国民党反动派丧权辱国的不抵抗主义和所谓“曲线救国”的投降主义。他们在抗日战争困难时期，人民群众处于水深火热之时，把人民抛弃，躲到大后方逍遥自在。是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与人民同生死、共患难，迎来了抗日战争的胜利。而不知耻辱的卖国贼竟从阴山背后跑出来，早地拾鱼吃，抢夺抗战胜利果实。我们要团结一致粉碎国民党的阴谋诡计，保卫我们的胜利果实。
  上述措施在干部、群众中落实后，我们了解并掌握了反革命分子大批材料。经县委研究，报请上级同意，准备给予这些反革命分子以坚决打击，安定社会秩序，保卫参军运动，顺利地开展各项工作。县委又召开了各区委书记、公安干部会议，专门听取了对敌特活动情况的汇报，具体研究并确定了打击对象。要求逐个落实材料，由公安部门审讯，县委再听取公安部门的汇报，慎重定案，报请上级司法部门批准，在各区召开群众公判大会，杀一儆百，以平民愤。
   根据以上安排，同志们经过一段积极努力工作，便由县府出面，李玉友、王玉光同志主持，从二区开始，在回河镇召开了万人大会。由县、区队及民兵保卫会场，李玉友同志代表上级政府司法机关分别对犯人进行宣判。当众枪毙了二区秦家坟子秦坏水等极反动的特务分子十余人。相继于五区垛石桥镇也召开了万人大会，宣判枪毙了范家屯伪胖乡长等二十余名恶霸地主及特务分子。又于九区前后孙家村召开了数万人的大会，处决了前伪乡长地头蛇展玉山等最坏的特务分子二十余人。把这一大批特务和反革命分子杀掉后，沉重地打击了国民党反动派的嚣张气焰。乌云被吹散，阳光普照大地，基层干部和广大革命群众情绪十分高涨，全县的参军运动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了。
  五、垛石桥“雇工增资”、“反奸诉苦”
  垛石桥镇位于徒骇河南岸，距济阳县城二十公里，西接临邑县到济南的干线公路十五公里，是济阳县北部的重镇。日寇侵占济阳县城后，于三八年安上据点，驻有日军一个小队三十余人，伪军两个中队二百余人。伪军头子系济阳县大队长匪首自玉亭的外甥，小名叫甲子。还设有：伪区公所、区长付子安；伪三、四、五区联合办事处，专门为日寇搜刮筹措经费供应；伪新民会，替敌人进行宣传，是日伪的宣传工具，会长是张维久；伪宣抚班，是对中国人民进行奴化教育和给敌人搜集情报的机构；伪合作社，是日寇侵华“以战养战”的经济组织，以推销日货，收购我粮、棉等战略物资，掠夺我国人民的财富。伪镇公所也设在这里。从军事、政治、经济到文化教育，各种各样的伪机构设置一并俱全。它是济阳县日伪统治三、四、五区的中心。该镇据点安设后，经我武装部队四零年五月间、四一年秋两次袭击，第一次消灭敌人一个伪区公所和一个伪中队；第二次又搞掉一个伪区公所和一个伪中队的一部分，并毙伤日本鬼子五人其中指挥官一人。日寇连遭打击，被迫撤退，据点光剩下伪军和伪组织人员龟缩在里面。四四年，在我军强大攻势的威迫下，加之大、小杨家及姜家窑、范家屯、赵博士店一带民兵的不断喊话教育，还有周围村中群众轰轰烈烈的“雇工增资”、“双减”、“反奸诉苦”等斗争，连吓带饿，他们于四四年春季的一个夜间，偷偷跑到济阳县城去了。
  垛石桥镇与附近的杜家庙、小街子、前后楼、同家等村一带的群众，尤其是垛石桥镇的群众，因多年来遭受日寇、汉奸、特务坏蛋们的残酷迫害，财产被抢掠，人身被杀辱，仇深似海，怒火万丈。敌人跑掉后，他们仇恨的火焰燃烧起来。在我驻村干部的启发教育下，他们组织起来，与当地汉奸、特务和地主豪绅展开了面对面的斗争。其中尤以垛石桥街斗争迅猛，该村群众在我驻村干部杨兴同志的组织帮助下展开了斗争。我这里要提一下杨兴同志。他原名王思贵，系济阳二区杓子李家村人，于回河镇伪中学读书时，被我地下党员唐国新同志介绍为中共党员。因工作需要调出经培训后担任了五区区委宣传委员。他聪明机敏，勤奋好学，工作积极肯干，善于团结同志联系群众，是一个很有进取心的好同志。不幸于四七年夏季，被国民党武装匪特“还乡团”杀害，牺牲于淮里区秦家村。当时他任淮里区区委书记，年仅二十余岁。
  垛石桥镇在日寇汉奸的长期盘居下，情况非常复杂。据调查了解，除明牌汉奸、伪人员外，暗处还有奸细、日特加国特。当时这里被称为“三多”：一是伪军、伪属多；二是坏蛋、流氓、赌徒、明妓暗娼多，其中民族败类臭名远扬的栗三妮子，又叫三姑娘，公开投靠日本鬼子队长；三是被迫害，苦大仇深的群众多。
  根据该镇情况复杂的特点，在群众运动开展前，五区区委会首先召开了会议，对该村的政治、经济、社会情况进行了全面的分析研究，一致认为该村在日伪汉奸长期统治下反动势力较有基础。因此，群众在这些豺狼毒蛇的吞噬压榨下，苦大仇深。反抗性强烈，革命与反革命的斗争相当尖锐。这就要求我们必须掌握政策，讲究策略，提高警惕，充分发动群众，组织好斗争力量，致敌人于死地，战而胜之。我们注意了两条措施：
  （一）区委会要不断检查研究，总结经验，及时给予指导。
  （二）驻村干部除杨兴同志外，又派县委宣传部宣传于事杨文祥和区农会干事李爱卿两同志组成工作组，由杨兴为组长。因我当时兼任该区区委书记，区委便责成我直接过问工作组的工作。
  斗争一开始着重抓好调查研究、宣传发动工作，发现培养积极分子，建立群众自己的组织一一工会、农会、妇女会、儿童团、民兵基干队。经过一段时间，基本上摸清了该村的阶级、阶层的结构和社会关系。全村共百余户人家，地主富农十来户，其中最坏的有封建地主“杜善人”，还有国特反动头子地主豪绅杜开伦。他在该村伪中学补习班名为当教员，实为搞国特活动，很反动。雇、贫、下中农三十多户；中农四十来户；小商贩和手艺人二十来户。这些住户有伪属三十来户，但不少是穷人家的子弟，被迫被骗或被抓当伪军、伪人员。少数坏的为逃避惩罚，已随敌人逃了跑到济阳城里去了。
  在宣传发动工作和调查研究情况的同时，教育和培养了大批积极分子。如雇工主席周朝芳，在斗争中表现很积极，后成为中共党员、脱产干部。他长期在“杜善人”家当雇工。年龄四十余岁，尚未成家。苦大仇深。又农会主任兼村长（民选的）杜明然，出身铁匠，年纪三十余岁，一家四口人，只靠他一人打铁来养活，父亲被本村地主豪绅欺压而死，母亲也气病而亡，仇恨常年聚积心中，时时寻机报仇雪恨。杜明然同志身高两米，膀阔腰圆，拳头象小铁锤，手掌张开象蒲扇，从小当铁匠练就了一付好身体。他说话声音洪亮，还会武术，大刀耍得很好，力气又大，如动拳脚，十人八人靠不上边。他性情忠厚憨直，品行端正，乐于助人，在村中很受人们尊敬。他在群众斗争中起了很大作用。后被杨兴同志介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他爱人杜大嫂也在村中发动妇女参加斗争，又能照顾县、区下来的干部，在革命中也做出了不少贡献。
  妇女主任周玉枝是个大姑娘，从小失去了父亲，是母亲教养她成人。她性格腼腆又直率，斗争性很强。家庭生活很困难，母女二人靠给别人做针线活糊口。他母亲杜大娘，虽然已五十多岁了，但身板骨很壮实，对坏人很仇恨，对女儿参加群众斗争很支持。
  民兵队长周芳敬，是个二十多岁的青年小伙子，长得英俊但不识字。父子二人靠做小买卖维持生活。他性格敦厚爽朗，不笑不说话，很惹人喜爱。他喜欢玩枪弄炮；对当民兵队长很高兴也很负责。在斗争中经过锻炼也被吸收为中共党员，后来参了军。其他积极分子就不一一介绍了。
  斗争一开始，先由周朝荣率领雇工们向“杜善人”进行说理斗争。要求增加工资，退赔粮款。因为其他雇主都看着“杜善人”的眼色行事，所以先向“杜善人”开刀。“杜善人”表现很狡猾，他当面答应给雇工退赔粮款，其他雇主也鹦鹉学舌一样口说给雇工退赔粮款，但斗争结束后数日无音讯。经调查，原来是“杜善人”这家伙耍的美人计。他让他的老姑娘夜间送酒送菜到雇工周朝荣住的牛棚里，并勾引他。老地主的奸计被老周识破了，把老姑娘骂了一顿赶了出去。一计不成，“杜善人”又叫他的管帐先生狗腿子“二先生”放出风来，说什么“周朝荣什么也不要了。马上就和杜家的老姑娘结婚了”。以此来败坏周朝荣，破坏“雇工增资”斗争。群众知道后，义愤填膺，马上召开大会揭发了老地主的鬼把戏，并迫使狗腿子“二先生”出来作证。其他地主们都表示低头认罪，分别向各自的雇工退赔了粮款。此后，在农会主任杜明然的领导下，又组织了诉苦大会，并邀请前楼、后楼、杜家庙、同家、周家沙窝等村的雇、贫农、下中农来参加。以后，工会、农会、妇女会、儿童团、民兵队等群众团体，又向反动地主国特分子杜开伦展开了面对面的说理斗争。但斗争并不是一帆风顺的。以杜开伦为首的地主豪绅煞费苦心地玩弄了不少鬼把戏，如利用地痞、流氓、伪顽家属散布谣言，什么“八路军呆不长了，中央军不久就打过来了”、什么“鬼子快来扫荡了，谁参加斗争就杀谁的头，分的东西要加倍偿还”等等。有的甚至明目张胆地给杜明然同志写恐吓信，总之他们是千方百计地破坏运动。
  以杨兴同志为首的工作组的同志们，分析了当时的形势，在总结了第一次斗争经验的基础上，采取了以下对策：
  （一）开好积极分子会议，揭露地主豪绅们的鬼把戏。说明对这些家伙来取说理斗争讨还血债是天经地义的，民主政府是保护和支持的。我们要想求解放当家做主人，就必须斗倒地主老财们，大家不要怕这些家伙们的威胁和恫吓，也不要上他们的当，要严防他们的阴谋和暗箭。要积极为穷哥们办好事，要团结起来与他们斗争到底，不获胜利绝不罢休。
  （二）农会主任杜明然同志出面召开地主老财们的训话会。一方面要严厉指责他们造谣污蔑共产党和人民政府是一种反革命行为，是破坏群众运动，如不停止，政府就依法严惩。另一方面晓以大义，申明政治上迫害、经济上剥削是不合理的，他们这些人在贫下中农和劳动人民身上是有罪的，他们欠了人民的债务，甚至还有血债。欠债是要还的。要他们不要继续与人民为敌，要老老实实接受群众的斗争教育，否则，群众是不会饶怒他们的。
  （三）召开伪属会议。对伪军、伪人员的家属进行爱国主义和民族主义教育。申明当汉奸是可耻的，是叛国害民的，是极不光彩的。要他们规劝自己的亲人改邪规正，回到人民中来，不应该再执迷不悟，跟着日本鬼子为非作歹，残害中国人民。
  （四）召开少数被欺骗、受蒙蔽的贫下中农会议。有针对性地揭露地主老财们的鬼把戏，说明他们一时上当受骗的危害性。要他们认识地主老财们是披着人皮的豺狼。不要被地主的花言巧语所迷惑，不要为一点小恩小惠就丧失警惕性，忘记了穷兄弟们。
  分别不同对象召开会议后，分化瓦解了敌人，沉重打击了地主老财们的嚣张气焰，形势大为好转。于是，我们召开了第二次诉苦大会。会上群情激昂，“打倒恶霸地主”，“向反革命分子讨还血债”，“地主老财把剥削的财物退回来”的口号声接连不断。群众诉苦的诉苦，申冤的申冤，吓得国特分子杜开伦以及地主豪绅瑟瑟发抖，个个象落水狗一样，丑态百出。他们哀求群众和政府饶恕他们，表示愿意退赔财物、粮款，愿意向群众低头认罪。大会后，由杜明然同志组织工、农、妇、民兵等群众团体，选代表组成了退赔粮、款、物资处理领导小组，根据诉苦群众的具体情况及损失大小登记造册。最后领导小组按群众意见，研究好处理办法，分别发给受害者。
  分胜利果实的这一天，群众举行了庆功大会。会上鞭炮齐鸣，口号震天。欢笑声、鼓乐声汇成一片。大会后，群众纷纷要求参加各群众团体。经过审查，不少人分别参加了农会、妇女会、儿童团、基于民兵队等群众团体。更重要的是，从群众中选择了阶级觉悟高、斗争性强、品行端正、群众信得过的积极分子十余人，吸收为中共党员、选举杜明然同志为支部书记，诞生了垛石桥第一届中共党支部。从此，党的红旗飘扬在该镇的上空！
  六、三次大参军
  我在济阳县工作期间，济阳县的青年参军，有计划、有组织、有领导的行动有三次：第一次，是一九四四年夏季参军到县大队；第二次，是一九四五年春节期间（农历正月十五）参军到军分区部队；第三次，是一九四七年春季大参军到主力部队。每次行动都有不同的背景、条件和要求。现记述如下：
  一九四四年夏季第一次“动参”时，抗日战争正处于大反攻的前夜。我方兵强马壮，敌人垂死挣扎。但济阳县情况特殊，它的解放区创建较晚，基础尚不稳固，日寇大本营济南隔河相望，近在咫尺，随时可能向我进犯。因此，壮大我方军事力量就成为突出的问题了。基于以上情况，济阳县委决定发动青年参军，扩建县、区武装，加强对敌人的武装打击，以利解放区各项工作的顺利开展。当时我们对这项工作是没有经验的。因此确定以工作基础和群众觉悟较好的二区北部和五区南部为试点，取得经验后再大搞。二、五区党工委遵照县委的安排，展开组织发动工作。当时我任县委宣传部长兼工委书记亲自主持了这次参军工作，并在二区淮里庄蹲点。开始时群众思想阻力很大，“好男不当兵，好铁不打钉”、“兵匪不分”的旧观念影响很深，因而对“动参”工作不理解，不愿让自已的子弟参军。为此我们反复地向群众交待党的政策，讲明：共产党领导下的八路军是人民的子弟兵，是抗日队伍，不发展壮大八路军，鬼子汉奸就消灭不了，人民也不得安居乐业。共产党领导下的八路军不同于旧中国的军阀队伍，它有严格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不扰民不害民是培养英雄的大学校，好男儿应当积极参加八路军，赴疆场杀敌立功，报效国家。宣传教育工作打通了群众思想，提高了群众对“动参”工作的认识，青年们便纷纷自动报名参军，家长也欢天喜地送自己的儿子参军。记得仅二区的淮里庄、胡家、秦家坟子、大小郝城、邝家、邓霍二庄、杓子李家等村就有二百来名青年自动报名参军。其中胡家、刘灵吴家两村就各组成一个排。县府和区公所还在刘灵吴家召开群众大会，搭台子唱戏。新兵换上新军装，披红戴花，骏马高跨，很是威风。群众们敲锣打鼓把大部分新军送到县大队，少数留在区中队。这次参军虽然规模不很大，但影响颇深。也为今后大规模“动参”工作取得一些宝贵经验。如在正式参军前，领导人一定要对报名的青年逐个谈话，彻底消除顾虑，并帮助他们解决家中的实际困难，决不能一下子打发走了就算完事了。这次参军工作中，胡家的新兵中一名班长参军时表现很好，不但本人自动报名，还动员数名青年好友一齐参军。可在集中送走时，忽然找不到人了，一班人都在等他。等找到他时，他只是埋头不语。经了解才得知他母亲昨夜病倒无钱看病，他打算借钱治好母亲的病再去部队。情况清楚了，我仍对他本人进行安慰并立即请来医生给他母亲诊治。医生告知病情无危险，区、村干部也表示负责为其母治病，钱先由村里借给。这位青年方才打消了顾虑，高兴地带领一班新兵去了县大队。这件事使我们认识到：参军对一个青年人来说，是他生活中的一次大的转折，要做好思想工作，还得尽一切可能帮他们解决实际困难。既使是一些看似微小的问题也不能轻易放过。这不光是为了参军工作顺利进行，更重要的是为部队的巩固创造有利条件。事实上确有个别参军不久的新兵落伍跑回家的。究其原因，多为欢送前的思想工作不扎实，有些个人及家庭问题一时解决的不够好造成的。这是我们领导者应在今后的“动参”工作中引为借鉴的。
  一九四五年春节期间的第二次参军工作，比四四年夏季的那次条件好多了。第一，我军武装斗争形势很好。济阳县除沿徒骇河四区的罗家码头，五区的垛石桥，六区的曲堤，七区的白桥，八区的仁风等少数重镇还有敌人据点外，多数敌据点已被我军拔掉或自动撤走，龟缩到济阳城里去了。第二，农村特别是二、四、五区绝大部分村庄已解放，群众经过“双减”、“反奸、诉苦、反霸”等斗争，在政治和经济上都翻了身，阶级觉悟大为提高，有了保家卫国的要求，因而提高了对参军的认识。第三，作为领导人来讲对“动参”工作已有了一定经验，摸到了初步规律。第四，抗日战场不断传来胜利捷报，鼓舞了广大青年。他们怕晚了捞不着杀鬼子捉汉奸，都跃跃欲试，要到前线去杀敌。因此不断有青年个人自动到部队报名参军。
  鉴于以上几点及当时正为了对日寇大反攻做备战工作，需要扩充兵源。济阳县委决定组织第二次参军工作，计划规模要大，人数要多。基础较好的二、四、五、九区同时组织干部力量实地发动，县委集中力量分区指导。各级群众组织紧密配合，青救会做好青年动员工作，农救会、妇救会做好家属动员工作，武委会做好民兵的动员教育工作，县、区武装和民兵基干队切实做好保卫工作，严防特务坏分子的造谣破坏。上下左右一齐行动，“动参”工作搞得生气勃勃。按照县委的指示，各区、村经过充分发动、教育而报名的新兵，必须经过驻村干部逐个进行谈话审查，而后编成班、排组织。对新兵家属也要逐个检查，把所有问题都解决好，决不留尾巴，同时与接兵单位联系，做好接兵的准备工作。总之，春节前各项准备工作业已就绪，以待春节后正式交兵。
  这次新兵的交接仪式是在四区李家坊子村举行的，盛况空前。正月十五是传统的元宵佳节，确定在这一天举行交兵仪式，一方面群众易于集中，另一方面也是教育群众扩大影响的好机会。举行仪式这一天村中搭起了高高的舞台，台上各色彩绸旗子飘扬；台下欢歌笑语热闹非凡。满村墙壁上贴满了各色各样的标语：“好青年要踊跃参军！好男儿要前线杀敌！好父母送儿参军光荣！好妻子送夫当兵光彩！”、“在前方要做杀敌英雄！在后力争当生产模范！”、“做好拥军优属工作！”、“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打倒汉奸卖国贼！”、“把日本鬼子赶出中国去！”等等，这些琳琅满目的标语口号增添了浓烈的节日气氛。
  举行仪式前各乡人民举着彩旗，喊着口号，从四面八方潮水般涌向会场，青年人扮演的高跷、龙灯、秧歌队载歌载舞，观赏的万千群众喜气洋洋，雀跃欢腾。大会开始后，当大喇叭筒宣布新兵入场时，只见身着新装的新兵，列队正步，喊着“一、二、一”的口令来到主席台前，此时全场锣鼓声、鞭炮声、口号声响成一片，如山崩海啸，声势壮观。主持大会的是济阳县委，县府的领导同志；地委、专署、军分区的领导也亲临大会。为了推广济阳县两次动员大参军的经验，地委指示济阳县委邀请临邑、商河、齐河等县的县委、县府的领导出席了大会。会上济阳县县长王其元介绍了动员大参军的经验；地委、专署、军分区的首长们分别讲话；临、济、商、齐等县特邀代表也发言表示祝贺；新兵代表宣读了誓言；新兵家属代表讲话嘱咐自己的亲人们到部队后要好好学习练兵，杀敌立功，不要挂念家庭，等候立功喜报；接兵单位的代表讲话表示热烈欢迎新兵入伍，团结一心把日本帝国主义赶出中国去，解放全中国，让父老兄弟们过上太平日子；各群众团体代表纷纷发言保证做好拥军优属工作，支援前线打胜仗。最后，在一片锣鼓、鞭炮声中，儿童团员们给每个新兵披红戴花。此时，全场响起雷呜般的掌声，向新兵致敬。于是在热烈的欢呼声中新兵个个红光满面昂首阔步走过人群，被接兵单位领到各部队中去了。这次三个区共参军五百余人，其中仅五区的老、小开河、大、小杨家几个村就有一百二十余名青年参军，并组成了一个新兵连，由杨湘乐任指导员。这次参军的全部新兵都补充到军分区的武装部队。
  第三次参军是一九四七年春季。其规模之大，范围之广是空前的。当时，从全国局势来看，国民党反动派撕毁“和谈宣言”，正发动对山东的重点进攻。内战气氛笼罩鲁北大地，我山东广大军民擦拳磨掌积极备战，决心粉碎敌人的进攻。农村土地改革已展开，群众为了保卫自己的斗争果实，保卫家乡的安全，纷纷要求参军到前线打老蒋。在这种形势下，济阳县委根据上级党委关于“短时间内动员大批青年参军，壮大主力部队的精神，研究安排了全县第三次大规模的参军运动。这次“动参”工作比之前两次任务大、时间短、范围广。因此必须集中精力加强组织领导。为此，县委首先成立了“县动参委员会”，由县委书记任主任，县长任付主任，吸收县大队付政委，县武装部长，县委组织部、宣传部长，县委民运部长（各救会主任）等为委员。各区建立“动参领导小组”由区委书记挂帅，吸收有关人员参加。各村动参工作由党支部书记亲自抓。形成县、区、村各级组织，层层加强领导。这次“动参”工作大体为一个半月的时间，共分为三个阶段进行：第一阶段，是打通思想，约半个月左右；第二阶段，是经过充分发动，掀起参军热潮，约半月时间；第三阶段，是集中整编新军和进行善后工作，约半月的时间。“动参”工作开始进行时，先召开农村党员、积极分子、青救会、妇女、民兵以及全村村民大会，进行广泛的宣传工作，反复说明：八年抗战，我们吃尽了日寇、汉奸烧、杀、抢、掠的苦头，日本鬼子投降后，我们正想过好日子，国民党反动派又要打内战。青年人应积极参军，到前方去打退反动派对解放区的进犯。留在后方的要好好生产支援前线，前线后方携起手来战胜蒋介石反动派，保卫我们的家乡和父老兄弟姐妹。通过充分的宣传教育，思想打通了，进而对自动报名参军的新兵，再逐个进行审查落实。确认动员成熟了，家庭也无问题了为止。区“动参领导小组”还委派干部配合接兵单位的人员，共同组织对新兵的整训、全面检查和处理善后工作。因各区参军人数较多不易搞大规模的集中，县“动参委员会”派领导干部出席由各区自己组织的群众大会，举行隆重的欢送仪式。方式、方法同于第一、二次“动参”大会。
  这次大参军，据统计，当场自动报名参军的青年达两千余人，组成了一个大型的新兵团。其中四区南部的皂户李家、李家坊子、王洼子等村，北部的江家店、贾家寨、东西高家、太平店子等村，南二区的勺子李家、邝家等村，北部的淮里庄、胡家、秦家坟子、大小邿城等村，五区的老、小开河、姜家窑、大小杨家、范家屯、姜家屯、垛石桥、前后楼等村，九区的前后孙家、东西温家桥、前后展家、塔坡、鞋里坞等村，青年民兵一个班、一个排的集体报名，几个村就组成一个连队，被主力部队接走了。
  临邑、商河两县的“动参”工作我虽未直接参加，但从材料上看与济阳县是大致一样的。
  七、新区工作队
  一九四五年九月二日，日本帝国主义签字投降后，八年的抗战胜利结束了。为扫出日寇、汉奸残余，我渤海二军分区的武装部队和济阳县独立营积极配合前线攻势，于当日晚就攻克了一、六区边沿的伪据点稍门，直达济阳城。三日，县城的伪军弃城逃入济南，济阳县于四日解放，我党政机关人员随即迁入县城内。
  济阳县委为了促进新区工作的开展，便决定各区和县直机关抽调一百二十余名干部，并选择了一批条件较好的知识青年共同组成了新区武装工作大队。我兼任大队长，大队下设两个中队：一个中队有梁耀东同志任中队长进驻一区（城关区）：另一个中队由王东山同志任队长进驻六区。每中队下设三个小队，每个小队设正副队长各一人，每小队又设若干小组，每组设正副组长各一人，每组五——七人。每组都配有长短枪和手榴弹作自卫武器。按照梅花式样每组若干基点村，以点带片，由片带到区，以大队部为指挥中心全区开展工作。大队部设在六区曲堤镇，大队部人员的组成有县委宣传部的刘景汉、赵和轩等同志，并有若干警卫人员。我们首先对全体队员进行了五天的集训，由我主办。县委书记傅科同志作了当前形势和工作任务的报告；县长王其元同志讲解了新区的政策和民主建设基层乡、村政权问题；县各救会主任李慧同
  志讲解了如何开展群众工作的问题；县武装部长胡天绪同志讲解了怎祥开展民兵工作的问题；县公安局长王玉光同志讲解了防奸反特作好保卫工作的问题。最后大队部研究制定了工作计划。
  当时一、六区的形势很复杂：我军刚刚解放这里不久，敌人的一套统治班底基本存在，零星的武装匪徒还不断袭扰人民；过去敌人对我党我军的，造谣污蔑，使群众对我党和政府的政策不了解，因此群众开始见到我工作人员时表现惶恐不安，不敢接近，不敢说话。但抗战胜利，日伪人员都逃跑了，据点没有了，这使群众感到莫大的高兴，觉得有了盼头了。总之，新区工作的开展在政策上必须谨慎，工作方法上必须灵活，尤其是在工作作风上必须注意端正。
  新区的工作任务主要有以下几方面：
  一、利用各种方法开展广泛的宣传教育工作，使广大群众了解当前的革命形势和工作队的任务。认识到我抗日军民经过八年的艰苦卓绝的斗争打败了日本鬼子，解放区的人民应该很好地建设自己的家园，过幸福的生活了。但眼下敌人留下的残余匪特仍不断滋扰民众，破坏我们的建设。现在共产党领导下的八路军、民主政府派工作队来，就是为了解民于倒悬，帮助大家安居乐业。新区的父老乡亲要相信党的政策，协同工作队一起搞好“双减”、“反奸诉苦反霸”斗争；肃清特务残匪，废除伪保甲制度，建立民主乡村新政权；健全农救会、青救会、妇救会等群众自己的团体以维护自己的利益，同时建立民兵组织，保卫家园。
  二、访贫问苦，串联结友，发现培养贫雇农中的积极分子。建立农会、妇救会、青救会、儿童团等各阶层群众团体，酝酿发起对地主豪绅、汉奸、恶霸及敌伪人员的“雇工增资”、“双减”、“反奸诉苦、反恶霸”等一系列的群众斗争。同时从运动实践中经过审查了解，吸收仇大苦深、阶级觉悟高、斗争性强的贫雇农中的积极分子为中国共产党员，建立党的支部来领导群众运动的开展。
  三、抓紧改造伪政权，建立民主乡村政权。选举群众信得过，在斗争中经受过考验的贫雇农中的积极分子、共产党员担任村长，掌握印把子，并建立必要的管理制度，以巩固劳动人民的政权，
  四、通过斗争选择出身好、斗争性强、勇敢正派的青年组成民兵基干队，发给必要的武装（如长短枪、手榴弹、大刀、长矛等），防奸反特维持社会治安，保护群众的斗争果实，监督地主豪绅及恶霸坏分子。群众掌握了枪杆子，腰杆壮了，顾虑消除了，才得以无忧无虑地同坏人作斗争。
  新区工作队的工作并非一帆风顺。万事开头难，刚进村时，原伪保甲长都表面应酬，而内心则空虚害怕。群众虽内心高兴，但表面却表现疏远不敢和工作队接触，尤其是当着坏人的面，有的人竟关门闭户躲开。白天伪保甲长来往应酬，街上很少见到普通群众；夜晚坏人四处活动，普通群众也三五成团闭门谈论。为此，在大队部统一安排下，各村普遍召开群众大会，向群众讲明形势、政策和工作队的工作任务。这一来震慑了伪保甲长及地主豪绅，群众开始面有喜色，胆子大的则和工作队有了点接触，但还是不敢讲心里话。工作队员就进行串连教育，激发群众的阶级觉悟，培养积极分子。在积极分子的影响带动之下，群众由开始的恐慌躲避到能够高兴地和工作队同志们啦呱交谈了。有的人到了工作队的住处，诉说自己的苦难。
  在形势大为有利的情况下，大队部及时部署各驻村干部开好三个不同的会议：
  第一个会是开好积极分子会议。通过诉苦进一步激发大家的阶级觉悟，打消顾虑，鼓起勇气，不信邪，不怕鬼，团结贫雇农，率领广大群众对坏人作斗争。
  第二个会是开好贫雇农会议。会议上积极分子诉苦，以启发贫雇农的阶级觉悟。一方面更多地发现积极分子；另一方面教育他们在积极分子率领下，积极投入与地主豪绅、恶霸坏蛋的斗争。
  第三个会是召开伪保甲长会议。向他们讲明形势交待政策。使他们认识到：打败日寇以后，人民群众在共产党、民主政府领导下，要当家作主人了。如果再敢剥削群众、为非作歹，是决不会有出路的，政府是不允许的。只要老老实实向人民群众低头认罪，改恶从善，不继续与人民为敌，政府和人民是会按照党的政策宽大处理的，否则将严惩不贷。
  三个会议开过后，局面大有改观。一方面村村群众精神振奋，扬眉吐气，纷纷议论“天要变了”！“穷人拨开云雾见青天了，坏人吃不开了。有共产党、人民政府给我们作主，我们什么也不怕了，多年的苦水也该倒出来了。”积极分子和贫雇农兴高彩烈，从早到晚活跃异常。而阶级敌人则更加六神不安。有的家伙表面见人低头哈腰，称兄道弟；背地里秘谋策划，逃避群众斗争。有的假惺惺地和自己的雇工、债户、被害苦主拉关系，赔礼道谦；有的则放出风来说：“工作队呆不长，等工作队走了再算帐。”以此威胁恐吓群众。更为猖狂的，有的竞然勾结残匪夜间在村中乱放枪，并呼喊威胁工作队和群众，说什么“共产党、八路军长不了，蒋委员快过来了，哪小子敢动老爷们（指地主老财）一根毫毛，就叫他全家不得好死，白刀子进去，红刀子出来！工作队也跑不了，一个个逮住大卸八块，连个囫囵尸首也落不着”等等。敌人的破坏，给刚刚发动起来的群众心头上又罩上了一层阴影，个别不坚定的群众有些害怕，不敢和工作队接触了，而一些阶级敌人如回光返照般又来了精神，见了贫雇农又摆出了以前的架子，耀武扬威起来了。
  工作队针对这种不正常的现象，及时召开积极分子会议和群众大会，针锋相对地批驳了敌人的谣言，抓住坏家伙的破坏事实，无情地予以揭露，狠狠地打击了敌人的嚣张气焰，争取了更多的积极分子和贫雇农。于此同时，加强了保卫工作，民兵日夜巡逻监视敌人，抓住破坏事实立即予以展开斗争。这时县大队有一个连队专门在一、六区活动，配合工作队工作的顺利开展。就这样各村的“双减”、“反奸诉苦”和“反贪污反恶霸”斗争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了。经过工作队一个多月的努力，由点到面村村建立了农救会、妇救会、青救会、儿童团等群众自己的组织。吸收积极分子中的骨干力量加入中国共产党，组建党的基层组织——党支部。各村选拔出身好，斗争性强，政治上有保证的青年建立民兵基干队。把县、区武装中所剩武器发给民兵基干队，有长短枪和手榴弹，多数村的民兵是用大刀、长矛。他们白天站岗放哨，夜间打更巡逻，有时还配合县、区武装打击匪特活动。灭了敌人的威风，长了人民的志气，群众运动热火朝天地开展起来了。时值农闲，每天不是这个村锣鼓喧天庆胜利，就是那个村鞭炮齐鸣闹翻身。村村民主选举产生了新的村政权，许多党员和积极分子当上了村长，掌握了大印，贫雇农广大群众在政治、经济上真正是翻身做主人了。村村老老少少欢歌笑语，世世代代为奴隶做牛马的农民，今日才真正过上人的生活，他们怎能不发自内心的高兴呢？
  相反，地主老财们则彻底的威风扫地了，见了贫雇农他们真是连大气也不敢喘，深恐再找他们算帐。
  但他们是不甘心退下历史舞台的，总伺机进行阶级报复，因而，不时发生恶霸地主勾结残匪，杀害我积极分子和驻村干部的报复行为。其中最严重的是匪特分子夜间袭击我驻曲堤镇大队部事件。曲堤镇是个大村，号称“千家刘”，住户千家，人口四千，镇上情况非常复杂。前伪区长匪首刘向谦就是本镇人。好在大队部住在前区公所院内，院墙较坚固。夜袭时敌人来的又不太多，经战斗被我打退，我方无一伤亡。还有一次，我和赵和轩同志及几位警卫人员从曲堤镇到济阳城参加县委会议，路过稍门街时突遭枪击，因是白天偷袭，敌人不敢久待，我方一还击，敌人当时逃窜，我无伤亡。在这次遭遇战中，赵和轩同志表现是很英勇的。这次会议本与他无关，当时他还身患恶疮，行动不便，为了我和同志们的安全，他一定要护送。我也想让他回县治疗，故而同意同行。敌人偷袭时他虽行动不便但表现沉着，打得很猛，头一枪就把领头的敌人打伤了，敌人一看势头不好才逃窜了。为赶路我们也没远追。
  新区工作队在一、六区工作了一个多月的时间，待两区工作有了一定基础，政权较为稳固后，便于当年深冬前撤回济阳县城。
  八、济阳城战役的“支前”工作
  济阳县城，是我军在一九四五年“八.一五”日寇宣布投降后，于同年九月四日从日伪军手中解放的。解放后，人民生活安定幸福。但在蒋介石发动的全面内战的战火硝烟之中，盘踞在济南的国民党山东省政府主席王耀武，命令他的三十六师一百零六团及师部炮兵营，十五师一个团和部分土顽匪特于一九四六年七月八日拂晓又侵占了我济阳县城，十五师一个团随即撤走。留在城内的匪徒们烧杀抢掠，奸淫妇女无恶不作，我济阳县城内外的和平居民陷入白色恐怖之中，过着暗无天日的生活。
  为了拯救济阳县人民，为了打退国民党反动派的进攻，保卫解放区，我渤海军区袁也烈司令员、周贯五付政委率领渤海部队特务一、二团、骑兵大队和济阳县大队，于七月十六日晚包围了济阳城，向占据济阳城的国民党一百零六团等匪部发起进攻。激战到十七日晚九时左右，济阳城全部收复，除少数残敌逃窜外，其余匪军全部被歼灭。
  在这次解放济阳城的战役中，为配合部队作战，济阳县委和县人民政府奉命成立了以县长吴洪宾为指挥，我为政委的后方指挥部，专门做好群众的发动，部队食品的供应，伤员的救护，弹药的输送，慰劳品的筹集和民兵对后方秩序的维持等项工作。
  按照前线指挥部的要求，我们进行了紧张的备战工作。首先召开了各区区委书记、区长、区武委会主任、各救会主任和县直机关有关部门干部会议。会上传达了军区首长关于解放济阳的意义、支前工作的任务和军事纪律等重要指示。首长们指出：我们的军队是人民子弟兵，是保护人民利益的。这次解放济阳城的战役就是为拯救济阳县三十万人民，摆脱国民党反动派的残酷统治。不仅如此，更为重要的是，济阳县是我渤海解放区的南大门，它的解放关系到我整个渤海地区的安危。同时，济阳县城又是盘踞在济南大本营的国民党军队北进的前沿阵地，是敌我双方争夺的战略要冲。因此，这一仗只能打好不能打坏，要打出威风来，给国民党反动派一点颜色看看，叫他们知道打内战是没有好下场的。而且，从战略观点出发，打好这一仗，也是给国民党反动派打内战，进犯我山东解放区的沉重打击。所以，济阳县委、县人民政府必须紧密团结各阶层人民，立即行动起来，做好解放济阳城战役的支前工作。做到要人有人，要物有物，绝不允许影响整个军事行动，否则，以军法处置。会议听取了传达后，便根据上级要求，研究部署了战备行动计划。
  一、全县组织民工四千人。一、二、四、五、六区各出担架五十付，共二百五十付。七、八、九区各出大车五十辆，共一百五十辆。用以负责伤兵员的转运，弹药、物资的运输和一切军工劳务。
  二、各区除留下部分民兵维持后方的秩序和治安工作外，二、四、五区各调出基干民兵两个连，一、六、七、八、九区各调一个连。集中民兵一千五百人，配合部队作战和一切军事勤务工作。
  三、妇救会组织青年妇女五百人，负责伤病员的饮食和救护，担负整个部队的医护工作。
  四、各区均成立“支前”小组，由区委书记任组长、区长任付组长，安排好全区的“支前”战备工作。县指挥部的总指挥吴洪宾同志随前线指挥部行动，我专门负责后方的一切工作，严格要求各级干部各负其责，又要相互密切配合，以战备工作的需要为中心，一切服从前线。为此要不惜一切代价做好这次战役的支前工作。会后各区立即召开全区基层干部、党员、积极分子会议进行传达部署。一声令下我济阳县全体干部和三十万人民全力以赴行动起来，不分男女老幼，不分白日黑夜，村村群情激昂，各处车轮滚滚，老年人赶车运弹药扬鞭催马；壮年人抬担架运送伤员，疾走如飞；妇女们昼夜不停磨面碾米，支援前方。青年民兵更是个个精神抖擞，肩扛长枪，身背大刀，威风凛凛开赴前线，配合主力部队作战。全县形成“支前”热潮。
  攻城战斗打响后，我方英勇的战士们怀着复仇杀敌的决心，如出山猛虎，冒着枪林弹雨爆破攻城，反复冲杀，战斗相当激烈。在敌人的顽强抵抗之下，我方亦有不少伤亡。支前干部率领单架队冒着炮火硝烟，把伤员一一抢运下来。沿途妇女救护队包扎护理，一站一站转运到二、四、五区后方医疗单位治疗。运输队肩扛、身背、牲口驮、大车拉、小车推，冒着死亡的危险，把弹药、饭菜送到阵地上。民兵们配合主力部队一面作战，一面捕捉敌人的散兵游勇。前后方紧密配合，打的敌人屁滚尿流。到十七日晚九时许，全歼守敌，济阳城胜利地解放了！
  战斗刚刚结束，我就接到吴洪宾同志从前线指挥部派人送来的消息：济阳解放后，主力部队马上撤离到徒骇河北牌坊赵家一带休整。叫我立即带领后方指挥部的全体人员，同他一起清理战场，处理善后工作。于是我立即和全体同志从城西北角五里后子村赶往城里。一进城，只见好端端的济阳城被战火摧残的一片狼籍。满城硝烟弥漫，充满刺鼻的火药味；敌人尸体横躺竖卧，散发令人作呕的恶臭。处处断壁残垣，弹痕累累，四处不时还有火光冲起，劫后惨景更激起了大家国民党反动派滔天罪行的愤慨。
  在战场清理工作中，我们首先把战斗中牺牲的我方指战员的尸体，用担架抬到城外，集中一处庄严地掩埋安葬了。对敌人的尸体则用绳子拴住双脚拖到城南黄河岸边沙滩里，因时间紧一时来不及掩埋，加上暑天气温高，没多久尸体发酵肿胀得就象牛肚子一样。以至敌三十六师一百零七团及一百零八团于十八日上午九时许，在飞机掩护下，重犯我济阳城时，见到他们难兄难弟的这副惨样，恐慌异常，怕重蹈复辙，吓得于二十五日拂晓偷偷逃回济南去了。在清理战场同时民兵一直没有放松警戒，站岗巡逻搜捕未及逃窜的敌兵。对敌伤员，用担架抬至城外我方救护站，以革命的人道主义精神，为他们包扎治疗，感动得这些伤兵热泪满面。他们对国民党反动派欺骗他们打内战进犯解放区，深表痛恨和悔悟，对我军的俘虏政策赞不绝口。除此以外，我们还组织民兵帮助城里居民救火，修房，安排好生活。一方面发动生产自救，一方面按照被敌人迫害的情况适当地给予一定的救济补助。因此，居民振奋起精神，开始重建家园。敌人丢失的武器弹药，除我作战部队带走外，由民兵搜集起来，武装了民兵，余下的搬运到二、四、五区存放，以备后用。民兵队换上了好枪支，高兴得小伙子们嘴都合不拢了，又唱又跳，还有人不时地放枪扔手榴弹。这种思想麻痹，失掉警惕性的做法，也是造成敌人于十八日晨偷袭济阳城，我方无准备，仓忙撤退的原因之一。
  我后方指挥部的同志们，在清理战场的工作告一段落后，便于十八日一早出城分赴各区，督促对作战部队慰劳品的筹集。我也带领几位同志到五区垛石桥一带，去组织对部队的慰劳仪式。出城才十余里，即听到济阳城上空，敌机狂轰滥炸，城内也枪炮齐鸣。到垛石桥镇不久，就听到敌人在飞机掩护下重占济阳城的消息。好在敌人一见黄河滩上敌一零六团及其炮兵营官兵死尸的惨样，畏缩不敢大胆攻城，使我方机关人员及民兵得以一面抵抗，一面有组织地撤出了县城，除个别伤亡，损失不大。不幸的是我二区各救会主任许素卿同志，一早到济阳城里送慰劳品，走到西门时被敌人逮捕。敌人严刑审讯，她至死不屈，被活埋在西关黄河岸堤之下，英勇献身。许素卿同志被人民誉为“刘胡兰”式的女英雄。
  当年深秋，渤海地区二地委书记曾旭清、二专署主子彬专员、地委武装部长张润田三同志，在五区垛石桥镇主持召开了全县由三级干部参加的万人大会。总结了我军解放济阳县城战役的经验教训，表扬奖励了支前有功人员，并分析了形势，安排了济阳县今后对敌斗争的方针和任务。
  九、清剿“拉鸡队”“拉鸡队”也叫小组子，是一九四六年至一九四九年间，临邑、济阳、商河三县干部群众对地主还乡团和国民党反动派武装匪特的一种俗称。这些坏蛋，或三五成群，或数十上百人成伙，由地主豪绅，潜伏特务引线，昼伏夜行，不断袭扰我解放区，抢掠财物，杀害我基层干部、党员和积极分子。每作案后立即逃窜，就象黄鼠狼子拉鸡一样，叫人厌恶憎恨。所以群众极为蔑视地称他们为“拉鸡队”。
  一九四六年，蒋介石背信弃义撕毁《停战协定》，再一次挑起了全国内战。盘踞在山东济南的国民党反动派，除派兵于一九四六年七月上、中旬两度侵占我济阳县城外，还搜罗了大批逃到济南的地主豪绅、恶霸汉奸、伪保甲长等坏分子，组成多股武装匪特，与解放区内不法分子沟通一气，窜到我临、济、商地区屠杀、掠夺，破坏群众运动。当时我解放区人民正忙于生产和“土改试点”、“双减”及“反奸诉苦”工作。思想上一时麻痺松懈，给这些亡命之徒以可乘之机，他们大肆杀掠，猖狂到了极点。较严重的案件，象一九四六年三月间，匪徒头子王和轩率还乡团窜到青宁区武大庄把积极分子孙尚英夫妇杀害，同时还抢杀了我回河区干部李思林同志。同年五日间，我工作在青宁区的胥明珠等四同志，夜间遭还乡团伏击，不幸被捕，后被活埋在黄河大堤上。遗体第二天被挖出，抬到秦家坟子村重新安葬。同年夏季，匪首王和轩又领还乡团窜到淮里区淮里庄，把我“双减”积极分子用麻袋装起来，从房上推下活活摔死。淮里区工委书记杨兴同志，在秦家和化装的匪徒遭遇，不幸在抢战中牺牲。同年八月，窜入城关区的匪徒，把马官寨村长，共产党员抢杀后，又窜到邝家包围区公所，在我方顽强抵抗之下，经过一场激战，敌人不得不撤退了。在此期间，东部曲堤区也遭到匪首王传荣所率领还乡团四十余人的袭扰，王义寨农会主任等四人被杀害，还起走了八支长枪。仁风区区委书记刘修田、农会主任王林二同志也惨遭杀害。嚣张一时的还乡团不仅在我边沿地区大批作案，有的猖狂到竞然窜入我内部地区垛石桥、新市大庄一带大肆袭扰。如同年夏季在垛石桥区小杨沟村还乡团用铡刀一次就铡死该村村长刘怀恩、民兵连长杨德元等五名基层干部和积极分子。更有甚者，同年七月这些匪徒竞窜到垛石桥区夜袭小开河村，妄图抢我弹药库。在县武装力量的支援下，老小开河、大小杨家等村民兵英勇反击，打跑了匪徒，保卫了弹药库。还有北面“孙老五”的一股匪徒也趁机窜到新市、大庄一带抢掠，也被我区武装和民兵基干队打跑了。
  国民党反动派武装匪徒和地主还乡团复仇分子，对我解放区的猖狂袭扰凶杀、掠夺破坏，不仅在济阳县这样，就连临邑、商河等地区，“小组子”闹得也不轻。
  为了打击敌人的嚣张气焰，保卫人民的生命财产，使解放区的群众运动顺利开展，地委发出了“要面向敌人，开展武装斗争，创建解放区新局面”的指示。为贯彻这一指示精神，济阳县委经研究作出决定：紧紧抓住武装斗争，打退敌人的进攻，振奋干部群众精神，保卫群众运动，促进各项工作顺利发展。在对敌斗争的战术上掌握八个字：截击、追击、清剿、包剿。彻底驱逐和消灭国民党反动派武装匪特和还乡团复仇分子。
  具体行动如下：
  一、截击
  接近敌大本营济南和沿黄河的青宁、回河、城关、曲堤、白桥、仁风、临济七个边沿区，于四六年秋季成立了联防指挥部，由我担任指挥，以上各区的武委主任、区中队副任副指挥。每区抽出战斗力较强的基干民兵组成三至五个小分队，每队三十余人，共约一个连队，由该区武委会主任统一指挥，由驻区干部分别率领，在区中队的配合下，日夜活动在边沿村庄，伏击、截击，堵击来犯之敌。区与区、队与队并规定以鸣枪放火为号相互报警，相互策应，配合作战共同消灭大股匪特。指挥部规定，正、副指挥三、五天开一次碰头会，相互交换情报，总结经验，研究斗争策略。干部战士在这严酷的对敌斗争面前，把个人生死置之度外，不叫苦，不怕累，精神飽满，斗志昂扬，随时准备打击来犯之敌。一次，我临济区中队在临济村与武装匪徒遭遇了，副区长张北辰带领部分队员正面牵制敌人，区队副赵锡山率部分队员迂回包抄，在双方夹击下，敌人仓惶逃窜，我俘敌三人。九月间，武装匪特数百人窜至淮里庄抢掠，被我回河区中队的十二名战士截击。战士们面对数倍于己的顽敌毫无惧色，机智勇敢。区队副一声“打”，只见一排手榴弹在敌群开花，战士分散冲击到敌人面前，把已抢了东西集合准备走的敌人打懵了。只听勇士们高喊：“一连东边冲！二连西边上，不要让敌人跑了！”这一喊吓得敌人更加不知所措了，丢掉东西拼命逃散。慌乱中敌人把一门小炮的底盘扔了，只扛了个炮筒子就跑了。当场打死匪特三人，解救被捉群众数十人，夺回被抢的牲畜几十头，还有部份财物。事后，参战民兵被誉为“回河区中队十二勇士”。他们的事迹在当地广为传颂。
  联防截击战术，大大阻止了敌人越境偷袭活动，我们掌握了对敌斗争的主动权，挫刹了匪徒们的嚣张气焰。
  二、追击。
  针对敌人多股偷袭作案即逃的伎俩，县大队抽调了能骑善战的神枪手三十余人，组成了轻骑小分队，驰骋全县，机动作战，以策应联防区民兵和区中队作战。一旦发现敌情，便紧紧咬住，扑灭吃掉，使其无法逃脱，县委书记杨卓群同志专门掌握这支快速作战部队，为更好地歼敌发挥了极大的作用。
  三、清剿。
  群众是真正的铜墙铁壁。只要坚持人民战争，发动团结广大群众监视敌人，打击敌人，挖出敌人的耳目，清除敌人的爪牙，武装匪徒的袭扰就失去了内奸“引线”。因此我们加强了教育，做到人人提高警惕，擦亮眼睛，识破暗藏在身边的内奸，使敌人失去耳目，寸步难行。各村自卫队、基干民兵昼夜巡逻放哨，村村联络沟通，一村有事，四方支援，如天罗地网一般使敌人无处藏身，举步难行，如有胆敢来犯者，必将葬身于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
  四、包剿。
  国民党反动武装匪特和地主还乡团遍及临、济、商等县，特别是各县的结合部，更是敌人活动频繁地区。为了彻底消灭敌人，地委决定建立临、济、商三县
  联合剿匪指挥部，由军分区肖平副司令员任指挥兼政委，商河县委武装部长张彬同志任副指挥兼副政委，济阳县由我任副指挥兼副政委。每县抽调县大队一个连，归指挥部统一指挥作战。济阳县委决定，由赵明轩大队副带一个连，参加指挥部的剿匪作战。联合剿匪指挥部于一九四七年春宣布成立，在济阳县九区（原商河五区）三县边的前后孙家召开了第一次会议会议。由军分区副司令员兼指挥肖平同志首先传达了地委、军分区的指示，研究分析了当前的敌我斗争形势，制定了作战计划，会后便展开了一场大规模的包剿匪特斗争。
  济阳县大队副赵明轩同志率济阳县大队一个连，配合曲堤区中队夜袭南河头（商、济边界）的匪特，经过一场激烈的战斗俘敌十余人，缴枪十余支。
  活动在济阳县的河防支队与济南办事处武工队也积极配合，在一个夜间包围了在徐庄的国民党反动派青宁区公所，一场短兵相接的战斗把敌人全部消灭。
  临、济、商联防指挥部指挥肖平副司令员带领军分区一个主力连队，于三县边界前后展家、塔坡村一带，一个夜晚时间就包剿消灭了前玉皇庙伪乡长展玉山余孽，还乡团匪徒三十余人，获长短枪三十余支。
  渤海行署秘书长马千里同志也率剿匪骑兵大队，采取远距离奔袭战术，在商河县、区武装的配合下包剿了匪首牛成安（绰号一只牛）匪部和商河地主还乡团刘成奠部匪徒，结果歼敌一百三十余人，活捉匪首牛成安、胥文达，并就地处决。
  渤海区骑兵大队和三个营的兵力，在济商县大队及曲堤、白桥、仁风区中队并民兵联防队的配合下，包剿盘据在济、商、惠三县边界的国民党山东省第十专区警备大队张锡仁部匪徒，激战后，毙、伤、俘敌七十余人。
  窜犯我临、济、商解放区的国民党反动派武装匪徒与地主还乡团，在我渤海军区，二军分区主力部队和各县，区武装及广大群众的紧密配合之下，陷入人民战争的罗网。经过我方截击、追击、清剿、包剿多次杀伤，敌人被全部消灭了。三县人民的生命财产有了保障，群众运动地胜利开展也有了基础。
  十、后楼的“土改”试点
  中共中央土地会议后，于一九四六年五月四日颁发了《关于土地改革问题的指示》，决定改变党在抗日战争时期的土地政策，由“减租减息”改为没收地主的土地分配给农民。相继，中共中央华东局于同年九月一日做出了《关于彻底实行土地改革的决定》；渤海区二地委于同年十二月间下达了《迅速实现土地改革的指示》。根据上述一系列土地改革指示精神，济阳县委立即召开会议，学习文件，研究贯执彻行计划。决定采取先搞试点，取得经验后，再全面展开的工作方法。
  据此，县委确立以垛石桥区（五区）后楼村为试点，抽调六十余名干部组成土改工作大队，由我兼任大队长。下分若干工作组，呈梅花式驻村，于一九四六年冬季开始，在徒骇河沿岸开展了土改试点工作。
  后楼村位于徒骇河北岸。隔河南望，东边是重镇垛石桥，西边是姐妹村前楼。该村有两家大地主，是两兄弟，其堂号是“庆乐堂”和“兴五堂”。兄弟二人均为清朝大官僚，一人为湖南道台，一人为湖北道台。据查：唐代的道是监察区，相当于汉代的州，相当于现在的省。明、清时的道，是在省、府之间所设置的监察区，道下有府、州。道台是朝廷的监察官吏。担任此职官吏多为皇帝所信任之人，是皇家忠实的鹰犬，因此，这一职位权势是不小的。清代康熙皇帝就非常看重这种官员。此官受贿发财机会也最多，地方官员为保乌纱，封官进爵多向其送礼巴结，否则，被参上一本就不得了。后楼村的这二兄弟并肩任两大道台，详情虽未及深究，但横财想必发的不少。据传：两兄弟死时出大殡，光用芦席打棚（以使棺椁不见天）从村中到坟墓就有数里之遥。下葬这天，几十个村的佃户都来送殡，影响之大，数十里之内的群众无人不知，所化银钱之多是可想而知了。
  该村百余户人家，多姓周，为一姓庄子。两家大地主的楼房宅院几乎占去村中一半的房屋。（据说过去还多）群众都住在楼房四周的低矮的小坯房中，绝大数人家是他两家的佃户。在清代两家大地主曾挂过数次“千顷牌”，据说挂了“千顷牌”（每顷一百市亩），既光荣又合法了。两家大地主的实有土地数，人们谁也不知道，就连他们的管家也摸不清到底有多少地。人们只知道，徒骇河两岸，向东直到章丘县附近这几十个村庄都有他们的土地和佃户。这两家地主的剥削方式也有其特别之处。他们不直接把土地租给佃户收租取利，而是由地主总管家负责先把土地包租给若干代理人，俗称“二地主”；再由“二地主”把土地转租给佃户耕种。佃户则受要到双重盘剥。租约规定的多为五五分成，即每亩土地每年收获的粮食，佃户留五成，地主、二地主坐享五成。农民们切齿痛骂“地主老财们一毛不拔，坐地分赃”。佃户们用血汗溉灌了这一代土地，万恶的地主却用农民的血汗养肥了自己。苛刻的租约还规定佃户如当年交不全地租，第二年就又增交一倍，两年交不全地租者，就要抽掉租佃权。在这批大小地主的剥削之下，每年都有不少人家，因被抽佃而失去土地，只得离乡背井，外出乞讨，或卖儿卖女，妻离子散。年复一年，这沉重的封建枷锁，禁梏着这一方百姓。百姓们朝也盼夜也想，终于盼来了共产党、人民政府为他们撑腰，开展土改斗争。
  土改工作大队队部驻扎在后楼村。以该村为中心试点村，分别派出若干工作组赴牌坊赵家、前楼、周家沙窝、太平庄子等村为分点。干部进村后采取以下措施着手工作：
  一、宣传党的土地改革政策，讲明土改意义。工作队进村后首先召开全村群众大会，向群众讲明，中国几千年的封建土地制度，是少数剥削多数人。广大农民特别佃农只有少量土地或者根本没有土地，祖祖辈辈当牛做马，终年吃糠咽菜还不得温飽，高租重利，粮捐税收封建盘剥的重压使农民喘不过气来。广大农民为了妻儿老小，整日面向黄土背朝天，累折了腿，压弯了腰，到头来，只落得枯骨一堆荒坟冢。可是地主老财们不种田，却占有大量土地。住的厅堂瓦舍，吃的是大鱼大肉，穿的是绫罗绸缎，整日养尊处优，变着法的算计剥削穷人。这种不公平不合理社会现象的基础就是封建的土地所有制。只有实行土地改革，废除封建土地所有制“实行耕者有其田”，才能彻底改变这种人吃人的社会。在当地，普遍存在着一些落后的认识。有人认为自古以来就有贫富之分，有骑马坐轿的就得有牵马抬轿的，坐官当老爷是修来的福。穷人生来命薄，吃苦受罪的命，强求硬争也不行。人家身上的衣服咱穿上不暖和，人家吃的东西到咱嘴里不香。富贵享乐，贫穷受苦，都是命里注定的。乡里乡亲的还是相安无事为好。这些思想都是封建统治者为巩固自己的统治，实行愚民政策对广大人民毒害、麻醉的结果。针对这种较为普遍存在的封建道德和宿命论思想，工作队特别注意了说服教育，以提高广大农民的阶级觉悟。在宣传教育过程中，同时指出地主老财必须按照人民政府的土地法规，自觉地实行土地改革，把多余的土地交还给无地和少地的农民耕种。要学会自食其力，不得再不劳而获了。老剥削别人过生活，天理良心是过不去的。并警告他们违法破坏阴谋反对土地改革，人民政府是不允许的，人民群众也是不答应的。严重的，政府要依法制裁。通过群众大会宣传讲解党的土改政策，提高了广大农民，特别是佃农对土改的认识，也为地主老财指明了出路，这就好比对各阶层人们的安民告示，从此揭开了土改斗争的序幕。
  二、搞过“减租减息”和“反奸诉苦”的村庄，象前、后楼一带，因绝大部分村都已有党的活动成立了党的支部，农会、妇会、青救会、儿童团、民兵基干队等各群众团体都已先后建立，工作有一定基础。这类村庄就依靠党的领导，发挥各群众团体的作用，党员带头，发动酝酿，召开村民大会，选举产生村土地改革委员会，并推选出身成分好、品行端正、办事公道，威信高的农、妇、青会员和民兵中的积极分子，经党支部审定，土改委员会同意，分别组成各工作小组。土地仗量登记小组十到二十人组成；划阶级定成分小组五到十人组成；土地评定小组五到十人组成；浮财分配小组十到二十人组成。组织健全后，经过访贫问苦，发现苦大仇深的农民并对其进行开导教育，鼓起向地主老财斗争的勇气，动员党员和群众组织成员团结广大农民尤其是佃农，向地主老财诉苦。动员工作成熟后，先小组会上小规模地诉苦，慢慢激发起阶级义愤后，再由党支部领导，村土改委员会主持召开全村群众诉苦大会，并要地主老财们参加。广大农民要向他们面对面控诉封建土地制度的不公平、不合理，要把被剥削受苦难的全部苦水统统倾诉出来，结合算剥削帐，具体揭发地主老财对农民尤其是佃农的种种残残酷剥削压迫的罪恶，以激起全体农民对地主老财们的仇恨，提高阶级觉悟。
  在未进行过“减租减息”、“反奸诉苦”斗争的少数村庄，象牌坊赵家一带，地处垛石桥区东北边沿，靠唐家庙伪据点近，解放较晚，尚未有党组织和群众团体。象这样的村庄在召开全村村民大会，讲明土改政策后，驻村干部就要走家串户，通过访贫问苦，了解村中的阶级、阶层情况，地主老财与农民占有土地情况，地主老财统治罪恶，广大农民苦难生活状况等，并从中发现培养积极分子和斗争骨干。同时还要注意观察地主老财们活动情况及中间阶层人们的动态，做到心中有数。然后，结合土改运动发起“减租减息”和“反奸诉苦”斗争，从中吸收出身成分好，阶级觉悟高，斗争性强的积极分子参加共产党，建立基层党支部，并分别建立农会、妇会、青救会、儿童团、基于民兵队等群众自己的组织和武装，在此基础上再进一步推动土改运动深入下去。
  三、经过两阶段的发动、准备工作，斗争开始向纵深发展。以后楼为中心试点，各分点村派代表和全部佃户参加，开展对后楼村两家大地主代理人的说理斗争。会议由后楼村农会主任、土改委员会主任，老积极分子周明德主持。周明德同志是“双减”、“反奸诉苦”斗争中表现最出色的一位，佃农出身，苦大仇深，觉悟高，斗争性强，为人正直，在群众中威信高。他妻子为生活所迫早已故去，身边只有一个女儿叫周秀英。女儿象父亲一样品格好，活泼好动，能吃苦爱劳动，身体健壮，性格爽直，在村里“双减”、“反奸诉苦”斗争中勇敢坚定，是村中的妇救会主任兼姐妹团长。父女二人均为共产党员。在这次土改斗争中日夜操劳，积极肯干是群众的好带头人。大会由周明德同志宣布大会开始，民兵们把地主代理人总管家押上审判台（因两户地主家中只剩几个老年妇女），诉苦的人争先恐后登台控诉，字字血泪，声声仇恨，台上台下群情激愤，口号声，欢呼声此起彼伏。“废除封建土地制度！”“实行耕者有其田！”“土地回老家！”“打倒地主老财！”“把剥削穷人的东西退出来！”“打倒万恶的旧世界！”“人民当家做主人！”控诉的哭泣声和愤怒的口号声响成一片。斗争达到高潮时，台下群众高呼要把罪大恶极，民愤极大的地主代理人周德柱，从当时的济阳县政府要回来，交给群众批斗（这个家伙一时混入了我政府机关，当庶务员）。土改委员会临时议定，接受群众要求，委派大会主席周明德同志率领基于民兵，经得县府同意，迅速从前楼（当时县政府驻地）把坏蛋周德柱抓回来交群众当场批斗。因这家伙奸污妇女、吊打佃户并有数条人命，因而激起了苦主的义愤，一时冲动扭打之下这家伙当场死亡，得到了应有的惩罚。这次大会以后，各分点所属村庄，都先后召开了群众诉苦大会，对地主老财们进行了面对面的说理斗争。唯牌坊赵家一带村庄，情况特殊点，以前未搞过“双减”、“反奸诉苦”斗争，这次也结合土改运动，一起组织了对地主豪绅，恶霸坏蛋和伪保甲人员等坏人的斗争。发展了党员成立了党支部，同时组织了各群众团体和民兵武装。
  大会的召开如春风吹到了徒骇河两岸，村村农民群众扬眉吐气，喜笑颜开。而地主老财则再也见不到往日的威风，一个个俯首贴耳，老老实实的低头认罪，纷纷表示拥护土地改革，愿把多余的土地拿出来，分给农民佃户们耕种，做一个自食其力的人。各村开过诉苦大会后，在村土地改革委员会的领导下，各工作小组开始分头活动了：土地丈量登记小组，组织有点文化，能写会算和熟悉土地情况的人，下地丈量地主老财的土地，并按土地质量、数量分别详加登记；划阶级定成份小组，吸收较适宜的人，逐家逐户进行详细登记，在党支部和村土改委员会的审定下，妥善准确地划定每个人的阶级成份；土地分配评定小组，组织有关人员，按照政策让富农自动献田，给地主分子留下生活田，再根据贫农、中农、佃农土地占有情况合理地分配土地；浮财物资分配小组，组织人员，根据贫雇农及中农生活居住情况，在征得本人同意后，合理分配给一定的住房（无房少房者）、耕牛、生产工具、衣褥、钱粮等物。
  四、村土改委员会及下属各工作组，把土改斗争后的一切准备工作做好，并把土地分配数量登记造册，送到县人民政府，领回盖好大印的土地证，各村就准备召开村民大会，举行隆重的发放土地证仪式。那一天徒骇河两岸、后楼土改试点村一带，数十个村庄一早就热闹非凡村村敲锣打鼓，人人穿戴一新，像过节一样。有的村还耍龙灯、扭秧歌，搭台子唱小戏。翻身获得土地的农民喜气洋洋，见面互相抱拳道喜。开会鞭炮齐呜，锣鼓喧天。当主席台上土改委员会宣布发放土地证时，台下欢声雷动，口号不绝：“共产党万岁！”“毛主席万岁！”“拥护民主政府的土地政策！”“欢迎土地回老家！”“好好生产，多打粮食，支援解放战争！”口号声欢呼声在徒骇河的上空飘荡，久久不散.盖有大红印章的土地证发到农民手中后，接着就把地主老财的旧地契当众烧毁。散会后，土改委员会的委员和土地分配评定小组的人们，率领分到土地的贫下中农和佃农们，下地定地界插牌子，落实每个人的土地所有权。至此套在农民身上几千年的枷锁被砸碎了，从此农民真正成了土地的主人了！
  县土改工作大队的同志们，经过一个冬春的辛勤工作，胜利完成了土改试点任务，经认真总结工作经验后，撤出后楼村。济阳县委在取得土地改革试点经验后，将研究部署在全县展开轰轰烈烈的土地改革运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