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图书馆

蒋介石于“四·一二”背叛革命后，为了争夺地盘，北上攻打张作霖，于一九二八年四月五日在南京誓师，进行所谓继续“北伐”的动员。蒋介石的嫡系部队第一集团军，沿津浦铁路及其两翼向北推进。冯玉祥的第二集团军，沿京汉铁路北上。阎锡山的第三集团军，主力经正太铁路趋京汉路与第二集团军会合，一部进出绥远、察哈尔，起牵制作用。李宗仁的第四集团军，随第一集团军跟进。
  一九二八年四月九日，第一集团军发起全线总攻。第一集团军总指挥兼第一军军长刘峙，指挥王均的第三军，缪培南的第四军，顾祝同的第九军，杨胜治的第十军和贺耀祖的四十军，由徐州北进，担任津浦路正面进攻。曹万顺的第十七军，陈焯的二十六军，夏斗寅的二十七军，金汉鼎的三十一军和陈调元的三十七军，进攻临沂、沂水，直趋胶济线为右翼。第四军团总指挥方振武，率阮玄武的三十四军，鲍刚的四十一军，高桂滋的四十七军和佘念慈的独立骑兵师，沿鱼台、金乡进攻济宁为左翼。三路齐头并进，沿途各自击退当面奉鲁军阀张宗昌、孙传芳的抵抗，四月三十日对济南发起总攻。是日夜半，张宗昌、孙传芳退过黄河，率部北窜。五月一日拂晓，贺耀祖部和方振武部首先占领济南。刘峙随后也进了城，他的总指挥部设在珍珠泉旧督署。
  当时我是第一军教导团团长，该团第一营作为军团部的警卫部队，随刘峙行动，我率二、三营在崮山车站，守卫蒋介石在列车上的总司令部。五月一日下午，钢甲车第二队队长（姓名失记），乘钢甲车由济南到崮山，由我领着去见蒋介石报告说，我军已经占领济南，刘总指挥驻在旧督署。蒋介石就问我：“我到济南住那里？”我说：“住铁路宾馆好。于是蒋介石对我说：“好，那我就坐专车去济南，你们有车坐车，无车徒步跟进。”结果，蒋介石并未进城，停留在党家庄车站。
  日本帝国主义得到山东方面军阀失利的情报以后，为了维护其豢养多年的走狗张作霖在关内垂危的反动统治，借口保护在济日侨，先从天津调来一个步兵中队，接着又派第六师团从青岛开到济南，蓄意寻衅闹事。五月二日，我率二、三两营由崮山徒步行军到达济南，路经商埠时，看到日本侵略军在各马路口用沙包垒成工事，敷设电网，架设机枪，并有骑兵队在马路上来回巡逻。我进城后，团部驻在第一中学。五月三日上午，我到按察司街南口去看望老上司马良（他任济南镇守使时曾办武术传习所，我在该所学习过），马良对我说，蒋介石事先和他没联系，如果有联系，则张宗昌的队伍可以留下很多，现在只留下了一个旅（即刘珍年部）。此时，有人给马良来电话，说是商埠的日军开火了！我闻讯后，立即去见刘峙。刘峙命我派部队到大街上一面警戒，一面维持秩序。商埠方面的枪炮声越来越稠密，越来越激烈，越来越逼近城区。光是五月三日这一天，日本侵略军屠杀我国军民达四千余人，并惨杀我国外交特派员蔡公时，而我军却奉蒋介石之命不准还击。原驻商埠一带的我军退入城内时，日军跟踪进入圩子墙城关一带，并且在顺河街、西城根各街放火，特别是西城根那条街上的居民，全被打死、杀死、烧死，有的妇女被强奸投河溺死，无一幸存。事后因这条街受害最大，死人最多最惨，全部建筑尽成焦土，改名为“五三街”，以志沉痛的国耻。刘峙鉴于城内不安全，于五月五日移住城南演武厅，我的团部也移到城南测量局。五月七日夜半，刘峙找我，一见面，他就把一张蒋介石的亲笔手令给我看，上面写着：“以十二万分的忍让，我军撤出济南，不要上日军的当——阻止北伐。”蒋介石为了贯彻他那“攘外必先安内”的卖国投降政策，为了完成他那所谓“北伐”事业，先要满足日本帝国主义对我国的领土要求，遂于五月八日下令他的第一集团军迅速撤出济南。他命令第一、三、四、九、十、十七、二十七军立即南撤泰安；第二十六、三十一军渡过黄河，向北挺进；第三十四、三十七、四十、四十一、四十七军和独立骑兵师放弃济南，绕道“北伐”。
  在“五三”惨案事件中，日本帝国主义出兵济南，加上所谓日侨义勇团、便衣队、特务和浪人等，总共不过三万多人。而在济南的蒋军却有十四、五个军之多，一个军少说也有两万人，总兵力不下三十万众，难道说三十万众打不了三万之敌？而蒋介石却为了争夺地盘，一任国土沦丧，不顾生灵涂炭，丧心病狂，以至于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