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图书馆

前言
  一九二七年（丁卯）末至一九二八年（戊辰）初，由中国共产党山东省委领导的地下共产党员，在阳谷县坡里庄天主教堂，发动和组织了一次武装暴动，声势浩大，震撼了鲁西北和华北平原。这次暴动历时不到一个月就失败了，但是，它的影响是很大的。全国解放后，记得《山东省志资料》上，山东大学历史系调查组，有一篇文章记载这一事件，曾粗阅一遍，觉得与事实有些出入。文化大革命前，山东省委宣传部地方党史资料编辑室，曾派人到北京访问我，要我写一篇回忆稿件，我写后将稿子寄到编辑室。一九七八年年底，我过济南曾到省委宣传部查询此稿，据答，在文化大革命中，全部稿件均遭浩劫，这个编辑室已不存在。嗣后，我和山东省政协几位老人谈及此事，他们要我再写，为山东《文史资料选辑》供稿。这件事已过去了五十余年，我始终是参与此事的，当时的战友除牺牲者外，现尚健在的党内同志不过寥寥数人，我是有责任写写这次事件经过的。因此，我联系几位老战友，尽可能对证材料，力求翔实。但大家都老了，记忆力衰退，难免有错误的地方；我也年过七旬，在写作时尝感力不从心，文中如有舛误之处，希望知者指正。
  一、当时的革命形势
  一九二七年，蒋介石、汪精卫相继叛变革命，国共分裂。党内外一切革命群众，尤其是革命青年，无不义愤填膺。南昌“八一”起义，和党的“八七”会议号召，一些革命青年决心从头干起，血的教训告诉我们，一定要抓武装，要以武装革命反对武装的反革命。我们山东在武汉的革命青年，多要北返家园，和国民党、北洋军阀进行斗争。以广东黄埔军校学生和武汉分校学生为主，都向党表示，马上回乡闹革命。我和鲁西籍的黄埔四期学生王寅生同志，当时曾与山东省委负责人邓恩铭同志面商过，表示我俩不去苏联留学，马上回乡组织武装起义。恩铭同志当时同意并转告其他有关同志。我们分头从上海、南京、河南……各自设法改装回鲁。后来听说从上海、南京北返的同志，均遭国民党杀害。我是从河南开封经曹州（菏泽）步行回乡的。到一九二七年九月间，我和王寅生同志会了面，十月在鲁西北地区党的中心县委组织成立时，黄埔学生北返者，计有王寅生、赵以政、孙大安、聂子政等同志。山东省委派张干民同志为书记，加上聊城的省立二中、三师党团员同志二、三十人，成立了鲁西县委代号叫“东昌县”。起初，机关设在傅家大院（聊城傅状元故居，即傅斯年的老宅，已荒废不堪，仅有几间老屋，挂有“相府”牌匾的破大门一座。）还能开几十个人的小会，后来因为三师、二中的国民党特务分子的干扰破坏，鲁西县委即移至东关姚家园子赵以政同志家。赵以政同志的父亲是位私塾先生，常年收几个蒙童在家教四书，地点比较僻静，且有学童出入，便于遮人耳目，作为掩护。省委派丁君羊同志，常来传达文件，指导工作；我们负责向省委联系工作的是王寅生同志。组织建立后两个多月，我们就计划进行坡里暴动，并将基本武装（几十条枪，一二百人）组织成了；基干成员是三师、二中的党团员，并在聊城、茌平、博平、平原、高唐、恩县、阳谷、莘县、朝城等地发展了些农村青年团员，并联系了些愿意接近我们的“红枪会”首等，扩大群众影响，准备武装起义。
  我们在起义之前，对当时华北特别是鲁西北的政治、军事形势，经常进行研究分析。那时蒋介石国民党的北伐军仍在叫嚷继续北伐；蒋介石、冯玉祥合作后，河南已归冯玉祥的西北军及杂牌军刘镇华管辖，冯的一部并已进入山东；北洋军阀系统的陈调元投靠了蒋介石；奉系军阀张宗昌、褚玉璞的直鲁联军，仍在和蒋介石的北伐军对峙；一些土著匪军，各霸一方，有时为争夺地盘彼此混战，军事情况十分复杂。当时我们认为利用这种复杂形势，可以组织武装起义。将来开展游击战争，虽无山岳湖泊的地形可资利用，但在这群“雄”四起，兵山匪海的纷扰中，加上各地蜂起的“红枪会”，我们可以运动自如，到一个相当时期，部队扩大了，群众觉悟提高了，就可以建立起工农政府和革命根据地。当时鲁西南有个土匪军头子名叫薛传峰，手下有两三千人（他吹说一万多），也冒充北伐军，要进驻鲁西北一带，独霸一方，闹得人心惶惶，聊城、阳谷一带颇为吃紧。我们就在这个时候，于阳谷县坡里庄天主教堂举行了起义。
  坡里庄位于聊城、阳谷交界处，北距聊城、南抵阳谷县城各有五十多里。这个教堂，原由德国天主教士经营，创建于清光绪年间，到民国初年，规模已很大，拥有良田千多亩，周围村庄多系教堂佃户。教堂院墙高大，砖瓦楼房，十分坚固，其中饲养的牛、马、猪、羊无数，积粮如山，事实上是鲁西北唯一的大庄园主。经常雇有“护堂”打手数百人，有人估计，还藏有洋枪上百枝，弹药也很多。庚子年间，有千多土匪围攻过这个教堂，始终未能入内。因此，这个教堂又成了当地豪绅地主乱时避难的场所，大小地主都巴结教堂，将教堂作为他们的靠山；教堂也就借此勾结反动官府，挑词架讼，无恶不作。一般贫苦农民受其剥削压迫，敢怒而不敢言，民愤极大。所以我们决定拿下这个教堂，放粮济贫，把土地分给无地或少地的农民。这不仅在军事上，而且在政治上也有极重要的意义，因此，我们决心在这里起义。
  二、怎样占领坡里庄教堂的
  发起在坡里庄天主教堂起义的，应首推杨耕心（字一斋）同志，他作了很多工作，是他首先和农民起义领袖韩建德具体联系的。杨耕心同志是阳谷县西北九都杨庄人，原系聊城省立二中和山东大学附中学生，为人忠实诚朴，对党的工作勤勤恳恳，怀有极大热忱。他和韩建德有点亲戚关系，因此联系上了。韩建德是阳谷县西北韩庄人，出身农民，因他家欠了本村地主韩某的钱，韩某强将他家一窝小猪赶走了。韩建德不服，涉讼多年，官府始终袒护地主，他愤而拉杆子为“匪”，专门打富济贫。他本人从不吸烟喝酒，尤其不近女色，在杆子中是罕见的。记得在坡里庄起义战斗中，有一士兵强拉一名修女，意图无理。他得知大怒，立时将这人绑起，要枪毙，经人劝说求情，终于痛打这人一顿鞭子才罢。一九二七年，北伐革命中，华北大乱，韩建德决意率众弟兄起义，但不知投奔谁好？适值本县有一个下野的北洋军阀旅长徐登朝在拉队伍，韩盲目地就投奔了徐，做他的部下。在徐登朝部结识了徐的参谋长程宗岳（外省人），二人成了朋友。他二人对徐的作法，尤其是对徐的作风（徐有姨太太多人）深为不满。这时，杨一斋同志与他接上了关系。经杨一斋同志对韩建德反复宣传党的主张、方针政策，韩听了很受教育，觉得很新鲜，很对脾胃，表示决心要跟着共产党走。象韩建德这样贫苦出身的人，又受过《水浒》故事的影响，一旦接触了党，自然而然地愿意加入到我们队伍中来，这是可以理解的。在这期间，杨一斋同志随时向聊城地下党组织负责人张干民同志作了汇报，并由杨一斋同志陪同省委负责同志接见了韩建德。对起义问题黄埔诸同学均甚赞助，经过深入工作，决定以坡里庄天主教堂为起义据点，随后韩建德又对进攻计划和兵力分配作了安排，一切准备就绪，只待动手。
  一九二七年农历（丁卯）腊月廿三这天下午，正是旧俗“送灶”的日子，我从聊城骑毛驴回家，走到郭店屯北二里许，从道旁忽然闪出一人，上前拦着我的驴头，见是杨一斋同志。他悄悄地对我说：“昨天（旧历廿二）晚上坡里打响了，正等你，我们同去吧！”这本是党早就决定了的，由我和聂子政、孙大安三同志进入教堂，在起义部队中工作。没有二话，我俩先到梨园王小胡同志家。梨园离郭店屯一二里，离坡里庄不过八九里，地点适中，这时王小胡同志家已经成了党的联络站，王小胡同志当时是党的得力的联络员。我们三人吃了晚饭，乘夜即进入教堂。从此我个人就留在教堂内工作，王、杨二人另有任务离开教堂，各自去做党交给的工作去了。
  我进入教堂，与韩建德和早已进入的聂子政同志见了面，凡是参加暴动的人，无论识与不识，都亲热异常，高兴得很。我是第一次见到韩，他是个细高条身材，黄白净脸，眉清目秀，年约三十来岁，腮下略有点黄须。他戴一平顶灰毡软帽，身穿半旧灰长袄，平时不系腰带，也不带手枪，但举动利落，一看就知是一个很矫健的人。他谈起话来慢条斯理，也很仔细稳重，不象一个鲁莽人，这是出我意外的。另一位首领王朝举，则截然不同，他浓眉阔目，身体魁伟，发言声如洪钟，干脆痛快。他身穿黑长袍，上套一件肥大的棉黑马褂，看起来年纪比韩略长，约四十岁，但他经常叫韩建德二哥。老参谋长程宗岳，黄脸八字须，满脸烟气，他终日不离烟榻。后来我和他共事，发觉他思路清晰、且懂文字，他自己虽写不成文章，但善于出主意，修词炼句，几次和反动官府派来的代表谈判，及给反动官府的信札文稿，他出的主意不少，并共同作了修饰。还见到韩的一位得力卫士名唤杨万奎，年纪二十三、四岁，圆脸大眼，个子不大，但十分健壮结实。他两把匣枪不离身边，所谓“枪不离手，手不离枪”。韩建德出门，他总不离韩的身边，另一支匣枪据说是给韩随时备用的。另一个“红枪会”首曹万年，是一个道首，虽也有些小名气，但说话举止总是显得凌乱，有些名不副实。我要提一下引人注目的王朝举，王是一个出名的九宫道首（阳谷县王把式庄人），他虽是一个道首，但举止上看不到一点封建气息，说起话来，不是“瓦岗英雄”就是“梁山好汉”，在当时来说是很能鼓舞士气的。以上是我进入教堂看见一些人物的初步印象。当天晚上，一些骨干分子坐在一起，由聂子政同志提议，要组织起义的指挥机构，大家一致公推韩建德为司令，对外公开，总领一切，特别是有关军事作战的任务。总参谋长还是老参谋程宗岳，其余各路支队司令、队长不计。经过大家公推党团员聂子政同志为政治部主任、孙大安同志为军事部主任；我和宋占一被推选负责宣传，我兼作韩的机要秘书，指定我和韩在一个床上睡觉休息（当时工作很忙，不分白天和黑夜）。我们党团员都是在教堂内部工作，对外不公开。尤其是我更要保密，因为我父亲申集盘先生是当时阳谷县民团团总，在外还带着阳谷民团跟着道尹、县长，假装着所谓“助剿”，一旦暴露我参加了暴动，在绿林军阀张宗昌当政时期，是会有灭门之祸的。
  那天晚上，第一次骨干分子会议，大家都很高兴，当时情景使我终生难忘。当公推司令时，王朝举首先说：“推我们二哥韩建德当吧！他是我们的秦琼秦二哥呀！”不知谁插了一句话：“你呢？”他爽朗地答道：“我是程咬金，让我当个副的吧。”大家满堂哄笑，一致赞成。据说，王朝举能号召“红枪会”几万人，他对这次起义，在外联系，出力很大。进入教堂后，每次出战，王朝举督队，总是好带一把劈柴的大斧子。他胸怀坦白，快口直言，有时讲些英雄侠义的故事，激励大家，直到最后失败，他从不泄气。大家称他是革命的乐观主义者。大家喜爱他，我至今怀念他。直到抗战初期，我们的地下武装工作同志顾曾寿，曾一度访问过他，据说他现在已不在了。
  我进入教堂后，工作既忙而且紧张，无暇多问攻占教堂的详细情况，顺便和同事们谈起，得知一二，大致情况是这样。腊月二十二日晚，韩建德集合了几十名弟兄，各带短枪，暗插衣内，扮作四乡教民去教堂作晚祷。当洋教士宣布开会祈祷时，韩等随众站起，几个壮汉突然抢上台去，亮出匣枪，先将洋教士绑了，宣布起义军占领了教堂！教堂内外大小门口、出口，早已派人把守，除洋人外，好百姓统统放出。接着搜查教堂，共捕有男女洋人（教士和修女）六人，一一上绑，禁闭起来。其次是搜查枪支弹药，结果大失所望，原来估计有千多支枪，实际不过几十支。我们进占教堂成功了，这一下吓坏了官府和土豪劣绅，阳谷县及东临道（今聊城地区）的军警团队来攻打我们。这个春节热闹得很，轰动了鲁西北各县，远及省会济南及直隶（今河北省）大名府等地。自前清以来历史上的许多“教案”，在北洋军阀政府的反动官僚心目中余悸尤存，现又占领了教堂，绑了洋人，视为天大祸事，吓得他们惊惶失措，不知怎样才好。
  三、起义军的政治措施
  党派我和聂子政、孙大安三人在起义军内工作，肩负着政治上的使命。孙大安同志是黄埔四期步兵科出身，使得一手好大枪，可惜到教堂内三天就病倒了，不得不回家休养（他是莘县老宅庄人，坡里失败后南去，闽变后，在赴苏区工作途中，被匪杀害牺牲）。聂子政同志是黄埔四期政治科，聊城北周店人，身体很好，和我始终参加了起义，我俩朝夕相处，共同计议各项工作。在军事方面由韩建德负全责，大家热情很高，无庸顾虑。韩是决心跟共产党走到底的，他的部下在起义过程中也表现得很好，毫无动摇现象，这方面我们也很放心。问题是我们怎样贯彻党的政治主张，具体的讲要做些什么工作来扩大起义成果，推动这次起义向前发展。
  首先是发布告，来阐明我们的政治主张，记得是叫作“告民众书”（至于文字形式上究竟叫什么？现在记不准了）。老百姓后来传言是照义和团、“红枪会”起事的惯例。多叫它为“揭帖”。我们用墨笔抄写了几十份，张贴在四乡通行大道上，自然轰动一时。反动的北洋官僚东昌道尹陆春元，下令撕掉，并贴上他用东临道尹名义石印的大告示。我们派人揭下来拿到教堂，内容是四六排句，工整得很，朱笔勾圈加盖官印，自然比我们“揭帖”阔气多了。我还记得内有“查有赤化党徒，盅惑人心倡乱”等词。我们出的第一张布告，是由我和子政同志及参谋长程宗岳，还有那南方师爷共同起草的。大意有以下几点：（1）在军阀与帝国主义互相勾结下，兵匪遍野，骚扰地方，民不聊生；（2）贪官污吏、土豪劣绅，挑词架讼，倚势欺人，苛捐杂税，重利盘剥，贫苦人民不得活命；（3）兵匪骚扰，拉夫、抓丁、出大车、抬担架，大军过境，要粮、要钱，送水送饭，甚至霸占民房，侮辱妇女。号召贫苦大众，要一致奋起反抗，打倒军阀，打倒贪官污吏，打倒帝国主义，打倒洋奴、卖国贼及他们的一切奴才走狗；（4）废除苛捐杂税、高租高息，减轻人民负担；（5）最后提到要建立民选的县政府，开放民权，使人民有真正的发言权、监督权等。我记得在序言上，为了通俗易懂，便于人民的普遍接受，还夹杂一些“替天行道，杀富济贫”的话。其实“替天行道”这个天字，我们都知道是中国共产党，决不是《水浒》上的“替天行道”。当时的问题是，我们还不能公开打出共产党和建立工农苏维埃政府这个牌子。因为我们那时考虑到“八一”起义后，接着广州起义失败了，革命形势正处在低潮中。在华北大平原上，搞武装起义，一无山岳湖沼的地势可资利用，更无中央红军的领导，特别是我们地方党创建不久，而我们又都是二十一、二岁的青年，经验缺乏。对群众的宣传教育工作作的也不够，农民群众觉悟水平还不高，尤其苏维埃、布尔什维克等新名词，对他们来说是费解的，仓促提出来，会把群众吓跑：甚至认为这是我们洋学生弄的什么洋东西，群众不会接受。解放后，我曾和同志们谈起此事，关于这一点，有人认为当时提出的政治口号太低，水平不高，这种批评可能是对的。
  其次，我们决定在教堂开仓放粮。一是为了解决贫苦农民的生活困难，号召大家跟我们闹革命；二是表明我们不是打家劫舍的上匪，要以实际行动，让群众看看我们是真革命，来扩大我们军事上政治上的影响。农民是最讲实际的，这一行动，广大群众非常拥护，教堂内外，一致拍手称快，四乡群众欢欣鼓舞。同时，这也引起了反动官僚陆春元的注意，他认为这决不是一般土匪闹事，而是“赤党倡乱”了。
  教堂里存粮很多，一排北楼房里堆得满满的，不知有几千或上万担，确数难以估计。我们将粮食，用麻袋及小车运到打谷场上，鸣锣叫喊“开仓放粮”，不拘多少自带袋子或筐篓来领。头一天，来领粮的群众不多，一天只放了几十石，第二天传开了，来的人渐多，第三天甚至拥挤起来，非常热闹。我们为照应此事，派了四、五十人经管发放，另外还派了一小队武装士兵，在场内外警戒。并由聂子政同志组织宣传员若干人，在放粮场内作口头宣讲，有的热血青年当场报名参军，效果很好。放了几百石粮食以后，我们正要继续进行，到第五、第六天，来的群众忽然减少，竟至绝迹。原来是东临道尹陆春元，对我们开仓放粮大为惊怒，赶紧调兵遣将，他调动东临道二十九县的军警团队攻打教堂。断绝了教堂内外交通，四周封锁，农民进不来，放粮不得不停止。于是我们就同反动军警展开了二十多天的攻守激战。
  四、边打边谈
  我们占领教堂是智取而不是强攻，已如上述。教堂被攻占的头两天，四方震动，官方不明真象，只觉得绑了洋人，非同小可，一时惊慌，不知所措。阳谷县知事张某，是个鸦片烟鬼，平时就多病，现在他管辖地区出了这么大的祸事，加上又受了他顶头上司陆春元的斥责，一时惊慌，上马不慎，摔死在地。头几天，教堂里陆续进来了几百人，多数是杆子上的，我们鸣锣打鼓，虚张声势，号称一万，外人也多不知底细。陆春元频繁调军，又勒令各县民团助战，驻满了教堂四外村庄，将教堂团团围住，估计不下千人。过了春节，从旧历初四、五起，陆春元就开始进攻。
  各县民团人数虽多，但战斗力不强。由于民团中成份不一，领导层政治倾向不同，加上和教堂内起义人员的关系也各不一样，顶多起个助威作用。官方进攻教堂打前锋的，自然是阳谷县的警察大队，这也是他们的职责所在。有一天傍晚，警察大队冲到教堂寨边，来势颇凶，可是经起义军由教堂内突然出击，将他们拦腰截断，首尾夹击，一战而将该大队大队长马某生擒，押至教堂。起义军首战告捷，大家热烈欢呼；县队和民团闻风丧胆，便不敢靠近教堂了。
  起义军首战告捷，陆春元和地方上所谓耆老绅士商议，拟以官禄作诱饵，找人游说讲和，提出所谓“收编”。于是就发生了一场笑剧，也是一个带有滑稽性的惨局。当地有个著名的青皮名叫盛思本，这人能说会道，平日跑江湖，官私广交，认识一些匪首，说票、架案什么都干。他自报奋勇，对官方说他和韩建德有旧，是好朋友，保能说他归降。有一天上午，盛思本提着点心、果匣和几条上好香烟，直奔教堂要会见韩建德。事也凑巧，韩建德正在寨外道口查岗，被盛思本看见赶忙上前，亲热地向韩说：“兄弟！难得见，我来迟了。”接着手捧果匣和香烟，说：“小意思，先‘上个面’（黑话，赏脸的意思）吧！”韩建德为了洗刷匪名，这时最嫌恶人说匪语黑话。盛思本此来奉命谈收编，是韩意料到的，盛的黑话更触起他的怒火，没有答话，一枪就把盛打死在道旁。能说会道的盛思本，就这样结束了他的使命。
  陆春元和一些士绅们，以为盛思本不应该把土匪说票的那一套来对待坡里暴动的韩建德，这是咎由自取。陆春元等又商议，要另请一位负有众望的人去讲和，于是公推阳谷县教育界前辈訾兰斋先生（訾优级师范毕业，济南正谊中学和聊城省立二中教师）作为地方公众的总代表，率领一些谈判代表亲往坡里教堂讲和。他带有官方收编方案，但他此行主要目的，以只要不打就好，訾先生一片慈悲之心，也算是好心肠吧！先通知了韩建德他来讲和，我们是他的学生，都知道訾兰斋是位好好先生，在地方上确有乡望，是不能和盛思本一样看待的。訾兰斋来时，韩建德亲自率队欢迎，并荷枪实弹，以示威武，这也是给敌人瞧的，在形式上，尽量作到有礼貌些。我们认为，“收编”是谈不上的，我们要借此机会公开我们的政治主张，扩大我们的政治影响。
  怎样谈法？事先已与韩建德商议好，我们是不便出面的。訾兰斋到后，由韩建德接待，王朝举作陪，杨万奎随侍在侧，在一张桌前大家落座，很象个样子。我从楼上窗前，曾望见訾等进教堂，看到武装列队欢迎的情景，訾兰斋显得有些紧张。他们离开时，韩又列队欢送，訾兰斋走时面带笑容，好象很满意，我就料到这场戏演的还不错。什么“和谈”、“收编”，狗屁！会上始终是韩建德在讲话，他声达户外，大骂阳谷县的贪官污吏、土豪劣绅。王朝举也加上一些话。訾兰斋本来口吃，是不能多讲话的老实人，官方嘱托他的收编方案和价码，这时也拿不出来了。可是群众的呼声和起义军的声势，给訾等上了一课，事后訾常对人说：“坡里这杆人不简单，非同小可！”我和程宗岳在事前还准备了一篇公函，其中历举县政败坏，贪污腐化，苛捐杂税，土劣横行，重租高利，民不聊生，并指名道姓举出实例，要求清除罢免。还要求立即实行民选县长，改革县政等等。这些起码的政治要求，明知是办不到，但可以起到政治宣传作用，以表明我们是革命，至于什么“赤化”、“赤党”我们则只字不提，也不屑一辩。这个公函长达五千字，由韩建德面交訾先生，他微笑而恭谨地接在手中，似乎满意地回去了。元宵节后，陆春元见收编不成，教案不能解决，加之张宗昌督责，他就请求派遣正规军相助，决定武力进剿。节后一两天，张宗昌派来装备有钢炮、迫击炮、机关枪的邢旅，来到阳谷。形势一天一天紧张起来，大战一触即发，空气反而更觉沉寂起来。
  五、大风夜中撤出，北上打游击
  这个元宵节，过得很好，因为教堂有白面，有猪肉、白菜、大葱，千多人吃不了。由于韩建德的作风好，大家从不闹酒；弟兄们有个大小病痛，教堂内还有医生给医治，这寨子就是个独立王国。但从军事形势上看，这种好景难以维持下去，教堂这个孤立的据点，被围已二十多天。所谓南军北进，毫无动静，大杆子头薛传峰的匪军，声称要北上，实际仍在曹、濮及豫北滑县一带，尚无北进模样。我们虽也借用过南军的旗号，但我们是革命军与他们合不在一起。至于薛传峰这样的匪军，我们也不能与他合作，道不同不相为谋。张宗昌的邢旅来聊城，增强了陆春元的力重，进剿势在必行，何况我们绑了洋人，他职责所在，岂能放过我们？我们也就拿这几个洋人作人质，使他有所顾忌，但决战的局面是定了的。衡量了这一形势，我们人少势弱，孤立无援，教堂虽说坚固，也难以持久。王朝举、曹万年联系的“红枪会”，最初零星进来些，以后一个人也进不来了，同时“红枪会”成员都是些农民，已经加入我们行列中的，也不免思想动摇，急于想回家种地。因此，根据我们早已拟定的决策，准备拉出去打游击，不能坐以待毙。在南北军阀混战中，再乘机发展。
  这里我还要补叙一下杨耕心同志的任务，原派定他是在外面争取收缴地方枪支，扩大我们的政治军事影响。这位赤胆忠心的共产党员，在大年三十夜发动村内外若干贫苦农民，准备收缴他本庄九都杨庄地主富农的枪支。杨耕心同志的计划，被他父亲杨兰亭发觉，立即将耕心同志禁闭起来，不许他出门一步，认为这是给本庄惹祸召灾，要当逆子办他。此计失败，影响很大，从此地方上大小寨子，都对我们警惕起来。耕心同志不得自由，也使我们失去一个好膀臂。
  元宵节后，官兵进逼步步加紧，四五天后，邢旅进驻东南一个小村子，不时以火炮、机枪向教堂射击，有时一天连续进攻数次，弟兄们伤亡日见增多。我曾到寨墙观察，一颗炮弹从头顶飞过，轰然一声就炸毁了垛口。又有一天上午，炮弹击中了我们议事楼上的墙壁，炸开几条大裂缝，幸未伤人。这一切固然吓不到我们，但死守下去已无意义。在一个大风天夜晚，黄沙漫天，对面看不见人，从白天刮到黄昏，一直未停，那位南方师爷特地跑来和程宗岳、韩建德、王朝举还有我说：“我占了一卦，今天撤出大吉。”我们这些人都是不迷信的，微笑着没有作声，不过，在这大风夜撤出，倒是个好时机。我们撤出决心已定，只待韩建德下令了。王朝举口快，说道：“当年瓦岗寨也有这一着，我这个程咬金也坐不了几天，拉出去就拉出去吧！先拉到大名府，那儿我还有不少杆子枪。”参谋长程宗岳从他烟铺上立起，手里拿着烟枪用力一挥说：“今晚从寨北撤出去！”可惜这个日期，我再想不起来了，在寨内紧张了若干天，当时既无历书也无月份牌，谁还记得日子呢？按公历说大致应在一九二八年二月上旬。
  教堂的地势，是东、南、西三方都有小村子，靠近教堂，北面是一片平川没有村落。敌人不敢从北面攻击我们，总是从东南方凭借村落民房的掩护，一步一步地进逼我们。起先，我们还能出寨迎击或追击，后来官军逼近，不得不转攻为守。我们为了安全撤出，作了这样的部署：首先把一切人马装备好，将洋人绑在马上，老弱派人领着，前边派出得力尖兵，稳步前进。另派一部较强的战斗部队，乘黑夜出寨，向东南方向出击，喊声要大，枪声要紧，同时还准备了几只洋铁桶，放上鞭炮，燃着乒乓作响，与敌人机枪声，混在一起，表示我们在大举反攻。平时，敌人是白天进攻，晚上很少进犯。这次我们发动佯攻，是为了迷惑敌人。掩护我们全部撤走。敌人是雇佣兵，仅寥寥还击几枪，知道我们也无力大举进攻他们，我们就在这佯攻的掩护下，大队人马从寨北撤走了。临撤时除了将洋人带走外，韩建德下令把俘虏的那个阳谷县警察大队长枪毙了。
  这一夜向西北加紧急行，午夜过了堂邑，到达冠县县境。在途中，韩建德下马拉着我和聂子政同志说：“看来我们要长期打游击了。”他又笑着说：“你俩是不惯‘拉杆子’的（这是他仅有的一句黑话），跟着我们都不方便，起不到多大作用，你们回去，先向聊城党机关作个报告，看下一步怎么办？”他又特别望着我说：“回去见了老伯（指我父亲），还是要照应我们，不要追打我们就行。”我们紧紧握手，互道保重作别，我和子政同志趁夜折回，认不出大路小路，盲目的往回走。一路上，放哨的团丁，听见狗叫，不时打枪，赶至天明，到了堂邑。这时堂邑县城，死气沉沉，什么东西也没有卖的，我们找到二中同学常尧卿家，吃了一顿早饭，中午转到聊城。聊城也是一片死寂，到姚家园子去找赵以政同志，一家都搬空了。我俩一时找不到党的机关，就各自回家休息，等弄清各方面的情况，再作打算。
  我回家后，村中老少也陆续“避难”回来。经过坡里大战，父亲也回到家。对我说：“陆春元亲自问我，外边传言你有个少爷在教堂里？我说：他干南军不假，去年（一九二六年冬）我在天津，他坐轮船从天津去上海，在吴淞口外大海里触礁沉没，早已淹死了。陆春元没再说什么，看来也是诈问，我有千把团队，他也不便对我太过不去的。”坡里暴动，吓坏了我一家人，连村子里的人都跑了，传说官军要洗烧我们村子，也累得父亲吐了几口血。父亲给我改了名字，命我即刻离家，先在四乡亲友处暂避。
  不久，同志们传来党组织的命令，凡是参加坡里暴动的同志，各自离开原地。于是杨耕心和我，趁春天大批山东难民出关外谋生的机会，一道出关。解放后，才知道张干民同志也离开山东去关外了。聂子政、孙大安不知去向。赵以政同志在聊城坚持机关工作，被国民党反动派鲁西剿匪司令陈以燊捕去，壮烈牺牲。王寅生同志在坡里暴动前夕，奉山东省委调令，去济南做工运工作，在一九二八年“五三”惨案前，张宗昌临撤退时，被张宗昌捕去。因在他身上搜得手枪，认为他是赤党分子，因而被害。
  韩建德率队从教堂北撤，到达大名一带，当时直隶（今河北）督办褚玉璞，接到张宗昌电报，对韩建德进行双方夹击，韩建德部被打垮，抢去了洋人。洋人回到教堂，勾通反动官府，在阳谷大捕“赤化党”和所谓坡里“匪徒”。有个教民流氓分子名叫刘二安，一向是洋人的狗腿子，他领门指户，大肆抓捕了一些好百姓，因而倾家荡产者不少，闹得人心惶惶，闾里不安；而真正共产党人，却一个也没有捉到。
  坡里暴动虽然失败了，在鲁西北却播遍了红色种子。多少年来，始终为鲁西北群众所称颂。我现在依然十分想念当时参加坡里暴动的同志们！十分缅怀先烈们的高风亮节！使我永远不能忘怀这次的革命义举！
  一九七九年三月写于北京西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