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图书馆

国立青岛大学以前，还有个私立青岛大学，早已停办，国立青岛大学（简称青大）在一九三○年秋季正式招生。翌年日寇发动“九·一八”事变，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统治者竟然在民族大敌面前采取不抵抗政策，丧权辱国。青大学生在我地下党的领导下，连次发动全校规模的罢课斗争，给反动当局以沉重打击，锻炼了群众，配合了全国抗日运动的开展，在山东省的学运史上留下了光荣的一页。
  一、第一次罢课斗争
  青大开办两年期间，实权操在“新月派”文化人手里。所谓“新月派”是以办同人刊物《新月》文学杂志而得名。这一派的头面人物是胡适，在青大当校长的是“新月派”巨将杨振声。他们在政治上对于国民党不即不离，又依靠又保持一定的独立性。在文艺思想方面，完全贩卖英美资产阶级标榜的永久不变的人性论那一套。可是第一年第一学期当教务长的却是国民党的中央委员、文化界“剿共”头子张道藩。国民党的中央委员怎么肯“屈驾”来青大当教务长呢？据说此人在蒋介石面前与其它国民党派系争宠，一时失意，因而带着法国老婆暂来青岛韬晦避难”并监视“新月派”。他们之间在争权夺利上有矛盾，但在镇压学生革命斗争上却是一致的。
  一九三○年秋，青大第一届招生一百余人，其中有少数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这些党团员中，有的是因在中学里参加反对国民党军阀混战的革命斗争被开除的。当时投考大学必须有高中毕业文凭，那些被开除的学生就花钱买张假文凭考取青大。
  开学不久，学校当局发现有的学生是用假文凭报考录取的。突然宣布：凡是用假文凭考进来的学生一律剥夺学籍，勒令退学。这些同学反驳学校当局说：“不管我们用的是真文凭，还是假文凭，既然考上了，就证明了我们有入学的资格，不应当开除。”当时白色恐怖严重，投考到青大来的党团员，还没有来得及建立支部，但在学校当局的进攻面前，党团员和受革命影响的同学，凭着满腔革命热情和过去的斗争经验，召集全校同学开会，要求学校当局“收回成命”。学校当局置之不理，乃激起同学们的义愤，于是一致通过用罢课的方式继续要求学校当局收回成命。并且当场组织了学生自治会和纠察队，领导和维持罢课的革命秩序。
  罢课后，学生派代表与校方交涉，校方的态度很蛮横，竟然说：“不罢课还可以商量，一罢课就更得开除。”同学们对于这种威胁和恐吓毫不示弱，按照预先商定的计划继续罢课。
  罢课的第二天，我们纠察队听说有人出头拉拢同学去复课，便立即赶去。当赶到西教室楼正中北门里的楼梯前时，迎面遇上中文系的一个同学正领着几个同学上楼，纠察队过去阻拦说：“罢课啦，上楼干什么去？”那个复课团的头头把脸一沉说：“我愿意上楼就上楼，你们管得着吗？”纠察队的同学说：“全体同学开会通过的罢课，不许任何人违反大会决议私自上课，你们最好也不要上教室楼。”复课团的头头故意大声张扬说：“怎么，你们纠察队用武力干涉我们的自由，侵犯我们的人权吗？”纠察队的同学解释说：“罢课是全体同学的决议案，我们纠察队是执行全体同学的意志，不许任何人破坏。”复课团头头蛮不讲理，还打出“自由”、“民主”的幌子，胡说我们是“强奸民意”。纠察队员们火了，把手中的齐眉棍用力一蹾说：“全体同学通过的决议案怎么不民主？你有意见可以拿到大会上去讨论么，我们纠察队今天就要执行大会的决议案，不许任何人上楼复课，不许任何人破坏罢课斗争！”复课团的头头故意提高嗓门咋唬说：“纠察队用武力压迫人，侵犯我们的自由，要求学校当局保障我们的民主权利！”在二楼上等复课团的教务长张道藩听见了，立刻把身子扒在二楼栏杆上俯视着楼下连声问：“怎么回事？”复课团的头头假装受了委屈似地回答：“我们要上楼上课，纠察队用棍子侵犯我们的自由！”张道藩把脸一变，立刻嚎叫起来：“哈，共产党要暴动！这还了得！打电话叫警察来！”
  纠察队跑回礼堂，向学生自治会代表作了报告。有的代表认为张道藩是吓唬人的，不大在意。但是，不久，窗外传来跑步声。学生代表拥出礼堂一看，国民党警察持枪开到了，正在展开队形包围校舍。在这突然袭击下，学生代表们措手不及，只好离开学生会办公的礼堂散去。
  警察包围了校舍以后，校长杨振声、教务长张道藩等领着教职员，如临大敌般地张贴布告，开除学生六十多名，并勒令被开除的学生“立即出校”。找不到本人，训育员就命令校役把被开除学生的衣物、行李“驱逐出境”。有的行李来不及从楼门携出，就从楼上平台往下扔。新月派大师杨振声、国民党中央委员张道藩在西宿舍大楼门前叨着烟斗，指手划脚，亲自导演了这场丑剧。
  被开除的学生中，有的是用假文凭投考的，有的是有真文凭的，只因为是罢课斗争中的积极分子，被开除了。青大第一期招生共一百二十六人，这一次就开除了六十多人，占当时全校学生的半数。国民党学校当局这样大批开除学生，借口是“共产党暴动”，指的只是楼梯口学生纠察队与复课团少数人的一场争吵。国民党标榜的所谓民权主义，新月派口口声声宣扬的自由、民主，不过是依靠警察保安队进行白色恐怖而已。
  二、赴南京请愿一九三一年，青大增设教育学院，连原有的文、理两院，共有三个学院。秋季召考了第二届学生。开课不久，日本帝国主义在东北发动了“九·一八”事变。蒋介石密令东北边防部队采取不抵抗政策，因而一枪不放，失地千里。在济南“五·三”惨案时，蒋介石就与日本帝国主义订有丧权辱国的密约。如今日本浪人见他在东北又采取不抵抗政策，便想在青岛制造新的事变，乘机公开占领青岛和山东。于是日本浪人冒充日侨，放火焚毁了青岛国民党市党部的南海沿大楼。国民党当局连个屁也不敢放。此时，民族危机空前，亡国之痛迫在眉睫，蒋介石竟然在南京一方面厚颜无耻地号召全国人民忍辱负重，“听候国联调查”；一方面却丧心病狂地叫嚣“攘外必先安内”，集中全国兵力于江西围剿中国工农红军。青大学校当局禀承南京教育部的密令，也借口青岛环境特殊，不允许学生进行任何反日爱国活动。同学们极为不满。中共青岛地下市委书记祖茂林（化名李春亭）同志指示青大支部：要激发青年学生对国民党不抵抗政策的愤怒情绪，迅速掀起群众性的爱国运动，促使国民党当局放弃媚日外交，出兵收复失地。青大支部的党团员遵照市委的指示，首先秘密散发了中共中央《关于日本帝国主义强占满洲事变告全国民众书》，其中有“武装保卫苏联”的字句，被国民党分子发现并进行挑拨离间，因而几次组织反日救国活动全都遇到阻碍。
  日本浪人火烧国民党市党部大楼后，谣言更嚣尘上。一天晚饭后，几个接近国民党当地官员的消息灵通同学嘁嘁喳喳地说“日本海军要上岸”，要占用青大校舍当兵营（青大校舍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是德国霸占时期的德军兵营，地下有军事设施）。传播这种消息的人恐慌万状地往校外搬行李。平素与他们接近的同学也跟着往外搬东西，恐怖圈越来越扩大，造成全校性的大混乱，有的携带行李直奔火车站上车逃难；有的投亲找友；有的误了上火车就找旅馆住宿。只有党支部的同志和少数同学不相信那种谣言，沉着地留在校内。
  实际上一夜风平浪静，没听到一声枪响，没望见一道火光。第二天少数躲在市区的同学就陆陆续续地都回来了。为这件事，青岛舆论界提出尖锐指责：“堂堂山东最高学府在国家多难之秋，竟然这般丢魂丧胆，领头扰乱人心！”校长杨振声等虽然在校外住宅里没有外出逃难，事后也感到面目无光。那些散布流言蜚语而又逃跑的人，受到广大同学的嘲骂。党支部的同志和积极分子趁此机会，发动同学为坚持在东北抗击日寇的义勇军募捐，立刻激发起同学的爱国热情，于是趁热打铁，召开全校大会成立了抗日救国会。会后又有同学倡议赴京请愿，要求南京国民党政府对日宣战，收复东北失地。党支部热情支持，提议开大会讨论，以便进一步发动群众。
  这时，张道藩已经回南京去了。南京国民党当局感到民怨沸腾，更怕学生首先发难。于是南京教育部连发训令，禁止学生进行任何爱国活动，并且威胁各地学校当局说：如有禁止不力而产生轨外行动者，立予撤职查办处分。青大新月派当局本来就害怕学生爱国“滋事”，影响他们的“饭碗”。见到南京教育部上述训令以后，更是千方百计地阻挠学生的爱国活动。学校当局忽然接到密报说学生要开大会讨论赴京请愿，校长杨振声嚇得手忙脚乱地团团转。新月派的大师们也全部出动，进行破坏。他们一方面企图软化少数救国会的代表；另一方面威胁学生说：“要防止越轨行动”，“不要受赤色分子煽动”。但是这些谰言都未能动摇大家。多数同学要求召开大会，并要求马上去南京请愿。在这种爱国舆论压力下，杨振声等人改变了对策。假惺惺地表示：“教职员爱国决不能后人，同学们开会，我们也参加。”大家明知这是黄鼠狼给鸡拜年——没安好心，却也认为可以将计就计，以便借此机会揭穿学校当局的阴谋，争取教职员同情抗日。这时地下党支部团结多数积极分子，要求大家作好精神准备，决心在大会上跟新月派展开论战。
  杨振声一反常态，提前带着全班“龙套”来到了会场。当全校学生拥进礼堂后，他竟然厚着脸皮上台，“毛遂自荐”地当了大会主席。他首先吹嘘自己在“五四”时代怎样激进，平生如何“爱国”，继而把口气一转说：“青岛环境特殊，时代今非昔比，因此你们要爱国，不能超出学校的范围，否则就是越轨干政——越出学校之轨，干国家之政。”杨振声的话音刚落，就有同学站起来反驳道：“五四运动是因为北洋军阀政府在巴黎和会上，对山东问题屈从帝国主义的压力，所以才激起爱国学生的义愤，杨校长自称亲自参加过，当然知道得比我们清楚。今天呢，日本帝国主义在沈阳发动‘九一八’事变，我国政府竟然采取不抵抗政策，民族危机，比起那时更加严重百倍，怎么要我们大门不出，二门不迈？要爱国怎不能超出学校的范围呢？这叫做哪一种性质的今非昔比？”这个同学还没有说完，又有同学站起来愤愤然插嘴说道：“青岛的环境特殊，是对日帝屈服的恶果，帝国主义也是欺软怕硬的，当初在济南‘五三’惨案的时候，北伐军要是坚决抵抗出兵济南的日军，如今还敢在沈阳发动‘九一八’事变吗？”同学们听了义正词严的发言，爱国热情更加高涨，于是不约而同地高呼：“反对丧权辱国的不抵抗主义！反对寻找任何借口破坏学生的爱国运动！……”
  杨振声面对被激怒的学生，十分尴尬，无言以对。外文系主任兼图书馆长梁实秋慌忙起来“救驾”，他恬不知耻地替杨振声辩解：“今非昔比的意思，是说当今世界上有个‘国际联盟’的组织，中国人只要安份守己地听候‘国联’的调查仲裁，最后公理终究是要战胜强权的”。同学们听了梁实秋一番洋奴哲学的说教，更加义愤填膺，群起而攻之。大家纷纷站起来揭发“国际联盟”是帝国主义分脏机关，决不会为弱小民族伸张正义的。梁实秋被驳斥得无话可说，十分狼狈。这时有个法文教授又厚颜无耻地说：“坐在火车上吃着面包到南京请愿，是哗众取宠，不足以表达青年人的爱国热忱，如果饿着肚子步行到南京请愿，那才是英雄好汉，你们谁能这样做？”这种恶劣的嘲弄和挑衅，激起了同学们的无比愤怒，遭到了严厉的斥责。新月派的先生们在无计可施的情况下，梁实秋又开了腔，他威胁大家说：“会场秩序太乱，我要退席。”同学们冷笑道：“谁叫你来的？退你的席吧！”还有个同学愤愤地说：“今天开会是讨论救国大事，凡有人心的中国人都不应该退席。”梁实秋发火了，高声喊道：“你们想暴动吗？凭什么干涉我的自由！我愿意退席就退席，谁敢管我！”说罢退出。杨振声也发出所谓抗议，在同学们的讥笑声中，灰溜溜地退出会场。
  新月派的先生们以为他们一退席就会把大会搞垮，但他们完全没有料到，经过这场舌战，同学们的爱国热情更加激昂，信心更加坚定了。他们走后，有位同学（地下党支部成员）庄严宣布：“不管他们，我们继续开会。打日本，流血牺牲都不怕，还怕这个！”于是一致通过了罢课赴南京请愿的决议。地下党支部接受第一次罢课的经验教训，防止再有人挑拨离间，就提议再来一次签名运动。群情激动，立刻在宣誓书上挨个签了字。
  请愿团唯恐夜长梦多，第二天就组织大家抢上火车出发了。到了济南，适逢济南市的学生也正准备去南京请愿。他们得悉“青大请愿团”将要抵济，便准备采取联合行动。但是国民党省府和济南铁路局已预谋，等青大学生乘的火车刚进站，他们带着军警挤上火车，装出一付同情的样子，送水送饭，“慰问”青大学生，借以隔离青大与济南学生的联合。并且迅速命令火车开动。青大请愿团未能下车，只好将预先准备好的传单从车窗口上抛出去。
  南下途中，利用各站停车时间，同学们就自动下车向铁路员工和旅客进行宣传。在泰安、徐州等大站受到当地群众的热烈欢迎，激起了群众爱国热情，客观上控诉了蒋介石国民党当局的媚外压内政策。
  火车抵达浦口，我们改乘轮船到达南京下关，立刻直奔国民党中央政府，高呼口号，要求蒋介石马上出兵东北收复失地。请愿团在“国府”门前伫立四个小时，天快要黑的时候才出来了一个国民党中央委员答话：“中央正在开会，讨论国事，你们既然为国事而来，就不要防碍国事。”并说：“蒋委员长在散会以后，立刻接见你们，到中央军校等着去吧！”随后国民党的“接待人员”把我们领进国民党中央军校。到了里边一见戒备森严，同学们才知道上当，被他们监视起来了。第二天蒋介石在中央军校大礼堂，以训话的姿态接见了各地来的请愿团。他恬不知耻地说什么：“现在日本太强盛，中国太衰弱，不能跟日本作战，要是不自量力，一旦打起来，日本在三天之内就可能灭亡中国”。学生听了哗然骚动起来，表示极为不满。蒋介石在众人怒视之下，用“这个、这个”的口头语，来搪塞。最后竟然吹嘘道：“我蒋某自从北伐以来，身经大小四百余战，没有打过一次败仗，三年之内如果不赶走日本、收复东北失地，当割我蒋某之头以谢天下！”大多数学生知道这是“挂羊头卖狗肉”用大话骗人，但蒋介石却以为自己的大话唬住了学生，用阿Q式的精神胜利法结束了他的“训话”，说：“好了，大家都觉得很满意，那么明天逛逛中山陵就回自己的学校读书去吧。”说完就溜进后台去了。
  蒋介石的讲话，欺骗了一部分人，但大多数同学未受蒙蔽，准备酝酿新的行动。这当儿，忽然接到从青岛本校寄来的一封匿名信（象是跟请愿团出发的时间同时付邮的），大意说：学校当局对请愿团不经过学校批准就毅然南下非常不满，认为是破坏校规。如不立即返回青岛，学校决定开除所有请愿团的代表，并对参加请愿团的同学每人记大过一次。这封匿名信实际上是个预先设计好了的阴谋，由不肯参加南下请愿的学生跟学校当局勾结着发出的，目的是威胁请愿团到南京后不要“越轨”，早日返回青岛。这封黑信果然达到预期的目的，立刻造成青大请愿团的思想混乱和内部分化。这时，北平、天津、上海等各地来南京请愿的爱国学生对于蒋介石的回答表示不满，派代表找青大请愿团研究联合行动，举行游行示威。青大请愿团领队的推说：“考虑考虑”，游览中山陵后就在国民党“招待人员”的怂恿下返回青岛了。
  青大学生请愿团冲破国民党统治和学校当局的百般压制与破坏，浩浩荡荡地进行了这次爱国请愿运动，表现出青大学生群众的高度觉悟和爱国热情。地下党支部在发动群众的工作上是有力的，但是并没有完全掌握住领导权，因而在南京受到匿名信的突然袭击后，未能采取有力措施，及时揭穿这种阴谋。回到青岛本校后，因白色恐怖也没有抓紧时机去发动同学追查匿名信事件的阴谋炮制者，以反击学校当局对于学生爱国行动的破坏。
  三、第三次罢课斗争
  一九三二年一月二十八日，十九路军蔡廷锴、蒋光鼐部在上海发动淞沪抗战，坚持月余，杀伤敌人四万多。蒋介石丧心病狂地与日帝签订了丧权辱国的“淞沪协定”。当时举国不安，民愤鼎沸。处在“特殊环境”的青大同学更感到了亡国之痛，无论如何也安不下心读死书了。可是学校当局为破坏学生进行爱国活动，宣布实行“学分淘汰制”，借此迫令学生无暇关心国家存亡的大事。这时，因新月派校长杨振声对于镇压学生爱国运动还不够有力，南京教育部对之不满。于是各派势力为争夺青大肥缺而进行逐鹿。国民党大同盟派的教务长赵太侔，就想趁机取而代之。山东教育厅长何思源的亲信、社会学教授杜毅伯也想钻空子抓权。在这种形势下，青大党支部根据地下市委指示和前两次罢课斗争的经验，首先利用各种学术组织，团结同学，组织积极分子，除相继成立“时事讨论会”、“新文学研究会”（即左联）外，并在一九三二年春成立“海鸥剧社”（曾与上海“剧联”取得联系），重新发动群众。
  海鸥剧社第一次演出两个戏：《工厂夜景》和《月亮上升》。《工厂夜景》是描写上海产业工人被压榨和举行斗争的话剧；《月亮上升》是世界著名独幕剧，描写一个民族革命者流浪和脱险的故事。这两出戏演出后，在同学中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当时上海左翼作家联盟的机关刊物《文艺新闻》，曾用“预报暴风雨的海鸥”的标题，来形容“海鸥剧社”的演出活动。可是学校当局也有反革命嗅觉，他们立即采取对策，除了在讲堂上继续倾销资产阶级精神毒品外，还采用“焚书坑儒”的办法，取缔图书馆里马列主义的英文著作和左翼书刊。图书阅览室里原有一本左翼刊物《新文艺》，第一期里有马雅可夫斯基《谈诗》的译文，支部用它作为鼓动群众的武器，忽然不见了。党支部有个同志问图书管理员，对方回答说是馆长梁实秋禁止出借。同时禁止出借的书还有鲁迅译的《苏联文艺政策》、《艺术论》及英文的列宁著作《国家与革命》、《帝国主义论》等。他很气愤地把这件事写了个消息寄给上海《文艺新闻》，揭露青大当局的反动行径。
  地下市委指示青大支部用反对“学分淘汰制”为口号发动新的斗争，以便配合全国的抗日反内战总形势。支部讨论时，感到同学虽然对“学分淘汰制”不满，但是尚未发展到采用罢课方式表示抗拒的决心。因此必须首先在各系各班酝酿，选举代表要求校方收回成命。估计校方把“学分淘汰制”当作限制学生参加爱国运动的法宝，决不肯收回，群众将会更加激愤，因而要求党团员应根据情况不断地引导同学，但罢课的口号应由同学自己提出来。其次是党团员和群众积极分子尽可能在本系本班争取当选为代表，而在全校推选总代表时，要尽量推选山东籍的学生，以防止学校当局的离间破坏。为什么要多推选山东籍的同学当总代表呢？因为当时外省籍同学与山东籍同学有矛盾，外省籍同学认为青大不是名牌大学，在这里上学没意思，开除不开除不在意。山东籍同学占大多数，在同学中的联系也广，所以总代表推选山东籍同学容易带动绝大多数同学，并且可以防备反动当局的挑拨离间。
  支部研究决定后，就深入分头活动，很快收到预期的效果，各院各系各班首先选举出代表成立了非常学生会，接着就根据同学的意见，要求校长改变“学分淘汰制”，杨振声不容分说地拒绝了同学们的要求。态度之蛮横，出乎意料。代表向全休同学报告了校长的答词以后，原来对“学分淘汰制”无所谓的同学也愤愤不平。这时有人主张立刻召开全校大会提出罢课斗争的建议。党支部秘密讨论后，决定提议各系各班首先分头讨论表决，尔后再开全校代表大会表决。这样进行既可充分发扬民主，争取绝大多数同学，又可以防范别有用心的分子象第一次罢课时那样找借口捣乱破坏。同学们赞成这种做法，于是各系各班分头通过了罢课决议，又召集代表形成了全校一致的罢课决议，坚决抵制“学分淘汰制”。
  这次罢课斗争，由于充分发扬了民主，真正发动了群众，所以同学们斗志昂扬，使罢课斗争坚持了两个多月。
  斗争的背景是极其复杂的。除绝大多数同学是党所领导的爱国青年以外，还有国民党的爪牙也趁机混水摸鱼。国民党“大同盟派”的赵太侔，认为如果杨振声下台，校长的“宝座”就是他的了。何思源的亲信杜毅伯也抢这个机会，利用各种方式拉拢学生。受这些个人野心家支配和影响的同学，态度自然忽冷忽热，左右摇摆，这样，巩固学生队伍的工作，便成为经常的任务。
  新月派学校当局也知道学生成员复杂，就打发他们的走卒，用“名牌教授”、“助学金”、“资送留洋”等等诱饵拉拢学生。曾有个别学生受其愚弄，竟然偷偷为他们活动。有个积极分子发觉这种破坏行为后，怒而以“铁拳团”的名义在女宿舍门前发出警告，言词激烈。地下党支部发现之后，认为这种方式不合群众民主，立刻寻找该同学规劝。该积极分子接受了劝告，当即撕去此警告。因为地下党支部通过党团员力主民主行事，一切通过代表会讨论，因而使绝大多数同学愈斗愈坚。个别动摇不定和私通校方分子破坏罢课斗争的阴谋始终未能得逞。
  学校当局一计不逞，又生一计，改用“提前考试”的方式瓦解学生。上课钟打响了，新月派的教授们拿着考试卷煞有介事地走进教室，有极少数学生希图博得新月派的青睐，以便将来依靠他们“留洋”镀金，于是这些害群之马想偷偷溜进教室应试。但又象过街老鼠般地被同学们吼回去了。新月派看提前考试的阴谋失败了，又宣布“暑假前不进行考试。提前放暑假，秋后再补考。”同学们立即开展签名运动，不达到目的誓不回家过暑假，并计划组织游泳队、球队举行友谊比赛和读书会，坚持斗争。新月派图穷匕见。立即出布告开除“非常学生会”的常委十余名，这无疑是火上加油，立刻燃起更加旺盛的斗争火焰。学生们数次包围校办公室，要求学校当局取消开除学生代表的命令。杨振声曾一度被迫摘去开除学生的布告牌，却又偷偷去南京教育部求援，策划继续镇压学生运动。
  地下市委书记祖茂林以青岛《时报》记者身份，参加了青大党支部在中山公园召开的积极分子会议。他建议青大学生会把斗争向全市、全省扩展，并建议派代表到北平找华北学生联合会和北平大中小学生联合会，要求支援。后经“非常学生会”讨论，决定派代表去北平活动。正在这时国民党教育部忽然下令宣布解散国立青大，勒令全校学生三天以内离开校舍，并且重申开除为首的十余名学生代表学籍的命令（当时的天津《大公报》有详细报导）。
  国民党教育部解散国立青岛大学的反动命令，对坚持斗争的青大学生威胁很大，学校反动当局更以执行国民党教育部的命令为借口趁火打劫，驱逐学生离校。更不幸的是，这时青岛地下市委书记祖茂林同志被捕（一九三三年九月在济南狱中被杀害），青大罢课斗争失去了领导。黄敬、王弢（即王林，当时地下党支书记），张福华等坚留校内，编辑罢课斗争专刊，准备与离校同学进行联络，继续斗争。罢课专刊稿件整理好后，王弢正要拿到市内找印刷所付印。国民党便衣特务突然包围青大，指名逮捕王弢。王弢察觉后，从宿舍大楼的后窗逃走。黄敬等也闻风离开青岛。赵太侔伙同杜毅伯，趁此机会窃取了青岛大学的大权，组织什么“甄别委员会”，以“甄别”的名义继续开除参加罢课斗争的学生八十多名（占全校学生三分之一，李林也是其中之一），“国立青岛大学”也就寿终正寝了。
  近半个世纪的岁月过去了，青大两年三次罢课斗争的史迹，回忆起来历历在目。三十年代的中国充满了灾难和耻辱，也充满了战斗和新生。青大同学在中共地下党领导之下，勇敢地战斗在最前列，为中华民族的新生投掷一镖一枪，是永远值得回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