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图书馆

一
  济南“五·三”惨案后，山东人民沦于日本军国主义者的铁蹄之下。不久又爆发蒋、冯、闫军阀混战，到处是兵荒马乱，民不聊生。
  博兴地区同样是黑暗的世界，国民党官吏和土豪劣绅相勾结，残酷地欺压和剥削农民。当时博兴六区龙河村的牟洪举，在国民党山东省党部当秘书，其父牟学萃，依仗儿子的势力，在乡里为非作歹，鱼肉百姓。这一带的群众对这个“牟老太爷”无不恨之入骨。还有一个流窜在广饶、博兴地区的土匪头子，名叫崔九，绰号“九掌柜”，他同土豪劣绅张连三、尹春庭等相勾结，祸害乡民。不仅如此，地主还和银号串通一气，乱发纸币，从中盘剥群众。坑人的“放豆期”（高利贷）更厉害，春天借地主一斗豆子，秋后就要还一斗四。记得在我十一岁那年，母亲得了水臌病，家里穷得锅底朝天，只因借了豆债，弄得倾家荡产。我父亲去世时，欠了地主银号三百块钱，逼得将弟弟送了人，全家老小四处讨饭，父亲的尸体没有地埋，在家一直停放了五年，那真是“利滚利，没了地，吃期粮，没了房”的年月，要是再遇上水旱灾害，就更无法生活下去。一般农民，一年能吃上三个月的粮食，就算是好的了。其余的几个月就得靠吃草根、野菜、树皮充饥，逼得老百姓真是呼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那年头，冻死饿死屡有见闻！人民在灾难中受熬煎，那帮土豪劣绅却趁火打劫，乘机渔利，过着花天酒地荒淫无耻的糜烂生活，真是“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
  二
  北伐战争以后，我为了谋求生路，赤手空拳跑到青岛。在那里遇到了王溥泉（即刘顺元），他是共产党员，在莱阳路女子中学教书。我当时虽然还没有入党，但曾参加过党的外围组织“互济会”，因此，能够同他取得联系。他劝我快离开青岛回原籍，我们党有人在博兴开始搞革命活动了，我一听到这个消息，甭提多高兴了，心想博兴有希望了。
  回博兴之后，我找到张静源。张静源一九二七年在胶东教书时入了党，是山东博兴地区最早的共产党员之一。一九二九年他回原籍后，在高渡、粉坊、蔡家城、位李等村发展党，进行革命活动。当时担任胶东特委书记（以后被叛徒刺杀）。他送我一本《资本论》，我读着，觉得书上讲的都很有道理，处处是为穷人说话，越读越觉得头脑清醒，心里亮堂。同时我也找到了王博昌（即王汉儒），他当时是博兴师范讲习所所长。王博昌又送我一枚圆牌牌，上头有个大胡子头像，我听说这就是马克思，高兴极了，忙把它藏在内衣胸前。在党组织的培养教育下，我于一九三一年七、八月间在博兴参加了中国共产党。
  中共山东省委派党员王溥泉、张福林（一九三二年被叛徒暗杀）两人到博兴扩大组织，建立县委。并任命张方（张复生）任书记，王延津（王醒九）任组织部长（后来张、王均叛变），我任军事部长，孙蓬南、蔡秉虔、李汝瀛（李震）、张海邦（张文韬）负责宣传工作。到一九三二年暴动前，建立了二十七个党支部，四十九个小组，有党员二○七人，分布在高渡、幸福、陈户、城关等二十九个村镇。并建立了党的外围组织农民协会、雇农会、兄弟会、互济会等。党组织的扩大，党员的增加，党的外围组织的建立，给博兴人民的革命斗争奠定了基础，也给武装暴动提供了条件。
  一天，我见博兴的五道庙里，有人在砸锅卖铁，买香敬神。心想，这是封建势力愚弄乡民，掩盖地主阶级的剥削和压迫。于是，夜里我和王博昌等人合计好了，我们把五道庙里的神像抬到城外水坑边，叫着号子唱着：有神上天，没神下湾，呼隆呼隆把神像都扔到水里去了。借此，我们就向群众宣传，靠求神拜佛改变不了劳动人民受苦受穷的命运，要想翻身求解放，不受压迫，不受剥削，就得起来跟着共产党，同封建势力、军阀和地主阶级进行斗争。
  王博昌还借办学之便，经常向学生进行抗日爱国教育，联系日寇侵略我国东北的事实，揭露国民党反动政府的卖国行为，不断启发同学们的民族觉悟。遂后在党的领导下，博兴师范讲习所的学生，以反对学校规定的一切公杂费用由学生负担为由，发动了学生运动，进行游行示威、贴标语、呼口号，坚持罢课四十天。在学生运动的冲击下，县长不得不向学生让步，答应免收公杂费，并每月补贴学生生活费三元。
  一九三二年秋，民团大队的卫兵，见城内书院小学一个学生扎着黄色裹腿，竟将学生无理毒打一顿，打得伤势严重。博兴师范全校师生随又组织起来，举行游行示威，抗议反动军警的暴行，要求县政府严惩凶手。距离城关四十里的纯化、利城完小学生也闻讯赶到，旋即聚众五百余人前来支援。在群情激昂众怒难平的情况下，县长张予良被迫答应负责医治受伤学生，发给营养费用，惩办凶手。两次学生运动，显示了青年学生反帝、反封建、反对卖国政府的巨大力量。同时，亦向群众表明了：要想维护自己的利益，反对压迫，就必须团结一致，向反动当局展开不调和的斗争！
  这时有的地区也发动农民起来斗争，如党在博兴边境的曹王村一带，发动了农民抗捐抗粮斗争，打击土豪劣绅。六区龙河村也发生过一次反恶霸斗争。国民党省党部秘书牟洪举的父亲“牟老太爷”就住在这里。他在这里横行霸道，喝了酒时常骂大街，谁劝他，他骂谁，越劝骂得越凶，仗着他儿子的势力，夸口谁敢动他一根毫毛，就要谁的命。有一次，他又到村公所门口大骂。我当时在幸福镇“联庄会”当武装教练。我劝他，他又大骂起我来了，我想，你别骑在人民头上拉屎，耍你的臭威风，今天非教训你不可！于是我发动了几个壮汉子，七手八脚象捆猪一样把他捆了起来，痛痛快快地揍了他一顿，吓得他哆嗦成一团，向大家叩头求饶，这下子可给群众解了恨，出了气，其他恶霸也不敢轻举妄动了。
  一次次的斗争，锻炼了群众，激发了群众觉悟，为开展大规模的群众运动打下了基础。
  此外，县委利用各种渠道打进敌人内部，瓦解敌人，争取敌人内部的同情分子起来革命。当时，我被组织上派到幸福镇“联庄会”里去工作。这个“联庄会”主要是地主武装，是保护地主利益的。“联庄会”知道我参加过北伐，受过军事训练，就让我当了武装教练。我借此机会，在敌人内部开展工作，后来掌握了大部分武装力量。
  六区“联庄会”也打进去了两个同志，并争取了敌班长李文轩、李建功（李玉堂）。在二、四区还争取了许多同情分子。随着博兴一带革命运动的发展，省委决定在博兴一带发起武装暴动。并派军事委员张鸿礼（化名老魏，以后叛变，抗日战争初期被我军枪毙）来博兴直接领导这场暴动。
  三
  张鸿礼来博兴后，在高渡村召开了一次县委会。会上讨论了形势，确定了起义时间，并成立了中共博兴县委临时行动委员会。随后又在博兴县四区粉王村召开了第二次会议。与会同志一致认为，从博兴地区的情况来看，对我们是有利的。四区“联庄会”的枪可由我完全掌握起来，六区争取的三个人至少能拿一部分枪。五区几个同情分子，可以用缴枪的方式拿下。二区区长也是个同情分子，虽然犹豫，但可争取。根据这些情况，我们可以拿到八十至一百条长枪和部分短枪，还随时可吸收私人枪支和缴获地方武装的武器，扩大到二百条枪是有可能的。而当时敌人方面，在县里的常备武装也就是二百多人，并且没有战斗力。
  会议最后决定在八月三日晚上集合各村农民开会，组织他们于八月四日分别在幸福镇、高渡村举行武装暴动。
  一九三二年八月四日拂晓，博兴农民暴动爆发了！革命队伍有工农革命军、农民会、穷人会，少共青年先锋队和宣传队。他们头戴八角斗笠，左臂缠一块白毛巾，半夜时刻埋伏在幸福镇街里。暴动一开始，立即将幸福镇韩复榘民团大队二十四分队的驻院团团包围。我令一个班为突击队，他们在班长刘效力带领下，偷偷干掉门岗，冲入院内。此时，敌排长郭自凤正想出门巡逻，被我突击队用枪点住，郭自凤负隅顽抗，当场被我打伤。枪声一响，我军当机立断，猛冲猛打，一齐向民团大队开火！
  暴动的人流象暴风，冲进敌院，并大声喊着“缴枪不杀！缴枪不杀！”敌人吓得屁滚尿流，慌作一团，纷纷缴械投降。队伍又冲入区公所，捣毁了国民党反动当局的基层衙门。仅仅经过了两个小时的激烈战斗，敌人全部被消灭。革命队伍浩浩荡荡，高举着“鲁东工农革命军第一支队”的红旗，四处张贴“告人民大众书”，人人欢天喜地，从来没有象今天这么高兴。这场战斗缴获步枪七十多支，匣枪两支，手枪一支，子弹一部分，马两匹。战斗结束后，当天就在幸福镇召开了群众大会，宣布了工农革命军的成立，并宣布了政策和纪律。接着斗了土豪劣绅，没收地主的粮食，烧毁地主的地契、文书和借贷文契。这些革命行动，震荡着广大农民的心弦，当场就有不少人参加了革命队伍。
  与此同时，高渡村的革命队伍三十余人，在县委书记张方的领导下，向龙河镇的六区“联庄会”进军。革命军由高渡来到“联庄会”附近，内线用绿灯和我方取得了联系。暗号接通后，外面的革命军偷偷干掉门岗，内线李玉堂等人迅速将极顽固的敌排长刘成深捆绑起来。李玉堂连鸣两枪，革命军闻枪声后，得知情况紧急，勇猛冲入敌院，给敌人以措手不及，没放几枪战斗就胜利结束了。近三十个敌军束手就擒。张方接着向他们宣布：我们是共产党，是打土豪劣绅、贪官污吏的，愿干者我们一视同仁。结果敌军士兵大都加入了革命队伍。
  两路革命军，一边战斗一边汇集。八月四日晚，柳志明同志截断了敌人通往各处的电话线。我率领四区“联庄会”的一个骑兵班离开了幸福镇，开往利城一带。此时郑致祥、张次钦（后叛变）组织了五十多名群众，已缴获了利城“联庄会”二十多支枪，捣毁了区公所。我与他们会合后，遂在这里召开了群众大会，烧掉了恶霸地主李延周、程作麟的地契文书，把粮食分给了农民。
  第二天我们就开到了小清河附近屯刘村一带与张方所领导的六十余人会合。这时，我军已扩大到三百余人。这支大军在县委统一领导下，在六区屯田村又开群众大会烧掉了地主豪绅刘一钵、刘八的地契文书，分掉了他们的粮食。
  从此以后，农民暴动队伍势如破竹，向全县发展。到八月中旬已经发展到三区、四区、五区、六区四个区的十四个村庄，并建立了一支七百多人的革命队伍。拥有步枪三百多支、冲锋枪五支、匣子枪二百多支、手枪十余支、手榴弹一百多个、子弹数千发、马二十匹。活动范围从博兴发展到临淄东西单一带，并在辛、广公路十里铺截击了国民党省府的汽车，又缴获了部分物资、枪支。
  轰轰烈烈的革命暴动，震撼了这个县的反动统治，地主豪绅和国民党官吏大为惊慌。他们象热锅上的蚂蚁，急忙电告国民党山东省政府请求“平乱”，韩复榘立即令周村的军队曹福林部副师长许文耀率领两千余名敌兵，配合驻广饶的反动武装陈德馨旅前来镇压。同时，反动地主、土豪劣绅也纷纷乘机造谣破坏，一时反革命气焰极为嚣张。
  当时国民党的通缉令满天飞，到处捉拿共产党。我是第一批被通缉的对象。共产党员李天佑、李景房同时被捕。敌人指名要逮捕李景房，但他们不知谁是李景房。这时李天佑为了掩护革命同志，自己招认是李景房，使李景房脱险。国民党政府用尽威胁利诱和严刑拷打，但李天佑同志严守党的秘密。法官问他：“参加共产党多少年了？”他说：“三天”，并且破口大骂。最后他在刑场上高呼“共产党万岁”从容就义。其他被捕同志如郑立坦、刘效力、张子新、戴淑园也都是宁死不屈的硬骨头。先烈们这种英勇顽强、忠贞不屈的高尚品质，在群众中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同时也更加激发了我们的斗争精神。
  这次暴动暂时被敌人镇压下去了，一些同志壮烈牺牲，一些同志被反动政府通缉，不得不转入地下或临时转移到外地。
  四
  博兴“八·四”暴动失败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主要的有：暴动期间与上级党失去了联系。当时县委曾派王苇塘（群众）到济南送报告给省委，并请指示。省委看过报告后，除密写指示外，并令王苇塘口头传达。指示大体内容是：注意发动群众，依靠群众，打下有力的群众基础，坚持游击战，避免打硬仗，部分同志隐藏起来，保存实力，坚持地下斗争。最后再三嘱咐要有固定交通与省委联系。由于王苇塘没有把省委指示传达给县委，致使暴动后，县委不知所措，没有坚持游击战术，硬打硬拚，消耗了自己的力量。
  此外，县委领导人意见不一致，对暴动部队的行动有分歧意见。有的主张把部队拉到铁道南山区开展游击战，继续发展根据地；有的主张挥军北去。而总领导人张鸿礼党性不纯，没有为党牺牲的决心，敌人逼近时，不但不想方设法保存实力，反而企图抛弃群众，私行逃跑。再是对敌人估计不足，我们也缺乏游击战经验。当时，队伍庞大，所到之处目标明显，转移隐蔽都不方便。
  由于上述原因，轰动一时的博兴暴动只坚持了三十二天就失败了。暴动虽然失败了，但它在人民群众中播下了革命的种子，用血的事实向劳苦大众表明：只有共产党，才能领导人民进行革命斗争；革命武装必须有党的正确的统一领导，不容有任何分裂现象；不掌握可靠的武装力量，要开展长期艰苦的游击战争是不可能的。通过这次暴动也锻炼了群众，参加暴动的农民和青年学生有不少成为革命队伍的骨干。同时，这次暴动也狠狠打击了当地国民党政府和军阀的反动统治，为以后革命斗争的开展奠定了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