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图书馆

玉堂酱园是山东久负盛名的一个副食品加工企业，自创办到现在相传已有二百多年的历史。
  济宁自古是鲁西重镇，商业繁盛，人口稠密，大运河贯通城区，明朝末年已成为有名的水旱码头。清乾隆年间，江南船户戴某，苏州人，经营贩运业务，经常沿运河州郡往来，他看到济宁繁华，就有意在济宁开个店铺，后来积累了一部分资金，在靠近这个繁华城市的中心——南门外，河南涯头，买了块地基（即现在玉堂第一门市部的西边），因陋就简盖了三间门头，垒了个泥巴柜台，雇用几个伙计，开了一个小酱园。戴某为了开业吉利，选用了天干地支中代表未时（按封建迷信说法“未”是吉时）的“玉堂”，把企业取名为江南姑苏戴玉堂，这就是玉堂酱园的前身。
  戴玉堂规模很小，东伙不过十人，产品也只有酱油、黄酱、醋等几种，另外经营几种江南小菜。这些江南小菜，多数是从南方贩运来的，因此需要较多的流动资金，但戴某资金短少，周转经常发生困难。后来他年纪大了，长途贩运也感到吃力，进货一不及时，营业就受影响，因此营业逐渐萧条，终于亏赔殆尽，无力继续经营，遂于一七八三年（清乾隆四十八年）把企业出倒于济宁孙、冷两家，结束回籍。至于戴某在济宁干了多少年，多少钱卖给孙、冷两家的已无从查考。传说戴某卖企业不卖字号，孙、冷两家接手后遂把原字号中的“戴”字去掉，改为姑苏玉堂酱园。
  孙家是济宁有名的大地主，家族中有些人历任清朝官吏。据说在清同治以前，曾挂过千顷牌（合十万市亩）。土地分布于济宁、汶上、泗水、宁阳、曲阜、兖州、邹县、鱼台等九县。每个县都有一至三个庄子，每个庄子都有孙家委派的“掌柜的”，负责土地出租、收支账目。一七八三年前后，孙玉庭在南京任制台（两江总督）更成了当时济宁的“赫赫望族”。孙家高官厚禄，家资巨富，但发财致富的欲望甚奢，仍想寻机经商，扩大收入。
  冷某是济宁的巨商，以贩卖药材起家，人们送他个绰号：“药鬼子”。清乾隆年间，在济宁东关开德聚药材栈和德聚钱庄，在济宁四乡也有一些土地出租，但以经商为主。到冷长连时期，经常远赴外地，搞行商贩运。那时交通不便，路途不宁，跑一次买卖需要很长时间，又加行市变化无常，同行倾轧，买卖时赚时赔。孙玉庭在南京任两江总督时期，冷长连去南京贸易，受到行店讹诈，曾以乡谊关系，请求孙玉庭关照，得到臂助。从此冷家同孙家攀上了关系。双方为了互相利用，在戴玉堂出倒店铺之时，两家合资经营的意见，乃一拍即合。
  当时孙、冷两家共集资金白银一千两（各出五百两），用一部分钱把玉堂倒了过来，用其余资金置地造房，重建门头，把原来玉堂酱园的三间简易门面，改建为六间大门面，还盖了五间小楼，扩大场坊，工人也增加到一百多人。后来随着营业的发展，地基房屋逐渐扩充，产品品种也逐渐增加。在这一期间，孙、冷两家都没有直接到店里主持业务，企业由聘请的代理人负责经营。冷长连因系商贾出身，熟悉生意经，经常到店里指导业务，因此，玉堂初期的发展，同冷长连的具体协助是分不开的。
  一八二七年（清道光七年）孙、冷两家提拔了一个由伙计出身的梁圣铭任玉堂总经理。梁圣铭精明干练，工作也有魄力，十八岁进店，不久被老板提拔管账，逐步升到总会计，后又提升为总经理。梁任总经理后，运用自己对业务熟悉的有利条件，努力改善经营，提高产品质量，增加花色品种，积极开展业务。依靠广大工人群众，先后创制了金波、状元红、葡萄绿、木瓜、佛手等各种露酒和什锦、八宝、酱瓜、香干等各种酱菜以及豆腐乳等总计不下数十种。据说他为了创制豆腐乳（玉堂名产品）曾亲自改扮成工人，长途跋涉到苏州某酱园当了半年学徒，把制造豆腐乳的技术学到了手；也有的传说是他选派聪明的工人装作哑巴到江南某酱园，当学徒学来的（在旧社会任何名牌产品的配方都是保密的）。传说虽有不同，但说明梁圣铭为了开展业务是费了不少心血的。制造豆腐乳的技术学来之后，梁又同工人一起研究配方加工改制，终于使味道高于江南，因此，玉堂的豆腐乳有“味压江南”之誉。梁为了保存各种名牌产品的操作配方，并著有《生意论》一书（已失传）。梁圣铭为了扩展业务，除经营酱园以外，也进行投机贩卖活动。如买卖现洋（银元），大量囤积粮食、食盐，另外对其他土产品只要有利可图也大宗收购囤积和贩卖，苘就是其中收购的主要土产品之一，据说每年要收购二百到四百万斤。一八五○年（清道光三十年）“玉堂”已发展成为济宁独一无二的大字号，产品增加到五十余种，一年的营业额达到十万余吊，工人增加到三百多人，还新建和扩建了设备二十余处，房屋增加到七百余间，约占地四十六亩多。企业全部资产（包括固定的和流动的）达三十九万吊，比原投资额（一千两白银）增长近三百倍。成为孙、冷两家合资经营六十多年以来的黄金时代。
  一八五○年梁圣铭病故后，又选拔了一个姓孟的任经理。仍仿效梁圣铭的办法继续经营，但由于孟某经营不善，生意平淡，又加孙、冷两家股东户大人多，食指日繁，经常在店内长支短挂，以致资金日绌。时值清朝末年（咸丰、同治年代），清廷政治腐败，地方政府大量搜刮民财，人民生活贫困，购买力大幅度下降。基于上述情况，玉堂营业每况愈下，致使数十年的积累，在短短的二十年内几乎亏赔殆尽。其间虽连续换了几任经理（如李模贞、林大松等人）企图挽回困局，但均无济于事。一八七五年（清光绪元年）又提拔了一个叫陈守和的大伙计担任总经理。陈十六岁进店学徒，聪明伶俐、勤劳能干，在老板柜头跟前殷勤备至，对同事也能和睦相处，不久便得到总经理梁圣铭的赏识，逐步提升，直到梁圣铭去世时，陈守和已是一名出色的大伙计。梁故后，因玉堂总经理一职，迭经换马，困难局面迄未好转。于是股东乃选拔陈守和任总经理，把挽回企业危局的希望寄托于陈。
  在陈任总经理期间，玉堂因孙家声明退股，股东进行了一次改组。原因是孙家股东已分为三支，其中第三支有两人在京做官：一个是孙毓汶任军机大臣协办大学士（孙玉庭的三房孙），一个是孙洁任顺天府府尹（孙玉庭的曾孙），被御史以“既作官，又经商与民争利”的罪名参了一本，于是孙家不得不声明退股出号。但由于孙家股金系三支公有，在京作官的是第三支，长支与二支都不愿退股。后经第三支托陈守和等从中
  调停情愿给长支、二支补贴一部分钱，两支才勉强同意。孙家退股后，玉堂资金减少了一半，更难支持；同时失掉了孙家势力的依靠，继续经营感到势单力薄。冷家股东冷光辉遂商请陈守和出面，仍邀请孙家暗中出资合作。经陈守和的撮合，孙家长支孙静峰同意出资一万吊，冷家也出资一万吊，重新合伙继续经营。为了挡外人眼目，双方约定出资人均用堂号名义，孙家用“集余堂”，冷家用“贞德堂”，孙家一股委托陈守和为代表，并与陈言明，每年按三七分红，三成给陈守和名之曰“人股”。
  陈守和任经理后，对摇摇欲坠的“玉堂”大刀阔斧地进行了整顿。对外着重联系拉拢，利用在朝大官孙毓汶、顺天府尹孙洁的关系，结交官长，走动衙门，并以三千两银子捐了一个五品顶戴（类似州官），出入非轿即车，随从人等前呼后拥，俨然象一个达官显贵，经常摆宴请客，豪华阔绰，盛极一时。他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便于吸收这些达官贵人的游资，扩充资金；在经营上取得地方势力的支持和掩护。陈守和运用这些办法，对“玉堂”充实资金，开展业务起到了一定作用。
  陈守和任“玉堂”经理三十余年，在这段时间里，虽然给“玉堂”拉拢了些资金，在资金周转上松快了一时，但由于滥事交际，请客送礼，挥霍浪费，以致债台高筑，同时每月要付出大笔利息，从而使“玉堂”陷入借款度日，外强中干的局面。特别是从一九○○年（清光绪二十六年）以后，由于清廷贪污腐败，搜刮加剧，内忧外患，民不聊生，义和团兴起于鲁西，当地农民纷纷起义，市面惶惶，人心不安，存款户纷纷提款，“玉堂”资金周转困难，加之群众购买力降低，营业额又不断下降。据该店负责人介绍，从光绪二十五年到光绪三十年的营业额，较二十五年前平均降低百分之五十至六十，成为“玉堂”自孙、冷合资经营以来的困难时期。
  一九○五年（清光绪三十一年）陈守和病故，股东孙静峰进店主持业务，这是自孙、冷合资经营以来股东第一次直接进店问事。孙静峰进店之前，根据玉堂业不抵债的情况，向亲友（他的亲友都是大地主、大官僚）借钱三万吊，作为充实资金之用。进店后，又要求冷家增加股金。这时冷家户大人多，生活奢华，祖辈的遗产已坐吃山空，靠借贷度日，在“玉堂”的长支短欠，早已超过原投资数倍，归还尚且无力，增资更无可能。后经双方协议，冷家愿意退股出号。孙家为了两家多年情谊，照顾冷家困难，愿仍以原股一万吊退给冷家，冷家在“玉堂”的一切长支短欠，一笔勾销。从此结束了经历一百二十多年（一七八三——一九○五）孙、冷两家合资经营的历史，开始了孙家独资经营“玉堂”的时期。
  一九○六年（光绪三十二年），“玉堂”为孙家独资经营后，接受陈守和擅权独断、挥霍浪费的教训，不再从职员中提拔代理人，改为东家自己管理。第一任经理是孙静峰，他是孙玉庭的五代孙，名灿，候选太常寺典簿。进店后，不露声色，通过调查，摸清了企业情况，制订了改进计划，还聘请了济宁地方“名人”李梦白、杨道园（秀才）当“参谋”，帮助他计划整顿。孙静峰对梁圣铭的一套经营管理办法十分欣赏，号召全店人员向梁圣铭学习。在经营管理上完全仿效梁圣铭重视内部整顿的作法，把主要精力放在改善经营管理和改进生产上。根据业务需要对外也适当地搞些必要的联系，但在这方面不过多的花钱，为企业撙节了大量开支。在他任职期间，对企业采取了一系列有力措施，恢复和健全了过去行之有效的规章制度，依靠老工人研究改制产品，提高质量，积极开拓销路。这时孙静峰的儿子孙笠桥也在店内协助孙静峰整顿店务。孙笠桥与工人一起研究改进和创造了多种露酒，一九一五年巴拿马赛会，“玉堂”的红、白玫瑰酒获银牌奖章，金波酒获金牌奖章，随后在青岛铁路展览会又获得了奖章，成为驰名中外的产品。为了扩大资金周转，“玉堂”除与当地钱庄、银号建立往还外，还自行印发玉堂钱票，总额最多达到四十二万吊（约合银币十二万元），为“玉堂”投资的数十倍。由于资金充足，经营管理措施得力，营业又转亏为盈。一九一二年（民国元年）兖济铁路（兖州至济宁）建成通车，济宁铁路、航运四通八达，商业荟萃，商贾云集，成为鲁西南土特产品的集散地，商品销路日广，为“玉堂”带来了进一步发展的有利条件。根据“玉堂”残存的账册记载，从一九○九年至一九二六年年底营业额逐年上升。一九○九年营业额为八五七七○元（铜元折合银币，下同），到一九二六年上升为一二二八五五元，增加百分之四十一点一三。随着营业的发展，资产积累逐年扩大，到一九二六年，“玉堂”全部资产共达一七二○○○元（经过盘点汇总起来的数字），为一九○九年投资的三十倍。另外还投资四万元开设了一个德泰恒杂货铺。在济宁华庆面粉厂、济南通汇银行和宁阳华丰煤矿也有投资，共二十二万元。“玉堂”自一九○六年独资经营以来发展很快，成为“玉堂”的复兴时期。此后，孙静峰逐渐不问店事，一切店务交由其子孙笠桥代理。孙笠桥任总经理后，私心很重，于一九二六年借口国民革命军北伐，地方不靖，蓄意抽调资金，外流放债自肥（拟每年抽资一万两）。不久，被家中其他成员发觉（当时孙家是一个包括五支的大家庭）引起闹分家纠纷，乃将“玉堂”全部资产六十万吊平均分为六份，除每支各得一份外，其余一份以“笃于堂”名义作五支共有，所得红利主要作为对外人情往来、喜庆丧吊应酬之用，凡不属任何一支的花费，皆由笃于堂股名下开支。根据“玉堂”股东分单材料记载，“玉堂”股份分配如下：笃于堂（五支共有）十万吊，安仁堂孙笠桥，依仁堂孙俊声，利仁堂孙野农，乐仁堂孙寿田，存仁堂孙笃丞等各为十万吊。另外还有土地三七五○亩，房产二百余间，也均按五支均分。这是“玉堂”股东的又一次改组，由独资又转为合伙。孙家分家后，孙笠桥心灰意冷，从此不理店务，店内事务委托总会计张慕轩负责，本人赴曲阜住闲，后病死家中。继孙笠桥担任“玉堂”经理的是孙野农（孙笠桥的四弟），孙野农在职期间很短，因利用长支挂欠，挪用“玉堂”资金，以分期付款名义赊销“玉堂”产品，长期不归还货款等手段，为自营企业谋利，不久即被责难而去职。
  一九三八年一月十二日日寇占领济宁之后，玉堂酱园前后八个月没做营业，店内人员大部逃难在外，仅留老年职工百十人看守企业。
  在敌伪盘踞八年的长时期中，玉堂酱园的资本家为了保护企业，维持营业，与敌伪相互勾结利用。经理袁奉峨（代理人）当时任伪商会常务委员和同业公会会长，社会活动频繁，与敌伪各方面均有联系。不少大小汉奸受了“玉堂”的贿赂，对“玉堂”购买原料（当时有许多物资被日寇控制），偷漏税款等方面都帮了忙。但是在敌伪第五次“强化治安”时期，“玉堂”附设的德太恒杂货栈被敌伪捏造罪名，将全部货物掠夺一空，其中主要有红糖四十二包，共五千六百斤，江米五十包，约万斤，另外还有大批纸张。该栈经理姜建堂和“玉堂”经理袁奉峨也被逮走，后经托人花钱四千元才将人放回，但货物全被没收。
  日寇投降前夕，通货膨胀加剧，物价极不稳定，“玉堂”营业受到严重影响，资产逐渐减少。根据一九四四年一月盘点，固定资产（包括厂房、设备、工具、房产四十一处七百余间）共值银元五○五三八点四二元。流动资金（包括货物、银行存款、外欠账款等）共值银元二四七四一八点九六元，负债为二三○一二四点八○元。资产、负债相抵，全部资产净值仅六万余元。
  一九四六年一月济宁第一次解放。几经兴衰起伏变化的“玉堂”，从日伪蒋的劫掠摧残下解放出来。被压迫被奴役的工人也第一次得到翻身，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他们组织了工会，贯彻了党对民族资产阶级的政策。人民政府除拨给贷款抗钞一百万元外，贸易公司还以赊购方式拨给粮食三万斤，从而在短短的几个月中，“玉堂”的生产得到恢复，营业逐渐好转，使老企业又走上新生。但为时不久（一九四六年七月）蒋介石悍然发动内战，旧历八月间济宁重被国民党军盘踞，长达二年之久。在此期间，“玉堂”在国民党反动政府和地方反动势力压迫敲诈勒索下，重新被投入灾难的深渊。一九四七年七月，国民党军败溃时，“玉堂”又遭受了一场浩劫，除工人冒着生命危险，把储存的原料和大量成品保全下来以外，房子以及全部衣物等均被烧抢一空，这是“玉堂”自创始以来遭到的空前浩劫。
  一九四八年济宁第二次解放，“玉堂”资金十分馈乏，再加资本家对党的政策缺乏正确认识，顾虑重重，消极观望，故营业不振。到一九五二年底已业不抵债，产品也由过去的九十多种减少到十五种，质量大为降低。同时资本家孙寿田借口资金短绌，大量出卖生产工具和房产，使“玉堂”面临崩溃边缘。由于党对资本主义工商业实行公私兼顾，劳资两利的政策，工人又主动降低工资，积极从事生产，帮助资方渡过困难，在这种
  情况下，“玉堂”资方人员顾虑逐渐消除，消极思想逐渐扭转，通过劳资协商，达成协议，改善经营管理，共同搞好生产。
  一九五二年玉堂酱园资方人员经过“五反”运动的教育，思想认识有了进一步的提高，为接受国营经济的领导，接受工人群众的监督，奠定了思想基础。一九五三年国家又公布了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在国家统筹兼顾、全面安排政策下，“玉堂”和其他私营企业一样也得到了适当安排和照顾，使企业走上了稳步发展的道路。
  一九五三年四月济宁市工商局、工会、工商联等部门组成工作组，深入“玉堂”帮助进行整顿。针对玉堂当时存在的主要问题，如劳资关系比较紧张、资本家消极经营、机构臃肿、非生产人员过多、开支庞大、管理制度不健全等问题，进行了分析研究，通过劳资协商，确定了改进措施。几个月之后，企业生产情况有了明显好转，其中几种主要产品如酱油一九五三年比一九五二年增长百分之六十九点四；老醋增长百分之十二点五；咸菜增长百分之五十三点九；酱菜增长百分之四十七；豆腐乳增长百分之十三，扭转了玉堂酱园连年亏损的状况，重新获得了盈余，为实行公私合营创造了有利条件。
  在党的正确领导和广大职工的推动下，一九五四年六月，玉堂酱园批准为公私合营。同年公私合营的马太盛酱园并入；一九五五年下半年又有天富、福源等十二家酱园并入“玉堂”，全厂职工达三百三十余人。公私合营后，玉堂酱园的发展，一日千里，突飞猛进，生产由古老的手工操作，逐步实现了机械化和半机械化；工人技术水平大大提高，产品的产量质量蒸蒸日上；不但恢复了停产多年的名牌酱菜和各种露酒，而且还创制了数十种新产品。这些驰名的产品除遍销各省、市外，还远销国外，为国家换取了外汇。现在玉堂酱园已发展成为社会主义的国营企业，广大职工在党的正确方针政策指引下，正在为实现社会主义的四个现代化乘风破浪，奋勇前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