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图书馆

抗日战争胜利后，蒋介石为了独占胜利果实，一面禁止我解放区抗日军队接受日伪军投降，一面在准备发动大规模的内战。我党根据当时全国人民渴望和平，反对内战的强烈愿望，及时采取了一系列的重大决策，为在中国早日实现和平、民主、独立，作出了不懈的努力。继毛泽东同志去重庆谈判发表“双十会谈纪要”之后，一九四六年一月十日与国民党又签订了停战协定，下达了停战令，并组成了有美国代表参加的“北平军事调处执行部”和军事调处执行小组，具体“调处”国共双方的军事冲突。
  济南执行小组的成立
  在当时的形势下，我山东解放军总部和新四军军部也于一月十一日连夜发出了“严格执行停战令的通告”。接着，一月十八日济南执行小组正式组成，由北平军事调处执行部派出。
  当时的济南执行小组设在原英国驻济南领事馆旧址。我方的第一任首席代表是陈叔亮同志，第二任是邝任农同志。第三任是黄远同志。七月，蒋介石发动了大规模的内战后，邝任农、黄远同志相继奉命撤走。其后就由我作为我方代表（我原任中共代表团秘书）。国民党方面的首席代表也先后换了三次，第一任是涂叙伍上校，第二任是张叔衡少将，第三任是曾天泉上校。美方代表：第一任是雷克上校，第二任是戴维斯少将，第三任是谢如士上校。
  济南执行小组为山东地区的中心组，负责与山东境内的五个执行小组联系，即泰安、高密、晏城、枣庄、青岛（德州小组全部移青组成青岛执行小组）执行小组。
  济南执行小组中共代表团中除上述历任首席代表外，还有于一星、高峰山（参谋）、汪溪（翻译）、迟锐（电台台长）、张文潮（译电员）、陈德朋、王新、冯希美等共十二位同志。这些同志多是从部队调来的，他们在战场上与敌人作战是内行，可是突然和昔日战场上的对手坐到谈判桌上开展斗争是没有经验的。而且谈判的地点又设在蒋占区的济南；再之，我们的同志长期生活在农村，对“小组”机关里有美国人参加的生活方式很不习惯。为了适应这种环境，胜利完成谈判桌上的斗争任务，同志们非常谨慎。首先，加强了代表团的党组织生活。我（先是支部副书记，后是书记）清楚地记得，当时的组织生活会比在根据地还开的认真、及时。会上，同志们经常对可能发生的意外反复研究，商讨对策，以防万一。另外，在生活上也要求要尽量适应一些新的生活方式，采取一些必要的防卫措施。如，在“执行小组”工作的我方同志为了工作需要，要穿与国民党代表一样的军服；为了多和美方代表、国民党方面代表对话，我方首席代表和翻译同志还要学着吃西餐。再如：为了保证安全，大家都是几个人睡在一起，决不单独居住，平日，没有事情不上大街，就是出去洗澡、理发也要几个人一起去。
  当时老百姓受尽日寇侵略之苦，所以盼望和平的呼声很高，执行小组在那时颇受各界人士的欢迎。我记得，济南执行小组宣布成立时，济南的若干商号都挂起了大幅标语，人们纷纷奔走相告，为有了和平的希望而欢欣鼓舞。我们中共代表走到哪里，都受到群众的热烈欢迎。有一次，我到院前大街的东方书社买文具，店员们看到我穿的服装和佩戴的三个圆圈的臂章，纷纷围上来问长问短。因为过去我在济南搞地下工作的时候，经常到这个书社为解放区买文具，有两个店员和我认识，我便借此机会宣传我党坚持和平，反对内战的主张。后来，围观的群众越来越多，当我回答完大家的询问时，竟然有人带头鼓起掌来。
  当时济南执行小组斗争的焦点是：
  1.我方坚持解散被我军包围的伪军，收缴其枪支弹药。蒋方则将伪军改编为国军，禁止我们解散伪军。
  2.蒋方坚持迅速修复铁路交通，以便实现其运兵进攻解放区的阴谋。我方坚持如不解散伪军就不能修复铁路交通。
  3.我方提出城乡开放，允许城乡人民自由出入作买卖。蒋方害怕城市开放。斗争结果成立了双方派员组成的物资委员会。
  在小组会上，我方代表都是遵照毛主席确定的同国民党斗争的一整套方针，进行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美方代表则摆出一副中间人的调和面目，为国民党辩护，在理屈词穷时就宣布散会。
  谈判桌上的斗争就象打乒乓球一样，对方打过来，我方打回去，否则就造成被动。回忆当时的情景，在谈判桌前有时象临战前那样紧张。大家为做到在谈判中有理、有利、有节，会前，对每一个问题的细节都经过周密推敲，精心准备。如德州、枣庄、潍县、聊城等当地群众写来几千份状子，控诉伪军伙同日寇实行三光政策的罪行。这些状纸，我和于一星同志关在屋里一连整理了好几天，才分类整理好。
  对我们这些打惯了仗的人来说，文斗比武斗更艰巨，更复杂。由于经过谨慎、细心的准备，真理握在我们手里，所以我们在整个谈判中是胜利者。但是会议也经常被国民党方面无理纠缠得谈判无法进行，最后不得不宣布休会。
  会晤陈毅同志
  济南执行小组在山东各界人士的密切关注下开始了工作。三方代表于二月二日飞抵临沂山东解放军总部，会晤了陈毅同志和山东省人民政府主席黎玉同志。到达的当日下午，陈毅同志就和执行小组进行了四个小时的会谈。会上，陈毅同志代表我军总部向执行小组提了六点意见，大体内容是：
  1.新四军、山东军区希望能在济南、徐州成立办事机关。
  2.希望国民党政府撤消徐州、济南的绥靖公署，国民党在陇海铁路沿线的军队要疏散。
  3.山东省的日军要由共军负责解除武装。
  4.对共军包围的伪军（如德州、枣庄、潍县、即墨等地）应由共军缴械受降。
  5.迅速恢复交通，中共辖区的铁路需取得管理权和警卫权。
  6.承认矿山私人资本，由双方自由买卖。
  陈毅同志的六点意见是根据当时敌我双方斗争的新形势提出来的，是符合停战协定的。那时，国共双方争执的要点是：我方坚持《波斯坦协定》中的受降办法，即凡被我军包围的日伪军均应由我受降，伪军应由我加以解散。这一问题是蒋介石在会上承认的。而国民党方面却坚持首先恢复交通，其目的是把抗战时期一直龟缩在大西南的国民党军队迅速调往解放区来打内战，与我争夺胜利果实。因此，陈毅同志发表的这六条意见亦是对当时执行小组中我方代表的重要指示。
  当天晚上在总部驻地为济南执行小组举行了欢迎晚会。会上的气氛十分热烈，我方黎玉、马保三同志，国民党方面涂叙伍上校，美方雷克上校都即席发表了讲话。现在回忆起来，对我印象最深刻的是马保三同志的讲话。马老说：“和平，要先平，方能和，反之，不平则鸣，不平，和也就无保障。”接着他又说：“八年抗战中间，国民党政府和军队逃到大后方去；敌人投降后，又回来组建政府，就连过去的汉奸也都封了大官，这不是还政于民，而是夺政于民。”马老的话博得与会者的热烈欢迎。
  周恩来同志到济南
  陈毅、黎玉同志为了迎接周恩来同志来济南，于三月一日下午由临沂到达济南执行小组驻地。
  一九四六年三月二日上午，北平军调部我方首席代表周恩来同志与国民党代表张治中，美方代表马歇尔由北平到达济南，三方代表被欢迎到当时的国民党山东省党部驻地后，立即听取了济南执行小组的汇报。在谈判中，周恩来同志为粉碎国民党急于恢复交通，以实现其运兵进攻解放区的阴谋，机智地
  指出：“在战争时期形成的交通被分割成几段的问题，非短期内能够解决的。最好是实地调查，就地解决。”周恩来同志又指出：“城市粮食困难，是由于过去在抗战中城乡处于对立状态造成的，这种状态不易改变，但是一定要改变”。周恩来同志又一针见血地指出：“要首先解决伪军问题”。根据《波斯坦宣言》规定的受降办法，我军有权接受被我包围的日、伪军队的投降，收缴其武器资财，这是一切战争的国际通例。在抗战胜利后，人民对汉奸、伪军皆曰得诛之。但是蒋介石不但不让日伪军向我军缴械投降，反而把大部伪军加委变成国军，并让他们向解放区进攻。周恩来同志的话击中了蒋介石搞内战阴谋的要害，向美蒋反动派作了针锋相对的斗争。周恩来同志还指示我们：执行小组不能只坐在桌前谈判，更重要的是到现场视察。
  谈判会议刚结束，大院门口挤满了人，我看见一个国民党特务趁机煽动群众叫喊：“打倒共产党！”但响应者寥寥无几。院里还有扛着济南某某学校校旗的学生，和所谓鲁西南十六县的请愿代表团等，有个穿黑制服的特务到学生中煽动大家无理质问，要求周恩来同志出来讲话。学生不听他的，他就以群众代表的身份到东楼里去找周恩来同志。周恩来同志说：“执行小组的马、张两将军若讲话，我一定讲。”不料那个穿黑制服的特务出来造谣说：“周恩来不愿讲，叫我们回去，你们同意不同意？”以此欺骗、煽动群众反对我们。当时，黄华同志是周恩来同志的外文秘书，他走到群众中，当众说明真相，戳穿了骗局。当周恩来和张治中、马歇尔出来当众讲话时，周恩来同志身穿镶着红边的黄色将军呢大衣，站在院前的花坛上，他首先向群众点头致意，然后以高昂有力的声音向群众说：“我和马歇尔、张治中两将军到此受到各界热烈欢迎，甚为感谢。诸位的希望很清楚，就是和平。抗战胜利后，我和马、张两将军不断努力，就是要全国实现和平。山东在八年抗战中，在敌人的残酷统治下，受尽了痛苦，我现在慰问诸位。现在的乡村和城市不应该再隔绝了，城市父老需要粮食，乡村父老需要商品，我看应该保证实现这个要求。刚才我看到王耀武将军和陈毅同志握手言欢，我很高兴，这可以保证山东的和平实现。这次我们三人来济，诸位最希望的和平、民主、统一，一定要实现的。”周恩来同志的讲话不断为群众的掌声所打断，原来国民党特务布置的那一套失败了，群众满意地回去了。在事实和真理面前，反动派理屈词穷，狼狈不堪。
  周恩来同志这次到济南，为我们济南执行小组的工作指明了方向，做出了榜样，使我们全体同志增强了胜利的信心。
  假谈判 真内战
  自谈判开始，国民党方面根本没有诚意，大量事实证明，他们谈判是假，利用谈判拖延时间布置内战是真。他们通过美国人把国民党军队由大西南运到靠近解放区的大城市，并利用日伪军来打我们。整个谈判过程中，他们竭尽造谣之能事，破坏谈判顺利进行，恶意中伤我方的事件屡次发生，真是丑事做尽。如：二月四日济南执行小组到泰安视察。当时，泰安车站在我方控制之下，泰安城里的敌伪军仍未缴械，三方代表抵达后，当地群众千余人手执状纸纷纷奔向车站济南执行小组周围，控诉泰城伪军蹂躏百姓，无恶不作的罪行，并要求立即收缴泰安敌伪之枪械，拯民于水火。在铁的事实面前，美方雷克上校和国民党方面涂叙伍不得不答应惩办伪军，抚恤受难群众。后来，国民党方面强奸民意，采取恶人先告状的办法，在四月十六日济南执行小组赴青岛视察时，导演了一出丑剧。他们事先组织了一批特务、流氓，煽动了一批不明真相的群众在小组驻地周围举行了反共反和平的示威、请愿，公然骚扰了来参加谈判的我胶东军区副司令的住处，以致在青岛的谈判无法进行。为此，我方首席代表邝任农同志当即在小组会上向山东国民党当局提出严重书面抗议。四月二十日，济南国民党第二绥靖区司令王耀武、伪山东省政府主席何思源不得不向我方代表作了口头道歉，接着，二十三日又向我递交了书面道歉。这真是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
  二月十日，国民党方面突然态度蛮横地诬告我军攻克了张店，我方代表马上予以驳斥，并强烈要求三方代表前往张店实地考察。二月十四日济南执行小组乘车抵达张店后，看到敌伪军原封未动，根本无共军占领之事。国民党方面的涂叙伍只好丧气地承认下级谎报军情。与此同时，伪军赵保元屡次在高密寻衅滋事，炮击我解放区，我方代表要求济南执行小组前往高密视察，经实地考察后，连美方代表狄克琛中校也不得不承认肇事地点的炮弹片系美国制造。肇事者是伪军。
  五月十六日邝任农同志因公回临沂总部向陈毅同志述职，临行前嘱咐我去北平向军调部汇报。他走后第二天，我乘班机去北平。北平军调部设在协和医院，罗瑞卿秘书长接待了我，我向他汇报后，罗瑞卿同志亲切地问道：“是不是第一次来北平？”我答：是。罗瑞卿同志又说：“明日找人陪你去玩玩。”但第二天一早北平蒋方各大报纸刊登了头号消息说，山东谈判破裂，中共代表邝任农一行返回临沂，济南近郊已发生激战。
  当时，北平军调部我方委员叶剑英同志闻讯后，马上让罗瑞卿同志找我。我向罗秘书长汇报了邝任农同志回临沂述职的真相，并指出济南近郊激战纯系造谣。他听后非常气愤，命我马上乘专机回济，召开记者会当众戳穿国民党当局的无耻造谣，追查造谣者的责任。当我赶到飞机场登上飞机时，美方驾驶员说飞机坏了无法起飞，把我送到了机场办公室。我告诉他们，有急事要返回济南，请他们另换飞机。等了好长时间，他们看我执意要走，才又把我送回原机。到达济南时，我方翻译汪溪同志去机场接我。我让汪溪问美方驾驶员在北平机场为什么说飞机坏了，这时美驾驶员才说，他看了中央社的新闻，以为济南市郊已发生激战，害怕出事不敢向济南飞。我回到小组后，首先向国民党代表提出了抗议，又马上召开了记者会，用事实揭穿了谣言，追查了造谣人的责任。此事当时闹得满城风雨，难怪连美联社也在六月七日登了一则消息说：“中央社造谣又破产”。
  在国民党反动当局造谣的同时，他们一方面使用美国人提供的飞机、轮船不断从大西南向我山东解放区运兵，一方面暗中指示日、伪军打我们。如：五月三日，山东省国民党反动当局利用救济总署的名义，开着十辆汽车，给聊城的伪军运去大宗物资，其中包括洋面一千袋；油、盐各二千斤，羊五十只；还有其他救济物资。途经解放区受我军检查时，发现这批物资中藏有山东省政府主席何思源给聊城伪军的反共文件二十二件，接济伪军的法币二千万元。何思源的信中称：山东军事已布置就绪，由高唐进攻临清、聊城，并鼓励城内伪军坚防，国方将以飞机运去子弹等情。这次事件是国民党当局假谈判、真备战的一次大暴露。
  一九四五年国共发表的“双十会谈纪要”，已明确地承认了中共的合法地位。但蒋介石一面与我们和谈，一面又在各地捕杀我们的同志。就在我小组所在地的济南，竟发生国民党特务公然非法逮捕中共党员张茂林、王恒喜、韩美珍、王连洁、范存德、唐守松等六同志的事件。事件发生后，我们根据中共华东局的指示向蒋方当局提出了严重抗议，要求蒋方当局立即无条件释放全体被捕人员，并保证不再发生同类事件。通过这一事实足以证明：蒋介石签了字的任何协议都是没有用的。
  马歇尔派到山东的美方代表，摆出一副貌似公正的中间人模样，实则，他们和国民党反动当局早就穿上了一条连裆裤。所谓三方，实为两方。而且，这些人生活极端放荡、堕落，根本无心进行调处。美方人员经常把济南的妓女领到小组驻地过夜。泰安小组的美方代表出发到济南时，居然把妓女带上火车。记得有一次，美国人在小组驻地的一次鸡尾酒会上，两个美国人因为争一个女人在宴会上就动了椅子。出自他们阶级本性的资产阶级腐朽生活，真是到处令人掩鼻。
  凶相毕露
  谈判到了六月份，蒋介石已将正规军总兵力的百分之八十调集到进攻解放区的前线，其中五十四万军队是通过美国人的军舰、飞机运送的。山东战区也调来了两个军。蒋介石认为军事上的准备业已完毕，因此，他在谈判中逐渐露出了狰狞的面孔。六月十日，在济南执行小组演出了一出抢走我方电台的丑剧。
  六月十日清晨，济南执行小组驻地院内突然增加了岗哨，
  岗警们来势汹汹，如临大敌，在院内架起了几挺机枪。戒备森严，不准中共代表自由出入。到了中午，果然几个全副武装的军官闯入我方电台屋内，有个为首的便衣传达了第二绥靖公署的命令，几个人把我们的电台抢走了。临走，那个穿便衣的还扬言，今后不准中共代表出去，如随便出入，安全问题概不负责。当时气氛十分紧张，我代表团在虎穴中孤军作战，不知事态会怎样发展，我们做好了最坏的准备。晚上，邝任农同志把大家集合起来作了简单的动员，说：“大家立即把被子里的棉花套上（当时，因为夏天太热，大家都把被子里的棉花掏出来了）”，并要我把所有的钱，按人平均分给了每个同志，做好去蹲集中营的准备。邝任农还说：“就是去蹲监狱，顶多两年，我们一定会胜利。”听完动员，大家的神情十分严肃，对胜利充满了信心，没有一个人害怕胆怯。当晚，为了防止意外，把所有的文件，包括个人日记本全部在壁炉里烧掉了。
  事情发生后的第三天，六月十二日陈毅军长急电北平军调部，向国民党当局提出严重抗议，要求国民党山东省当局立即发还我方电台，迅速恢复济南执行小组中共代表团的自由。紧接着，叶剑英委员也向国民党当局提出抗议。全国三十一个执行小组的中共代表发表声明，声援我济南执行小组的中共代表团，痛斥反动当局的无耻行径。但王耀武却置之不理。
  另外，蒋方当局就在抢走我方电台的六月十日这天，还将我方物资委员会的中共代表张应峰、谢耀、徐毅民、刘育才等同志和黄河委员会我方代表刘季清同志无理驱回。在上述几位同志行前，为了他们安全起见，经我方力争才允许我把他们送往车站。在我给他们交涉专车时，蒋方当局却将我强行驱回。我离车站后，我方代表遭到非法搜查，所有物品均遭没收。
  在此以前，六月六日还发生了高密小组中共工作人员辛冠五同志突然“失踪”的事件。直至七月十日我军俘虏了赵保元部参谋处谍报科勤务庄严明后才真相大白，原来辛冠五同志被蒋伪军赵保元活活勒死。
  从六月开始，国民党当局制造了一系列破坏和谈的反共事件，在小组里几乎撕掉了所有的遮羞布，赤膊上阵了。公开叫嚷：“目前和平不用谈了，等蒋委员长命令一到，就看我们的了。”
  失去自由的一百一十二天
  自电台被抢走之后，我们失去和总部的联系，失去了自由。驻地内外岗哨林立，有时哨兵的枪口就直接对准我们。白天不准出院，夜晚不准出屋，实际过着“囚犯”生活。
  其实电台被抢之前，我们的处境也好不了多少，小组机关周围秘密布置了好几个跟踪点，不管我方代表出去办事骑自行车，还是步行，都有人悄悄跟在后面。后来，上级把我军在烟台缴获的一辆枣红色小轿车调给我们，负责跟踪的特务也准备了汽车。我记得，有一个圆脸、镶金牙的人经常跟在我后边，以后我才知道此人曾是济南城防司令晏子风的警卫，专门派来跟踪中共代表团的。一九四七年，他升任国民党高密县少校大队长，在我军解放高密城时，被我军俘虏，后送到我训俘团。当时，我任高级俘虏训练团副团长（张云逸同志兼团长）。在我对这批俘虏训话时，这个人认出我来了，吓得他几天不吃饭，我军管理人员跟他谈话，他才说过去曾跟踪过我，害怕我杀了他。
  那时，凡是和中共代表团有接触的亲朋、商人统统受到株连。我们买过东西的店铺，不是经理失踪就是受到恐吓。我的一个亲戚在济南当店员，从报纸上看到我的名字，到小组驻地找过我一次，回店后，被国民党抓去关了三个月。此事一直到解放济南之后我才知道。
  后来，不但不让我们出门，就连通信的自由也剥夺了。自从我方电台被抢之后，只能用通信办法与北平军调部我方代表联系。信由美方班机代投。有一次，我给叶剑英同志写了一封信，汇报济南执行小组的处境，控诉他们虐待我方代表的行为，在向屋门口邮箱投放时，正好蒋方代表曾天泉下楼看见了。几天后，由美方电台转给我一份电报。电文说：只收到信皮，里面的信没有了。信中写的什么，要通过美方电台报我。这时我才知道，他们采取卑鄙手段将信瓤偷走了。接着我按叶剑英同志的指示，通过美方电台发了一封痛斥国民党反动当局的电报。这时，北平军调部又由美方电台电示，委任我为济南执行小组中共代表团的首席代表。美方代表谢如士拿着委任我当首席代表的电文找到我，一方面假惺惺地向我表示祝贺，同时又提出是否最近开一次小组会，我发现他要开会的目的只不过是想通过开会让三方代表坐在一起拍张照片，发布个开会消息，借以欺骗舆论，制造一种三方仍在谈判的假象，以掩盖其大打内战的阴谋。因此，我答复他说：“我们的电台已被抢走了，就是开了会也无法和上级联系。另外我方翻译汪溪同志已走，我方无翻译不能开会。”就这样，我拒绝了他们。
  有一次，王耀武来小组找美方代表谢如士。我和王耀武曾有过一面之识，他曾向我代表团要过毛主席刚刚发表的《论联合政府》一书，当时，邝任农同志让我给他送去，因此，我认识他。王耀武刚刚走进谢如士的房间，我也闯了进去。气愤地质问他说：“你们为什么抢走我们的电台？剥夺我们出入自由？我们是你们请来谈判的和平使者，不是俘虏。”我越说越有气，干脆放大了嗓门说：“你们不愿意和我们谈可以嘛！咱们战场上见，最后看看谁当俘虏。”一九四八年济南战役之后，王耀武终于被俘送到我工作过的战俘军官团了，他与当时看管他的刘泗滨同志谈起话来说：“执行小组时，共方有个姓房的代表好厉害”。
  我们就在这种“监禁”中生活了一百一十二天，一九四六年十月一日，济南执行小组的中共代表团才奉北平军调部的命令返回了临沂。张云逸同志到机场迎接我们。
  深刻体会
  在参加这段谈判中个人有以下体会。
  一、势均力敌的斗争双方，在斗争的基本方针上是绝不会让步的。蒋方当时在大西南的兵力比我们多，又有美国帮助。我方解放区有一亿四千万人口和一百四十万军队。有广大人民支援。蒋介石的基本方针是要用各种迂回方法来消灭共产党；我们是要用各种方法来实现民主，将反动阵营压下去。策略是根据形势的变化而变化的，但策略又是为着实现基本方针而服务的。
  二、中国的事情对蒋介石来说签了字也是没有用的。如：一月停战令是蒋介石亲自签字的，必须坚持一月十三日双方军事位置。但是他从大西南向解放区运兵，当时山东就运了两个军的兵力，破坏了停战令。又如被我们包围的日、伪军应向我军缴械投降问题，是他在原则上、形式上承认了的，但实际上他干他的。在受降、遣俘、解散伪军三个问题上，他和美方狼狈为奸否认抗战八年立下汗马功劳的八路军、新四军的“受降权”。并在“受降”、“接收”借口下运兵进攻解放区，同时，还利用日、伪军打我们。再好的协定对蒋介石是没有任何约束力的。
  三、当时和平谈判、武装斗争都为了实现联合政府一个目的，和谈是文斗，比武斗更复杂、艰巨，既要站稳立场，又要谨慎，要有理、有利、有节地去处理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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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稿写成后，打印发给了当时参加济南执行小组工作的邝任农、黄远等同志，并根据他们提出的意见作了修改补充。但由于当时情况复杂，头绪繁多，又加年代久远，记忆有限，其中还可能有不准确的地方，希望其他经过这段生活的同志补充指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