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图书馆

张自忠字荩忱，山东临清人，生于一八九一年。一九一四年，辍学到奉天入陆军二十师当兵。一九一六年，改投冯玉祥第十六混成旅，在冯部由下级军官逐级升至二十五师师长。一九三一年，蒋冯阎中原大战，冯阎失败后，张自忠的残部同刘汝明、赵登禹的残部，被张学良改编为二十九军，宋哲元任军长，张自忠任三十八师师长。
  一九三七年芦沟桥事变时，张自忠任天津市长，宋哲元电张自忠密赴北平。宋向张说：“西北军这点队伍，不能叫日本人消灭了。你留在北平维持七天，我能将部队撤至保定、沧州一线。”张不干。宋说：“你为保留这点力量，也得做这个角色，你的后果我负责。”因此，张自忠就暂代了“冀察政务委员会”委员长兼北平市长（这一情况是张自忠亲自对我说的）。嗣后张自忠在日寇控制下，对自己所任有所醒悟，乃于八月八日避居美国同仁医院，九月经天津至济南。不久，蒋介石任命张自忠为五十九军军长（由原三十八师扩编）。
  一九三八年二月，张自忠调归五战区李宗仁指挥，在淮北、临沂等地与日寇作战。五月十二日，奉命掩护徐州撤退。八月初，参加保卫武汉的战斗。十月，张自忠升任三十三集团军总司令，后又兼五战区右翼兵团司令。
  一九四〇年，右翼兵团沿襄河防守（北起襄阳，沿襄河西岸至长江），总部驻宜城快活铺，七十七军军长兼右翼兵团副司令冯治安驻南漳县。五月初，日寇集中湘、豫、鄂、赣四省兵力，由湖北信阳、随县、钟祥三路会攻襄阳。第五战区司令官李宗仁，命令张自忠率所部迅速渡过襄河，向枣阳方向截击日军。张自忠奉命后，即令副司令冯治安来总部坐镇，并留下遗书一封，我尚略记数语如下：“……蕞尔倭奴，欺我太甚，吾辈军人，守土有责，我决心率所部渡河与敌决战……，从现在起或暂别，或永离不得而知，今后公私，望弟负责，……”五月八日，张自忠率总部一部分，五十九军军部及军直属部队，手枪营、工兵营，及三十八师师长黄维纲、一八〇师师长刘振三、八十师师长马贯一、骑兵师师长张德顺（是新兵尚无马），由宜城北垭口于夜间渡过襄河。其余部队仍留襄河西岸，沿河防守。
  渡河后，九日总部住方家集，接战区电称：“日军经枣阳南下，你部速向枣阳方向截击。”九日夜间出发，十日，三十八师到达枣阳附近，并未发现南下日军。五月十一日至十四日，张自忠率所部在枣阳、襄阳一带地区，与敌多次激战，双方互有伤亡。十五日晨，一八〇师在襄阳以东与敌激战，骑兵师因无战斗力，停止在王集地区，总部、八十一师、三十八师在枣阳附近。这时接战区电称：“日军已由襄阳以东沿河南下，令即返回截击。”当时决定分两路向日军截击，三十八师担任南路，由吴店、平林、板桥之线截击；总部及八十一师在北路，由张家集、黄龙一路截击，并指定我带领总部人员。当总部到达方家集时，先头部队已与日军遭遇。日军是一个师团，由北向南行进，先头部队已经过去，八十一师正遇到日军师团部，当即向敌猛烈袭击。因日军师团部多数系非战斗人员，无力抵御我军的袭击，被打得漫山遍野逃窜，我部官兵奋力追杀。这时总司令张自忠在方家集西头一高土台上，用望远镜瞭望，并命总部司号官吹冲锋号。敌师团部被袭击后，其先头部队当即停止前进，其后续部队亦立即向前急进，并齐向我军反击，总部所在地方家集也遭到敌军围攻。方家集是个土围子，遭到日军炮火猛烈轰击，只剩下两所房屋未倒，其余房屋无一完整。日军攻到距寨墙三十公尺处，挖掘掩体。
  这时三十八师距总部约四十里，正在向总部靠拢，一八〇师被日军隔在襄阳以东，骑兵师无作战能力，停留在王集。随总部一路的仅有八十一师，这个师是曹福林部的新兵师，战斗力虽不甚强，但师长马贯一和团长郑万良，都是张自忠任学兵团长时的学兵，所以能够听从指挥，不论有多大牺牲，也要保住总部，以待援军前来解围。自上午九时战至天黑，日军的攻击无进展，即撤至附近村庄宿营。
  这时又接到战区电报称：“钟祥方面日军大部队，有企图渡过襄河向我攻击模样，命我军摆脱敌人，即向钟祥方面敌军攻击，阻止敌军渡河。”部队随即于夜间出发，沿途各村庄均驻有日军，边走边打，天明时已迫近宜城县大洪山区罐子口。这时八十一师在先头打着走，总部在后跟进，当总部进入罐子口时，后面日军也追上来了，自罐子口两侧山头向我射击，并对聚集在一起的人用炮轰击。此刻八十一师已过了南瓜店以南的一座山，我们所在的这座山距南瓜店南山约五华里。总司令命我带着总部人员到南山根，即南瓜店以东，不要停留，立即越过南山。因总部人员都是各部军佐无战斗力，无线电台和通信连、爆破连，也都是非战斗人员，应立即离开战场。在我执行这个命令前，对在总部住闲的洪心田团长说，我走后，总司令由你和手枪营杜兰哲营长带领手枪营负责保卫，要劝说总司令到南山上去。我命令总部人员每人拉开距离，由司号官在前带领，顺河沟向南山根荫蔽前进，我走在最后。正当我们陆续出动时，总司令所在地小竹林后一个干水坑内，落了一发炮弹，距我们约二百五十步。当烟尘散后，我看见总司令出坑向南走，此时总司令背部受一处炮弹皮伤，是包扎后才出坑的。谁知那竟是最后一面。这时参谋长李文田和顾问徐维烈各带两个手枪兵，向西方襄河岸走去，不知用什么法子过了襄河。可是另有一高参张晋，总司令叫他走，他坚决不走。我带领总部到了南山根南瓜店东头一个干水坑内，向四下一看，东南山顶有日军打枪。我想到保护电台最要紧，就命司号官在头里领着走过南山鞍部，如不能停留，即再过南山顶。此时日本兵从罐子口两侧山上冲杀过来，我手枪营官兵与之展开白刃战，杀声、枪声混成一片。马师长已到南瓜店以南山上，走到鞍部山腰，用望远镜看见在东山口的日军向西进。这时郑团已过了南山，李团正在山上，马师长即令李团长带领该团赴东山口，截击日军。我这时也到了山腰，即叫马师长派一个营去援助手枪营。手枪营除以一连保卫总司令外，还有三个连，一个连手提式，两个连盒子枪，受不住日军一个旅团的攻击。总司令看到支援手枪营的这个营，中途被日军截击，即令在身边保卫的手枪连长带一个排去支援。后又看到东山口李团的兵乱跑，知李团不敌，又令身边仅有的一个手枪排前去支援。这时总司令身边只有两个人了，是副官马孝堂和高参张晋。
  我到了山鞍部，听手枪营一个士兵说总司令找我，在西山头那边。我带一随从兵去西山头，一看没有人，我又回来，那手枪兵也不见了。遇到一个排长带着十几个手枪兵到了山鞍部，我命令该排长在此处抵抗东山头上的日军，见日军在东山头不下来，我知道日军人不多。就带着这一排人，又零星收容了几个手枪兵，一齐向东山头攻击，以掩护总司令和总部。谁知总司令已过了南瓜店南山，就在南瓜店东山脚下阵亡。跟着他的高参张晋，在用手枪打死五、六个日本兵后，也终于阵亡。
  这时我看到东山头以北，日本兵要攻上来了，我就命这个排长带队伍跟着我陆续下山，再过南山去追总部。当我到第二个山头时，见到八十一师师长马贯一，我问他见到总司令了吗？他说没有。我叫他询问左右部队有没有见到总司令过来，这时在山头上只有一个团了，传回话来都未见到。这山的南边山脚下有个小村庄，我和马师长商量先到这村内再想办法。到村里已经天黑，又下起了小雨，我俩决定召集八十一师营长以上、总部连长以上军官共同研究寻找总司令的办法。这时总部手枪营只剩下五十人，我命一连长编成为一个连，当即决定派三十余人各带短枪，并令军需发给每人十元现洋带着，到罐子口以南一带去找总司令，找到有重赏。我和马师长商议此地不可久留，随即一同出村，当即找向导向东出山，绕道日军后方，由平原转向襄樊过河，因襄阳当时还在我军控制之下。这时雨下大了，在大雨中向导迷了方向，带着我们向西山窝走去。我看到半山腰的麦垅，发觉方向错了，赶紧停下问向导，这才又调回头来向东走。总部走在前面，来到山边再向前即是平原。因为日军行进方向是向南，因此就叫马师长向北走，结果他们也走错了，他的师走向东南去了。
  出山后，我们考虑向哪里去？当总部在方家集被围时，曾电令三十八师向方家集靠拢，现在不知已到达何地。一八〇师在襄阳以东与日军对抗也失去联系，这时总部电台已损坏不能发报。我们拟在襄樊附近过河，试图向襄樊方向寻找一八〇师。当我们行经方家集以北约三十里的枣林村时，接侦察人员报告，三十八师在距我约十里的某地。我即命司号官负责总部，我带一随从骑马来到三十八师，见到黄维纲师长和翟副师长后，得知该师便衣队已找到总部马孝堂副官。经过是这样：三十八师两个便衣，在路上遇到两个农民抬着一副担架，问他们抬的是谁？抬担架的说是一位副官。便衣过去一看，头上包扎着认不出来。躺在担架上的马孝堂就问他们是哪个师的？便衣告诉他是三十八师的，马即说他是总司令的副官。又问他们师部在哪里？并叫他们将他抬到师部。当马副官被抬到师部，我们看到他虽然伤势很重，但头脑清醒，说话很清楚，他将总司令殉国的情况，对我们作了较详尽的叙述。马孝堂副官在向后方送的汽车上，因受震动，惜又无法抢救而死。
  以下是马孝堂副官对张自忠将军殉国亲眼目睹的情况：
  当马师长在南山腰派李团到东山口截击日军，并以一个营支援手枪营保卫总司令后，李团长带两个营在南瓜店东山口与强敌遭遇，展开白刃战，双方伤亡都很大。在东山口外双方尸体遍地，日本兵尸体也未火化或运走，武器也没有收集，随处遗弃（这种情形我们经过该地时也看到了）。
  手枪营负责保卫总司令，遭到日军两个旅团的攻击，虽给敌以重大杀伤，终因众寡悬殊，打得非常艰苦。李团来支援的一个营，也被敌人分兵阻击，伤亡殆尽。我部官兵抱必死决心，与日寇展开血战。西北军的大刀片是有名的，在白刃战中，杀死日军甚众。双方激战三个多小时，最后手枪营五百余人只剩下五十余人，并且多是身上带伤的。总部洪心田团长在白刃战中牺牲，手枪营副营长多处受伤后阵亡，营长杜兰哲也多处负伤昏迷，是战后才醒过来的。
  在双方混战时，总司令在南瓜店东山麓高岗上，原有一连手枪兵保卫他。在战斗中由他一个排一个排的派出支援手枪营和八十一师的部队去了，最后他身边只剩下马孝堂副官和少将高参张晋。手枪营损失后，日本兵自东南山搜索过来，张晋用手枪打死了五、六个日本兵后，被日寇杀害，并被日寇用刺刀将他全身都刺烂了。在张晋与日本兵搏斗时，总司令已两处受伤，头上一处已包扎好，马副官将总司令衣服脱下，正待包扎第二处伤时，又一颗子弹飞来，从将军前额穿过。这时总司令说：我不行了，你快走！同时自已掏出笔记本写了给国民党中央的最后报告。马孝堂自当兵就跟着张自忠，现在已是少校副官，他怎肯在这个时候走呢！他仍继续给张自忠包扎。总司令厉声命令他“快走！”此时四个日寇正在乱刺张晋，马孝堂就带着一身血滚到西边山凹处，看着总司令。这时又有两个日本兵用刺刀来刺他，他就势抓着伸过来的枪一跃而起，在他还未站稳时，另一日寇就一枪托将总司令头盖骨打碎了。此情此景，马孝堂看在眼里，痛在心上，总司令终年五十六岁，时维一九四〇年五月十六日。
  马孝堂又被日兵刺倒在地，他一身是血，日本兵以为他死了就过去了。不久又有日本兵押着十几个伤兵走到这里，马孝堂睁开眼睛看是谁，一伤兵看见说：“副官，我叫日本人抓着了。”日本兵不大懂中国话，但听懂了一个官字，把马副官拉起来一看还活着，就把他捆起来押在前头。
  由于日本兵听说他是个官，就将他送到师团司令部，询问他总司令的情况，得知总司令已殉国。日军师团长说：“我认识他，将他尸体抬来我看看。”日军当即押着马孝堂将总司令遗体抬到师团部。总司令满身是血，头盖骨也被打塌下去了。日军用酒精将他全身洗擦好，用绷带包扎，找了一个无盖棺材装上，用一扇门板盖上。由张家集几个老头抬到集西土坡，用一块日军的指路牌反面写上“张自忠”三个字，插在棺材旁。
  到天将黑时，日军为了追击我们的队伍，就将所有战俘押到张家集南一个大坑旁，进行残杀。叫战俘跪在坑边，用刀将头砍下，尸体即落在坑内。马孝堂押在前面，他一见刀举起，即自已栽到坑里日寇跳到坑内，向马孝堂头上砍了两刀，后背砍了一刀，又跳上去杀其他人。马孝堂头部肩部虽伤势甚重，只是昏了过去并未致死。过了一段时间他苏醒过来，觉得身上压得很重，慢慢向前爬，才知道上面压的是被日寇残杀者的尸体，有的是砍死的，有的因为抵抗被刺刀乱刺而的，都乱堆在坑中。这时日军已转移，马孝堂从死者身上解下绑腿，将自己头部包扎上，然后勉强爬到村边，呼喊老乡。村内房屋大部被炮火摧毁，居民均已逃走，只有两个老头躲在两问幸存的房子里。他们听到有人用中国话喊老乡，两人一同走出探视，马孝堂向他们说明了身份，并给每人五块银元，请他们将他抬到襄河边。这两个老人听说他是总司令的副官，就告诉他说，天黑前日本人押他二人抬一个棺材到村西边，立一牌子上写“张自忠”。马孝堂听到这个消息，忙叫二人将他抬到放棺木处，叫老乡撬开门板，因天黑无法辨认，就用手摸脚下穿的鞋，因鞋绊是他结的，证实是总司令的遗体，就叫仍将门板盖好。随即由老乡抬着他走向襄河岸，在途中遇上三十八师便衣队，就这样将马孝堂抬到三十八师师部和我们见了面。
  我们得知总司令遗体下落的消息后，当即与黄师长决定马上派便衣队将总司令遗体抬到师部，以免被日军弄去。便衣队有五十多人，各有长短枪，便于隐蔽行动，以免引起敌人注意。两个多小时后，总司令遗体抬来了，解开绷带一看，果然是张自忠将军，大家悲恸万分。我和黄师长商议，总司令殉国之事，暂不声张，以免影响士气。除一八〇师仍与敌人作战外，当即找八十一师马贯一师长、骑兵师张德顺师长来到三十八师师部，共同研究如何将总司令遗体安全运过襄河。决定当天夜里出发，到流水沟过河，三十八师负责先头开路及掩护左翼，八十一师为后卫，骑兵师在右翼，总部和总司令遗体在中央。夜间出发后，沿途与日军打了几仗，天明抵达河岸。过河后，我随运总司令遗体的汽车来到刘侯集总部，马孝堂副官也很快被送到总部，我俩向冯治安副总司令汇报了事情经过。
  总司令遗体由前方医疗队用酒精全身洗擦干净，冯治安副总司令看了伤势，是一处炮弹伤，一处刺刀伤，五处步枪伤，伤处都用绷带包扎好。此时接到重庆军事委员会电报：张自忠晋级为陆军上将。遗体身着草绿色马裤呢军服，佩上将领章，殓入荫陈木棺材（棺木由宜昌购来，尺寸较小勉强殓入）。入殓后，在当地由前方军队祭悼了三天。
  此时传来日军将渡过襄河向我进攻的消息，冯治安找到徐维烈和我，命徐和我负责将总司令遗榇护送到重庆，徐负责外交，我负责保护遗榇。共用六部卡车，一部装运遗榇及家属，四部乘护卫的手枪队，一部乘办事人员。办事人员汽车在前，手枪队汽车在遗榇汽车前后各两部。遗榇经过的集镇，群众都在公路旁设有祭桌。车过荆门、当阳都停车一段时间，由各界进行祭奠。到宜昌后，停灵东山公园，各界祭了三天。第四天江轮准备妥当，早八时遗榇由公园运到江岸上船，市民要求不要用汽车运，由人力抬至码头。由公园到码头有七华里，沿途摆满祭桌，鞭炮声不断。这段时间内，发了三次空袭警报，敌机临空盘旋，但送灵队伍和街道两旁路祭的群众无一撤离。我在灵前走着，看见头上敌机盘旋，沿途群众满腔怒火，以不断燃放鞭炮来发泄对敌人的仇恨和对烈士的景仰。在敌机威胁下，送灵队伍一丝不乱，沉着无畏挺胸向前，由此可见中国人民不屈不挠的精神，真是可歌可敬。
  轮船由宜昌至重庆，沿江各县都在江边遥祭，在万县停船过夜，各界人士登船祭奠。船到重庆停靠朝天门码头，蒋介石率领军、政官员到码头祭悼，并登船围遗榇绕行一周。随后将灵榇送至北碚，当地军、政机关在码头祭奠后，送至双柏树农业研究所暂厝。停灵期间，蒋介石、冯玉祥、孔祥熙、孙科、宋子文均到场祭奠。
  张自忠在脑部受伤临危前，曾给国民党中央写一电报稿，遗体运到总部时在裤袋内找出，纸上沾满血迹，后由总部发出。内容已记不完全，大意有“我辈军人守土有责，日寇欺我太甚，我决与日寇拚到底，……现官兵死伤甚众，我受伤数处，未能完成抗日任务，对不起国家，对不起民族，……水别。”等语，当时各报均有登载。
  当时我有感叹日：五月十六日，敌人来逞凶。大军逐倭寇，激战襄江东。将军奋战死，千古留英名。北平亲倭嫌，不洗自清明。张晋、洪心田，拚死卫元戎。我愧未同死，遗恨永难平。
  不久国民党政府为张自忠将军正式安葬，墓地选择在北碚梅花山。又购买了荫陈木料，由我负责做了宽大的棺材，将原来较小的棺材装进去，才安葬的。安葬时，国民政府各院、部首脑都去了，蒋介石步行在灵榇的后面。蒋介石对张自忠的殉国，表示如此重视，一方面是为了标榜他是“抗战”的，另一方面也是为了笼络杂牌军队。
  事后，冯玉祥登报征求全国各地爱国人士对张自忠将军殉国事迹发表文章诗歌，同时收集各界挽联数百副，汇集成书，以示悼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