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图书馆

抗日战争期间，在创立鲁南革命根据地的艰苦岁月里，我曾在罗荣桓同志的领导下工作过一个时期，他那远见卓识、光明磊落、艰苦朴素、平易近人的思想作风，给我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尤其使我难以忘怀的有这样几件事：
  （一）
  罗荣桓同志是在一九三九年夏，率领八路军一一五师挺进鲁南的，当时他任一一五师的政治委员，同志们都亲热地喊他“罗政委”。记得是在一九三九年的六、七月间，一一五师（当时叫东进支队）东进途中，继梁山战斗之后，又在抱犊崮山区先后与日寇进行过多次激烈的战斗。特别是在娥山口、阎王鼻子山、文王峪、石河等地，我八路军战士打得英勇顽强，给日本侵略者以沉重的打击。对那些一贯危害群众的地方伪顽势力，例如孔庄的杜若堂、白彦的孙鹤龄、天宝山的廉德三之流，也给予了严厉的惩罚。这对于振奋人民的抗日热情，巩固和扩大鲁南抗日根据地，起了巨大的作用。
  可是，主力部队屡经战斗，减员很大。补充兵员，壮大主力部队就成了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我当时担任三地委政府工作部长，兼管统战和民运工作，对解决兵员问题负有义不容辞的责任。可在当时的条件下感到困难很大，地委书记宋子成同志为此急得几乎害病，我便带着这个问题，赶到吴家沟，向罗荣桓同志汇报请示。
  罗政委热情地招呼我坐下，并给我倒上一碗白开水，然后耐心地听我汇报。当我提到宋子成同志非常着急的时候，他马上关切地对我说：“告诉宋子成同志，不要急，不要感到有压力。部队向地委要兵员是对的，这可是个大问题。想想看，用什么办法解决？我看办法总是有的。”接着他给我讲了地方干部和部队团结才能取得胜利的道理，并要我回去转告同志们，对于如何解决兵员问题他却没有谈。大约是在我向罗政委汇报的第三天，我们接到通知，要地方干部和部队的同志一起开会。我心里想，这下子可好了，一定是罗政委拿出主意来了。在苍山县大炉村万家大院里，我们到会的四十多人都怀着急切的心情，目不转睛地看着正在讲话的罗政委，他高大魁梧的身材，穿着一身褪了色的军衣，声音沉着而坚定。他说：“经过战斗，部队产生减员，这是事实。部队需要补充，兵员必须解决。但是怎么补充呢？鲁南抗日斗争的局面刚刚打开，人民群众还没有充分发动组织起来，党的基层组织还没有普遍建立，地方上一时是拿不出兵员来的。怎么办？硬要吗？那是不能解决问题的！”会场上响起一阵短促的耳语声，然后大家不约而同地抬起头，盼着罗政委说下去。罗政委笑了笑，接着说：“解决兵员问题要有条件哩！那就要广泛开展群众工作，普遍提高人民群众的觉悟，地方上建立起群众组织和党的组织，有了这些条件，兵员问题就自然而然地解决了。我们的军队不仅是战斗队，也是工作队、宣传队，要充分发挥这支军队的作用。当前的任务不是向地方伸手要兵员，而是部队要支援地方。要从部队抽调一批干部组成工作队，深入到群众中去，帮助地方做好群众工作。”
  听到这里，大家你看我，我看你，思想上的问题一下子解决了。那些坚持向地方要兵员的部队同志，也会意地朝我们笑笑，意思是说：这回罗政委可给你们解围了。
  接着，罗政委传达了师党委的决定，从主力部队中抽调一百多名干部组成群众工作团，由彭亮同志带队，分赴滕北、邹东、费南、费北“四县边联”一带农村，深入群众，开辟工作。罗政委并亲自带领我们到费南、临郯一带调查研究，发动群众。他一再强调，工作团的同志要带头搞好军政、军民团结，要相信群众，放手大胆地开展工作。记得工作团刚下去的时候，因为群众对我党我军不够了解，曾遇到不少困难。一次工作团同志在白彦天宝山一带帮助农民收麦，群众害怕抢占他们的劳动果实，被婉言拒绝。后来群众看到我们的战士和干部不仅不要群众的东西，相反却把麦子割好捆好，整整齐齐地送到打麦场上，一下子消除了疑虑。有的老农感动地说：“自古以来没见过这样好的队伍，八路军真是人民的子弟兵。”从此，国民党反动派的造谣宣传不攻自破，农民到处争着请部队到村里去开展工作。
  由于罗政委的正确领导和同志们的积极努力，工作团在邹东、滕北、滕东、费北、费南一带农村，很快就建立起五十多个群众工作点，这些地区的抗日救亡运动蓬蓬勃勃地开展起来了。在这个基础上，普遍建立起工救会、农救会、青救会和妇救会等群众组织，发展了党员，建立了党支部和基层政权，并进而带领群众开展了减租减息，反霸除奸的斗争，使这些地区渐渐成为我们可靠的根据地。如“四县边联”的埠阳、漫子、甘霖、大炉、车辋、长新桥、东白山、庄坞、勇泉等地就是开辟工作较早、基础较好的村子，当地群众曾形容这里是“宝山前，赛苏联；宝山窝，莫斯科。”在工作团的帮助下，这些地区都拉起了农民抗日自卫武装，时常与小股日伪军作战，并取得不少战果。工作团团长彭亮同志就是在邹东一带率领农民抗日自卫团作战时英勇牺牲的。
  一九四〇年春，鲁南地区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县、区、乡三级抗日政权相继建立。在此基础上又召开了有四百人参加、代表鲁南五百万人民的代表大会，选出彭畏三同志为参议长，我担任了鲁南行政专员公署的专员。不久，鲁南各界救国联合会也宣告成立，由魏思文同志任会长。至此，形成了以鲁南区党委为核心的坚强领导，党的政策日益深入人心，罗政委曾预言的补充兵员的条件具备了。一九四〇年春末夏初，临（沂）、郯（城）平原和“四县边联”沸腾起来了，出现“工农兵学商，一齐来救亡”的动人场面，许多青壮年踊跃走出“工厂、田庄、课堂”，奔向“民族解放的战场”，仅费南山区就有近千名青壮年报名参军。西坞丘苦大仇深的傅建彬兄弟三人，争着报名，有的参加了主力部队，有的参加了地方武装。于沟一位年近六旬的“八路迷”，硬把自己年方十六岁的儿子送到部队上。仲村河西十八岁的宋传久要求参军，得到了全家的支持，他离别了父母和新婚的妻子，毅然走向抗日救国的战场。盘石沟青年林万祥，在入伍后的第一次战斗中英勇牺牲，他的哥哥林万松怀着强烈的复仇怒火，抬起担架，冲向前线。象这样“兄带弟，儿别娘，父送子，妻送郎，前呼后拥上战场，同心协力打东洋”的事迹，不胜枚举。兵员问题就这样解决了。
  （二）
  一九三九年秋天，临（沂）、郯（城）、费（县）、峄（县）四县边联山区，在党的领导下，燃起了抗日斗争的熊熊烈火，到处都拉起了农民抗日自卫团的武装。这是每一个爱国的中国人都感到高兴的事，但却引起了驻守在鲁南的国民党一一二师师长霍守义（原为东北军师长）一伙的忌恨。在他们暗中支持和纵容下，国民党费县县长李长胜等人，于十二月二十八日，趁我农民抗日自卫团在费南官里庄召开会议之际，借口检阅队伍，强令我自卫团员排队集合，然后指使部下突然开枪射击，当场打死我自卫团干部、战士邱玉温等六人，打伤多人，制造了骇人听闻的官里庄惨案。
  消息传来，广大抗日群众无不义愤填膺。我们当即召开会议研究对策。当时国共两党团结抗战的局面尚未公开破裂，打他吧，怕影响统一战线，而且我们的力量不够强，武器差，怕打不赢；不打吧，实在不甘心。正在大家感到决策难定的时刻，罗荣桓同志马上给了我们及时的帮助和指示。他向我们指出：“要抓住这个事件，进一步发动群众向国民党顽固派进行斗争。方式是组织群众向霍守义请愿示威。请愿是政治斗争，我们明知霍守义不是真心抗战，偏把他当做抗战的力量对待，我们明知他不会处理杀人凶手李长胜（李是霍的外甥），偏向他请愿，将他的军，看他怎么办？”短短几句话，使大家豁然开朗，明白了应采取的斗争方针和策略。罗政委还具体指示我们要利用一切宣传工具，揭露霍守义之流的言行，造成强大的舆论攻势，以孤立敌人，为下一步的斗争创造条件。我们按照罗政委的指示，迅即发动了数以万计的农救会员、自卫团员、进步人士和死难烈士的家属亲友，冒着刺骨的寒风，到我“四县边联”办事处请求严惩凶手，并至霍守义师部门前高呼口号，强烈要求为死难烈士伸冤报仇。抗议的呼声、血泪的控诉，表达了鲁南人民的正义要求。
  在强大的政治压力和舆论指责下，霍守义不得不出来做一番表演。开始，在怒不可遏的群众面前，他假惺惺地说了一大套什么“李长胜制造事端是错误的”，“破坏抗战团结理应查办”等等的漂亮话，而对群众提出的“严惩凶手、发还枪支、抚恤难属”的要求却迟迟不予答复。后来在谈判中间，他又公开为李长胜开脱罪责，把蓄意杀人，破坏抗战说成是“一场误会”。在被我们驳斥得理屈辞穷无言答对的情况下，霍守义竟大耍无赖，胡说群众是“受了共产党的煽动”。霍守义的丑态，对人民认清国民党顽固派的真面目十分有利，我们便在《战斗报》上彻底揭露“官里庄事件”的真相，弄得霍守义非常被动，后来他躲了起来，不露面了。
  请愿示威的斗争，剥掉了霍守义一伙的伪装，使他们在政治上受到孤立。这时，罗政委又找我们一起开会，他在分析了整个斗争形势之后指示说：“不要再继续搞请愿谈判了。现在群众的斗争情绪很高，霍守义避而不见，说明他已理屈辞穷，也是他对人民的力量估计不足的表现。我看武装讨伐他们的时机成熟了，要及时转入武装斗争，不然的话，群众情绪就会冷落下来。你们要研究制定作战方案，组织农民抗日自卫团攻打崮口，严惩凶手。”他那深谋远虑的话给大家很大鼓舞。
  按照罗政委的指示，当时的三地委（鲁南区党委的前身）和“四县边联”县委立即召开了紧急会议，研究讨伐李长胜的问题，建立了以地委宣传部长燕遇明同志为书记的前线委员会。宋鲁泉同志担任自卫团总指挥，我曾在这一地区担任过县委书记，也参与了指挥部的领导工作。会议决定组织二十四个农民抗日自卫团，分五路讨伐李长胜。
  深冬的一个黄昏，五路大军分头出发了。傍晚时分，我和宋鲁泉同志正欲离开车辋赶赴前线指挥部，突然接到群众送来的可靠情报，国民党山东临沂保安司令部暂编第五旅旅长王学礼带领三个营，进入我根据地腹部车辋以南，妄图趁我攻打崮口之时，夹击我农民抗日自卫团，抢掠骚扰我边区。形势突然变化，情况十分紧急。宋鲁泉同志建议说：“王学礼所到之处无恶不作，咱们自卫团的战士如果知道家乡遭劫就不安心了。再说，先打李长胜，我们腹背受敌，非常不利，我看倒不如掉过头来，先打王，后打李。”我认为他的意见正确，考虑到如不打掉王学礼，让他钻进根据地，就会造成严重后果。而打掉他，就能解除我们后顾之忧，既可鼓舞士气，又可改善自己的武器装备，更会使李贼闻而胆寒。然而，原来领导上没有指示打王，现在临时改变，不请示怎么行呢？如请示，罗政委和宋子成同志距离我们都比较远，待报告请示后再决定，必然要丧失战机。在这紧急关头，我和宋鲁泉同志经过反复研究，最后决定一方面向上报告，同时立即向前方五路指挥所下达命令，要求各路务于次日拂晓前进入指定的伏击点，待王匪进入伏击圈后消灭之。
  第二天的早上，王学礼果然带着队伍进入我们的伏击圈。一声令下，四面响起了激烈的枪声和冲杀声，把措手不及的敌人打得乱作一团，狼狈不堪，王学礼的三个营几乎全军覆没。我们缴获了机枪四挺，步枪数百支，连匪首王学礼的坐骑“花斑豹”也成了我们的战利品。战士们笑逐颜开，士气大振。
  战斗结束后，我怀着喜悦而又内疚的复杂心情，去见罗政委和宋子成同志，当我讲到未经请示改变作战计划的时候，罗政委大笑起来，说：“就应该这样办嘛！一个指挥员在战斗中要有当机立断的灵活性，这才能出其不意，攻其不备，不失时机，取得胜利。”
  根据罗政委的意见，部队进行了为期五天的休整，又向崮口方向进发，胜利完成了对崮口的包围。但是，李长胜据坚固守，我们又没有重武器，一时无法攻克。干部战士中间有些同志产生了顾虑，怕时间久了，霍守义前来增援，如果那样，这场战斗就艰苦了。我们当即把这些情况向罗荣桓同志做了汇报，他接到报告立即让人送来一封信。信上指示：李长胜是破坏团结、破坏抗日的杀人凶手，这是有目共睹的事实。经过我们前一阶段的揭露，他已很孤立了。在团结的人民群众面前，在坚持抗战、反对投降的舆论之下，霍守义是不敢轻易冒此风险的。李长胜据坚固守，我们不要硬打硬拚，只要继续包围，持久围困，用不了多久，他就坚持不下去。看了罗政委的信，我们增强了信心，立即把信传达给各路指挥人员和自卫团战士，及时解除了大家的顾虑。果然不出罗政委所料，几天以后，李长胜就夹着尾巴在一个夜晚狼狈逃走了，崮口被我们解放，讨李战役取得了胜利。
  讨李战役之后，罗政委又及时指示我们说：“经过几次战斗的锻炼，农民抗日自卫团的觉悟程度有了很大提高，要抓住时机，趁热打铁，把这支群众武装整编为地方部队，通过整顿训练，提高他们的政治素质和战斗力，为放手发展抗日武装，建立鲁南抗日民主根据地而斗争。”遵照罗政委的意见，我们把二十四个农民抗日自卫团改组为边联支队。从此，这支勇敢善战的抗日武装，便在抱犊崮山区一天天发展壮大起来，和在鲁南其他地区先后组织起来的苏鲁支队、沂河支队、峄县支队、运河支队以及铁道游击队等抗日地方武装一样，成为鲁南抗日根据地的坚强柱石。
  （三）
  一九四〇年的秋天，正当我鲁南抗日救亡运动日益深入，根据地建设不断发展的时候，穷凶极恶的日本侵略者纠集鬼子、伪军近千人，从临沂出动，向重坊一带疯狂扫荡。我政府机关被迫转移，群众也在我部队掩护下向安全地带撤退。驻守在重坊的我八路军一一五师教导二旅的指战员们目睹这一切，忍不住内心的怒火，奋勇展开了对侵略者的回击，著名的重坊战斗打响了。
  战斗迸行得十分激烈，日寇动用了坦克和装甲车，在敌人疯狂的炮击下，我军许多指战员倒下了。担任战斗指挥的教二旅副旅长张仁初同志看到这种情景，顿时升起万丈怒火，他高声呼喊着：“同志们！是共产党员的，跟我来！坚决和鬼子血战到底，冲啊！”接着，他骑上缴获的“花斑豹”，象疾箭一般冲进弹雨火海之中。张旅长“马跳坦克”的奇勇，成为无声的命令，鼓舞着战士们奋力冲杀，打得鬼子人仰马翻，取得了毙敌三百余人的胜利战果，日寇“奔袭合击”的阴谋遭到了失败，我军在临郯一带的声威大大提高。但是，由于违背了游击战的军事原则，我们自己的伤亡也是严重的。
  两天以后，去中共山东分局参加会议的罗荣桓同志回来了，他急切询问了重坊战斗的全过程，仔细翻阅了我军干部战士伤亡登记表，脸上立刻严峻起来。罗政委在长久的沉思之后痛惜地说：“多好的战士啊！”就在这时，张仁初同志来了。他流露出一种胜利的兴奋情绪，老远就喊了一声“政委！”可这次罗政委没让他坐，也不给他倒茶，劈面就问：“张仁初，你是来请功的吧！？告诉你，我这里没有功给你，你是个疯子，你还我的干部、战士！”一向稳重和蔼的罗政委，今天的脸上却出现了少有的怒容。他神色严肃，情绪激动。透过黑边眼镜，可以看到他眼眶里饱含着泪水。
  他看着站在面前的张仁初同志，情绪开始慢慢平静下来，语重心长地说：“干革命不能单凭一股猛劲，战斗也不能只靠勇敢。现在我们是开展游击战争，不是打阵地战，只想打得过瘾，动不动就硬拚，革命的本钱就会拚光，我们怎么向党和人民交代啊！”罗政委的话严中有慈，既充满了对烈士的痛惜，又满含着对张仁初同志的爱护，使刚强似铁的张仁初同志难过得低下了头。
  事情就这样完了吗？没有，罗政委利用这个机会，多次找张仁初同志谈心，反复讲解毛主席关于持久战的军事原则，启发诱导张仁初同志。此外，还专门召开干部会议，总结重坊战斗的经验教训，表彰战斗中涌现出来的英雄人物。罗政委以重坊战斗的事例反复教育大家，指出“在日寇不断侵入我国内地，敌我双方已进入相持阶段的时期，我们的原则仍然是广泛地开展游击战争，机动灵活地打击敌人，只有这样，才能达到消灭敌人，保存自己的目的，才能够积蓄力量迎接必将到来的大反攻，夺取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
  在罗政委的教育下，鲁南部队和地方干部军事思想有了普遍提高，张仁初同志也提高了认识，检查了错误。从那以后，每逢提起这件事，他总是十分痛悔地说：“罗政委说得对，我真是个‘疯子’”。后来张仁初同志确实牢记着罗荣桓同志的教诲，在艰苦的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和抗美援朝战争中，机智勇敢地指挥着部队，打了许多漂亮仗，为人民立下了功勋。
  我的回忆只是如实记述了罗荣桓同志在鲁南的几个片断，这在他一生为革命而斗争的业绩中不过是很小的一部分，但是，可以使我们清楚地看到，罗荣桓同志作为一个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平凡而伟大之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