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图书馆

解放前的教会大学，是帝国主义对中国进行文化侵略的堡垒。那时，中国总共有十三所教会大学，济南的齐鲁大学是其中之一。这所学校成立于一九一七年。它是由最初一个规模很小的学校，经过长期经营扩充，逐渐发展起来的。追溯它的整个历史，应从登州的“文会馆”和潍县的“广文大学”叙起。
  登州的“文会馆”是基督教美国北长老会的传教士狄考文，于一八六四年创办的。经过了四十年的时间，到了一九〇四年，美国的“北长老会”和英国的“浸礼会”，为合办“山东基督教共合大学”，便把登州的“文会馆”和益都的广德书院（属英浸礼会）合并，迁到潍县成立了“广文大学”。到了一九一七年，“山东基督教共合大学”，在潍县的“广文大学”，又和在益都的神科、师范科一起迁到济南，与已经在济南设立的医科——“共合医道学院”，合在一起，成立了济南齐鲁大学”（它在教会内的英文名称，仍叫山东基督教共合大学）。
  文会馆和广文大学
  登州文会馆，原是一所规模很小的小学，到一八七六年，第一届毕业的学生只有初中水平。到一八八二年才发展到大学程度。但学校的规模始终很小。校舍是登州城内一所叫做“观音堂”的破庙。男生食宿都在这所破庙里，女生则住在另一所破庙里，两处相距数里。这时，学生只有七、八十人，最多也没有超过一百人。除了狄考文自任校长（当时叫做“监督”）总理校务外，担任教员者有狄考文之妻，还有一位自称为“美国进士”的赫士。据说他是一位美国博士，会十几种语言，天文、算学、物理、化学、神学、哲学都能教。后来他曾继狄考文而担任文会馆的监督。另外，有一位叫“谷林”的传教士，也是教员之一。这所规模狭小的学校，就是日后齐鲁大学文理学院的萌芽和发端。到了一八八三年后，有美国传教士聂惠东来登州当医生，招了一些中国青年作他的助手，这就是日后齐鲁大学医学院的基础。聂惠东后来在济南共合医道学院当院长，又在齐大医学院当院长，并代理过齐鲁大学校长。
  狄考文办学校的目的，主要是培养中国人当基督教的传教士。其次是为教会学校培养师资。因此，文会馆除了特别注重宗教课程之外，另有一项特殊规定，就是学生毕业后，必须传教三年，然后才准许做其他工作。因为学生多出身于贫穷的教友家庭，在校一切费用，多由学校或教会供给。经济上的控制，思想上的束缚，使学生不得不听其摆布。学生所学的课程：最重要的是宗教科目，如“天道溯原”，“天路历程”，“圣经”等；一般科目有数学、物理、化学、天文、伦理学、心理学、地理、音乐等。数学中有几何、大代数、微积分。这些课程，都有洋人根据美国课本，译成中文，用口授方法，由学生自作笔记。后来也编成讲义，最后也有印订成书的。也读中国的旧书，如四书、五经、诗赋、八股文等。教中文的是一位前清举人，教法完全和当时的私塾一样。因为怕学生毕业后，从事其他社会职业，文会馆始终不教英文。每日早、晚都有“礼拜”，学生必须参加。另外还有一些其他宗教活动。
  一九〇一年夏天，袁世凯当山东巡抚，虽在山东创办了一所新式大学，叫山东大学堂。聘请“文会馆”校长赫士任过“监督”，他带了文会馆毕业生王锡恩（泽溥）、刘玉峰（蓬山）等六人，到该学堂充任教习。此外还有其他毕业生到北京担任京师大学堂教习。是时全国各地教会中学的数、理、化教员，很多是由“文会馆”毕业的学生充任。据文会馆毕业生王元德所作《文会馆毕业生工作统计表》（一九二六年齐大章程）：毕业生当教员的占58.25％，当牧师或传教士的占19.46％，其他仅占极少数。这与狄考文办学的目的是符合的。
  广文大学的前身“乐道院”在潍县东关外。它自成一个单位，不和任何村庄相连接，自己有围墙，内有幼儿园、小学、男子中学——文化书院，女子中学——文美书院、女学书院、医院、礼拜堂。后来还增建了教室大楼和洋人住楼若干幢，以及学生宿舍平房若干排。
  “广文”的学生，在学制上大概可分为三种。一种是老六班，六年毕业，仍和“文会馆”相同；一种是新四班，四年毕业。这两种都是不分系的普通科。第三种是到了广文的末期入学的，四年预科不分系，二年本科分系，共六年毕业。这是后来文理科分系的初发开端。广文的末期开始教英文。文会馆不教英文的旧例被打破了。
  “广文”的课程，基本上还是“文会馆”的延续，变化不多。不过绝大多数课程，都已有了印好的课本；只有极少数课程，仍由洋人口授，学生笔记。对于宗教课程以及各种宗教活动，仍极重视。每到星期天，就有学生到附近村庄去传教，有的领主日学、查经班，或领大礼拜；有的加入“中华学生立志布道团”。
  “广文”时期先后有三个校长。第一任是柏尔根，第二个是方经廉，第三个是德位思。都是美国“北长老会”的传教士。方维廉态度较和善，学生们都叫他“方大善人”或“方大嫚”。当时操管理学生大权的是美传教士梅赞文，学生们叫他“梅大个子”，最叫人反感。
  一九一五年，由于洋人过分压迫学生，在“广文”曾激起一次学潮。因为学校定出一些过分严苛，而又不合理的规矩，强迫学生遵守。稍有违犯，就记大过一次。十次大过，就要开除学籍。例如“广文”的男生和文英书院的女生在一个礼拜堂作礼拜，若男生向女生那边一回头，就记大过一次。有教员坐在男生旁边监视。夜晚熄灯铃一响，马上熄灯。不熄灯者记大过一次。早晨扫地不干净者记大过一次。考试规则就更加复杂繁苛了，稍一不慎，就会记上一大过。于是学生全体罢课，要求取消这些繁苛的规则。校方不让步，双方僵持很久。后来传教士把学生代表关到楼上一个教室里，不准随便出入，勾结了潍县县长，派兵把学生强行解散。学生代表中的积极分子，有的被开除学籍，有的受停学一年或二年的处分。一九一六年学校重开。以往的一些为学生所反对的严苛的规则，都取消了。学生的斗争收到了一定的效果。
  济南齐鲁大学的成立和发展
  齐鲁大学从一九一七年成立，到一九四九年结束，全部历史共三十二年。但抗日战争以前的二十年（一九一七——一九三七）是齐大历史中的主要时期。它的发展扩充，主要在这二十年中。
  开始建校时，帝国主义传教士们，勾结了当时的反动官僚周自齐，在新建门外占了几百亩地当做校址。以后陆续建起了化学楼、物理楼、神学楼、图书馆、办公楼及康穆礼拜堂等六座大楼。又建起男生宿舍、女生宿舍、饭厅。此外还为传教士盖起了十几幢居住楼。也为中国教职员工盖了二十余所小平房，美其名曰：“东模范村”、“西模范村”。洋人与中国人的住房的设备，有天渊之别。此外还建有电灯房、自来水塔、作坊、崇德小学、圣保罗楼。更辟有农场。有《田家半月刊》社。又建了医院新大楼、泽溥（王锡恩的字）观象台和寿令观象台。在正觉寺街，曾设有社会服务处（属神科，类似青年会）。在济南以东的龙山，设有乡村服务处，内有小学、示范农场、医疗站和布道所。医学院则有附属护士学校，技士科、药学科等。广智院也一度并入齐鲁大学，称为“社会教育科”，与文理科、医科、神科并列。后来还设立了国学研究所。此时学生来源非常广泛，国内各省市、各社会阶层，信基督教的、不信教的都有。这个时期的齐鲁大学，已发展成为一个规模庞大，科、系繁多的综合大学。它不仅为美、英两国的两个教会组织合办，而是由美国、英国和加拿大三国的十四个教会组织共同办理，并且在加拿大立了案。它的最高管理机构设在加拿大的多伦多城，是十四个教会组织联合组成的“管理总部”（亦称托事部）。在英国的伦敦和美国的纽约，各设有分部，是“中国基督教大学联合托事部的一部份，成为帝国主义教会在中国进行文化侵略的重要堡垒。
  这时的齐鲁大学力量是雄厚了，但组织庞大，内部也比较复杂了。派系纠纷，明争暗斗，时有发生。各学校一搬到济南，路思文（美）和卜道成（英）就争夺校长职位。路思文失败，一怒而去燕京大学。继又有赫士（美）带一部分学生离去，又返回潍县。二十年中，校长凡十易人。其中前四人都是洋人，卜道成（英）、聂惠东（美）、巴慕德（英）、瑞思培（加拿大）。后来因为中国的反帝声浪日高，洋人当不下去了，就由中国人李天禄、罗世琦、朱经农、林济青、李植藩、刘世传等先后担任校长，或代理校长。
  齐大的前十年，正是中国军阀混战，政局紊乱的时期。政府腐败无能，一惯惧洋媚外。对于帝国主义教会在中国究竟搞些什么活动，一向无人过问。但到一九二八年，国民党北伐到了山东以后，反对帝国主义文化侵略的呼声日高。对教会学校的抵制，虽一时趋于激烈。例如齐大向教育部立案问题，就虽一再发生波折，并引起过学潮（一九二九年）。后来校长、院长、系主任等职务，也不得不用中国人充任。不过国民党是不能彻底反帝的，洋人的让步，也只是一种姿态。所以大权仍然是洋人操持。齐大所用的中国人，大都是出身于教会学校，由教会培养提拔起来的。一般都俯首贴耳，惟洋人之命是听。所以在这所学校里，帝国主义文化侵略的本质，并未因为多使用了几个中国上层人物而有所改变。
  齐大在这时期各科开始分系。但开始时，各系人员很少一切草创，水平不高，设备亦多简陋。以后经过相当时间，才逐渐充实。例如文学院的国文系，初到济南时，教师只有一个举人宋逵升和一个秀才聂家驹。五四运动时，请来一位费县的翰林王燕泉来当系主任，还请了一位善作骈体文的拔贡段珂当国文教员。五四运动时，齐大学生会印发的一些反日救国传单，多出这位段拔贡手笔，有什么“踢倒富士山，踏平琵琶湖”等豪壮语句。读来骈四俪六，声调铿锵。王、段二人，不久即离去，后来又请了一位拔贡周干庭（树桢）当系主任，栾调甫专教墨子，国民党党员张敦讷（默生）专教庄子。到了林济青当院长的时候，也就是一九三〇年立案的前夕，聘请了舒舍予（老舍）来教新文学。舒离职后又聘清了现代戏剧学家马彦祥前来任教。马仅在齐大教了一学期，后又由徐霞村接着教了一段时间。
  教育系最初只有一个美国传教士明显文当系主任，后来留下刚毕业的崔鸿泽当助教。一九二五年，请来了一位留学美国得到哲学博士学位的李天禄当文理学院院长，兼教育系教授，并教英文。以后又请来好多位留美回来的博士，如王长平、慈丙如、程其保、傅宝琛等。一九三〇年朱经农当校长的时候，也兼任教育系教授。
  英文系起初只有加拿大传教士罗天乐当系主任。有一些传教士的家属当教员，如潘亨利妻、奚尔恩妻、贾珂妻、赖恩源妻、夏景文的小姨子等。另外有几个兼任的教员，如林仰山、胡约瑟、奚尔恩、赖恩源、德位思等。后来请了一位专教英文的中国人郭政，据说他的母亲是英国人。孙天锡（恩三）也教过英文。一九三三年请了一位中国人凌达扬当系主任，而且把英文系扩充为外文系。请了几个德国人教德语，留日学生俞康德教日语，贾珂妻教法语。
  历史政治学系原来是美国传教士奚尔恩在唱独脚戏。一九二三年我在该系毕业，即留下当了助教。以后又请了张维华（西山）、高星魁（耀晨）、孙天锡（恩三）等当助教。一九三〇年，请了留学美国欧柏林大学的吴广治（烈秋）来教政治学。最后又请了一位张国安来专教政治学。
  社会经济学系最初的系主任是美国教士巴克尔。他既教社会学，也教经济学。他用美国出版的英文课本，教《社会学概论》和《社会心理学》。还教过几门经济学，也都是用美国出版的英文课本。他还教学生读过一本《美国是什么》的书，后来留下一位历史系的毕业的吴金鼎（禹铭）和社会系毕业的范迪瑞当助教。巴克尔回国后，请来一位老牌美国博士余天休当系主任。经济学方面则请了一位留学英国的博士朱某来任教。
  理学院方面，物理系最初的系主任是一位加拿大的传教士夏景文。后来请了杨俊卿、段仁德、张振汝等当教授和助教。最后请来一位留学德国的陈文彬博士当系主任。
  化学系的系主任是美国教士窦维廉。由留学英国的王继泽（启承）任教授，臧述清（惠泉）、吴承敏（克明）当助教。后来又请了留学美国的博士杨道林（德斋）任教授。还有一位刘遵宪，也是化学系教授。
  生物系主任原为美教士贾珂，会法文，著有《华北鸟类》一书。另外有秦华堂任教授，何琦、杨志农当助教。后来主任换了另一位美教士温福立担任，由孟庆华、金大雄当助教，张奎任教授。
  天文算学系的人事变动比较少。多年以来，就是王锡恩（泽溥）当系主任，专教天文；田羲经（冠五）专教数学。后来请了一位英国教士斐礼伯，既教天文，也教数学。王锡恩去世后，斐礼伯继王为系主任。程廷芳任天算助教。
  地理地质系于一九二〇年左右，从山东矿业专门学校，请来一位美国留学生林济青，教地质学。课本是用已译成中文的美国课本。内容讲的是美国地质，如阿伯拉欠山脉的地质构造，及罗基山出金矿等等。后来请了一位英国教士司克德当系主任兼教授，教地理和地质学。他曾和生物系主任温福立大搞“乡村计划”。在大操场附近搞“大粪沤草”的新型肥料。设置玻璃温室，试验用肥田粉水养黄瓜等。
  宗教系的系主任是美国教士赖恩源。教一些宗教课程，并进行各种宗教活动。这是传教士们特别重视的。
  除上述各系之外，还有一个国学研究所。它的经济方面由北平哈佛、燕京学社支持。据说这笔经费来源于美国铝的发明者豪尔的遗产。哈佛大学受委托，以此款从事中国学术研究。并且大量收购中国各种善本书、地方志、医药书。大量盗窃中国历史文物遗产。齐大国学研究所，初由栾调甫当主任，后由一个加拿大传教士明义士当主任。此人在河南安阳传教多年，盗窃殷墟出土的甲骨文很多。他带来了一个专门研究甲骨文的助手曾毅公，帮他作甲骨文研究。我和范迪瑞、王敦化等，都当过研究员。在抗日战争期间，请来了一位马宗芗，专研究经书，学校迁到四川成都华西坝的时候，曾请了顾颉刚任国学研究所主任，张维华当助理。
  以上所述，是济南齐鲁大学文、理学院各系及其他附属单位，在抗日战争前的一段历史时期内，人事更替，工作发展的概况。
  从历史政治学系看齐大
  在齐大文、理学院诸系中，历史政治学系比较受到重视。招收学生比较严格，毕业生中，留校工作或出国留学的也比较多。通过对这个系各方面的了解，可以在一定程度上，了解并认识当时齐大在教学方面的一些实际情况。
  历史政治系的主任是美国传教士奚尔恩。他曾留学德国，得过德国哲学博士的学位。自以为高人一等，他强调历史政治学系的课程要用英文课本，用英语讲授。所以学生必须先具有相当高的英文程度，才能入历史政治学系。凡要入系的学生，必须向奚尔恩报名，经过他亲自考试，以定取舍。每年要求入历史政治学系的学生很多，但能够录取的却很少。因此历史政治学系的学生，历来总比其他系要少些。第一班学生只有张伯怀、周宝山、王培之三人。第二班只有吴广治、杨采蓂和我三人。第四班有孙天锡、吴金鼎、崔鸿泽、黄士本四人。
  在初开办时的历史系，只有外国史课目，没有中国史。外国史课目有美国史、英国史、古代欧洲史、中古欧洲史、近代欧洲史。都是用美国出版的英文课本作为教材。奚尔恩用英语讲授。班上提问、测验、考试都用英文。关于中国历史课程，只在有预科的时期，由国文老师聂家驹（前清秀才），用教国文的方法，教学生读过《鉴史辑要》，内容体裁都和《纲鉴》差不多。文字艰深，枯燥乏味。那时学生对中国史的知识，就只接触到这一点点。
  历史系第一班的学生，曾跟着奚尔恩读过一本用英文写的《中国历史纲要》。编写内容，十分简陋。这门课以后没有再教过。因此第二班及以后各班，就再没有得到用英文学习中国历史的机会。
  一九二三年春，我在历史系第二班毕业，留校当了助教。一九二四年左右，我教中国近代史，开始用中文自编纲要。以后曾采用刘彦著的《帝国主义压迫中国史》（初名《中国近代外交史》，太平洋书店出版）作课本。这本书说：英、法、俄、日、德都是帝国主义。因为他们在中国都有势力范围。只有美国在中国没有势力范围，而且提出“门户开放”政策，挽救中国的危亡——免被列强瓜分。美国并首先退还庚款，办了个清华大学，选送学生留美。这种观点和论调，极合美国传教士们的口味。我当时不仅教中国近代史，而且还曾用美国出版的《世界地理》课本，教过历史系的学生张宝山、胡茂荪等。这是一个为美国学生编写的课本，内容绝大部分是讲的美国地理。在中国教中国学生，却用英文课本，大讲美国地理，这似乎是难以理解的，但在那时的齐鲁大学，却是“司空见惯”，不以为怪。
  一九二五年夏，我到南京东南大学暑期学校，选修了几门中国历史课程。一九二七年春，又到北京清华研究院，学了点中国历史研究法、古今伪书考、尔雅及考古学等。一九三〇年春，又到燕京大学研究院，从陈垣（援庵）学了中国基督教史；从张星烺学了西北史地和宋、元史，明、清史；从顾颉刚学了古代史、两汉史等中国史科目。一九三一年我回齐大后，才把中国史分成多段来教授：先秦史、秦汉史、六朝史、隋唐史、宋元史、明清史、中国近代外交史、历史研究法、正史概论等。从这以后对中国历史的课目，才比较多起来。
  由于奚尔恩强调英文水平，限制了历史系学生的数目。这种限制，后来虽稍有放松，但学生仍然不多。从一九一七到一九四九的三十多年间，大约不会超过一百人。历史系毕业生，据以后所知，多从事历史或英文教学工作。
  历史系毕业生留校的有孙天锡，教过英文和历史；吴金鼎教过社会学；崔鸿泽教过教育学，还兼任齐大附属属小学——崇德小学校长；胡延钧当过图书馆主任；张维华、高星魁和我当过历史系助教。毕业后到国外留学的，最早的有张伯怀到加拿大多伦多大学读神学。后有孙天锡到美国芝加哥大学读社会学；吴广治到美国欧柏林大学读政治学；崔鸿泽到美国康乃尔大学读教育学；曹仲植到美国巴克大学读经济学；朱文长到美国读历史；胡茂发到美国洛杉基读神学；胡延钧、姚菁粹、孙蕙兰也到美国留过学。我到美国哥伦比亚大学读了一年欧美史。到英国留学的有吴金鼎夫妇和于道泉。吴金鼎在伦敦大学研究考古学，写了《关于山东龙山新石器时代的黑陶和石器》的论著，得有博士学位。
  历史系学生参加政党活动的有：黄士本、曹仲植、王笑权曾加入国民党；卢鸿福、曹寿华、张同俊、于道泉曾是共产党员。
  历史系编著的书籍，由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的有《远东史》，《远东史略图》第一、二编，《世界地理之改造》，《正史概论》。由上海世界书局出版的有《中外条约汇览》。由齐大国学研究所出版的有《山东文化史研究》甲、乙二编。《远东史》一书，绝大部分是从一本美国人斯蒂格著的《东方史》翻译而成，经奚尔恩稍加补充修改，我帮助他译的，张维华和高星魁也曾参与其事。此书大捧美国如何帮助中国，反对日本侵略，所以日本鬼子甚憎恶此书。北京燕京大学曾采用为课本，有学生带此书进城，到西直门门口被日本人扣留。《远东史略图》一、二两编也是我帮助奚尔恩编绘的。《正史概论》是我教这门课时自编的讲义，多半根据《廿二史札记》、《史通》、《文史通文》等旧书籍编写而成。《中外条约汇览》是奚尔恩和我编译的。《山东文化史研究》是抗日战争时期，我在国学研究所当研究员时编写的；也多半是根据先秦时代的一些旧书籍，加上了一些龙山（城子崖）等地新发掘出土的“新石器”时代的材料编写而成。内有几张地图，还有《孔子弟子表》及《两汉山东经师表》等两个附表。奚尔恩还曾用英文写过一本《在山东前线》。一九四〇年由美国“长老会”国外传教部出版。这是一本“长老会”在山东的传教史。他是完全站在帝国主义立场上写的，观点极为反动。书中诬蔑太平天国以及中国人民的反帝运动为“叛乱”、“大屠杀”。说义和团是反基督教运动。只有对蒋介石一九三〇年的受洗入教，大加赞赏。奚尔恩写这本书的第一章绪论时，我的《山东文化研究》甲编已写好，他从中窃取了一些关于中国古史的资料。
  历史政治学系一直由奚尔恩当主任，从一九一七到一九三九年，凡二十余年。他在齐大是老资格，广文大学时期他就已经是洋人教职员中比较重要的人物。那时学生们背地里都喊他“奚大傻子”。因为他的外表和行动，看去确实好象是有些傻里傻气，很不象个“德国博士”的样子。他身躯高大，不修边幅，衣着很不整洁。一口中国话，语音、语调都极不正确，人们很难听懂。他脾气极为粗暴，十分看不起中国人。据说他的父亲是美国北部一个地主，曾任州参议员，原是德国移民。奚尔恩大学毕业后，又到芝加哥神学院修神学，最后去德国留学，得到哲学博士学位。其妻魏尔照，英国人，属“浸礼会”，在益都作传教士。
  奚尔恩虽然被喊作“大傻子”，但却似乎是个万能教员。在“广文”时期，他既教英文，又教“迈尔通史”（西洋史），还教经济学。后来他不但教欧洲史，英、美史，远东史、中国史，还教政治学——宪政比较学，政治学大纲，以及国际法等。都是采用英文课本，用英语讲授。这类科目，都是宣扬美国式的民主和自由。他经常夸称美国的政治制度是世界上最好的制度。
  由于奚尔恩在齐大资格甚老，所以他除了担任历史政治学系教授和系主任外，还参与一些其他重要工作。他参加教授会议，并常任一些常设委员会的委员。又担任图书馆长，图书馆的人事去留，书报订购，一切都由他决定。他还给哈佛、燕京学社买过一些中国古旧书籍。参与过一些盗窃中国文化遗产的勾当。除学校事务之外，他还参加一些其他社会活动。例如他是济南“扶轮社”的社员，和济南的资本家、官僚、外国领事等常在一起聚会。他还是美联社的记者，时常从中国报纸和日本报纸上译一些稿子寄到美国去。他的政治思想是反苏反共的。他在例假回国的时候，有两三次取道苏联。他常对齐大的一些中国同事讲，在苏联的火车上买不到白面包，火车上满是苍蝇。并且说苏联买黑面包的人总是排长队。他说苏联工农业生产的统计数字，都是官方造的，不可靠。他说在苏联，有好多大教堂都变成了反宗教的展览馆。……
  齐大的经费来源和实权掌握者
  齐鲁大学既为美、英、加三国的十四个教会组织联合举办，其经费自然是由教会向教友募捐而来。但这些巨额捐款，却不是来自一般教友，大部分来自一些豪门巨富的大资本家。例如“罗氏基金”、“罗氏驻华医社”，都是美国财阀罗克菲勒的钱。美国发明铝的，一个名叫豪尔的人，发了大财。他的一部分遗产便充作哈佛、燕京学社的基金。齐大的国学研究所，就是这个社的一部分。此外象路思义的儿子约翰·路思，他是美国《时代》、《幸福》、《生活》三本杂志的老板，也是一个对教会大学捐钱较多的资本家。路思义曾和罗克菲勒挂上钩，约定齐大发展到若干学生的时候，罗氏就给多少钱。还有英国在中国卖肥田粉和三角牌碱的卜内门公司，也是一个捐钱给齐鲁大学的。这些外国企业，都在中国发了大财。据说美国在上海的一家电力公司，每年从中国人民剥削来的钱，可以办象金陵大学那样规模的十几个教会大学。所以出自他们之手的这类捐款，有很大一部分，实际是中国人民的血汗。
  我们知道了齐大的经费来源，对于谁掌握齐大的实权这个问题，也就不难答复了。齐大一切大政方针的最高决策者，就是这一类的资本家。平日在校掌握具体行政管理工作的帝国主义传教士们，就是这类资本家在中国的代理人。中国籍的教职员工是无权过问的。
  齐鲁大学还有一个大学评议会，评议会之上还有董事会，或称“校董会”。董事会最初都由帝国主义传教士们组成。由参加办齐大的各教会组织，推选代表作董事。董事长也都是洋人；美国“长老会”的阿保罗和英国“圣公会”的史多玛主教，都曾当过董事长。在立案前后，董事会里面，中国人占过半数。董事长亦曾由中国人充任，如衣兴林、孔祥熙、侯德榜等都当过董事长。但最后的大权，仍操在洋人手里。因为“董事会”之上，还有个“托事部”，或称“管理部”，由英、美、加的教会首脑们和捐钱多的资本家们组成。各教会大学的最高管理者，就是他们这样的人。各教会大学的大政方针由他们来决定。
  在一九三一年立案之前，各学院的教授会议、院务会议、大学评议会、董事会等，开会时都用英语讨论。会议记录、文书档案，也都用英文。学校的布告，在洋人当院长、校长的时期，也都用英文。后来中国人当了院长和校长之后，院务会议和校务会议才中、英文兼用，但英文仍占重要地位。
  齐大的学生爱国运动和所谓“乡村计划”
  齐鲁大学历年来的学生爱国运动，较大的有三次：一、五四运动；二、一九二九年学生为争取学校立案，反对所谓“乡村计划”的运动；三、一九三五年的“一二·九”运动。每次都受到学校当局的压制和破坏。
  （一）五四运动
  一九一九年五月四日，北京爆发了伟大的爱国主义运动。运动发展很快，济南的学生迅速起来响应。齐大的学生也投入这一运动。全体学生罢课，上街讲演宣传，检查日货，示威游行，到政府请愿。
  齐大文学院学生王志谦，因阻止推小车的人给贩卖日货的奸商运面粉，被济南镇守使署捕去。齐大学生闻知后，全体冒雨去要求镇守使马良，释放王志谦。在雨中淋了一天，直到傍晚，王被释放，才全体整队返校。
  当时对学生进行组织领导的是学生会。齐大学生会的负责人有刘沾恩和周志学等人。直到全城各校学生都恢复上课后，齐大才复课。
  帝国主义传教士们是不赞成学生参加这次运动的。但这次运动，全国奋起，声势浩大，所以他们没有敢于公开压制。但到第二年（一九二〇）五月，为了纪念“五四”，学生又兴起了宣传罢课活动，学校便采取了压制措施。他们通过教员会议，作出了“惩罚”学生的决议。勒令学生离校，并宣布这一学期的学生一律不给学分。学校暂时停开，暑假后再开学。使数百学生白白浪费了一个学期的宝贵时间。
  （二）一九二九年学生为争取学校立案，反对所谓“乡村计划”的运动
  所谓“乡村计划”，是一九二五年——一九二九年间，由教会操纵的“中国基督教高等教育会”所发起的。他们一再要齐鲁大学实行这个计划。他们的理由是：“中国是一个农业大国，人口有85％以上是农民，所以必须重视农村。齐大有文、理、医、神四个学院，可以分担乡村的教育、医药卫生、宗教宣传等项工作。在齐大增设一个“农政学院”或添上一些“乡村”学科，就可以专门负担起这项任务。而且齐大学费较其他教会学校为低，学生生活较为朴素，毕业后容易到农村去工作。他们要实行这一计划的理由，似乎是冠冕堂皇的。而其实际，不过是妄图以基督教会的伪善，来麻痹中国农民的意识，以巩固并加强帝国主义及国内反动势力对农民的压迫和统治。
  当时齐大的学生和中国教职员工是反对这个所谓的“乡村计划”的。但对于它在政治上的反动性质，却没有认识到。只是从学校教学质量和学生“前途”考虑。
  因为要实行这个“乡村计划”，所以齐大当权者在向国民党南京教育部申请立案的时候，坚持要添设一个“农政学院”或“乡村建设学院”。而教育部则坚持不准，只准设“农学院”。就因为这一矛盾不能统一，立案未能实现。学生们对于学校立案问题是非常关切的。他们认为学校不立案，学历资格就得不到合法的承认，毕业后个人出路会受影响。因此立案未得批准，遂成为掀起这次学生罢课的直接原因。
  一九二九年秋天，罗世琦和张伯怀在参加了校董会之后，回到学校。在纪念周上，向学生传达了为齐大要实行“乡村计划”立案未得批准的消息。学生大哗。有人画了一幅“齐大被骡子（影射罗世琦）引错了方向”的漫画，攻击罗世琦。张伯怀住房的后窗被学生捣毁，抛进一块大石头。校长李天禄博士也大受攻击，说他无能，不能使学校获得立案。李校长对此一筹莫展，只好悄悄地逃往南京。学生们经常在校园里结队游行，到处张贴标语；高呼“打倒帝国主义”，“收回教育权”等革命口号。这样搞了好多天，没有结果。学生乃正式罢课。校方把化学楼、物理楼等课室的门都锁起来，不让学生们在课室里开会。学生们继续罢课，拖延了很长时间。后来全校工人——包括勤杂工、机器房和自来水房的工人，都罢了工，以支援学生。接着洋人家里雇用的厨师也罢了工，因此他们便不得不自己擦地板，下厨房做饭。大约在圣诞节前不久，当时的国民党济南市党部（时已改称为“国民党济南市党务整理委员会”）还曾在齐大往城里去所必经的新建门内，街道两旁的墙上，都贴满了种种标语。如“打倒帝国主义”、“基督教是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先锋”、“废除不平等条约”、“收回教育权”、“粉碎奴化中国青年的教会教育政策”等等。以表示支援学生和工人们的罢课和罢工。
  帝国主义分子把几个学生领袖关闭起来。又搜查了学生会的办公室。发现了学生和工人们的行动，都是受到当时国民党济南市党部指示的。奚尔恩就曾把几份这类文件拿给我看过，上面都盖有“中国国民党济南市党务整理委员会”的印信。
  学生会的领袖们，有几个是国民党党员。在校内有一个党支部。帝国主义传教士们决意把这几个学生开除学籍。他们是山西人殷承祚，山东人王笑权和另外几个人。还有几个人受到停学一年或二年的处分。宣布齐大暂时停课。此时因校长李天禄已离职，乃由美传教士施尔德代理校长。
  一九三〇年秋，齐大又正式开学。孔祥熙当了董事长，孔又派教育部次长朱经农来担任校长。林济青当文理学院院长。把神学院分出去（只在该院四周盖了一米高的围墙，表示隔开），以文、理、医三个学院，在齐大没有神学院的情况下才在南京教育部正式立案。一场风波，始告平息。
  所谓“乡村计划”尽管教育部不准立案，学生及中国教职员也不赞成，但齐大是洋人和教会当家的，对于他们认为十分重要的这一“计划”，决不肯轻易放弃。在立案以后的几年内，学校陆续聘到好多位“乡村专家”。如乡村教育专家傅宝琛博士，乡村社会学专家余天休博士。文学院添了一些“乡村教育学”、“乡村经济学”、“乡村政治学”、“乡村社会学”、“农业历史”等科目。医学院也添设了“乡村卫生”等科目。齐鲁神学院也添设了“乡村教会”等科口。理学院生物系主任温福立也在进行各种农事试验，如用新的办法沤制粪、草肥料，用玻璃温室培育黄瓜、西红柿等作物。在这以前，大约在一九二七年左右，在齐大校园南边，已经开辟了一个农场。先后请来了金陵大学农学院毕业的李鸿勋（任场长），贾伟良（曾留美）、孔令申、田维中、阎克烈等充任专家和技术员。种了几百亩试验田。并且改良了一些“特好麦种”，向附近农民推广。此外，在济南以东的龙山车站附近，设立了一个学生实习处和示范农场。齐鲁神学院的师生，经常到这里作“乡村布道”实习。医学院的师生，也到龙山镇给农民治病。美传教士易文士等，经常带医学院学生去实习。农场的阎克烈、田维中、孔令申等，也经常到这里来经营“示范农场”，向附近农民推广改良的种子。据说还有一所附设小学。大约在一九三四年左右，在齐大农场附近，又有《田家半月刊》社出现。也是配合“乡村计划”的。所刊《田家半月刊》，内容刊载一些国内新闻、教会新闻、农业常识、农村卫生等。所用文字，以晏阳初的《平民教育千字课》为范围，旁边还注上注音字母。孙天锡任总编辑，张雪岩、刘令九当他的助手。后来此二人先后继孙任总编辑。由以上各种事实可以证明，齐大对于“乡村计划”仍是坚持在搞的。
  （三）一九三五年的“一二·九”爱国运动
  一九三五年五月，日本帝国主义进一步侵入华北，日寇司令官梅津与何应钦签订“何梅协定”，中国丧失了河北和察哈尔两省的大部分主权，华北危机，局势日益严重。全国人民，发出救亡图存的呼声，在共产党领导下，“一二·九”青年爱国运动在北平爆发。上万学生，不顾敌人和反动势力的威胁，走上街头，喊出“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反对华北自治”等口号，要求“停止内战，一致对外”。这一青年爱国大示威，震动了全国。北平学生的南下扩大宣传团到达济南后，齐大学生亦奋起响应，全体罢课，到省政府去请愿，并准备次日参加大规模的示威游行。帝国主义分子勾结了反动军阀韩复榘，派出全副武装的军队包围了齐大，强迫学生解散离校，各自回家。因此这一运动没有能够进一步开展。这是齐大帝国主义分子第三次破坏学生爱国运动。
  传教士们如何盗窃中国文化遗产
  据说外国人最早研究甲骨文的是在潍县传教的两个传教士。他们就是曾经当过“广文”校长的方维廉和柏尔根。他们盗窃了一些甲骨，进行了一些研究，并写了文章，发表在美国的杂志上。英文《中国百科全书第八六页就有方维廉写的一篇论文。他们盗窃的甲骨，就存在英国人怀恩光办的广智院里，我曾见到过。盗窃甲骨最多的是加拿大传教士明义士。他曾在河南安阳传教多年，每逢下过大雨后，他常骑马到洹水两岸去盗窃甲骨。共积存了若干箱。其中比较好的，比较完整的，都在抗日战争前他回国的时候，带到加拿大去了。
  还有一个大规模盗窃中国文化遗产的机构，就是哈佛燕京学社。在名义上它似乎是一个学术研究机构，但实际上却干了很多大规模盗窃中国文化遗产的勾当。曾先后盗走中国古书若干万册，特别是宋、元、明的善本书和孤本书，或名人手稿。齐大的国学研究所最早是栾调甫当主任，以后是加拿大传教士明义士，抗日战争时期是顾颉刚。我曾当过研究员，《山东文化史研究》甲、乙两编，就是那时写的。范迪瑞、王敦化、马宗芗也当过研究员。研究的成果，都送到哈佛大学去了。
  齐鲁神学院有一个英国传教士，名林仰山。他在济南和龙山镇之间，盗窃了若干新石器时代的石器和陶器。一部分他送到燕京大学去了，一部分他带去英国。中国有若干文化遗物，就这样被外国传教士们盗窃而去。
  抗日战争时期和战后的齐鲁大学
  抗日战争开始后，齐大分成了两部分。大部分教职员和全体学生，由当时的校长刘世传带领，先后迁到四川成都。还有一小部分教职员工留在济南，支持门面，占住房产。医院仍然照开，国学研究所专做研究工作。齐鲁神学院照常活动。图书馆依旧开门。观象台上，程廷芳每天早上观察并记录“日斑”，把观察记录送到日内瓦去；并仍经常检查记录气象。美国传教士施尔德医生当临时校长。
  一九四一年十二月八日，日寇突袭珍珠港，太平洋战争爆发。济南的齐大被日本军队占领。洋人教职员都被关进了集中营，中国教职员工都被驱逐出校。学校被当做日寇的军医院。
  迁到四川成都的齐鲁大学，以经常闹学潮著名。学生中的国民党和共产党，斗争非常激烈。当时吴金鼎任“训导长”，感到对此无法处理。他对人讲，常被逼得哭泣。张伯怀担任当时的文学院院长，顾颉刚任国学研究所主任。余刘兰华继续任女部主任。
  抗战胜利前夕，吴克明担任了校长，孙天锡任教务长。胜利后，一九四六年秋，迁回济南本校。
  一九四五年九月，日本刚宣布投降不久，英国教士斐礼伯和林仰山就回到了济南筹备齐大重开。但一九四六年秋，齐大由成都迁回后，却只办了两年，尚未完全就绪，就又因为害怕共产党，把学校分到三个地方去。一九四八年八月底，校长吴克明和教务长孙天锡，带着文、理学院和大多数教职员，迁到浙江杭州云栖寺。医学院师生也随后迁往福州。济南校本部还留下一部分教职员留守，内有美教士赖恩源和总务长杨道林等。医院照开，齐鲁神学院也原地未动。
  迁到杭州的齐大，住在云栖寺大庙里，宗教色彩仍极浓厚。美国人艾迪，英国人艾德礼，加拿大人罗天乐，都曾到齐大讲演宗教，组织基督教团契、祈祷会、查经班。上海基督教青年协会的副总干事江文汉，在到印度出席一个什么世界基督教会议之后，来齐大作了一个“基督徒不要参加政治”的报告。这时学校大权仍操在会计克爱华手里，坚持不放。不过整个形势已经很明显，全国解放已属必然。帝国主义势力必须全部退出中国。齐鲁大学，这所帝国主义文化侵略的堡垒，必须最后结束的命运，已属无可避免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