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图书馆

战区中小学教师第五服务团是抗日战争时期，由当时的教育部就山东省部分中小学教师组成的。一九三八年在湖北成立，一九四三年在四川结束。系抗战时期山东省教育界中一项重要事件，笔者曾参与此事，其梗概如下：。
  战区中小学教师湖北服务团的由来
  “战区中小学教师湖北服务团”（后改名为第五服务团），是由山东省省立各中等学校教师和省立师范的附属小学的教师组成，没有县立、私立中等学校教师和一般小学教师。
  一九三七年以前，山东省的省立中等学校为数不多，计有：省立高级中学一处（即省立济南高级中学），省立初中十四处（即原来的省立第一至第十三中学和省立第一女子中学），省立师范学校六处（即原来的省立第一至第五师范和省立第一女子师范），省立高级职业学校一处（即省立济南高级农业学校），省立初级职业学校四处（即原来的省立第一至第四职业学校），省立乡村师范学校八处（即原来的省立第一至第八乡村师范学校），共计三十四所。
  约一九三七年九月，因日寇侵略战事影响，山东省教育厅即命令本省黄河以北省立各中等学校停办，师生返还原籍。十一月底或十二月初又命令济南一带省立中等学校向鲁西南济宁等地转移。一九三八年一月初又命令已转移的学校沿陇海路经许昌向河南南阳〓旗镇集中。教育厅厅长何思源曾在许昌召集教师学生讲话，要大家相信教育厅有能力对大家的生活和前途作妥善安排。
  约在一九三八年春节期间，集中到南阳赊旗镇一带农村的山东省中等学校的学生约两千来人，教师约五百余人。其中绝大多数固然是教育厅命令转移的各中等学校的师生，但也有少数是其他地区和一九三七年九月教育厅命令停办的黄河以北地区中等学校的师生。当时对集中的各中等学校，一般已称之为山东省联合中学，但它没有校长，也没有具体组织，只是教育厅的工作人员负责。各校或自动的组织教师学生作些抗战宣传活动，或组织教师对学生讲些必要的课程。
  约一九三八年四月，宣布“山东省联合中学由教育部接收，把学校由河南迁往湖北省的西北部，改名为‘国立湖北中学’，学校内部分为中学部和师范部两个部分，中学部设在鄂西北的郧阳，师范部设在鄂西北的均县，在迁到均县和郧阳之前要进行整编，编余的教师由教育部负责安排。”
  五月底，教育部专员杜光埙同山东省教育厅第三科科长杨展云到达老河口，杜光埙对停留在老河口的教师宣布：国立湖北中学校长，教育部已任命杨展云科长充任。经国立湖北中学编余的所有原山东省联合中学的中小学教师一律编入由教育部成立的“战区中小学教师服务团”，为抗战和教育事业服务。教育部任命我兼任服务团团长，任命王祝晨（山东老教育家，前省立第二中学和省立第一师范学校校长）、钱振东（省立济南乡村师范学校校长）、齐鸿照（教育厅督学、前省立第五师范学校校长）、熊秀山（省立惠民乡村师范学校校长）、孙怀瑾（省立平原乡村师范学校校长）、王培祚（省立文登乡村师范学校校长）、郭锡九（省立聊城初级中学校长）、王文洁（省立济南师范附属小学主任）、董纯如（省立聊城师范附属小学主任）等九人为服务团团务委员。国立湖北中学将编余的中小学教师名册移送到团。服务团即召集团务委员来老河口开会。
  以上叙述，即是“战区中小学教师湖北服务团”的缘起和由来。
  战区中小学教师湖北服务团的成立、转移和改名
  六月中旬，教育部专员兼战区中小学教师湖北服务团团长杜光埙在湖北光化县老河口召集该团委员开会讨论，经过几天讨论，议决了下列事项：
  1.战区中小学教师服务团团办公室设于湖北光化县老河口。
  2.于湖北均县、郧阳、光化（老河口）各就现有经国立湖北中学编余的教师，成立服务团分团，并由光化现有编余教师中分出四十人到谷城，成立谷城分团。
  3.郧阳分团由委员熊秀山负责，均县分团由委员王文洁负责，光化分团由委员王培祚负责，谷城分团由委员王祝晨负责。
  4.团办公室设中学教育组，小学教育组，社会教育组和总务组并设一巡回话剧队，对群众作宣传演出活动。
  5.委员钱振东任中学教育组主任，委员孙怀瑾任社会教育组主任，委员齐鸿照任小学教育组主任，委员郭锡九任总务组主任，委员董纯如任巡回话剧队队长，团员方谦任办公室秘书。
  6.团办公室各组、队和各分团得置干事人员三至五人，办理日常事务。
  7.各分团将当地编余教师召集起来后，应即开始准备由团员在当地进行抗战宣传活动。
  巡回话剧队队员除由现在在老河口的团员中选拔外，其他分团如有演剧爱好和经验的团员向巡回话剧队推荐。
  8.国立湖北中学编余教师共为二百五十儿名，拟再保留团员名额三十名，以便接纳由山东继续前来的教师，但此项接纳应以截至本年八月底为止。
  9.团办公室及办公人员食宿场所应由总务组抓紧进行筹办和安置，各组、队干事人员应由各组、队主任商承团长决定。各分团应各设办公室，并抓紧安排好当地团员食宿事项。
  10.报请教育部指示编制团经费预算应行使用的科目、格式并团各类成员生活费标准数。
  会后将各项决议整理并加说明报告了教育部。约在七月中旬教育部回文指示，谓“所议各项尚无不合，准予依照施行。准该团各地团员统应按大、中、小队编制，五人为一小队，三小队为一中队，三中队为一大队，大、中、小队各设队长一人，便于进行工作和行动。仰迅将编制名册报部备查。”并指示“该团团长每月生活费为一百六十元，委员每月生活费为七十元，秘书每月生活费为六十元，中学教师级团员每月生活费为三十六元，小学教师级团员每月生活费为二十四元，团员任团办公室或分团办公室干事人员于团员生活费基数外酌增五元，俟该团经费核定后，即从成立的月份起，将现发不足之数予以补足。”
  一九三八年八月间，教育部派来了驻湖北服务团的视察室，视察室以万某为主任，以胡玉麟、吴亨家等为视察员，视察室是常驻性质的，他们的薪金和办公费用是由教育部汇发的，实则是国民党派他们来监视团员们的思想言行的。
  战区教师湖北服务团在组织上初步就序以后，首先在各地开展了抗战宣传活动。笔者当时是在老河口，即光化分团和巡回话剧队所在地。当时光化分团从事街道壁画、墙报和当地及附近农村宣传讲演等活动。群众的抗战热情很高涨。
  起初，团员们从国立湖北中学编余到服务团里来，多数人有不满情绪。说学校不要了，什么服务团！还不是废物团吗！现在他们从实际宣传活动中领会到，不但壁画、墙报都有许多人围着看，就是在语言还不是完全相通的宣传讲演时，不只壮年人，就连老大娘和小学生也都昂首翘足，洗耳静听。这大大地鼓舞了团员们士气，增强了抗日胜利的信心，也体会到困难当头对群众作宣传工作，比在课堂上讲几句书更需要，更有意义。
  一九三八年九、十月间，教育部命令湖北服务团迅即准备向鄂西南恩施一带迁移。服务团当即派总务组干事王一麈等数人前往恩施，旋据该员等由沙市来电报报告，谓“长江航运紧迫，我团经此西往恩施将有困难，且闻我团主管部已去重庆，应否继续前往恩施请电示。”同时，得知我军已撤出武汉。服务团当即决定全团于十一月初间由老河口沿汉水乘船向陕南安康转移。并电告教育部。
  一九三八年十二月二十八日，全部船队到达了安康。教育部又指示服务团迁往四川北部三台县。对此，团员们反映不一，多数人认为从老河口至安康七百里路，就走了五十天，滩险匪患，历尽艰险。从安康至川北三台约两千余里，山高水险，更甚于前，因而有畏难情绪。此时，国立湖北中学校长蒋士健带同该校师生奉教育部令迁往川北绵阳，亦行抵安康，将继续向汉中行进。有些团员认为国立湖北中学迁川北绵阳不啻为自己作了先行开道，而且三台已有北方人（指东北大学）在那里。我们也可以去。半个月后，我团即步行向汉中出发了。
  一九三九年春节前后，到达汉中，元宵节后又出发了。
  四月中旬全团抵达三台后，教育部指示：“该团已迁来四川，名称改为‘战区中小学教师第五服务团，并调原国立湖北中学校长蒋士健任该团副团长，派原国立湖北中学师范部毕业生韩维周，睢百诚等十几人为该团小学教师级团员，国立湖北中学迁川后改名为国立第六中学，原校长蒋士健的职务由原山东省教育厅第二科科长葛兰生接替。
  迁川后的工作情况及团的结束
  全体团员到达三台后，当地县长曾邀请团中主要人员到县政府会面，表示欢迎。团员们稍事休息后，即按照与县府的协商，将原光化分团和谷城分团的团员尽量派赴三台县各中小学去参观和代课，代课团员不接受所在学校的报酬。另外，将郧阳分团团员由委员熊秀山带领开往中江县，原均县分团团员由委员王文洁带领开往射洪县。两分团亦将团员派赴当地各中小学校参观和代课。
  团办公室除原设的中教、小教、社教和总务四个组外，又设立了编辑部和研究部，编辑部由原中教组主任钱振东负责，中教组主任由朱骏声（原山东省立益都初中校长）接充。研究部由当时在三台的国立东北大学文学院历史系教授丁山先生兼任导师。编辑部有团员十余人，其中有杨文勃、田仲济、丁金相、叶子培、周剑农等。编辑的刊物名为“抗战与教育。”研究部有团员约十来人，其中有魏烈忱、张蒲东、冉昭德、薛傅泗、舒连景、赵文周等，编印的刊物名为《史董》，是研究古典文学和历史史籍的。
  巡回话剧队也开始在三台县城连续演出了话剧，虽然在语言上与当地群众不无隔阂，但由于演员认真努力和剧情感人，颇受当地群众和国立东北大学师生的好评。
  服务团还在金牛山公园设立了民众书报阅览室和民众体育场，供群众阅读书报和练习体育活动。
  暑假前，在三台、中江、射洪各县各中小学代课的团员，普遍获得了所在学校和学生的热情欢迎和信任。各地学校纷纷来团要求将代课教师固定下来，要求将代课团员聘请为学校正式教师。各县教育行政部门要求服务团给他们再增派代课教师。在一九三九年秋，射洪县香山场地区由团员办起了一处塔子山中学。
  在一九三九年八月，教育部调第五服务团委员赴重庆参加所谓“中央训练团”受训，委员王文洁、王培祚等五、六人先后受训，时间约为两个月。
  九月间，团长杜光埙赴重庆向教育部报告团务工作，并带有编辑部编印的刊物《抗战与教育》，研究部编印的刊物《史董》和团员朱馨斋编写的《汉水老河口至安康段滩险纪要》等，教育部批给了一笔印刷费，以示鼓励。
  一九三九年秋，教育部驻服务团的视察室人员胡玉麟、吴亨家等在团员中发展了国民党党员约十余人，其中有我。
  秋后，三台一带物价开始上涨，到了一九四一年春，物价已上涨得相当严重，服务团原有的团员生活费标准已不足以维持团员们的相应生活。服务团鉴于物价上涨的实际情况，同意代课团员受聘为正式教员而脱离服务团，因此而离团的在半数以上。
  一九四一年秋，教育部调团长杜光埙赴陕西城固任国立西北大学教务长，杜光埙带同团员彭佩秋、胡秉朱等数十人前往，教育部派邵秀峰（原山东省教育厅义务教育委员会主任）接任第五服务团团长。
  一九四一年秋，经济部农本局在三台设立了“川北手纺织推广处”，因系新成立的机构，需要工作人员，服务团团员参加该处工作者有赵向阳、薛傅泗、王惠卿、高兆魁和我等二十余人。
  同时，财政部在重庆成立了“烟专卖局”、“糖专卖局”，三十余名团员参加了两专卖局的工作。其中有委员王文洁，总务组主任王一塵，团员林海澄、王灿萼等。当时还有委员王培祚、孙怀瑾离团去重庆，而后赴美国留学去了。到一九四二年，留在服务团的团员已经不多了。一九四三年，第五服务团就结束了。至于当时具体结束的情况说不上来。只知道服务团结束后，委员王祝晨、钱振东赴绵阳国立第六中学教书去了。委员董纯如和他爱人团员丁金相去成都附近某县中学教书去了。团长邵秀峰以后在重庆北碚的相辉学院任教，副团长蒋士健抗战胜利后回到了济南，唯委员齐鸿照、熊秀山二人一直不知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