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图书馆

一九三七年七月七日芦沟桥事变后，日寇大举入侵，中华民族危机日益严重。中共中央及时发布了《抗日救国十大纲领》、《国共合作宣言》。抗日烽火，燃遍全国。
  发动群众组织武装斗争
  根据当时形势的变化和斗争需要，我中共掖县委员会经过抗日宣传，动员群众，首先建立起一支抗日武装，称为特务队；以党组织为核心，又建立起若干抗日的群众团体。如郑耀南、王鼎臣、王仁斋、陈志尚、郭欣农（原名郭云霖）、郑祥斋等同志在北障一带成立的人民抗日义勇队；郝香斋、王福聚等同志在东南山区郭家店一带成立了抗日除奸队；李佐长、王寅东、王候山，孙镜清等同志在沙河一带成立了人民抗日救国会，黎光（原名李勋臣），鲍建、鲍仙洲等同志在后吕一带成立了抗日除奸团；滕绍武、孙嵩挺、王庆轩、姜化源（原名姜兢一）、王郁青（现名王仲）、王瑞鹤等同志在朱由村一带成立了战地服务团；张家洛、吴行之、赵冲霄、金风、盛文荃、黄以琦、徐文朴、原祝三、张绍华等同志在西由一带成立了抗敌前进队等等。为了团结知识青年和中小学教师抗日救国，在教育界组织了教师救国会、读书会（也叫“爱国读书会”）。这些组织特别重视动员群众，组织抗日武装。这些武装，多者五、六十人，四、五十条枪，少者一、二十人，十几条枪。这就是我们的基本武装力量。
  统一战线初步形成，成立了民众抗敌动员委员会（对外，称为“掖县民众抗敌动员指挥部”），以此作为统一抗日武装的领导和指挥机关。由郑耀南同志负责军事，张家洛同志负责政治，黎光同志负责组织，李佐长同志负责宣传，赵森堂负责外交。这样，我们基本上可以掌握全县的武装。我们以北障村为活动根据地。这个地方较适中，党的基础和群众基础较好。在宣传方面，将县委原秘密刊物《红星》改为《民声》，公开出版，郑耀南同志任主编。《民声》报对于教育人民，提高群众的政治觉悟，致力于抗日救国活动，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
  关于枪支搜集，我们采取以下几种办法：对于爱国民主人士的私有枪支，主要动员他们自动献出，有的采取借出，或交付一定价款购买；对反动地主恶霸，不听动员的用提取归公的办法；对于反动武装集团即采取武力缴械。到一九三八年二月，我们已拥有长短枪约一千五百支左右。
  打击汉奸，建立抗日民主政权
  一九三八年一月，青岛、潍县、烟台失守后，日伪张宗援部队，由掖县商会会长刘子容奉迎，开进了掖城。刘子容又在他女婿张延善的辅佐下，成立伪县府，组织汉奸武装——保卫队、警卫队，有二百多人、枪；流匪张步云（原为军阀张宗昌的余孽，青岛市伪市长赵琪的干儿子。）窜扰掖境；王仁安（原国民党掖县县政府二科科长）、张宗昌余孽丁振甲等同张步云、刘子容勾勾搭搭，密谋合流，酝酿通敌。在这种形势下，掖县县委研究分析了敌我力量和确定了我党我军的任务。首先，发动群众，开展反奸、反投降的政治攻势，在我军威力之下，赶跑了窜扰掖境的匪军张步云；继而粉碎了王仁安、丁振甲投敌的幻想。这就为夺取掖城做好了准备。
  一九三八年三月一日（农历二月二日）是预定的攻城之日。由于个别部队未按计划进行，影响了整个作战部署，因而又改在八日下午。作战指挥部设在城北“玉皇顶”。因为汉奸刘子容的伪政府、保安队、警卫队都驻在北门一带，为预防他们从此突围，我们在城北门外屯下“重兵”，并以北门为主攻方向。我内应人员在按预定时间靠近北门开锁的紧急关头，不料竟被守城值勤伪军警发觉逮捕，原计划失败。郑耀南同志在指挥阵地召开了紧急会议，迅速决定：在坚持军事攻势的前提下，努力地开展政治攻势。立即派遣孙会生、朱开印、刘岐云等随带武装人员到阵前喊话。张良臣在我感召下，表示悔过愿意改恶从善，并当即擒住刘子容。我军漫过护河吊桥涌进城去，张良臣在北门迎接。县委基干武装特务队经严密搜索，把叛逆张延善逮捕归案。于是，这座为民族败类窃踞两月之久所谓“固若金汤”的掖县古城，遂即宣告解放。
  进了掖城之后，我们即正式宣布将“民众抗敌动员委员会，更名为“胶东抗日游击队第三支队”（简称三支队，下同），郑耀南同志为支队长。在全县较大的集镇、乡村都张贴了郑耀南同志就职第三支队长的安民布告，发布了“六项主张”：1.保卫祖国，保卫家乡，驱逐日寇出中国；2.保障人民言论、出版、集会、结社自由；3.彻底实行民主政治，取消苛捐杂税，改善人民生活；4.彻底肃清汉奸，没收汉奸财产补充抗日军费；5.动员广大人民群众参加抗战，有人出人，有力出力，有钱出钱，有枪出枪。为了伸张正义，扩大政治影响，我们利用掖城赶庙会的机会，枪毙了汉奸刘子容、张延善。
  掖城解放后根据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原则建成了抗日民主政权，第一任县长是张冠武，下设各科局，地方设区、镇、乡公所。成立了财经委员会，聘请孙康候任主任，孙会生任副主任，建立了战争时期的经济体制。发展工农业生产，减轻人民负担，改善人民生活，合理地征收田赋（三亩以下的免征），保护各项税收。掖县有一百多华里长的海岸线，经营大小盐滩几十座，每月收入的盐捐盐税达七、八万元。没收汉奸财产，打击奸商贩毒走私，对地主、富农、巨商征收爱国捐等等，每月的总收入达三十万元左右，保证了部队供给。并建立一座兵工厂，除负责武器修理外，开始制造手榴弹、步枪和弹药。此时恰巧有日寇开往天津的小型舰只被暴风撞坏，随风漂到掖县虎头崖港口，经我们拦获后，用拆卸下来的大轴制成了两门迫击炮，射速和瞄准性能都很好。从此，三支队也有了大炮。这座胶东我军最早的兵工厂，对那时枪支弹药的供应，起了很大的作用。与此同时建立了一座被服厂，保证三支队被服的供应。建立了金库，储存现金，开办银行，发行“北海银行”钞票，活跃了社会经济。在抗战前夕，掖县一带币制极为混乱，除国民党中央滥制滥发的“中央银行”、“中国银行”、“农民银行”等纸币外，韩复榘也发什么“民生券”；一些私人经营的钱庄和商店也印发了大量的流通券；甚至连串街的货郎，卖烧饼的小贩也出小票。种类复杂，数量很多，坑骗群众，扰乱了市场贸易的正常秩序，影响了人民生活。在保护人民利益不受损害的前提下，我们规定“北海银行”钞票在掖县、蓬莱、黄县我抗日根据地通用。不久就遍及到全胶东、全山东。
  在部队整编方面：支队部设秘书长（李佐长担任）、参谋处（赵森堂任参谋长）、秘书处（王文峰任处长）、财政处（孙康候任处长），“北海银行”（暂附该处领导）、盐捐处（滕绍武任处长）、交际处（王仁斋任处长）、军需处（孙会生任处长，兵工厂、被服厂归该处领导）、统战处（徐志皓任处长）、军医处（先是王云亭、后是孙象九任处长）、军法处（先是刘肇基，后是曲百川任处长），支队部中还设有通讯队、侦察队、警卫队和盐防队四个相当于大队的编制。支队部以下采取大、中队编制。共整编十一个大队和一个特务大队。政务大队和警卫大队归县人民政府领导，作为卫戍部队。番号公布后，各自开赴划定的各区驻防，进一步扩大武装力量。在干部配备上，除我党的基干武装由党员同志担任领导职务外，其他大队都任用了不少非党人士和旧军人。支队部又设了政治部，张家洛同志任主任，王仁斋同志任副主任。大队设政委，中队设指导员，以加强党的领导。通过整顿，大体建成了一个具有相当规模的军队。
  迅速发展壮大革命力量
  掖县广大人民群众对我们推翻汉奸政权，颁布的政策法令非常支持，抗日情绪更加高涨。当时支队党委估计胶东形势将有变化，日伪不久还会卷土重来，于是党委动员全体政工人员，从上而下一齐行动起来，在掖县县委和县政府的领导密切配合下，在群众中进行了广泛的抗日宣传活动，散发抗日救国宣传提纲，阐明当前的政治形势和前途，我党的方针、政策和措施，三支队的成立、发展和政治主张等，号召群众踊跃参加三支队抗日。在普遍宣传深入动员的基础上，全县出现了父子兄弟争报名、双双参军、送子送夫参军、自动献枪、踊跃输捐等不少动人事迹。特别令人兴奋的是许多妇女冲破了千年封建束缚，剪去了长长的发辫，离开家庭，走向抗日前线。她们之中的方菊珍、杨维华、谢玉娥、王志媛、王文娟等都是掖县妇女工作中最早的一批骨干。
  三支队从一九三八年三月九日解放掖县至四月底还不足两个月的时间里就从两千人发展到三千七、八百人。四月上旬，俞学范同志和胶东特委代理书记吕志恒，军法处长邢明等同志来到三支队。指示地下党转变为部队党后，一定要注意上下级党的关系；在统战工作中要明确党的领导，有联合也要有斗争；把支队党委改为特别支部委员会。在分工上，耀南同志仍负责军事，指定家洛同志任特支书记，各委员仍由老县委委员充任，即除了耀南、家洛同志，还有李佐长、王仁斋、黎光、郝香斋、滕绍武、郭云霖等同志，后又吸收罗竹风同志为委员。支队党的领导确定后，吕志恒同志又指示为了加强领导，特支委除领导部队工作外，仍应继续领导掖县县委工作。
  在七、八支队东上休整之前，我们首光派遣杨光天同志西去新河同七、八支队取得了联系。并由加洛同志和统战处长徐志皓代表我三支队，同吕志恒、邢明等同志一起去新河，参加七、八支队的军政委员会会议，共同研究了七、八支队东上的路线和驻防问题。决定七、八支队沿烟潍公路经掖县进驻黄县休整。会后吕志恒同志和加洛同志邀请张文通同志一起回到了掖城。吕志恒同志立即赶回胶东特委作了具体部署，三支队也立即在广大干部战士和群众中积极做好迎接七、八支队东上的准备工作。家洛同志又对三支队政治训练班的政工干部特别详细介绍了七、八支队的战斗事绩，官兵关系、军民关系等老红军的传统作风。在积极扩大宣传的基础上，三支队掀起了一个学习七、八支队的热潮。七、八支队开到黄县实现了东联三军、西联三支，从而使掖、蓬、黄三县联成大片的抗日根据地的战略计划。胶东的抗日局面，得到更加迅速的发展。
  挫败众顽、几平叛乱
  随着形势的发展，我三支队内部以赵森堂、王文峰为首的国民党右翼分子的反动面目，逐步地暴露。在我部队进入掖城的第二天，国民党反动分子将三支队统战人物李翔九参谋长枪杀。又对支队党委决定成立政治处（后改为部）横加干涉。在人事安排上，本来我们相当慎重，对非党人士都做了适当的安排，但是他们对家洛同志任政治处（部）主任，佐长同志任秘书长，周亚泉同志任副支队长都表示不满。赵森堂大力吹捧王文峰。推荐“七·七”事变后就回老家住闲、解放掖县后才随赵混入“抗日”队伍的王文峰任秘书长。赵森堂一心想兼任县长，不断地在别人面前暗示张冠五同志不够当县长的资格，只有他任县长才合适。赵森堂主动向耀南同志提出，兼一科长。他兼一科长后，许多事情都自作主张擅自处理。在任命各大队长时，他又极力把自己的亲信王春塘、杨辅庭、张显亭、张子敬等安置为大队长和副大队长，政治部办的政训班热火朝天，赵森堂却以办军事训练班为名同政训班唱起对台戏来。在军训班上他大讲“蒋委员长领导民众抵御外侮、共赴国难。”“三支队要服从中央领导，听从蒋委员长的指示”等等。为了消除赵、王等人反动言行的影响，我们在政训班有针对性地开展了“中国由谁来领导抗战才能取得最后胜利？”、“三支队应当成为什么样的抗日武装？”的学习讨论。通过学习，大家进一步认清了蒋介石反动派的嘴脸，更加明确了只有共产党才能领导中国抗战胜利的道理和把三支队建成象八路军、新四军那样的人民大众的抗日武装的信念。在两期政训班，一个半月的时间内，我们就发展了三、四十名共产党员，每个大队都建立起党的支部，增强了同国民党反动分子展开斗争的力量。
  济南沦陷前夕，胶东所有国民党在职官员都弃职潜逃，日寇虽东侵胶东，但是除了青、烟、潍驻有少数日寇外，其他广大地区还未被侵占。在这期间，一方面我党的抗日武装，得到了迅速发展壮大；另一方面，国民党反动分子及不少土豪劣绅、旧官员们，在惊魂初定之后，也乘机招兵买马，口称抗日，抢占了许多地盘。胶东的十七、八个县中，除了平度、掖县、蓬莱、黄县有我党的武装外，其他各县大都为他们所控制。一时鱼龙混杂，真伪难分，“司令赛牛毛”，“指挥满天飞”。一九三八年三月当沈鸿烈做了国民党山东省主席，山东各地的行政督察专署（时称行辕），又陆续建立起来，对那些杂牌军队，收编加委，扩充势力，巩固其反动统治。他派到胶东来的特务头子鲁滨，任胶东行辕专员，成了胶东国民党众顽的指挥中心。开始有计划地破坏我抗日武装。平度国民党顽军“第五战区游击第十六支队（后改为第十八旅）”的张金铭，在我三支队成立初期，便派参议王东朗来送委，送委不成，又派他的副官徐树铭、参议曲明达利用老部下老同学的关系，暗中拉拢我四大队队长王兆麟和七大队队长徐承勋。二计失败后，反动派于五月六日对掖县我三支队联合发起进攻。栖霞秦玉堂、莱阳刘东阳进攻郭家店、驿道；招远焦盛卿进攻朱桥；张金铭从南进攻夏邱堡。战斗打响的当天，特支委召开了紧急会议，决定坚决自卫，誓死保卫掖县抗日根据地。当即组织了前线作战指挥部，指令特务大队长王东郊同志（共产党员、行伍出身）任指挥。又派家洛同志驻往黄县，向胶东特委报告。胶东特委代理书记吕志恒同志和三军主席林一山同志、政委宋澄同志，还有柳云光、贺致平、孙端真等人在黄县召开了联席会议，就当前胶东抗战形势和抗击顽军等问题进行了讨论。一致认为顽军进攻掖县，实质上就是对我党领导的胶东抗日武装的进攻，是有计划有组织地向我们挑衅。我们应集中力量，给以坚决的反击。最后决定以三军七、八支队、三支队成立“胶东抗日联军”，（即当时所说的“三联军”），共推马保三同志为联军指挥，林一山同志为政委。并组织前敌指挥部，以韩明柱同志为指挥，郑耀南同志为副指挥，家洛同志为政委，协力抗击顽军对掖县的进攻。因七、八支队正在整编（编后称八路军鲁东游击第八支队），韩明柱同志暂时还不能离开，由参谋长刘光汉同志带领七、八支队的四个大队、三军的两个中队先行开赴掖县，配合作战、
  这次反顽战争一开始，前线指挥王东郊指挥不善顽军节节进逼，为了扭转局势，调回王东郊，另派人指挥。王东郊认为耀南同志对他不信任，心怀不满，到处发牢骚。赵森堂、王文峰他们发现王东郊傲慢、粗野，还好酒贪财，就对他进行拉拢。王东郊很快就同他们鬼混在一起了。一次耀南同志找王东郊同志谈话，王东郊将盒子枪向耀南同志面前一放，咆哮说：“哼，将来我的枪不知要打谁哪！”当天晚上，赵、王把王东郊召到渤海书店里饮酒，进行挑拨，王东郊野性复发，提着盒子枪，直扑支队部找耀南同志。幸得卫队保护，耀南同志才免遭毒手，而王东郊死于乱枪之下。
  与此同时，驻沙河镇的第十大队队长潘浚勾结掖县人民政府的政务大队队长张良臣叛变，还骗去住虎头崖的第十一大队（队长是董秉衡），投靠敌顽杜广乾，占据了我沙河镇。掖县从此处于四面受敌的危险境地。沙河位于掖县西南，和昌邑、平度接壤，紧靠烟潍公路，它是掖县的重要门户，是一个前哨据点，又是当时掖、昌、平三县边界的贸易中心。潘浚曾在张宗昌部下当过营长，抗战爆发后，他在沙河一带纠集了二、三十个张宗昌的政务警和地痞流氓，口称抗战，欺虐乡民。攻打掖县城之前，是赵森堂把他拉进来的，是赵森堂的亲信。攻城时，他借口路远，没有参加，攻开掖县后，他摇身一变，成了“抗日积极分子”。在赵再三推荐之下，他被任命为十大队队长，潘和一些不三不四的人鬼混在一起，下馆子、抽大烟，缉私扣人，甚至敲诈勒索，影响极坏。可是我们还没有发现他跟杜广乾的关系。杜广乾原来也是张宗昌的旧部下、青岛伪市长赵琪的义兄弟。他早已被张金铭收买，任命为参谋长，在掖、平、昌交界处活动，不断向我窥伺。他与潘浚是亲戚，在旧军队里同过事，他们早有暗中勾结。五月十三日下午乘张金铭纠合众顽进攻掖县的机会，潘浚发动了叛乱，同时扣押了派去的副大队长李伯民、指导员任克加、杨光天，中队长吕廷书以及我侦察队副队长王候山等同志。事变后，由于一中队长满军成同志的营救，他们先后脱险，安然回到支队部。
  在反顽战斗中，我们部队士气越来越昂扬，一些被顽军占领的村镇，相继夺了回来。顽军除了南线张金铭一股继续向掖县城南二十多里的白沙一带推进外，其余各股大多疲备不堪。几天后，前敌指挥部代理指挥、八支队参谋长刘光汉带着部队赶到，白沙反击战开始了。不到两个小时，就将敌人追到二十里路以外的夏邱堡，夺回了所有敌占的村镇。我们又将部队分做三部分，从东、西、北包围了夏邱堡。我突击部队大队长王兆麟把匣子枪举起大喊一声：“同志们，跟我冲啊！”战士们就在他和政委傅健吾同志的带动下，腾身而起，冲进了圩子。敌人眼见圩子都被冲破了，慌作一团，争着从南门逃窜，我们拿下了这个具有战略意义的重镇。张顽贼心不死，第三天下午，他亲自指挥，又向我夏邱堡进行反扑。为了免遭大的消耗和牺牲，我前敌指挥部决定转到外线打击敌人，第四大队向东面佯攻，吸引敌人的兵力，第七大队由正面突出去向敌人两翼猛攻，闯开一条道路，第九大队断后，掩护撤退。
  随后，我军由被动转为主动，把部队转移到西线，来解决沙河问题。潘浚等勾结杜广乾控制沙河之后，又收罗了一些地痞流氓，扩大到四、五百人、枪，猖狂一时。我们采取迂回包围及里应外合的战术和政治瓦解的攻势，沙河顽敌力不能支，除张逆良臣拉走一个大队（后又被我消灭，张逆被击毙）外，其余全部归降。杜、潘二逆丧命，沙河重归我手。一个多月的反顽战役，至此胜利结束。
  军事斗争暂告结束，接着就来了一场政治斗争。张金铭，张万岭等顽固派，鉴于我党的抗日力量日益强大，深受群众拥护，怕我乘胜追击，危及他们的地盘，于是，就主动派出代表郭武林等二人到黄县我联军指挥部谈判。在这次谈判中，我方三军代表高达三、八支队代表王文轩、三支队代表张家洛，始终坚持了严正的革命立场和原则，严厉地谴责了张顽及其一伙背信弃义、不顾国家民族的最高利益，破坏国共两党的团结合作，破坏抗战大业的丑恶罪行。在事实面前，他们不得不表示歉意，并保证今后共同抗日，不再肇事。但后来，当日寇再犯胶东的时候，这些顽固派更加反动了，有的被我军消灭，有的公然投敌当了汉奸。
  赵森堂、王文峰等国民党反动分子，一直在不断地捣鬼。当众顽大举进攻的初期，他们并不甘心让顽军把掖县这块肥肉吃掉，只想让我们和顽军两败俱伤，所以一开始也主张打。不久，赵见我们成立了胶东抗日联军，并且越战越强，如意算盘落了空，就利用时机，发展自己的势力。反顽战斗打得激烈的时候，身为参谋长的赵森堂不亲上火线指挥战斗，而在他们的大本营——掖县北乡朱由镇，私自召开区乡镇长会议，以抵抗顽军进攻为名，提枪捐款，扩充自己的势力。赵在会议上公开诽谤八支队还煽动说：“也们眼里没有三支队，没有掖县，更没有我这个参谋长。掖县是咱们的掖县，以后他们再这样做，你们就不干，要想法对付他们才是！”赵森堂唆使他的心腹爪牙郭春庭（原四区区长）、陶仁基（原朱由乡乡长）等采取恐吓威胁，土匪绑架手段，大肆搜罗枪支子弹，广扩人员。不久，就在朱由镇到朱桥镇一线为赵、王成立了一个便衣武装大队，有四十多支大肚闷机匣子枪。他还对三支队所属各大队采取拉出去，派进来的办法搞分化瓦解。原五大队长孙象九同志在朱桥一线反击焦盛卿顽军的时候，赵森堂竭力抨击孙象九同志毫无指挥能力，造成了重大损失，设法调走了孙象九。他的亲信原副大队长杨辅庭提为大队长之后，赵、王更是“得陇望蜀”，想让他们的心腹当特务大队区长。自王东郊死后，赵、王一再放风说特务大队如何重要，非选一个在军事上有经验的人当大队长不可，强调一定要民主决定才行。经过特支部讨论决定调二大队一中队长共产党员王志斌同志接任。赵一听到这个消息就暴跳起来。后来，他又长嘘短叹地对王文峰说：“唉，我对这件事也算用尽心机了，谁知还是不成，倒丧，倒丧！”王接着说：“难道就此算了？”赵反问：“那你说怎么办？”王将牙一咬，拍拍腰里的手枪：“用这个！”于是，当场写了一封绝密信给二大队长王春塘，要他设法在王志斌来城里就职途中，把他杀掉。如果王志斌回家过夜，就连他的老婆一同干掉。王春塘一接到信，第二天中午就为王志斌同志设宴饯行，宴会上显得百般殷勤，一直扯到黄昏。他估计时间一晚，王志斌一定要回家过夜，趁机动起手来，也就稳当得多了。等王志斌同志一走，他便派他的亲信郭凤山暗中盯梢。但王志斌也已接到郑支队长的来信，进城心切，家也没回，就骑上一匹马，飞快地赶到城里去了。王志斌同志进城后，王文峰又借着宗族关系，请王志斌同志下馆子，祝贺他“高升”。酒至半酣，王文峰貌似诚恳地说：“大哥，你要向支队长提出来，这个特务大队长你可不能干啊，干了将来一定要遭杀身之祸，王东郊就是一个例子。”王志斌同志冷笑着答：“这个你用不着担心，郑支队长既然提升我当特务大队长，就是信得过我，我王聋子抗战到底，人正不怕影子歪，不怕谁捣鬼。”他们还通过杨辅庭借请喜酒为名（提五大队长）在竹马集邀请四大队长王兆麟、九大队长王瀛洲等（二王当时都是无党无派人士，旧军人出身）替赵大吹大捧，百般拉拢。通过盐防大队长张显庭去拉拢刚从沙河脱险回来的杨光天同志说：“只要你听我的话，我可以任命你为盐防队中队长，人枪你随便扩大，扩大到一个大队，就当大队长。钱，你要花多少有多少。”杨光天同志当即严词拒绝说：“我是出来抗日的，不是为了升官发财的！”张显庭又进一步挑拨威胁说：“你把十大队丢了，共产党对你不会客气的，我是为了爱护你，你可不要辜负了我的这番好意啊！”杨光天同志看他那副伪善的面孔，极其气愤地斥责说：“我不听你这一套。”
  有一次罗竹风、乔天华同志在掖城大街上碰到赵，赵就恶毒地讽刺说：“你们两位哼哈二将就是吃准我们掖县啦！”
  反顽战斗以来的事实表明，赵、王等人不仅有政治野心，而且是有计划、有目的地在搞阴谋活动。我们必须采取主动。这时，胶东特委也不断发来文件指示，除谈到整个胶东形势，也十分关心三支队内部情况，要我们时刻提高警惕，并要求党员把党的指示“用血写在心里”。这句话，进一步在政治上、思想上武装了我们。
  赵森堂自谋县长未成，又勾来了一位自称是从“中央”委来的县长，带着五、六只匣子枪，住在掖城西关，不断地向支队部送公函，要接任掖县县长。他就是赵从国民党第八专署厉文礼那里请来而受委的昌邑土劣尚性初。当提交会议讨论的时候，赵抢着大讲“合法县长是应该由上面下委的。尚性初是八专区派来的，掖县属于八专区，八专区又归“中央”管辖，所以八专区委派也就是中央委派，我们违抗八专区就是违抗中央，我们敢违抗中央吗？这个张冠五也实在不行，早该换换了。”耀南、佐长、家洛等同志先后同他展开了激烈的辩论，赵森堂半天吭不出一句话来。最后他耍起无赖：“尚性初干是合法的。”这时，孙会生、徐志皓（国民党左翼）也十分气愤地站起来批驳赵森堂。军医处长王云亭、副官处长刘惠卿、军法处长曲百川等党外同志，也都不同意尚性初来接任县长。耀南同志遂即征求大家的意见，参加会议的人异口同声地说：“不让他接！”“赶走他！”我们把尚性初的枪缴下，将尚性初押送出境。
  几天之后，我们又获悉赵、王搬来个土劣尚性初企图篡权未逞，赵又派了四大队队副张子敬拿着他的亲笔信，去鲁南找同党秦启荣与王尚志，从那里请下“委”来。领的是“第五战区第十三纵队第七支队”的委。赵找到靠山后就向耀南同志公开进行恫吓：“你心里要放明白些，以后可别闹出笑话来！”为了预防赵、王闹分裂，我们采取了紧急措施，做好一切准备。
  赵森堂他们跟秦启荣刚刚勾搭上，又要去联系国民党胶东行辕的特务头子鲁滨。在几天之后，通讯队长朱开印同志突然跑到政治部来对家洛同志说：“杨辅庭要我陪他到莱阳去一趟。你看去不去？”家洛立即答复说：“这是难得的好机会，为什么不去？你到莱阳后要进一步弄清他们的阴谋。要提高警惕，讲究方式方法。”朱开印同志在莱阳乡师求学时，是杨辅庭的学生，在杨辅庭看来是“自己人”了。朱开印同志和杨辅庭在动身去莱阳的前一天下午，王文峰把杨辅庭和张子敬叫了去，嘀嘀咕咕谈了好一会。第二天一大早才知张子敬是西去昌邑、潍县活动。在路上，杨辅庭摆出老师和长者的身份，同朱开印同志攀谈起来。经过一番试探性地谈话之后，杨说：“这段时间你看出我们和共产党的关系了吧？老实告诉你，我们合作不长，局势不久就要变啦！”三支队也要变啦！”朱开印同志装作颛预的样子问：“蒋介石在庐山不是说过要地无分南北，人无分老幼，国共合作，共同抗战吗？”杨仰面大笑起来：“开印呐，你也太天真了。那是暂时的，现在蒋委员长有了新的指示，要加紧限制共产党的活动。我们能真同他们合作抗日吗？！”
  到了莱阳边境马格庄，杨见到莱阳顽军刘东阳的哨兵，下了车子，掏出秦启荣发的护照，顽军哨兵看了看，放他们过去。到莱阳下店镇走进一家客店，老板老三一见杨就象多年不见的老友一样，十分亲热，接着就把杨拉到一边，鬼鬼祟祟地附耳嘀咕了一会。杨和老三谈完话，出了店门，又同朱开印同志驰向莱阳县城。进城后，他说要去找人，顺手从腰里掏出关防、条戳、委任状、护照等等底稿，又得意地说：“这都是从秦启荣那里领来的，你拿去刻一刻，印一印，将来三支队的番号换了，我就要用它行使权利啦，哈，哈！”朱开印同志一看真想掏出手枪，打死这个逆贼，但是他想：“收集这些证据，比打死一个杨辅庭重要得多。在回下店镇的路上杨说：“鲁专员真够朋友，对咱们第七梯队很关心，只要时机一到，直属胶东行署的莱阳、栖霞、招远、平度都会来帮助咱们把三支队的共产党干掉！”杨辅庭一边蹬车赶路，一边得意地点着头说：“二大队、五大队、盐防大队，你的通讯队，还有陶仁基、郭春庭的便衣队、森堂的卫队，都是我们的；四大队、九大队都倾向我们，基本上也是我们的。共产党只有特务大队、一、三、八支队，我们的力量占优势。只要形势一变，里外打响，其他的大队，都会跟着我们走的。”到掖县杨辅庭住的村子寨里杨家时，忽然遇到了四大队副张子敬。他跳下车子，异常兴奋地对杨辅庭说：“啊，你可回来了，我正在等你。我前天从西面回来什么问题都解决了。”他发现旁面还有个朱开印，马上把话压住了。杨辅庭连忙摆手说：“没关系，自己人，准备叫他当教导大队长呢！”张子敬这才接着说：“我这次先到昌潍见了厉专员，约定一旦举事，他们一定支援。最近，秦总司令又来密令，叫我们抓紧时机，赶快动手。万一三军、八支队、三支队合起来就难办了。森堂、文峰都急等你回来，听东面的消息呢！”杨辅庭冷笑了一声说：“现在情况变了，八支队快要滚了，三军二路指挥周拥鹤也接受了张金铭的委，不久就要动手除掉里面的共产党。鲁专员说，只要我们第七梯队干得好，整个胶东就是我们的天下。好，咱们回去和赵森堂研究研究就干！”他们的声音虽然很低，朱开印同志却听得句句仔细。回到掖城之后，他急切地将这些情况报告给三支队党组织。
  杨辅庭、张子敬回来后，赵森堂、王文峰和他们的党羽的活动更加频烦了。他们三天两头召开秘密会议，为了更加严密和安全，他们就把参谋处搬出支队部，迁到大十字路口北稻香村后面旧县府税务所的房子里，秘书处搬到十字路口南九曲巷翟宅厅房内。他们又以渤海书店几个里间做为他们秘密活动的重要场所。夜里就麇集在那里进行活动。我们通过多方侦悉赵森堂除任第七梯队司令，还兼任掖县县长。“司令”虽未公开就职，却已委任了梯队参谋长、秘书长、各处处长以及六、七个大队长等、现在只是对举行暴乱时间和具体计划我们还未能确切地弄清。他们也很快警觉起来，如对滕绍武、朱开印等同志，由渐渐回避到冷淡、疏远，甚至仇恶了。尤其是对我（那时在秘书处任秘书）警觉性更高。王文峰借口行文过多，将一些重要公文都交给他们的亲信秘书起草，印信也随之转移给他们的亲信秘书直接保管启用了。
  一连几天，城里的气氛空前紧张。赵森堂一出门就前护后拥，跟上一大堆挎匣子的。有时到支队部开会还陈兵廓下，一个个虎视眈眈。一些非党人士看到赵森堂和他的卫队那副凶横的样子很不满意，张玉田就摇头叹息说：“城里都是自己人，何必这样如临大敌？”七月二日下午，我们突然接到几个大队的电话说：“顽军又在边境上集结，有向我挑衅的兆头。耀南、佐长和家洛同志等当即做了估计：赵森堂等大概会趁此时机动手了。这些日子，八支队军政委员会委员赵修德、统战部长王文轩等同志已住到西关一大队来了，都很焦虑。果然，据我探明：七月三日下午，我特支委开会时，赵森堂、王文峰、王春塘、杨辅庭、张显亭等也在开秘密会议。当他们正在谈得得意忘形时，我进去了。听到里面话声虽细，但充满了紧张急切情绪，我靠近秘书处门里的长案，佯装喝水，隐隐约约听到二大队长王春塘说：“会场……逮捕……”，盐防大队长张显亭插话：“要掩门……”，王文峰咬牙切齿地说：“好，好！明年‘七·七’就是这些王八羔子的周年了。”赵森堂似乎很得意地低声说：“干掉！公布第七梯队番号，正式委任……！”我立即回到支队部，将情况作了汇报。
  七月四日，我们按照特支委决定的计划行动了。支队部以召开部务会为名通知赵森堂、王文峰以及各处长参加。与此同时在八支队一大队和三军两个中队的密切配合下，严格地部署了城防、警戒和执行逮捕任务的负责干部和部队。据悉几天来赵森堂早就派人监视八支队一大队的行动了。这天早上，赵森堂一得知八支队一大队在南、西、北三个门外游动，就立即调动盐防大队严守三门，不准他们有一人进城。赵森堂这时除了忌惮八支队，别的还不很放在心上。王文峰却心怀鬼胎，曾问赵去支队部开会，会不会有问题，赵傲慢地说：“有什么问题，会开得正好，这一回看他们还有什么话好讲，今天非把他们（指八支队一大队和三军两个中队）赶走不可！”进入会场，赵就抢先质问耀南同志说：“八支队想造反，他们靠近城门，和我们部队发生冲突怎么办？”王文峰也喊叫：“简直是无法无天，目无三支队，我们要叫他们走开，不准再住下去！”加洛同志这时忽然心里一动，觉得非立即麻痹他们一下不行，不然，他们先掏出枪来指住耀南同志那就麻烦了。遂疾声嚷道：“是啊，八支队一大队就是搞防空演习、捕捉汉奸，也应该通知我们一下，怎么把城门也给掩了，连特务大队政委郝香斋也给扣啦！森堂，赶快写个通知叫三支队和县政府的人员，一概不准出入，以免发生误会，然后再跟八支队算帐！”赵森堂面逞凶相，脸上冒着热气，脖子上青筋暴起。他斜视了王文峰一眼，勉强用发抖的手，握起笔杆，艰涩地向纸上触去。在千钧一发的紧急关头，家洛同志蓦地转到门外，对守候的卫队焦伟堂等人一挥手，他们扳着大机头，一个箭步冲了进来，耀南同志趁势躲闪出去。这一切几乎是在几秒之内同时发生的。卫队一冲进去指着赵森堂、王文峰大喊：“不要动！”他俩情急掏枪，可是已经来不及了。眼见赵森堂的前额汗珠迸流，王文峰魂散魄落。至于赵森堂所带的卫队早已被我们解除了武装。同时，我们所派出的武装也分头逮捕了杨辅庭、张显亭；派到渤海书店去的人，也捉住了在等着开秘密会议的二大队长王春塘、朱由乡乡长陶仁基，并抄出了叛乱分子的各种罪证：秦启荣的委任状、关防、长戳、暴乱计划和多次秘密会议的记录等。主要的反动分子都捉到了，二大队副队长曲子哲也被士兵们关押起来，只漏了个两天前奉赵指令去昌潍联系提前举行暴乱的张子敬。
  当天夜里进行了审讯，在确凿的罪证面前，他们不得不低头认罪。五日，我们按照三支队全体官兵和掖县八十万人民的意志，将赵森堂、王文峰、杨辅庭、王春塘、张显亭和陶仁基等这一小撮反动分子绑赴刑场，执行了枪决。
  为了阐明我党的正义行动，我们在三支队的抗战日报《民声》上公布了他们的罪状和口供。并由政治部派遣政工人员，分头去各大队召开军人大会，揭露他们的叛乱真相，阐明党的抗日政策。对于旧军人出身的人和其他民主人士专门做了一些解说、抚慰的工作。对所有和赵森堂等有瓜葛的人，只要他们表明态度，愿意同我们继续团结抗日，我们一律表示欢迎，不加歧视。
  欢庆统一从胜利走向胜利
  平叛之后，我三支队内部更加纯洁巩固。八支队迅速返回鲁南，三军也武装整编了二路，粉碎了投机分子周拥鹤妄想篡夺我党武装的阴谋。胶东特委和三军总部则由蓬莱进驻黄县城。接着胶东特委改为胶东区党委，书记王文同志、三军代表林一山同志同来掖县商讨三支队与三军合编的问题。耀南、家洛同志向他们汇报了三支队的创建和发展经过，他们对于三支队的党委在秘密发动武装起义、打击汉奸、建立抗日政府、迅速发展壮大革命力量以及与内外反动分子顽固派斗争中能够站稳立场，坚持党的广泛的团结一切抗日力量和独立自主的发展方针，表示满意。
  胶东区党委又派来一批军政干部如俞可范、林月樵、张寰旭、杨德之、秦建平、车学藻、王之阳、朱文叔等同志，充实了三支队的领导骨干。又派来李耀文同志担任支队政委，加强了三支队的党的领导。
  三军、三支队进行合编时，三支队计有三千七、八百人、枪（反顽战役中损失一部分），被编为三军六十二团和五十五团。一九三八年九月十八日三军改编为“山东纵队第五支队”，高锦纯同志任支队司令员，宋澄同志任政委，于眉同志任政治部主任。六十二团改编为二十一旅，郑耀南同志任旅长，李耀文同志任政委，张家洛同志任政治部主任，李佐长同志任秘书长。在党的统一领导下，随着形势的发展变化，经过多次的整顿改编，在革命斗争中不断地发展壮大，逐步建设成为一支勇敢善战的新型军队和人民子弟兵团，使红旗插遍了整个胶东。
  至今仍使我感到无限伤痛的是王仁斋同志于一九三九年二月撤离黄县时，与敌遭遇壮烈牺牲。王鼎臣同志于一九四〇年反扫荡中壮烈牺牲。孙鹏程、盛咸庆、陈志尚、李伯民等同志都曾身任部队中的领导干部，对党忠诚，作战勇敢，亦先后壮烈牺牲。郑耀南同志在延安中央社会部工作，积劳成疾，终因患脊椎结核病，医治无效，于一九四六年二月二十三日逝世。郝香斋、滕绍武等同志后来都成为厅级领导干部，于文化大革命后亦相继病逝。他们以及其他为革命事业而牺牲的许多同志，将永远留在人民的心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