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图书馆

一九三七年冬天，日寇入侵山东，国民党军队望风披糜，纷纷向南溃逃，国民党政府官员也都跑得无影无踪了。日寇的铁蹄踏到那里，那里的人民就遭受屠杀、蹂躏，人民陷于痛苦的深渊之中。在这危急关头，毛主席从延安派来的红军干部和山东地下党的领导同志象巨人一样屹立在铁山巅，大声疾呼：“不愿当亡国奴的人们，脱下长衫扛起枪，抗战打鬼子去！”这一号召像闪电划破阴霾的天空，照亮人民的心田，人民群众纷纷拿起枪，投入到抗战的行列。山东人民抗日救国军第五军第十二中队，就在这种形势下诞生、成长、发展壮大起来。
  我们的带头人
  讲到十二中队，必然要想到我们的带头人石潇江同志。他在曲阜第二师范上过学，当过教员，是白色恐怖时代的共产党员。是一个很有才华的人，有威望，也很有号召力。他是我的长辈，比我大儿岁，我读书时期，不但受到他的资助，而且也受到他进步思想的影响。当时我和石星垣同志刚从第四师范毕业，年青力壮，血气方刚，什么事都敢干，干什么都那么热情，那么积极，很自然地就成了石潇江同志的两个助手。此外团结在石潇江周围的还有石化风、田长啸、石次昆、石锡候、孙子英、石仰天等人，这些人有的是校长，有的当教员。群众都认为这是些正正当当的，说话做事都信得过的人。我们一天到晚宣传抗战打鬼子的道理。道理虽然简单，但很感人。有时候，讲得人噙着满眼泪，听的人满脸泪水。我们一面宣传，一面秘密地组织游击小组。很快黑铁山南麓的抗日烽火点燃起来了，这就是十二中队诞生前的情况。
  十二中队诞生了
  我们这些生活在旧社会最低层的人们，在共产党的召唤下，在民族仇恨的激发下，抗战的热情很高，翻身求解放的心情很殷切，都想参加八路军、抗战打鬼子去。经过多次研究，最后确定由石潇江去找延安派来的廖容标同志和山东省委派来的姚仲明同志。廖、姚二同志指示我们赶快组织游击队，搞武装。
  经过计议，我们确定一方面联络人，同时向地主家里去“借枪”。几天工夫，就扩大到五十多人了。在我们邻近的村庄里，哪个地主家里有枪，有几支什么枪，大体上我们都知道。我们分成若干“起枪”小组，分别到地主家里去“起枪”。我们先是向他们晓以大义，反复说明为了抗战打鬼子，做为一个中国人，就是要有钱出钱，有力出力，有枪出枪的道理。开明一点的地主看到不交枪不行，尽管很勉强，还是把枪献出来了。有一些地主老财很顽固，我们磨破了嘴皮也不拿枪。怎么办呢？凡是知道他的枪藏在什么地方的，我们就自己动手去“起”。只知道他家里有枪，但不知道藏在什么地方的，我们不得不采取一些强制的办法要他交枪。几天的工夫，就“起”到了二十多支枪，我记得其中有两支驳壳枪，一支张口登，一支小花口，一支汉阳造，一支小金勾，还有几支马拐子，其余都是老套筒，九连登这一类的枪。因为距敌人的据点很近，为了安全起见，我们有些枪就近藏到石广裕家里，还有长短枪十多支秘密送到我家，藏在西屋后头的秫秸堆底下，我父母唯恐被别人发觉，发生意外，整日提心吊胆地替我们守护着。
  人和枪都具有相当规模了，石潇江同志要我去找廖容标、姚仲明同志汇报我们的工作情况。记得是在铁路南边崖头庄的小学里，我找到了他们。姚仲明同志穿着一件呢子大衣，戴着眼镜，廖容标同志穿着一身黑色的学生装，人们称他为廖菩萨。其他的同志，穿着不一，但都打着绑腿，腰里束着皮带。每人都有一杆枪。廖、姚二位同志对我非常热情，还炒了一碗鸡蛋给我吃。这在当时就算很“优厚”的待遇了。我向他们汇报了情况以后，他们对我说：“你们搞得不错，发展得很快，这里已经编了四个中队，你们就编为第十二中队，番号叫‘山东人民抗日救国军第五军第十二中队’。（即三支队的前身）石潇江同志是一个老革命，各方面都很强，但他身体不好，由他担任总的领导，当指导员。你当中队长，排的干部你们自己安排。中队成立以后要很快把队伍拉到临淄、长山、淄川、博山一带打游击。当前主要是扩大武装……”。
  回来以后，我先向石潇江、星垣、化风等同志汇报了上级的指示，随即议了几位排长和司务长的名单。潇江同志立即通知所有骨干分子到毛托西头的学堂里开会，先由我传达了上级的指示精神，潇江同志宣布了队的干部的名单。接着，我宣布石次昆、赵嗣波、赵思玉为排长，石源泉为炮排排长，石星恒、石化风为政治战士，田长啸为宣传队长，石锡候为司务长，王树勋为特务班班长。
  一天早晨，天刚朦朦亮，在我们村的西北方向，日本人的机关枪一阵紧似一阵地吼叫着。不多时，一些死里逃生的人们，有的身上还流着鲜血，摇摇晃晃地逃过来了。后来才知道是冶里村的地下党员组织游击队，由于保密不好，被汉奸知道了，向日本人告了密。日本法西斯为了杀一儆百，竟凶残地血洗了这个村子，几百名无辜的老百姓被野蛮屠杀。冶里村的惨案发生后，我们村的老人们都为安全担心。冶里村惨案的第二天，我们正在毛托庄的小学里开会，很多老人来到学校对我们说：“你们打鬼子庄里的人都赞成，但不能在庄里打，要到外面去打，你们看看冶里……！”听了这些话，潇江同志果断地作出决定：“为了防止万一，我们今天晚上就把队伍拉出去。”我晚饭没顾得吃，帽子也未来得及戴，便领着大家趁着夜暗直奔黑铁山方向去了。
  时值十冬腊月，天上飘着雪花，西北风刮得呼呼地叫，脸上有些刺痛，道路又冰滑，一步一拐，行走都有些困难，在半路上休息了一会，我和潇江等同志商量今晚的宿营地。王树勋同志说：“铁山那边有个村庄叫军屯，地势很好，也有熟人。”于是我们便开向军屯。从这以后，我们不断地移防，由这个村庄移到另一个村庄，石潇江同志和十二中队的名声很快就传播出去了。就这样，我们这支不大的抗日武装在长山九区扎了根，黑铁山附近的集镇成了我们的常驻村，黑铁山成了我们这支队伍的抗日根据地。
  袭击车站炸敌火车
  辛店火车站是潇江同志教过书的地方，内外情况都很熟悉。原来的候车室驻有日军的一个小分队，配备两挺歪把子机关枪。我们决定由几个最勇敢的同志伪装成一群上车的旅客，趁敌不备，巧夺这两挺歪把子机枪。由于是第一次执行战斗任务，一进车站心里就有些发慌，精神一紧张，行动也有些不自然。我们还没有靠近候车室，就被敌人的一个翻译官发觉了。他盘问我们是干什么的？我们说是赶火车的，他总是不信，不断的盘问。开始是互相嘘诈，后来就扭打起来了。霎时间，敌人的机关枪哒哒地响开了。我们不得不放弃原来的偷袭计划，只把那个翻译官枪毙了，还缴获了一箱子迫击炮弹和一些吃的东西，就撤了出来。
  我们有一个班长叫贾化民，他曾干过炮兵，他把缴获的迫击炮弹引信取下来，里面装上炸药，另外装上土制的导火索，我们试探着用它来炸敌人的火车。先把铁轨接合部固定板的螺丝钉砸断，把炮弹放在铁轨的接头下面，再把导火索固定在铁轨上。一切都按排妥当，就把部队撤下来隐蔽在护路沟的外面等待着。敌人的火车开过来，车头一压，迫击炮弹响了。铁轨被炸开，车头呼啸着钻到路沟里去了，后面的车厢一节一节地爬了上去。一列火车顿时变成了一堆废钢铁。后来迫击炮弹用完了，淄博矿区参军的战士们到矿上弄来一些黄色炸药，还有雷管导火索，我们又试验着用炸药直接炸火车。几名会用炸药的煤矿工人先把炸药摊成饼子，里面放上雷管，固定在铁轨的接合部上，列车的车头一压，结果象迫击炮弹一样地成功了。敌人的火车炸翻以后，再用五子炮猛轰车厢，等敌人的铁甲车奔驰过来的时候，我们已经走得无影无踪了。
  痛斥顽敌化险为夷
  一九三八年春天，我们在胶济铁路以南的淄川、博山一带打游击。当时，这一带国民党的土顽不少，胡传奎式的“司令”多如牛毛。翟超就是其中势力较大的一个。他假借抗战之名，到处抢地盘，搞磨擦，破坏抗战。我们党为了争取翟超抗战，也为了扩大我们的游击区域，避免不必要的磨擦，决定派石潇江、赵真干、周胡子（名字记不起了）和上级派来的一位吕同志，到翟超那里同他谈判。这次谈判，事前双方是约定好了的，翟超表示欢迎。当我们的代表进入翟超司令部的驻地罗家庄时，他竟背信弃义，强行收缴了我们的枪支，并将我们的代表及随员全部扣留。当时，石潇江同志的随员有石仰天和石光跃两同志。石潇江同志怒斥翟超背信弃义，不以国家民族利益为重，无端扣押友党友军的谈判代表，做出了使亲者痛仇者快的蠢事，并晓以团结抗日的大义。潇江和其他同志大义凛然的气度，完全压倒了反动派的气焰。经过一天的据理力争，翟超才不得不放了我们的全体同志。代表返回驻地以后，大家说，三国有个诸葛亮舌战群儒，今天有个石潇江舌战群丑，舌战的结果，叫做“化险为夷。”
  十二中队扩大为八团二营
  一九三八年的初夏，我们又回到胶济铁路以北活动了。参军的人很多，但武器不足，地主的枪基本上都“起”光了，鬼子的枪一时还夺不过来。潇江同志提出了从国民党地方部队那里想办法。他在辛店教学的时候，有一位同事叫宋亮，住在临淄西关，此人与城里国民党游击第二大队的关系很密切。我们研究后决定通过他做这个大队基层人员的工作。因为我和宋亮及其妻子时文英是同学，潇江同志决定派我去执行这一任务。我化装潜入临淄西关。因为一时摸不清宋亮的底细，只得绕着圈子说。我先问他：“鬼子已经来了，咱们这些人怎么办？”看来他也摸不到我的底，于是反过来问我怎么办？我说：“当前的出路有三条。”他问：“那三条？”我说：“第一条是当汉奸，日本鬼子就住在辛店车站，很方便。”他说：“汉奸万万干不得。”这条路他明确地堵住了。我又说：“第二条路干国民党，国民党的游击队就在临淄城里，对你来说也更方便。”他说：“我在学校里就讨厌国民党，不干。”这条路又被他堵住了。我接着说：“第三条路是什么也不干当顺民，在家里当亡国奴。”他说：“隔着敌人这么近，当不下去，也不甘心，久而久之，不是汉奸也是汉奸。”我说：“那怎么办呢？总得找个出路啊！”他一时找不到答案，问我石潇江到那里去了？我踌躇一下说：“听说他到西山八路那边去了。”他马上说：“他的身体那么瘦弱，他能干八路，我也能干八路。”他的政治态度已经很清楚了，我便直截了当地说：“我就在八路上，我现在是八路军的游击队长，石潇江是我们的领导人，这次是他派我来请你的。”这么一说就越谈越热乎了。他告诉我，他打算怎么脱身，家里事怎么安排。看来他已经正在做走的准备了。我进一步说：“你去，我们当然很欢迎。石潇江那边已经有一百多人了，但钢枪甚少，你如果能带出几十人或者百把人，多带一些好枪，队伍合起来那就很可观了。”他寻思了半晌说，他有个亲戚叫郑心斋，在城里那边当排长，把他这个排带过来没问题，过去以后，让他当连长才好，我说只要他能带出来，当连长完全可以。他又补充说，郑心斋也还有一些亲戚朋友，做做工作，联络一下，带去几十人和枪是有把握的。之后，还说了些需要注意的事项，我就匆忙告辞了。到了规定的时间，我再次潜入西关，先请宋亮同志谈了工作的进展情况，交给他五十块钢洋作为活动经费，决定十天以后，他们乘夜晚演习，紧急集合开西门向西出水，我率部队在西门外打掩护。十天之后的夜晚，我率部队隐蔽在西门外的一个桃园里，一直等到天快亮了，还没有看见动静。我正在考虑是不是起义计划败露了？里面遭到了什么不测？想到这里，为了避免敌人伏击我们，正想带起队伍往回走时，突然西门打开了，宋亮同志走在前面，他一个人扛着三支枪，他的妻子时文英抱着刚满月的小孩子跟在后面，紧跟着是黑压压的一片，象一群脱了缰的野马一样地奔出来了。我们见面之后，大家的心里说不出有多么高兴！我立即派人给他们带路一直向西跑，我率队在后面掩护。到了卫固以后，一清点，五十多人扛了六十多支枪，都是钢枪，子弹也很多。三支队的副司令员杨国夫同志赶来参加庆祝大会，他代表支队党委对起义的同志表示欢迎、祝贺，杨国夫同志宣布我们改编为三支队八团二营，石潇江为营长，宋亮为教导员，我为副营长兼五连连长，郑心斋为四连连长，还公布了其他干部名单。记得长山九区的妇救会长——人们都叫他刘大娘，她代表九区的老百姓在大会上送慰劳品，还讲了一些激动人心的话。这一天的天气特别好，人们的心情格外高兴。
  秋天过后，根据作战需要，上级确定调泰山区与四支队的四团合编。合编以后，大家都穿上了黄色的新军装，经过整训，部队逐步走向正规。鬼子投降以后，这支部队随同鲁中军区的主力浩浩荡荡地挺进到东北地区，编入了第四野战军的战斗序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