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图书馆

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变后，共产党提出了停止内战，一致对外的伟大号召。受到全国人民的热烈拥护，迫使蒋介石不得不和广东派妥协，进行和平谈判。汪精卫作为广东派的主要代表，借此机会和蒋介石勾结了起来。和谈结果是蒋介石下野，广东撤销对南京的对抗；南京、广州、上海三方选出的中央委员会并为国民党第四届中央委员。改组行政院，孙科任院长，陈铭枢任副院长兼交通部长。孙科上台后，因宋子文在财政上百般刁难，使孙的财政部长黄汉梁毫无办法，于是汪精卫便于一九三二年一月，由中央常委决议，继孙科为行政院长。一九三二年二月，出席了在洛阳召开的国民党四届二中全会。会议由汪精卫主持，主要议题有三：一是设立军事委员会，并任命蒋介石为委员长（这个问题一提出即受到李济深、冯玉祥等的反对，但因汪坚持而被通过）。二是结束十九路军在上海的抗日战争。这个问题也有争论，最后因汪精卫、何应钦极力主张“攘外必先安内”而被通过。三是选举林森为国民政府主席。
  一九三二年二月，顾孟余接任铁道部长，我被派往河南焦作，任道清铁路局局长，同时兼任国民党中央组织委员会委员。一九三五年底，国民党第五次代表大会召开。我的中央候补委员被选掉，同时汪精卫在南京被刺受伤。这时我和顾孟余力主改组派退出南京政府，汪则仍积极主张留在南京政府。在顾辞去铁道部长之前，我先征得他的同意，辞去道清铁路局长的职务。并以赴欧作铁路考察的名义，由道清路局拨款一万五千元，于一九三六年二月去了英国，实现了多年来想去英国的愿望。同时在丁惟汾的推举下，当了国民党中央党部党务委员会委员。去英期间家属的生活费用就是靠了党务委员的薪水。一到了英国后，进了伦敦大学政治经济学院，学习议会政治和费边②改良主义。
  一九三六年孔祥熙以中国政府特使身份去英国参加英皇伊丽沙自的加冕典礼。一天他同中国驻英大使郭泰祺通知我和邓飞黄去大使馆。我们到大使馆时，孔、郭、汪精卫及顾孟余已在座。他们正在谈论抗战问题。孔表示：中国如果抗战，半年就会被打垮。汪也同意孔的看法，并重复了蒋介石在国民党第五次代表大会上所散布的“和平未至绝望，决不放弃和平；牺牲未至最后，绝不轻言牺牲”的投降主义论调。郭则从外交上论证了英、法诸国对日本采取妥协态度，不会同情中国抗战。顾也认为抗战没有胜利希望。总之，四人对抗战都持消极悲观的观点。我和邓飞黄虽未发言，但思想上是同意他们的主张的。孔还劝汪枪伤痊愈后早日回国。汪问我和邓是否也准备回国，我俩表示愿留英学习，暂不回国。不久陈铭枢、方振武、黄少谷、王锡礼也来伦敦。一天他们邀我和邓飞黄两人商量，联名拍电报给蒋介石，要求他抗战。邓欣然同意。但我却认为打电报无用也无益，并为此和陈铭枢争论起来。我的理由是：一、即使日寇打到南京，蒋介石也不会抵抗；二、中国抗战必须等待第二次世界大战发生才有胜利希望。现在看不出世界大战爆发的趋势，中国单独抗战是难以取胜的。因此当时我没有同意在电报上签名。事后受到邓飞黄的批评，说我脾性固执，得罪朋友。第二天我才勉强签了名。这是我在抗战这一问题上投降主义观点的初次表露。
  一九三六年十二月，西安事变发生。国外报纸报导汪精卫、何应钦主张讨伐张学良。宋子文等主张和平解决，救出蒋介石。我立即约邓飞黄、黄少谷（此时陈铭枢、方振武、王锡礼已不在伦敦）三人联名打电报给国民党中央，主张和平解决以救蒋。为的是怕蒋介石死了，将使国民党陷于四分五裂。
  一九三七年“七·七”事变，中日战争爆发。我和邓飞黄感到国难当头，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不能再继续学下去了。于是两人一起于十月初回国。先到上海，见到了国民党中央委员王法勤、刘守中、潘云超。他们告诉我：蒋介石认为中国一抗战就会立即得到英、美、苏、法诸国，特别是苏联的积极援助，这样就可能很快取得胜利。当时我一方面对蒋的态度感到惊讶；另一方面认为英、法在欧洲是鼓励德、意法西斯进行侵略的。对日本也是如此。绝不会出兵援助抗日。至于苏联，也只能是精神上的支持，要其出兵支援也不可能。基于这一错误认识，在抗战初期——由英国回国到一九三八年上半年这一时期，我曾经在报纸上公开散布过投降主义观点。其中一篇（标题已记不清），事先经汪精卫看过，并由他介绍给汉口《大公报》发表。另一篇标题是《国际的里面》，登载在陶希圣主编的一个刊物上。中心思想是：如果一个国家对敌国的侵略，明知没有在军事上取胜的可能，就宁可在外交上承认失败，而不要等到在军事上被打垮之后，再签订城下之盟的亡国条约。这是多么幼稚可耻的思想！难道承认外交上的失败就能满足或制止帝国主义侵吞、灭亡别国的无底欲望吗？现实很快改变了我的投降主义看法：一是日寇咄咄进逼，北京、南京、上海、武汉相继沦陷。而日军仍狂进不止。说明日寇非灭亡中国不可。二是汪精卫到重庆后不久，经昆明去河内，并公开发表投降日寇的艳电。三是虽然中央军节节败退，但全国人民抗日烽火，风起云涌，越燃越旺。这充分说明华夏儿女不可侮（当时还没有充分认识到共产党领导抗日的巨大力量）。四是英、美、法、苏相继对德、意、日法西斯宣战，世界大战的形势，已经形成。
  汪精卫叛国对我是一次沉重的打击和严重的考验。因为他是改组派的领袖，也是我多年来一直很崇拜的人物。他的变节使改组派失去了与蒋介石抗衡的精神支柱，也失去了靠山。他叛降日寇不久，蒋介石立即分别找改组派的人谈话。谈话内容是一样的：一是要他们对汪的叛降表态；二是要大家写信给汪，劝他不要投降日寇。信件全部交彭学沛，由他负责寄汪。蒋同时召见了我和邓飞黄。我们坚决表示反对汪的叛逆行为，并联名给汪写了规劝信。此后的相当一段时间，我的行动受到了蒋帮特务的监视。我的一台收音机也被重庆卫戍司令部借口没有登记而没收。汪投降日寇后不久，曾给我来过信。他的老婆陈璧君也曾自香港派周化人③来重庆，目的是拉拢我和改组派的人去香港。均被我严词拒绝。回忆我一生做了不少错事和蠢事。与汪的果断决裂，算是做对了的一件大事。
  一九三八年底，国民党中央秘书长吴铁城受蒋介石之命，召开党务委员会。会上提出了一个《限制异党活动办法》，要会议审议，制成草案，提交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通过。其主要内容是：从思想、言论、行动和组织等方面，严格限制共产党和进步民众团体，并派遣特工人员打入共产党和进步群众组织，从事反共活动。一九三九年春，五中全会正式通过之后，成了蒋介石破坏团结、破坏抗战，积极反共的重要依据。自此之后，国民党蒋介石在全国各地掀起了迫害共产党人和进步人士的罪恶活动。
  一九三八年十月，国民党政府退守武汉之后，为笼络民心，曾打着政治解决国、共问题，实行宪政，还政于民的晃子，以由政府聘请的方式，成立了一个所谓代表民意的政治咨询机构——国民参政会。初成立时，汪精卫为会长。我在他的支持下参与了这一组织，并作为历届的驻会委员，直到一九四七年这个机构撤销。国民参政会实际上是国民党的御用机构。因为国民党的参政员占绝对多数，凡遇有不利于国民党的提案，总是先由秘书长（初为王世杰，后为邵力子）或副秘书长（雷震）出面组织予以否决。如一九四四年九月，共产党参政员林伯渠自延安来重庆出席会议，提出了废除国民党一党专政，成立联合政府的提案。我即受命登台发言，以国民党已一再声明，在抗战胜利后实行宪政，还政于民，现在正值抗战时期，难以办理选举等为口实，阻挠了这一提案的通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