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图书馆

一九二一年暑假，我在北京高等师范毕业后，返回济南，在省立第一中学担任教务主任。是时王乐平在济南组织“齐鲁书社”，宣传新文化，推销进步书刊。并以书社为据点，联络各地知识分子和进步青年，在青年中起了很大的鼓动作用。济南一师学生王尽美，第一中学学生邓恩铭等人，都深受其影响，并积极参加了书社的活动。同年王乐平因革命屡屡受挫，苦于救国无术，乃与王尽美、王昆生（号象五）等人一起去苏联进行考察。并参加了列宁召开的东方各民族会议。亲自聆取了列宁关于中国民主革命的主要任务是反对英、美、日、德等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土地制度的教导。
  一九二三年八月至一九二五年九月期间，王讷任山东教育厅长时，我被任为教育厅指导员；在于恩波任教育厅长时，我被任为省视学主任，同时还兼任济南第一师范和第一中学教员。一九二三年八、九月间，曾代表山东省教育会赴昆明出席全国教育会议。
  在中国共产党和共产国际的帮助下，孙中山先生于一九二三年冬发表了改组国民党的宣言和党纲草案。提出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革命政策。并于一九二四年一月，在广州召开了有共产党员参加的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大会通过了新的党纲、党章和改组国民党的具体办法。会议决定共产党员和社会主义青年团员可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从此开始了第一次国共合作。王乐平出席了大会——他为了让我长期留在山东做掩护工作，怕我暴露身份，所以没有让我出席这次大会。会后他受大会委派来山东筹备成立国民党山东省党部，我被推荐为筹委会委员，后正式当选为委员及常务委员。委员共十一人：王乐平、于洪起、于恩波、阎绶春、陈名豫、蔡自声、王子壮、孟民言、丁君羊（号基实）延白真和我。王乐平为主任委员，丁、延两人是共产党员。
  一九二五年冬，王乐平受到军阀张宗昌的缉捕，离山东去北京，后又转广州。这时我对省党部就负着较多的责任。一九二六年一月，我去广州出席了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回山东后，也因身份暴露，于三月去了武汉。一九二六年十月，我又代表山东省党部，出席了在广东召开的国民党中央执、监委员和各省、市党部代表联席会议。
  从孙中山先生倡导国共合作，到他一九二五年三月在北京逝世，这一段时间，我同共产党的合作共事关系是好的。自孙先生逝世之后，国共之间的关系，就从三个方面，逐渐加大了矛盾：一、在宣传上，是宣传三民主义还是共产主义的矛盾；二、在组织上，青年国民党员参加共产党同国民党对吸收工人入党有矛盾；三、在领导权上有矛盾，即共产党的跨党党员和国民党员争夺领导权的矛盾。当时虽存在这几方面的矛盾，但因军阀张宗昌督鲁，极端残害革命党人，大敌当前，为求共同对敌，我总是力求缩小和缓和矛盾。
  在国民党中委和各省、市党部代表联席会议期间，中央委员、青年部部长丁惟汾和宣传部长顾孟，数次邀集郭存涛、邓飞黄和我（可能还有童冠贤）谈话。主要谈国共合作问题。他们认为国共合作不是永久的，总有一天要分裂。但不是最近，可能在打倒北洋军阀以后。要大家有思想准备，以免将来被动。顾孟余特别强调过早分裂之不利，有为反动势力乘机而入的危险。他们还谈了中央准备派郭、邓去冯玉祥部队作政治工作的问题，郭、邓均表同意。顾孟余并谈了汪精卫、蒋介石将来一定会合作的问题——这时汪精卫在国外，是被蒋介石借中山舰事件驱逐出去的。在我离开广州回山东前，顾特别向我打招呼，要我路过武汉时，把国共将来要分家的问题，转告王乐平。自此之后，我瞭解了国民党中央准备和共产党分裂。返济之后，地方军阀对革命党人的血腥镇压，更变本加厉。省党部交通员史德金和朱钖金两同志，被逮捕杀害。关于国共将来分裂之事，我仅和王子壮、孟民言两人谈了一下，没再声张。
  一九二七年二月，我离开济南去武汉，途经上海，遇到路友于①自南昌回北京。他告诉我，蒋介石坚持把国民党中央和国民政府自广州迁至南昌；汪精卫等主张迁武汉。并说丁维汾和顾孟余的行动也不一致，丁来南昌，顾去武汉。我经南昌时去看望丁惟汾，他告诉我：国共分裂的局势来得很急，顾去武汉，有他自己的打算，我不得而知。又说：王乐平也在武汉，并要我去看看他们。我到了武汉，先见了王乐平和顾孟余，向他们汇报了山东的情况。他们都要我留在武汉，住青年会。一九二七年三月十日，国民党在武汉召开了二届三中全会。出席这次会议的，共产党员和国民党左派占多数。会上纠正了二中全会所提出的整理党务案，并就提高民主、防止独裁，把一切权力集中于党的原则作出决议。会议还免去了蒋介石中央常务委员会主席和军事委员会主席的职务。一九二七年四月，汪精卫自海外回国。他先在上海和陈独秀发表联合宣言，主张国共继续合作；后到武汉，以“革命的向左来，不革命的滚开去”的极左面貌，骗取了人们的信任，窃取了国民党的党政大权。四月十二日，蒋介石在上海背叛了革命，对共产党人和进步人士进行了大屠杀。并在南京另组了国民党中央和国民政府，与武汉国民党中央和国民政府对抗。此即所谓蒋、汪宁汉分裂。
  在蒋介石“四·一二”反革命叛变的影响下，山东省党部也发生了变化：两个国民党委员王子壮、孟民言去了南京；共产党委员丁君羊来到武汉。丁来武汉后，即酝酿改组山东省党部。由组织部主任秘书陈君埔（当时汪精卫兼组织部长）和丁君羊共同商量，进行山东省党部的改组。丁任主任委员，其他委员有王象五、王志超、王少文、陈鸾书、延白真等人。自此我就正式脱离了山东省党部。我写信给宣传部长顾孟余，要他安排我的工作，他即派我到中央宣传部担任干事。这时大约是在一九二七年五月初，记得当时在宣传部工作的，还有赖特才（秘书长）鲁佛民（共产党员）、朱斐、戚报捷等人。
  当北伐军攻克河南之后——大约也是一九二七年五月间，顾孟余带我去河南一次。顾去河南的主要任务是拉拢冯玉祥支持武汉国民党反对共产党。因当时郭春涛在冯军内任政治部主任，邓飞黄也在冯军内从事政治工作。顾在同郭、邓和我三人的一次谈话中说：武汉国民党现在处境非常困难，蒋介石调动军队包围了武汉；帝国主义的军舰麇集武汉江面，武汉受到国内外军事上的威胁和经济上的封锁；国共之间的合作关系已不能维持多久；冯玉祥的态度对我们至关重要，必须做好冯的工作。郭也就冯的反共态度作了介绍。之后，冯玉祥于一天清晨天未亮时，单独约见了顾孟余，两人谈了些什么，我不得而知，其结果正是冯玉祥支持武汉国民党和共产党分裂。这时王乐平在武汉受到一部分山东左派青年的反对，不敢公开露面，也经顾孟余介绍来河南，任省党部举办的国民党党务训练班主任。该班的任务是训练国民党骨干，到县、市党部作反共工作。
  一九二七年六月十日，冯玉祥召集郑州会议和汪精卫会晤。六月十九日又召集徐州会议同蒋介石进行会晤。这两个会议对于促使蒋、汪合流，一致反共，起了重要作用。徐州会议之后，冯玉祥还打电报给汪精卫，催促他早日和共产党分裂。七月十五日，汪精卫在武汉召开了所谓分共会议，公开背叛了孙中山的革命道路。分共会议后不久，武汉国民党中央和国民政府即匆匆东移，合并于南京国民党，人员也很快向南京去了。在武汉设了政治分会，作为领导湘、鄂、豫三省的机构。政治分会先由顾孟余负责，我为首席秘书。后顾离开武汉，改由邓寿铨（唐生智的人）负责。在顾负责时他曾要我和他一起批阅文件（约二、三次）。
  武汉国民党背叛革命之后，汉口特别市党部和湖北省党部也立即进行了改组。我被指派为汉口特别市党部委员，兼组织部长和常务委员。梁寒操为主任委员，刘叔模、李午云是常委，戚报捷是委员兼工人部长。组织部有委员二十多人，我记得的有程中一（主任秘书）、洪本桑（科长）、王惠、张秀民、刘培毓等（都是干事）。当时组织部的主要任务是“清党”，就是把跨党的共产党员清除出国民党。具体措施是实行国民党员重新登记；凡跨党共产党员，若公开声明脱离共产党，仍可登记，承认其为国民党员，否则一律清除出国民党。记得施存统当时登报声明脱离共产党，我曾在汉口《民国日报》上发表社评《欢迎施存统同志回转家来》。
  分共会议后不久，顾孟余还要我兼任了汉口《民国日报》的总编辑。但实际上，我把总编责任委托给报馆经理石信嘉担负，我的任务是写社评。大约在不到三个月的时间内，共写了近三十篇社评。多数是反共的，少数是反蒋的。主要的标题有：《我们的回敬》，《旧把戏之加紧表演》，《我们动员了没有？》，《讨蒋与防共》，《共产党眼中之‘革命的国民党’》，《反动派给予我们的教训》，《为敌划策》，《共产党之将来》，《帝国主义、军阀、共产党》及《欢迎施存统同志回转家来》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