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图书馆

在对敌斗争中，我们是千方百计地要消灭敌人，而敌军也是相当狡猾的。他们或声东击西，突然出击；或改变规律（一般规律是敌军上午出动，却突然下午出动），变换手法，使我们一时捉摸不透，致使有些同志也常遭敌人捕杀。一九四二年代理县长王义亭同志、后坡区长王仲谋同志，一九四三年县委副书记季贤等同志，就是这样出乎意外地遭遇被俘英勇就义的。随着整个战争形势朝着有利于人民的方向发展和我们工作的顺利开展，这给我们营救被俘同志提供了有利条件。一九四三年三月驻掖城、平度两县伪治安军联合到我掖、平边区根据地扫荡，我西海地委委员、各界救国会会长柳林，青年救国会会长孙振华不幸被掖城的伪治安军二十一团俘去。地委领导闻讯后，极为关怀焦虑。地委书记吕明仁亲自指示县委书记王磊（刘德义），着其即使付出一定代价，也要营救出柳林、孙振华两同志。王磊同志为此特找到平里店伪区长战景阳同志，他是一位忠实于党，沉着机警，颇有智谋的共产党员。根据战提出的带着西海军分区司令员陈华堂、专员常溪萍写给本人和伪治安军二十一团施团副的两封信，去见施团副。在给战景阳的信中严厉指出，叫他以国家民族利益为重，设法把柳、孙两同志营救出来，否则，连本人在内全家妻儿老少，难免遭到惩处。另一封给施团副（团长魏鹏去北平伪治安军司令部开会，不在）的信中，指明形势，晓以大义，要他给自己留条后路，释放出柳、孙两人定有重赏。否则，尔后犯到我军手里，定杀不饶。措词十分尖锐。战景阳同志由于工作需要，平日和施某混得很熟，见面都是称兄道弟，战带着这两封信，到城里找到他，说明来意，哭哭啼啼，恳求他“务必给老弟一点面子，救一救老弟全家”。施认为事关重大，因为柳林、孙振华两同志被俘时，带有部分文件，尽管柳林说自己是送信的邮差，孙振华说是来此探亲访友的，坚不承认是八路干部，但伪治安军中不少人都认定他俩就是共产党。从被捕后的一些举动看，施某也觉得柳、孙二人不是一般的人员。虽然战景阳一再哀求，施终未答应，并说：“搞不好我要掉脑袋的。”过了两大，战景阳又来到施处，这次见面战哭得更加厉害，说：“这件事若办不好，注定休想活命。”并说：“这次我就住在这里了，不能回去了。这件事办好了，咱俩两全其美，你看看当今的形势，给自己留条后路有什么不好？”这次施某终于答应下来，他说：“就看在老弟面上，豁上这条老命，就办了吧！”接着战回来向县委作了汇报，带上联合准备银行的伪钞两万元，到城里当面交给了施某。柳林、孙振华同志从而得以逃出虎口，重返战斗岗位。
  一九四四年七月五日，后坡区区长王宝箴，副区长徐治臣，助理员吕品三，在该区柳园滕家村召开干部会，布置拥军优属工作。散会后，他们三人带着部分文件到村中心小学吃中午饭。正吃着饭敌军突然闯入，连同中心小学校长阎兴斋、教导主任孙允阶、教员王跃光、李荣欣、景东郊共八人（其中五人是共产党员）一同捕去，带到朱桥据点。此时我被派午城区任区委书记，同当时的午城区区长杨涛同志同是老五区的领导成员。这么多的老战友、老同事被敌俘去，心情格外沉重。我同杨涛共同认为，八同志被捕时虽被搜去部分文件，敌军抓到一定证据，但还有营救出来的可能，因为，一是整个战争形势发展对我有利；二是伪乡长大多是我们派进去的共产党员，伪区长、商会会长虽是镇内上层人物（商号经理），但他们胆小怕事，两面应付，假如我们认真起来，还是不敢不听我们的；三是日本翻译官苏军毅，虽凶残，但贪财，只要给他钱，天大的事他也敢干。后经请示县委书记赵毅川同志同意后，便找到杨和卿（我方设在据点内的敌军工作站长）和吴训臣（共产党员，凤毛寨乡伪乡长），由他俩转告杨树松（伪区长）、杨干臣（商会会长），说明领导意图，请他俩疏通翻译苏军毅，把被捕同志营救出来，二杨当时满口承诺。可是时过六七天，仍无任何消息，经查问，二杨虽在办理但很不积极，更主要是他俩想胁迫外面送部分钱和粮草到据点，说这样他俩好说话。我同杨涛得知后，又生气，又焦急。当天傍晚我同杨涛亲自到朱桥镇内找到杨树松、杨干臣，酒饭过后，我说：“我同区长来还是为了王、徐区长等八位同志的营救问题，这八位同志本来能营救出来，可你俩不积极办，还要外面送钱送粮来资敌，这是万万办不到的。”我把桌子一拍，脸一翻，说道：“我告诉你俩，由于你俩不积极办，这八位同志被鬼子杀了，我不光要你俩的脑袋，还杀你们全家，我孙仲光说到做到。”接着杨涛同志也翻了脸，拍了桌子。二杨一看我们翻了脸，态度积极起来，隔了一天就由吴训臣送出信来“办妥了，拿钱来吧！”当即派人到县政府请求要了一包袱伪钞来（是政府没收的，也未点数，事后听说约两万多元），转送给苏军毅。这样，八位同志分两批释放出来。
  貌似强大的日军，自以为武装精良，靠他的高压政策，就能征服这块大地，把整个掖北变成他的“王道乐土”。实则不然，从我们改变了斗争策略以后，尽管斗争非常艰难曲折，付出了一定的代价，但掖北这块大地却始终牢牢地掌握在中国人民手中。在驲道、平里店据点周围坚持斗争的同志，自誉为那里是有据点，无敌区。出了这两个据点、碉堡所在的围墙外，却还是中国人民的天下。从日军安设据点之日起，到据点被迫彻掉之日止，这两个镇的党支部一直在发挥着战斗堡垒作用，政令通达，各项重要救亡活动，基本上是有秩序地进行着。派干部去工作或住宿，安全得到可靠保证。离据点一两华里、三五华里的村庄，机关、部队可以安全的驻防。朱桥工作基础较差，但同据点一河之隔（约二、三百米）的河东村以及周围各村庄，工作仍然照常开展。到一九四三年午城区委机关设在离朱桥据点只隔一个小丘岭约三华里的午城前杨家村，一住就是几个月。那时的掖北，既是前方，又是后方，西海地区的兵工、被服、报社、银行、外贸、西海中学以及伤员、病号等等，在这里一住几年，安全无恙。那时几个据点的伪区乡机构，可说是我们得力的情报站，县独立营的王伦元、鲍珍以公务员的身份，长期被分别派驻在驲道、平里店两个伪区公所里。敌人大的兵力调动，要进行大的扫荡，一般都能事先得到情报，预作安排部署。有时敌军突然站队外出扫荡，也有人抢先骑着车子飞奔区委所在地送信，区委及时用鸡毛信的形式，分路一村一村的转送出去，提前有所防范。敌军出动到各村要有人迎接，就由充任伪保长的人员带着部分老弱病残假意迎接。有时我地方工作人员躲避不及，也站到里面迎接。敌军天天叫嚷要捉拿“八路”，可是往往八路”走在眼前，站到身旁，却无从知晓。敌军要各村每天都往据点送情报，伪保长（或专设应付敌人的情报员）就每天去据点报平安，或则放马后炮（“部队在我村住一宿开走了”），或则假造声势（大部队从我村经过，有大炮、有马队），迷惑敌军。
  由于这样，尽管日军表面上如何强大，也难免如同盲人骑瞎马，东碰西撞，疲于奔命，碰得头破血流。以其彻底失败而告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