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图书馆

回顾往事，人们一提到伪军、伪县区长、伪乡保长，无不横眉冷对，愤慨充满胸怀。这本是历史铸成，情理所在，无庸置疑。但这“伪”中有“真”，沙里存金。根据抗日斗争的需要，还有那么一部分共产党人和爱国志士，在我们党的领导下，以“伪”字作掩盖，象孙悟空钻进铁扇公主肚子里一样，深入到敌军腹部，闹得敌人神魂不定，坐卧不安，甚至昼夜担心大祸临头，命归西天。在那抗日战争艰苦岁月里，我在胶东掖北县（当时掖县分为掖南、掖北两个县）负责过县委敌工部的工作，担任过后坡、午城两个区的区委书记。亲身经历和目睹耳闻这些以“伪”字作掩护的内线工作同志，屡经艰险，机智勇敢，创造出许许多多奇迹般的事迹。时过四十几年，每每思及，总是萦绕脑海，不胜感慨。
  根据革命需要打入敌人内部掖县系胶东军事要塞。日军于一九三九年十月重占掖城后，从一九四○年四月到一九四一年五月，先后在掖北腹地重镇朱桥、驲道、平里店设了据点，并派有重兵据守，驲道长期驻防伪治安军一个营部、两个连队；朱桥、平里店除各有伪军一个中队（连）外，还有一个小队约二十人左右的日军。这三个据点都相距三十到三十五华里，形成一个三角形，互为犄角，妄图以军力上的优势，控制整个掖北，维护胶东大动脉烟潍公路的通行，配合招远县道头、夏甸据点和掖南县小庙后、夏邱堡等据点，对我西海地区以大泽山为依托的掖、平（度）、招（远）、莱（阳）抗日根据地的背部封锁包围。当日伪军于一九四○年在朱桥安设据点后，由于我们缺少对敌斗争的经验，凭着枪劣弹缺的三十人左右的区中队，一味的和日伪军生碰硬顶。要求群众坚决打烂伪政权；寸草不资敌；平正敌人赖以活动的交通沟壕；据点要每村每天派专人送的有无“八路”活动等情报一概不办，等等。错误的认为，这才算坚决抗战，针锋相对。从一九四一年四月起，敌军推行强化治安，频繁出击，残酷镇压。敌军从据点附近村庄开始，逐个村庄强行打通，稍有违抗，烧杀镇压。四、五两个月里，整个五区（朱桥属掖县第五区，一九四二年初分成午城、后坡两个区）儿乎时有流血，天天冒烟。两个月内敌军杀死我干、群二百余人；多数村庄都程度不同的有房屋被烧毁；胡雷于家小庄不大，几乎全被烧光；小官庄七十几户人家，四十余户的房子被烧掉。一时恐怖气氛遍及全区，群众既仇恨敌人又对我们的作法不满。五月中旬，离朱桥较远的沿海村庄后坡村和北觉孙家村，群众惊悉敌军已经出动，似有向该方向进发的意向，因怕遭敌人的烧杀，集合数百人平正我们挖的沟壕。区公安员奉命带两名战士前往劝阻，无效，当即向空中鸣枪两发，原想群众听见打枪就散去了，不料群众百余人却蜂拥而上，将我区公安员及战士扭送到埠西村后，找到当时的第五区区长杨瑞五同志，要求区长答复准许平路，并惩办区公安员。为了缓和气氛，杨区长想把群众引至邻近的后坡村，找个地方，由群众派出代表详细交谈。出乎所料，行至后坡村西，几个群众已挖好沙坑，吵嚷着要活埋区公安员，也有人叫嚷连区长一起埋了。有人喊着“反正你们（指区领导）不让我们活了，那你也休想活成”。见此危难情景，后坡乡乡长张干臣纵身跳到坑内躺下，说道，“你们要活埋公安员、区长，那就先埋我吧！”从而紧张气氛得到缓解。这个事件发生以后，县委认真进行了总结，固然这个地区群众工作基础较差，群众比较落后，坏人借群众的不满情绪从中进行煽动，但也从中悟出了一个道理，即我们在对敌斗争的策略上脱离实际，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面对凶残的敌人，只用硬碰硬的办法，收不到消灭敌人，壮大自己的效果，反而使群众蒙受不可估量的损失，招致群众的对立。为了做到“道高一尺，魔高一丈”，以极小的代价，换取最大的胜利，决定在以后的对敌斗争中，采取合法和非法、公开和隐蔽紧密结合的斗争方式。一九四一年敌人在驲道、平里店安设据点，县、区委对敌据点所在地的集镇街道以及敌据点所在集镇的党支部、行政、群众团体的人选，和对敌斗争的策略，都作了具体研究和部署。敌人要建立伪政权，就来个因势利导，把我们的干部打入进去。平里店原属第六区管辖，从伪区长到伪乡长（敌人规定全区的伪乡长都集中在据点所在地办公）几乎全是平日较为隐蔽而又较有威望、能力较强的共产党员充任。驲道据点初期的伪区长是迟殿伍，他虽不是共产党员，但忠诚可靠，他出外在东北呆过，会说几句日本话，社交活动经历较广，较为得力。区公所秘书高洪学及其他工作人员，多数都是共产党员。第七区（驲道属掖县第七区管辖）所属各乡的伪乡长，驲道镇内中心小学校长、商会会长，绝大多数也都是我们党内同志。对朱桥据点，我们也改变了做法，全区的伪乡长基本上也都换上了较有能力的共产党员担任。至于伪保长，同驲道、平里店所在区一样，一个办法是设两套班子，一套纯属我们的工作班子，另专设一两人以“伪”字作掩盖应付敌人。多数是这种做法。另一个办法是只设一个村长，敌人来到，面目一变，应付过去了事。这些钻入敌人腹部同敌人周旋的内线工作同志，深知要冒极大的风险，开始许多同志都不愿接受这项任务，经过党组织一再动员教育，为了党的事业和民族的利益，才毅然走向这个艰难的岗位。在艰苦斗争的过程中，被派出的伪区、乡长特别是伪保长，长期忍辱负重至死不屈。这些伪装在伪政权内工作的同志，终年累月地同豺狼打交道，历经艰险，屡遭苦难。情报不实，粮食未交，道路被破，送礼不到，以至招待不周，即遭到严刑毒打，有的打成残疾，或忧愤成疾。至于敌人军事失利，遇到伏击，损兵折将，恼羞成怒，更是拿这些同志当替罪羊。一九四二年秋的西周廷伏击战，敌军损失惨重，事后到该村先将伪村长打死，接着又要枪杀伪乡长、共产党员龚进茂。一九四二年二月朱桥敌军外出扫荡，在四区单山遇到伏击，被打掉七部自行车（当时敌军出动全骑自行车），狼狈跑回到了西刘家村，强要去七部车子，还开枪打死了伪村长、共产党员刘金兴，等等。掖北对敌斗争的好形势与这些默默无闻的英雄们是分不开的。
  获取准确情报相机歼敌潜入敌军腹地工作的同志一项经常性的重要任务，就是掌握准确的情报，寻找战机，密切配合主力部队，更多地消灭敌
  军的有生力量。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当时在掖北打了多次漂亮仗，来至内线的准确情报，都起了很重要的作用。如胶东五旅十四团在驲道据点夺取敌军九二式重机枪的那一仗：驲道据点敌军防守很严，但在我们打入的伪区、乡长的掩护下，我方侦察员随时可化装成民工到据点内进行侦察，敌军的武器装备、兵力配备，了如指掌。一九四一年十一月，胶东五旅十四团三营在旅首长吴克华的率领下，驻防在驲道据点周围的桥家沟村，了解到据点内的五个碉堡，平日只在中心碉堡上昼夜设岗，唯一的一挺九二式重机枪，用铁链锁在没有设岗的一个碉堡上。这个碉堡通向顶部的路口，梯蹬很窄狭，有一夫当关，万夫莫敌之势，认为如有二、三个人先控制住安放着重机枪的碉堡，部队乘隙冲入，再抢占一两个碉堡，封锁住敌军的火力，九二式重机枪定能夺得，并有可能继续扩大战果。经过研究，旅首长下了决心，制定了具体作战方案。晚间部队先秘密埋伏在靠近据点的中心小学和原李友文开设的饭馆里，天刚亮高洪学带着两个战士化装成送菜人员，隔着壕沟向据点里面的司厨人员（我党打入人员）扔菜，有意将萝卜掉进壕沟里，借到壕沟拣萝卜的机会，我武装战士从碉堡下面的小窗口里，爬进安放重机枪的碉堡内，首先控制了这座碉堡。待吊桥放下，大门开动，高洪学又带着伪装成村里来送情报的两名战士，接近了岗哨，出其不意，将其刺死，这时埋伏在小学和饭馆内的部队，迅速冲入据点内，又抢占了两个碉堡，敌我对峙，激战近半个小时，我方带着夺取的九二式重机枪，撤出了阵地。此役杀伤敌人七、八人。这一仗影响很大。在当时我军装备低劣的情况下，得这样一挺新式重机枪，真是振奋人心。事后五旅首长吴克华见到当时的区委书记王瑞琪，热情地进行表扬鼓励。不幸的是，受党重托的区长迟殿伍同志光荣牺牲。当时党组织考虑到敌人会报复，提出要迟殿伍随部队一起撤离，但迟殿伍同志认为还有些办法同敌人周旋，不至于发生意外，决意留下坚持斗争。结果被敌扣押后残遭杀害。罪名是“你整天报告平安无事，把八路都领到炮楼里来啦！还说什么平安无事。”迟殿伍同志牺牲后，由共产党员高洪学同志接任伪区长。
  另如五旅十三团的沙现伏击战。一九四三年八月的一天，驻驲道据点的伪治安军营部接到城里团部命令，要他们派一个连到小庙据点后去，行动极为机密，风丝不透，傍晚，敌军从驲道集东村强征了四匹驮骡，这引起高洪学同志的警觉。他千方百计寻风摸底，终于在晚十点多钟时探听到伪治安军一个连，第二天拂挠出发到小庙后的可靠情报。晚间，高洪学派区公所交通员王同昌到离据点约十华里的南板桥村，找到了区委书记王瑞琪同志，详细作了汇报。此时正值县独立营和五旅十三团一个营分别驻防在东西板桥村，王瑞琪当即同王同昌一起，找到县独立营长高峰同志和十三团团长聂风智同志共同听取了汇报，分析了形势，一致认为这是设伏歼敌的好机会。并决定把埋伏地点选在离据点约五华里，敌军去小庙后必经之路的沙现村。看了地形后，把兵力部署、分工和打法一一安排好。这时已是东方破晓了。敌军万万没想到，会在沙现遇到伏击。原以为此次行动严守机密，无人知晓，而且沙现离据点区么近，定然万无一失。谁知太阳刚一露头，敌人个个斜背着枪，摇摇晃晃，从据点径直南行到了沙现村，出了村正在向村南小丘岭上爬着时，一排轻、步枪弹倾泻下来，敌军回头就往沙现村里窜，埋伏在沙现村内的我军豁然跃起，齐向敌军冲杀，南北夹击，激战近一个小时，一个连的伪治安军，只跑掉十几名，我军夺得轻机枪三挺，日本造三八大盖步枪八十多支，而我却伤亡很小。此次战役后，接受迟殿伍同志被敌杀害的教训，把高洪学一齐带出去，由镇中心小学校长、共产党员杨质彬同志充任七区伪区长。
  其它，如一九四二年秋在离驲道据点八华里的西周廷村伏击战，杀伤敌军二十余名，缴获轻机枪一挺，步枪三支，战马两匹；一九四三年五月和八月，在靠近平里店据点不到八华里的金塚埠和曹家埠，县独立营分别设伏，各缴获烧毁敌军汽车两辆，歼敌一部。这些仗是打得干净利落，出奇制胜，这都是依靠我们派往敌军腹部工作的同志，准确而及时地提供可靠的情报，使我军紧紧掌握了战役的主动权，才取得了战斗胜利的。
  运用伪身份的方便条件组织惩办民族败类在抗击日本侵略军的年代中，认贼作父的民族败类，为数极少，但危害却相当大。他们发展伪组织，为敌作密探，甘当敌军耳目、爪牙，为敌出谋划策，鱼肉人民，残害无辜。平里店新民会会长赵梅村，就是敌军的一条忠实走狗。他跟着日军学舌，叫嚷“中日亲善，共存共荣”。竭力诽谤我军，挑拨军民关系；发展新民会这个汉奸组织。我方几次想除掉这个败类，均未得到妥善时机。一九四二年，赵梅村脖子后面长了一个毒疮，多日医治无效，疼痛得厉害。这时邻近据点约一华里左右的柳行村，共产党员郝风太在村里开了一个诊所。经过分析研究，决定用将赵梅村引到柳行郝风太诊所医治毒疮的机会，密秘把他处死。首先由我们派到伪区公所工作的同志，向其靠近，假意关怀，促其去柳行村诊所治疗，赵梅村开始表示不敢轻易外出，怕遇不测。经过再三劝解，他方表示愿意同往。正在诊所诊断中，我方预设的武装便衣蒋华亭假装肚子疼，由另一武装便衣赵克全搀扶着，哼呀哼呀地闯进了诊所，顺手将赵梅村按住，用匕首将其处死。闹得敌军莫名其妙，无从追究。
  朱桥据点新民会会长夏某，卖力地进行反动宣传和发展新民会组织。此时朱桥镇内和附近村庄，几个烟鬼赌棍和不务正业的家伙，已开始同他交往接触，有的已正式发展成为新民会会员。除掉这个坏家伙已是迫不及待。最后商定了一个除恶的办法，由我派驻伪区公所的人员，合伙同他一起出来赶集（朱桥每逢旧历五、十赶集），由我预伏化装赶集的武装便衣，在集上就地把他枪杀了。接着对同他接触或被发展的新民会会员，分别进行教育和视情节轻重予以惩处。从此，掖北几个重要据点发展新民会组织，扩展敌军耳目、爪牙的阴谋被彻底摧垮了。
  朱桥据点日军密探尹若毅，是五区埠南尹家村人，是条地头蛇，也是个亡命徒。自幼游手好闲，流氓成性，当了日军密探后，坏上加坏，到处敲诈勒索，六亲不认，集镇乡里，无不恨之入骨。为了除掉这个恶棍，由我们派驻据点的伪乡长，联名到日军那里告他的状，罪状是：即尹若毅假借日军名义，到处敲诈勒索；行为不轨，晚间不回据点睡觉，在镇上串门子，搞女人。外加一条是有通八路的重大嫌疑。当时日军正在怀疑，
  为什么有些行动八路会事先得到情报，内部定有变故。日军见到这个联名呈状，把疑点集中在尹若毅身上，当即抓起无容分辨，就地枪决了。除掉这个罪恶累累的汉奸，真乃大快人心。
  利用关系营救同志出虎口
  在对敌斗争中，我们是千方百计地要消灭敌人，而敌军也是相当狡猾的。他们或声东击西，突然出击；或改变规律（一般规律是敌军上午出动，却突然下午出动），变换手法，使我们一时捉摸不透，致使有些同志也常遭敌人捕杀。一九四二年代理县长王义亭同志、后坡区长王仲谋同志，一九四三年县委副书记季贤等同志，就是这样出乎意外地遭遇被俘英勇就义的。随着整个战争形势朝着有利于人民的方向发展和我们工作的顺利开展，这给我们营救被俘同志提供了有利条件。一九四三年三月驻掖城、平度两县伪治安军联合到我掖、平边区根据地扫荡，我西海地委委员、各界救国会会长柳林，青年救国会会长孙振华不幸被掖城的伪治安军二十一团俘去。地委领导闻讯后，极为关怀焦虑。地委书记吕明仁亲自指示县委书记王磊（刘德义），着其即使付出一定代价，也要营救出柳林、孙振华两同志。王磊同志为此特找到平里店伪区长战景阳同志，他是一位忠实于党，沉着机警，颇有智谋的共产党员。根据战提出的带着西海军分区司令员陈华堂、专员常溪萍写给本人和伪治安军二十一团施团副的两封信，去见施团副。在给战景阳的信中严厉指出，叫他以国家民族利益为重，设法把柳、孙两同志营救出来，否则，连本人在内全家妻儿老少，难免遭到惩处。另一封给施团副（团长魏鹏去北平伪治安军司令部开会，不在）的信中，指明形势，晓以大义，要他给自己留条后路，释放出柳、孙两人定有重赏。否则，尔后犯到我军手里，定杀不饶。措词十分尖锐。战景阳同志由于工作需要，平日和施某混得很熟，见面都是称兄道弟，战带着这两封信，到城里找到他，说明来意，哭哭啼啼，恳求他“务必给老弟一点面子，救一救老弟全家”。施认为事关重大，因为柳林、孙振华两同志被俘时，带有部分文件，尽管柳林说自己是送信的邮差，孙振华说是来此探亲访友的，坚不承认是八路干部，但伪治安军中不少人都认定他俩就是共产党。从被捕后的一些举动看，施某也觉得柳、孙二人不是一般的人员。虽然战景阳一再哀求，施终未答应，并说：“搞不好我要掉脑袋的。”过了两大，战景阳又来到施处，这次见面战哭得更加厉害，说：“这件事若办不好，注定休想活命。”并说：“这次我就住在这里了，不能回去了。这件事办好了，咱俩两全其美，你看看当今的形势，给自己留条后路有什么不好？”这次施某终于答应下来，他说：“就看在老弟面上，豁上这条老命，就办了吧！”接着战回来向县委作了汇报，带上联合准备银行的伪钞两万元，到城里当面交给了施某。柳林、孙振华同志从而得以逃出虎口，重返战斗岗位。
  一九四四年七月五日，后坡区区长王宝箴，副区长徐治臣，助理员吕品三，在该区柳园滕家村召开干部会，布置拥军优属工作。散会后，他们三人带着部分文件到村中心小学吃中午饭。正吃着饭敌军突然闯入，连同中心小学校长阎兴斋、教导主任孙允阶、教员王跃光、李荣欣、景东郊共八人（其中五人是共产党员）一同捕去，带到朱桥据点。此时我被派午城区任区委书记，同当时的午城区区长杨涛同志同是老五区的领导成员。这么多的老战友、老同事被敌俘去，心情格外沉重。我同杨涛共同认为，八同志被捕时虽被搜去部分文件，敌军抓到一定证据，但还有营救出来的可能，因为，一是整个战争形势发展对我有利；二是伪乡长大多是我们派进去的共产党员，伪区长、商会会长虽是镇内上层人物（商号经理），但他们胆小怕事，两面应付，假如我们认真起来，还是不敢不听我们的；三是日本翻译官苏军毅，虽凶残，但贪财，只要给他钱，天大的事他也敢干。后经请示县委书记赵毅川同志同意后，便找到杨和卿（我方设在据点内的敌军工作站长）和吴训臣（共产党员，凤毛寨乡伪乡长），由他俩转告杨树松（伪区长）、杨干臣（商会会长），说明领导意图，请他俩疏通翻译苏军毅，把被捕同志营救出来，二杨当时满口承诺。可是时过六七天，仍无任何消息，经查问，二杨虽在办理但很不积极，更主要是他俩想胁迫外面送部分钱和粮草到据点，说这样他俩好说话。我同杨涛得知后，又生气，又焦急。当天傍晚我同杨涛亲自到朱桥镇内找到杨树松、杨干臣，酒饭过后，我说：“我同区长来还是为了王、徐区长等八位同志的营救问题，这八位同志本来能营救出来，可你俩不积极办，还要外面送钱送粮来资敌，这是万万办不到的。”我把桌子一拍，脸一翻，说道：“我告诉你俩，由于你俩不积极办，这八位同志被鬼子杀了，我不光要你俩的脑袋，还杀你们全家，我孙仲光说到做到。”接着杨涛同志也翻了脸，拍了桌子。二杨一看我们翻了脸，态度积极起来，隔了一天就由吴训臣送出信来“办妥了，拿钱来吧！”当即派人到县政府请求要了一包袱伪钞来（是政府没收的，也未点数，事后听说约两万多元），转送给苏军毅。这样，八位同志分两批释放出来。
  貌似强大的日军，自以为武装精良，靠他的高压政策，就能征服这块大地，把整个掖北变成他的“王道乐土”。实则不然，从我们改变了斗争策略以后，尽管斗争非常艰难曲折，付出了一定的代价，但掖北这块大地却始终牢牢地掌握在中国人民手中。在驲道、平里店据点周围坚持斗争的同志，自誉为那里是有据点，无敌区。出了这两个据点、碉堡所在的围墙外，却还是中国人民的天下。从日军安设据点之日起，到据点被迫彻掉之日止，这两个镇的党支部一直在发挥着战斗堡垒作用，政令通达，各项重要救亡活动，基本上是有秩序地进行着。派干部去工作或住宿，安全得到可靠保证。离据点一两华里、三五华里的村庄，机关、部队可以安全的驻防。朱桥工作基础较差，但同据点一河之隔（约二、三百米）的河东村以及周围各村庄，工作仍然照常开展。到一九四三年午城区委机关设在离朱桥据点只隔一个小丘岭约三华里的午城前杨家村，一住就是几个月。那时的掖北，既是前方，又是后方，西海地区的兵工、被服、报社、银行、外贸、西海中学以及伤员、病号等等，在这里一住几年，安全无恙。那时几个据点的伪区乡机构，可说是我们得力的情报站，县独立营的王伦元、鲍珍以公务员的身份，长期被分别派驻在驲道、平里店两个伪区公所里。敌人大的兵力调动，要进行大的扫荡，一般都能事先得到情报，预作安排部署。有时敌军突然站队外出扫荡，也有人抢先骑着车子飞奔区委所在地送信，区委及时用鸡毛信的形式，分路一村一村的转送出去，提前有所防范。敌军出动到各村要有人迎接，就由充任伪保长的人员带着部分老弱病残假意迎接。有时我地方工作人员躲避不及，也站到里面迎接。敌军天天叫嚷要捉拿“八路”，可是往往八路”走在眼前，站到身旁，却无从知晓。敌军要各村每天都往据点送情报，伪保长（或专设应付敌人的情报员）就每天去据点报平安，或则放马后炮（“部队在我村住一宿开走了”），或则假造声势（大部队从我村经过，有大炮、有马队），迷惑敌军。
  由于这样，尽管日军表面上如何强大，也难免如同盲人骑瞎马，东碰西撞，疲于奔命，碰得头破血流。以其彻底失败而告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