赣州市图书馆 内容
私有制封建土地所有制土地占有几千年来，封建地主阶级不择手段地占有大量土地，成为他们残酷剥削农民的主要手段。据全县土地改革统计资料，占总户数0.08％的地主、富农、高利贷者和官吏等，却拥有总耕地面积的44.87％；而占总户数99.92％的自耕农、佃农和其他劳动者，只拥有总耕地面积的55.13％。
[=此处为表格（土地改革前耕地权属情况表表4—1）=] 单位：亩土地买卖出卖土地者大多数是为生计所迫的农民，买者多为地主、富农或商人。民国时期玉鹭乡首富刘裔濂，买进良田500多亩。土地买卖手续大致是：卖者写立卖契，载明土地坐落地名四至、而积及土地价格，在场人同时签名画押，交买主收存，然后买者到县署登记验契，作为管业依据。土地价格视土质、水利条件以及当时物价情况，由买卖双方面定。
[=此处为表格（民国30—34年部分乡地价表表4—2）=] 地价单位：法币元/市亩土地典当一些自耕农或半佃农迫于生计，为了保留土地所有权，低于卖价典当给承当人，届期可按原价赎回，若典当人无力赎回，需延期，则由承典人继续使用，若死当，则转当为卖，所有权则移交承典人。
土地租赁其形式主要有永佃、定期佃、不定期佃三种。租种土地的农民必须向地主交纳地租。佃租有钱、谷两种：钱租在民国中期是上等田每亩交银元4元、中等3元、下等2元，民国后期因货币贬值，多将钱租改为谷租；谷租为上等田每亩3市担（也有高达4市担的）、中等田2.5市担、下等田2市担（也有对半租或四六、三七分成的，即地主得五、四、三成，佃户得五、六、七成）。多属“铁板租”不论丰歉，租谷不能少。
农民土地所有制打土豪分田地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县境东北和南部部分地区成立了苏维埃政权。1926年起开展了“二五”减租斗争，实行减租减息。1930—1932年间，县境苏区开展了打土豪、分田地运动，将没收地主、富农的田地，分配给无地和少地的农民。以原耕为基础，采取抽多补少的方法，按人平均分田，土地归农民所有。
1934年中央红军北上长征，地主还乡团向农民进行反攻倒算，又夺去了农民所分得的田地，使农民仍陷于封建土地所有制的剥削中。
[=此处为表格（苏区部分乡分田情况表表4—3）=] 扶植自耕农民国30年（1941）蒋经国将扶植自耕农，实行耕者有其田列为建设新赣南的一项重要内容。在赣县斜下塅（今赣州市沙石吉埠村）创办示范区，经过土地调查、土地登记、地价评定、土地征收、土地放领等步骤，扶植自耕农。即强迫地主放弃土地，由农民银行贷放扶植自耕农款补偿，实行农地购赎的办法，使绝大多数自耕农由土地使用者转变为土地所有者。
土地改革建国后，1950年开始土地改革运动。同年12月1日成立赣县土地改革委员会，随即在江口、南塘、龙口、茅店和水西区进行第一期土地改革。1951年12月，在其余各区进行第二期土地改革。1952年，先后两批在全县进行了土地改革复查工作。整个土地改革运动历时两年多，于1953年3月全部结束。在土地改革中，全县共没收地主的土地和征收富农出租的土地以及祠堂、寺庙、教堂、学校等在农村的土地计349384亩，占全县总耕地面积的45.02％，共分配给50700户无地或少地农民，还将没收的耕牛23319头、房屋24066间、农具40477件、稻谷及衣服等分配给农民。从而，消灭了封建土地所有制，实现“耕者有其田”的农民土地所有制。
农业互助组土地改革后，广大农民按照自愿互利的原则，先后组织季节性互助组和常年性互助组。1951年3月，江口区江口村办起了全县第一个季节性的李通丰互助组。继之，有沙石区吉埠村的王诗椿，水西区的曾桂英、王万湘、温秀英等常年性互助组。1951年底全县以农业劳动模范为核心，共建立农业互助组1142个，参加农户8423户，占农户的12.54％。至1954年6月，已有常年性互助组1228个，参加农户7831户，季节性互相组4368个，农户25000户，占总农户的42％。农业互助组一般是山七八户或十几户组成，采用劳动互助的形式，即主要农活共同劳动，耕牛劳力出工多少，统一计工，年终结算，按工补差，以平衡组员换工互助所产生的差异，生产资料仍然归组员私有。
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 1953年2月，沙石区吉埠乡王诗椿、曾照煜两个常年性互助组合并建立赣南第一个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同年底全县共建立起3个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1954年发展到139个，入社农户达3074户，占总农户的4.2％。1955年底，共建社1885个，入社农户占总农户的80.4％，基本实现农业初级合作化。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的规模，一般十几户至二三十户，设社务委员会，下分作业组，实现民主管理。土地、耕牛、大中型农具折价作股入社分红，农家肥料随时折价投入，年终兑现。社员集体劳动，评工记分，年终分配，在总收入中除去生产费、管理费、国家税收和集体积累后，其纯收入按劳力和土地六四或七三比例分配到户。
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建立，依靠集体的力量战胜自然灾害，促进了生产发展。1953年，吉埠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战胜4次水灾和1次旱灾，稻谷收获量仍比1952年互助组增产14.7％，并且创造了亩产815.9斤的高产记录。1954年湖边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粮食产量比互助组增产27％。
第二节公有制土地集体所有制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 1955年12月，沙石区吉埠乡王诗椿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吸收社外农户100户，试办赣南第一个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称“高级社”，下同）时称“吉埠集体农庄”。接着在湖边区蟠龙乡、茅店区田心乡相继办起了高级社。1956年上半年，全县共建社428个，入社农户占97％。至1957年11月，入社农户上升到75378户，占总农户的99.6％。全县仅有315户“单干户”尚未入社。高级社取消土地分红，土地、耕牛和大、中型农具为集体所有，实行评工记分，按劳分配的制度。高级社设社管理委员会和监察委员会，配有主任1人，副主任2—4人及会计、保管、出纳等不脱产管理人员。
高级社的建立，完成了对个体农业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经过土地改革和互助合作，两度改变生产关系，加速了农业生产的发展，农业产值由1949年的2611万元，增加到1957年的3076万元，比1949年增长17.81％。
人民公社 1958年8月22日，全县把428个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合并为18个人民公社。人民公社为政社合一组织，人民公社初期以社为核算单位，实行工资制和供给制相结合的分配办法，实行组织军事化、行动战斗化、生活集体化。人民公社普遍办有公共食堂，田间生产和农田水利建设搞“大兵团作战”，各地出现“高指标”、“高产量”、“高征购”的浮夸风。1958年12月，由以公社为核算单位改为以管理区（后改称生产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1961年对社队规模作了调整，对“大跃进”产生的“共产风”进行了全面清理和组织退赔。1962年4月，全县贯彻中共中央《关于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草案）》将以大队为核算单位改为以生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的“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集体经济体制，全面解散公共食堂，加强与改善经营管理。同时，分给社员少量的自留地和饲料地，对偏僻山区的闲散地和荒地还实行了包产到户。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农村开展“农业学大寨运动”，批判“三自一包”、“工分挂帅”，把家庭副业和自留地当作“资本主义尾巴”割掉，推行“大寨政治评分”，压抑了农民积极性，阻碍了生产的发展。人民公社期间，虽在农田基本建设、农业技术推广、公路建设等方面取得了显著成效。但由于长期实行分配上的平均主义，严重挫伤了农民积极性，致使农业生产发展缓慢，1958—1968年农业总产值徘徊在2422万元—3743万元之间。1968年后生产虽有回升，但增长速度仍不够大，至1978年农业产值仅增至5394万元。
农业生产责任制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在农村逐步推行各种形式的生产责任制。1979年许多生产队分成若干作业组，实行临时分段包工。到年底则发展为常年包工包产，这种联产承包责任制占全县生产队数的61％。1981年取消生产队的核算单位，将土地按人口平均分配，直接承包到户，为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土地仍为集体所有制，归农民使用。由于经营管理权下放到户，极大地调动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农民生产自主，产品大幅度增长，口粮普遍解决，实际收入不断增加，1984年全县农业生产责任制进一步完善，各种形式的专业承包户大量涌现。年底有粮食、甘蔗、烤烟、蔬菜、养殖、采矿、加工修理、建筑、运输、商业、医务等各类专业户、重点户9329户，各种经济联合体249个。农业生产责任制的分配形式为：除完成国家分配的征购粮任务和上缴集体提留（包括公益、公积金和管理费）外，所余粮食和现金全部归承包户所有，农民开始富裕起来了。1985年农业总产值达到11039万元，比1978年增长48.09％，比1949年增长1.51倍；粮食总产量达27887万斤，比1978年增长15.3％，比1949年增长86.26％；粮食单产达931斤，比1978年增长24.4％，比1949年提高1.26倍；人均纯收入达276元，比1978年提高80.49％。
土地全民所有制民国时期，县境内有公办江西稻作试验场和江西第二区农场。
建国后，于1951年3月在水西区善边村建立县国营农场，耕地面积10亩。1952年县农场迁沙石区吉埠村，耕地面积165亩。1953年归地区农科所。
1959年在沙石公社新路大队建立县农科所。1961年6月，县农科所迁江口公社山田与县试验农场合并，耕地400余亩。1963年县试验农场改为县蚕桑场，县农科所迁五云公社五云大队与县良种繁殖场合併。1972年撤消县良种繁殖场，保留县农科所至今。
1984年，全县国营场、圃、所共有6个，即县畜牧良种场（1970年建在县城北郊，初为县第一养猪场，1975年改名）、县种牛场（1970年建在大埠乡杨雅村，初为县第二养猪场，1976年改今名，1984年并入县畜牧良种场）、县鱼种场（1957年建在沙石吉埠村）、县果树苗圃（1980年由县蚕桑场、焦林分场改称）、县农科所（在五云）县种蜂场（1980年建在县城）。
[=此处为表格（土地改革前耕地权属情况表表4—1）=] 单位：亩土地买卖出卖土地者大多数是为生计所迫的农民，买者多为地主、富农或商人。民国时期玉鹭乡首富刘裔濂，买进良田500多亩。土地买卖手续大致是：卖者写立卖契，载明土地坐落地名四至、而积及土地价格，在场人同时签名画押，交买主收存，然后买者到县署登记验契，作为管业依据。土地价格视土质、水利条件以及当时物价情况，由买卖双方面定。
[=此处为表格（民国30—34年部分乡地价表表4—2）=] 地价单位：法币元/市亩土地典当一些自耕农或半佃农迫于生计，为了保留土地所有权，低于卖价典当给承当人，届期可按原价赎回，若典当人无力赎回，需延期，则由承典人继续使用，若死当，则转当为卖，所有权则移交承典人。
土地租赁其形式主要有永佃、定期佃、不定期佃三种。租种土地的农民必须向地主交纳地租。佃租有钱、谷两种：钱租在民国中期是上等田每亩交银元4元、中等3元、下等2元，民国后期因货币贬值，多将钱租改为谷租；谷租为上等田每亩3市担（也有高达4市担的）、中等田2.5市担、下等田2市担（也有对半租或四六、三七分成的，即地主得五、四、三成，佃户得五、六、七成）。多属“铁板租”不论丰歉，租谷不能少。
农民土地所有制打土豪分田地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县境东北和南部部分地区成立了苏维埃政权。1926年起开展了“二五”减租斗争，实行减租减息。1930—1932年间，县境苏区开展了打土豪、分田地运动，将没收地主、富农的田地，分配给无地和少地的农民。以原耕为基础，采取抽多补少的方法，按人平均分田，土地归农民所有。
1934年中央红军北上长征，地主还乡团向农民进行反攻倒算，又夺去了农民所分得的田地，使农民仍陷于封建土地所有制的剥削中。
[=此处为表格（苏区部分乡分田情况表表4—3）=] 扶植自耕农民国30年（1941）蒋经国将扶植自耕农，实行耕者有其田列为建设新赣南的一项重要内容。在赣县斜下塅（今赣州市沙石吉埠村）创办示范区，经过土地调查、土地登记、地价评定、土地征收、土地放领等步骤，扶植自耕农。即强迫地主放弃土地，由农民银行贷放扶植自耕农款补偿，实行农地购赎的办法，使绝大多数自耕农由土地使用者转变为土地所有者。
土地改革建国后，1950年开始土地改革运动。同年12月1日成立赣县土地改革委员会，随即在江口、南塘、龙口、茅店和水西区进行第一期土地改革。1951年12月，在其余各区进行第二期土地改革。1952年，先后两批在全县进行了土地改革复查工作。整个土地改革运动历时两年多，于1953年3月全部结束。在土地改革中，全县共没收地主的土地和征收富农出租的土地以及祠堂、寺庙、教堂、学校等在农村的土地计349384亩，占全县总耕地面积的45.02％，共分配给50700户无地或少地农民，还将没收的耕牛23319头、房屋24066间、农具40477件、稻谷及衣服等分配给农民。从而，消灭了封建土地所有制，实现“耕者有其田”的农民土地所有制。
农业互助组土地改革后，广大农民按照自愿互利的原则，先后组织季节性互助组和常年性互助组。1951年3月，江口区江口村办起了全县第一个季节性的李通丰互助组。继之，有沙石区吉埠村的王诗椿，水西区的曾桂英、王万湘、温秀英等常年性互助组。1951年底全县以农业劳动模范为核心，共建立农业互助组1142个，参加农户8423户，占农户的12.54％。至1954年6月，已有常年性互助组1228个，参加农户7831户，季节性互相组4368个，农户25000户，占总农户的42％。农业互助组一般是山七八户或十几户组成，采用劳动互助的形式，即主要农活共同劳动，耕牛劳力出工多少，统一计工，年终结算，按工补差，以平衡组员换工互助所产生的差异，生产资料仍然归组员私有。
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 1953年2月，沙石区吉埠乡王诗椿、曾照煜两个常年性互助组合并建立赣南第一个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同年底全县共建立起3个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1954年发展到139个，入社农户达3074户，占总农户的4.2％。1955年底，共建社1885个，入社农户占总农户的80.4％，基本实现农业初级合作化。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的规模，一般十几户至二三十户，设社务委员会，下分作业组，实现民主管理。土地、耕牛、大中型农具折价作股入社分红，农家肥料随时折价投入，年终兑现。社员集体劳动，评工记分，年终分配，在总收入中除去生产费、管理费、国家税收和集体积累后，其纯收入按劳力和土地六四或七三比例分配到户。
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建立，依靠集体的力量战胜自然灾害，促进了生产发展。1953年，吉埠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战胜4次水灾和1次旱灾，稻谷收获量仍比1952年互助组增产14.7％，并且创造了亩产815.9斤的高产记录。1954年湖边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粮食产量比互助组增产27％。
第二节公有制土地集体所有制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 1955年12月，沙石区吉埠乡王诗椿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吸收社外农户100户，试办赣南第一个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称“高级社”，下同）时称“吉埠集体农庄”。接着在湖边区蟠龙乡、茅店区田心乡相继办起了高级社。1956年上半年，全县共建社428个，入社农户占97％。至1957年11月，入社农户上升到75378户，占总农户的99.6％。全县仅有315户“单干户”尚未入社。高级社取消土地分红，土地、耕牛和大、中型农具为集体所有，实行评工记分，按劳分配的制度。高级社设社管理委员会和监察委员会，配有主任1人，副主任2—4人及会计、保管、出纳等不脱产管理人员。
高级社的建立，完成了对个体农业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经过土地改革和互助合作，两度改变生产关系，加速了农业生产的发展，农业产值由1949年的2611万元，增加到1957年的3076万元，比1949年增长17.81％。
人民公社 1958年8月22日，全县把428个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合并为18个人民公社。人民公社为政社合一组织，人民公社初期以社为核算单位，实行工资制和供给制相结合的分配办法，实行组织军事化、行动战斗化、生活集体化。人民公社普遍办有公共食堂，田间生产和农田水利建设搞“大兵团作战”，各地出现“高指标”、“高产量”、“高征购”的浮夸风。1958年12月，由以公社为核算单位改为以管理区（后改称生产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1961年对社队规模作了调整，对“大跃进”产生的“共产风”进行了全面清理和组织退赔。1962年4月，全县贯彻中共中央《关于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草案）》将以大队为核算单位改为以生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的“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集体经济体制，全面解散公共食堂，加强与改善经营管理。同时，分给社员少量的自留地和饲料地，对偏僻山区的闲散地和荒地还实行了包产到户。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农村开展“农业学大寨运动”，批判“三自一包”、“工分挂帅”，把家庭副业和自留地当作“资本主义尾巴”割掉，推行“大寨政治评分”，压抑了农民积极性，阻碍了生产的发展。人民公社期间，虽在农田基本建设、农业技术推广、公路建设等方面取得了显著成效。但由于长期实行分配上的平均主义，严重挫伤了农民积极性，致使农业生产发展缓慢，1958—1968年农业总产值徘徊在2422万元—3743万元之间。1968年后生产虽有回升，但增长速度仍不够大，至1978年农业产值仅增至5394万元。
农业生产责任制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在农村逐步推行各种形式的生产责任制。1979年许多生产队分成若干作业组，实行临时分段包工。到年底则发展为常年包工包产，这种联产承包责任制占全县生产队数的61％。1981年取消生产队的核算单位，将土地按人口平均分配，直接承包到户，为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土地仍为集体所有制，归农民使用。由于经营管理权下放到户，极大地调动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农民生产自主，产品大幅度增长，口粮普遍解决，实际收入不断增加，1984年全县农业生产责任制进一步完善，各种形式的专业承包户大量涌现。年底有粮食、甘蔗、烤烟、蔬菜、养殖、采矿、加工修理、建筑、运输、商业、医务等各类专业户、重点户9329户，各种经济联合体249个。农业生产责任制的分配形式为：除完成国家分配的征购粮任务和上缴集体提留（包括公益、公积金和管理费）外，所余粮食和现金全部归承包户所有，农民开始富裕起来了。1985年农业总产值达到11039万元，比1978年增长48.09％，比1949年增长1.51倍；粮食总产量达27887万斤，比1978年增长15.3％，比1949年增长86.26％；粮食单产达931斤，比1978年增长24.4％，比1949年提高1.26倍；人均纯收入达276元，比1978年提高80.49％。
土地全民所有制民国时期，县境内有公办江西稻作试验场和江西第二区农场。
建国后，于1951年3月在水西区善边村建立县国营农场，耕地面积10亩。1952年县农场迁沙石区吉埠村，耕地面积165亩。1953年归地区农科所。
1959年在沙石公社新路大队建立县农科所。1961年6月，县农科所迁江口公社山田与县试验农场合并，耕地400余亩。1963年县试验农场改为县蚕桑场，县农科所迁五云公社五云大队与县良种繁殖场合併。1972年撤消县良种繁殖场，保留县农科所至今。
1984年，全县国营场、圃、所共有6个，即县畜牧良种场（1970年建在县城北郊，初为县第一养猪场，1975年改名）、县种牛场（1970年建在大埠乡杨雅村，初为县第二养猪场，1976年改今名，1984年并入县畜牧良种场）、县鱼种场（1957年建在沙石吉埠村）、县果树苗圃（1980年由县蚕桑场、焦林分场改称）、县农科所（在五云）县种蜂场（1980年建在县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