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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嘉靖卅四年（1555）《南康县志》序邑志既成编，双峰山人昭文复申言之。言曰：兹志也，聊以备一邑未成之书己乎？夫奚足为志也，杞宋无征，夏殷难言。兹南埜为邑，自西汉始，乃汉事寥寥；虽唐之中叶，罔所记述，是以君子深憾焉！先是郡推竹潭冼公，视篆兹邑，欲稽往典而无从也。因叹邑无专志，匪以垂训。诹日，将币，以成事嘱余。余不敏，固谢不莸，乃夙夜殚心，平好恶，公取舍，旁搜载籍，而又兼听乎故老野叟，经生学子之谈。其所根据，大率惟新旧郡乘所志之邑事，而各以其类节之：为图三，为卷十有三，为目四十。于是沿革之由，天文地理之故，民风、食货、建置、典礼、政教之详，以及夫职官选举、名贤孝节之行、咸彬彬汇见。述故事而整齐之，或一二讹者正之，遗者续之，其间增定损益者无几，如：学政、社学、社仓、兵防、里社乡厉之制，余尝窃取其义反复，一篇之中，三致意焉！宦绩有书贤不能忘也；人物无所增焉，公论俟久而定也；书孝行者录一节也，续贞节三人焉，循众以招隐也；诗文特志，不欲以文淆事也；终之寺观焉；外邪崇正，则杂说在所略矣。嗟夫，兹惟艰哉！炫文词者，失之浮；任质素者失之野；尚同者博爱而不精；怀刻者轻视而不广。是故广而弗刻，精而弗同，文而弗浮，质而弗野。不怵势利，不比亲暱，不安近习，不扰凡言，夫然后足以述往诏来，或庶几乎志也。余奚有一？于是窃愿学而未能焉。余故曰：平好恶、公取舍，聊以备一邑未成之书己乎！或者曰：里社乡厉诸篇制也，牌法乡约于志例何居？曰：邑有志犹国有史，所谓记事之书也。然事岂有先于人心风俗者乎？我圣祖宪天立极，稽古图治，体井里之遗意，而有里社乡厉之制，所以联属人心、移易风俗、垂之万世无敝者，迨文具徒存。民涣而风颓，诸政之敝也，亦必由之。阳明王公节制斯土，又体里社之遗意，而为之牌法乡约焉。其法约，其治广。君子宜于斯及生于斯者，能举而措之，宣之以德意，酌之以时宜，行之以诚信，修之以和睦。由是而里社复焉，乡厉、社学、社仓、兵防诸政行焉。即闾里之人蔼然一家、一体之爱，而无有乎悖逆、侵凌、淫荡、忍昧之非，以征公论，以成德艺，以兴礼乐，以均赋役，以防奸宄。事固有举其一而诸善从，是故君子惟本之当务，不然，亦奚取于志？兹举也，冼公实介厥始，方属稿而见曰：曾公令尹兹邑，募工锓梓，式成厥终。曾公壮年茂学，雅志贞守，为政知大体而孚上下。及梓人告成，适大中丞周潭汪公，奉命临虔右，文饬武慨，然有慕于阳明先生之政，而以民风为首，务兵宪。让溪游公，省风作士，秉政协谋。郡守严潭王公，承德美而布之，惟教养是图，所谓正人心而厚风俗，固赖当路君子，得我心之同然也。然则兹志之所属望焉者，岂但讬诸空言而巳哉？！时，同事纂修庠士赖资锦，阳曜，吴学夔、奚元吉；而缮写成书，则郭日贡，因饼书之。
  明嘉靖卅四年乙卯五月既望，进士刑部陕西清吏司员外郎邑人刘昭文汝简撰。
  清乾隆十八年（1753）《南康县志》序或曰：“邑之有志，犹家之有谱。谱有大宗、小宗；志有统志、省志、郡志、县志。统志者，大宗也；省志郡志者，别子与继别子之宗；县志者，则继弥之宗也。”或曰：“志史之流也，其事掌于小史、外史。”二说互参，皆见“志”、“乘”之匪轻。余少读书牖下。于《禹贡》、《周礼》诸书，尝致意焉。盖久矣，知“志”“乘”之有自来也。岁甲子（1744），奉简命，出宰南康。南康据豫章上游，汉为南埜，吴为南安，晋曰南康。今南康仍前晋也。余至其地，访其故事，杳不可稽。而前贤往哲之风流轶事，间有存于灵岩古洞间。急取县志阅之，悉皆民间缮本，字多鱼承；其阙不可考者，固已多矣！即欲取而新之。而一官初服，所费不赀，何能卒办？为踌躇者久之。会屠维大荒落开府征志之檄适至，而郡伯游使君殷殷属意，爱集邑之师儒耆宿，语之曰：南康秀峰壁立，九日称灵，蓉江、蕉水之胜，实产贤哲田师孟、阳孝本之高风，王时习、蔡彬、张翼、刘双峰辈之才品文章。他如来仪之忠，和甫之孝，邦镇正诚，用中之宦绩，其蔚蔚彪炳千古者，又未易更仆数也。“志”“乘”可不急与？诸君子曰：诺！已而复商于诸君子曰：“凡事，耑则易任，分则易成。“志”载事冗，各分一则可乎？”诸君子曰：善！乃分厥所事。问：“畴司凡例，事考？”佥曰：“蔡君韶清”。“畴司天文？”佥曰：“蔡君恒继”。“畴司地舆？”佥曰：“李君逢芹；赖君元登；李君逢邰”。“畴司营建？”佥曰：“王君崇晖，李君日讲；赖君梦阁；蔡君新柏；王君聘”。“畴司赋役？”佥曰：“王君永选”。“畴司职官？”佥曰：“赖君蟠”。“畴司礼乐？”佥曰：“儒学张君俞君苏”。“畴司选举？”佥曰：“李君逢清”。“畴司祥异？”佥曰：“刘君向纯”。至于详加考核，则余综其成，汇其旧；而求润色于郡伯游使君焉。今余奉召入觐，行将改调，未呈刊布，然幸纂述已定，草创已成。分野、占侯、天道显然；疆域形胜、城垣庙社、建置沿革、地理跃然；官师、学校、选举、赋役、人物、风俗、食货、人事昭然。上之军国之典制，下之闾阎之纤细，莫不毕具。眎昔之残缺谬误，其相去为何如耶？是固南康之幸，而徴诸君子之力不及，此余心慰矣。可无一言以纪之，因不揣荒陋，勉辍数语，以志余耿耿不齿之意云。
  礼部进士·文林郎·知南康县事邓兰撰清乾隆十八年（1753）《南康县志》跋邑之有志，山川形胜，要冲阻险，其一定也。城郭、疆域、道途、沟渎，或数十百世而间易矣。至于人事之废兴，政治之权宜，制法之因革，民物之变迁，风俗之推移，则又随时而异焉。若夫地当四达之衢，邑小而冲，兵寇易祸，土著多杂尤难。如奥区天府，多数千年不坏之族，根蟠土结，依古为风，其为记载所为，轻重有宜，详略合体。义约而不支，事括而不漏者，如：疆域、道途、要害、阻险。其有古来兵燹、焚掠、劫掳之处，务宜明晰详尽、考据原委，遍历而不遗也。民风、士习、礼教、制度、土物、生产，则宜略古而详今。户口村落，必使某者而知为招徕新集之名，某者而辨为土著旧族。至如沿革废兴，人物选举以及轶事遗闻，名儒大贤之所流寓，则必搜罗稽考，核而有据。不然，宁缺无备，断不以妄臆而全其名目。宁严无滥，断不以附会而饰其光华。录实纪信，庶几展卷了然。阅版图而知地势，睹记载而知民情。百里之内，情形事变，举不出此。虽然，邑之所系莫要于志，而志之参核考订，感时抚事，记载不遗。尤恃乎邑有掌故之人，前亡后续，而后之任纂修之职者，乃得免荒鄙持漏之讥。苟掌故之人不常有；有之而子孙或不知爱惜其文，坐蠧蚀于荒尘敝箧之中，其间又无好古之人从而采集之；甚且毁于兵燹寇乱，并使断简残文，杳不可睹。即有考古之士，有心采备，又将何所据依乎？如南康人文，莫盛于宋中，如田大隐、阳玉岩诸君子，皆一代之名贤，岂无纪录刊辑成书，以备后人之采择？至欲求所谓大隐居士、玉岩等集，皆渺若风烟。
  是故康之为邑，始自汉高帝五年（202）；而邑之有“志”，直至明嘉靖三十二年（1553），郡推冼公，始请邑进士刘双峰，搜罗已事，检校遗文，编辑成书。当是时，双峰以本邑人修本邑“志”，而且既成进士，闲居于家，为力既暇时，亦不迫分名，载事最号详明。然而观其自叙，采择所资，大率新旧郡乘为多，是可慨已！至我国家兴运以来，留心文治，檄取天下郡县志书。康熙十三年（1674）邑志一修于邑侯陈公。四十九年（1710），再修于邑侯申公。然而陈志仅得残编，每多遗漏。今所纂辑，一主“申志”。顾其时掌修之贤率，皆他邦外邑之人。邑中纵有老成先辈，遗书子孙，稍有不知呈阅当事，亦不复留心采访，惟期急速竣事，计月成书。如清初兵燹之扰，金王之乱，王美丁先生记载颇详。今考其文，“陈志”固多遗漏，“申志”也少搜罗，是有可验也。今逢我县纂修邑乘，是康邑百有余年间，“志”凡三修，时既不远，父老多存；又值太平景运之秋，渐仁濡泽，不遭乱离。凡夫一民一物，一情一事，皆在人耳目，确有可据，岂复有湮没沦替之患？今宝太守督率明励葛邑侯，严立凡例，精明采择邑之逸事遗文，片长寸善、皆收入简编，是亦周太史采风问俗，备录歌谣，以观德化之日乎！？民生其间，何厚幸也！生等庸材陋质，闇昧寡能，两大人不弃樗栋，俾生等再核编次，辑为完书。生等谓有先后志书可考。若夫舆评物论，邑尚有老成人。末学小子，何敢搀越于其间？顾生等之所欲言者，南康士尚声华，民敦礼节，然而地广民稀，自雍正九年（1731）新户入籍，招徕垦辟；逮今土著之民，渐居其少，外来耕种之民，日居其多。虽其民力雍容，深耕易耨，所附之民，固皆安居乐业；然而贫弱无依，去来不常者，亦所时有。惟恃上之人，抚摩矜恤，教诲勤劬，俾之仁让成风，优游德泽，日臻上治。则继此而增修美备，不愈足为“志”“乘”之光哉！维时为同事者，则侯选州同知商永宦，而较订则壮年茂学阳永棠、赖恒詠，因并书之。
  乾隆癸酉·七月既望后学邑人李逢邰·王聘恭同谨跋清道光三年（1823）《南康县志》序国之有史，罗一代之典章、礼乐、政教、治乱、兴衰，以为后世法戒者也。邑之有志亦然。自天文地舆以及人物政俗，罔不悉备。纪往即以鉴来，视都知野，视野知国，其义一也。康邑之志，始于明，至清康熙癸丑（1673）庚寅（1710），两加修辑，然简编缺失不可考。惟乾隆十八年癸酉（1753），邑宰葛公淳复率合邑重修，其书犹存，堪称完善，迄今七十载矣！道光二年壬午（1822），钦奉上谕，命儒臣修天下一统志。于奉抚宪檄，饬州县各修志，送省纂修通志。邑侯灌阳刘公，西阳王公，先后倡率，劝谕谆谆。都人士爱集同事，共襄盛举。往绩仍乎前，继起登于后，悉由前人旧章，未尝更革。阅半载，重镌告竣。
  夫天下之大，一邑之所积也。康邑，岭南一僻壤，然地腴物阜，则养可以裕俗朴风淳；则教可以兴唐以前无籍可征。自宋以来，学校聿修，人文日起，其间忠义之志，节烈之贤，盖有卓卓可纪者。分之，为一邑之志；合之，备一代之史，所关非浅鲜也。或谓：时有变迁，则文有损益，一仍旧志可乎？然古今文体不同，阐道之文，论断各出；纪事之文，则不可以臆度。班孟坚之《汉书》，前半则本龙门《史记》。朱紫阳之《纲目》，全编则录涑（qi）水《通鉴》。国史为斯，况于邑乘；前哲尚尔，矧我后人。自揣学浅识隘，未必能希前辈，胡为擅作聪明，遽事更张为耶？且“志”“乘”不在文，在事核辞，真使人一览周知。其杰出者观，兵农典礼之皆备，名宦政绩之胥存，慨然有志于邦国。谨愿者观，乡贤之硕德懿行及政事文章，亦有勃然奋兴之意。而官斯邑者，览风土人情，酌因革损益之宜，保兴利除害之方，是皆“志”有裨于来兹者，岂徒区区饰词藻、夸文采之绚烂已哉！？书既成，爱述续修之由，于是乎书。
  乾隆乙卯进士，前任江苏沛县知县邑人赖相栋谨识。
  清道光三年（1823）《南康县志》序 “志”之名，肇于汉班固。魏晋而后，郡国各有志书。揆其意义，岂徒志山川之秀丽，人物之都美，与夫城池寺观、古迹之废兴沿革已哉？其必将举人心风俗之淳浇，士行学术之邪正、忠孝节义之有无，以及闾阎一切利弊之兴除与否，皆有以讲明而切究之，而后志书之修，可传于不朽。嘉庆乙卯（1989）春，余选授康邑，于引疾未赴；阅四秋，仍宰兹土。既抵省，谒程大中丞，谆谆嘱以教养为急务，必为佩服者久之。孟秋莅任，甫入境，见其士食旧德，农服先畴，时和年丰，为之色喜！迨下车后，又见差务络绎，狱讼繁兴，缉捕无方，催征乏术，始怅然惕然，而自愧才力之不逮也。于是中夜以思，扪心自问，曰：“人心风俗，何以治之？士行学术，何以率之？忠孝节义，何以劝之？兴利除弊、正本清源之法，何以因时因地而制之？于此，不讲勒名县志，百世下将以余为何如有司乎？”兹因大宪檄修邑乘，邑绅首事向余索序，顿能鄙衷，不禁言之琐琐也。
  考康邑，汉曰“南埜”，至晋始名“南康”，据江右上游，为岭北巨邑。有宋濂溪先生为南安司理，讲道于此。明道、伊川二夫子，侍父大中公，摄倅南安，从濂溪受学，故其时教化广被，人文之盛，民俗之醇，莫逾于宋。惜旧志，明以前无考。惟嘉靖乙卯，清自康熙癸丑、庚寅，迄乾隆十八年，相沿续辑，未经磨灭。其间民风、物产、水利、赋役、人品、节孝、武事、艺文诸目，井井有条，足以徴前邑宰之贤能，而益形余之拙于政治。爱于簿书暇日，搜罗旧籍，景仰前哲，并仰体大中丞教养之训。为撮其大旨，弁数语于简端。若夫星野、疆域、气候、灾祥、选举、职官、津梁、邱墓，蓉江、蕉水之胜，独秀、九日之奇，禽水禽山，浮石实石之异；同事诸君子，均称博雅，必能旁搜远绍，校正豕鱼，余虽谫陋不文，亦愿从诸君子之后而参以末议，克观厥成焉，则幸甚！ 赐进士出身南康知县江山王雅南撰清同治十一年（1872）《南康县志》序宋富郑公曰：“凡车马充斥之途，其俗习近靡丽，而人性多开敏”。康，剧邑也。上下乎江广，襟带乎闽楚，郁然东南大都会。同治戊辰（1868），余视事兹土，披寻旧志，见夫山川险易，风俗盛衰，与夫宋元以来数百年，忠孝节义，政事文章，炳炳焉！闻其风者，百世下犹将兴起焉！岁辛未（1871），省垣下修志檄，乃与邑绅士，开局将事，阅一载而功成。余惟志者，识也。其不惟“备物产、记土俗”之谓，盖有前人所已为，而后人踵其美者；亦有前人未尝为，而后人会其难者。咸丰之初，康邑土匪蜂起，嗣复勾连发逆，迭肆攻扰。当是时，下游数十州县，半沦于贼。独康以孤立无援之区，屹然坚守而勿失，岂司土者独胜其任与？则缙绅士夫与夫匹夫匹妇，深明大义，涵濡于国家之深仁厚泽者，迄今大书特书，即一事而已，较旧志为有光矣！又安知后数十年重修斯志，而人文之蔚起，民俗之敦厚，不更为东南诸臣邑之冠冕哉！余驽钝无似，数载于兹，绝无一善足以及物，素餐有余愧矣！乃诸君子，以余将远行，属新志序，则余之抱疚于心者，又将何日补哉？是役也，邑中高才博学，延局襄事者，既备列简端，而综理、捐资、锓板，终始其事，则廖绅开昱、赖绅恒蕖之力为多。集笔墨之大成，删芜繁，录实事，而有体有要，告厥成功者，则江广孝廉卢仲椒先生之力也。例得特书。
  赐进士出身、在任侯选知府、知南康县事吴县沈恩华撰民国廿五年重修《南康县志》序予维：一邑山川疆域之形势，户口物产之状况，经济文化之盛衰，与夫贤豪之学术功业，忠孝节义之伟德特行，足以备出治之考镜，而资士民之观感者，具在乎“志”。志者，所以存史实，维直道，信今而传后也。是故，舆图记而形胜可睹也；物产详而民生可知也；兴废具而因革可循也；淑慝彰而监戒可昭也；文行武备录而人才可稽也。以言乎迩则微；以言乎远则弗遗。一邑之文献，略备于兹矣！ 吾康，钜邑也，雄踞赣南通湘粤。文峰挹庾岭之秀；清流导章水之源，或为文人逸士；或为鲠介忠良；或以身许国，建业成仁；或致力桑梓，化民成俗。凡可以为士民之楷模者，盖济济然也。书元才谬，承公推为县志局副局长，自维绠短，何可汲深？但历览政制之变迁，建设之兴替，学校之沿革，人民习尚之演进，考古证今，有关治理者甚钜，宁能任其散佚湮没耶！因勖同人，敬谨将事，付诸剞劂，俾后之考证文献者，有所资而取法焉，是为序。
  副局长陈书元撰民国廿五年《南康县志》叙周官外史，掌四方之“志”。注谓：若晋之《乘》，楚之《梼机》，鲁之《春秋》。秦废封建为郡县，即周国。郡县志为外史之掌，无疑义矣。孔子作《春秋》，其事齐桓、晋文；其义讥刺褒贬，而乱臣贼子惧。后世郡县，以簿书会为政治，郡县无史官，盖荐绅难言之。南康于秦汉为“南埜”，立邑二千余年，宋代文物已著。地扼赣粤，昔海禁未开，华夷使节，中外懋迁，咸取道是。县志创于明嘉靖，重修者六志，为册十二：序、艺文五；职官、选举、人物、合愍四、地理、建置、食货、学校、武备，仅居其三。政治之隆污，人民文野、好尚、疾苦。间一、二及焉。乃者邦人士发起重修县志，谬以修纂见属，退而自维，其因循旧贯，补置罅漏乎？维新要政，民治精神，其谓之何？不揣梼昧，于民国纪元起，发起凡例，续为二编，分十三门，五十目。于政教、组织、礼俗、生活、实业、言之颇详；而艺文仅列书目，人物三传一表，善士烈女二十余人。贤宰领导同人攻错；李、陈局长荩筹硕画，期月蒇事。而琐务猬集，未暇综合润色。读刘子元五不可，章实斋之五难八忌，未尝不午夜徬徨，汗流浃背也。夫近世学术，日新岁异。吾国方志，迨清章氏探讨渐密。然律以科学原理；新史旨趣，尚多遗议。后之君子，其不以条流粗疏，而因革删订之，庶吾邑之文代嬗递，群众演进，得藉斯而发扬光大也夫！ 邑人邬荣治敬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