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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受气候、土壤、水利等条件的制约，县内耕作制形式各地不尽相同，主要有如下几种： 早稻—晚稻—绿肥三熟制这是双季稻区主要的耕作制形式。60年代中期前，绿肥主要是肥田萝卜籽。1964年大面积推广红花草后，绿肥面积发展到1967年的257451亩，占双季稻面积70％。1975年开始逐渐下降，1980年，绿肥播种面积97809亩，只占双季稻面积的32％。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后，由于冬季绿肥较难管理和耕牛减少等原因，播种面积逐年减少。1985年，绿肥播种面积只有68134亩，仅占双季稻面积12％左右。
早稻—晚稻—油菜三熟制这是70年代发展起来的一种轮复形式，主要集中在中低丘陵地区。1980年，约占水田面积3％。包产到户后，花生播种面积扩大，且单产提高较快，农民食油水平提高。这种轮复制形式有所减少。
早稻—晚稻—冬闲（晒坯或浸冬）二熟制这种形式从70年代末开始在双季稻区分布较普遍。1980年，全县晒坯、浸冬面积占双季稻面积63％。包产到户后，这种面积有所扩大。晒坯虽能使土壤进一步风化，使难溶性矿物质变成可溶性矿物质肥料供作物吸收利用，但浪费冬春光热资源，有机肥源减少，农业投资增大。浸冬不仅浪费冬春光热资源，而且土壤长期浸水，土温下降，嫌气性微生物活动旺盛，有毒物质增多，同时由于长期淹水，造成土壤中水、肥、气、热不协调，早稻插秧后返青迟，后期疯长。
早稻—晚红薯—冬种三熟制这种轮复形式在解放前和解放初面积较大，约占水田面积20％。随着灌溉条件的不断完善，晚稻面积扩大，晚红薯面积相对减少，1980年只占水田面积3％左右，分布在水利设施较差，晚稻易受旱地区。
早稻—晚大豆—冬种三熟制这种耕作制度主要在下半年受旱地区，面积较小，1980年约占水田0.5％。这是一种很好的水旱轮作制，既能用地，又能养地，同时还能减轻病、虫、草害。
早花生—晚稻—冬种三熟制主要集中在平原、丘陵地区，是一种既抓油又抓粮，既用地又养地的良好耕作制。包产到户后面积有所扩大，1985年，约占水田面积10％以上。
中稻—浸冬—熟制零星分布在南北两端边缘中低山区的狭谷和山坑田。
以甘蔗为主体的多年水旱轮作制，在县内占水田面积10％左右，主要分布在中部丘陵甘蔗产区，大体上有以下两种形式： 第一种是甘蔗冬季挖蔸后第二年种早花生—晚稻—冬种，第三年早稻—晚稻—冬植蔗或春植蔗。这种轮作制由于旱对旱轮作，不仅病、虫、草害增多，造成花生缺苗断垄，同时因甘蔗需肥量大，土壤较疲，花生前期生长差，而造成产量低下。
第二种是冬季挖蔸，第二年早稻—晚稻—冬种，第三年早花生—晚稻—冬植蔗或春植蔗。这种形式通过旱作换水种，地力恢复较好，病、虫、草害也相应减少。因此，粮食作物和花生产量都较高。
此外，缺乏灌溉的丘陵旱地及沿河的沙坝土，只能种旱作物，各地的种植习惯不同，复种方式不一，无固定的轮复制。丘陵旱地主要有紫色土和黄泥土，紫色土春播作物大部分种红薯或绿豆，冬种蚕豌豆或油菜。黄泥土春播作物栽烟叶或早花生，冬种豆类或撩荒。少数丘陵旱地种早瓜，复种晚红薯，冬季大部分休闲。沙坝土有灌溉条件，但不利保水，较易受涝，普遍实行蔗、麻轮作或单纯连作甘蔗。
第二节农技推广一、精耕细作解放前，田间耕作较为粗放，大部分耕地二犁二耙，大耙大莳。解放后，普遍做到三犁四耙（或三耙）二耘田。翻耕深度由习惯上的3至4寸，改为4至5寸，同时结合防病灭虫，铲光田埂、田杂草。
二、品种更新民国时期，县内水稻品种有油粘、毛粘、观音粘、湖广粘、临江早、黄花早、救公饥、须早、一粒须、四季红、南特号、大禾、红壳糯、火烧糯、大糯、迟糯；麦类有大麦、小麦、荞麦；粟类有包粟（玉米）、毛粟、高粱粟、狗尾粟（小米）；豆类有黄豆、乌豆、绿豆、豇豆、冬豆、扁豆、刀豆、蚕豆、豌豆、鱼眼豆；油料类有花生、油菜籽、芝麻。
解放后，作物品种有较大的更新。
早稻50年代大面积种植的有南特号、陆财号、浏阳早等高秆品种、1963年推广江矮早、矮脚南特、西湖早等矮秆良种。1964年引进珍珠矮5号、10号、11号，广矮6号，广矮7384，二九矮等。种植面积最大，年限最长的是珍珠矮，直至1980年仍有种植。由于其生育期属中熟偏迟，出米率较低，碎米多而被淘汰。1967年引进莲塘早、南高广等品种。70年代初引进7055、6044、清小金早、赣南早11号、13号、23号、爱武、广陆4号、文选、广西选、龙革113、广解607、广解9号等。7055具有熟期早，分蘖力较强，有效穗多，结实率高，谷粒饱满，株型紧凑等特点，种植面积较大。文选在北部山区栽种面积广，到1984年仍有种植。70年代中、后期，又先后引进红梅早、先锋1号、原丰早、朝阳早、溪丰早、秀江早、湘矮9号、赣良选2号等品种。80年代引进推广红410、密粒红、光大白、春红、六杆矮、赣南早20号（小麦稻）、早红、红410选、风选4号、浙辐802、科辐红、高粱糯、铁太糯和杂交早稻四优6185、汕优6185。1984年引进优质米品种HA79317—7，中优质米品种73—07和优质高产的杂交早稻威优35、威优64。1985年又引进红突31、N1—3等良种。
中稻解放初至60年代，以雪番子、鸭子矮为主，大禾子也有少量种植。70年代中、后期推广杂优后，多数用杂交稻四优2号、汕优2号组合。80年代初引进科印糯。
晚稻 50年代中期至70年代中期，先后推广黄禾子、麻禾子、硬杆粘、农垦58、横晚1号、广秋、京行66、桂花黄、吊杀鸡、晚造4号、5450、科情3号。1977年大面积推广杂交稻，有四优2号、汕优2号、威优2号、威优6号等组合。1980年推广M112、桂朝2号、香抗32选5等，以M112栽培面积最大。1985年，北部山区各乡杂交晚稻面积达80％以上，中部经济作物区以2422、754、秋华等品种为主。
甘蔗解放前至解放初，县内甘蔗均为竹蔗。50年代后期引进印度331、312、台糖134。60年代中期引进印度290、运河总6/105。70年代全面推广赣蔗8号、纳印310、赣糖65/137。1980年推广赣蔗14号。
花生有窝窖八月子、潭口六月子、兴国细粒子。1980年开始引进翻秋良种粤选58、粤优551—116、汕油27。
黄麻解放前至解放初，以三权联为主。50年代推广一撮英、印度长果子。70年代中期推广青皮3号。1983年引进红麻7804。
三、水稻育秧解放前至解放初，早稻均采用水播水育，晚稻采用水播旱育，山区有较大面积的直播（俗称掂禾子）。这些育秧方式，既难以培育壮秧，又易造成烂秧和浮秧。互助合作化时期提倡新式秧田，以4至5尺宽开沟作畦，浑水落谷，水播水育。60年代全面推广湿润育秧法，以3.5尺至4尺作一厢，厢面平整略呈瓦背形，随作随播，播后压种。秧苗在三叶前只保持沟中有水，厢面湿润，三叶期开始灌水上厢，并及时追施断奶肥。1969年至1972年，曾推广小苗带土场地育秧法，但因要带土移栽，插秧时较麻烦，之后只在遇灾害性天气烂秧后作补救措施。1976年，部分山区公社推广温室无土育秧。因室内温度适宜，病害发生严重，培育的秧苗对环境条件适应能力差，没有大面积推广。1977年，大面积推广杂交水稻后，育秧方式采用稀播壮秧，亩秧田播种量在25斤以下。1980年始，地膜覆盖育秧在山区乡少量农户采用，防止烂秧效果好，且能促进农作物早熟3至5天。由于地膜售价较高，因而还难以大面积推广。四、合理密植据民国25年版《南康县志》载，民国时期，水稻合理密植，潭口一带就有少量推广。密度和株数，早稻5至6株，晚稻3至4株，株距6寸。但大多数地区行株距0.9尺至1尺，有的在1尺以上。甘蔗行距3.8尺至4尺。花生行株距0.9尺×0.7尺、1尺×0.9尺。
解放后，农作物普遍执行合理密植，以发挥地力，增加产量。1954年，水稻适当密植规格为8×7、8×8、8×9寸，小株密植规格为7×6寸。通过试验，总结出县内较合理的密植规格，平原为7×4、7×5、7×6寸，山区则以8×4、8×5、8×6寸为宜，每蔸插8至12根苗，增产效果显著。1958年“大跃进”时，提出“蚂蚁出洞（单行密植），双龙出海（复式密植）”，有大行无子行等高度密植形式。由于植株个体发育与群体结构矛盾尖锐，导致水稻减产。1964年推广矮秆品种后，水稻密植规格，平原以6×5、6×4寸，山区则以7×5、7×4寸为多，每蔸插10至12根，保证亩有20万基本苗。至1985年止，县内水稻栽插，仍采用这些密植规格。棉花密植规格为1.8尺×0.7尺至0.9尺。甘蔗行距改为3.2尺至3.4尺。1980年推广翻秋早花生后，花生行株距改为8×4寸至9×5寸。少数地区曾推广高垄栽培，垄宽1.1尺至1.2尺，栽两行花生，株距3至4寸，每穴播种2粒。此法增产效果显著，但种植较费时，需种量较多，没有普遍推广。
五、科学施肥农家施用的肥料，主要是人畜粪尿、秸秆、塘泥、火土灰和少数的肥田萝卜籽、花生麸、菜籽麸、桐籽麸等，山区冷浸田有施用石灰、牛骨灰等习惯。民国后期，有少数农民施用化肥。
解放后，除沿用上述农家肥外，于1953年引种红花草。1967年，全县种植红花草面积达25.70万亩。70年代，红花草种植面积稳定在14.60万亩上下。1980年，全县绿肥种植面积9.89万亩，其中红花草8.54万亩。1984年，绿肥种植面积下降到5.81万亩。1985年有所回升，种植面积9.90万亩，比1984年扩大近1倍。
1952年起，逐步推广施用化学肥料和硼、锰、锌、钼等微量元素及九二〇、增产灵等激素。施用的化学肥料主要有：硫酸铵、石灰氮、硝酸铵、碳酸氢铵、尿素、过磷酸钙、钙镁磷、磷矿粉、氯化钾、硫酸钾、硝酸钾、氮磷复合肥和磷钾复合肥等10多种。起初，化学肥料多作追肥，后与农家肥一起又作底肥施用。在施用方法上，由单一施用氮肥进而氮、磷、钾适当比例配用。1963年推广早稻磷肥沾秧根。1975年推广化学肥料深施，分层施肥，即在插秧前边撒施化肥边耙田，耙后即莳。1978年以后，逐步推广水稻、油菜、花生等作物叶面喷肥（即根外追肥），均有良效。水稻一般在孕穗到勾头期进行，油菜、花生则分别在中耕、开花期各喷施一次。
由于化学肥料的施用与推广，农家肥、绿肥等有机肥料施用的比例显著下降，化学肥料施用量明显增多，造成有的田块开始板结。1978年，全县施用化肥1945.60万斤，亩平41斤，1985年增至5189.80万斤，亩平110斤，总施用量和亩平用量，分别比1978年增长1.67倍和1.68倍。
六、合理灌溉解放前和解放初，早稻多数采取漫灌、串灌，稻田长期淹水；晚稻要到后期才、歇田，不利水稻正常发育，且病虫害加重。60年代中期以后，随着水利的兴修和平整土地，逐步改漫灌、串灌为沟灌，并推广寸水返青，浅水分蘖，够苗露田晒田，后期干湿壮籽的田间管水方法。对水稻湿润育秧的灌溉，则做到晴天满沟水，雨天排干水，烈日天灌跑马水，三叶后不断水。
七、防治病虫害县内发生的水稻病虫害有：稻瘟病、白叶枯病、纹枯病、胡麻叶斑病、恶苗病、赤枯病、叶鞘腐败病、心腐病、稻曲病、黄矮病、普通矮缩病、细菌性条斑病及稻飞虱、浮尘子、稻纵卷叶螟、稻苞虫、粘虫、负泥虫、稻象钾、稻椿象、稻蝗虫、稻螟蛉、稻眼蝶、稻瘼蚊、稻蓟马、铁钾虫；花生病虫害有青枯病、白娟病、黑斑病、褐斑病和蚜虫，蛴螬、金针虫、金龟子、地老虎；甘蔗有黑穗病、二点螟、绵蚜虫、粉介壳虫、蓟马；油菜有白锈病、白斑病、霜霉病、立枯病、菌核病和菜青虫；黄麻有炭疽病、立枯病和玉米蝇、尺蝮、夜蛾、金龟子等。
据1956—1985年资料统计，全县病虫害造成的粮食损失，一般年份在500—1000万斤，重发年份达2000万斤，最轻的年份也在百万斤以上。
解放前，农民对农作物病虫害的防治，主要是采取铲除田边四周杂草，捕捉幼虫，摘除卵块，浇土农药（烟梗水）等办法，收效甚微。解放后，县成立植保植检站，贯彻“预防为主，综合防治”的植保方针，加强虫情测报和作物检疫工作，开展“三光”（即铲光田埂、田耞杂草；拔光田间禾蔸；烧光禾蔸、杂草）灭虫的群众运动。60至70年代，为了减少农药施用量，降低生产成本，曾发动农民点灯灭蛾，摘除卵块，辅以土农药防治。1968年，全县兴办土农药厂4600个，熬制土农药2440万斤。此外，养鸭治虫，应用生物农药等防治方法，均取得较好的效果。
1952年始用有机氯化学农药，如六六六、滴滴涕等。但随着使用年限的增长，害虫抗药性增强，虽增大用药量，效果却不佳。1958年，县植物保护站开始对水稻螟虫、稻飞虱等害虫进行预测预报，指导农民适时施药，使农民掌握一、三代螟虫挑治枯心团，二、四代先破口先打药的原则，白穗率基本控制在10‰左右。甘蔗、花生、黄麻等作物的病虫害防治，也都能对症下药，避免了盲目打药的现象，提高了防治效果。
1964年，开始推广使用具有内吸、触杀、熏蒸作用的乐果、敌百虫、敌敌畏、1059、1605等有机磷和西力生、赛力散、稻瘟净等农药，防治效果大为增强。是年，全县药剂防治面积占应防面积的82.92％，逐步普及了化学农药防治农作物病虫害。1974年，全县销售化学农药192.20万斤，农药具械3209架（件）。农药品种也由60年代的10多种增加到30多种。农村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后，农民基于增产心理，盲目用药现象严重。1983年，全县销售农药227.60万斤，为1964年的10.1倍，比1974年增长18.42％。1980年后，由于不断引进新品种，大量增施氮素化肥，耕作制度的某些不合理，以及植保部门放松对农民的指导等原因，水稻病虫害有明显上升的趋势。1985年，水稻病虫害面积达98.88万亩次，比1980年增长1.02倍，损失粮食1363万斤。
早稻—晚稻—油菜三熟制这是70年代发展起来的一种轮复形式，主要集中在中低丘陵地区。1980年，约占水田面积3％。包产到户后，花生播种面积扩大，且单产提高较快，农民食油水平提高。这种轮复制形式有所减少。
早稻—晚稻—冬闲（晒坯或浸冬）二熟制这种形式从70年代末开始在双季稻区分布较普遍。1980年，全县晒坯、浸冬面积占双季稻面积63％。包产到户后，这种面积有所扩大。晒坯虽能使土壤进一步风化，使难溶性矿物质变成可溶性矿物质肥料供作物吸收利用，但浪费冬春光热资源，有机肥源减少，农业投资增大。浸冬不仅浪费冬春光热资源，而且土壤长期浸水，土温下降，嫌气性微生物活动旺盛，有毒物质增多，同时由于长期淹水，造成土壤中水、肥、气、热不协调，早稻插秧后返青迟，后期疯长。
早稻—晚红薯—冬种三熟制这种轮复形式在解放前和解放初面积较大，约占水田面积20％。随着灌溉条件的不断完善，晚稻面积扩大，晚红薯面积相对减少，1980年只占水田面积3％左右，分布在水利设施较差，晚稻易受旱地区。
早稻—晚大豆—冬种三熟制这种耕作制度主要在下半年受旱地区，面积较小，1980年约占水田0.5％。这是一种很好的水旱轮作制，既能用地，又能养地，同时还能减轻病、虫、草害。
早花生—晚稻—冬种三熟制主要集中在平原、丘陵地区，是一种既抓油又抓粮，既用地又养地的良好耕作制。包产到户后面积有所扩大，1985年，约占水田面积10％以上。
中稻—浸冬—熟制零星分布在南北两端边缘中低山区的狭谷和山坑田。
以甘蔗为主体的多年水旱轮作制，在县内占水田面积10％左右，主要分布在中部丘陵甘蔗产区，大体上有以下两种形式： 第一种是甘蔗冬季挖蔸后第二年种早花生—晚稻—冬种，第三年早稻—晚稻—冬植蔗或春植蔗。这种轮作制由于旱对旱轮作，不仅病、虫、草害增多，造成花生缺苗断垄，同时因甘蔗需肥量大，土壤较疲，花生前期生长差，而造成产量低下。
第二种是冬季挖蔸，第二年早稻—晚稻—冬种，第三年早花生—晚稻—冬植蔗或春植蔗。这种形式通过旱作换水种，地力恢复较好，病、虫、草害也相应减少。因此，粮食作物和花生产量都较高。
此外，缺乏灌溉的丘陵旱地及沿河的沙坝土，只能种旱作物，各地的种植习惯不同，复种方式不一，无固定的轮复制。丘陵旱地主要有紫色土和黄泥土，紫色土春播作物大部分种红薯或绿豆，冬种蚕豌豆或油菜。黄泥土春播作物栽烟叶或早花生，冬种豆类或撩荒。少数丘陵旱地种早瓜，复种晚红薯，冬季大部分休闲。沙坝土有灌溉条件，但不利保水，较易受涝，普遍实行蔗、麻轮作或单纯连作甘蔗。
第二节农技推广一、精耕细作解放前，田间耕作较为粗放，大部分耕地二犁二耙，大耙大莳。解放后，普遍做到三犁四耙（或三耙）二耘田。翻耕深度由习惯上的3至4寸，改为4至5寸，同时结合防病灭虫，铲光田埂、田杂草。
二、品种更新民国时期，县内水稻品种有油粘、毛粘、观音粘、湖广粘、临江早、黄花早、救公饥、须早、一粒须、四季红、南特号、大禾、红壳糯、火烧糯、大糯、迟糯；麦类有大麦、小麦、荞麦；粟类有包粟（玉米）、毛粟、高粱粟、狗尾粟（小米）；豆类有黄豆、乌豆、绿豆、豇豆、冬豆、扁豆、刀豆、蚕豆、豌豆、鱼眼豆；油料类有花生、油菜籽、芝麻。
解放后，作物品种有较大的更新。
早稻50年代大面积种植的有南特号、陆财号、浏阳早等高秆品种、1963年推广江矮早、矮脚南特、西湖早等矮秆良种。1964年引进珍珠矮5号、10号、11号，广矮6号，广矮7384，二九矮等。种植面积最大，年限最长的是珍珠矮，直至1980年仍有种植。由于其生育期属中熟偏迟，出米率较低，碎米多而被淘汰。1967年引进莲塘早、南高广等品种。70年代初引进7055、6044、清小金早、赣南早11号、13号、23号、爱武、广陆4号、文选、广西选、龙革113、广解607、广解9号等。7055具有熟期早，分蘖力较强，有效穗多，结实率高，谷粒饱满，株型紧凑等特点，种植面积较大。文选在北部山区栽种面积广，到1984年仍有种植。70年代中、后期，又先后引进红梅早、先锋1号、原丰早、朝阳早、溪丰早、秀江早、湘矮9号、赣良选2号等品种。80年代引进推广红410、密粒红、光大白、春红、六杆矮、赣南早20号（小麦稻）、早红、红410选、风选4号、浙辐802、科辐红、高粱糯、铁太糯和杂交早稻四优6185、汕优6185。1984年引进优质米品种HA79317—7，中优质米品种73—07和优质高产的杂交早稻威优35、威优64。1985年又引进红突31、N1—3等良种。
中稻解放初至60年代，以雪番子、鸭子矮为主，大禾子也有少量种植。70年代中、后期推广杂优后，多数用杂交稻四优2号、汕优2号组合。80年代初引进科印糯。
晚稻 50年代中期至70年代中期，先后推广黄禾子、麻禾子、硬杆粘、农垦58、横晚1号、广秋、京行66、桂花黄、吊杀鸡、晚造4号、5450、科情3号。1977年大面积推广杂交稻，有四优2号、汕优2号、威优2号、威优6号等组合。1980年推广M112、桂朝2号、香抗32选5等，以M112栽培面积最大。1985年，北部山区各乡杂交晚稻面积达80％以上，中部经济作物区以2422、754、秋华等品种为主。
甘蔗解放前至解放初，县内甘蔗均为竹蔗。50年代后期引进印度331、312、台糖134。60年代中期引进印度290、运河总6/105。70年代全面推广赣蔗8号、纳印310、赣糖65/137。1980年推广赣蔗14号。
花生有窝窖八月子、潭口六月子、兴国细粒子。1980年开始引进翻秋良种粤选58、粤优551—116、汕油27。
黄麻解放前至解放初，以三权联为主。50年代推广一撮英、印度长果子。70年代中期推广青皮3号。1983年引进红麻7804。
三、水稻育秧解放前至解放初，早稻均采用水播水育，晚稻采用水播旱育，山区有较大面积的直播（俗称掂禾子）。这些育秧方式，既难以培育壮秧，又易造成烂秧和浮秧。互助合作化时期提倡新式秧田，以4至5尺宽开沟作畦，浑水落谷，水播水育。60年代全面推广湿润育秧法，以3.5尺至4尺作一厢，厢面平整略呈瓦背形，随作随播，播后压种。秧苗在三叶前只保持沟中有水，厢面湿润，三叶期开始灌水上厢，并及时追施断奶肥。1969年至1972年，曾推广小苗带土场地育秧法，但因要带土移栽，插秧时较麻烦，之后只在遇灾害性天气烂秧后作补救措施。1976年，部分山区公社推广温室无土育秧。因室内温度适宜，病害发生严重，培育的秧苗对环境条件适应能力差，没有大面积推广。1977年，大面积推广杂交水稻后，育秧方式采用稀播壮秧，亩秧田播种量在25斤以下。1980年始，地膜覆盖育秧在山区乡少量农户采用，防止烂秧效果好，且能促进农作物早熟3至5天。由于地膜售价较高，因而还难以大面积推广。四、合理密植据民国25年版《南康县志》载，民国时期，水稻合理密植，潭口一带就有少量推广。密度和株数，早稻5至6株，晚稻3至4株，株距6寸。但大多数地区行株距0.9尺至1尺，有的在1尺以上。甘蔗行距3.8尺至4尺。花生行株距0.9尺×0.7尺、1尺×0.9尺。
解放后，农作物普遍执行合理密植，以发挥地力，增加产量。1954年，水稻适当密植规格为8×7、8×8、8×9寸，小株密植规格为7×6寸。通过试验，总结出县内较合理的密植规格，平原为7×4、7×5、7×6寸，山区则以8×4、8×5、8×6寸为宜，每蔸插8至12根苗，增产效果显著。1958年“大跃进”时，提出“蚂蚁出洞（单行密植），双龙出海（复式密植）”，有大行无子行等高度密植形式。由于植株个体发育与群体结构矛盾尖锐，导致水稻减产。1964年推广矮秆品种后，水稻密植规格，平原以6×5、6×4寸，山区则以7×5、7×4寸为多，每蔸插10至12根，保证亩有20万基本苗。至1985年止，县内水稻栽插，仍采用这些密植规格。棉花密植规格为1.8尺×0.7尺至0.9尺。甘蔗行距改为3.2尺至3.4尺。1980年推广翻秋早花生后，花生行株距改为8×4寸至9×5寸。少数地区曾推广高垄栽培，垄宽1.1尺至1.2尺，栽两行花生，株距3至4寸，每穴播种2粒。此法增产效果显著，但种植较费时，需种量较多，没有普遍推广。
五、科学施肥农家施用的肥料，主要是人畜粪尿、秸秆、塘泥、火土灰和少数的肥田萝卜籽、花生麸、菜籽麸、桐籽麸等，山区冷浸田有施用石灰、牛骨灰等习惯。民国后期，有少数农民施用化肥。
解放后，除沿用上述农家肥外，于1953年引种红花草。1967年，全县种植红花草面积达25.70万亩。70年代，红花草种植面积稳定在14.60万亩上下。1980年，全县绿肥种植面积9.89万亩，其中红花草8.54万亩。1984年，绿肥种植面积下降到5.81万亩。1985年有所回升，种植面积9.90万亩，比1984年扩大近1倍。
1952年起，逐步推广施用化学肥料和硼、锰、锌、钼等微量元素及九二〇、增产灵等激素。施用的化学肥料主要有：硫酸铵、石灰氮、硝酸铵、碳酸氢铵、尿素、过磷酸钙、钙镁磷、磷矿粉、氯化钾、硫酸钾、硝酸钾、氮磷复合肥和磷钾复合肥等10多种。起初，化学肥料多作追肥，后与农家肥一起又作底肥施用。在施用方法上，由单一施用氮肥进而氮、磷、钾适当比例配用。1963年推广早稻磷肥沾秧根。1975年推广化学肥料深施，分层施肥，即在插秧前边撒施化肥边耙田，耙后即莳。1978年以后，逐步推广水稻、油菜、花生等作物叶面喷肥（即根外追肥），均有良效。水稻一般在孕穗到勾头期进行，油菜、花生则分别在中耕、开花期各喷施一次。
由于化学肥料的施用与推广，农家肥、绿肥等有机肥料施用的比例显著下降，化学肥料施用量明显增多，造成有的田块开始板结。1978年，全县施用化肥1945.60万斤，亩平41斤，1985年增至5189.80万斤，亩平110斤，总施用量和亩平用量，分别比1978年增长1.67倍和1.68倍。
六、合理灌溉解放前和解放初，早稻多数采取漫灌、串灌，稻田长期淹水；晚稻要到后期才、歇田，不利水稻正常发育，且病虫害加重。60年代中期以后，随着水利的兴修和平整土地，逐步改漫灌、串灌为沟灌，并推广寸水返青，浅水分蘖，够苗露田晒田，后期干湿壮籽的田间管水方法。对水稻湿润育秧的灌溉，则做到晴天满沟水，雨天排干水，烈日天灌跑马水，三叶后不断水。
七、防治病虫害县内发生的水稻病虫害有：稻瘟病、白叶枯病、纹枯病、胡麻叶斑病、恶苗病、赤枯病、叶鞘腐败病、心腐病、稻曲病、黄矮病、普通矮缩病、细菌性条斑病及稻飞虱、浮尘子、稻纵卷叶螟、稻苞虫、粘虫、负泥虫、稻象钾、稻椿象、稻蝗虫、稻螟蛉、稻眼蝶、稻瘼蚊、稻蓟马、铁钾虫；花生病虫害有青枯病、白娟病、黑斑病、褐斑病和蚜虫，蛴螬、金针虫、金龟子、地老虎；甘蔗有黑穗病、二点螟、绵蚜虫、粉介壳虫、蓟马；油菜有白锈病、白斑病、霜霉病、立枯病、菌核病和菜青虫；黄麻有炭疽病、立枯病和玉米蝇、尺蝮、夜蛾、金龟子等。
据1956—1985年资料统计，全县病虫害造成的粮食损失，一般年份在500—1000万斤，重发年份达2000万斤，最轻的年份也在百万斤以上。
解放前，农民对农作物病虫害的防治，主要是采取铲除田边四周杂草，捕捉幼虫，摘除卵块，浇土农药（烟梗水）等办法，收效甚微。解放后，县成立植保植检站，贯彻“预防为主，综合防治”的植保方针，加强虫情测报和作物检疫工作，开展“三光”（即铲光田埂、田耞杂草；拔光田间禾蔸；烧光禾蔸、杂草）灭虫的群众运动。60至70年代，为了减少农药施用量，降低生产成本，曾发动农民点灯灭蛾，摘除卵块，辅以土农药防治。1968年，全县兴办土农药厂4600个，熬制土农药2440万斤。此外，养鸭治虫，应用生物农药等防治方法，均取得较好的效果。
1952年始用有机氯化学农药，如六六六、滴滴涕等。但随着使用年限的增长，害虫抗药性增强，虽增大用药量，效果却不佳。1958年，县植物保护站开始对水稻螟虫、稻飞虱等害虫进行预测预报，指导农民适时施药，使农民掌握一、三代螟虫挑治枯心团，二、四代先破口先打药的原则，白穗率基本控制在10‰左右。甘蔗、花生、黄麻等作物的病虫害防治，也都能对症下药，避免了盲目打药的现象，提高了防治效果。
1964年，开始推广使用具有内吸、触杀、熏蒸作用的乐果、敌百虫、敌敌畏、1059、1605等有机磷和西力生、赛力散、稻瘟净等农药，防治效果大为增强。是年，全县药剂防治面积占应防面积的82.92％，逐步普及了化学农药防治农作物病虫害。1974年，全县销售化学农药192.20万斤，农药具械3209架（件）。农药品种也由60年代的10多种增加到30多种。农村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后，农民基于增产心理，盲目用药现象严重。1983年，全县销售农药227.60万斤，为1964年的10.1倍，比1974年增长18.42％。1980年后，由于不断引进新品种，大量增施氮素化肥，耕作制度的某些不合理，以及植保部门放松对农民的指导等原因，水稻病虫害有明显上升的趋势。1985年，水稻病虫害面积达98.88万亩次，比1980年增长1.02倍，损失粮食1363万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