赣州市图书馆 内容
解放前，土地私有，“富者田连阡陌，贫者无立锥之地”，农民佃耕者多。民国25年（1936年），全县有农户52501户，其中佃农24474户，占总农户46.6％；自耕农12280户，占23.4％；半自耕农15747户，占30％。解放后，1951年，全县有地主2355户，耕地124517.47亩，户平52.87亩；富农（含半地主式富农）2212户，耕地44659.09亩，户平20.19亩；中农18441户，耕地148235.30亩，户平8.09亩；贫农41148户，耕地120061.14亩，户平2.91亩；雇农4466户，耕地3593.83亩，户平0.80亩。占总农户6.13％的地主、富农，占有总耕地的35.51％，占总农户86.27％的贫农、雇农、中农，只占总耕地的57.11％。
在封建土地所有制下，地主、富农通过地租、雇工、高利贷等方式剥削农民。
地租农民向地主、富农租种土地要交纳地租。民国28年（1939年），县内纳租种类有钱租，占15％；谷租，占50％；分租，占35％。钱租上等田每亩4元（法币。下同），中等田每亩3元，下等田每亩2元；谷租上等田每亩纳谷2市石（1市石合100斤），中等田每亩1.2市石，下等田每亩1市石；分租成数，一般为总收获量的50％。租田时，佃户通常于每年冬季，请人向地主说合，订立租约。其佃地使用期限，最短的1年，普通为不限年。纳租时间多在秋冬之际，有一次纳清，也有分期缴纳的。纳谷纳钱两制中，尚有押金，即在承种租田时预缴地主的一种保证金。如发生拖欠田租，地主可在押金内扣除，欠租价值与所种田地的押金价相等，地主即可将田收回改佃。
雇工有年工（长年）、月工（包月）、日工（俗称零工）3种。民国26年，年工中的男工最高工资60元（法币。下同），最低30元；女工最高38元，最低10元；童工（俗称牛头子）最高30元，最低7元。月工中的男工最高月工资9元，最低2元；女工最高2.50元，最低1.80元；童工最高3元，最低0.80元。日工分农闲与农忙，农闲时男工最高日工资0.20元，最低0.15元；女工最高0.15元，最低0.10元；童工最高0.15元，最低0.10元。农忙时男工最高日工资0.50元，最低0.30元；女工最高0.30元，最低0.20元；童工最高0.20元，最低0.15元。
高利贷农民因婚姻、丧葬、病患、灾难等所迫，借债者很多，并须付出很高的利息。民国26年，全县借钱户占总户数66％，借粮户占总户数60％，合会户占总户数35％。借钱月利率5％，最低1.5％，普通2.5％。借粮1石，秋收时应加利0.5石。合会月利率2％。民国35年以后，货币贬值，借钱者折合稻谷计算。无论借钱借粮，到期不还，则利上加利（俗称滚子利），无力偿还者，则被逼将房屋、土地甚至儿女拿去抵债。
卖青苗每当农历四五月间青黄不接之际，农民将部分或全部农作物（多数是早稻）作价卖给地主、富农，称“卖青苗”。青苗价格一般要低于时价的1/2，少的也要低1/3。收获时，则将所卖数量如数交清。
土地买卖农民为生计所迫，不得不出卖土地，承买土地者多为地主、富农或商人。民国26年，县内农地价格分为三等：水田，上等每亩90元（法币。下同），中等60元，下等30元；旱地，上等每亩32元，中等17元，下等10元。民国33年，政府规定地价，水田平均32元，最高64元，最低14元；旱地平均24元，最高40元，最低10元；园圃平均22元，最高40元，最低10元；荒地平均3元，最高4元，最低2元。由于土地买卖的结果，土地越来越集中到地主、富农手中，而越来越多的贫苦农民则失去了土地，成为佃农。
第二节农民土地所有制解放后，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江西省实施细则》的精神，于1950年8月至1953年3月，全县进行了土地改革和土改复查工作。将没收（官僚、地主阶级）、征收（祠堂庙宇、富农出租多余部分）的土地分配给无地或少地的农民（地主按家庭人口分给同等一份土地），实现“耕者有其田”，使几千年的封建土地所有制转变为农民土地所有制。
[=此处为表格（表12-1 1951年土改前夕各阶层土地占有情况）=] [=此处为表格=] 说明：其他栏包括小土地经营者、旧官僚、船民、鳏寡孤独、商业资本家、手工业资本家、职员、小手工业者、小土地占有等。
土改以后，广大贫、雇农和部分中农分得了土地，生产情绪高涨。但由于刚刚获得翻身，生产资料不足，经济基础薄弱，加之受个体经济的限制，在生产中发生了许多困难，不少农村又出现了雇工、放债、买卖土地等新的阶级分化现象。为了引导农民发展生产，走共同富裕的道路，人民政府遵循“积极领导，稳步前进”的方针和“自愿互利”的原则，从原有交伴习惯基础上，于1952年春分别在三益乡、佑朝乡（今镜坝）建立夏勋彰互助组和邬石珠互助组。
互助组分季节性和常年性两种。互助组贯彻“自愿结合，等价交换，民主管理”三大原则，实行以工换工，以牛换工，土地所有权及其收获物，归各自所有。至1952年底，全县互助组发展到1600个，其中常年性互助组57个，参加农户379户，劳动力（含半劳动力）1001人；季节性互助组1543个，参加农户7926户，劳动力20813人。已经组织起来的户数，占全县总农户的11.4％，劳动力占10.6％。随后逐年发展和变化，至1955年秋，全县有季节性互助组1417个，参加农户11333户，占总农户的15.23％；常年性互助组2081个，参加农户27057户，占总农户的36.35％。大多数互助组发挥了集体生产优势，增加了产量和收入，但也有一些互助组因经验不足，或干部对互助组缺乏经常教育，夏收后放任自流，曾出现“春组织，夏松劲，秋垮台”的现象。
第三节土地公有制一、集体所有制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简称初级社） 1953年冬，中共南康县委遵照中央“积极领导，稳步前进”，“只许办好，不许办坏”的方针，在邬石珠等几个基础较好的常年性互助组试办起5个初级社，参加农户64户。1954年，全县掀起农业合作化高潮，初级社发展到920个，入社农户22534户，占总农户的30.71％。1955年春，曾一度提出反对“盲目冒进”，收缩停办了一批新建立不久的初级社。7月，批判“坚决收缩”，掀起办社高潮。至年底，全县初级社发展到1804个，入社农户达70949户，占总农户的95.32％。初级社属半社会主义性质，耕地按查田定产核定常年产量入股，所有权仍属个人，实行比例分红（一般是土地40％，劳动力60％），耕牛和大型农具折价入社，按田均摊，实行找补。
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简称高级社） 1955年冬，中共南康县委在镜坝、虎桥（今横寨）、荷田（今朱坊乡荷田村）、崇文等乡试办完全社会主义性质的高级社。至1956年春，全县建立起高级社218个，入社农户68253户，占总农户的93％，基本完成了对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高级社土地归集体农民所有，取消土地分红，实行以社为核算单位，贯彻按劳计酬，多劳多得的原则。
人民公社（简称公社） 1958年8月，根据中共中央“关于在农村建立人民公社问题的决议”精神，中共南康县委按照中共江西省委、赣州地委的规划，兴办第一个农村人民公社——红旗人民公社（原蓉江区），紧接着全县办人民公社18个，入社农户76895户，占总农户的100％，实现公社化。人民公社实行政社合一，农、工、商、学、兵五位一体。初期，以公社为核算单位，“组织军事化”，“行动战斗化”，“生活集体化”。以生产队为单位，办“公共食堂”，粮食供给制。生产上出现强迫命令、瞎指挥和浮夸风，劳力、资金使用发生“一平二调”的错误做法，严重挫伤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1958年，粮食总产由1957年的2.11亿斤下降到1.80亿斤。
1960年，贯彻中共中央第二次郑州会议精神，实行以大队为核算单位，取消粮食供给制和公共食堂，纠正无偿调用生产和生活资料的“共产风”错误，并进行算帐退赔。1961年，贯彻执行中共中央《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草案）》（即六十条），实行“三级（公社、大队、生产队）所有，队（生产队）为基础”，以生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调整了社队规模，全县调整为54个公社，520个大队，5575个生产队。1965年，全县调整为24个公社，367个大队，5612个生产队。1968年冬，扩社并队，全县并为16个公社，187个大队，2018个生产队。1972年调整为22个公社，268个大队，3465个生产队。尔后，社队规模较为稳定。
1984年，恢复乡、村建制，取消人民公社。
联产承包责任制 1978年冬，农村开始经济体制改革，执行各种形式的农业生产责任制。1981年，全县农业生产责任制有：大包干到户、包产到户、包干到组、包产到组、专业承包（联产计酬）、统一经营（联产到劳动力）、小段包工（定额计酬）、统一分工、评工记分等形式。1982年，全县农村全部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革除“大锅饭”和管理过分集中，经营方式过于单一弊病，促进了农业生产的发展。1983年，粮食总产达3.72亿斤，创历史最高水平。
专业户、新经济联合体随着承包责任制的不断完善，专业户、新经济联合体先后应运而生。至1985年，全县有专业户171户，其中种植业7户，林业1户，畜牧业27户，渔业5户，工业37户，建筑业1户，运输业36户，商业34户，饮食服务业22户，其他1户。新经济联合体50个，其中工业38个，运输业3个，商业3个，饮食业1个，畜牧业2个，渔业1个，服务业1个，其他1个。有固定资产原值33.6万元，上缴利税2万元，纯收入18.4万元。
二、全民所有制解放前，县办农场、苗圃的土地属全民所有。解放后建立的国营农场、农业科学研究所、林业科学研究所、畜牧科学研究所、鱼种场、苗圃、大山脑林场、云峰山林场、太和林场、章坑寨林场等国营企事业单位所耕种的土地，为全民所有，其收获物归国家所有。1985年，全县有全民所有制耕地2794亩，其中水田1811亩。随着农村经济体制改革的实行，国营农业场（所）也实行专业承包，联产计酬的生产责任制。
在封建土地所有制下，地主、富农通过地租、雇工、高利贷等方式剥削农民。
地租农民向地主、富农租种土地要交纳地租。民国28年（1939年），县内纳租种类有钱租，占15％；谷租，占50％；分租，占35％。钱租上等田每亩4元（法币。下同），中等田每亩3元，下等田每亩2元；谷租上等田每亩纳谷2市石（1市石合100斤），中等田每亩1.2市石，下等田每亩1市石；分租成数，一般为总收获量的50％。租田时，佃户通常于每年冬季，请人向地主说合，订立租约。其佃地使用期限，最短的1年，普通为不限年。纳租时间多在秋冬之际，有一次纳清，也有分期缴纳的。纳谷纳钱两制中，尚有押金，即在承种租田时预缴地主的一种保证金。如发生拖欠田租，地主可在押金内扣除，欠租价值与所种田地的押金价相等，地主即可将田收回改佃。
雇工有年工（长年）、月工（包月）、日工（俗称零工）3种。民国26年，年工中的男工最高工资60元（法币。下同），最低30元；女工最高38元，最低10元；童工（俗称牛头子）最高30元，最低7元。月工中的男工最高月工资9元，最低2元；女工最高2.50元，最低1.80元；童工最高3元，最低0.80元。日工分农闲与农忙，农闲时男工最高日工资0.20元，最低0.15元；女工最高0.15元，最低0.10元；童工最高0.15元，最低0.10元。农忙时男工最高日工资0.50元，最低0.30元；女工最高0.30元，最低0.20元；童工最高0.20元，最低0.15元。
高利贷农民因婚姻、丧葬、病患、灾难等所迫，借债者很多，并须付出很高的利息。民国26年，全县借钱户占总户数66％，借粮户占总户数60％，合会户占总户数35％。借钱月利率5％，最低1.5％，普通2.5％。借粮1石，秋收时应加利0.5石。合会月利率2％。民国35年以后，货币贬值，借钱者折合稻谷计算。无论借钱借粮，到期不还，则利上加利（俗称滚子利），无力偿还者，则被逼将房屋、土地甚至儿女拿去抵债。
卖青苗每当农历四五月间青黄不接之际，农民将部分或全部农作物（多数是早稻）作价卖给地主、富农，称“卖青苗”。青苗价格一般要低于时价的1/2，少的也要低1/3。收获时，则将所卖数量如数交清。
土地买卖农民为生计所迫，不得不出卖土地，承买土地者多为地主、富农或商人。民国26年，县内农地价格分为三等：水田，上等每亩90元（法币。下同），中等60元，下等30元；旱地，上等每亩32元，中等17元，下等10元。民国33年，政府规定地价，水田平均32元，最高64元，最低14元；旱地平均24元，最高40元，最低10元；园圃平均22元，最高40元，最低10元；荒地平均3元，最高4元，最低2元。由于土地买卖的结果，土地越来越集中到地主、富农手中，而越来越多的贫苦农民则失去了土地，成为佃农。
第二节农民土地所有制解放后，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江西省实施细则》的精神，于1950年8月至1953年3月，全县进行了土地改革和土改复查工作。将没收（官僚、地主阶级）、征收（祠堂庙宇、富农出租多余部分）的土地分配给无地或少地的农民（地主按家庭人口分给同等一份土地），实现“耕者有其田”，使几千年的封建土地所有制转变为农民土地所有制。
[=此处为表格（表12-1 1951年土改前夕各阶层土地占有情况）=] [=此处为表格=] 说明：其他栏包括小土地经营者、旧官僚、船民、鳏寡孤独、商业资本家、手工业资本家、职员、小手工业者、小土地占有等。
土改以后，广大贫、雇农和部分中农分得了土地，生产情绪高涨。但由于刚刚获得翻身，生产资料不足，经济基础薄弱，加之受个体经济的限制，在生产中发生了许多困难，不少农村又出现了雇工、放债、买卖土地等新的阶级分化现象。为了引导农民发展生产，走共同富裕的道路，人民政府遵循“积极领导，稳步前进”的方针和“自愿互利”的原则，从原有交伴习惯基础上，于1952年春分别在三益乡、佑朝乡（今镜坝）建立夏勋彰互助组和邬石珠互助组。
互助组分季节性和常年性两种。互助组贯彻“自愿结合，等价交换，民主管理”三大原则，实行以工换工，以牛换工，土地所有权及其收获物，归各自所有。至1952年底，全县互助组发展到1600个，其中常年性互助组57个，参加农户379户，劳动力（含半劳动力）1001人；季节性互助组1543个，参加农户7926户，劳动力20813人。已经组织起来的户数，占全县总农户的11.4％，劳动力占10.6％。随后逐年发展和变化，至1955年秋，全县有季节性互助组1417个，参加农户11333户，占总农户的15.23％；常年性互助组2081个，参加农户27057户，占总农户的36.35％。大多数互助组发挥了集体生产优势，增加了产量和收入，但也有一些互助组因经验不足，或干部对互助组缺乏经常教育，夏收后放任自流，曾出现“春组织，夏松劲，秋垮台”的现象。
第三节土地公有制一、集体所有制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简称初级社） 1953年冬，中共南康县委遵照中央“积极领导，稳步前进”，“只许办好，不许办坏”的方针，在邬石珠等几个基础较好的常年性互助组试办起5个初级社，参加农户64户。1954年，全县掀起农业合作化高潮，初级社发展到920个，入社农户22534户，占总农户的30.71％。1955年春，曾一度提出反对“盲目冒进”，收缩停办了一批新建立不久的初级社。7月，批判“坚决收缩”，掀起办社高潮。至年底，全县初级社发展到1804个，入社农户达70949户，占总农户的95.32％。初级社属半社会主义性质，耕地按查田定产核定常年产量入股，所有权仍属个人，实行比例分红（一般是土地40％，劳动力60％），耕牛和大型农具折价入社，按田均摊，实行找补。
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简称高级社） 1955年冬，中共南康县委在镜坝、虎桥（今横寨）、荷田（今朱坊乡荷田村）、崇文等乡试办完全社会主义性质的高级社。至1956年春，全县建立起高级社218个，入社农户68253户，占总农户的93％，基本完成了对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高级社土地归集体农民所有，取消土地分红，实行以社为核算单位，贯彻按劳计酬，多劳多得的原则。
人民公社（简称公社） 1958年8月，根据中共中央“关于在农村建立人民公社问题的决议”精神，中共南康县委按照中共江西省委、赣州地委的规划，兴办第一个农村人民公社——红旗人民公社（原蓉江区），紧接着全县办人民公社18个，入社农户76895户，占总农户的100％，实现公社化。人民公社实行政社合一，农、工、商、学、兵五位一体。初期，以公社为核算单位，“组织军事化”，“行动战斗化”，“生活集体化”。以生产队为单位，办“公共食堂”，粮食供给制。生产上出现强迫命令、瞎指挥和浮夸风，劳力、资金使用发生“一平二调”的错误做法，严重挫伤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1958年，粮食总产由1957年的2.11亿斤下降到1.80亿斤。
1960年，贯彻中共中央第二次郑州会议精神，实行以大队为核算单位，取消粮食供给制和公共食堂，纠正无偿调用生产和生活资料的“共产风”错误，并进行算帐退赔。1961年，贯彻执行中共中央《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草案）》（即六十条），实行“三级（公社、大队、生产队）所有，队（生产队）为基础”，以生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调整了社队规模，全县调整为54个公社，520个大队，5575个生产队。1965年，全县调整为24个公社，367个大队，5612个生产队。1968年冬，扩社并队，全县并为16个公社，187个大队，2018个生产队。1972年调整为22个公社，268个大队，3465个生产队。尔后，社队规模较为稳定。
1984年，恢复乡、村建制，取消人民公社。
联产承包责任制 1978年冬，农村开始经济体制改革，执行各种形式的农业生产责任制。1981年，全县农业生产责任制有：大包干到户、包产到户、包干到组、包产到组、专业承包（联产计酬）、统一经营（联产到劳动力）、小段包工（定额计酬）、统一分工、评工记分等形式。1982年，全县农村全部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革除“大锅饭”和管理过分集中，经营方式过于单一弊病，促进了农业生产的发展。1983年，粮食总产达3.72亿斤，创历史最高水平。
专业户、新经济联合体随着承包责任制的不断完善，专业户、新经济联合体先后应运而生。至1985年，全县有专业户171户，其中种植业7户，林业1户，畜牧业27户，渔业5户，工业37户，建筑业1户，运输业36户，商业34户，饮食服务业22户，其他1户。新经济联合体50个，其中工业38个，运输业3个，商业3个，饮食业1个，畜牧业2个，渔业1个，服务业1个，其他1个。有固定资产原值33.6万元，上缴利税2万元，纯收入18.4万元。
二、全民所有制解放前，县办农场、苗圃的土地属全民所有。解放后建立的国营农场、农业科学研究所、林业科学研究所、畜牧科学研究所、鱼种场、苗圃、大山脑林场、云峰山林场、太和林场、章坑寨林场等国营企事业单位所耕种的土地，为全民所有，其收获物归国家所有。1985年，全县有全民所有制耕地2794亩，其中水田1811亩。随着农村经济体制改革的实行，国营农业场（所）也实行专业承包，联产计酬的生产责任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