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江市图书馆

市场价格清末民初，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占主导地位，物资流动量受到一定限制，加上地处鱼米之乡，物产丰裕，市场价格涨跌幅度不大。
  民国5年（1916）以后，水陆运输逐渐开通，商业随之繁荣，物价波动，坐贾行商手中掌握了一定的物资，经营视市场行情而定，常常出现“早晚市价各异”的情况。
  民国23年，遭受历史上罕见的旱灾，农作物枯萎无收，豪富奸商趁机垄断米谷市场，抬高市价，百姓饥馑，饿殍横野。
  民国26年，县境马当构筑江防要塞，驻军、民工骤增万人，生活用品因流动渠道受阻而供不应求，农副产品供求量突增，市场动荡不定，物价急剧上涨。
  民国27至34年，县境过半地区被日军侵占，貨源短缺，商品供应紧，物价大涨。
  民国35年，纸币泛滥，通货膨胀，物价一日数涨。23年4月，每担大米最高值法币5元，到35年12月，每担大米要法币31000元，上涨幅度高达6000余倍。物价飞速大涨，市场极度混乱，农村个体经济急速崩溃，民不聊生。“手捧法币千万张，到处难买油和粮”的愤怒之声，遍及城乡。35年8月13日，县法院书记官杨恒民、审判官缪仕浚等10人，联名请求转呈省高等法院要求增加薪俸的签呈说：“……米已售至四万元一担，柴一千五百元一担，食油每斤七百元，盐每斤四百元，职等薪俸微薄，赡养家室，入不敷出，每月领有少量薪俸，匪仅家
  庭最低生活无法维持，即个人餐飨亦难自保。所有衣物典质一空，家口嗷嗷，无门告贷，叹息忧惶，不可终日……公务人员生活艰苦情状，可以概见。
  民国37年8月，物价一日数变，涨速惊人，法币贬值，已近废纸。国民政府改用“金圆券”（每元合法币300万元），企图提高币值，平抑物价。9月初改用“金圆券”后，银元与金圆券价值等同，可以互换。到10月，10元金圆券才能抵一块银元。年底，金圆券亦形同废纸。
  货币贬值的灾难，在旧中国持续数年之久，经济崩溃，市场紊乱。民国37年底，法币、关金券、金圆券均已失去货币的价值。市场交易采用粮食与银元的比价作为市场交换价，进行物物交换。详情见下表：
  建国后，县内市场物价基本平稳，工业品和大部分生活消费品的价格，一直执行国家统一定价，严格执行。其他商品价格，根据实际情况，采取了“基本不动，个别调整”的方针，调整幅度也不大。
  建国初期，首先稳定时价，对一些不合理的价格，有组织、有计划地进行调整。调整后挂牌公布，制止随意涨价。
  1952年后，国营企业开始掌握物资，
  县内市场物价稳定。
  1956年，国家提高了农副产品以及对人民生活影响不大的高档商品价格，市场上调升的商品有179种，上升指数幅度在15％以内。
  1957年，对私商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结束。商品丰富，市场秩序井然，是建国以来商品价格最稳定的一年。
  1959年始，连续三年遭受严重自然灾害，农业减产，农副产品上市量锐减，市场供应紧张，集市贸易价格迅速上涨。县内市场一度出现萝下40元一
  担，猪肉8元一斤的高价。有些计划价格商品，也随之上涨。粮食、棉布、针织品、食油、食糖、肉类及主要西药、日用工业品等18类商品，县国营商业部门，执行国家计划价格。对完成征购、派购任务以后的部分农副产品，商业部门主动同生产队或农民协商，用高于国家牌价，低于市场价格进行议购议销，职工生活用品，保持价格的稳定，平抑集市价格。至1962年，集市价格回落，绝大部分商品先后恢复平价供应。
  1961年7月，在提高粮食作物收购价格的同时，再次调整了油脂、油料及部分农副产品收购价格，但销售价格不变，形成购销倒挂，其亏损部分，由国家财政补贴。1965年粮食统销价格提高，与统购价持平，国家对职工实行粮食补贴。详情见下表：1962年，本县开始粮油议价购销业务。1965年调整后的粮油议价购销价格如下表（县城价）。
  1964至1965年，农副产品上市量增加，价格大幅度下降。猪肉每斤销售价为0.72元，母鸡、鲜蛋、鲜鱼等主要农副产品，接近国家计划价。工业生活用品除香烟、食糖等部分商品外，其它商品议价基本取消。
  1966年下年，“文化大革命”运动冲击各
  行各业，商品流通渠道受阻，供应短缺，物价波动。1967年下年，县内物价实行冻结。
  1971年7月，对完成征购任务后的粮、油实行加价收购，称为超购。超购的价格，控制在不高于牌价30％以内。同时取消议购议销。同年8月，恢复粮、油议购议销。农民缺粮不返销，供应议价粮，另加12％的经营管理费。县城设粮油贸易货栈，各粮管所（站）兼营议购议销。同年，提高棉花收购价格，3级27毫米（标准品）皮辊棉每市担由104.8元，调整为115元，增长9.3％。锯齿棉收购价格，接同级皮辊棉收购价每担加4.6元。
  1979年，对主要农副产品收购价，做建国以来幅度最大的调整。早稻每担提高4.28元，晚稻每担提高4.18元。粮油超购价格，高出牌价50％。购销倒挂出现的经营亏损，国家财政补贴。肉、禽、蛋等销售价格也适当提高，每个职工每月加发5元食品补贴费。同年，棉花收购价格在1978年提高价格30％的基础上再提价15％,3级27毫米的标准皮辊棉每担由115元提为132.25元。
  1980年，议购议销的商品逐渐扩大到水产、化肥、农药等，增长幅度较大。当年，新棉上市时，收购价格在原基础上提高30％（见附表），各等级皮辊棉每担再加价5.8元，收购价调整后，超购加价30％的政策不变，皮棉供应和棉絮销售价格不变，实行财政补贴。
  1981年11月，国家对涤棉布和烟、酒的销售价格进行调整。涤棉布及中长纤维织物售价，平均每公尺降低0.66元。烟、酒销售提价原则是：高档多提，一般牌号少提，低档维持原价不变。
  1984年，开放市场“大商品管住，小商品放开”先后放开510种小商品和鲜鱼价格。原县管的110种饮食商品，价格只保留7个主要粮食制品的管理权。小商品价格放开后，市场活跃，品种增多，产品质量提高。
  1985年3月，花生和其他小油料，实行自由购销。合同定购的油料，只限菜籽、芝麻、茶籽、棉籽等4个品种，完成定购后，售给国家的油料，按比例价计算。4月，粮食统购，改合同定购。合同定购品种为稻谷、小麦、玉米，其它品种自由买卖。农村实行购销同价，30％按原统购价，70％按原超购价（原粮比例收购价和成品粮比例收购价附后）。生猪收购改指令派购为合同定购，完成合同定购以外的部分可以自由上市，猪肉敞开供应，销价提高到每市斤价1.4元，4月1日起，每月给非农业人口肉价补贴1.2元。11月底，取消棉花合同定购外的加价、奖售，按牌价敞开收购。
  物价管理 民国以前，未设物价专管机构。民国初期，县商界成立同业工会，由各商行推选有经商经验者，参与对本商行商品价格商讨评定，评定调整市场价格，维护商人利益。民国22年，在同业工会的基础上设立县物价评议委员会，延续到解放前夕。评价委员会，名为平抑市场物价，实为商行营利工具。县政府曾多次限价，但毫无成效。34年12月，县长马鲲签署制止物价上涨的布告张贴后，物价仍继续暴涨。
  建国初期，县人民政府对市场物价实行计划管理，采用多种经济手段，制止物价上涨。1950年10月成立的县工商科，兼管物价工作。县工商联出面组建“交易所”，控制左右市场物价的粮食作物。只允许交易所经营粮食，不许倒买倒卖，哄抬物价。贸易公司高价抛售部分商品给私商，投机商拼命抢购，囤积居奇。旬日之后，通知国营商店降价，投机商严重亏损，卖货还债，越卖越贱，使整个市场物价平稳下降。
  1952年3月，设立物价交流指导委员会，与县工商科共同管理物价工作。各基层供销社配备兼职物价管理员。县商业局、供销社均分别配备专职物价员。至1956年，重点抓工业产品销价稳定，适当提高农产品的收购价格，调整地区商品差。缩小或取消私商批发商品的地区差，及各类商品进销差率。1957年7月，成立县市场物价管理委员会。1960年国家规定的18个主要消费品价格保持不变。计划商品凭证供应。国营商店出售的高价商品，控制在一定幅度内。国营集体商业多购多销，商业部门“议价”购销部分农副产品，控制市场，打击扰乱市场的投机商人。
  1961年，县市场物价管理委员会，着手分期分批调整部分商品价格不合理部分，平衡物价，稳定市场。1963年8月，单独设立县物价委员会，配备正、副主任及专职物价管理工作人员。同年，全县开展物价大检查，重点解决短斤少两，以次充好等变相涨价行为，没收不合规格的衡器120余件，限各零售商品明码标价。
  “文化大革命”期间，物价管理部门几度撤并，管理流于形式。
  1978年以后，县计划委员会内设物价专管人员，配合有关部门管理物价。先后开展物价大检查、大整顿。1980年，议价商品扩大到粮油、水产、化肥等，管理部门对县内购销的议价商品的品种与价格，进行清理与整顿，划定范围，规定价格。1981年11月中旬，国家对涤棉布和烟、酒调价，县人民政府成立了调价领导小组，督促各有关部门，执行调价纪律，做好调价工作。同年底，组织检查组检查调价情况。
  1982年7月，县物价局成立。1983年，重点抓基层物价管理机构的建制，节日前后检查，平常组织自查、互查、抽查，至年底，抽查54个单位1710个品种，33个执行物价政策好的单位，受到通报表扬；21个违纪单位没收并罚款18715.91元。集市贸易的物价，由工商行政管理局和市场管理委员会共同管理。
  1984年，成立县物价检查所，专司检查监督。是年，在“五．一”节前后的检查中，对违犯物价政策的单位和个人，处以收缴非法利润罚款，其中泉山供销社将柴油每吨提价50元，限定一星期内，将16.74吨柴油多收款，退还用户。在“国庆节”期间进行的大检查中，对3个违纪单位除进行批评教育外，收缴非法利润924.5元。对个别经常短斤少两，群众意见大的，处以罚款并没收非法衡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