景德镇市图书馆

民国初期，江西省会南昌建立警察厅，各商埠建警察局，各县设警察所。民国二年（公元1913年）浮梁县成立了警察左、右两个分驻所，今珠山路以北为警察左分驻所，南为警察右分驻所。
  民国十三年（1924年），成立景德镇警察局，设在龙珠阁。民国十六年（1927年），警察局改为景德镇市公安局。1929年3月，撤销市建制，景德镇市公安局改为浮梁县公安局。民国二十五年（1936年）起，又改为浮梁县警察局，直至1949年解放时止。
  1949年4月，成立中国人民解放军景德镇市军事管制委员会公安部，接管了浮梁县警察局。6月6日，分别成立浮梁县公安局和景德镇市公安局。景德镇市成立南市区、北市区、中市区三个公安分局。
  1959年3月，浮梁县公安局与景德镇市公安局合署办公。次年县制撤销，仅有市公安局，并在鹅湖设立了公安分局，至1964年撤销。“文化大革命”期间，成立中国人民解放军景德镇市公安机关军事管制委员会，先后分别由市人民武装部、驻市中国人民解放军6300部队、6041部队对公安机关实行军事管制。1968年4月，景德镇市革命委员会成立后，改名为景德镇市革命委员会保卫部。
  1972年1月，分别成立景东、景西、景南、景北四个区保卫部。次年1月，改名为公安分局。同年1月27日，涌山派出所晋为涌山公安分局。1980年5月，四个区公安分局分别改名为鹅湖、昌江、蛟潭、珠山公安分局。
  景德镇解放前的政治情况比较复杂。国民党在镇设立的政治、军事机关有江西省第五行政区督察专员公署、保安司令部公署、浮梁县政府、县党部、三青团区队部、戒严司令部、浮梁县保安团、团管区、自卫队、浮梁县警察局等；驻镇的军统、中统特务组织有政工队、侦缉队、冬防办事处等。社会治安状况也很混乱，据有关资料记载，景德镇有鸦片烟馆270余家，鸦片瘾民千余人；妓院30余家，公开进行娼妓活动；赌博盛行，沿河路一带公开设有掷骰子、压宝、摸彩、翻块牌等形式的赌博场所多处；巫婆神汉则利用迷信骗取钱财，甚至误伤人命。工商界则分为都帮、’徽帮、杂帮三大帮派。这些帮派的头子互相倾轧，搞得工商界不得安宁。外国人在镇上设有“圣公会”、“内地会”、“卫理公会”、“天主堂”、“圣母堂”、“耶稣堂”、“福音堂”等教会，有的外国神职人员借机愚弄欺压人民，榨取钱财。此外，还有青帮、红帮、流氓地痞等，他们横行乡里，鱼肉人民。各种会道门也趁机活动，其中主要的反动会道门有“同善社”、“一贯道”、“大刀会”等。他们各自与当地土豪劣绅勾结，进行反革命活动。尤为严重的是武装土匪，四出骚扰。浮北山区有以张洪太为首的土匪，浮东有以朱宗海为首的土匪，他们经常出没交通要道拦路抢劫，夜入民宅绑票索钱，搞得民无宁日，人心惶惶。青帮头子刘惠甫，以在市区开设“庆丰”油盐店为掩护，实是坐地分赃的大匪首，他豢养蔡金标等人，经常头戴礼帽，身着长袍，腰藏短枪，专门在金竹山的曹村译一带，打劫过往的商人和百姓。
  新中国成立后，人民公安机关担负着改造旧社会，建立新的治安秩序，保卫新政权和社会主义建设的重任。贯彻执行党委领导下的群众路线和专门机关相结合的公安工作路线，发动群众，依靠群众，初步建立与健全了治安管理、户政管理、交通管理、消防管理以及水上管理。在全市范围内，普遍建立了基层治保组织，在市区分别建立了石狮埠、苏家弄、麻石弄、太白园等派出所，具体实施所辖地区内的户籍和治安管理。
  在剿匪反霸运动中，配合中国人民解放军，先后歼灭了在浮梁境内活动的土匪7股。毙、伤122人，活捉了匪首朱宗海、王老七、殷老二、龚老三、张老小（即张宝元）等多人，缴获各种枪支400余枝。1949年10月29日，在峙滩召开了有2,500多名群众参加的斗争大会，斗争和处决了浮梁县最大的恶霸地主姚以南。1950年5月，破获了“同善会”阴谋暴乱组织的“大中华保民救国军”反革命集团。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惩治反革命条例》，开展镇压反革命运动，依法处决了一批罪大恶极，不杀不足以平民愤的反革命份子、地主、恶霸。在城乡开展了禁烟、禁赌、取缔娼妓活动。颁布了相应的布告，建立起新的社会秩序。
  进入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时期，首先捍卫了粮食统购统销政策的顺利进行，开展了打击不法粮商以及惯盗、诈骗、流氓等刑事犯罪的斗争。1954年4月根据全国第六次和全省第十次公安工作会议精神，在全市深挖国民党潜伏特务组织，先后破获了汤俊扬、邓善保等中统潜伏特务和以李幕平为首的“国民党中改会”潜伏特务组织。1955年7月，开展内部肃反，依法逮捕了一批隐藏在国家机关内部的敌、特份子，从而进一步纯洁了队伍。在同现行反革命份子斗争中，先后破获了“中国民主党”、”皖赣边区指挥部第二游击支队”、“中国为公党”、“中国国民救中会”等反革命组织。
  “文化大革命”期间，由于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推行反革命路线，“公、检、法”机关被“砸烂”，所谓的“群众组织”代替了人民民主专政。他们搞什么“群众专政”，私设公堂，刑讯逼供。广大公安干警则被下放农村劳动，一时社会秩序混乱。
  1976年10月粉碎“四人帮”以后，尤其自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公安工作出现了崭新面貌，被停止多年的公安基层工作得到了加强。随着党的工作重点转移，通过落实党的各项政策，拨乱反正，复查纠正冤假错案，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实行治安责任承包，对失足青少年进行帮教等工作，社会治安有了好转。
  近几年来，广大公安干警依靠群众，破获了一些重大案件，如国营740厂汪康盗窃自动步枪4支、手榴弹26枚、子弹300多发案；三名歹徒将陶瓷学院一女生捆绑进行轮奸案；陶瓷加工部富商弄仓库保管员余金全被杀案等要案。1979年4月，完成了四类份子摘帽工作。1983年8月，根据中央关于严厉打击严重刑事犯罪活动的决定和部署，到1985年8月，连续进行了三个战役共十仗。摧毁了一大批犯罪团伙，惩处了一批害群之马，使社会治安有了明显好转。
  历年来，公安干警中，先后涌现出一些先进典型，如舍身救火，并保护自己佩带的枪枝不遭火焚而牺牲的市公安局二科侦察员郑水发烈士；为了救火而牺牲的消防战士徐根仔烈士，出席1959年全国公安战线英模代表大会的“抓扒手”能人陈传俊、胡昌枝。到1985年止，全市共有全国公安劳模2名，省市劳模9名；分别荣立一、二、三等功的集体16个、个人50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