吉安市图书馆

何心隐（1517 - 1579）,本名梁汝元，永丰县人。明嘉靖二十五年（ 1556）解元。何心隐中乡举后，闻王心斋良知之学,遂弃举子业，师事颜钧.以道自任。在家乡建聚和堂，用他设想的管理办法管理族务。 后因忤权贵戍贵州,得胡宗宪救助,入幕,交程学颜.随程入京，聚徒讲学，与张居正言不合,又参与倒严， 改名易姓到处躲避，终因他的思想®当时的统治思想格格不入而被杀害。何心隐是著名的王学思想家。 虽学于泰州学派，但不受王学拘束，从社会实际出发.有许多适应时代要求的思想观点，被视为阳明学的异端。 （一） 宇宙本原论。他在哲学上的主要观点就是认为“心”是宇宙之本原。他认为，天地即乾坤，人即仁,二者互为本原，无分先后，“然仁则人也，有乾坤而乃有天地，而乃有仁也。而乾坤奚原于仁其原耶？惟乾惟坤，而不有天地，则不冇乾坤矣。惟天惟地，而不有人.则不有天地矣。惟人而有不仁，则不有人矣。人且不有矣，又奚有人而圣。以则物为神，若《图》若《书》，于河洛，于天地，于乾坤，而《易》而 《范》，相统相传，其学其讲，乂于仁而仁其人耶?”（《何心隐集》，下同）他又认为，“有乾坤而乃有人”，而 “乃有仁”，此乃“万物一体”，此体即是“太极”，“夫人.则天地心也。而仁，则人心也。心，则太极也。太极之所生者，两仪也。而乾乎其乾，坤乎其坤者，非乾坤其仪而两耶？两仪之所生者，四象也。而乾乎其乾，坤乎其坤考，非乾坤其象而四耶？四象之所生者，八卦也。而乾乎其乾，坤乎其坤者，非乾坤其卦而八耶？是故卦而八者，莫IE象之四而四也；象而四者，莫非仪之两而两也。仪而两者，莫非极之太而太也。大者大也,大莫大于仁,而太乎其极也。”可见.最终还是以“心”作为宇宙之本原。 （二） 寡欲论。何心隐认为“欲”是天性，是合理的，“性而味，性而色，性而声，性而安佚”，皆是 “性”，而这种“性”是“乘乎其欲者也”，意思是说“性”是以“欲”为其现实载体的，凡人的物质欲望和道德欲求都是“欲”。既然如此，就不能要求人“无欲”，而要求人“寡欲”才是合理的。所谓“寡欲”，是指人对自己的欲望要按照--定的合理要求予以规范、节制。怎样来做到这种规范和节制呢？他认为，一方面，要满足人的天性之中所包含的“欲”.就是说要“尽性”；另一方面,要在满足人的天性之“欲”的同时也要满足特定的道德关系对它的要求，这就是“至命”。这样,何心隐把是否符合一定的道德关系的要求作为衡啟“欲”是否真正合理的尺度。 （三） 作主论。作主论是指人不能以自己现时人格为局限，而要去发展更高或追求最高的人格。他把人格形态分为四种类型:农工、商贾、士、圣贤，这四种人格是逐渐上升的。他认为，人不能局限于现时人格，即农工主于农工，商贾主于商，士主于士，而应去认识更高的人格，农工见商贾，商贾见士，士见圣贤.这样就可以超越现时人格而发展成为更高的人格，农工超而为商贾，商贾超而为士，士超而为圣贤, 而把圣贤作为最高的理想。这里涉及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人格的发展实际是取决于个人自己对人格意义的认识。他的“作主论”不同于其他理学家那样，强调人的天性或良知在人格发展上的决定作用，而是把个体的人格发展交付给个人本身是否有“见”于更高的人格，人格的发展提升，完全取决各个人自己o这种见解发前人所未发，也具有普遍的社会意义。 何心隐根据他的哲学思想，提出他的社会理想和社会改革设想并付诸实施，提出一整套全新的社会管理思想，设立一整套全新的社会管理模式。他生活在晚明，却在家乡捐千金建“聚和堂”，以宗族聚和为宗旨，进行集政治、经济、教育于一体,实现其“老有所养,少有所怀”的社会理想的实验,“数年之间,一方几于三代矣。”（黄宗羲《明儒学案》）但终因与当时的社会格格不入，他的乌托邦理想被粉碎而失败, 他自己也因反对知县行“赋外之征”而下狱，得友人相救入胡宗宪幕，广交朋友，相与讲学,先后到京师、 福建兴化、重庆、杭州、湖北孝感、黄安等地讲学,并在京师创建复孔堂,在黄安创建求仁书院，从事教育、 讲学活动，因得罪张居正而被通缉，化名何心隐逃亡辗转各地，仍讲学不辍，直到万历七年（1579）被逮遇害。他是一位哲学家、乌托邦思想家，同时又是一位以身殉教的教育家。他秉承王艮、颜钧的教育理念, 而走得更远，创立了不同凡响的一整套教育理论。择其要点为：（一）提倡平民教育。王学泰州学派主张“人人可以为圣贤”，何心隐秉承师说，并进一步系统化。他的教育论文《原学原讲》就较为系统地阐述了这一观点。在文中他阐述了上自伏羲，下至孔子,而以孔子为集大成的独特的学统和道统。认为原学原讲，首先必须“原图（指《易》之卦图）、原书（即《尚书》）、 原河（指河图洛书）”，透露出泰州学派杂儒、道、河、洛怪异之说于一体的秘传;其次就是“圣其学而讲也”，也就是说，传述神圣的学统和道统的最好手段就是聚徒讲学。他根据《尚书•洪范》所列貌、言、视、 听、思五事的关系，指出人之“貌”（行为）、“言”（言论）是客观存在的，因而“必有视，必有听.必有思也”，“自有貌,必有事,必有学也,学其原于貌也……自有言，必有事,必有讲也,讲其原于言也。”简单说， 人要行动就必须学习，人要言论就必须讲习，而学习、讲习都依靠视、听、思来实现，因此“必不得不学不讲”。通过学讲（教育）使徒具形和声的人（自然的人）改变成懂得神圣之道的“仁其所仁”、“义其所义” 的人（社会的人），进一步而成为“必明、必哲、必聪、必谋、必睿”的“圣其貌”、“圣其言”的“圣贤”。王艮追求“人人君子，比屋可封”，并没有超出封建时代食邑封侯的范畴,而何心隐进一步提出，无论士农工商,人人皆是主人，没有等级差别。由此而强调学讲是每一个人必须经历的事情，只有通过学讲才能人人成为圣贤。 （-）提倡率教率养。率教率养，意即人人都要得到教育,人人都要得到赡养。这是他的社会理想。 因此，他自己拿出钱来，在家乡构建聚和堂，实行率教率养。他特地为聚和堂写了《聚和率教谕族俚语》、 《聚和率养谕族俚语》和《聚和老老文》,描绘了率教率养的理想乐园。在《聚和率教谕族俚语》中,他全面系统提出了聚和堂的教育规划:首先指出“私馆之聚，私心之所由也”，“私馆”的教育对象是由主办者私人设定范围,教规也各有不同,“五六相聚则寥寥，数十相聚则扰扰,为师者不得舒畅精神以施教,为徒者不得舒畅精神以乐学”。然后阐述“聚和堂”实行受教者“总聚祠”、“总送馔”（即集体学习、集体膳宿），子弟们“不分远近贫富相聚一堂”，礼以相让，文以相勖，欢如翕如,而相亲相爱之念油然而兴矣，既可以“防游荡，以专师长之教”，又可以“严外访之防”，杜绝富家奴婢“游送果品玩好”，以戒“盛食”、“原味”。学童不论贫富，人人都在聚和堂里共同生活，接受教育，培养成人。至于年限，可视情况而灵活变通:“半年之后，试子弟有生意者，必有权宜之处;三年小成，又有通变之处；十年大成，则子弟不论贫富， 其冠婚衣食,皆在祠内酌处。”这无疑是中国古代宗族教育的理想蓝图。 （三）教育社会化。与提倡平民教育、率教率养相适应，他特别提倡教育社会化。他的晚期著作《师说》、《论友》、《语会》三篇文章成为一个严密的整体,勾画了他的教育社会化的理想境界。他所说的 “师”，除了传道授业外,还兼有社会思想领袖和社团首领的作用;他所说的“友”也非一般的朋友，而是同志;他所说的“会”是师友结成的大家庭，家庭和个人都隶属于会，“君子以显以藏乎士农工商其身其家于会”，这种会，是一种讲会之所,还兼有社团的性质。在会中以师友相处，构成了“极于师”、“尽于友”、 “藏于会”的完整思想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