吉安市图书馆

罗洪先（1504 ~ 1567）, A水县人。明嘉靖八年（1529）进士第一，官至左春坊左赞善。因上书忤旨削籍，归里乡居，辟石莲洞，隐居其中。甘于淡泊，寻求王学，教授生徒，成为著名思想家和教育家，同时又是地理学家,,罗洪先并非王阳明及门弟子，但他私淑壬学I何以潜研传播E学为己任，成为江右王学的中坚、王学归寂主静派的代表人物。根据罗洪先的自述，自二十三岁起师从吉水李谷平（中），“致力于践履”;四十岁,即嘉靖二十二年（1543 ）闻双江“归寂”之说,逐渐转向归寂主静;五十二岁,即嘉靖三十四年（ 1555） A楚山习静,“彻悟于仁体” °罗洪先自称1 j双江“如一手足”，丄j双江“不谋而诺”。明人徐阶在《念庵罗公墓志铭》中说:“其为教恒主《易》所谓’寂然不动’，周子所谓’龙欲故静’者，而申告之口 ： '静能寂然，然后见知体之良;能收摄保聚,然后能主静而归寂'-这段话较为准确地概括了罗洪先思想的主要特征。 （一） 由“践履”向“归寂”说的转变。罗洪先的早期思想是主张“践履”，把“良知”理解成“知善知恶”，认为“是非之心，人皆冇之.吾惟即所感以求其口然之则.其亦庶几有据矣”。所谓“即所感以求其自然之则”，即指人通过接触外界事物去体验内心固有之“理”，因为从“是非之心”的角度来理解“良知”，“良知”本身可以直接通过对人所接触的事物进行是非善恶判断而显小出来「如此一来，人便只要着着实实地“践履”就可以了，“良知”是能够保证“践履”具冇道德恵义和道徳价偵的。当他的思想日渐成熟，并接受了“归寂”说之后，他开始由主张“践履”而转向了主张“归寂”。他认为，“执感以为据，即不免于为感所役，吾之心无时不息，则于是非者亦将有时而淆也”，因为人心常常•是“善恶交杂”，人心的现实存在状态并非至善无恶，所以，人心并不能时时刻刻发挥其明辨善恶的功用，“知善知恶之知随出随泥，特一时之发现焉耳”。由此,他发现把“知是知非”当作“良知”是行不通的，并进一步认识到“良知” 虽“无分于发与未发”，但正因为“有未发者主之于中”，“知”始能“良”，故求“未发”之“虚寂”，才是人们所首先应当重视的事情,“虚寂”之体才是“良知”本体。鉴于此，他强调应当让自身的心灵状态达到“寂静”或“虚寂”的境地，做到“静中安贴”、“气机敛寂”，从而获得“本心”。 （二） “归寂”说。在格致工夫上，聂豹、罗洪先主“归寂”说。按聂豹主张，格物致知当以“致虚守寂”为根本，“无问感与不感，而一以归寂为工夫主宰”。“川寂”的基本含义是指人心本来的“虚寂”之体,但并不等于存在“虚寂”之“时”，认为“感唯其时而主之以寂者，学问之功也”，把“归寂”局限于“学问之功”的范围内，并不主张在“寂”与“感'之间有一或先或后的“时”的区分”罗洪先的“归寂”说基本上与聂豹无所差异,但在这一点上却不同，他认为“感无常，寂有常，寂其主也。周之静,程之定，皆是物也。 其曰静虚动直，曰静定动定，以时言也，时有动静，寂无分于动静;境有内外，寂无分于内外”。很显然，他把“寂”“感”作了 “时”的区分。在格致工夫匕，罗洪先认为“寂有常”而“感无常”，“寂”无时间限制， “感”则有时间限制，因而他更强调“主静”、“归寂”之于实现人心寂体的功用，他把“归静”（亦即“归寂”）作为格致工夫的基本内容。（三）“仁体”说。罗洪先认识到，单纯强调“虚寂”必然会导致“动静为二”，把个人的内心状态（静） 与外在事物之作用于人心（动）割裂开来，“归寂”强调的是人的心灵状态达到“寂静”或“虚寂”的境地， 而把人心对外在事物的所有反映都排斥于外，这样就会导致“重在为我，疏于应物”。为避免这种毛病， 罗洪先提出“仁体”说。按一般理解，“仁体”是“仁者以天地万物为一体”或“仁者浑然与物同体”的简称。罗洪先沿用这一概念的基本含义，但他把“仁体”当作是“良知”的基本属性，认为所潸'仁体”.指的就是“在我者亦即在物,合吾与物而同为一体,……中虚而能旁通，浑上下四方、往古今来、内外动静而一之者也”。他强调“仁体”的物我合一，基于“心”本身即具有一切“物”的观念，所潸'在我者亦即在物”， 就是把“物”视为“心”的固有内容之一。在这里，他强调“良知”的内外、动静合一，把“心”对外在事物的 “感应”当作“良知”的内容之一，是对“良知定体”说的一个修改。 罗洪先在“良知”论上强调通过“归寂”工夫去致“良知”，斥责“现成”派，“世上哪有现成良知”；在 “格致”论上强调要有“收摄保聚之功”，都与他的“归寂”说紧密相连。 罗洪先乡居期间，与邹守益、欧阳德、聂豹等联结讲会，讲论互学，与邹守益等主青原、复古之会，成为主盟之一,又多次前往白鹿洞书院访友、讲论。自嘉靖二十五年（1546）始，于乡间辟石莲洞居之，先后投师石莲洞者数百人，其间除有时参与南昌正学书院讲会及青原等讲会外,主要讲学授徒活动都在石莲洞，直至终老。罗洪先是一位既有广博学识，又有很高理论修养和丰富经验的教育家。他的教育思想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一） 罗洪先与所有王学门人一样把“致良知”作为终极教育目标，但为达到这一教育目标的方法有所不同。在江右王门中，罗洪先与聂豹都主张“良知本静”的“寂静”说而见异于其他派别，而罗洪先与聂豹又有差别，聂豹主张“心体”本寂,罗洪先在此基础上推而广之，提出“仁体”的概念。所谓“仁体”就是“以天弘人”，把自然的人按理的要求改造成有道的“至善”之人，这个改造过程就是“诚敬存之”为功夫的“仁体”，这种“仁体”说可以直白地理解为“以天下为己任”的“仁体”说。如何做到“仁体”，就是 “主静”。“主静”就是“敬诚存之”的功夫,做到从“戒惧”入手，达到“内外两忘”的境界，最终归于“无欲”。他认为那种极端的“主静”说者“重于为我，疏于应物”，而正确的“主静”是“仁体”，是达到“无欲” 而又不“疏于应物”，“以天下为己任”。其高明处在不由虚至虚,而由虚而实。他和邹守益一样,把教育的过程归结为“存天理去人欲”，最后达到“致良知”。 （二） 具体施教既注意启发，又注意躬行。罗洪先认为，学习是为了明本心常道，静心读书是明本心常道的一种方法。而读书既不能只囿于读，又不能只囿于书。只囿于读是死记硬背，死记硬背不能做到 “存天理去人欲”，不能达到“内外两忘”的境界。因此他采取的方法是:“每令静反观，俟稍有疑,然后随机引入。”所谓“随机引入”就是启发引导,使受学者在读书时进入思维状态。只囿于书是闭门读书，容易脱离现实，脱离实际。他认为“其教先默识，重躬行”，不仅要“躬行”，而且要以“躬行”为“重”，把“躬行”作为读书的关键。“躬行”就是实践，读书的过程就是从书中获得道理，经过思考,再在实践中履行。 （三） 在学习方法上，要做到不专一师，泛观博览.求同存异。不专一师才能广泛地接受不同观点不同风格的教育，丰富学术师承关系的多层次性，罗洪先除以王守仁为宗师外，黄宏纲、何廷仁、罗伦、李中等也有所师承，他也要求受学者广泛选择老师，择善而从。泛观博览才能获得丰富的知识，才能使学问达到广博。罗洪先自身为学就做到泛观博览，无所不窥，天文、地理、礼乐、典章、河渠、漕饷、边防、战守，以至阴阳、卜筮、算数，靡不精究。在教育实践中他也要求受学者力求做到泛观博览。在交友论学方面，他主张求同存异。他自身就是求同存异的典范，他广泛地与不同的学术门派交流、讲会，与学者们切磋，求同存异。他既与主寂的聂豹交流，从他那里吸取与自己相同的观点，又阐述自己与聂豹观点的不同之处;他与泰州学派王艮交流，既反对他“百姓日用即道”之说，又赞同王艮“正己物正”的观点，等等。 在教育实践中他也要求受学者广泛交友.互相切磋，求同存异。.罗洪先归里乡居后，收徒讲学，考图观史,精研阳明心学，旁及天文、地理、社乐、典章、水利、边塞、战阵、攻守、阴阳、术数，无不精究。他在科学技术方面的主要成就是在研究地理学方面，绘制了我国第一部分类详备、绘制精确、图标简易、附注详明的全国性综合地图集,创立了许多形象简易的地理图例符号，在地图史上有开创之功。 罗洪先在考图观史中发现，“天下图籍，虽极详尽.其疏密失准，远近错误，百篇而一，莫之能易也。” 于是，广泛收集地图资料，准备重新编制地图。当得到朱思本《广舆图》时，异常兴奋,并详加研究。他说:“得元人朱思本图。其图有计里画方之法，而形实自是可据，从而分含东西相侔，不至背桀。”他赞赏朱思本图“计里画方”之法的精确，标注各地物要素的丰富.但是，又认为“长广七尺”的一幅大图，使用极不方便。于是,以朱图为蓝本，费时十数年，“悉所闻见.增其未备”，于明嘉靖二十年(1541)前后，改绘朱图，又增补新图，废朱图所用宋元旧地名，改用明制地名，题名为《增补朱思本广舆图》，简称《广舆图》。图中每方格十八毫米，每方折地五百里,折合今比例尺为1:1550万。北直隶图毎方格十七毫米，每方折地百里，折合今比例尺约为1320万。有全图一幅.直隶及各布政司十六幅，九边图十-•幅，另有洗河、松潘、虔镇、麻阳诸边图五幅，黄河图三幅，漕河图三幅，海运图二幅.朝鲜、潮漠、安南、西域四幅，计四十五幅，另有副图六十八幅，并详加记注，如于直隶及各布政司图后附注沿革、形胜、所辖范围和计征田赋数额。杳阅极为方便。 这本地图集继承了“计里画方”的传统绘图优点.克服了旧图使用不便的缺点，特别是创立了代表山、水、路、界、府、州、县、驿等二十四种图例符号，有些符号已经形象化并向几何图案过渡，这是中国乃至世界地图史上了不起的进步.具有丿F创性的贡献，成为中世纪世界地图绘制史上的一部杰作，影响深远"在此后250年间，这本地图集被翻刻过六次，先厉流传到加拿大、美国J I本、俄罗斯等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