吉安市图书馆 内容
虎的形象，在我国几千年来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占据颇为显著的地位，常常与龙并称，在许多方面起着重大的作用。在《周易·乾卦文》中就有：“云从龙，风从虎”的说法。因为龙飞于天，虎行于地，所以虎与龙结合一起成为雄伟强盛的象征和美化权威的典型形态，是人崇拜并畏惧的对象，有时也充当逐妖、怯邪、镇宅的角色，构成了充满生机和活力的民族风俗文化特质。自古以来，人们已习惯用“生龙活虎”、“龙腾虎跃”、“虎背熊腰”、“藏龙卧虎”、“如虎添翼”、“虎头虎脑”、“将门虎子”、“虎老雄心在”、“不入虎穴，焉得虎子”等词语，赞扬生活中的人和事物，以表达中华民族的精神面貌、民族性格和民族自我意识，并逐渐形成了独特的虎文化。
虎文化作为古代社会意识形态之一，内容丰富多彩，无论文字、语言、诗歌、文学、雕塑、绘画、小说、戏曲、民俗，以及更为广泛的民间传说、神话、故事、儿歌等传统文化的各个领域中，虎的形象无所不在，早已深入人心，成为古老中华民族的图腾之一。在上古的甲骨文中，“虎”字就是一只造型优美可爱的象形虎。1987年在河南省濮阳西水坡一带发掘出土了一对蚌塑龙虎，距今大约为6000年，伴于一位祖先遗骨的东西两侧，依照方位，恰与后世盛行的“东青龙、西白虎、南朱雀、北玄武”相吻合，被誉为“中华第一虎”。
虎作为威力勇猛的大型动物，较早地进入了华夏祖先的视野，备受其崇拜，以致人们把自己的祖先和虎联系在一起，并将它作为母题纹样装饰在器物上。从殷商、西周、春秋、战国，到秦朝、汉朝的石雕、石刻和画像石，以及青铜器、铁器、金银器、玉器、瓷器中，以虎为原型的艺术品的纹饰、造型更加丰富。例如在青铜器中，商代的龙虎尊的主题纹是“虎口衔人”；司母戊大鼎的鼎耳的外廓饰着一对虎纹，虎口相向，口中含着人头；妇好墓出土的铜钺上也有“虎钉衔人”纹；特别是一件名叫“虎食人卣”的商代作品，卣的三个支点是虎的两条后腿和尾巴，虎的前爪抱持一人，张口欲啖人首，形象生动，撼人心魄。不过，这个造型反映的并不是虎吃人，而是古代人对虎的崇拜。被虎抱着的人是一个巫师，他与虎相抱，并且将头放入虎口之中，是其获得超自然力量的一个途径。
关于虎这种动物的神性，在先秦文献中亦有所反映。“虎者阳物，百兽之长也，能执精挫锐，噬食鬼魅。”虎，作为百兽之王，在古代象征了军威勇猛，被赋予保护神和战斗神的极高文化含义。虎被视为镇守天门的神兽，所谓“君无上天些，虎豹九关”（屈原《招魂》）。进而神也以虎的形象出现：“西南四百里，曰昆仑之丘，是实惟帝之下都，神陆吾司之，其神状虎而九尾，人面虎爪。是神也，可天之九部及帝之囿时”，“有神，人面虎身，有文有尾，皆白”（《山海经▪大荒西经》）。
正是基于虎这种动物的神性的信仰，新干先民把它视为通天的神兽，虎形象从而成为大洋洲青铜器装饰艺术主题。
在新干大洋洲商墓中出土的400多件精美的青铜器，其中就有16件立耳上饰圆雕卧虎，卧虎扁足圆腹鼎的扁足亦作虎形，无一例外。曲内戈内也作虎头形，更为有趣的是一件双尾的伏鸟虎，虎形象在这批青铜器中特别引人注目。于是，人们把虎形象作为当地文化的青铜装饰艺术特色，认为虎应该是当地先民所崇拜的图腾物。
扁虎足铜圆鼎，是新干大洋洲商代大墓最具有代表性的地域文化形象。其双耳各卧一只惟妙惟肖的老虎，鼎的三足由变体的老虎铸成，虎口侈张，托起器腹，虎尾上卷。口沿饰燕尾纹，腹饰兽面纹，上下以连珠纹为栏，虎形足饰云雷纹、羽纹、鳞纹。扁形虎足正好与立耳上的伏虎相呼应，构成完美的结合，使虎鼎看上去具有和谐的美感。这种同时拥有虎耳和虎形扁足装饰特征的器物不见于江西以外的青铜器遗存，大洋洲共出土虎形扁足铜鼎9件，其中有7件的双耳上铸有立体卧虎。
早年，在清江（今樟树）刘公庙乡横塘村锄狮脑曾出土过一件鼎，足为扁圆虎形，耳上也饰伏虎，其造型纹饰作风与这几件完全一样，反映此种扁圆虎足鼎在商代的赣鄱地区颇为流行，它是南方地区古代居民将中原的那种浅腹扁平夔足鼎加工改造成浅腹圆虎足鼎。
虎的造型和图案，被广泛地装饰于礼器、兵器、杂器和艺术品之上。在大洋洲这批器物中，虎纹以4种表现形式被广泛地使用：立体雕虎形，形象十分写实，凸目吊睛，两耳耸立，口微张，内有利齿，屈足展体，垂尾上卷，颇富生气；透雕的虎形，作为扁足鼎的鼎腿被大量使用在青铜器和玉器上；线刻虎形，低首张口，展体，后拖尾，作行走状；虎头纹，即环柱角兽面纹。这四种虎纹，仅环柱角兽面纹这一种在中原和其他地区的青铜器上有所出现，但远没有成为主要纹饰，余三种均为当地所独具。
立体雕的猛虎造型分为两式。其一为伏鸟双尾虎，仅出土一件。这是一件目前仅见的奇特器型，状类虎尊却又腹底不封的器物，通长53.5厘米，高25.5厘米，重6.2千克。整体造型为一猛虎，张口咧吡，左右各露一獠牙，凸目粗眉，双耳高耸。虎背伏一鸟，尖喙圆睛，竖颈短尾。整个虎形躯体庞大，怒目狰狞，虎视眈眈，作半卧欲奔之势，生动逼真地再现了百兽之王的威风形象。出土时，置于墓室西北部的鼎、罍、铙等大型青铜礼乐器群中。其二为鼎耳伏虎，被铸于3件方鼎和7件扁足鼎的双耳上。20只伏虎大小有异，但造型一致，凸目圆睛，双耳竖立，口微张，内有利齿，屈足，垂尾，作似卧欲走之状，颇富生气。
线刻虎纹分虎首纹和行虎纹2式。虎首纹趋于图案化，分别饰于3件曲内戈的内部，整个内端作线扁平的虎头形，口略张，上下露三角形利齿，额圆，目作圆圈状。有阑曲内虎首铜戈，通长26.5厘米，内长7厘米，与众不同之处在于其内端用虎首作为装饰，张口露齿。精致的美感造型显示出此件铜戈不是普通兵士的杀敌利器，而是王侯贵族装备的兵器，以衬托出他们高贵的身份和地位。行虎纹仅见1例，饰于箕形器柄部两侧，为一阴线刻的侧面虎形，颇为写实。
虎形玉扁足，灰白或灰黄色，3件一组，造型基本相同，扁平长条状，周边镂挖成形，阴线勾勒边缘。整体造型与青铜鼎的虎形扁足相似，一侧两组四个勾戟如同虎之四足，底端勾卷形似虎尾，其上方的拱起恰似虎之背脊。这组虎形玉扁足可能是嵌于漆鼎下的器足。
殷商时代的青铜器，喜欢以动物（包括变形的动物）纹样作为装饰的主题图案。人们认为这些动物纹样是助理巫觋通天地、通民神的各种动物的形象，特别是青铜礼器为“重器”，其装饰更不能随心所欲。美籍华人张光直先生在商周青铜器动物纹样的研究中发现动物的神性：“商周青铜器上的动物纹样有其图像上的意义，它们是协助现沟通天地神人的各种动物的形象”，“兽食人母题即代表动物是巫师沟通天人的助手，张开的兽口可能是把彼岸（如死者的世界）同此岸（如生者的世界）分隔开的最初形象，青铜器上的人形非巫师莫属，他正在动物的帮助下升天”。猛虎形象是新干青铜器的流行纹饰，而且应该是沟通天地神人的中介物，特别是将虎装饰在器耳等醒目部位，可能与当地人的习尚有关，目的是让神祇看得更清楚以便能沟通神人的作用。
早在中原殷商历史中就记载了有“虎方”一国，与中原殷商王朝有战争发生并对其构成较大的威胁。
虎氏是一个古老的民族，系黄帝部落的六个胞族之一，（黄帝轩辕氏）“教熊罴貔貅虎，以与炎帝战于阪泉之野，三战然后得志。”熊罴貔貅虎，都是氏族的名称，虎氏就是其一。至舜时，“举八元，使布五教于四方”，伯虎就是八元之一，是华夏部落联盟施政的骨干力量，延续了很长时间。从舜至西周这段时间，虎氏的活动情况，史籍不详，所幸的是殷墟甲骨文的发现和成功释读，为殷商史研究提供了实录性的史料。在殷商甲骨文中，确确实实记录了一个 “虎方”的存在。卜辞中不仅有“虎氏”、“虎方”之类的记录，还有征讨虎方前，向太甲、祖丁、仲丁祷卜的记录，足见在中商时期虎方为商王朝的一大劲敌。
见于《甲骨文合集》6607：
贞，令望乘暨举途虎方，十一月。
□举其途虎方，告于大甲，十一月。
□举其途虎方，告于丁，十一月。
□举其途虎方，告于祖乙，十一月。
“途”意即征伐，这条卜辞的大意是商王为了征伐虎方，卜问是向先祖大甲、祖丁、祖甲举行告祭才能得到保佑，取得胜利。大甲、祖丁、祖甲都是商王朝的名君，被视为战神，商王因战事向他们举行告祭，仅见于讨伐方、土方等劲敌，说明虎方是非同一般的方国。而且，从甲骨材料来看，商王伐虎方仅此一次，也许是因为这次被打得大败，此后的商王再也不敢贸然行事。这也正是甲骨文中伐虎方之事少见的原因所在。
卜辞中的“望”、“举”为我们推定虎方位置提供了参考。
望氏族居住在亳南淮阴间，即今淮水上游北岸，举氏族居住在湖北举水流域，这两个氏族都是商王朝的臣属。举氏族还参与过商王武丁立南使的活动：
《甲骨文合集》5504：
已未卜，宾贞，立使于南、右此我，中比举，左比曾，十二月。
贞，勿立史于南。
左、中、右是指王师三军，使是武官，立史就是建立军事据点，我、举、曾是三个氏族的名称，卜辞从正反两方面卜问是否要在南土建立军事据点，要立南使，则要命令浑分别率领我、举、曾三个氏族的兵力，分兵三路南下迎击敌人。据研究，商代王师只有三军，如有军事行动，一般是以王师为骨干，辅之以用兵地附近的氏族军。商王此次南征调动了湖北的举、曾两个氏族的兵力，说明用兵对象在举水以南。夏商周断代工程专家李学勤先生则指出盘龙城就是南使的据点，那么，虎方的地望就要到盘龙城的南去寻找。
从目前的考古材料来看，赣鄱流域的文化既受到中原商文化的强烈影响，又带有浓厚的地方特色。愈往北，中原文化因素愈重，愈往南，则土著因素愈重。土著特色是主要的，这支土著文化有其自身独立的发展序列，诸如印纹硬陶、青铜器、文字等，这些特征与甲骨文中反映的虎方没有被商王朝臣服正好相印证。赣鄱流域的文化是虎方文化这一可能性比较大，而我国史学家丁山、日本甲骨学专家岛邦男等人考定的虎方在淮水上游这一推论则不一致。淮水上游的考古学文化与中原商文化并无多大差别，在商王朝的政治版图中，把没有被商王朝臣服的虎方地望定在这里与常理是不相符的。无论是从甲骨文的记载，还是从考古出土的遗物来分析，虎方的地望都不可能在淮水上游，虎方的地望应在湖北盘龙城以南，江西境内属虎方文化的可能性最大。
由于商代中期对虎方的讨伐不太成功，故在晚商武丁时期又进行着这样的征伐。商王武丁亲率三师南临地处盘龙城以北不远的举水流域，大概这时的盘龙城已失去强大军事据点的地位。武丁的亲征，也只获得暂时的胜利。随着日后商王室势力的衰微，包括虎方在内的周边民族又强大起来，所以周迁商鼎后，周公只得又一次“兼夷狄而驱猛兽”。所以《孟子▪滕文公下》中有“驱虎、豹、犀、象而远之，天下大悦”的记载。不久，更演出了“昭王南征不返”的一幕。也正是一条关于周初征讨虎方的铭文，给我们明确地指出了虎方的方位。“中鼎”铭：“佳王令南宫伐反虎方年。王令中先省南国……”伐虎方而先省南国，则虎方更在南国之南。再加上地下出土青铜器虎纹的出现，这证实了虎方应在长江中游南岸的赣鄱一带。
虎纹在新干大洋洲青铜器中如此高频率的出现，结合甲骨文有关虎方的卜辞和相关历史文献的记载，赣鄱一带继“三苗”之后兴起的商文化就是虎方文化，甲骨文称这一方国为“虎方”。而许多青铜礼器铸有虎形，这绝非一般装饰品，而是寓意方国标记之物。加之伏鸟双尾虎的出土，表明老虎与新干先民有着不解之缘，同时向我们传递了这样一个历史信息，早在三千多年前，我们的赣鄱流域活动着一支与中原商王朝并存发展的虎方国，这座方国的都邑就在新干的牛头城址。
虎文化作为古代社会意识形态之一，内容丰富多彩，无论文字、语言、诗歌、文学、雕塑、绘画、小说、戏曲、民俗，以及更为广泛的民间传说、神话、故事、儿歌等传统文化的各个领域中，虎的形象无所不在，早已深入人心，成为古老中华民族的图腾之一。在上古的甲骨文中，“虎”字就是一只造型优美可爱的象形虎。1987年在河南省濮阳西水坡一带发掘出土了一对蚌塑龙虎，距今大约为6000年，伴于一位祖先遗骨的东西两侧，依照方位，恰与后世盛行的“东青龙、西白虎、南朱雀、北玄武”相吻合，被誉为“中华第一虎”。
虎作为威力勇猛的大型动物，较早地进入了华夏祖先的视野，备受其崇拜，以致人们把自己的祖先和虎联系在一起，并将它作为母题纹样装饰在器物上。从殷商、西周、春秋、战国，到秦朝、汉朝的石雕、石刻和画像石，以及青铜器、铁器、金银器、玉器、瓷器中，以虎为原型的艺术品的纹饰、造型更加丰富。例如在青铜器中，商代的龙虎尊的主题纹是“虎口衔人”；司母戊大鼎的鼎耳的外廓饰着一对虎纹，虎口相向，口中含着人头；妇好墓出土的铜钺上也有“虎钉衔人”纹；特别是一件名叫“虎食人卣”的商代作品，卣的三个支点是虎的两条后腿和尾巴，虎的前爪抱持一人，张口欲啖人首，形象生动，撼人心魄。不过，这个造型反映的并不是虎吃人，而是古代人对虎的崇拜。被虎抱着的人是一个巫师，他与虎相抱，并且将头放入虎口之中，是其获得超自然力量的一个途径。
关于虎这种动物的神性，在先秦文献中亦有所反映。“虎者阳物，百兽之长也，能执精挫锐，噬食鬼魅。”虎，作为百兽之王，在古代象征了军威勇猛，被赋予保护神和战斗神的极高文化含义。虎被视为镇守天门的神兽，所谓“君无上天些，虎豹九关”（屈原《招魂》）。进而神也以虎的形象出现：“西南四百里，曰昆仑之丘，是实惟帝之下都，神陆吾司之，其神状虎而九尾，人面虎爪。是神也，可天之九部及帝之囿时”，“有神，人面虎身，有文有尾，皆白”（《山海经▪大荒西经》）。
正是基于虎这种动物的神性的信仰，新干先民把它视为通天的神兽，虎形象从而成为大洋洲青铜器装饰艺术主题。
在新干大洋洲商墓中出土的400多件精美的青铜器，其中就有16件立耳上饰圆雕卧虎，卧虎扁足圆腹鼎的扁足亦作虎形，无一例外。曲内戈内也作虎头形，更为有趣的是一件双尾的伏鸟虎，虎形象在这批青铜器中特别引人注目。于是，人们把虎形象作为当地文化的青铜装饰艺术特色，认为虎应该是当地先民所崇拜的图腾物。
扁虎足铜圆鼎，是新干大洋洲商代大墓最具有代表性的地域文化形象。其双耳各卧一只惟妙惟肖的老虎，鼎的三足由变体的老虎铸成，虎口侈张，托起器腹，虎尾上卷。口沿饰燕尾纹，腹饰兽面纹，上下以连珠纹为栏，虎形足饰云雷纹、羽纹、鳞纹。扁形虎足正好与立耳上的伏虎相呼应，构成完美的结合，使虎鼎看上去具有和谐的美感。这种同时拥有虎耳和虎形扁足装饰特征的器物不见于江西以外的青铜器遗存，大洋洲共出土虎形扁足铜鼎9件，其中有7件的双耳上铸有立体卧虎。
早年，在清江（今樟树）刘公庙乡横塘村锄狮脑曾出土过一件鼎，足为扁圆虎形，耳上也饰伏虎，其造型纹饰作风与这几件完全一样，反映此种扁圆虎足鼎在商代的赣鄱地区颇为流行，它是南方地区古代居民将中原的那种浅腹扁平夔足鼎加工改造成浅腹圆虎足鼎。
虎的造型和图案，被广泛地装饰于礼器、兵器、杂器和艺术品之上。在大洋洲这批器物中，虎纹以4种表现形式被广泛地使用：立体雕虎形，形象十分写实，凸目吊睛，两耳耸立，口微张，内有利齿，屈足展体，垂尾上卷，颇富生气；透雕的虎形，作为扁足鼎的鼎腿被大量使用在青铜器和玉器上；线刻虎形，低首张口，展体，后拖尾，作行走状；虎头纹，即环柱角兽面纹。这四种虎纹，仅环柱角兽面纹这一种在中原和其他地区的青铜器上有所出现，但远没有成为主要纹饰，余三种均为当地所独具。
立体雕的猛虎造型分为两式。其一为伏鸟双尾虎，仅出土一件。这是一件目前仅见的奇特器型，状类虎尊却又腹底不封的器物，通长53.5厘米，高25.5厘米，重6.2千克。整体造型为一猛虎，张口咧吡，左右各露一獠牙，凸目粗眉，双耳高耸。虎背伏一鸟，尖喙圆睛，竖颈短尾。整个虎形躯体庞大，怒目狰狞，虎视眈眈，作半卧欲奔之势，生动逼真地再现了百兽之王的威风形象。出土时，置于墓室西北部的鼎、罍、铙等大型青铜礼乐器群中。其二为鼎耳伏虎，被铸于3件方鼎和7件扁足鼎的双耳上。20只伏虎大小有异，但造型一致，凸目圆睛，双耳竖立，口微张，内有利齿，屈足，垂尾，作似卧欲走之状，颇富生气。
线刻虎纹分虎首纹和行虎纹2式。虎首纹趋于图案化，分别饰于3件曲内戈的内部，整个内端作线扁平的虎头形，口略张，上下露三角形利齿，额圆，目作圆圈状。有阑曲内虎首铜戈，通长26.5厘米，内长7厘米，与众不同之处在于其内端用虎首作为装饰，张口露齿。精致的美感造型显示出此件铜戈不是普通兵士的杀敌利器，而是王侯贵族装备的兵器，以衬托出他们高贵的身份和地位。行虎纹仅见1例，饰于箕形器柄部两侧，为一阴线刻的侧面虎形，颇为写实。
虎形玉扁足，灰白或灰黄色，3件一组，造型基本相同，扁平长条状，周边镂挖成形，阴线勾勒边缘。整体造型与青铜鼎的虎形扁足相似，一侧两组四个勾戟如同虎之四足，底端勾卷形似虎尾，其上方的拱起恰似虎之背脊。这组虎形玉扁足可能是嵌于漆鼎下的器足。
殷商时代的青铜器，喜欢以动物（包括变形的动物）纹样作为装饰的主题图案。人们认为这些动物纹样是助理巫觋通天地、通民神的各种动物的形象，特别是青铜礼器为“重器”，其装饰更不能随心所欲。美籍华人张光直先生在商周青铜器动物纹样的研究中发现动物的神性：“商周青铜器上的动物纹样有其图像上的意义，它们是协助现沟通天地神人的各种动物的形象”，“兽食人母题即代表动物是巫师沟通天人的助手，张开的兽口可能是把彼岸（如死者的世界）同此岸（如生者的世界）分隔开的最初形象，青铜器上的人形非巫师莫属，他正在动物的帮助下升天”。猛虎形象是新干青铜器的流行纹饰，而且应该是沟通天地神人的中介物，特别是将虎装饰在器耳等醒目部位，可能与当地人的习尚有关，目的是让神祇看得更清楚以便能沟通神人的作用。
早在中原殷商历史中就记载了有“虎方”一国，与中原殷商王朝有战争发生并对其构成较大的威胁。
虎氏是一个古老的民族，系黄帝部落的六个胞族之一，（黄帝轩辕氏）“教熊罴貔貅虎，以与炎帝战于阪泉之野，三战然后得志。”熊罴貔貅虎，都是氏族的名称，虎氏就是其一。至舜时，“举八元，使布五教于四方”，伯虎就是八元之一，是华夏部落联盟施政的骨干力量，延续了很长时间。从舜至西周这段时间，虎氏的活动情况，史籍不详，所幸的是殷墟甲骨文的发现和成功释读，为殷商史研究提供了实录性的史料。在殷商甲骨文中，确确实实记录了一个 “虎方”的存在。卜辞中不仅有“虎氏”、“虎方”之类的记录，还有征讨虎方前，向太甲、祖丁、仲丁祷卜的记录，足见在中商时期虎方为商王朝的一大劲敌。
见于《甲骨文合集》6607：
贞，令望乘暨举途虎方，十一月。
□举其途虎方，告于大甲，十一月。
□举其途虎方，告于丁，十一月。
□举其途虎方，告于祖乙，十一月。
“途”意即征伐，这条卜辞的大意是商王为了征伐虎方，卜问是向先祖大甲、祖丁、祖甲举行告祭才能得到保佑，取得胜利。大甲、祖丁、祖甲都是商王朝的名君，被视为战神，商王因战事向他们举行告祭，仅见于讨伐方、土方等劲敌，说明虎方是非同一般的方国。而且，从甲骨材料来看，商王伐虎方仅此一次，也许是因为这次被打得大败，此后的商王再也不敢贸然行事。这也正是甲骨文中伐虎方之事少见的原因所在。
卜辞中的“望”、“举”为我们推定虎方位置提供了参考。
望氏族居住在亳南淮阴间，即今淮水上游北岸，举氏族居住在湖北举水流域，这两个氏族都是商王朝的臣属。举氏族还参与过商王武丁立南使的活动：
《甲骨文合集》5504：
已未卜，宾贞，立使于南、右此我，中比举，左比曾，十二月。
贞，勿立史于南。
左、中、右是指王师三军，使是武官，立史就是建立军事据点，我、举、曾是三个氏族的名称，卜辞从正反两方面卜问是否要在南土建立军事据点，要立南使，则要命令浑分别率领我、举、曾三个氏族的兵力，分兵三路南下迎击敌人。据研究，商代王师只有三军，如有军事行动，一般是以王师为骨干，辅之以用兵地附近的氏族军。商王此次南征调动了湖北的举、曾两个氏族的兵力，说明用兵对象在举水以南。夏商周断代工程专家李学勤先生则指出盘龙城就是南使的据点，那么，虎方的地望就要到盘龙城的南去寻找。
从目前的考古材料来看，赣鄱流域的文化既受到中原商文化的强烈影响，又带有浓厚的地方特色。愈往北，中原文化因素愈重，愈往南，则土著因素愈重。土著特色是主要的，这支土著文化有其自身独立的发展序列，诸如印纹硬陶、青铜器、文字等，这些特征与甲骨文中反映的虎方没有被商王朝臣服正好相印证。赣鄱流域的文化是虎方文化这一可能性比较大，而我国史学家丁山、日本甲骨学专家岛邦男等人考定的虎方在淮水上游这一推论则不一致。淮水上游的考古学文化与中原商文化并无多大差别，在商王朝的政治版图中，把没有被商王朝臣服的虎方地望定在这里与常理是不相符的。无论是从甲骨文的记载，还是从考古出土的遗物来分析，虎方的地望都不可能在淮水上游，虎方的地望应在湖北盘龙城以南，江西境内属虎方文化的可能性最大。
由于商代中期对虎方的讨伐不太成功，故在晚商武丁时期又进行着这样的征伐。商王武丁亲率三师南临地处盘龙城以北不远的举水流域，大概这时的盘龙城已失去强大军事据点的地位。武丁的亲征，也只获得暂时的胜利。随着日后商王室势力的衰微，包括虎方在内的周边民族又强大起来，所以周迁商鼎后，周公只得又一次“兼夷狄而驱猛兽”。所以《孟子▪滕文公下》中有“驱虎、豹、犀、象而远之，天下大悦”的记载。不久，更演出了“昭王南征不返”的一幕。也正是一条关于周初征讨虎方的铭文，给我们明确地指出了虎方的方位。“中鼎”铭：“佳王令南宫伐反虎方年。王令中先省南国……”伐虎方而先省南国，则虎方更在南国之南。再加上地下出土青铜器虎纹的出现，这证实了虎方应在长江中游南岸的赣鄱一带。
虎纹在新干大洋洲青铜器中如此高频率的出现，结合甲骨文有关虎方的卜辞和相关历史文献的记载，赣鄱一带继“三苗”之后兴起的商文化就是虎方文化，甲骨文称这一方国为“虎方”。而许多青铜礼器铸有虎形，这绝非一般装饰品，而是寓意方国标记之物。加之伏鸟双尾虎的出土，表明老虎与新干先民有着不解之缘，同时向我们传递了这样一个历史信息，早在三千多年前，我们的赣鄱流域活动着一支与中原商王朝并存发展的虎方国，这座方国的都邑就在新干的牛头城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