吉安市图书馆 内容
新干商代大墓出土的青铜器中，除了礼器之外，就数四件乐器最为引人注目，它们分别是一件镈和三件铙。
在中国青铜器时代的生活中，青铜乐器也同礼器一样，只使用于上层贵族进行祭祀、丧葬、朝聘、征伐和宴享、婚冠等重大活动时所举行的礼仪中，故人们常将礼器和乐器并称为“礼乐重器”，有的干脆将乐器归称为“礼器”或 “彝器”一类。
由于青铜乐器对音律有着特定的需求，使其在铸造技术方面较之一般青铜器要求更高。所以，青铜乐器的发现，在一定程度上成为衡量各产地青铜业发展水平的标尺之一。这些乐器的出土，使一项长期而艰辛的工作，特别是在缺乏文献记载和铭文等有关背景资料的情况下，给今人带来了大量的信息和解读密码。和青铜礼器一样，青铜乐器也是使用者身份和地位的标志，成为权力和财富的象征。面对这些巧夺天工的“礼乐重器”，我们宛如目睹了墓主人当年所处的叩镈击铙、歌舞宴享的场面，耳边仿佛回荡着铿锵、悠扬的音乐声。
商墓出土的这件青铜镈，通高31.6厘米，重12.6公斤。出土时镈身偏上的一侧鼓部有破损，但残片犹在，经修复后，叩之仍发音浑厚、响亮。平舞（舞，即钟体的顶部），中央有长方形孔与腔通，其上立较低的环钮。器体立面呈较宽的梯形，截面椭圆，于平口沿部内侧一周加厚。镈身两栾侧舞至铣各铸钩戟状扉棱8个，舞部两端连接扉棱处各伏一鸟。
镈，古代写作鑮。《说文解字》训曰：“大钟，淳于之属，所以应钟磬也。堵以二金，乐则鼓镈应之。”《仪礼▪大射礼》：“其南镈。”郑玄注:“镈如钟而大，奏乐，以鼓镈为节。” 可知这是一种大型的单个打击乐器，与编钟、编磬等相配合使用，以指挥乐队的节奏。镈的形制与钮钟相同，但形体一般大于钟，且不像钟口呈线状，而是作平口。
在商周青铜乐器中，镈的发现量最少，据有关资料的统计，仅15件。我们知道的商代有两件传世的青铜镈，一件藏于故宫博物院，一件藏于美国纽约赛克勤美术馆。此二器也是顶上有环钮且钮侧向外的小鸟；但新干商墓出土的镈，更接近于铃的轮廓，没有发现明显的鼓部，扉棱也不似二器夸张变形，学者因此认为新干镈时代更早。而有明确出土地点的只有5件，分别出于湖南资兴、衡阳、浏阳、广西贺县和陕西岐山，均为单个出土。新干商代大墓这件镈是在一座时代明确的墓葬中出土，是已知此类器物时代最早的考古发掘，它的岀现为确定镈起源于南方之说提供了依据，而其珍贵和重要性更是不言而喻。
此镈为一件成熟的作品，不仅造型规整、铸工精湛、发音响亮，而且纹饰绮丽。器表两面均饰相同的三叠花纹：主纹之下以阳线条的雷纹衬地；主题纹样以中间部位的浮雕式牛首纹为主体，牛首宽鼻凸目，鼻孔呈螺旋状，斜张尖耳，双牛角内卷成圆形，围抱一燕尾纹组成的圆环，环中饰变体圆涡纹。牛首两侧及上部，各铸两条简体夔纹，上部横置者小，两侧竖置者大，牛首及夔纹之上，阴刻雷纹和云纹。每面四周均饰燕尾纹，舞部则饰状类蝉纹的阴线卷云纹。内壁对应主题纹样处，有凹窝。虽造型古朴，但形体规整，纹饰精美，是一件成熟的作品。故据此可推定，中国青铜镈的出现，应当还在此之前。
由于郑玄注《周礼▪镈师》曰：“镈如钟而大”，又有“搏拊以韦为之，袋之以糠，所以节乐”之说，因此过去一般认为镈由钟发展而来。但是，已发现的钟最早也是西周中期之物，而新干商墓出土的镈，为中国青铜镈在殷墟中期以前的出现提供了确凿的实物证据。可见，“镈源于钟”是不正确的。
铙之定名，历代都有分歧。《周礼▪鼓人》注曰：“铙如铃，无舌，有秉，执而鸣之。”但《说文解字》释铙时曰：“铙，小钲也。军法，卒长执铙。”释钲时又曰：“钲，铙也。似铃，柄中上下通。”这种互训，说明汉代人就对钲、铙难以区分。到近现代，学者们更是各执一说，称铙，称钲，称钟，称镛，称执钟，莫衷一是。依《说文》钲大、铙小之说，将北方出土的小铙称作铙，把南方出土的大铙称作钲。其实，铙无论大小，皆不为钲，钲实为另一种乐器。清末著名语言学家罗振玉先生有一番议论颇为中的：“钲与铙，不仅大小异，形制也异。钲大而狭长，铙小而短阔；钲柄实，故长，手可执，铙柄短，故中空，须续以木柄，乃便执持。”我国近现代金文专家容庚则进一步指出，“钲口朝下，柄在上”（《颂斋吉金续录》）。“钲非铙”之说，更得到南疆钲、侯骑铤等自铭器的实物佐证，又加上铙出现于商代，至西周中、晚期即被甬钟所取代，而钲的定型却是东周以后的事。
铜铙，作为商周时期的打击乐器之一，主要用于军旅和祭祀活动。击铙于祭坛，则可通过朝天大口，上达苍穹，呼天应地，以祈神明保佑，国泰民安。击铙于山顶，可以号召军队，指挥布阵，鼓舞士气，振奋军心，威慑敌人。《周礼▪鼓人》所说，能“执而鸣之”（手拿着而击打）的铙，当为小型者，如妇好墓出土的五件就是这一类。南方地区出土的高达数十厘米、重达数十公斤的“庞然大物”是难于用手握住，必须置于座上，新干大墓出土的正是这种大铙。
首先应提到的是形制异特的六边形腔的连珠纹铙。此铙长甬无旋柄，中空，与腔通，器体两侧往后折，使腔横断面呈六边形。燧部叩击处有一长方形块状，且加厚突起，于部弧缓近平，铣尖，口沿内侧加厚一周，并有两道凸弦纹。器表除钲部外均有纹饰：两侧各为一近长方形的对称纹饰区，区内以流畅的卷云状阳线条构成非常简化的兽面，正中是抹角长方形的巨大突目。隙处，满填阳纹圆圈组成的连珠纹，形随线转，十分自然，四周框边亦用连珠纹。燧部突起处，为阴线刻的卷云纹，成类似兽面的对称状，线条随意自如。器体两侧折边处饰阴线斜角云纹带舞部则为疏朗简单的阴刻卷云纹。通高41.5厘米，重18.1公斤。
六边形腔之铙甚为少见，迄今仅在江苏江宁塘东村出土一件。腔体作六边形，当是出于乐音上的需要此铙出土时完整无损，叩之发音响亮、清晰，正鼓音与侧鼓音无明显差别，为单音铙。而另一件腔体呈合瓦状的螺旋纹铙，正鼓音与侧鼓音高低不一。也许正因为六边形面的铙无法向双音铙发展，在早期它还与其他形制的铙并存，以后就被淘汰了，故出土量极少。
螺旋纹铙是一件常规的合瓦形腔铙，无旋的长甬亦中空与腔通，平舞，阔腔，尖铳，于部呈凹状，燧部叩击处加厚一块，口沿内侧有两道弦纹式的凸棱。器表纹饰均以腔体两面的钲部位中轴分成两区，每区以连珠纹作框，中饰五列扁平、流畅线条的卷云纹；纹间等距分布六颗螺旋式的凸起，正中则隆起一颗螺旋式的椭圆形巨目，连同饰以卷云纹的钲部，整个纹饰构图组成一个简化的兽面。两侧鼓部及上侧器体近舞部的边缘，也饰以卷云纹，舞部也饰有甚为疏朗的卷云纹。通高43.5厘米，重19.4公斤。
从发掘资料可知，商周青铜大铙的发展趋势是：形体由高大而矮小，纹饰由粗线条兽面纹经云纹组成的抽象兽面而成为云纹、云雷纹，枚从无到有，其形状由螺旋状经乳钉状、尖锥状而成为平头柱状。新干此铙螺旋式的兽目与排列有序的凸起并存，主题纹饰为向云纹过渡的抽象兽目，且形体大小适中。由于过去未发现铙上兽目与枚（枚，门钉也）共存的例子，更由于未见过这种过渡形态的螺旋式凸起，故有的学者提出：铙上兽面纹的突出双目，是为“乳枚的滥觞”。现在，可以作出这样的断定：乳枚的滥觞正是这种螺旋状的凸起。据考证，钟、铙之上枚的出现，对高频振动起到加速衰减的作用，对音色有一定的影响。新干大墓出土的三铙中，数螺旋纹铙发音悠扬，且仅此一铙正、侧鼓音有别。可以说，此种螺旋状兽目与乳枚共存铙的出现，是青铜铙制造技术史上的一个新的里程碑。
钩连雷纹铙，通高45.3厘米，重22.4公斤，形制与螺旋纹铙相似。圆管状甬亦无旋，中空与腔通，阔腔，尖铣，于略内凹呈弧形，口沿内侧两道凸棱，但燧部的加厚突起不甚明显。器表满布阴线刻的纹饰，主题纹样为双线勾勒式的几何形钩连雷纹，隔着饰以卷云纹的钲部分成两大区，每区正中是椭圆形的巨大凸目。双面器表的周边及舞部均饰卷云纹。
钩连雷纹，最早见于商代中期，盛行于商末周初，多饰在青铜罍、鼎等礼器之上，用它作为乐器的主题纹饰，目前仅见此一例。器身满布阴线刻的钩连雷纹和卷云纹，不见一根阳线条，与椭圆的凸目形成鲜明的对比，具有强烈的艺术效果。而从纹样和构图的角度观察，凸目与钩连雷这种构图方式在商周青铜器中是不多见的纹饰，没有必然的联系，几乎是孤立的存在，铙中更无先例。另一方面，通体阴刻纹饰不仅线条流畅，且纹路又细又深，反映了铸造工艺水平的高超。我们知道，在范铸法中，器物表面的阴纹表现于范上则是凸起的阳纹，而在范上以减地雕的手法刻岀阳纹比刻划阴纹要难得多。刻出高、细、直的凸线条需要高超的技巧，使这些线条经受摄氏千度以上的高温而不损坏，在滚烫的铜汁冲击中不变形，更需要精湛的铸造工艺。
新干商代大墓出土的镈、铙，不仅是统治阶级财富和权力的象征，更是新干商周时期礼乐文化精神的直接反映和典型代表。尽管这几件乐器不能形成一个完整的系列，但作为商代的出土遗物，为我国青铜乐器的研究提供了极有价值的考古资料。
在中国青铜器时代的生活中，青铜乐器也同礼器一样，只使用于上层贵族进行祭祀、丧葬、朝聘、征伐和宴享、婚冠等重大活动时所举行的礼仪中，故人们常将礼器和乐器并称为“礼乐重器”，有的干脆将乐器归称为“礼器”或 “彝器”一类。
由于青铜乐器对音律有着特定的需求，使其在铸造技术方面较之一般青铜器要求更高。所以，青铜乐器的发现，在一定程度上成为衡量各产地青铜业发展水平的标尺之一。这些乐器的出土，使一项长期而艰辛的工作，特别是在缺乏文献记载和铭文等有关背景资料的情况下，给今人带来了大量的信息和解读密码。和青铜礼器一样，青铜乐器也是使用者身份和地位的标志，成为权力和财富的象征。面对这些巧夺天工的“礼乐重器”，我们宛如目睹了墓主人当年所处的叩镈击铙、歌舞宴享的场面，耳边仿佛回荡着铿锵、悠扬的音乐声。
商墓出土的这件青铜镈，通高31.6厘米，重12.6公斤。出土时镈身偏上的一侧鼓部有破损，但残片犹在，经修复后，叩之仍发音浑厚、响亮。平舞（舞，即钟体的顶部），中央有长方形孔与腔通，其上立较低的环钮。器体立面呈较宽的梯形，截面椭圆，于平口沿部内侧一周加厚。镈身两栾侧舞至铣各铸钩戟状扉棱8个，舞部两端连接扉棱处各伏一鸟。
镈，古代写作鑮。《说文解字》训曰：“大钟，淳于之属，所以应钟磬也。堵以二金，乐则鼓镈应之。”《仪礼▪大射礼》：“其南镈。”郑玄注:“镈如钟而大，奏乐，以鼓镈为节。” 可知这是一种大型的单个打击乐器，与编钟、编磬等相配合使用，以指挥乐队的节奏。镈的形制与钮钟相同，但形体一般大于钟，且不像钟口呈线状，而是作平口。
在商周青铜乐器中，镈的发现量最少，据有关资料的统计，仅15件。我们知道的商代有两件传世的青铜镈，一件藏于故宫博物院，一件藏于美国纽约赛克勤美术馆。此二器也是顶上有环钮且钮侧向外的小鸟；但新干商墓出土的镈，更接近于铃的轮廓，没有发现明显的鼓部，扉棱也不似二器夸张变形，学者因此认为新干镈时代更早。而有明确出土地点的只有5件，分别出于湖南资兴、衡阳、浏阳、广西贺县和陕西岐山，均为单个出土。新干商代大墓这件镈是在一座时代明确的墓葬中出土，是已知此类器物时代最早的考古发掘，它的岀现为确定镈起源于南方之说提供了依据，而其珍贵和重要性更是不言而喻。
此镈为一件成熟的作品，不仅造型规整、铸工精湛、发音响亮，而且纹饰绮丽。器表两面均饰相同的三叠花纹：主纹之下以阳线条的雷纹衬地；主题纹样以中间部位的浮雕式牛首纹为主体，牛首宽鼻凸目，鼻孔呈螺旋状，斜张尖耳，双牛角内卷成圆形，围抱一燕尾纹组成的圆环，环中饰变体圆涡纹。牛首两侧及上部，各铸两条简体夔纹，上部横置者小，两侧竖置者大，牛首及夔纹之上，阴刻雷纹和云纹。每面四周均饰燕尾纹，舞部则饰状类蝉纹的阴线卷云纹。内壁对应主题纹样处，有凹窝。虽造型古朴，但形体规整，纹饰精美，是一件成熟的作品。故据此可推定，中国青铜镈的出现，应当还在此之前。
由于郑玄注《周礼▪镈师》曰：“镈如钟而大”，又有“搏拊以韦为之，袋之以糠，所以节乐”之说，因此过去一般认为镈由钟发展而来。但是，已发现的钟最早也是西周中期之物，而新干商墓出土的镈，为中国青铜镈在殷墟中期以前的出现提供了确凿的实物证据。可见，“镈源于钟”是不正确的。
铙之定名，历代都有分歧。《周礼▪鼓人》注曰：“铙如铃，无舌，有秉，执而鸣之。”但《说文解字》释铙时曰：“铙，小钲也。军法，卒长执铙。”释钲时又曰：“钲，铙也。似铃，柄中上下通。”这种互训，说明汉代人就对钲、铙难以区分。到近现代，学者们更是各执一说，称铙，称钲，称钟，称镛，称执钟，莫衷一是。依《说文》钲大、铙小之说，将北方出土的小铙称作铙，把南方出土的大铙称作钲。其实，铙无论大小，皆不为钲，钲实为另一种乐器。清末著名语言学家罗振玉先生有一番议论颇为中的：“钲与铙，不仅大小异，形制也异。钲大而狭长，铙小而短阔；钲柄实，故长，手可执，铙柄短，故中空，须续以木柄，乃便执持。”我国近现代金文专家容庚则进一步指出，“钲口朝下，柄在上”（《颂斋吉金续录》）。“钲非铙”之说，更得到南疆钲、侯骑铤等自铭器的实物佐证，又加上铙出现于商代，至西周中、晚期即被甬钟所取代，而钲的定型却是东周以后的事。
铜铙，作为商周时期的打击乐器之一，主要用于军旅和祭祀活动。击铙于祭坛，则可通过朝天大口，上达苍穹，呼天应地，以祈神明保佑，国泰民安。击铙于山顶，可以号召军队，指挥布阵，鼓舞士气，振奋军心，威慑敌人。《周礼▪鼓人》所说，能“执而鸣之”（手拿着而击打）的铙，当为小型者，如妇好墓出土的五件就是这一类。南方地区出土的高达数十厘米、重达数十公斤的“庞然大物”是难于用手握住，必须置于座上，新干大墓出土的正是这种大铙。
首先应提到的是形制异特的六边形腔的连珠纹铙。此铙长甬无旋柄，中空，与腔通，器体两侧往后折，使腔横断面呈六边形。燧部叩击处有一长方形块状，且加厚突起，于部弧缓近平，铣尖，口沿内侧加厚一周，并有两道凸弦纹。器表除钲部外均有纹饰：两侧各为一近长方形的对称纹饰区，区内以流畅的卷云状阳线条构成非常简化的兽面，正中是抹角长方形的巨大突目。隙处，满填阳纹圆圈组成的连珠纹，形随线转，十分自然，四周框边亦用连珠纹。燧部突起处，为阴线刻的卷云纹，成类似兽面的对称状，线条随意自如。器体两侧折边处饰阴线斜角云纹带舞部则为疏朗简单的阴刻卷云纹。通高41.5厘米，重18.1公斤。
六边形腔之铙甚为少见，迄今仅在江苏江宁塘东村出土一件。腔体作六边形，当是出于乐音上的需要此铙出土时完整无损，叩之发音响亮、清晰，正鼓音与侧鼓音无明显差别，为单音铙。而另一件腔体呈合瓦状的螺旋纹铙，正鼓音与侧鼓音高低不一。也许正因为六边形面的铙无法向双音铙发展，在早期它还与其他形制的铙并存，以后就被淘汰了，故出土量极少。
螺旋纹铙是一件常规的合瓦形腔铙，无旋的长甬亦中空与腔通，平舞，阔腔，尖铳，于部呈凹状，燧部叩击处加厚一块，口沿内侧有两道弦纹式的凸棱。器表纹饰均以腔体两面的钲部位中轴分成两区，每区以连珠纹作框，中饰五列扁平、流畅线条的卷云纹；纹间等距分布六颗螺旋式的凸起，正中则隆起一颗螺旋式的椭圆形巨目，连同饰以卷云纹的钲部，整个纹饰构图组成一个简化的兽面。两侧鼓部及上侧器体近舞部的边缘，也饰以卷云纹，舞部也饰有甚为疏朗的卷云纹。通高43.5厘米，重19.4公斤。
从发掘资料可知，商周青铜大铙的发展趋势是：形体由高大而矮小，纹饰由粗线条兽面纹经云纹组成的抽象兽面而成为云纹、云雷纹，枚从无到有，其形状由螺旋状经乳钉状、尖锥状而成为平头柱状。新干此铙螺旋式的兽目与排列有序的凸起并存，主题纹饰为向云纹过渡的抽象兽目，且形体大小适中。由于过去未发现铙上兽目与枚（枚，门钉也）共存的例子，更由于未见过这种过渡形态的螺旋式凸起，故有的学者提出：铙上兽面纹的突出双目，是为“乳枚的滥觞”。现在，可以作出这样的断定：乳枚的滥觞正是这种螺旋状的凸起。据考证，钟、铙之上枚的出现，对高频振动起到加速衰减的作用，对音色有一定的影响。新干大墓出土的三铙中，数螺旋纹铙发音悠扬，且仅此一铙正、侧鼓音有别。可以说，此种螺旋状兽目与乳枚共存铙的出现，是青铜铙制造技术史上的一个新的里程碑。
钩连雷纹铙，通高45.3厘米，重22.4公斤，形制与螺旋纹铙相似。圆管状甬亦无旋，中空与腔通，阔腔，尖铣，于略内凹呈弧形，口沿内侧两道凸棱，但燧部的加厚突起不甚明显。器表满布阴线刻的纹饰，主题纹样为双线勾勒式的几何形钩连雷纹，隔着饰以卷云纹的钲部分成两大区，每区正中是椭圆形的巨大凸目。双面器表的周边及舞部均饰卷云纹。
钩连雷纹，最早见于商代中期，盛行于商末周初，多饰在青铜罍、鼎等礼器之上，用它作为乐器的主题纹饰，目前仅见此一例。器身满布阴线刻的钩连雷纹和卷云纹，不见一根阳线条，与椭圆的凸目形成鲜明的对比，具有强烈的艺术效果。而从纹样和构图的角度观察，凸目与钩连雷这种构图方式在商周青铜器中是不多见的纹饰，没有必然的联系，几乎是孤立的存在，铙中更无先例。另一方面，通体阴刻纹饰不仅线条流畅，且纹路又细又深，反映了铸造工艺水平的高超。我们知道，在范铸法中，器物表面的阴纹表现于范上则是凸起的阳纹，而在范上以减地雕的手法刻岀阳纹比刻划阴纹要难得多。刻出高、细、直的凸线条需要高超的技巧，使这些线条经受摄氏千度以上的高温而不损坏，在滚烫的铜汁冲击中不变形，更需要精湛的铸造工艺。
新干商代大墓出土的镈、铙，不仅是统治阶级财富和权力的象征，更是新干商周时期礼乐文化精神的直接反映和典型代表。尽管这几件乐器不能形成一个完整的系列，但作为商代的出土遗物，为我国青铜乐器的研究提供了极有价值的考古资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