抚州市图书馆 内容
抚州地区人杰地灵，素有“才子之乡”的美称。早在唐代初期，诗人王勃在《滕王阁序》中就有“邺水朱华，光照临川之笔”的赞誉。宋朝以来，抚州更是群贤荟萃，英才辈出。据光绪《江西通志》所记，宋代江西共有进士5442名，其中抚州有1412名，占26%；清代江西共有进士1787名，其中抚州有555名，占31%。在“唐宋八大家”中，出生于抚州的就有两家（王安石、曾巩）。
纵观历史，抚州教育界群星灿烂，各有千秋。1989年3月，江西省教育志编委会办公室编辑出版的《江西教育人物》一书，其第一辑“江西籍教育家略传”列出的65名教育家中，抚州有16名，如李觏、王安石、陆九渊、吴澄、虞集、吴与弼、黄禄祥、饶毓泰、丁渝、游国恩等，占24.6%。历史流向当今，一大批名闻遐迩的特级教师、优秀教师、学科带头人脱颖而出。古往今来的这些教育家们，为全区、全省乃至全国教育事业的发展作出了杰出的贡献。
第一章 人物传略
晏殊
晏殊（991-1055年），北宋文学家、教育家，字同叔，谥号元献。江西临川人。自幼聪颖，7岁能文，被称为“神童”。14岁中进士，历任太常寺奉礼郎、光禄寺丞、集贤院校理、太常寺丞、户部员外郎、翰林侍读学士、三司使、枢密副使、参知政事。53岁时任枢密使，加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官居宰相位。第二年罢相，被贬为工部尚书，后出任颖州（今安徽阜阳）、陈州（今河南淮阳）、许州（今河南许昌）等地方官。调进京后升任兵部尚书。
晏殊一生笃学不倦，忧勤国家，大兴学校，务进贤材，对北宋文化的发展和繁荣卓有建树，为时人称道。
晏殊十分重视人才的教育和培养。天圣五年（1027年），晏殊从刑部侍郎知宗州（今河南商丘），为办教育做了许多实事。首先，大力扶持应天府书院。应天府书院在商丘长城西北隅，更为睢阳戚同文讲学之所。晏殊到任后，极重视书院的发展，即奏上其事，帝诏赐院额曰“应天府书院”。从此，应天府书院日益扩大，加上后起的白鹿洞、石鼓、岳麓，合称宋初四大书院。其次，尽力延聘得力人才主管学校。《宋史》本传载：晏殊“延范仲淹以教生徒”。范仲淹为母守丧住应天府，受聘后果然不负众望，常住书院中，“观书肄业，敦劝徒众，讲习艺文”，培养了大批人才。欧阳修曾高度评价晏殊大兴教育的功绩，说他“大兴学校，以教诸生。自五代以来，天下学废，兴自公始”。
庆历三年（1043年），晏殊拜相后，与任枢密副使的范仲淹一起，奏请宋仁宗，倡导州县立学和改革教学内容。他认为，教育的根本目的是“备器之制”。他指出：“经者世之常典也，无常典则制不立；学者人之砥砺也，无砥砺则器不备。”庆历四年（1044年），仁宗下诏“令各州县皆立学，本道使者选部属官为教授。”于是，州郡奉诏兴办学校。到神宗时，“自京师至郡县，即皆有学”。这就是有名的庆历兴学运动。
荐贤举能，知人善任，是晏殊的突出政绩和最大贡献。《宋史·晏殊传》说：“殊平居好贤，当世知名之士，如范仲淹、孔道辅皆出其门。及为相，益务进贤材，而仲淹及韩琦、富弼皆进用，至于台阁，多一时之贤。帝亦奋然有意，欲因群才以吏治，而小人权幸皆不便。”晏殊引荐人才有
四个特点：一、重才不重身世。欧阳修当时是个出身寒微而名不见经传的人，但晏殊发现欧阳修的答卷寓意深邃，即选拔欧阳修为进士第一。二、重事实不计个人恩怨。范仲淹是由晏殊引荐而进入朝廷为官的，一次，晏、范之间因事发生尖锐冲突，但晏殊并不记恨在心，当范仲淹被人诬陷时，晏殊上书极力保护范仲淹，使之免罪。三、重本事不拘小节。王棋、张亢是被晏殊视为有司马相如和枚乘之才的座上宾，不但其貌不扬，还不顾场合，互相讥诮，出言不逊，甚至开晏殊的玩笑。但晏殊毫不介意，举王棋为应天府签判，并延张亢为幕僚。四、对同乡才子尤为看重，并寄以厚望。庆历三年（1043年），王安石和十多个同榜进士去拜见晏殊，待众人退后，晏殊独留王安石，相约饭会，破格款待，并为嘱其胸怀宽广而赠言曰：“能容于物，物亦容矣”。当时，王安石年轻气盛，对赠言的深意尚不理解。后来，王安石为相，进行熙宁变法，虽取得了很大成绩，但终因政敌太多而失败。王安石罢相后，真正领会了晏殊赠言的真谛。“功名千载下，不负汉廷臣”，王安石在晏殊挽词中给这位前贤以崇高的评价。
李觏
李觏（1009-1059年），北宋哲学家、教育家，字泰伯，号盱江先生。江西南城县人。他一生主要从事讲学和著述。庆历三年（1043年），创办旴江书院，讲学其中，桃李满园。皇祐二年（1050年），由范仲淹推荐为太学助教。后升直讲。皇祐中，为国子监奏，后为海门主簿，太学说书。
李觏从他的人性论出发，提出了一系列的教育思想主张。首先，他提出“性之品三而人之类五”，即把人性分为上智、中人、下愚“三品”，把人分为圣人、贤人、迷惑、固陋、下愚“五等”。他认为，圣人“不学而自能”，“会而成礼”，即生而具有“仁、义、礼、智、信之性”；贤人“学而得其本”，即“知乎仁、义、智、信之美而学礼以求之者”；迷惑“学而失其本”，很难具有纯粹的仁、义、智、信之性；固陋“兀然而不学”，自然不具有仁、义、智、信之性；下愚“虽学而不能”，完全没有仁、义、智、信之性。因此，在教育方法上，他主张“分等”施教。
其次，他提出“性生于内而学成于外”，即就性的来源说，它受命于天；就性的形成说，它又受命于人。他认为，上智之人天生为善，不必教，不必习；下愚之人天生为恶，虽教无益，虽学无功；中人天生为善恶混，由于教和习收效不同，有的可为善，成贤人，入上智，有的可为恶，成“固陋”，入下愚，有的则不上不下，仍为中人。
李觏把教育分为“耳目之感”与“心之思”两个认识阶段，并论述了两者的关系：“夫心官于耳目，耳目狭而心广者，未之有也。耳目有得则感于心，感则思，思则无所不尽矣。”他非常重视见和思的作用，认为人的认识、思想和品德，都是广泛学习的结果：“性不能自贤，必有习也；事不能自知，必有见也。习之是，见之广，君子所以有成也。”即人的思想来自感觉，而感觉是外界事物作用于人的感官的结果。感官有所得，才能有所感，有所思。人的思想、品德、知识等不是先天固有的，而是后天学习实践的结果。这就否定了“自贤”、“自知”的唯心主义的先验的教育思想，坚持了“习贤”、“学知”的唯物主义的教育观念。
李觏认为，教育的作用在于：“化民成性”，并强调成性必须通过智育才能达到。教育的目的在于使受教育者不仅“正其谊”，而且“谋其利”，不仅“明其道”，而且“计其功”，并强调要“导民以学”，以利其“为饮食”、“为宫室”、“为衣服”、“为器皿”等方面的“生产活动的发展”。
在教学内容上，李觏主张按先后秩序传授给学生“六德”（即知、仁、圣、义、忠、和）、“六行”（即孝、友、睦、姻、任、恤）、“六艺”（即礼、乐、射、御、书、数）。李觏认为，育才首先必须培养思想
道德品质，在此基础上，才能授予具体的技能，即“六艺”。
曾巩
曾巩（1019—1083年），北宋著名文学家、教育家。字子固，谥文定，江西南丰县人。出身于书香门第，年幼警敏慧悟，“读书数百言，脱口辄诵”。12岁试作六论，一挥而就，言简意赅，笔法引人。宋仁宗嘉祐二年（1057年），曾巩与弟曾牟、曾布、堂弟曾阜同登进士第，第二年出任太平州（今安徽当涂）司法参军。后回京城历任馆阁校勘、集贤院校理、实录检讨官等。复任越州（今浙江绍兴）通判，其后历任齐州（今山东济南）、襄州（今湖北襄阳）、洪州（今江西南昌）、福州（今福建福州）、明州（今浙江宁波）、亳州（今安徽亳县）等地的知州，政绩卓著，颇受当地百姓爱戴。最后官至中书舍人。
曾巩在文学上的造诣很高，是唐宋八大家之一。他的散文平易简朴，文道结合，别具一格。文字语言，谨严明洁；论事说理，平实透辟。历代知名的文人、学者，对曾巩的文章都评价很高。王安石称赞：“曾子文章众无有，水之江汉星之斗”。
曾巩十分重视兴教劝学，培养人才。1042—1047年，曾巩在临川居住期间，在其所居侧创办兴鲁书院（今临川市六中和实验小学内），并亲自定学规，执讲席。唐宋八大家的欧阳修、王安石和曾巩本人均在此讲过学，书院名声远播。仁宗皇祐元年（1049年），宜黄县令李祥创建儒学于县城北社稷坛右，曾巩为之作《宜黄县学记》，阐明了教育与国家盛衰治乱、人才成与不成的关系，肯定了学校教育对个人修身养性乃至治理国家天下的重要作用。曾巩指出：“盖凡人之起居饮食动作之小事，至于修身为国家天下之大体，皆自学出，而无斯弃于教也。其动于视听四肢者，必使其洽于内；其谨于初者，必使其要于经。驯之以自然，而待之以积久。”“士有聪明朴茂之质而无教养之渐，则其材之不成。天然，盖以不学未成之材而为天下之吏，又承衰弊之后，而治不教之民，鸣呼！仁政之所以不行，盗贼刑罚之所以积，其不明此也欤。”
相传临川县城之东有一口水井，东晋大书法家王羲之曾在此“临池学书，池水尽墨”，应教授王盛之请，曾巩写《墨池记》。曾巩指出：“羲之之书晚乃善，则其所能，盖亦以精力自致者，非天成也。然后世未有能及者，岂其学不如彼耶？则学固岂可以少哉！况欲深之道德者耶！”说明书法艺术的造诣并非“天成”，而是刻苦学习的结果，并进一步说明，应通过学习提高道德修养，以此激励后人。
曾巩在其所写《劝学诏》中，建议朝廷“重学官之选而厚其禄”，“至于学官，其能明于教率，而祥于考察，有得人称，则待以信赏。若训授无方，而取舍失实，亦将论其罚焉。”并自称“乐育天下之才”。
王安石
王安石（1021-1086年），北宋政治家、思想家、文学家、教育家。字介甫，封号荆国公，谥号文公。江西临川人。庆历进士。初知浙江鄞县。嘉裙三年（1058年）上万言书，提出了改革政治的具体主张。熙宁三年（1069年）任参知政事，次年拜相 。他力主变法，坚持以富国、强兵为主旨的新政，颁行青苗、均输、市易、募役、农田水利、保甲、将兵等新法，限制了大官僚、地主和豪商的特权，使国家财政有所改善。史称“王安石变法”。
王安石从政治改革需要出发，提出了一系列改革教育制度的主张，并进行了教育实践活
动，在中国教育史上有着独特的地位。
王安石认为，人才问题是一个关系国家兴衰存亡的问题，因此，他在《上仁宗皇帝言事书》中指出：“人之才，未尝不自人主陶冶而成之者也。所谓陶冶而成之者，何也？亦教之、养之、取之、传之有其道而已。所谓教之之道者，何也？古者天子诸侯，自国至于乡党皆有学，博置教导之官而严其选，朝廷礼、乐、刑、政之事，皆在于学。士所观而习者，皆先王之法言、德行、治天下之意，其材亦可以为天下国家之用。苟不可以为天下国家之用，则不教也；苟可以为天下国家之用者，则无不在于学，此教之之道也。”在这里，他提出了国家办教育的目的、作用、方法、要求和内容等完整的主张。与此同时，他批评了当时的地方学校，仅有校舍的形式，而无教育教养的实际，担负不起培养人才的任务。他说：“方今州县虽有学，取墙壁具而已。非有教导之官、长育人才之事也。”至于中央太学，则是虽有教师进行教学，但教师不称职，学生也只能学些脱离实际的无用的内容。他说：“学者之所教，讲说章句而已，固非古者教人之道也。近岁乃始教之以课试之文章。夫课试之文章，非博诵强学穷日则不能。及其能工也，大则不足以用天下国家，小则不足以为天下国家之用。故虽曰首于庠序，穷日以帅上之教，及使之从政，则茫然不知其方者皆是也。”意思是说，由这种学校培养出来的学生，至多只能死记一些诗赋词句，如果让这些人从政做官后，则不知怎样去处理国家大事。另外，他对当时科举制度也进行了尖锐的批评：“方今取士，强记博诵而略通于文辞，谓之茂才异等、贤良方正”，“记不必强，诵不必博，略通于文辞，而又尝学诗赋，则谓之进士”，结果“使不肖者，苟能雕虫篆刻之学，以此进乎公卿；才之可以为公卿者，困于无补之学，而以此绌死于岩野，盖有十八九矣”。就是说，以文辞诗赋试进士，使一些能从事雕虫小技之人得为公卿，而具有公卿实才之人反被绌斥。
王安石既是教育理论家，也是教育实践家，在教育方面有一系列举措：
一、改革科举考试制度。王安石认为，为了尽快改革吏治，整顿各级官僚机关，当务之急是改革科举考试制度，然后逐步进行全面教育改革。他在《乞改科条制札子》中明确指出：“夫以古之取士，皆本于学校，教道德一于上，而习俗成于下，其人才皆足以有为于世。自先王之泽竭，教养之法无所本，士虽有美材而无学校师友以成就之，议者之所患也。今欲追复古制，以改其弊，则患于无渐。宜先除去声病对偶之文，使学者得以专意经义，以俟朝兴建学校。”经过近两年的酝酿，于熙宁四年（1071年）二月，由王安石拟就了新的科举考试新法：第一，废除明经诸科。第二，增加进士名额。第三，进士科考试，任选《诗》、《书》、《易》、《周礼》、《礼记》中的一种，谓之“本经”（《文献通考》、《宋史》称作“大经”）；并兼治《论语》、《孟子》，谓之“兼经”。原习明经诸科者，一律改考进士科。第四，立新科明法，试以律令刑统大义，断案中格即取。
二、改革学校教育制度。王安石认为，改革教育的根本目的是统一思想，培养变法人材，改变教、养、取、任非其道的局面，最终目标是实现“道德一于上，习俗成于下”，国家得人材，人材尽其用，而真正培养造就有用人材，还要靠学校教育的改革和发展。
改革太学。太学是封建社会的最高学府，是直接为朝廷培养和输送统治人材的场所，又称国子监。王安石执政后，把整顿和改革教育的重点首先放在改革太学上。熙宁四年（1071年），王安石公布了太学改革方案，主要是增加太学的员额、保障教师教学质量、严格考试制度，实行“三舍法”，即按照学生程度分为三等：初入太学的为外舍，不限人数；由外舍升入内舍，选取三百名；由内舍再升入上舍，选取二百名，每月进行一次考试，成绩好的可升内舍，成绩特别优异的由学校向上举荐，以后在乡试、省试（科举考试）可以免试。太学“三舍法”的基本精神是将养士和取士统归于学校，提高学校教育的地位，同时力求把学生的学业和品德，平时成绩和某一阶段的总成绩结合起来考察，并把学行优劣和任用情况联系起来，克服人们的侥幸心理和
种种作弊行为，从而鼓励学生奋发学习。
整顿州县学。王安石无论是在地方还是在中央，对教育事业一直十分关注，在知鄞县时兴办学校，曾作有《慈溪县学记》，记述了北宋以来学校衰废的情况，赞扬慈溪坚持兴学施教实为“有道者”之举，深信“其教化之将行而风俗之成也”。治平元年（1064年），又作《虔州学记》，记述了庆历诏立州学，由“卑陋褊迫”而至“内外完善”的过程，盛赞蔡候、元候兴州学的成绩“值得钦佩”，并详述了办学的道义、主旨等重要思想。王安石执政后，立即着手整顿州县学，发展地方教育事业。熙宁四年（1071年），他下令京东、京西、河东、河北、陕西五路置学，征求各路“经术行谊”之士为教授，各州学给田10顷以资费用。熙宁六年（1073年），朝廷委中书选人充诸路学官，又命诸路在举人最多的州，各置教授一人。熙宁八年（1075年），召各州学官至京师，举行考试，看其能否称职。至元丰元年（1078年），全国州府总共设有学官53人，州县之学有显著发展。
建立武学、律学和医学。王安石从“尚实用”、“求专门”、“兼文武”的主要目的出发，在改革太学、整顿州县学的同时，相继建立了武学、律学和医学。熙宁五年（1072年），设武学于武成王庙，选文武官为教授，授以诸家兵法，学员100人，并给以一定数量的士兵，供实际操练学习。熙宁六年（1073年），在太学内独立设置律学，聘有教授4人，凡命官举人皆得入学。分断案和律令两科，刑统、编敕、律、令、格、式均充律学教材，同时通过断案练习，给以实际锻炼机会。熙宁九年（1076年），建立医学，当时称太医局，隶属于太常寺，聘医学教授1人，学生以300人为额；仿照太学的“三舍法”，设有方脉科、针科、伤科。
置经义局，撰《三经新义》。熙宁元年（1068年），王安石以翰林学士侍讲经筵，主讲《尚书》。第二年参知政事，他的儿子王雱嗣讲。神宗诏王安石进所著文字。他在谢表中提出了训释经义的动议。熙宁五年（1072年）正月，神宗提出应该颁行新的经义，命王安石提举经义局，吕惠卿兼修撰，王雱兼同修撰。王安石对《三经新义》的训释尽了最大的努力，进行了艰苦认真的工作。同时，亲自著《字说》，与《三经新义》相表里。以《三经新义》和《字说》为基本教材的“荆公新学”，通行于学校，施之于科举取士，震撼了当时的学术思想界。
陆九渊
陆九渊（1139-1193年），字于静，号存斋。江西金溪县人。曾结茅舍讲学于象山（今江西贵溪市西南），又称象山先生。
陆九渊出生于儒学世家。父亲陆贺，喜欢研究儒学，曾赠授为宣教郎。陆九渊兄弟6人，有4人从事教育工作，且在当时均有一定影响。陆九渊5岁入学，8岁读《论语》，16岁读三国六朝史，24岁中举人，34岁中进士，36岁任隆兴府靖安县主簿，41岁授建宁府崇安县主簿，44岁到首都临安任“国学”教师，主讲《春秋》，48岁被派任台州崇道观，49岁回临川，在象山书院讲学，53岁授知荆门军，54岁病逝于任上。陆九渊以毕生精力用在治学、讲学上，认为“学能变化气质”，“人之不可以不学，犹鱼之不可以无水”，是南宋著名哲学家、教育家，在当时学术界和教育界有着巨大影响。
陆九渊从事讲学可分四个时期：
一、槐堂讲学。陆九渊乡试中举之后，即遇父丧，因而不能入京会试，便将其家东偏房——槐堂，辟为槐堂书屋，为治学讲学之所。后中进士，在家候职三年，亦在此从事研究和讲学。他在槐堂讲学先后三年，形成著名的“心学”理论基础。他提出“心即理”，认为“心，一心也，理，一
理也，至当归一，精义无二”。断言“天理、人理、物理只在吾心之中”；“宇宙便是吾心，吾心即是宇宙”，并认为“心即理”是永久不变的。陆九渊在槐堂讲学，名声鹊起，“一时名流踵门问道，常不下千百辈”，其中比较著名的弟子65人。
二、四方讲学。槐堂讲学之后，陆九渊开始出仕，任靖安主簿，并由此开始了四方讲学活动。期间，陆九渊参与了两次在中国教育史上有重要影响的活动：一是淳熙元年（1174年），陆九渊应吕祖谦之请，与朱熹在铅山鹅湖寺聚会，就“太极”、“无极”和治学方法等问题展开辩论，首开不同学派公开自由论辩之风，发展成为书院讲学论辩的优良传统。二是淳熙五年（1179年），陆九渊调任崇安县主簿，并在崇安滋兰读书讲学。当时，朱熹知南康军，并修复白鹿书院，授徒讲学。淳熙七年（1181年），陆九渊率门徒数人赴南康拜访朱熹。朱熹率同僚及弟子热情迎接，并邀陆九渊在白鹿洞书院讲学，开创了不同学派在同一书院讲学的风气，对后世影响至深，一时传为佳话。
三、象山讲学。淳熙十二年（1186年），陆九渊离开京师，返江西故里。次年，登贵溪县应天山讲学，应天山外形似象，陆九渊因改其名为象山。陆九渊在此率弟子开山造田，聚粮筑室，建成书院，相与讲习。参加听讲者常达二、三百人，学生遍及全国。讲学内容依然是心学理论，但伴之以经训、楚词、古文、《春秋》，授课“雍容自适”，相当活跃。朱熹请陆九渊将其所讲书于简，并刻石为证，这就是有名的《白鹿洞书院论语讲义》。陆九渊在象山讲学共5年，这是他讲学最盛时期，也是他的学术思想和教育思想达到十分成熟的时期。
四、荆门兴学。绍熙二年（1191年）九月，陆九渊赴荆门任知军，到任后，重教化，正人心，兴学校，授生徒，听讲者有吏卒、士民，常达五六百之多。荆门兴学虽仅一年零三个月，但建树不少。由于他善于教化，使监狱里没有监禁一个犯罪的人。
在教育理论方面，陆九渊认为教育最根本的目的是“明德”，教育的职责主要是“教人做个人”。根据其心学理论，陆九渊把“明理”作为治学之方。他说：“所谓读书，须当明物理，揣事情，论事势。”学须立志，“人惟患无志，有志无有不成。”他主张学贵有疑，“为学患无疑，疑则有进。”他强调读书要“熟读深思，优游涵泳”。
陆九渊的哲学理论和教育学说，经其弟子杨简、袁燮、舒璘、傅子云等人的发挥，以及明代陈献章，特别是王阳明的提倡，形成陆王学派，在中国教育思想史上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吴澄
吴澄（1249-1333年），元代理学家、教育家。字幼清，晚年改号伯清，江西崇仁县凤岗咸口村（今属乐安县）人。自幼聪敏好学，3岁受家教，读诗辄能成诵。5岁入私塾读书，每日能记诵千字左右的文章，常读书到很晚，甚至通宵达旦。其母恐他过分勤奋，熬坏身体，便限制读书用的灯油，而他总是待母入睡后，又悄然点灯，继续读书。7岁，就熟读了《孟子》、《论语》和五经，并能作文赋诗。9岁时，参加乡学考试，名列前茅。16岁，拜朱熹再传弟子饶鲁的学生程若庸为师，后又师事程绍开，研读朱熹理学。22岁，应乡贡试，考中第28名举人。但在日后多次进士考试中都落第，于是无心功名，回归故里，隐居布水谷，屏绝交游，潜心研究学问，致力于著述和校书工作，在教育界及学术界颇有影响。
元世祖至元二十三年（1286年），程若庸的族子、吴澄的同学、侍御史程钜夫奉诏到江南求贤，于抚州会晤吴澄，劝他出仕，他以母亲年老而婉辞。程钜夫又邀其进京游览名胜，私上奏章，欲强其出仕，他察觉后，仍以要侍奉老母为由，坚辞回里。程钜夫只得请求他将著述展国子
监，以助益于学者，吴澄应允。元世祖忽必烈乃诏令江西行省派人至其家，抄录所著各书献上，并命郡县官员，按时以优礼相待。
元成宗元贞元年（1295年），吴澄至豫章（今南昌）西山游览，按察司郝文迎至郡学讲学，并记录他每日讲授的语言达数千字。行省佐吏元明善，素以文学自负，及与吴澄研讨《易》、《书》、《春秋》后，深为其博大渊深的学识所折服：“与吴先生讨论学问，如探渊海”。遂拜吴澄为师，终身执弟子礼。
元武宗至大元年（1308年），朝廷诏授吴澄从仕郎、国子监丞，吴澄未应诏赴任。次年，郡县奉都堂移江西行省文，促其进京，并派官员礼请，备妥驿船，吴澄才于三月起程，五月至京。此前，国子监在教学内容上仅以朱熹的《小学》、《四书集注》等教授学生。吴澄上任后，对教学内容进行了改革，拟定了新的教学方法，参考宋儒胡瑗的《六学教法》、程颐的《学校奏疏》和朱熹的《学校贡举私议》，将国子监教学内容分为四大门类，一为“经学”，研读《易》、《诗》、《书》、《仪礼》、《周礼》、《札记》、《春秋》等书；二为“实行”，即学习孝、悌、睦、渊、任、恤等伦理；三为“文艺”，学习古文、诗词；四为“治事”，学习选举、食货、水利、数学、礼仪、乐律、通典、刑法等典籍，使学生受到了多方面的教育。在教学方法上，吴澄强调对诸生依次授业，因材施教，反复启迪，循循善诱，学生的学业大有长进。由于他学问渊博，授课尽心，一时南北之士慕名来求学者甚众。尔后，吴澄因改革受到同僚的非议而愤然辞职，虽学监派属吏再三挽留，仍不听，于皇庆元年（1312年）二月回归故里。
英宗即位（1321年），破格升迁吴澄为翰林学士，晋大中大夫。泰定元年（1324年），初开经筵，吴澄被任为讲官之一，他的讲课，受到泰定帝的赞赏。适逢修《英宗实录》，吴澄受命总其事，数月后，实录修成，即称病辞官南归。
吴澄是一位杰出的教育家，从25岁起至临终止凡60年间，除四次进京为官三余载外，一直从事讲学，教育弟子。据《元史·吴澄传》记载，吴澄“出登朝署，退归于家，与郡邑之所经由，士大夫皆迎请执业，而四方之士不惮千里侨籍来山中学习者，常不下数百人”。
吴澄在教育思想上，对人性论、教学论、知识论、修养论诸方面都有独到的见解：
关于人性论。他说：“人得天地之气而有形，有此气即有此理，所有之理谓之性。此理在天地则元亨利贞是也。其在人而为性，则仁义理智是也。”他认为，人性即为天理的体现。吴澄还对孟子的性善论和荀况、扬雄的性恶论进行了批评：“孟子道性善，是就气质中挑出其本然之理而言，然不曾分别性之所以有不善者，因气质之有浊恶而污坏其性也。……孟子但论得理之不同，不曾论到气之有不同处，是其言之不备也。不备者，谓但说得一边，不完备也。”“至于荀、扬以性为恶，以性为善恶混，与夫世俗言人性宽、性缓、性急，皆是指气质之不同为性，而不知气质中之理谓之性，此其见之不明也。不明者，为其不晓得性字。”他高度赞扬了程颐“性即理”的观点，称之为“正是针砭世俗错认性字之非，所以为大有功”。
关于教学论。在教的方面，吴澄强调“气质不清不美者，其本性不免有所污坏，教学者当用反之之功。……反之，谓反之于身而学焉，以至变化其不清不美之气质，则天地之性浑然全备，具在于气质之中。故曰，善反之则天地之性存焉”。在学的方面，他认为“尊德性”是学问的根本，强调“身上实学”。提出读书方法贵在“实悟”和“实践”。所谓“实悟”，就是“必究竟其理”；所谓“实践”，就是“必敦谨其行”。
关于知识论。他认为“知者心之灵而智之用也，未有出于德性之外者”。并阐明：“曰德性之知，曰闻见虽得于外，然则，知有二乎哉？夫闻见者，所以致其知也。盖闻见，虽得于外，而所闻所见之理，则具于心。故外之格物，则内之致知，此儒者内外合一之学，……”故“知愈博而心
愈明”。
关于修养论。吴澄提出了一系列主张：第一，主敬主静。他说：“欲下功夫，惟敬一字为要法。”“主于敬则心常虚，虚则物不入也（意思是外物不干扰自己）；主于敬则心常实，实则我不出也（意思是“不放心”、“存其心”）。”“能静者，虽应接万物而此心常如止水”。保持“心不妄动”，使“万物无足以挠心”，是养性的可靠方法，故“存心”、“养性”是理学教育的头等重要功夫。第二，约情归性。他说“约爱、恶、哀、乐、喜、怒、忧、惧、恐、欲十者之情，而归之于礼、义、仁、智四者之性，所以性其情而不使情其性也”。第三，研精慎独。他认为学道必须经过两个关口，即格物关、诚意关。“格物者梦觉之关，诚意者人兽之关。实悟为格，实践为诚。物既格者梦醒而为觉，否则虽当觉时犹梦也。意即诚者转兽而为人，否则，虽列人群亦兽也。……物之格在精研，意之诚在慎独。苟能是始可为真儒，可以范俗，可以垂世，百代之师也。”第四，日省日新。他说：“如欲自新乎？每日省之。事可以告天，可以语人者为是，其不可告天，不可语人者为非，非者速改，昨天之非今日不复为也。日日而省之，日日而改之，是之谓日日新又日新。”吴澄的这些教育见解和主张，继承和发扬了程、朱理学的思想。
元顺帝元统元年（1333年），吴澄在家病故，享寿85岁。朝廷赠他为江西行省左丞、上护君，追封为临川郡公，谥文正。
虞集
虞集（1272-1348年），元代理学家、教育家、文学家。字伯生，号道园。祖籍四川仁寿县，出生于湖南衡阳。时值元朝举兵南下清扫南宋，其父因避兵乱，举家迁居江西省崇仁县石庄乡。
虞集天资聪敏，3岁即知读书，由父母讲授《论语》、《孟子》、《左传》等书以及欧（阳修）、苏（轼）名篇，聆听之后，辄能成诵。至10岁延师就教时，已遍读儒家经籍，并知其大义。及长，从吴澄大师游，切磋学问，学业益进，成为当世名儒，曾应南行台中丞董士选延请，于其家塾任教。
元成宗大德初（约1298年前后），虞集首次进京，经大臣推荐被授为大都路（今北京）儒学教授兼国子助教（协助博士教授生徒），他以师道自任，治学严谨，诲人不倦，声誉卓著，登门求教者甚众。
仁宗时（1312-1319年），任集贤院（主管提调学校，征求急逸之事）修撰。不久，适翰林侍制兼国史院编修（起草诏令兼编撰国史），曾上疏论学校教育问题，多有真知灼见。泰定年间（1324-1327年），先后任国子司业（教授官）、秘书少监（掌管典籍，起草文书）、翰林直学士兼国子祭酒（博士中德高望重者），并侍经筵（古代帝王为研读经史特设的御前讲席，侍读学士轮流进讲），他以蒙语、汉语为帝讲解经书。
文宗即位（1328年），授虞集为奎章阁（帝王藏书之所）侍读学士，帝命其与中书平章政事赵世延同任《经世大典》编修总裁。不久，赵回籍，虞集独领其事，辛勤工作，历时两载，始纂成书，共800帙。因劳累过度，致生眼疾，遂告病回归崇仁故里。
虞集从事教学20余年，撰写了教育论述数十篇，充分阐明他的教育主张：
一、提出为邑之道，教育为本。虞集认为：“贤守令若有意民事者，必先用力于庙学（即地方学校，古代办学，学宫与孔庙比邻，故称庙学），此谓之知本。”“君（指州县守令）之为邑，知重学校，于为学，知重讲席，岂非知本者乎！”又说：“世祖既定大统，人文聿兴，学校之设为先务。”“古之长史，治而教之，无他事也。”“帝王之治天下，治与教而已。”
二、强调教育的目的在于使生员“明人伦”、“修诸己”、“崇理学”，成为德才双全的人。虞集在《舒城县学明伦堂记》一文中说：“夫君臣、父子、夫妇、兄弟、朋友之伦，本诸天理之固然。人之为道者盖有出于此五者之外乎？然而明之则叙，不明之则斁，此教之所由兴也。”又说：“学也者，所以为己，非所以为人也，然而修诸己，则可以治乎人矣，此学之道也。”他对学生的具体要求是：“深求圣贤之意于遗书，以知夫乾坤父母畀付之重，扩充善端，攻去邪欲，日孜孜以勉其不及，又求正于有道，使不至于陷于差谬，必至于圣人而后止。”他还提出了考核、使用人才的办法：“自京师、州县学肄业于是者，守令举荐之，召宪考核之。”“询孝悌于所居之乡，以观其行之力；考学问于所治之经，以见其道之正；求才华于适用之文；察举措于论事之要。能如是，则往往人才辈出焉。”
三、主张办好教育，必须选择“经明行修成德”之师，才能培养出“成德达材”之生徒。虞集对当时有些学校师资落后的状况提出了尖锐的批评：“今天下学官，猥以资格授，强加于诸生之上而名之曰师尔。有司弗信之，生徒弗信之，于学校无益也。”为此，他提出择师的途径与标准：经明行修成德者，使守令身师尊之至诚，恳恻以求之；操履反正而不为诡异骇欲者，确守先儒经义师说而不敢妄为奇论者，延致之；乡贡（元朝以行省选贡生至京师，称乡贡）自京师罢归者，其议论文艺犹足以耸动人者，取之。他在《治源策》中强调“学校，士之所受教以至于成德达材者也”，故“师道立则善人多”。
虞集于元顺帝至正八年（1348年）正月病逝于家中，享年77岁。朝廷封赠他为江西行中书参知正事、护军、仁寿郡公，谥文靖。
吴与弼
吴与弼（1391-1469年），明代前期教育家，程朱理学——崇仁学派的创始人，字子傅，号康斋，江西崇仁县人。自幼天资聪敏，八、九岁在乡学读书，即崭露头角，才华出众。19岁奉父命到北京，拜杨溥为师，杨授以《伊洛渊源录》，从此，他对程、朱理学非常向往，决心舍弃功名，谢绝交住，闭门潜心研读《四书》、《五经》、《周易》及二程、朱熹的语录。
吴与弼家境贫寒，婚后在家一边躬耕田地，维持生计，一边设馆授徒，常与学生同居住，同饮食，同劳动。他亲自披蓑戴笠，胼手胝足，扶犁操耙，与学生一起耕作，在劳动中讲解《四书》、《易经》和程、朱理学。他以渊深的学识，精辟的见解，循循善诱地教育学生。他治学严谨，不允许学生怠惰，故而出其门下的弟子，多有成就。
吴与弼一生锐意讲学，拒绝为官，虽屡被推荐、征召皆不就。如明英宗正统十一年（1446年），山西佥事何自学、御史涂谦、抚州知府王宇等俱推荐他做主学高官，概辞不受。明代宗景泰七年（1456年），御史陈述奏请朝廷用厚礼聘请他入太学任教授，教育贵胄子弟，亦未到职。英宗天顺元年（1457年），经大臣石亨上疏荐举，英宗聘请他作太子师傅，封为左春坊左谕德，他仅在京住了两个月，即上书请辞，未被允准。于是上《封事·十策》，其要点是：一、崇圣志；二、广圣学；三、隆圣德；四、子庶民；五、谨命令；六、敦教化；七、清百僚；八、齐庶政；九、广言路；十、君相一德同心。英宗阅《封事》后，知其去意已决，遂召入文华殿，温言抚慰，并派人护送回乡。吴与弼归里后，英宗仍赐诏嘉许，命地方官一年四季看望，每月供应俸米，以示关怀。居乡期间，远方上层人士纷纷请他去讲学，均欣然赴就。明宪宗成化五年（1470年）十月十七日，在家病逝，享年79岁。
吴与弼在乡间从事教育50年，以讲授理学为任，竭力传播程、朱的哲学思想，从学者甚众，
形成崇仁学派，在《明儒学案》（清黄宗羲著，1985年版本）中列为第一学案。其门下弟子最著名的有余干胡居仁（学者称敬斋先生）、新会陈献章（白沙学派创始人，同为明初三大学派之一）、上饶娄谅（别号一斋）。次为金溪胡九韶、祁门谢复（别号西门）、常州郑伉及车泰、饶烈等。稍后的哲学家王阳明（姚江学派创始人，为明代中期主要学派）、湛若水以及昆山魏校（别号庄渠）、波阳余佑（别号认斋）、永丰夏尚朴（别号东岩）、广丰潘润（号玉斋）等，均是其再传弟子。
吴与弼所创崇仁学派的哲学观点，主要是：一、“天人一理”。“理”是北宋以来理学家所阐明的哲学思想核心。吴与弼继承和发展了程、朱的哲学思想，认为“万变之纷纭，而应之各有定理”，主张“存天理，灭人欲”，“穷通、得丧、死生、忧乐一听于天”。他在日记中写道：“圣贤所言，无非存天理，去人欲，圣贤所行亦然。学圣贤者，舍其何以哉。”其所指的“天理”即是自然法则。二、笃行教化。他觉得“人欲有善恶、好坏之分”、“而气质之可化也”，通过“使教莹净”，使之“心地纯然”，能够“明德”、“新民”，除去“心垢”，以达到“性善”的境界。三，躬行实践。主张以“理”作为衡量、分析、判断处理一切和分清是与非、正与反、善与恶、得与失、忧与乐、生与死的标准，而欲达此目的，就“必须兢兢于日用常行之间”，在“静时涵养”，以“居敬”和“圣贤之言”修养自己的身心，在“动时省察”，以“圣贤之行”规范自己的行动。四、安贫乐道。主张“物我两忘，惟知有理”；“力除闲气，固守清贫”；“素位而行，不心计较”。认为“富贵不淫贫贱乐，男儿到此是豪雄。然此心极难，不敢不勉，贫贱能乐，则富贵不淫矣。贫贱富贵，乐与不淫，宜常加警束，”以“富贵不淫，贫贱而乐”作为鉴别“豪雄”的准则。
吴与弼所创崇仁学派，在传播和发展程、朱理学方面起了重要作用，为繁荣理学作出了重要贡献。
罗汝芳
罗汝芳（1515-1588年），明代教育家，字维德，号近溪，江西南城县人。5岁从母学《孝经》，15岁师张洵水，25岁拜颜钧为师，并结下亲密的师生关系。28岁中举，第二年赴京参加会试。会试结束，不就廷对，退居故乡，遍访师友，考察社会，探讨经文，建“从姑山房”，接纳四方士子学者，开始讲学生涯。
“从姑山房”是一座兼读书、研究、教学性质的学舍，罗汝芳在这里从事教学、研究工作8年，谦虚好学，不耻下问。其弟子胡宗正，研究《易径》颇有心得，罗汝芳此时虽名声甚大，仍不摆架子，以胡为师。
嘉靖三十一年（1553年），罗汝芳在巡抚夏梦山资助下，进京殿试。第二年，得中进士，授太湖（今安徽安庆）知县。
罗汝芳出任太湖知县时，湖盗为害，弄得湖民不得安宁。他用教育感化的方法，宣传朝廷政策，“以德化民而刑设不用”；建学校，订公约，从根本上“化民成俗”。由于工作得体，湖盗纷纷归正，湖民安居乐业，生产得以发展。
嘉靖四十六年（1568年），罗汝芳返乡探亲，在家乡讲学，四方的学者赶来听讲，一时讲堂为之人满。第三年，他出任宁国（今安徽宣城）知府。任职期间，同样坚持以教育为主的方法治政，创志学书院，兴乡村社学，自己则带头讲学。
父亲罗锦病故后，在服丧期间，罗汝芳又在“从姑山房”进行讲学。后因其师颜钧事一度入狱。母亲病故后，一直没有出仕，而是访同道，兴讲会，精研学问，名声也愈来愈大。
万历二年（1574年），罗汝芳被任为东昌（今山东柳城）知府，他继续沿用在太湖、宁国的工
作经验，力除积弊，政声大起。不久，迁云南巡察。入滇后，从政之余，在昆明的五华书院和春海书院讲学，继续以“讲会、乡约为治”。
万历五年（1577年），罗汝芳任布政司参政，入京进贺表，公余之暇，应邀到广慧寺讲学，朝野之士纷纷前往听讲，座无虚席。内阁大学士张居正对此很不满，诬劾罗汝芳“事毕不行，潜行就师”，目的是“摇撼朝廷”，迫使罗汝芳辞官返乡。
回到江西后，罗汝芳集中全部精力从事教育和研究，“大会江省门人，集其会语，盛行天下”。又率弟子“走安成，下剑江，趋两浙、金陵，往来闽广”，联集讲会，从者如云。在家乡，他还兴复了盱江书院、南城会馆、前峰书院。
罗汝芳口才雄辩，凡他讲学，总是听者满座，弟子学友，在朝官员，名士文人，莫不为他的生动讲学所折服。《明儒学案》说：“论者谓龙溪（王畿，王门高弟）笔胜舌，近溪（罗汝芳）舌胜笔。顾盼呿欠，微谈剧论，所触如春行雷动，虽素不识学之人，俄顷之间，能令其心地开明，道在现前。一洗理学肤浅套括之气，当下便有受用，顾未有如先生者也。”
罗汝芳有自己的修养观念，认为“学问须要平易近情，不可着手太重。如粗茶淡饭，随时遣日，心既不劳，事亦了当，久久成熟，不觉自然有个悟处。”他反对把精神生活与物质生活割裂开来，认为不能离开现实生活中的物质欲望去追求完美的精神生活。他还强调“慎独”、“躬践”、“自强不息”，通过道德的不断完善，达到良知善性与自我完美和谐的统一。
罗汝芳一生，以讲学为己任，以讲学而闻名，又以讲学而去官，讲学不倦直至逝世。著名思想家李贽对这位前辈学者非常尊敬，说罗汝芳数十年间“东西南北无虚地，雪夜花朝无虚日，贤愚老幼贫病富贵无虚人”。罗汝芳的学生、著名戏剧家汤显祖说：“夫子在而世若忻生，夫子亡而世若焦没。”
汤显祖
汤显祖（1550-1661年），字义仍，号海岩仍，号海岩士、若士，江西临川人。出生于书香世家，受家庭熏陶，从小勤奋好学，聪明过人，5岁能做对子，12岁会写诗，14岁中秀才，21岁为举人。之后，曾三次进京参加会试，但都落第而归，据史料记载，主要原因是不肯阿谀权贵，得罪了当朝宰相张居正。汤考试失利后，在家里刻苦读书作文，直到万历十一年（1583年），即张居正死后的第二年，34岁的汤显祖才得中进士。
汤显祖中进士后，先被任命为南京太常封博士，主管祭祀礼乐：后被任为詹事主簿（文书）、礼部祠祭司主事。在南京任职六年间，他一面发奋读书，一面研究音律和戏曲，并写了大量关心时政、同情人民和反映观游的诗作。万历十九年（1951年）三月二十五日，汤显祖不顾个人安危，写了有名的《论辅臣科臣疏》，其文有理有据，义正辞严，抨击了朝政，弹劾了两位首辅，触怒了皇帝。神宗于五月十五日下旨，贬汤显祖为广东徐闻县典史；万历二十年（1592年），调任浙江遂昌知县。期间，为政清廉，深受士民爱戴。万历二十六年（1598年），汤显祖怀着满腔的愤慨，弃官归里，一直到他去世，潜心从事戏剧创作，以才华四溢的艺术手笔，接连写了《牡丹亭》、《南柯记》、《邯郸记》三部大型剧作，连同他早期由《紫箫记》修改而成的《紫钗记》，最后完成了不朽名剧《临川四梦》，成为一位杰出的戏剧大师。
汤显祖不仅是一位伟大的戏剧家，在中国乃至世界文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而且重教劝学，先后创办三所书院，在教育领域有一定的建树。
万历十九年（1591年），汤显视被贬到广东雷州半岛最南端的小县徐闻当典史后，竭尽所
能，做了不少有益于地方和百姓之事，创办“贵生书院”就是其中之一。当时徐闻的士民，由于种种原因，存在一种“轻生”、“自贱”的思想。为了教育士民，汤显祖在知县熊敏（江西宜丰人）的支持下，创办了“贵生书院”。这里所谓“贵生”，就是强调人人皆有“生”的权利，应该珍惜这种“生”的权利。“贵生书院”设有博学、审问、慎思、明辨、笃行、格物、致和、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等12间课堂。汤显祖亲自登台讲学，针对徐闻县的实际，以“贵生”之说教育士民及其子女，提出“天地之性人为贵”，“君子学道则爱人”。汤显祖在“贵生书院”的讲学，好比在海上树起了一盏明灯，吸引了大批学士前来求学，开创了徐闻礼义之先。
万历二十一年（1593年）春，汤显祖调任浙江遂昌知县，前后五个年头，为当地做了不少“加爱遗民”的好事，其中之一就是重教劝学。他上任伊始，就谒拜孔庙，视察讲堂，汤显祖在《遂昌县相圃射堂记》中写道：“又三曰，谒先圣庙，甚新。从学官诸生至讲堂，堂敝。其后益庳。问所藏书，无有；问县隅中或有他学舍为诸生讲诵，无有也。”四月，汤显祖又召集诸生操练射箭，“诸生皆对不能，云无射堂也。”针对这些情况，汤显祖便立即筹建射堂和学舍，甚至捐出自己的俸禄。到八月，新建的射堂落成。在射堂左右，各建15间学舍，每舍容2人，“合之可坐生徒60人”，汤显祖命名为“相圃书院”，并常“与诸生讲德问学”。万历二十二年（1592年），汤显祖重建了“尊经阁”；次年，又为书院加建大堂，名曰“聚德堂”。从此，“士相师友而游。至夜分，莫不英英然、言言然，讲于《诗》、《书》六世之文。相与为文，机力日以奇畅，大变陈常”。为了保证办学经费来源，汤显祖还为“相圃书院”配置了学田，并亲自撰写了《给相圃租石移文》、《相圃书院置田记》，着令刻田为记。
万历二十六年（1598年），汤显祖弃官回到临川后，除了从事戏曲创作和演出活动外，还热心于桑梓的公益事业，与高应芳、曾如春等友人在临川城南下桥寺创建了“崇偭书院”，主要为兴学育人才，同时也祀奉晏殊、王安石、曾巩、陆九渊、吴澄、吴与弼等乡贤。
汤来贺
汤来贺（1607-1688年），明清之际的理学家、教育家。字佐平，号惕庵，江西省南丰县人，出身世代书香门第。早年师事新城（今黎川）黄端伯，笃信程朱理学。崇祯十三年（1641年），中进士，任扬州推官，颇有善政。崇祯十七年（1644年），升调刑科，数月后，改为广东按察司佥事巡海粤东。因招抚有功，晋广东左布政使。继而擢升户部侍郎，又改为兵部侍郎兼巡抚。后因受宦官、权贵排挤，归田为遗民。
汤来贺回到南丰，隐居乡里数十年。每日与诸弟一同侍奉老父，潜心读书，并聚徒讲学。
康熙二十一年（1683年），江西巡抚安世鼎等官员重修白鹿洞书院。翌年，安世鼎遣员致书聘汤来贺主白鹿洞讲席，汤固辞不赴。安世鼎又托人致书相劝，说：“此乃入山非出山。”这才应允赴任，于康熙二十三年（1685年）五月入洞。
汤来贺在白鹿洞书院执教前后三年，80高龄尚抱病讲学。曾立《白鹿洞书院学规》，与高潢共订《白鹿洞书院经久规模议》，除由府学教授为副讲外，以干特为堂长，还设有管干、学长、斋长、典谒、收赞、典书诸职事，均选拔生徒担任。当时，四方闻风而来的学者很多，湖北潜江名进士莫大岸，年已70岁，本与汤来贺素无交往，也慕名而来拜于门下。干特、干建邦（后中进士，曾掌教白鹿洞）父子同窗求学洞中，士林传为美谈。汤来贺说经课艺“不剿袭无极、太极之微言，不驰骛登高、远行之绝境，独谆谆以事亲、从兄、谨言、慎行、忠君、泽民，俾各随时、随分努力实践”。强调为学“专心立志”，认为“夫人不入于正，即入于邪”，故为人当“不愧不怍，穷达自
得”；注重“潜心读书”，提出读书要“以《四书》、《五经》为准，然必旁通遍览而后足以助字识，广见闻”，“每读一书，必循首讫尾，而后可以察其本末、辨其是非、会其同异”；主张“澄心烛理”，认为凡读古人书，凡观古人事，“必为澄吾心以烛之，思其同，复思其异，斯即格物之功，而知可以致矣”；推重“虚心求益”，以为“学海无涯，不集众思无以广益”；讲求“实心任事”，言道：今学者“凡职分所当者，固宜竭力为之”，“有志力行者，思岁月之易迈，则目前当务固不容玩惕，思胞与之同量，则天下苍生之事，皆吾儒之责任也”；又强调“平心论人”与“公心其学”，认为“律己不可不严，论人不可不宽”，“学者当求万物一体之心，视人之能，犹己之能，方见大公无我”。汤来贺平素教诲生徒，重在“躬行”，并竭力程朱遗旨。
谢文洊
谢文洊（1615-1681年），明清理学家、教育家。字秋水，号约斋，江西南丰县人。7岁入小学，学业颇为精进。10余岁时，其舅去世，随母亲前往吊唁，他见到外祖父家的藏书中，有一部朱熹的晚年论著，即爱不释手。其母见状，便让他带回家中研读，后对他的治学影响甚大，“自后虽习举业”，而“理学一念耿耿不忘”。21岁，入县学弟子籍。这一年，其父太学生谢天锡在广昌县香山筑学会，自号香山居士，并命文洊与兄弟在此读书。至29岁，谢文洊均寓居香山，研习举业。崇祯十二年（1640年）秋，他曾应乡试不中，颇感生不逢辰，遂厌薄举业，渐生出世之志。崇祯十七年（1645年），明朝灭亡，他便毅然尽弃举业，入香山学禅。继而避乱居乡，先后研读了陆九渊的《象山集》，王畿的《龙溪集》，王守仁的《文成公集》，深悔从前习举业与人禅之谬，始专志于儒，并开始会友讲学。32岁时，行讲会最密，每月朔、望日均为会讲日。当谢文洊讲到酣畅痛快之时，“诸后进有面赤者，色沮者，机兴亹者”，“有痛悔极艾者”。清顺治六年（1650年），他又于新城县（今江西黎川）神童峰大兴讲会。
谢文洊对教育之道态度笃实严谨，34岁时起，便有许多同游者因惊其才识而愿列门墙，但他竭力辞谢，说：“一为师道，等于君父，潦草奉师，是为亵道”，只有“培植深厚，沛然有余，乃可为师。不然，则是道德中之功利。”37岁时，他才不得不“奉师”，先后在家乡的果育斋、新城、梅源、良筹山等处授学。39岁时，辟“程山学舍”聚徒讲学。程山学舍在南丰县城西，内有馆室三楹，亭榭数处，四周林塘清幽，修竹如翳。谢文洊在此授学之初，同邑中有人颇不以为然，甚而讪笑之，但后来便无不刮目相待。同邑士子、老友甘京、黄熙、邵睿明、李萼林、傅与、曾曰都等，都颇具才识，均折节称弟子。谢文洊的同堂谢退思是其祖父辈，亦欲拜其为师，谢文洊不从，谢退思则“心师之”，“每称必曰‘先生” 。老辈名士李淑旦欲师文洊，文洊固辞，甚而打算逃入深山以避，李淑旦才只好送儿子李壁投其门下。大司马汤来贺也视文洊为己师，亦遣子汤适投谢氏门墙受业。旧日的南丰县令张黼镒则公然曰：“南丰一令，但得见秋水（谢文洊）先生幸耳”。康熙四年（1666年）夏，谢文洊在程山学舍与来访的宋之盛、魏禧大举讲会，广论程朱学脉等，听讲者甚众，为当时最盛之举，宋之盛归后叹道：“不到程山，几乎枉过一生矣！”当时，“四方远近之游而过之者，殆无不知有程山谢子之学”。谢文洊理学思想的核心为“克己省身，忠恕致诚”，并制定处世十则：“辩喻以定志，实践以定基，奋励以去习，坚苦以励操，绎理以养心，读史以致用，勤讲以精义，简事以专攻，自反以平谤，相规以有成。”
李瑞清
李瑞清（1867-1920年），著名书画艺术家、教育家，字仲麟，号梅庵，江西临川人。受家庭长辈影响，自小喜书法绘画与金石，为此后成为集诗、书、画、金石于一身的艺术大家奠定了基础。光绪二十年（1895年）举进士，后历任翰林院庶吉士、江宁提学使兼两江优级师范学堂监督、江苏布政使等职。
李瑞清一生致力于教育事业，卓有声誉。两江优级师范学堂，建校初期设备落后，师资不足，规模尚小。李瑞清任学堂监督期间，以“为国育才”为己任，采取不少新法办学。他经常与教职员工筹谋规划，改革体制，筹措资金，扩建校舍，添置设备，增设学科，并亲自到日本选聘专家学者10余人来校任教。学堂设分类科、选科、补习科等，附设中小学堂，学生达千余人，“蔚为东南学府。”
李瑞清重视学生的生产劳动和职业技能训练，认为师范学堂开设此类课程，于世风之转移及学生优良德智之养成大有裨益。于是，他将博物科及农科合并为农博科，购置农田100余亩，畜耕牛10头，供学生实践操作；又设手工（工艺）、绘画专科，画室、工场也较完备。在他的亲自调教下，培养出张大千、张善孖（张大千之兄）、胡小石、吕凤子、姜丹书、经亨颐等国画家和金石学家。
李瑞清视教育为性命，学校如家庭，学生若子弟。宣统元年（1909年），李瑞清调任江宁提学使，仍不卸校职，每日必至校视事。1913年“二次革命”时，张勋率部攻占南京，据城而守，搜杀之祸，延及学堂。李瑞清为保全学堂，维护学生，挺身而出，暂代江苏布政使之职，凭借同乡（张勋为江西奉新人）之谊，与张勋多方斡旋，使学堂得以安然无恙。
两江优级师范学堂解体后，李瑞清退居上海，以鬻字课徒为生。离校前，他将车马变卖，所得之资，散给学生作回家路费。
1915年，两江优级师范学堂改国立南京高等师范学校。校长易固谦于校内六朝松下结茅建“梅庵”，以缅怀李瑞清的办学功绩。
李瑞清诗宗汉魏，下涉陶谢，古直苍凉。书法兼备众体，篆隶行楷无所不能，尤以北魏碑体为时所誉。国画最擅长山水人物，极为工细。人称其“金石考据，书画鉴别，莫不精至”。
欧阳渐
欧阳渐（1871-1943年），近代佛学教育家。字竞无，江西宜黄县人。自幼聪颖，刻苦攻读。清光绪十六年（1890年）入县学，后求学于南昌府经训书院。专攻汉学，兼工天文与算学，品学皆优，得高材生之誉。光绪三十年（1904年），以优贡赴廷试，未举，回到家乡，创办诚志学堂，探索革新，斟酌科目，体用兼备，自编教材，执教年余。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就任江西广昌县学教谕。第二年，赴南京从杨仁山习学佛经。随后，受师遣东渡日本，访求典籍，数月而归。为谋文学之资，执教两广优级师范讲席。清宣统二年（1910年），再度赴南京，从杨仁山学唯识宗。杨仁山病故后，欧阳渐即遵师命尽心经营金陵刻经处，并在刻经处后双塘巷赁屋开设佛学研究部。研究部虽然规模不大，但欧阳渐却是精心组织，认真教学，注意培养学人弟子的学习自觉性与恒心。
与此同时，欧阳渐每日“秉烛治经，常以戊夜”，致力于《瑜珈》的研读。到1918年，主持完成了《瑜珈师地论》后50卷的编校刻印之举，并撰写了《瑜珈师地论序》。此文虽名为序，实为
一鸿篇。此序面世，震惊佛坛，时人评之为“慈宗正义，日丽中天，自奖师以来所未有也”。
1918年，欧阳渐秉承杨仁山主办“祗洹精舍”之遗风，创建支那内学院，明确宣告该院“以育通才宏至教”，弘扬佛法，培养人才为目的，力求实现“拔一切苦，得究竟乐”之宏愿。对内学院的机构组建，主张根据学院的办学宗旨，体现“译书阐述是其正宗，传教普宏亦为愿望”之弘佛原则。内学院各部各科的设置，也应服务于这一宗旨，既要注意抓基础教育方面的培养，又不可忽视对宏才至教人才的造就。
1923年9月，支那内学院开设研究部正班。第二年，又增设研究部试学班。教学实行导师制，欧阳渐亲自任教，讲授法相、唯识要典。起初，内学院采用讲演、讨论及指导研究的学习方式，后改为指导自习。除讲学听课之外，学生平日独自阅读与思考，间月组织一次研究会，交流学习心得，探讨疑难问题。同年年底，欧阳渐主持创办《内学》杂志（即支那内学院院刊），汇辑院内师生研究成果。
“九一八”事变后，欧阳渐忠义奋发，数为文章，呼号救亡。欧阳渐还注意对内学院学生进行爱国主义教育，主张抗战时期的佛学教育，要以激发人的悲心，以佛教大悲的精神来救亡图存为原则。“悲而后有学，愤而后有学，无可奈何而后有学，救亡图存而后有学。”他认为应当教育学生树立“为人”之心，即应以民族危亡与他人的利益为重。
欧阳渐苦心经营支那内学院20余年。先后到内学院就学者200余人，其中在佛学研究上有相当造诣，成为近代佛学研究的栋梁者有梁启超、汤用彤、熊十力、梁漱溟、陈铭枢等数十人。支那内学院的创办与教学活动，还产生了一定的国际影响。1924年，印度著名学者泰戈尔访华时，慕名专程与欧阳渐面晤，对内学院的成就敬佩不已，认为“印度丧失二千年之国宝，不意竟于中国觅得”。其所刻印的《藏要》，以其选本精粹，校订准确，在国内外获得好评，日本各佛教大学曾选作教材，印度国际大学则列为研究资料。正因为这样，欧阳渐被誉为近代佛教发展史上“一位有贡献的人物”。
黄禄祥
黄禄祥（1879-1946年），近代人民教育家，江西临川人，后移居贵州安顺。青年时代，因家境贫寒，曾在安顺县“义恒兴”商店做过八年的学徒和店员。这期间，他利用工余时间刻苦自学，先后阅读了我国古代的著名作品和近代西方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读物，为他后来从事教育工作奠定了思想文化基础。
1901年，黄禄祥经哥哥黄幹夫介绍，在贵州民族资本家蔡衡武经营的绸布、书业商店“群明社”任总经理。这期间，他开展业余教育工作，鼓励职工自学成材。1904年底，黄禄祥前往由黄幹夫为主创办的达德学校主持工作，开始了他终生从事的教育事业。
1905年，黄禄祥第一个在贵州开办实行男女生合校的学校，首先聘请女教师，打破了旧学校歧视妇女的现象。随后他又在学校倡导“天足”运动，还动员自己的妻子、女儿、儿媳、侄女及亲戚朋友带头行动，使“天足”运动很快遍及全校和贵阳社会。
辛亥革命后，黄禄祥的朋辈大都成了达官显贵。贵州军政府亦屡以要职任他挑选，但他不羡名利，淡泊自守，宁愿回达德学校，过着俭朴艰苦的生活。后来，贵州当局为了借重黄禄祥的名义，招徕青年，又委他以省府委员等职，也都被他婉言拒绝。黄禄祥始终以达德学校的教学为己任，专心致志，兢兢业业。在学校处境十分困难的时候，他连早晚看守学校大门的工役都亲自兼任起来。
黄禄祥学识渊博，诲人不倦，对学生们提出来的问题，总是不厌其烦地给予详细解答。他不仅重视课堂教学，而且重视课外辅导，常常牺牲个人休息时间，邀请学生到家个别讲解。
黄禄祥十分爱护青年，对他们的每一个优缺点，都细心观察，切实剖析。对家境贫苦的学生，他更多方培育，还从经济上给予接济。
为让学生及时跟上时代的潮流，获得最新知识，1916年，黄禄祥带着学生东渡，留学日本。1919年，又率贵州学生，远渡重洋，去法国勤工俭学。当时，他已是颇有声望的教育家，仍始终孜孜不倦地和青年们一起勤工俭学。
黄禄祥不仅向青年传授知识，更重视传授做人的道理，一再教育青年要向不合理的社会斗争。他以身作则，在恶势力面前刚正不阿；对反动统治的罪恶敢揭敢骂，虽屡遭迫害，仍不屈不挠，因而博得许多进步学生的信任和崇敬。
1926年，黄禄祥任遵义中学校长，因拥护民主革命，反对军阀势力，谴责反动当局对学生的迫害行为，被当局以“共党嫌疑”的罪名通缉，不得不流亡上海。1929年，他赴南京陶行知创办的晓庄师范学校任教。1931年，经黄炎培介绍，先后在江苏昆山、山东邹平、河北定县开展乡村教育。后在中华职业教育社和广西基础教育研究院任职。1937年冬，赴延安考察。嗣后，从事民众教育事业，先后任云南开蒙垦殖局董事和四川歇马场乡村建设学院文史教授。这期间，还几次回到达德学校作短期任教。
黄禄祥从事教育工作40年如一日，被誉为人民的教育家，受到广大人民群众的尊敬。1946年4月8日，他与叶挺、王若飞、秦邦宪等赴延安时，因飞机失事遇难，终年67岁。
桂瑞藩
桂瑞藩（1880-1947年），现代教育家。江西临川李渡镇（今属进贤县）人。青年时参加乡试，以首名入泮。1906年，官费留学日本，入东京清华大学物理系学习。留日期间，曾参加孙中山先生领导的同盟会。回国后，目睹列强侵华，十分愤慨，曾想“投笔从戎”，又想“实业救国”，最后他坚定地选择了“教育救国”的道路。1919年，他自筹资金，在自己的家乡李渡镇桂桥村创办桂桥小学。桂瑞藩以校为家，以教书育人为乐，把毕生心血倾注在乡村小学教育事业上。他一不为名，自己办学而不当校长，只当教导主任。临川县政府请他担任县参议会议长，也被他婉言谢绝；二不为利，捐资办学，无私奉献，竭尽自己的财力物力；三不交官，抗战期间，国民党驻军刘多荃、余程万、蒋超雄等将军曾慕名来访，他见势不趋，恬淡自处，从未回访。他一年到头除了清明扫墓、冬至祭祖两天，其余时间都留在学校，操劳校务。他非常重视学生德、智、体全面发展，尤其重视学生的思想品德教育，亲自上《公民》课，讲“九一八”、“八一三”事件，常常痛心疾首，泪流满面，教育学生毋忘国耻，奋斗图强，积极参加抗日救亡斗争。他积极培育教师勤教、学生苦学的校风，教育质量蒸蒸日上。1938年，丹麦国家教育考察团专程访问了桂桥小学，通过实地考察，评价其教育质量“仅次于苏州，列全国第二”。
桂瑞藩从39岁开始办学，苦心经营了30年，使桂桥小学由3个班增加到20个班；教师学生由数十人发展到1000人。来此读书的，由临川李渡1个镇，扩大到临川北半县各乡镇及进贤、南昌、丰城、东乡、南城、南丰、崇仁、乐安、宜黄、余干、高安等县市，声誉鹊起，名闻省内。在此受业的学生近万人，高小毕业的学生也有2000人，大都成绩优良升入南昌一中、二中，以后又进入高等院校深造。
1947年，桂瑞藩病逝。消息传出，全校师生悲痛万分，四乡群众感其教泽，送葬者长达数
华里。1987年，《南昌文史资料》曾发表专文，介绍桂瑞藩的生平；进贤县人民政协曾出版专集，表彰他对乡村教育的贡献。
饶思诚
饶思诚（1882-1958年），江西临川人。出生于一个农民家庭，从小勤奋好学，为清末最后一届秀才。废科举后，考取江西优级师范选科，后以优异成绩保送进入南京两江优级师范主攻英语，辅修地理。毕业后，回临川办学，任官立临汝高等小学堂堂长。1914年，受江西省立第三师范学校聘请，任该校英语教员。1920年，到江西省第一师范学校任英语、史地教师，兼训育主任。
饶思诚在师范教学期间，正是“五四”运动前后与大革命时期，他非常关心国家大事和社会问题，积极支持学生的革命活动，经常结合教学，向学生提出许多问题，启发学生讨论和思考，引导他们走上救国救民之路。当时，该校学生、地下党员朱由铿、陈赞贤、邹鲁、曾宏毅等，均深受其熏陶。
1927年国共合作时，饶思诚任国民党江西省党部执行委员兼青年部长，积极组织青年学生配合南昌“八一”起义，以江西省党部执行委员代表的身份，参加了谭平山召开的，有吴玉章、恽代英、林伯渠、徐特立、刘伯承、李立三、黄道、高语罕等出席的国民党中央执委及各省党部左派分子联席会。后因身患肺病，未能随军南下，遂与其子潜回临川养病，并在山区从事教学工作。后得朋友资助，赴南昌治病，先后在南昌一中任教，在江西省图书馆当管理员。1937年，回家乡执教私塾。1939年，再次前往南昌一中任教。
新中国成立后，饶思诚曾担任江西省人民政府副主席兼中南军政委员会委员。1955年、1957年，两次当选为江西省副省长。
饶思诚好学多思，每读一书，必做笔记，写心得，所撰《读熊十力新唯识论》、《读冯有兰新理学》等论文，曾在国内学术界引起强烈反响。
唐式麒
唐式麒（1886-1972年），江西临川人。从小随父读书。1906年以优异成绩考取豫章高级学堂，1909年毕业后转入豫章政法专科学校学习法律。1917年秋，在豫章政法专科学校毕业不久的唐式麒，满怀“教育救国”的激情，应聘到临川县长宁乡（含现湖南、七里岗、罗湖等三乡）小学担任数学教员。1920年，在朋友的帮助下，他在临川县城魁星阁开办塾馆。他一改长期以来塾馆只教《四书》、《五经》的旧制，开设语文、数学、音乐、体育等新课程，大力传播新思想、新文化。因为阁楼不安全，1921年他将塾馆迁往南门花家祠堂，1923年又迁往长宁乡明和庵。因房屋倒塌，一年后被迫停办。
1925年，在四乡群众的支持下，唐式麒决定在家乡临川县华溪乡丁村创办一所正规小学。为了筹集建校资金，他不仅拿出自己全部积蓄，而且变卖部分家产。当时，他对儿子说：“办学校，育人才，利在四方，造福子孙，就是卖完了家当，我也心甘情愿。”1926年7月，经上级核准备案，临川县私立漱泉小学正式开办。唐式麒既当校长，又当教员，既管教导，又管庶务，大到教师选聘，小到学生缴费，事必躬亲。1941年，漱泉小学发展到6个班，师生达400余人，其中在校寄宿学生300多人。为了办好漱泉小学，唐式麒从有限的家庭收入中拿出钱来，修建教
学楼一栋（可容100多人开课），加盖洗澡塘一间，培筑“桃园”一座，还雇请农工，负责养猪、养鸡、种菜、种植花木、打扫卫生等。
唐式麒坚持从严治校，要求教师以身作则，为人师表，要求学生遵守校规，好好学习。他选聘教师不唯文凭，不唯名望，而择有真才实学、事业心强者聘任之。学生不论贫富，一视同仁，官绅子弟违纪，同样严责不贷。每天黎明即起，带学生做操，下班指导早读。每天挤时间检查作业，找师生谈心。在教学上，他提倡勤学苦练，注重基础知识教学和基本技能训练，督促学生苦练毛笔字，天天写日记，5-6年级学生每周作文一篇，限时60分钟，当堂交卷。数学除上完课本外，加学500难题、1000难题。在重点培养高材生的同时，加强课外辅导，切实做好后进学生的教育工作。由于漱泉小学教学质量高，声名远播，附近各县，如金溪、东乡、南城、景德镇等来此求学者络绎不绝。
1942年7月，日军窜扰临川，唐式麒苦心经营的漱泉小学，被日军一把火化为灰烬。1944年，他腾出自己一边住房做教室，又借款在自己住房旁兴建教室两间，因陋就简，重新办起漱泉小学，至1949年停办。
唐式麒从23岁开始办学，63岁停教归田，以教书育人为乐，在教育战线整整奋斗了40个春秋，所教学生数以千计。著名文学史家游国恩、著名美籍华人杨耕经、新华社高级记者游云谷等，都在漱泉小学读过书，是唐式麒的得意门生。
饶毓泰
饶毓泰（1891-1968年），现代物理学家、教育家，江西临川人。从小酷爱读书，善于思考，故学习成绩经常名列前茅。1911年，毕业于上海南洋公学，后应聘在江西省立第三师范任教。1913年，以优异成绩公费留学美国，攻读物理学。1918年，获美国芝加哥大学学士学位。1922年，获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哲学博士学位。回国后，在南开大学参与物理系的创建工作，任该系教授、系主任。1933年起，曾先后担任北京大学物理系教授、主任，校务委员会委员、理学院院长，西南联大物理系主任。他早年加入中国科学社、中国物理学会，并曾担任北平研究院物理研究所研究员、中央研究院院士。新中国成立后，继续担任北京大学教授、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曾当选为第二届、第三届全国政协委员，第四届全国政协常委。
饶毓泰曾于1929年至1932年，1944年至1946先后到德国、美国做科学研究工作，并取得引人注目的成果。
饶毓泰是我国现代物理学的先驱者之一。他早年从事原子、分子光谱的研究工作，是世界早期研究斯塔克效应的光谱学家之一。他曾撰写过多篇有关这方面的科学论文，发表在德国的《物理学杂志》和美国的《物理评论》上。1922年，饶毓泰与著名物理学家康普顿合作发表了《电子的初射速度对气体中最小跳火电压的影响》、《关于汞气中低电压弧及其与荧光关系的研究》、《对称型多原子的线性斯塔克效应初探》、《丁二烯光谱带吸收带》等论文，在国际上享有较高声誉。在国内，他与叶企孙、吴有训、严济慈等著名科学家齐名，并称为近代中国物理学界“四大名旦”。
饶毓泰从事教育工作50余年，为培养物理学人才作出了积极贡献。我国物理学界的许多知名学者，如吴大猷、吴大任、江泽涵、申又振、郑华滋等，都是饶毓泰的学生。
饶毓泰是一位知名的物理学教育家，非常重视教育和科研基地的建设，注重教学与科研结合。
1933年，饶毓泰在北京大学任教时，自制仪器设备，创建了光谱学实验室，从事可见光和紫外光的光谱研究，这是我国从事光谱学研究最早的实验室。同时，他还提倡演示教学，建立演示实验室，一边教学，一边演示，把理性知识和感性认识有机地结合起来。抗日战争期间，西南联大办学条件极端困难，饶毓泰依然坚持教学与科研并重，鼓励青年教师自力更生，把棱镜装置在木架上拼凑成一台光谱仪，建立了实验室，进行喇曼效应的研究。
饶毓泰非常重视实验教学，他经常以物理学发展史上的事例教育学生和青年教师重视科学实验。他说，普朗克黑体辐射公式、麦克斯韦方程等，并不是这些科学家想出来的，而是在他们之前的实验提供了大量资料和数据，科学工作者的作用就是要善于继承前人的成果，并亲身投入科学实验中去，从大量实验现象中观察、分析、总结出带有规律性的东西来。
饶毓泰也非常重视基础课程的教学。他认为，一个学生如果基础打得不好，“掌握不了本专业的基本理论、基本知识和基本技能，那就失去了将来在本专业研究上长足发展的可能”。因此，他强调指出，学生要扎实地学好基础课，先生要认真地教好基础课。在南开大学时，他每学期总要担任一、两门一般力学、热学或光学的教学。在西南联大时，教师奇缺，他竟一学期担任了三门基础课的教学，从未缺过一堂课。在讲课方法上，他善用启发式，对基本要领反复阐述，对本质问题讲得深透，使学生能抓住重点，易于接受。他很注意培养学生学习上的主动精神，引导学生阅读文献，组织学生在班上作科学报告，并从中挑选有见解的文章在学报上刊登，以鼓励学生不断前进。
新中国成立后，饶毓泰虽然年高多病，说话都很吃力，但仍克服重重困难，坚持担任研究生的导师，开设《原子光谱学》、《光的电磁理论》、《光体导电基本过程》等课程。为了指导青年教师进修，饶毓泰专门为他们讲授了《光的相干性理论》、《光磁双共振》和《激光在光谱学上的运用》等反映物理学发展的新课程，使他们得益匪浅。
饶毓泰治学严谨，一丝不苟。在科研工作中，他强调并坚持做到：绝对唯物，不可有丝毫唯心；亲自动手，不要别人代劳；反复实验，绝不能怕麻烦、图省事；观察记录要准确，不能有半点疏忽；判断要慎重，不轻易下结论。
程孝刚
程孝刚（1892-1977年），江西宜黄县人，铁道机械工程专家，中国科学院技术科学部委员。1917年，毕业于美国普渡大学，获学士学位。长期从事铁路建设工作，初在广州研究工厂任工程师，后任胶济铁路车辆课课长，不久调任南京铁路部津浦铁路机务处处长兼总段长、南京铁道部新路建设委员会委员，为全国铁路规划和建设付出了大量心血。期间，还担任过粤汉铁路运输处处长等职。抗日战争爆发，需要打通云南与缅甸的运输通道，程孝刚被调往云南昆明滇缅铁路机务设计处任总工程师、机械总工程师。1933年，调到交通部技术研究所任筹备主任，并兼任工程委员会机电处处长。1947年起，转入教育工作，悉心培养交通人才，先后任过交通大学校长，浙江大学教授、机械系主任。新中国成立后，继续执教于上海交通大学，先后任起重机系主任、副校长等职，在该校工作20余年，被选为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二、三届的代表。
程孝刚擅长铁路工程，他对机车车辆制造、修理和运用方面有实际经验，特别对机车的性能运转经济深有研究。曾考察日本铁路机厂，回国后，在津浦铁路上加以推广，卓有成绩。对铁路机厂设计及管理更为擅长，湖南株洲机厂即由其创建，为我国建设最早的铁路机厂之一。
他曾试验两用汽车（轨用及陆用），对汽车工程亦有研究。程孝刚是铁路界最老最有经验的高级知识分子，技术人员皆亲切地称之为老前辈。上海市第三届人民代表选举时，其票数为全校之冠。曾出席中华全国自然科学工作者代表会议，被选为中华全国自然科学专门学会联合会委员。
程孝刚毕生热心于国家的科学事业，早在美国留学时，就曾参加发起组建“中国机械工程协会”，任董事及会长，直到逝世前，仍担任中国机械工程学会常务理事、上海科学技术协会副主任委员等职。
游国恩
游国恩（1899-1978年），现代教育家、文学史家。江西临川人。1920年考入北京大学预科学习。1922年，升入本科中文系，学习古典文学，成绩优良，次年即开始发表作品。1926年，北京大学毕业，曾在江西省立第四中学、临川中学、江西省立第一女子中学、江西省立第一中学任教。1929年至1936年，游国恩先后在武汉大学、山东大学、华中大学任教，初任讲师，后任教授。他教学勤奋，思想时新，深受学生欢迎。
抗日战争爆发后，游国恩随华中大学迁往云南，后在昆明西南联合大学任教授。从1942年起直至1978年6月23日因病去世，他在北京大学连续工作35年。曾任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学术委员会委员、北京大学中文系副主任兼文学史教研室主任等职。他的学生遍及海内外，许多人成了学术界、教育界的名流。
1963年和1966年，游国恩曾先后赴日本和越南讲学，对国际学术交流作出了积极贡献。
1955年至1960年，受教育部委托，游国恩与著名教授王起（中山大学）、肖涤非（山东大学）等合编了《中国文学史》（全四册），有很高的学术价值，被全国大部分高校的中文系指定为必备教科书。游国恩是该部教材第一主编，其中先秦两汉部分是他亲笔撰写的。
游国恩对中国文学造诣很深，特别是作为楚辞研究专家，其论著受到国内外学术界的高度重视。他早在北大求学时期，就出版了《楚辞概论》，受到鲁迅、郭沫若、闻一多诸名家的好评。游国恩治学态度严谨，曾用几十年苦功，撰写《楚辞长编》。为了使考证引用的资料翔实准确，查阅了上千种书籍；晚年身患重病，还坚持审阅他的助手的大批研究论文的初稿。就在他去世的前一天，还念念不忘一生所热爱的事业，对《离骚》的原文作了最后一道校勘工作。
万维章
万维章（1899-1982年），江西临川人。从小十分聪明，记忆力惊人。15岁时，以优异成绩考入江西省立第三师范；毕业后，考入国立北平高等师范学校（今北京师大前身）数理系。1923年，从北平高师毕业后，受聘任江西省立南昌一中高中部理科主任。
学生时代的万维章，不仅学业成绩优异，被誉为江西“数学三健子”之一，而且思想进步，积极声援北平的“五四”运动，负责组建当时的“赣临学生联合会”，并就任该会第一任主席。在南昌一中任教期间，他还与北平高师时的校友邵式平等积极从事革命活动。
正当旭日东升，鸿图初展之际，万维章不幸突发眼病，双目失明。当时，年仅29岁。然而，万维章并未因此悲观失望，而是发奋图强，继续从事教育工作。他先在临川县城的四眼井饶家，招收了几名学生试教，凭着他深厚的学业功底，教学效果很好。于是，他向江西省教育厅申
办一所补习学校，于1928年冬获得批准，定名为江西省私立临川尔瞻高中级普通补习学校（简称“尔瞻补习学校”），并确认其颁发的证书具有与普通中学同等的学历；高级班毕业的学生，可凭证书报考大学。校址设在临川县府前巷崇仁学舍（今临川市横秋阁，但该学舍早已拆除）。尔瞻补习学校的办学宗旨是教书育人，精益求精。开设的课程有：国语、英语（甚至德语）、数学、物理、化学、历史、地理等。教学方法是：因材施教，个别讲授。他从实际出发，把学生分成许多班级，每个班有不同的重点讲授课程。
万维章为培养更多的人才，收取的学费很低，一般每人每学期收学谷2—4担（200至400斤），家境贫困者少收以至免收。
万维章是尔瞻补习学校唯一的主办人和授课人。他每天除三餐饭和中午稍事休息外，从早餐前开始授课，至夜晚10时左右。
万维章不仅严于教书，更重视育人。他经常通过国语等学科教学，教育学生爱国家、爱民众、爱劳动，勤俭朴素，关心他人，还严禁学生参与赌博及其他不轨行为。由于尔瞻补习学校办学具有特色，很快受到社会各界高度赞扬，来自抚州府六县甚至更远的求学者，年年递增，每学期多达20余人，男的住校，女的走读。因为个人精力有限，校舍不足，往往求学者过多，只好劝其下学期再来。
1939年，日军侵占南昌后，临川城内学校纷纷搬迁，尔瞻补习学校也于1939年8月迁到临川县龙骨渡饶家祠；翌年9月，改迁临川县龙骨渡花家。1942年，日军进逼临川，尔瞻补习学校迁到万维章的故乡临川温泉乡牛头岗村。1945年8月，抗战胜利。同年秋，到尔瞻补习学校求学者20余人。1949年初，尔瞻补习学校迁到临川县城荣上街1号。是年5月，临川解放。9月，尔瞻补习学校迂回临川县温泉乡牛头岗村。不久，学校停办。
万维章双目失明后，以坚韧不拔的精神，呕心沥血，坚持办学，独自执教20余年，桃李满天下。台湾著名企业家、“拆船大王”王兹华，著名化学家邓从豪，高级工程师黄履等，都是他的门生。
新中国成立后，党和政府给予万维章很高的荣誉，聘他为江西省文史研究馆馆员。
程乃颐
程乃颐（1900-1970年），现代心理学家、教育家。江西南城县人。1924年，北京高等师范学院毕业，同年到美国留学。1926年，毕业于美国哥伦比亚师范学院心理系，获硕士学位。1929年，毕业于美国芝加哥大学心理系，获哲学博士学位。同年8月回国，先后任北京师范大学教育系、国立青岛大学教育系、国立武汉大学教育系、四川江津白沙女子师范学院教育系教授、武汉大学哲学系教授。1952年后，一直任北京大学哲学系心理专业教授。
程乃颐的教学与科研工作涉及儿童心理学、实验心理学和教育心理学等多门学科。在这几个方面，他早年发表论文较多，如《倒摄抑制与相似程度的关系》、《教育心理领域》《皮亚杰研究儿童心理的方法介绍》等。
程乃颐在教育理论方面的研究也有相当造诣。抗日战争期间，在重庆任教时，曾发表过《论儿童教育》、《论普通教育与职业教育》、《教育·国家·社会》等多篇论文。他指出，国家有支持和发展教育事业的义务，但不得干预或限制教育的内容；学校与社会环境的密切关系是无可否认的，但要抵制来自社会的不良影响，学校教育必须加强内部特有的气氛和动力；学校教育固然是传递文化的机构，但不应只以继承固有文化为目的，更应着重推动文化的继续发展，因
此必须避免使受教育者头脑定型化，应使之能够不断更新，独立思考。在论及中等教育的任务时，他主张普通教育与职业教育沟通，升学准备与培养地方建设人才并重。在论及儿童教育时，他指出青少年心理智能的发展和培养，其可能性固然在于遗传和客观环境，但要把这些可能性转化为现实性，则主要取决于教育实践。程乃颐的这些论点具有明显的时代特征，对当时的教育产生颇大影响。
新中国成立以后，程乃颐在北京大学主要从事普通心理学的教学工作。在教学中，他注意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阐述心理学的基本理论问题，并注意吸取苏联心理学的研究成果。他的教学工作条析周详，井然不紊；指导作业，善诱不倦，其教泽之广，为校内外共悉。
吴士栋
吴士栋（1903-1986年），逻辑学家和教育家，江西南城县人。1915年，入清华大学留美预备学校就读。1923年秋，入东南大学预科学习。1924年，赴美国芝加哥大学学习；1926年，获哲学学士学位。后进入哈佛大学研究院，师事罗素、杜威等，成绩优异，曾荣获羊皮毕业证书；1927年取得哲学硕士学位。同年，入哥伦比亚研究院深造。1929年，转赴欧洲考察，在英国伦敦大英博物馆、法国巴黎国家图书馆进行研究工作。同年秋回国，应聘任河南大学教授、哲学系主任。1930年至1931年，在上海复旦大学、中国公学、大同大学任教授。1931年至1933年，任浙江大学教授、哲学系主任。1934年至1945年，任厦门大学教授、历史系主任。1945年至1949年，任江西中正大学教授、训导处训导长。1949年5月至1953年，任南昌大学教授，兼图书管理委员会主任。1953年后，任江西师范学院历史系教授，直至终年。
吴士栋教学认真，指导精微，不吝时，不厌倦，对学生既十分爱护，又要求严格。在中正大学任教时，一位学生在逻辑学考试时作弊，他不顾有人说情，坚持照章将该生开除。新中国成立后，他虽曾受到极不公正的对待，但晚年仍焕发青春，致力于中国哲学史、数理逻辑等方面的研究，为高年级学生讲授逻辑学课程。并为教师们开设专业英语，深得师生爱戴。吴士栋从教50多年，培育造就了大批优秀人才。
吴士栋才思敏捷，治学严谨，尤以逻辑学的造诣最深，至今在我国逻辑学界仍有“北金（岳霖）南吴（士栋）”的盛传。1934年，他发表的两部专著《伦理学》和《论理学》，是当时教育部指定教材，影响深广。1983年5月，写就《逻辑新论》一书，总结了他一生对逻辑学研究的成果。发表的论文有十余篇，其中《对公孙龙诡辩的逻辑分析》一文，是在病榻上写成的，文章论述严密，笔转锋移，丝丝入扣，极见功力。
萧涤非
萧涤非（1906-1991年），江西临川人，著名文史学家和杜（甫）诗研究专家。1930年，毕业于清华大学中文系。同年入该校研究院学习，1933年毕业。尔后，历任山东大学、四川大学、西南联大、中正大学讲师、副教授、教授。1947年，回山东大学任教，先后担任该校古典文学教研室主任、中文系主任、副教务长。新中国成立后，先后被选为第三届全国人大代表，第五、六届全国政协委员，第四届山东省文联副主席、山东古典文学研究会会长，第一届中国唐代文学学会会长；先后被聘为国务院学位委员会第一届学科评论组成员、《中国大百科全书》（中
国文学卷）编委、国务院古籍出版规划小组顾问、江西师范大学学术顾问、中国诗词学会顾问、山东诗词学会及山东社会科学学会联合会顾问、山东大学文史哲研究所名誉所长、博士研究生导师、《文史哲》编委、《杜甫全集校注》主编；还应聘为抚州王安石研究会顾问及新编《临川县志》顾问，亲自参加志稿评审并题辞。
萧涤非长期从事古典文学研究，成绩卓著。所著《杜甫诗选注》、《杜甫研究》、《汉魏六朝乐府文学史》、《乐府诗词论薮》曾获山东省优秀著作一等奖。与游国恩、王起、季镇淮、费振刚等教授合编的《中国文学史》，更是驰誉教坛的文史巨著，获1987年国家教委颁发的“高等学校优秀教材特等奖”。由于他在文学史方面的巨大成就，他的名字被英国传记学会收入《世界名人录》。
余瑞璜
余瑞璜（1906-1998年），江西宜黄县人，著名物理学家，一级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科学院数理化学部委员。曾任吉林大学物理系主任、学术委员会副主任、中国科学院长春分院学术委员会委员、中国物理学会吉林省分会名誉理事长。1983年，当选为吉林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主任。
余瑞璜1927年于南京中央大学物理系毕业后，在清华大学任教。1935年留学英国，在X射线结构分析创始人、诺贝尔奖金获得者、曼彻斯特大学教授布拉格的指导下工作。1937年底，余瑞璜获博士学位后，在英国北威尔大学、伯明翰大学工作。1939年回国，在昆明西南联大内清华大学金属研究所任教授，继续从事X射线结构分析的研究，并开始探索X射线新综合法的理论。1946年至1952年，在清华大学物理系任教授，还在北京大学地质系、北京师范大学物理系任兼职教授。1948年，赴美国讲学，在加里福尼亚州理工学院报告了“X射线新综合法”的研究成果。1949年回国，先后任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教授、吉林大学教授。曾参加制造我国第一个永久真空X-光管的工作。在此期间，还多次应邀出席在加拿大、美国、联邦德国、波兰、澳大利亚等国召开的国际学术会议。主要研究成果有X-光晶体结构分析的新综合法。他一直致力于研究和创立“固体与分子的经验电子理论”，先后在国内外发表论文60余篇，受到国内外物理学界的高度重视。现在，国内已有一批中青年学者应用他的理论在15个方面进行应用研究，取得了一批重大成果。
陈本端
陈本端（1906-？），江西黎川县人，著名的道路工程专家、教育家，上海同济大学教授。1929年10月，毕业于唐山交通大学土木系。此后至1936年7月期间，历任江苏省公路局帮工程师（即助理工程师）、南京公路处副工程师、西兰公路工程师、广州中山大学土木系教授。1936年8月，赴美国留学；1938年，获美国密执安大学研究院土木工程学硕士。回国后，历任重庆国民政府交通部公路总处工程师，西南联大公路研究室副主任、研究员，成渝公路工程处副总工程师，重庆国民政府交通部公路总处计划室主任，贵阳西南公路局工程师兼测量队长，重庆工务局技术室主任，重庆交通大学教授，上海交通大学教授、系主任、总务长。1948年，曾作为知识界知名人士，被提名当选为国民大会江西省代表。
新中国诞生后，陈本端继续在上海交通大学任原职；1952年后，调上海同济大学路桥系任
主任、教授，并曾任上海市渝林区、杨浦区人民代表。
陈本端是我国道路工程界的老前辈，毕生从事道路工程专业的生产技术与教学科研工作，为我国道路工程事业作出了巨大贡献。他创建了我国高等学校第一个道路工程专业，为道路交通专业培养了大批优秀人才，并且培养了国内第一批研究生，这些研究生已成为国内教学科研的主力，同时开拓了道路设计、道路建筑材料两个学科的发展方向。他学术造诣很深，所任教和从事研究的科目很多，包括高等公路工程、道材实验、公路设计、行车规划、公路管理、道路工程学、高等道路工程学等，专长于公路工程和市政工程。他早期所著《公路工程学》、《高等测量学》等，1943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发行，以后还撰写了《道路材料与实验》等专著。解放后，他又主编《辞海》道路部分词目，参与《英汉道路工程词典》、《道路与交通工程词典》的编写工作。1982年退休以后，仍关心同济大学的发展，积极提供建设性意见与咨询帮助。
丁渝
丁渝（1920-1974年），物理学家、教育家，我国波谱学奠基者，江西临川人。从小酷爱读书，禀赋聪明，好学上进。1942年秋，以优异成绩毕业于上海交通大学电机工程系，后任教于西南联合大学和北京大学物理系。1947年，留学美国，在俄亥俄州立大学当研究生兼助教，初攻原子物理，后改攻波谱学。1951年，获俄亥俄州立大学物理学博士学位，并留校作研究员。1954年秋，到加拿大国家研究院担任纯粹物理研究员。在加拿大国家研究院工作期间，丁渝攻克了化学周期表中镧元素的超精细结构和核四极矩，其数据载入国际上通用的《原子核自旋和磁矩表》中，镧元素的超精细结构和核四极矩，是当时美国一些科学家都认为难于测量的数据，但丁渝取得突破性进展，使他蜚声海外，跻身于国际上有影响的科学家行列。现在，加拿大国家研究院原丁渝使用过的原子束仪上挂着一块牌子，记载着丁渝测出镧元素的超精细结构和核四极矩的事迹。
1956年7月，丁渝舍弃国外的优越条件，毅然冲破美国重重拦阻，绕道英国，回到祖国怀抱。回国后，丁渝担任中国科学院原子能研究所（后改为高能物理研究所）研究员，为国家制订了第一个波谱学十年发展规划，在缺乏图纸、设备、人才的困难条件下，经过几年的奋战，制成我国第一台波谱研究的原子束仪，填补了国家科技上的一项空白，为国防科研工作作出了贡献。1964年，世界科学大会在北京召开，丁渝作为出席大会的代表，在会上介绍了自力更生制造原子束仪的经验，受到会议好评。
在原子能研究所工作期间，丁渝还进行了其他方面的科研工作。1958年，他带领本组的其他科学家开展了弱磁场的测量实验，在我国第一个找到了质子自由运动的信号，为后来我国卫星上天和加强海军防御系统的建设发挥了一定的作用。1960年，听到美国科学家发现激光现象的消息，丁渝就抓紧时间进行激光实验，1961年，在一个高温的白金钳锅里培养出了“红宝石激光晶体”。同时，还开展了“光磁双共振”的研究，在我国最早观测到“光抽运”信号，这一实验成果，被应用于石油勘探和开采，取得了良好效果。
丁渝还兼任北京大学物理系教授，他不但学识渊博，而且善于把科学上一些新发现渗透于教学之中。他开设了波谱学和无线电两门课程，并经常到中国科技大学讲课。由于课程讲授成功，激发了一批青年人研究波谱学的热情和兴趣，培养了一批波谱学人才。
1962年，国家着手筹建西南技术物理研究所，由丁渝负责培养人才，丁渝把几批从北大、清华等名牌大学挑选来西南技术物理研究所工作的毕业生带到身边，进行基本实验技术训练，
为他们讲授《核磁共振》、《荧光晶体》等多种课程，提高了他们的业务水平，这批人后都成了高级工程师、研究员、教授，为国防科研工作作出了重要贡献。
丁渝是一个对国家有突出贡献的科学家，但在“文化大革命”中却被诬为“里通外国”的“特务”，受到莫名其妙的审查，并下放到湖北“五七”干校劳动。在逆境中，他仍然没有忘记祖国的科学事业，没有忘记一位科学家的职责，他在干校劳动期间，写下了洋洋万言的《关于三项基础研究的意见》，送交科学院领导，并建议加强对几个尖端项目的基础研究，赶超世界先进水平。
1972年，丁渝从干校调回中国科学院，着手建立低温车间，进行低温超导研究（即应用低温超导腔加速基本粒子的研究）。他带领同事们克服重重困难，经过反复的测试，完成了上级交给的任务。1973年，他曾随高能物理考察团赴美国考察，亲眼看到中国在科技上与发达国家的差距，增强了奋发图强、迎头赶上的紧迫感。回国后，他工作更加勤奋，经常通宵达旦，有时除夕晚上也一个人呆在实验室里工作。由于积劳成疾，1974年10月住院，在医院里他忍着病痛的折磨，赶写了中国波谱学第三个十年发展规划和《相平面分析》的学术报告，系统地总结了低温超导加速器的相对稳定性问题的研究成果，为国家留下了最后一笔科学财富。
1974年12月16日，丁渝因病与世长辞，年仅54岁。他生前写了不少学术论文，其中有6篇发表于美国有世界影响的《物理评论》杂志上，受到国际物理学界的重视。
邓从豪
邓从豪（1920-1998年），物理学家、中科院院士。江西临川人。1933年2月入临川临汝小学学习，1935年1月入临川尔瞻补习学校学习，1935年9月入南昌第一中学学习。1941年10月入厦门大学化学系读书，1945年7月毕业并获理学士学位，同年9月，到福建集美中学任教。1946年9月，到南昌第一中学当教师，同年11月，调南昌中正大学化学系任助教。1948年9月，调青岛山东大学化学系任助教，1950年9月升为讲师。1953年10月至1954年6月，入吉林大学化学系进修。1956年9月，升为山东大学化学系副教授。1958年10月随校迁济南，为山东大学化学系副主任、副教授。1963年10月，入吉林大学物质结构讨论班学习。1966年1月，回山东大学，1970年9月，调光学系任副主任，不久提为主任，1978年9月晋升为教授，1979年9月回化学系，任系主任。1980年1月，任山东大学副校长。1982年，被评为山东省劳动模范。1984年6月，任山东大学校长。1987年2月，当选为山东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科教文卫委员会委员、山东大学校务委员会副主任。1993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
邓从豪系中国化学学会理事，中国光学学会理事，山东省激光学会理事长，山东省化学化工学会理事，《高等学校化学学报》编委，《分子科学》副主编，《化学物理》编委，《山东激光》主任编委。
邓从豪著述甚丰，主要代表论著有《双原子分子的一个势能函数》、《配位势场的理论研究I正八面体场中dn组态的理论分析》、《化学反应速率的量子理论》、《配位场理论方法》等。1982年7月，获国家自然科学奖一等奖；1985年和1987年，两次获国家科学技术进步二等奖；1990年，获国家科学技术进步二等奖。
刘振群
刘振群（1922—1998年），江西临川人。1945年毕业于国立中正大学化工系，成绩优异，留校任教。1952年调华南工学院（后改为华南理工大学），历任讲师、副教授、教授。1982年至1987年，任华南工学院副院长、院长。1988年，任华南理工大学校长。1986年，经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批准为博士研究生导师。由于他在教学和科研上成绩卓著，受到学术界的重视，先后被选为广州市化学化工学会名誉理事长，广东省科协副主席，全国人大第六、七届代表。1981年，曾两次到美国、西德考察教育。
刘振群是当代国内外著名的科学家之一。他在无机材料、应用化学与化工以及陶瓷考古等方面都有很深的造诣，对硅酸盐专业，特别是对陶瓷热工理论和窑炉尤为专长。50年代，他就对“改造、利用传统龙炉为现代陶瓷工业服务”问题作了研究，取得引人注目的成果，为国家节约了巨额资金，获得轻工业部的高度评价，被载入中国科学院出版的《十年来的中国科学》一书。1958年至1964年，他又结合龙窑的研究，提出了圆柱料垛间的“传热公式”，把它运用于改造现代隧道窑，总结出完整的焙烧陶瓷“稀砖、快烧、煤气化、轻型、短窑”的热工理论和“隧道窑热耗计算公式”，获1985年国家教委颁发的优秀科技成果奖。在教学之余，他还勤于写作，著书立说，先后发表了100多万字的学术论文，出版了《陶瓷工业窑炉》、《硅酸盐工业设备》等4部专著。1988年，他的名字被收入《国际（亚、澳、太平洋地区）名人录》，并被吸收为“国际名人传记协会”会员。1989年，被评为全国教育系统劳动模范。
程迺晋
程迺晋（1923—1999年），江西南城县人。他的童年是在江西度过的，曾就读于江西省立南昌二中。抗日战争爆发后，离开南昌赴上海，1938年就读于江苏省立扬州中学。1942年，从扬州中学转入江苏省第五临时中学，修完高中最后一个学期。
高中毕业后，程迺晋历尽艰辛奔赴大后方，于1943年9月考入广西大学。1944年赴重庆，考入交通大学（当时分设重庆、上海两地）。1945年抗战胜利后，随交通大学回到上海。1947年7月，毕业于交通大学机械系，并留校任教。1956年，国家决定交通大学内迁西安，程迺晋坚决拥护，并举家随校西迁。
1977年8月，程迺晋参加了邓小平同志亲自主持召开的科学、教育工作座谈会，直接聆听了邓小平的重要讲话，深受教育和鼓舞。此后，他精神振奋，更积极地投身于教育改革。
程迺晋是我国著名的工程热物理、动力机械及流体机械专家，是我国高等教育压缩机制冷专业创始人之一。他长期从事流体机械专业的教学和科研工作，并指导研究生，培养了许多优秀人才。他主持完成的科研项目“大型透平压缩机关键技术的研究”，获1978年国家科学大会奖。程迺晋于1981年被提升为教授，1982年被国务院聘任为西安交通大学副校长。
程迺晋长期兼任繁重的行政工作和社会工作：曾任西安交大工程力学系主任、动力系主任、校党委委员、校工会主席及交大侨联主任等职。他还兼任国家科委机械学科组委员、全国流体机械教材编委会主任、全国高校压缩机及制冷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主任等职。
程迺晋在交通大学任教50多年，1990年退休后，仍时刻关心学校发展，不断提出建议。生病住院期间，还经常询问学校工作情况，为党和国家的教育事业，为西安交大的发展，贡献了毕生的精力。
第二章 人物简介
罗点
罗点（1151—1195年），江西崇仁县人。宋孝宗淳熙年间（1174—1189年）中进士，授定江节度推官。后入京为校书郎，编修国史。1186年，以秘书郎兼皇太子宫小学教授，改兼皇孙平阳郡王府教授。1188年，以户部员外郎兼太子侍讲，又兼皇孙英国公教授。历任皇子、皇孙师，讲诲认真，孜孜不倦。罗点选择古人事迹之可吸取为经验教训者，编成《鉴古录》，每日讲解一事，教育受业的皇室子孙，以史事作为劝戒。罗点十分重视德性修养：论人“当先论其心；心苟不正，才虽过人，果何取哉”。后为皇子嘉王翊善、端明殿学士、签书院枢密院事。宁宗庆元元年（1195）卒，终年45岁。
傅梦泉
傅梦泉，江西南城县人，生卒年不详。早年从学陆象山，勤奋苦学，博学明辨，人称陆门高第。又游学朱熹、张南轩，才思愈进。后归里讲学于南城曾潭之浒，学者称“曾潭先生”，远道负笈从学者，不绝于途。宋孝宗淳熙年间（1174-1189年）中进士，授衡阳教授，主讲于“石鼓书院”，阐扬陆九渊“心即理”之学，认为：“人生天地间，自有卓卓不可磨灭者在，果能于此涵养，于此扩充，良心善端，交易横发，塞乎宇宙，贯乎古今。”他讲学机敏明辩，旁征博引，颇有吸引力，能使“士人归”，被陆九渊誉为“擒龙打凤手也”。后历任宁都县宰、清江判官，治政则“俗大变”。后卒于任。著有《石鼓文》。
危稹
危稹（1158-1234年），字逢吉，号巽斋。江西临川人。学者称为“骊塘先生”。早年学于陆九渊、陆九龄门下。宋孝宗淳熙年间（1174-1189年），取进士。任南康军教授，累迁诸王宫教授。疏请立宗子学，行课试法如太学、武学。后升著作郎，常向宁宗论及宋、金间和、战、守三者的利害关系，力主于守。不见重于执政，出知潮州、漳州。任内创办学校、大兴教化，还倡导移风易俗，筑义冢，改变漳地旧葬陋习。后居家治学。终年74岁。著作有《巽斋集》。
刘埙
刘埙（1240-1319年），字起潜，号水云村。江西南丰县人。精研理学，调合朱学和陆学之歧异，认为：“朱陆之学，本领实同，门户小异”。宋末元初，隐居不仕，设馆授徒，传以研究所得。晚年被荐为建昌路学正，启迪有方，学务振兴。年76岁时迁延平路学教授，但仍乐教不倦，为学生继续授业。他抨击“仅求章句，为文徒尚词采”的学风，主张踏实读书，达于世用。至于为学之方，既赞同陆学“先立其大”的观点，又推崇朱学“下学上达”之途径；要求不拘门户、熟读精思。元仁宗延祐六年（1319年）卒，终年80岁。著有《隐居通义》、《水云村稿》等。
何中
何中（1265-1332年），江西乐安县人。少聪颖好学，对古籍经典更多钻研，家藏书万卷，皆亲自校勘。何中仕途淡薄，居家设馆教授生徒，每日同学生讲论《易》、《诗》、《书》、《春秋》。其学弘深赅博，程巨夫、元明善、姚燧、王构、吴澄、揭奚斯等皆推服之。对《易》、《书》、《春秋》之学尤精，门人众多。元文宗至顺二年（1331），江西行省平章全岳柱，聘请他讲授于龙兴郡学及“东湖”、“宗濂”二书院。次年病卒，终年68岁。著有《知非堂稿》10卷、《通鉴纲目测海》3卷、《通书问》1卷、《易象类》2卷、《书传补遗》10卷、《叶补疑》1卷、《六书纲领》1卷、《补校六书故》32卷、《支颐集》2卷、《蓟邱述游录》1卷。
聂大年
聂大年（1402-1456年），江西临川人。其父聂同文，明太祖洪武中（1377-1387年），官翰林侍书、中书舍人。聂大年幼年失怙，由母亲抚养。及长，刻苦自励，博通经史，尤善诗文。宣宗宣德末年（1433-1435年），荐授仁和县学训导。执一方教化，训徒化民，有建树。后分教常州府学，复任仁和县学教谕。代宗景泰六年（1455年），荐入翰林修史。次年病逝，终年55岁。著有《乐轩集》。
饶秉鉴
饶秉鉴（1413-1486年），江西广昌县人，才气横溢，性刚而恕。明英宗正统九年（1444年），中举人。明宪宗成化元年（1465年），被朝廷委以广西廉州太守。饶秉鉴在廉州任职五年，为官清廉，关心群众疾苦，政绩卓著。但因个性刚直，终受宦官诬陷而去职。
饶秉鉴罢官回乡后，为实现自己“虽不仕官，以言济世而不朽”的抱负，他创设雯峰书院，从事教书育人，并延请当时著名教育家罗仑来院讲学。四方之士不远千里，慕名求学者不下百余人，成为明代中叶江西省影响较大的书院之一。
为了“以诗书安天下”，饶秉鉴于授业之余，进行学术研究，对《春秋》究本索源，研精探微，博采众家之长，直抒胸中己见，穷尽十载，写成《春秋提要》、《春秋会传》两书，被收入《四库全书》，为后人留下了可贵的文化遗产。
伍余福
伍余福，江西临川人，生卒年不详。明武宗正德年间（1506-1521年），取进士，授咸宁县学教谕，以经学课授诸生。后历官陕西按察副使、提督学政，大兴政教，广施教化，有声于时。善诗文，工书法。晚年笃信佛教。编有《咸宁县志》、《陕西通志》、《陕西志》30卷，著有《莽野纂闻》、《三吴水利论》，著作有《南山居士集》、《云峰清赏集》等。
陈九川
陈九川（1494-1562年），字惟浚，号明水。江西临川人，明武宗正德九年（1514年），取进
士，授太常博士。因谏武宗南巡，被革职。1521年，世宗即位，进礼部员外郎、郎中，又因事贬镇海卫。谢职回乡之后，周游名山，讲学于台岩、罗浮、九华、庐山等地，宣导王学。晚年失听，但仍以书札论学不休。嘉靖四十一年（1562年）卒，终年69岁。著作有《明水先生集》。
徐良傅
徐良傅（1505-1565年），字子弼，江西东乡县人。明朝大戏剧家汤显祖的启蒙老师。嘉靖十七年（1538年）中进士，授江苏省武进县令。不久，任吏部给事中，因官吏倾轧而下狱，后被贬为民。
徐良傅回到家乡后的二十多年中，一面博览群书，从事著述，一面在临川拟砚台收录生徒，讲学授业，弟子百余人。当时，13岁的汤显祖求教于徐良傅门下，学习古文诗词，成为徐的高徒。
徐良傅以毕生研究《尚书》而出名。晚年，过着恬淡的读书生活，“常晨起自扫其阁中，讽诵不绝，无宴饮丝竹嬉游之好”。著有《爱吾庐集》8卷，存目于《四库全书》。徐良傅逝世后，汤显祖为悼念恩师，作有《徐子弼先生传》。
李来泰
李来泰（1624-1684年），江西临川人。从小聪明过人，3岁读书，6岁作对联，12岁考取秀才，清世祖顺治九年（1652年），取进士，授工部主事。任内励精图治，清除积弊。1655年，提督江南上江学政，随即采取明职掌，端士习，抑奔竞，清仕途，正风俗，严考试，修社学等十二项措施，加强学校教育的管理，使江宁学风为之大变。李来泰认为，学臣的任务是上导乡会之源，下端校塾之习，兼有司徒敷教之意。主张教学要“内心正，外体直”。又对有突出成绩的学生进行奖励，不避身份贵贱，致使士习大变。1660年，授江苏苏松粮储道，在任期间，废除耗费，申饬官兑之法，减轻百姓负担。不久以漕折被夺官。圣祖康熙五年（1666年），复授分守苏松常道，因缺裁减，归乡。1679年，应博学鸿儒试，授翰林院侍讲，参与修撰《明史》，迁侍读。1681年，又充湖广乡试正考官。善为文，亦工诗。1684年卒。著有《莲龛集》。
罗棨
罗棨（1628-1695年），江西广昌县人。出生于世代书香之家，生性聪颖，才思敏捷。幼时在父亲的严格督促下，苦读家中藏书，日夜沉浸于浩瀚典籍之中。他既学古文辞，又攻读诗词歌赋，旁及书画、篆刻、医卜、军事、杂艺，尤以诗文造诣最深，因而蜚声文坛。然而在科举场中，却连连落第，直至清康熙二十四年（1685年），始以拔贡中举，但未步入官宦生涯，而是“千里还家知有日，十年作赋竟无闻”。康熙二十七年（1688年），罗棨应江西巡抚宋〓的聘请，出任庐山白鹿洞山长。他深感书院历史悠久，名震海内，而巡抚委以山长之职，责任异常重大，自应兢兢业业，不负朝廷之望。在教学方法上，他强调自习为主，先博后精；在教学内容上，他突出《易》经，重视《春秋》，并提出学用必须结合，而重要的是在力行。为实现他的教育主张，他编著《鹿洞讲义》12卷，亲自进行讲授。在庐山掌教两载，为书院培育了一批英才。
罗棨一生著述数十种，130余卷，统名《耐耕堂集》。
李绂
李绂（1673-1750年），字巨来，号穆堂。江西临川人。生于贫寒之家，自幼聪慧，读书过目成诵。10岁能诗，12岁即与乡中众先生结诗社，被视为“神童”。家中无力购书，他便借阅抄摘，日久不辍，并负笈远游，步行千里，前往江苏苏州求学。清圣祖康熙四十八年（1709年），取进士，选庶吉士。散馆授编修，累迁侍讲学士。1715年，充武会试副考官。1717年，充日讲起居注官，后赴云南，任乡试正考官。次年，充武会试正考官。1719年，任浙江乡试正考官，旋升内阁学士、右副都御史兼学士。世宗雍正元年（1723年），任吏部右侍郎，充经筵讲官，迁兵部右侍郎。1724年，出任广西巡抚。高宗乾隆初年（1736年），任户部侍郎，充江南乡试正考官。1743年，因病卸职。1750年卒，终年68岁。著有《穆堂类稿》、《续稿》、《别稿》、《陆子学谱》、《朱子晚年全论》、《阳明学录》等。
王谟
王谟（1731-1817年），江西金溪县人。清高宗乾隆四十年（1776年），取进士，授知县，自请改任教职，任建昌府学教授。任内以实学课士，教训诸生务求真才实学，前来求学者甚众。王谟才识雄伟，精力过人，好博览考证，一生致力于经学、史学、地理学的研究，将汉魏群儒著述之已经散佚者，分经、史、子、集四类，予以辑录，对诸经亦有诠释。为文重阐发己见，力避袭前人之说。卒年76岁。著有《汝麋玉屑》、《韩诗拾遗》、《逸诗诠》、《孟子古事案》、《补孟子释文》、《三易通占》、《尚书杂说》、《左传异辞》、《论语管窥》、《尔雅后释》、《江右考古录》、《问汉唐地理书》、《汝麋诗钞》等10余种。
李联琇
李联琇（1820-1878年），江西临川人。清宣宗道光年间中进士，选庶吉士；散馆授翰林院编修，累官至江苏学政。学政任内，时值太平军占领江南，对毁于战火的书院和学校多有兴复。晚年辞官事教，先后主讲于南京钟山书院、惜阴书院，与胡培翚、俞正燮、任阶平、冯桂芬等共事，分别以经史、词章课士，重视实学，轻贱八股制义，求学者云集，名噪一时。李联焉善以诗记事言志，撰《试童子日即事戏吟》，对童试时的老少同考、搜身怀挟、枪替冒名、继烛续考、催卷撤帘、塞责阅卷等现象进行辛辣嘲讽，用形象活泼的形式严肃地揭露了科举制的弊端，隐约透露了变革科举的要求。光绪四年（1878年）病逝，终年59岁。著有《好云楼》、《师山诗存》、《采风札记》等。
吴嘉善
吴嘉善（1820-1885年），江西南丰县人，早通经史，兼治算学。清宣宗道光二十九年（1849年），中举。文宗咸丰二年（1852年），中进士，旋选翰林院庶吉士。散馆后授编修。结识徐有壬，切磋算学，心得颇多。穆宗同治二年（1863年），南游湖南长沙，结识著名数学家丁取忠。次年，南下广州，与邹伯奇、夏鸾翔共研算学，志同道合，相得益彰。时逢广州同文馆开办，
被两广总督毛鸿宾疏荐为该校汉文总教习。是年7月，到馆任教，不仅文理优长、品行端洁，而且精通算学，且为中国近代新式学堂中唯一由翰林出身的教官。夏鸾翔病逝后，整理刊刻其遗稿，成《万象一原》、《致曲图解》、《少广缒凿》等数学专著，致力于数学研究及推广。光绪元年（1875年）底，随中国首任驻美国兼西班牙、秘鲁公使陈兰彬赴美。次年，受命继任“留美事务所”监督，与副监督容闳共同主管幼童留学美国的事务；后与容闳的指导思想不合，被容指责“纵容学生，任其放荡淫佚”，并向清廷报告说：“此等学生，若更令其久居美国，必致全失其爱国之心，他日纵能学成回国，非特无益于国家，亦且有害于社会”。建议清廷解散留学事务所，撤回全体留美学生。1881年3月，李鸿章决定遵议而行；是年底，随中国留美学生一同归国，致使中国近代首批官派留学教育半途而废。归国后，非议如潮，未被政府任用。1885年病逝，终年66岁。著有《算书》、《四元浅释》等书。
邓元
邓元（1872—1951年），江西南城县人。清末，与南昌熊育锡创办心远学堂，开近代南方教育之先声。邓元为“心远”之元老，与心远学堂、心远中学、心远大学关系密切，数十年为“心远”呕心沥血，孜孜不倦。海内外校友，无不崇敬。
邓元早年参加同盟会。1912年，被公选为众议院首届议员。1917年秋，追随孙中山至广州，参加护法政府。翌年仲夏，护法失败，邓元返抵南昌，回心远中学执教，直至解放初。1950年，邓元近80岁，面见江西省政府主席邵式平，请求退职，后由省政府批准发给退职金，返家乡养老。1951年病故。
刘凤起
刘凤起（1877-1933年），江西南城县人，清光绪三十年（1904年），首任南城县教育会长。自幼聪慧好学，7岁登矮几为人书春联，笔力遒劲；12岁赋《登镇海楼》诗，被誉为“神童”。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中进士，入进士馆，后授翰林院编修，旋往日本考察法政。归国后，见朝廷腐败，政治黑暗，自请隐退。江西巡抚冯汝骙一再奏请，留其在省办学，充任咨议局议绅、宪政筹备处咨议、教育总会会长、师范学堂监督。当时校风甚坏，风起厉行整治，使学风为之一新。宣统三年（1911年）秋，武昌起义爆发。不久，南昌响应武昌革命，新组都督府，分置军政、民政两部。新任都督兼军政的吴介璋力推凤起出主民政。凤起就职后，大力整顿吏治，淘汰昏庸无能之辈，驱除贪污腐化之徒，不以资历为限，选拔老成练达者代之。1918年，风起回归故乡，与子侄友人憩游于泉林山水之间。1922年，携家赴沪，以卖书画自给，不涉足政界，后病逝于上海。
吴宗慈
吴宗慈（1879-1951年），江西南丰县人。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考入张謇创办的通州师范，学习成绩优异，获特等生待遇。毕业后，执教于广东饶平师范学堂。后追随孙中山参加辛亥革命。中华民国成立后，任众议院议员。1919年，任国会宪法起草委员会理事兼书记长，主持起草国会宪法。国民政府成立后，任广州中山大学师范学院历史系主任。抗日战争爆发
后，任昆明西南联大教授。1941年，受聘为江西通志馆馆长兼总纂，主编《江西通志》。1946年，受聘于牯岭讲学。新中国成立后，任江西省政府参事室参事。1951年逝世，终年73年。著有《中华民国宪法史》等。
欧阳祖经
欧阳祖经（1882-1972年），祖籍江西南城县，世居南昌。1908年，东渡日本留学时，加入孙中山领导的中国同盟会，投身革命。辛亥革命时，他返回江西，与内弟程柏如等相见于园觉寺，授以算术几何原理，与他们谈论天下大事，并组织南昌《大声日报》馆宣传革命。随后，又东渡日本完成学业。回国后，历任江西省教育厅科长、秘书，北京师范大学教务主任等职。
1927年，欧阳祖经受任江西省图书馆馆长，肆力搜集江西地方志及江西人物著作，使馆内藏书日丰。陈剑修任江西省教育厅长时，竟令图书馆缩小范围，欧阳祖经愤而辞职。1938年，欧阳祖经再任江西省图书馆馆长，一面致力于本馆的建设，一面从事著述。翌年，日军侵入江西，他携家人去桂林，将家中藏书数万册捐献给浙江大学。
1940年8月，江西成立“国立中正大学”，欧阳祖经应校长胡先骕之聘任该校文法学院副教授，9月，文法院创立文史系，他专门讲授《东亚史》。1951年，调兰州大学历史系任教。1959年，退休迁居北京。1972年病逝于北京，终年91岁。著有《欧美女子教育史》、《省名考》等书。
潘震亚
潘震亚（1889-1978年），原复旦大学教授，现代法学家。江西南城县人。早年参加过孙中山领导的旧民主革命。1916年，毕业于南昌法政学校，以后从事法学研究和文化教育等工作。曾任复旦大学、光华大学教授、律师。新中国成立后，历任复旦大学校务委员会委员、法学院院长，中国政治法律学会理事，政务院人民监察委员会副主任、国务院监察部副部长，江西省副省长，一至五届全国人大代表、全国政协常务委员、江西省政协副主席等。
曾仲鲁
曾仲鲁（1891-1963年），江西金溪县人。1912年，东渡日本留学。1919年，毕业于日本东京高等师范学校。回国后，任北京师范大学体育系讲师、教授和系主任，并兼任北京女子师范大学教授。“七七”事变后，坚拒日伪的威胁利诱，不顾经营多年的家产，毅然携眷属南归。初任金溪县临时参议会副议长，但他不愿从政，而有志于金溪的教育事业。1938年6月，出任金溪县民众教育馆馆长，积极组织抗日救亡宣传活动。1939年秋，金溪县立初级中学在黄通创办，他首任校长。1941年秋，他在金溪浒湾黄坊村创办私立应钦中学，自任董事长兼校长。1950年10月，应聘赴湖北省教育学院任教，后调武汉体育学院任教授。1963年病逝。
汤茗孙
汤茗孙（1892-1972年），江西临川人。1896年，开始接受传统启蒙教育。1906年，考入省立第一师范学校。1909年，毕业返乡教乡塾。1911年，创办全省第一所私立平民小学——临川县李渡镇平民小学，初为1个班，学生20人。汤茗孙既是校长，又当教员。在教学中，他
坚持师生教学民主，废除封建体罚制度，深受学生及家长爱戴。后因家资不厚，平民小学被迫停办。汤茗孙先后受聘在省立第一师范、南昌小学、临川县文港小学、桂桥小学、周坊小学任教。
1939年，汤茗孙在家乡城前狮子庙内再创私立新民小学，初办五年制教育，学生来自附近四个县，200余人。因汤茗孙办学有功，县政府奖给新民小学学田66亩。1940年，因校窄人多，新民小学迁于戴家窑宗祠，同年秋，他腾出自家全部房屋作为校舍，恢复原校名“私立平民小学”，改为六年制教育。1942年，日军侵扰临川，平民小学被烧成一片废墟。汤茗孙再举全家之力，筹资3000余元，一边重建校舍，一边坚持上课。经过几年发展，教职工30余人，学生300余人，其中寄宿师生70多人。汤茗孙带领家人耕田种地，饲养家禽家畜，想方设法改善寄宿师生膳食。
1945年抗战胜利，汤茗孙受到江西省第七行政区公署嘉奖，被誉为“抗战教育家”，第七行政区公署督察专员张轮元亲至平民小学，为应届的170多名学生颁发毕业证书。
1946年，临川县参议会在各乡竞选第一届参议员，汤茗孙被焦石乡民一致选为县参议员。在任县参议员期间，他提了许多有益于平民教育的议案，为推动临川的教育事业作出了贡献。
1950年，平民小学并入李渡小学。
汤茗孙在学校主讲历史课，他知识渊博，讲课时声音洪亮，语言生动，条理清楚，深入浅出，学生听得津津有味。汤茗孙平易近人，待人诚恳，对学生总是谆谆教诲，从无责怪之言，更不摆教师架子，尤其对农家子女关怀备至，与学生建立了深厚的师生情谊。
汤茗孙办平民教育30余年，所教学生数以千计。他除在学校任教外，还经常走村串户普及村民教育，并将高年级学生组织起来，办识字班，当小先生，教村民识汉字，学计算。
武惕予
武惕予（1893—1989年），江西黎川县人。1913年东渡日本，入早稻田大学商科预备班和本科学习，1920年毕业，获商科学士。回国后，受聘于北京豫章商业学校、江西省商业学校、江西省豫章政法专科学校任教。1931年至1945年，历任湖北省襄阳专署教育科长、襄阳中学校长、福建省龙岩专署教育科长、黎川县临时参议会参议长、黎川县立初级中学校长等职。
抗日战争爆发后，武惕予出于爱国激情，曾赴武汉参加抗日救亡运动。抗战胜利后，回到南昌。1948年，负责筹建国民党革命委员会江西分会，被推为常委、武装部长。1949年3月，在中共南昌市委城工部协助下，武惕予在黎川、资溪、光泽等地组织“赣闽边区人民游击队”，为配合人民解放军解放赣闽边界部分地区，起了积极作用。
新中国成立后，武惕予历任江西省监察厅副厅长、交通厅副厅长、司法厅厅长、省人民政府参事室副主任、省政协副主席、民革江西省委主任委员、民革中央监察委员会常委、常务顾问等职。
黄范孝
黄范孝（1896-1969年），江西宜黄县人。少年时跟随当塾师的父亲读了几年私塾。后因家中贫寒辍学，到县城一杂货铺当学徒。不久，得到亲友资助，考入江西省农业专科学校预备班，入校后刻苦学习，成绩期期名列前茅，每期都获得免费生待遇。1921年，毕业于江西省农
专林学系，并被学校选派公费赴日本留学，在日本中央林业试验场从事研究工作。四年后回国，按照规定，返回江西省立农专任教。工作三年，升任该校林学系主任。后出任江西庐山林业试验场场长、河南信阳林业试验场场长。未几，又回到江西任农专校长。抗日战争期间，在广州中山大学任林学系教授和系主任。黄范孝在江西农专和中山大学执教20余年，编写了大量教材，积累了不少林学资料，为国家培养了大量林业人才。并多次资助进步学生，协助即将受到迫害的进步学生转移脱险。
抗日战争胜利后，黄范孝任台湾省林务局技术室主任。1948年上半年，全国大陆接近解放，他接到好友梁希（时任南京中央大学教授、九三学社主席，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一任林业部长）的信（要他火速回大陆），便立即收拾简单行装，借家父病危告假，匆促回到江西，出任江西农林试验总场场长。临解放时，黄范孝动员全场职工做好准备，造好清册，等待解放军接管。
南昌解放后，他仍任场长。1949年9月，黄范孝调中央人民政府林业部任森林经理司司长（后改为森林调查设计局，黄任局长）。1960年，调贵州省林业厅任高级工程师。黄范孝负责全国森林经理近十年，为我国林业发展作出了贡献。1969年，因病逝于贵阳。
鲁易
鲁易（1897—1932年），江西黎川县人。早年留学日本。1920年，赴法国勤工俭学。1921年9月，参加由李立三、蔡和森、陈毅等领导的留法勤工俭学学生进占里昂中法大学的斗争。由于法国当局与北洋军阀政府相互勾结，这批学生被拘捕，鲁易与蔡和森、陈毅等104名学生被武装押送回国。
鲁易回国后，赴海南岛琼山第六师范任教并兼任《琼崖旬报》编辑。1922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参与组建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琼崖地方组织，并以《琼崖旬报》为阵地积极从事党的秘密工作。1925年初，鲁易奉调黄埔军校政治部秘书。同年10月，升任黄埔军校政治部少将副主任。
1926年5月，从国民革命军第一军撤退出来的全体共产党员和政治工作人员，在广州大佛寺举办高级政治训练班。时任中共广东区委书记周恩来兼高级政训班主任，鲁易任中共广东区委秘书兼政训班秘书。
1926年下半年，鲁易受党组织派遣赴苏联莫斯科东方大学学习。1931年，鲁易任湘鄂西革命军事委员会政治部主任，兼中国工 农红军中央军事政治学校第二分校（即湘西红军学校）政治部主任。1932年初，鲁易任红三军政治部主任、红二军前委委员兼中央军事政治二分校政治部主任。
1932年6月，在反第四次“围攻”的湖南监利新沟嘴战斗中，鲁易不幸被捕。同年10月4日，被国民党反动派杀害，时年35岁。
许调履
许调履（1898-1978年），江西金溪县人。1915年至1918年，入南昌省立一中学习新学至毕业。1919年，在金溪浒湾区立小学教书。1920年8月，到日本东京补习学校学习日语。1922年5月，入东京第一高等学校预科学习。1923年4月，分配在日本仙台市第二高等学校学习，至1926年4月毕业。同年5月，分配到日本东京帝国大学农学部农学科学习，至1930
年4月毕业，获学士学位。毕业后留校研究，至7月返祖国。
归国后，许调履被聘为江西省立农业专科学校教授兼教务主任（1930年8月至1931年7月）。一年后，升任省立农专校长。1934年8月，他应邀出任江苏南通学院农学教授。1939年4月，他任江西农学院农技师。在日军入侵南昌时期，他随农学院辗转至吉安泰和，仍坚持科研工作。1942年11月至1944年7月，他应邀出任湖南省立农业专科学校教授。在抗战最艰苦的年月，他回到家乡私立应饮中学任教。1944年11月至1946年1月，在江西省立南丰高级农业学校任教务主任。1946年2月，应邀任湖南省立农专教授兼教务主任。同年9月，出任湖南省立农专校长。1947年2月，任湖南克强学院教授。1948年8月，任克强学院衡阳分院主任兼教授。
1937年，许调履的农学专著《食用作物各论讲义》出版，近30万字，为当时农业院校一部优秀教材。
由于许调履在农业教育及农业科技方面的突出成就与严谨求实的治学精神，被江西农业科技教育界誉为“农业泰斗”。
1950年9月，许调履出任江西省农科所作物生理研究室主任兼高级农技师。在1950年至1960年的十年里，他为江西省农业科研事业培养造就了一大批高级人材和青年接班人，在水稻良种培育和红壤开发改良方面有重大贡献。他经常与江西省农科界著名学者教授如杨惟义、谢治平、彭铎等交流学术研究成果。1961年，退休回到抚州，仍把他的知识无私地传授给抚州农技界青年，为抚州地区培养了优秀人才。
余精一
余精一（1898-1967年），江西宜黄县人。小时家贫，由兄资助上学，起先在本地读私塾，后入县立高等小学。民国初，一度任梅杏小学教员、校长。自修佛学、理学和德文。1919年，在亲友资助下考入北京大学，1925年毕业于该校法律系，获学士学位。1928年，留学德国，获福朗克府大学经济学博士学位。回国后，历任广州中山大学、广西大学、中央大学教授，系主任。新中国成立后，历任金陵大学、山东会计专科学校、上海财经学院教授。
余精一早年研究过马列主义的理论，追求进步，发表过《帝国主义资本输出论——列强在华投资之理论的探讨》等文章。任江西《民国日报》社长时，多次发表文章，呼吁抗日。
余精一长期从事教育工作。他教学认真，备课和编写教材一丝不苟，注意改进教学方法，关心学生的学习，受到学生好评，对教育事业作出积极的贡献。著有《经济学》等书，在全国发行。
傅再希
傅再希（1899-1984年），江西临川人，中医学家。新中国成立后，历任抚州市中医院副院长，江西中医学院教授、主任医师、基础教研室主任。先后被选为江西中医学会常务理事、全国中医学会理事，江西省第一、二、三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江西省第一至第五届政协委员。
傅再希精通医学。对医书，上自《内经》、《难经》、《伤寒》、《金匮》等经典著作，下至历代主要医学著述，皆博采众长，融汇贯通。并精于中医内、妇、儿诸科的临床治疗，主张“方必切病、药必对症”。所著《阴阳五行学说的研究》一书，对几千年传统医学中的“阴阳五行学说”进行了
全面系统的科学论证、整理，澄清了名家学说中众说纷纭的观点。诸如《我对五运六气的看法》、《本草品汇精要的评价问题》、《祖国医学中“精”的初步探讨》、《素问病机气宜保命集的作者问题》等，皆发前人之未发，受到中医学术界的重视。为表彰其对祖国医学所作的贡献，1959年，卫生部授予他“继承和发扬祖国医学遗产”金质奖。1960年，傅再希出席了全国和省两级文教卫生群英大会。
郭威白
郭威白（1899-1968年），江西黎川县人。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后赴美国留学，获哥伦比亚大学政治学士和纽约大学法学博士学位。民国时期，先后任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文书科长、青年部秘书、美国三藩市《少年中国报》总编辑、国立中山大学法学院教授、国民政府实业部国际贸易局副局长、海外部秘书、侨务委员会秘书处处长等职。还担任国民大会江西省代表、宪政实施促进委员会研究会委员。
1949年8月，为维护祖国的和平和统一，郭威白和著名爱国民主人士黄绍雄先生等73人在香港发表声明，并在同年回归大陆。先后担任过广州华侨大学法学院院长、商学院教授，中山大学教授兼亚洲史资料室主任。1954年，参加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被选为民革中山大学支部委员、民革广东省委候补委员。郭威白长期从事东南亚和美洲华侨史的教学和科研工作，编写了《东南亚各国中国史籍介绍》等大量资料，对东南亚和美洲华侨史的教学和科研作出了贡献。
戴亮侪
戴亮侪（1899-1967年），江西金溪县人，全国著名的陶瓷专家。12岁进私塾，15岁考入临川中学。18岁中学毕业时，因战乱频仍，民不聊生，家庭经济来源无着落，遂回乡谋职，当了小学教员。29岁时，东渡日本求学，考入日本东京工业大学。鉴于江西工业以陶瓷名世，他便选窑业系，作为自己毕生奋斗之事业。
1935年大学毕业时，受聘到省立九江高级陶瓷职业学校任实习主任。1937年，日本侵华，省立九江陶校被迫内迁靖安、萍乡上埠镇，物价飞涨，物资困乏，薪金日减，不少教员离职他就。戴亮侪在极其困难的环境下坚持办学，他兼任教务主任，除教授陶瓷专业课外，还代授英语、史地等课程。不仅每周授课18小时以上，还自编教材，油印讲义，先后编著了《初级陶瓷学》、《高级陶瓷学》、《燃料学》、《矿地学》等约60余万字，其中《高等物理实验法及实验仪器》一书，经当时教育部审定为大专教学参考书，由国立编译馆出版。1944年，学校迁到景德镇；1946年更名为景德镇陶瓷专科学校，戴亮侪任教授兼教务主任。为了教学需要，他又编著了《陶瓷原料》、《陶瓷实验及陶瓷制造法》、《筑窑学》、《电子论》等教材。
新中国成立后，戴亮侪历任景德镇市陶业专科学校教授、副校长。1950年兼任工程系主任，编著了《特种窑业制品》一书，由上海中国科学图书仪器公司出版发行。后来，戴先后担任景德镇和萍乡瓷厂总工程师，还兼任学校教授。1959年，成立陶瓷学院后亦如此，每周到校授特约课一二次。
戴亮侪埋头苦干，为人正直。解放前在陶校任教时，每每熬夜编写讲义，深夜时饥肠辘辘，只有烤一个红薯消夜。他常以自己微薄的薪金救助贫困学生，但对唾手可得的不义之财却不
屑一顾。新中国成立后，戴亮侪受到党和人民的信任和敬重，从1949年5月起，被选为景德镇市历届政协委员和人大代表；1956年，当选为景德镇市人民委员会委员、省人大代表；1964年，当选为全国人大代表。
王仲宣
王仲宣（1900-1983年），原华东纺织学院教授。江西东乡县人。1920年，毕业于清华大学。1923年，获美国罗威尔大学纺织工学院纺织系工学士学位。曾任东北大学、燕京大学、辅仁大学教授。新中国成立后，历任国棉上海第十二厂厂长、总工程师，华东纺织工学院教授、棉纺研究室主任，《国外纺织技术》主编。专长纺织生产技术，主编《棉纺学》、《棉纺织工程》、《棉纺织厂设计》等教材，还参加《英汉纺织词典》编写工作。
吴自强
吴自强（1901-1996），江西临川县人。1922年，毕业于江西省立第三师范。1926年，东渡日本；翌年，考取东京高等师范（后改名东京大学）教育系。1932年回国后，任江西省民众教育馆编译部主任。同年10月起，任南昌一中代理校长、校长，任期达18年之久。1950年9月，任福建师范学院教授、教务主任、编译主任、教育实验室主任等职。1964年，调华侨大学外语系讲授日语。1979年，回福建师范大学教科所任教授，并指导、培养硕士研究生。曾担任民革福建省委委员、福建省老年教育学会理事，还被聘为抚州王安石研究会顾问，《临川县志》、《崇仁县志》（新编）顾问。
吴自强从事教育60余年，学生数以万计，遍布海内外。他的著述颇丰，见诸报刊的300多篇。专著主要有《青年与教育》；译著有《满蒙经济大观》、《苏俄印象》；编著有《日本现代教育概论》、《比较教育》；合著有《教学与课程》、《世界幼儿教育史》等。
许调泰
许调泰（1901-1980年），江西金溪县人。9岁时，其父病逝，家境渐贫，寡母无力供其上学，主要靠自学修毕小学课程。20岁时，考进省立第一师范，毕业后考取官费留日。1926年春，就读于日本东京第二工业大学化学应用部（即化工系），至1930年冬毕业。
1931年秋，许调泰应省立南昌师范之聘，任化学教员。1932年秋，应聘任南昌一中理化教员，后任化学科主任。这样，他以任教南昌一中为主，奔波于相距约五华里的两校兼课。
1937年夏，日军进逼南昌，许调泰随南昌一中迁校奉新、崇仁、广昌驿前、白水等地。辗转跋涉，校具、仪器严重损缺，连教科书都买不到。为上好化学课，他自编教材，自刻蜡纸并油印好发给学生，千方百计找化学药品，自制教具仪器，开出一个个实验，大大提高了教学质量。
1943年夏，许调泰应聘任省立南昌高级工业职业学校化工科主任。1944年夏，应振德中学和应钦中学之聘，兼教两校化学。
1945年夏，抗日胜利，许调泰离别故里前往省城，同时兼任省立工专（江西工学院前身）化工系主任、副教授和省立医专（江西医学院前身）医用化学副教授。
1947年夏，教育厅委派许调泰到南康县唐江镇创办江西省立制糖职业学校，担任校长。
该校是江西省最早的培养现代化制糖技术人才的学府，为江西省现代制糖工业输送了大批技术骨干。新中国成立后，糖职与其它职业学校合并，成立赣南高级工业职业学校，许调泰任制糖学和制皂学教师。
1951年秋，许调泰调往宜春地区，任新办的高安高级职业学校化工科主任。1953年秋，调回南昌市，担任江西油脂化工厂工程师。1956年夏，省工业厅派许调泰重返南康县唐江镇，主持创办江西第一制糖厂，担任总工程师。1958年秋，试车试产一举成功，全省第一座日产200吨白砂糖的现代化大型糖厂，屹立于章水之滨，开创了江西省现代化制糖工业的新纪元，他的业绩载入《江西省制糖工业史》。
陈文松
陈文松（1901-1976年），江西南城县人。幼年熟读《四书》、《五经》，8岁能诗，9岁通文。12岁考入交通部上海工业专门学校，学电机工程，后转学铁路管理专业。1925年毕业，获经济学士学位。
陈文松虽学经济专业，但他对文史更为喜爱，且颇精通。1934年，在武昌华中大学中国文学系任讲师。1939年，任江西省《民国日报》社总编辑。不久，因受嫉妒排挤，愤而离开报社，返回家乡，担任江西省立南城乡村师范学校国文教员。1942年，在福建协和大学任副教授。1947年，至福建省立师范专科学校任教授。新中国成立后，担任福建省建阳师范学校校长、建阳县政协副主席，并当选为福建省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后任福建省博物馆历史研究部主任、厦门大学历史系教授。
陈文松在从事教学工作的同时，潜心于著书立说。主要著作有：《论商初之乱——古史待问之一》，《惠铭楼诗钞》、《经学通论》、《中国古典小说研究》、《商周史稿》。主要论文有：《郭沫若谥法之起源驳议》、《山海经时地考》等。
杨京
杨京（1908-1977年），江西临川人。1932年至1936年，在南京、北京陆军兽医学校第十五期学习。1939年至1944年，在泰和江西农业院任技术员、讲师、主任。1945年至1946年，在泰和、永修高级农校任教员。1946年至1949年，任南昌兽医专科学校、中正大学副教授。新中国成立后，任南昌大学、江西农学院副教授、教授。著作有《山羊柳枝接骨的研究及其各种赫尾亚手治疗总结》、《介绍一种简易速成的家畜气管切开器械》等；译有《牛隔疝的手术治疗》。
蔡文显
蔡文显（1911-1984年），江西金溪县人。1934年，毕业于山东大学外语系，旋入清华大学研究院外国文学部深造。1937年，在清华大学获文学硕士学位。
抗日战争爆发时，蔡文显曾一度南归，先在省立第八中学高中部教书，后经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介绍，到厦门大学外语系任讲师。1941年，应聘到广州中山大学师范学院外语系任副教授。1944年，应江西中正大学之聘任外语系教授。1950年，任南昌大学外语系主任。1953年，调广州中山大学外语系任教授。1969年，又调广州外国语学院英语系任教授兼英美文学
研究室主任，并为院学术委员会、学位评定委员会委员。蔡文显还任过广东省第五届政协委员、中国民主同盟广东省委委员等职。
蔡文显长期从事英美语言文学的教学和研究，治学严谨，对英国文学史、小说和戏剧的研究，有很高的造诣。其主要译作和论著有：《关于莎士比亚悲剧〈哈姆特莱〉的阐释》、《萧伯纳戏剧创作的思想内容和艺术技巧》、《论莎士比亚悲剧〈奥瑟罗〉》、《汤显祖和莎士比亚》、《关于编写〈英国文学史〉的一些问题和意见》、《试论悲剧〈奥瑟罗〉的主题思想》。编译校定有：《英国文学史纲》（与人合译）、《英国文学概要》（上、下册）、《狄更斯评传》（与人合译）、《英国文学史》（上、下册）、《英国文学简史》等。
蔡文显生活朴素，作风正派，对子女要求严格，言传身教。他常对其子女说：“我一生不喜欢华而不实，不希望你们锋芒毕露，一鸣惊人；只希望你们刻苦踏实，正派做人，努力成材，报效国家”。
鲁之翰
鲁之翰（1911-1941年），江西黎川县人。幼年时，随父鲁培元在外地旅居，于江苏省立南京中学毕业后，因酷爱音乐，考入上海国立音乐专科学校就读，为世界著名提琴大师、意大利提琴家法利国先生的入选弟子。由于其勤奋与天赋出众，受到师友器重。音专四年半肄业后，即从事音乐创作和提琴演奏、教学活动，曾任上海管弦大乐团第一提琴师及新华艺术专科学校音乐系教授。
抗日战争爆发后，上海沦陷，鲁之翰随双亲离沪返家乡暂住，趁此机会在农村进行农民音乐活动的调查研究工作。不久，只身离乡前往重庆，以期实现利用音乐鼓舞人民抗日情绪的愿望。1938年，他与在重庆的音乐界同仁刘雪厂、唐学咏、贺绿汀等发起筹备组织“中华全国音乐界抗敌协会”，他亲手起草了协会成立宣言，报告了协会成立的经过，并被选为该会常务理事及编辑负责人。当时，他本打算应邀赴延安鲁迅文艺学院任教，但因患心脏病不便远行。为了利用音乐进行抗日宣传，他应聘担任了迁来重庆的国民党中央广播电台首席提琴师。在此期间，他经常组织抗敌音乐演奏会、歌咏会，并创作了许多歌词、歌曲和音乐理论文章，为推动抗战音乐、民众歌咏活动的发展，进一步激发各阶层人士抗日救亡的爱国热情，作出了积极贡献。由于当时生活贫困，工作繁重，以致积劳成疾，经朋友再三劝催，才先后赴成都、遵义等地休养，但仍然坚持带病进行各种音乐活动，并打算留在遵义，以应杭州艺专之聘教授音乐，因心脏病发，不幸于1941年2月在遵义逝世，时年仅30岁。逝世后，遵义各界为他举行了隆重的追悼会，专门印发了他的遗作《反攻胜利进行曲》等歌曲；重庆《国民公报》特辟了“悼念鲁之翰先生”专栏，并刊登了他的专著《论改编提琴曲》，以示纪念。
郭骥
郭骥（1912-1987年），江西乐安县人。1934年，毕业于中央大学。1936年，赴英国伦敦政经学院攻读硕士。1939年返国后，历任三民主义青年团中央团部秘书兼人事组组长、社会部人事室主任、湖北省政府人事处处长、重庆大学及中央大学教授、国民党中央训练团教育委员会主任秘书等。1966年12月，被选为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曾获南朝鲜庆熙大学法学名誉博士。1987年底在台湾省台北市病逝。
黄强
黄强（1913-1975），原同济大学教授，现代土木建筑学家。江西南城县人。1935年，毕业于清华大学。1937年赴美，在美国康奈尔大学学习土木建筑工程，1941年获博士学位。1941-1942年，在燕京大学任教授。1943-1950年，在上海信和纱厂任总工程师、厂长。1950年起，先后任交通部建筑公司设计部主任、设计院勘察室主任兼总工程师、建筑科学研究所研究员、同济大学教授等职。晚年，他还多次出国进行援外工作和出席国际学术会议。著作甚多，主要有《膨胀土地勘察设计方法》、《湿陷性黄土的特性与处理技术》、《软土地基设计计算理论与施工处理技术》等。
江殿荣
江殿荣（1917-1997年），江西金溪县人。1937年秋，毕业于江西省立贵溪师范学校初中部。1940年秋，入江西省立临川中学高中。1943年秋，升入国立中正大学社会教育系深造。1947年秋大学毕业后，执教于省立宁都师范学校。1948年秋，任省立兴国师范教务主任。1949年随军去台湾后，由军职转为文职，初入高雄中学任教，由于他刻苦努力，成为高雄数学教师四大台柱之一。其后创办立志补习班，经由立志初中，逐渐扩展为私立立志工商职业学校。该校分日夜两制，设立各科专业10余种，附设普通班和进修班，并有校办工厂、商场，专为实习之用，有教职工500余人，在校学生3000余人（夜班制在外），新建综合大楼，内有教室100余间。培养的技术人员，遍布高雄及南部各地，并为高等科研单位输送了大批人才。他办校30余年，坚持“惟勤惟谨，求实求精，是师是友，宜爱宜亲”之校训和“处处为教育设计，事事为学生着想”、“教育学生视同教育自己子女”的办学原则。
1991年以后，江殿荣多次回大陆，探亲访友，关心故乡教育事业，先后向江西师范大学教育系赠送电脑设备，向抚州市一中、金溪县一中和仰山书院捐资建设，并为金溪县一中、金溪县何源初中和孔坊小学设立“云华奖学基金”，每年以利息奖励优秀师生，共计人民币70余万元。1997年病逝。
詹国福
詹国福（1923-1952年），江西乐安县人。小学毕业后，进入南城乡村师范师资训练班学习，结业后先后任乐安县桥背小学及增田、芜头、鹏洲、戴坊等小学教员。1952年6月20日，暴雨倾泻，山洪暴发，河水猛涨，他护送学生安全返家后，积极发动群众投入防洪抢险战斗，在完成防洪任务返回村时，因洪水淹没道路，詹国福不幸牺牲，年仅30岁。江西省文教厅、抚州专署及乐安县教育部门，纷纷发来唁电和慰问信，并对其家属给予烈属待遇。
陈炳辉
陈炳辉（1935-1988年），江西临川人。1958年，毕业于北京大学数学力学系。先后在江西水利电力学校、江西大学任助教、讲师、副教授、教授，兼江西大学数学系几何代数教研室主
任、系副主任。在赋值论、有序代数及环论、群论等方面颇有研究，在全国性数学刊物上发表了19篇有价值的论文。
李兴华
李兴华（1962-1998年），江西黎川县人，原黎川县洵口镇渠源小学校长。1962年5月，李兴华出生于一个普通农民家庭。少年时代的李兴华，先后就读于渠源小学、皮边小学、石连初级中学。1977年9月，他以优异成绩考入洵口中学高中部。1979年7月高中毕业后，被聘为村小代课教师。1991年9月，被推荐到南城师范学习，毕业后继续来到条件艰苦的渠源小学工作。
1998年6月22日，黎川县发生特大洪灾。李兴华冒着危险巡视学校，当时，因山洪暴发，山体大面积滑坡，他为抢救被泥石掩埋的乡亲，献出了自己年轻的生命。同年9月，江西省政府追授李兴华为革命烈士。
汤晓玲
汤晓玲（1976-1991年），女，江西南丰县人，原南丰县琴城中学初二（1）班学生。在校期间，学习刻苦，成绩优秀，尊敬师长，团结同学，乐于助人，是一位深受师生称赞的品学兼优的学生。1991年4月1日，为抢救一位落水的同学，英勇献身，时年15岁。1992年8月27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政部批准追认汤晓玲为革命烈士。
第三章 人名录
第一节 获各种荣誉教师
一、获国家级荣誉教师
出席全国文教群英会教师
（1960年9月国务院表彰）
万熙 男 抚州市一中 饶铮鸣 女 抚州师范附小
饶春琪 男 东乡东源农中 双恭行 男 临川唱凯小学
全国先进工作者
（1989年国务院表彰）
陈茀成 男 临川县教研室
（1995年国务院表彰）
李盛光 男 临川二中
享受国家特殊津贴教师
（1992年国务院授予）
李学礼 男 华东地院 康自立男华东地院 夏尚坤男华东地院
余达淦 男 华东地院 史维俊男华东地院 何为民男华东地院
（1993年国务院授予）
周维勋 男 华东地院 潘乃礼 男 华东地院 汤彬男华东地院
杨解 男 华东地院 张利民 男 华东地院 宋金茹女华东地院
徐增亮 男 华东地院 吴敬炳 男 华东地院 黄日强男抚州师专
（1994年国务院授予）
李盛光 男 临川二中 贾景云 男 华东地院
（1997年国务院授予）
曾曙春 男 资溪县教研室 孙占学 男 华东地院
（1998年国务院授予）
卢国兴 男 临川一中
（1999年国务院授予）
吴建国 男 宜黄一中
二、获部级荣誉教师
全国优秀教师
（1982年教育部、全国教育工会表彰）
冯郁青 女 抚州市
（1983年教育部、全国教育工会表彰）
张国强 男 抚州市 廖世义 男 乐安 周发木 男 崇仁
全国少儿先进工作者
（1983年教育部、团中央表彰）
陈莲 女 抚州市 黄仍华 女 南城
全国优秀班主任
（1984年京、津、沪等七家新闻单位表彰）
冯郁青 女 抚州市 李抚生 男 临川 周近云 女 金溪
辛天墀 男 乐安 魏宾禄 男 崇仁 周海棠 女 资溪
梅柏峰 男 宜黄 杨大彬 男 南城 乐松涛 男 东乡
赵子绳 男 南丰 余玲玲 女 黎川 符英 女 广昌
章俊基 男 南城师范
全国教育系统劳模并获人民教师奖章
（1986年教育部、人事部表彰）
杨蕴梅 女 抚州市 熊信之 女 南丰 曾曙春 男 资溪
（1989年国家教委、人事部表彰）
刘江生 男 崇仁 黄秋云 女 南城 赖世英 男 南丰
殷大明 男 东乡
（1991年国家教委、人事部表彰）
蒋敦杰 男 抚州市 郁佩珍 女 临川
（1993年国家教委、人事部表彰）
李盛光 男 临川 程晓鸣 男 南城
（1995年国家教委、人事部表彰）
王建英 男 南丰 余信文 男 东乡
全国德育先进工作者
（1988年国家教委表彰）
杨爱媛 女 抚州市 何鸿喜 男 临川 赖东荣 男 南城
全国优秀教师
（1989年国家教委、人事部表彰）
罗传奇 男 抚州师专 刘炳文 男 华东地院 甘莉娟 女 抚州市
裘淑珍 女 抚州市 李幼兰 女 抚州市 赵剑平 男 临川
张淑芬 女 临川 张木荣 男 临川 孙珍发 男 临川
张海清 男 临川 邹发根 男 临川 傅汉兴 男 临川
吴泽民 男 临川 杨义根 男 临川 饶浴兰 女 临川
曾良孙 男 崇仁 刘江生 男 崇仁 熊国华 男 崇仁
黄紫福 男 宜黄 洪新亮 男 宜黄 纪际球 男 宜黄
袁伙生 男 乐安 刘晋君 男 乐安 陈和春 男 乐安
周才生 男 乐安 傅梅生 男 乐安 胡求龙 男 乐安
罗素珍 女 乐安 程寿安 男 南城 鄢国钦 男 南城
陶玉兰 女 南城 李才英 女 南城 陈华英 女 南丰
桂秀霖 女 南丰 黎东风 男 黎川 夏爱玉 女 黎川
余长秀 女 黎川 姜朝宁 男 广昌 陈国生 男 广昌
詹梅鸾 女 金溪 徐吉顺 男 金溪 陈抗美 女 广昌
林百轮 男 资溪 杜荣仙 女 东乡 陈茴香 女 东乡
（1991年国家教委、人事部表彰）
黄园英 女 抚州市 何坚 男 抚州市 曲鸿民 男 崇仁
张淑芬 女 临川 洪任金 女 宜黄 刘恒昌 男 乐安
吴金凤 女 南丰 曾国华 男 南城 郭开敏 男 黎川
陈抗美 女 广昌 陈裕德 男 金溪 吴徽堂 男 资溪
俞建平 男 东乡 李井水 男 东乡 周邦国 男 抚州师专
（1993年国家教委、人事部表彰）
程土建 男 抚州市 吴泽民 男 临川 张素珍 女 崇仁
邓达象 男 乐安 吴荣兰 女 宜黄 徐卓然 男 南城
熊庆云 男 乐安 李建军 男 黎川 胡长英 女 南丰
赵红英 女 广昌 黄晓苏 男 金溪 刘戌 男 资溪
乐华 男 东乡 李学礼 男 华东地院
（1995年国家教委、人事部表彰）
鄢淑芬 女 临川 卢国兴 男 临川 黄振藩 男 临川
傅寿生 男 临川 严一些 女 崇仁 詹金兰 女 宜黄
彭龙估 男 乐安 宋国孝 男 南城 杨军 男 南城
李军华 男 黎川 余世源 男 黎川 张升利 女 广昌
孙星明 男 金溪 吴社会 男 资溪 饶大勋 男 东乡
全国模范教师
（1998年教育部、人事部表彰）
陈汀昌 男 临川 易莲英 女 广昌 曾熙麟 男 东乡师范
全国优秀教师
（1998年教育部表彰）
彭国芳 男 临川 李国英 女 南城 黄瑛 女 黎川
吴福喜 男 资溪 高国水 男 东乡
三、特级教师
（1980年江西省人民政府授予）
饶文华 男 抚州市一中 数学 任权 男 抚州市一中 化学
黄仍华 女 南城县实小 数学
（1991年江西省人民政府授予）
陈学愚 男 抚州市一中 化学 李盛光 男 临川县二中 数学
李抚生 男 临川县一中 语文 陈烈 男 宜黄县一中 数学
廖世义 男 乐安县实小 思品 赵蕴玉 女 南城县实小 语文
熊信之 女 南丰县一中 语文 夏爱玉 女 黎川县幼儿园 幼教
（1999年江西省人民政府授予）
吴立民 男 临川市一中 数学 黄伟民 男 临川市二中 数学
李品玉 女 临川市三小 数学 邹振球 男 乐安县一中 数学
梁明仁 男 临川市二中 化学 章良生 男 崇仁师范 语文
冯松林 男 临川中学 体育 黄小坚 男 南丰县二中 数学
谢敏 男 南城县一中 语文 余世源 男 黎川县职业中专 物理
邓振辉 男 黎川县一中 政治
四、获省级荣誉教师
出席全省文教群英会教师
（1960年江西省人民政府表彰）
万熙 男 抚州市 饶铮鸣 女 抚州市 周世光 男 吴维翰 男
孟宪孔 男 潘子元 男 抚州市 章上元 男 张为栋 男 南城
周鸿烈 男 南丰 洪百川 男 金溪 陈聚福 男 朱科生 男
黄新荣 男 虞陈英 女 吴用章 男 双恭行 男 临川
官恒祥 男 临川 李思白 男 临川 陈泰隆 男 王天生 男 临川
李行芳 男 乐文章 男 抚州市 徐根源 男 张正蓉 女 南丰
傅克礼 男 南丰 黄紫福 男 宜黄 黎昌喜 男 崇仁 郭正邦 男 崇仁
邹云桢 男 崇仁 沈支干 男 乐安 胡惠然 女 宜黄 乐国柱 男 崇仁
朱萍如 男 祝仙桃 女 周秀英 女 黄春娥 女
罗本超 男 李桂香 女 临川 肖炳禧 男 临川 何宝林 男
伍用之 男 章水莲 女 黄二银 男 邹友珠 女
宋喜明 男 金溪 周文孙 男 黎子卿 男 胡茂光 男
曾近荣 男 万长禄 男 黎川 王福田 男 东乡 夏鼎新 男 东乡
乐钧洪 男 东乡 王仁发 男 东乡
全省托幼先进工作者
（1980年江西省人民政府表彰）
吴玲利 女 抚州市 林春媚 女 抚州市 曾广英 女 抚州市
周惠珍 女 抚州市 周会珍 女 临川 熊秋苓 女 崇仁
龙再英 女 宜黄 周月仙 女 乐安 傅千仂 女 南城
吴桂娇 女 南城 吴金娣 女 黎川 戴耀梅 女 金溪
黄梅秀 女 资溪 何初英 女 东乡 王秀兰 女 乐安
全省劳动模范
（1980年江西省人民政府表彰）
饶文华 男 抚州市
（1982年江西省人民政府表彰）
曾曙春 男 资溪 兰希定 男 临川 吴金娣 女 黎川
（1985年江西省人民政府表彰）
徐祥明 男 黎川
（1989年江西省人民政府表彰）
周玉富 男 华东地院
（1990年江西省人民政府表彰）
王京贵 男 华东地院
（1995年江西省人民政府表彰）
李盛光 男 临川 贾景云 男 华东地院
（2000年江西省人民政府表彰）
王凤华 男 经贸学校 卢国兴 男 临川
全省优秀教师
（1985年江西省人民政府表彰）
秦纪泰 男 华东地院 龚贱芽 男 华东地院 李瑞娜 女 抚州农校
谢玉璜 男 抚州卫校 李梁 男 资溪商校 华正章 男 抚纺学校
帅宝强 男 地委党校 杨友盛 男 南城党校 艾湘远 男 南丰职校
刘方宝 男 东乡铜校 吴昌财 男 地区教研室 徐增德 男 地区电大
叶建华 男 地区仪器站 柯孙丁 男 抚州师专 何甘霖 男 抚州医学分院
何华兴 男 崇仁师范 王文荣 男 东乡师范 刘洪川 男 南城师范
陈汀昌 男 抚州市 黄莉玲 女 抚州市 冯郁青 女 抚州市
李瑞珍 女 抚州市 孙珍发 男 临川 吴爱民 男 临川
张木荣 男 临川 熊和生 男 临川 邓幸荣 男 临川
徐建明 男 临川 徐友忠 男 临川 郑炳春 男 临川
吴金才 男 临川 卢锦文 男 临川 方莉 女 临川
汪木生 男 临川 邹发根 男 临川 陈茀成 男 临川
吴玮 男 临川 乐书友 男 崇仁 周孟汉 男 崇仁
刘江生 男 崇仁 陈若静 男 崇仁 许梅兰 女 崇仁
黄富荣 女 宜黄 揭凤孙 男 宜黄 杨菊云 女 宜黄
邹怀香 男 宜黄 逢玉翠 女 宜黄 卞龙华 男 乐安
陈达邦 男 乐安 杨洪祥 男 乐安 邓春山 男 乐安
廖世义 男 乐安 黄胜辉 男 乐安 刘政峥 男 乐安
段菊香 女 乐安 曹福 男 乐安 陈桂花 女 南城
陶玉兰 女 南城 肖秀仙 女 南城 周敏仁 男 南城
何永林 男 南城 杨大彬 男 南城 熊信之 女 南丰
夏平 男 南丰 黄林信 男 南丰 钟筱琴 女 南丰
胡翠英 女 南丰 余玲玲 女 黎川 饶秀卿 女 黎川
徐祥明 男 黎川 鲁道承 男 黎川 王金花 女 黎川
谢炽安 男 广昌 符德义 男 广昌 陈国生 男 广昌
刘雪萍 女 广昌 江灿 男 金溪 周近云 女 金溪
诸葛樟和 男 金溪 刘晓东 男 金溪 胡国俊 男 金溪
徐秀英 女 金溪 曾曙春 男 资溪 吴满娇 女 资溪
严维新 男 资溪 严惠琛 女 东乡 揭细娥 女 东乡
乐英虬 男 东乡 孙吉璜 男 东乡 胡水金 男 东乡
黎有水 男 东乡 官庆和 男 东乡 张少玉 女 地区保育院
张翔 男 华东261队 潜德森 男 721矿电大站 陈玉璋 男 抚州印染厂
五、获厅级荣誉教师
全省优秀青年教师
（1990年省委宣传部、省教委、教育工会、团省委表彰）
万念駨 男 南城师范 谢敏 男 南城 黄瑛 女 黎川
（1991年省委宣传部、省教委、教育工会、团省委表彰）
黄振林 男 抚州师专 罗建文 男 抚州医学分院 孔繁迅 女 抚州市
吴平文 男 临川 洪昌水 男 崇仁 邵平儿 男 宜黄
张泽群 男 乐安 章建军 男 南城 张五一 男 南丰
武伦铭 男 黎川 任江洪 男 广昌 杨早生 男 金溪
邓益亮 男 资溪 徐华琴 女 东乡
全省优秀教师
（1993年省教委、省人事厅表彰）
熊太和 男 临川 邱曙光 男 临川 谢文义 男 崇仁 邓健茹 女 宜黄
黄国勇 男 乐安 周长华 女 乐安 邱建国 男 南城 王建英 男 南丰
谭华芬 女 南丰 汤有保 男 黎川 罗淑芳 女 广昌 黄远来 男 金溪
徐和平 男 金溪 邱桂菊 女 资溪 邹小华 男 东乡
（1995年省教委、省人事厅表彰）
章德铭 男 临川 洪三发 男 临川 余年香 女 临川 郭柳生 男 崇仁
吴建国 男 宜黄 周才生 男 乐安 梅珠仙 女 南城 黄行福 男 南丰
李木琴 女 金溪 邵国良 男 资溪 高国水 男 东乡 谭耀东 男 东乡
王星光 男 东乡 高类思 男 地区教研室
（1998年省教委、省人事厅表彰）
万水珍 女 临川 杨夏莲 女 乐安 周大毛 男 崇仁 李琳娥 女 东乡
罗仲翔 男 南丰 陈晓辉 女 南城 毛振芬 女 东乡 季慎禄 男 资溪
梅莉 女 地区保育院 元如林 男 华东地院
全省优秀教育工作者
（1993年省教委、省人事厅表彰）
张国强 男 抚州市 邓木高 男 临川 王树楠 男 东乡
（1995年省教委、省人事厅表彰）
陈光灿 男 临川 刘湘桂 女 乐安 徐荣华 男 广昌
罗永斌 男 抚州经贸学校
（1998年省教委、省人事厅表彰）
周旺泉 男 临川
第二节 抚州籍院士9—1
第三节 教授
9-2 一、地区外普通高校抚州籍教授（部分）
（续表）
（续表）
（续表）
（续表）
（续表）
注：因资料不全，这里收集的只是部分抚州籍教授名录。
二、地区内普通高校教授
（续表）
（续表）
第四节 抚州籍博士（部分）9-3
（续表）
（续表）
（续表）
（续表）
（续表）
（续表）
（续表）
（续表）
（续表）
（续表）
（续表）
注：因资料不全，这里收集的只是部分抚州籍博士名录，且有的存在某些内容空缺现象。
第五节 首批地级学科带头人
9-4
注：以上为抚州地区首批中小学学科带头人，1997年3月批准。
纵观历史，抚州教育界群星灿烂，各有千秋。1989年3月，江西省教育志编委会办公室编辑出版的《江西教育人物》一书，其第一辑“江西籍教育家略传”列出的65名教育家中，抚州有16名，如李觏、王安石、陆九渊、吴澄、虞集、吴与弼、黄禄祥、饶毓泰、丁渝、游国恩等，占24.6%。历史流向当今，一大批名闻遐迩的特级教师、优秀教师、学科带头人脱颖而出。古往今来的这些教育家们，为全区、全省乃至全国教育事业的发展作出了杰出的贡献。
第一章 人物传略
晏殊
晏殊（991-1055年），北宋文学家、教育家，字同叔，谥号元献。江西临川人。自幼聪颖，7岁能文，被称为“神童”。14岁中进士，历任太常寺奉礼郎、光禄寺丞、集贤院校理、太常寺丞、户部员外郎、翰林侍读学士、三司使、枢密副使、参知政事。53岁时任枢密使，加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官居宰相位。第二年罢相，被贬为工部尚书，后出任颖州（今安徽阜阳）、陈州（今河南淮阳）、许州（今河南许昌）等地方官。调进京后升任兵部尚书。
晏殊一生笃学不倦，忧勤国家，大兴学校，务进贤材，对北宋文化的发展和繁荣卓有建树，为时人称道。
晏殊十分重视人才的教育和培养。天圣五年（1027年），晏殊从刑部侍郎知宗州（今河南商丘），为办教育做了许多实事。首先，大力扶持应天府书院。应天府书院在商丘长城西北隅，更为睢阳戚同文讲学之所。晏殊到任后，极重视书院的发展，即奏上其事，帝诏赐院额曰“应天府书院”。从此，应天府书院日益扩大，加上后起的白鹿洞、石鼓、岳麓，合称宋初四大书院。其次，尽力延聘得力人才主管学校。《宋史》本传载：晏殊“延范仲淹以教生徒”。范仲淹为母守丧住应天府，受聘后果然不负众望，常住书院中，“观书肄业，敦劝徒众，讲习艺文”，培养了大批人才。欧阳修曾高度评价晏殊大兴教育的功绩，说他“大兴学校，以教诸生。自五代以来，天下学废，兴自公始”。
庆历三年（1043年），晏殊拜相后，与任枢密副使的范仲淹一起，奏请宋仁宗，倡导州县立学和改革教学内容。他认为，教育的根本目的是“备器之制”。他指出：“经者世之常典也，无常典则制不立；学者人之砥砺也，无砥砺则器不备。”庆历四年（1044年），仁宗下诏“令各州县皆立学，本道使者选部属官为教授。”于是，州郡奉诏兴办学校。到神宗时，“自京师至郡县，即皆有学”。这就是有名的庆历兴学运动。
荐贤举能，知人善任，是晏殊的突出政绩和最大贡献。《宋史·晏殊传》说：“殊平居好贤，当世知名之士，如范仲淹、孔道辅皆出其门。及为相，益务进贤材，而仲淹及韩琦、富弼皆进用，至于台阁，多一时之贤。帝亦奋然有意，欲因群才以吏治，而小人权幸皆不便。”晏殊引荐人才有
四个特点：一、重才不重身世。欧阳修当时是个出身寒微而名不见经传的人，但晏殊发现欧阳修的答卷寓意深邃，即选拔欧阳修为进士第一。二、重事实不计个人恩怨。范仲淹是由晏殊引荐而进入朝廷为官的，一次，晏、范之间因事发生尖锐冲突，但晏殊并不记恨在心，当范仲淹被人诬陷时，晏殊上书极力保护范仲淹，使之免罪。三、重本事不拘小节。王棋、张亢是被晏殊视为有司马相如和枚乘之才的座上宾，不但其貌不扬，还不顾场合，互相讥诮，出言不逊，甚至开晏殊的玩笑。但晏殊毫不介意，举王棋为应天府签判，并延张亢为幕僚。四、对同乡才子尤为看重，并寄以厚望。庆历三年（1043年），王安石和十多个同榜进士去拜见晏殊，待众人退后，晏殊独留王安石，相约饭会，破格款待，并为嘱其胸怀宽广而赠言曰：“能容于物，物亦容矣”。当时，王安石年轻气盛，对赠言的深意尚不理解。后来，王安石为相，进行熙宁变法，虽取得了很大成绩，但终因政敌太多而失败。王安石罢相后，真正领会了晏殊赠言的真谛。“功名千载下，不负汉廷臣”，王安石在晏殊挽词中给这位前贤以崇高的评价。
李觏
李觏（1009-1059年），北宋哲学家、教育家，字泰伯，号盱江先生。江西南城县人。他一生主要从事讲学和著述。庆历三年（1043年），创办旴江书院，讲学其中，桃李满园。皇祐二年（1050年），由范仲淹推荐为太学助教。后升直讲。皇祐中，为国子监奏，后为海门主簿，太学说书。
李觏从他的人性论出发，提出了一系列的教育思想主张。首先，他提出“性之品三而人之类五”，即把人性分为上智、中人、下愚“三品”，把人分为圣人、贤人、迷惑、固陋、下愚“五等”。他认为，圣人“不学而自能”，“会而成礼”，即生而具有“仁、义、礼、智、信之性”；贤人“学而得其本”，即“知乎仁、义、智、信之美而学礼以求之者”；迷惑“学而失其本”，很难具有纯粹的仁、义、智、信之性；固陋“兀然而不学”，自然不具有仁、义、智、信之性；下愚“虽学而不能”，完全没有仁、义、智、信之性。因此，在教育方法上，他主张“分等”施教。
其次，他提出“性生于内而学成于外”，即就性的来源说，它受命于天；就性的形成说，它又受命于人。他认为，上智之人天生为善，不必教，不必习；下愚之人天生为恶，虽教无益，虽学无功；中人天生为善恶混，由于教和习收效不同，有的可为善，成贤人，入上智，有的可为恶，成“固陋”，入下愚，有的则不上不下，仍为中人。
李觏把教育分为“耳目之感”与“心之思”两个认识阶段，并论述了两者的关系：“夫心官于耳目，耳目狭而心广者，未之有也。耳目有得则感于心，感则思，思则无所不尽矣。”他非常重视见和思的作用，认为人的认识、思想和品德，都是广泛学习的结果：“性不能自贤，必有习也；事不能自知，必有见也。习之是，见之广，君子所以有成也。”即人的思想来自感觉，而感觉是外界事物作用于人的感官的结果。感官有所得，才能有所感，有所思。人的思想、品德、知识等不是先天固有的，而是后天学习实践的结果。这就否定了“自贤”、“自知”的唯心主义的先验的教育思想，坚持了“习贤”、“学知”的唯物主义的教育观念。
李觏认为，教育的作用在于：“化民成性”，并强调成性必须通过智育才能达到。教育的目的在于使受教育者不仅“正其谊”，而且“谋其利”，不仅“明其道”，而且“计其功”，并强调要“导民以学”，以利其“为饮食”、“为宫室”、“为衣服”、“为器皿”等方面的“生产活动的发展”。
在教学内容上，李觏主张按先后秩序传授给学生“六德”（即知、仁、圣、义、忠、和）、“六行”（即孝、友、睦、姻、任、恤）、“六艺”（即礼、乐、射、御、书、数）。李觏认为，育才首先必须培养思想
道德品质，在此基础上，才能授予具体的技能，即“六艺”。
曾巩
曾巩（1019—1083年），北宋著名文学家、教育家。字子固，谥文定，江西南丰县人。出身于书香门第，年幼警敏慧悟，“读书数百言，脱口辄诵”。12岁试作六论，一挥而就，言简意赅，笔法引人。宋仁宗嘉祐二年（1057年），曾巩与弟曾牟、曾布、堂弟曾阜同登进士第，第二年出任太平州（今安徽当涂）司法参军。后回京城历任馆阁校勘、集贤院校理、实录检讨官等。复任越州（今浙江绍兴）通判，其后历任齐州（今山东济南）、襄州（今湖北襄阳）、洪州（今江西南昌）、福州（今福建福州）、明州（今浙江宁波）、亳州（今安徽亳县）等地的知州，政绩卓著，颇受当地百姓爱戴。最后官至中书舍人。
曾巩在文学上的造诣很高，是唐宋八大家之一。他的散文平易简朴，文道结合，别具一格。文字语言，谨严明洁；论事说理，平实透辟。历代知名的文人、学者，对曾巩的文章都评价很高。王安石称赞：“曾子文章众无有，水之江汉星之斗”。
曾巩十分重视兴教劝学，培养人才。1042—1047年，曾巩在临川居住期间，在其所居侧创办兴鲁书院（今临川市六中和实验小学内），并亲自定学规，执讲席。唐宋八大家的欧阳修、王安石和曾巩本人均在此讲过学，书院名声远播。仁宗皇祐元年（1049年），宜黄县令李祥创建儒学于县城北社稷坛右，曾巩为之作《宜黄县学记》，阐明了教育与国家盛衰治乱、人才成与不成的关系，肯定了学校教育对个人修身养性乃至治理国家天下的重要作用。曾巩指出：“盖凡人之起居饮食动作之小事，至于修身为国家天下之大体，皆自学出，而无斯弃于教也。其动于视听四肢者，必使其洽于内；其谨于初者，必使其要于经。驯之以自然，而待之以积久。”“士有聪明朴茂之质而无教养之渐，则其材之不成。天然，盖以不学未成之材而为天下之吏，又承衰弊之后，而治不教之民，鸣呼！仁政之所以不行，盗贼刑罚之所以积，其不明此也欤。”
相传临川县城之东有一口水井，东晋大书法家王羲之曾在此“临池学书，池水尽墨”，应教授王盛之请，曾巩写《墨池记》。曾巩指出：“羲之之书晚乃善，则其所能，盖亦以精力自致者，非天成也。然后世未有能及者，岂其学不如彼耶？则学固岂可以少哉！况欲深之道德者耶！”说明书法艺术的造诣并非“天成”，而是刻苦学习的结果，并进一步说明，应通过学习提高道德修养，以此激励后人。
曾巩在其所写《劝学诏》中，建议朝廷“重学官之选而厚其禄”，“至于学官，其能明于教率，而祥于考察，有得人称，则待以信赏。若训授无方，而取舍失实，亦将论其罚焉。”并自称“乐育天下之才”。
王安石
王安石（1021-1086年），北宋政治家、思想家、文学家、教育家。字介甫，封号荆国公，谥号文公。江西临川人。庆历进士。初知浙江鄞县。嘉裙三年（1058年）上万言书，提出了改革政治的具体主张。熙宁三年（1069年）任参知政事，次年拜相 。他力主变法，坚持以富国、强兵为主旨的新政，颁行青苗、均输、市易、募役、农田水利、保甲、将兵等新法，限制了大官僚、地主和豪商的特权，使国家财政有所改善。史称“王安石变法”。
王安石从政治改革需要出发，提出了一系列改革教育制度的主张，并进行了教育实践活
动，在中国教育史上有着独特的地位。
王安石认为，人才问题是一个关系国家兴衰存亡的问题，因此，他在《上仁宗皇帝言事书》中指出：“人之才，未尝不自人主陶冶而成之者也。所谓陶冶而成之者，何也？亦教之、养之、取之、传之有其道而已。所谓教之之道者，何也？古者天子诸侯，自国至于乡党皆有学，博置教导之官而严其选，朝廷礼、乐、刑、政之事，皆在于学。士所观而习者，皆先王之法言、德行、治天下之意，其材亦可以为天下国家之用。苟不可以为天下国家之用，则不教也；苟可以为天下国家之用者，则无不在于学，此教之之道也。”在这里，他提出了国家办教育的目的、作用、方法、要求和内容等完整的主张。与此同时，他批评了当时的地方学校，仅有校舍的形式，而无教育教养的实际，担负不起培养人才的任务。他说：“方今州县虽有学，取墙壁具而已。非有教导之官、长育人才之事也。”至于中央太学，则是虽有教师进行教学，但教师不称职，学生也只能学些脱离实际的无用的内容。他说：“学者之所教，讲说章句而已，固非古者教人之道也。近岁乃始教之以课试之文章。夫课试之文章，非博诵强学穷日则不能。及其能工也，大则不足以用天下国家，小则不足以为天下国家之用。故虽曰首于庠序，穷日以帅上之教，及使之从政，则茫然不知其方者皆是也。”意思是说，由这种学校培养出来的学生，至多只能死记一些诗赋词句，如果让这些人从政做官后，则不知怎样去处理国家大事。另外，他对当时科举制度也进行了尖锐的批评：“方今取士，强记博诵而略通于文辞，谓之茂才异等、贤良方正”，“记不必强，诵不必博，略通于文辞，而又尝学诗赋，则谓之进士”，结果“使不肖者，苟能雕虫篆刻之学，以此进乎公卿；才之可以为公卿者，困于无补之学，而以此绌死于岩野，盖有十八九矣”。就是说，以文辞诗赋试进士，使一些能从事雕虫小技之人得为公卿，而具有公卿实才之人反被绌斥。
王安石既是教育理论家，也是教育实践家，在教育方面有一系列举措：
一、改革科举考试制度。王安石认为，为了尽快改革吏治，整顿各级官僚机关，当务之急是改革科举考试制度，然后逐步进行全面教育改革。他在《乞改科条制札子》中明确指出：“夫以古之取士，皆本于学校，教道德一于上，而习俗成于下，其人才皆足以有为于世。自先王之泽竭，教养之法无所本，士虽有美材而无学校师友以成就之，议者之所患也。今欲追复古制，以改其弊，则患于无渐。宜先除去声病对偶之文，使学者得以专意经义，以俟朝兴建学校。”经过近两年的酝酿，于熙宁四年（1071年）二月，由王安石拟就了新的科举考试新法：第一，废除明经诸科。第二，增加进士名额。第三，进士科考试，任选《诗》、《书》、《易》、《周礼》、《礼记》中的一种，谓之“本经”（《文献通考》、《宋史》称作“大经”）；并兼治《论语》、《孟子》，谓之“兼经”。原习明经诸科者，一律改考进士科。第四，立新科明法，试以律令刑统大义，断案中格即取。
二、改革学校教育制度。王安石认为，改革教育的根本目的是统一思想，培养变法人材，改变教、养、取、任非其道的局面，最终目标是实现“道德一于上，习俗成于下”，国家得人材，人材尽其用，而真正培养造就有用人材，还要靠学校教育的改革和发展。
改革太学。太学是封建社会的最高学府，是直接为朝廷培养和输送统治人材的场所，又称国子监。王安石执政后，把整顿和改革教育的重点首先放在改革太学上。熙宁四年（1071年），王安石公布了太学改革方案，主要是增加太学的员额、保障教师教学质量、严格考试制度，实行“三舍法”，即按照学生程度分为三等：初入太学的为外舍，不限人数；由外舍升入内舍，选取三百名；由内舍再升入上舍，选取二百名，每月进行一次考试，成绩好的可升内舍，成绩特别优异的由学校向上举荐，以后在乡试、省试（科举考试）可以免试。太学“三舍法”的基本精神是将养士和取士统归于学校，提高学校教育的地位，同时力求把学生的学业和品德，平时成绩和某一阶段的总成绩结合起来考察，并把学行优劣和任用情况联系起来，克服人们的侥幸心理和
种种作弊行为，从而鼓励学生奋发学习。
整顿州县学。王安石无论是在地方还是在中央，对教育事业一直十分关注，在知鄞县时兴办学校，曾作有《慈溪县学记》，记述了北宋以来学校衰废的情况，赞扬慈溪坚持兴学施教实为“有道者”之举，深信“其教化之将行而风俗之成也”。治平元年（1064年），又作《虔州学记》，记述了庆历诏立州学，由“卑陋褊迫”而至“内外完善”的过程，盛赞蔡候、元候兴州学的成绩“值得钦佩”，并详述了办学的道义、主旨等重要思想。王安石执政后，立即着手整顿州县学，发展地方教育事业。熙宁四年（1071年），他下令京东、京西、河东、河北、陕西五路置学，征求各路“经术行谊”之士为教授，各州学给田10顷以资费用。熙宁六年（1073年），朝廷委中书选人充诸路学官，又命诸路在举人最多的州，各置教授一人。熙宁八年（1075年），召各州学官至京师，举行考试，看其能否称职。至元丰元年（1078年），全国州府总共设有学官53人，州县之学有显著发展。
建立武学、律学和医学。王安石从“尚实用”、“求专门”、“兼文武”的主要目的出发，在改革太学、整顿州县学的同时，相继建立了武学、律学和医学。熙宁五年（1072年），设武学于武成王庙，选文武官为教授，授以诸家兵法，学员100人，并给以一定数量的士兵，供实际操练学习。熙宁六年（1073年），在太学内独立设置律学，聘有教授4人，凡命官举人皆得入学。分断案和律令两科，刑统、编敕、律、令、格、式均充律学教材，同时通过断案练习，给以实际锻炼机会。熙宁九年（1076年），建立医学，当时称太医局，隶属于太常寺，聘医学教授1人，学生以300人为额；仿照太学的“三舍法”，设有方脉科、针科、伤科。
置经义局，撰《三经新义》。熙宁元年（1068年），王安石以翰林学士侍讲经筵，主讲《尚书》。第二年参知政事，他的儿子王雱嗣讲。神宗诏王安石进所著文字。他在谢表中提出了训释经义的动议。熙宁五年（1072年）正月，神宗提出应该颁行新的经义，命王安石提举经义局，吕惠卿兼修撰，王雱兼同修撰。王安石对《三经新义》的训释尽了最大的努力，进行了艰苦认真的工作。同时，亲自著《字说》，与《三经新义》相表里。以《三经新义》和《字说》为基本教材的“荆公新学”，通行于学校，施之于科举取士，震撼了当时的学术思想界。
陆九渊
陆九渊（1139-1193年），字于静，号存斋。江西金溪县人。曾结茅舍讲学于象山（今江西贵溪市西南），又称象山先生。
陆九渊出生于儒学世家。父亲陆贺，喜欢研究儒学，曾赠授为宣教郎。陆九渊兄弟6人，有4人从事教育工作，且在当时均有一定影响。陆九渊5岁入学，8岁读《论语》，16岁读三国六朝史，24岁中举人，34岁中进士，36岁任隆兴府靖安县主簿，41岁授建宁府崇安县主簿，44岁到首都临安任“国学”教师，主讲《春秋》，48岁被派任台州崇道观，49岁回临川，在象山书院讲学，53岁授知荆门军，54岁病逝于任上。陆九渊以毕生精力用在治学、讲学上，认为“学能变化气质”，“人之不可以不学，犹鱼之不可以无水”，是南宋著名哲学家、教育家，在当时学术界和教育界有着巨大影响。
陆九渊从事讲学可分四个时期：
一、槐堂讲学。陆九渊乡试中举之后，即遇父丧，因而不能入京会试，便将其家东偏房——槐堂，辟为槐堂书屋，为治学讲学之所。后中进士，在家候职三年，亦在此从事研究和讲学。他在槐堂讲学先后三年，形成著名的“心学”理论基础。他提出“心即理”，认为“心，一心也，理，一
理也，至当归一，精义无二”。断言“天理、人理、物理只在吾心之中”；“宇宙便是吾心，吾心即是宇宙”，并认为“心即理”是永久不变的。陆九渊在槐堂讲学，名声鹊起，“一时名流踵门问道，常不下千百辈”，其中比较著名的弟子65人。
二、四方讲学。槐堂讲学之后，陆九渊开始出仕，任靖安主簿，并由此开始了四方讲学活动。期间，陆九渊参与了两次在中国教育史上有重要影响的活动：一是淳熙元年（1174年），陆九渊应吕祖谦之请，与朱熹在铅山鹅湖寺聚会，就“太极”、“无极”和治学方法等问题展开辩论，首开不同学派公开自由论辩之风，发展成为书院讲学论辩的优良传统。二是淳熙五年（1179年），陆九渊调任崇安县主簿，并在崇安滋兰读书讲学。当时，朱熹知南康军，并修复白鹿书院，授徒讲学。淳熙七年（1181年），陆九渊率门徒数人赴南康拜访朱熹。朱熹率同僚及弟子热情迎接，并邀陆九渊在白鹿洞书院讲学，开创了不同学派在同一书院讲学的风气，对后世影响至深，一时传为佳话。
三、象山讲学。淳熙十二年（1186年），陆九渊离开京师，返江西故里。次年，登贵溪县应天山讲学，应天山外形似象，陆九渊因改其名为象山。陆九渊在此率弟子开山造田，聚粮筑室，建成书院，相与讲习。参加听讲者常达二、三百人，学生遍及全国。讲学内容依然是心学理论，但伴之以经训、楚词、古文、《春秋》，授课“雍容自适”，相当活跃。朱熹请陆九渊将其所讲书于简，并刻石为证，这就是有名的《白鹿洞书院论语讲义》。陆九渊在象山讲学共5年，这是他讲学最盛时期，也是他的学术思想和教育思想达到十分成熟的时期。
四、荆门兴学。绍熙二年（1191年）九月，陆九渊赴荆门任知军，到任后，重教化，正人心，兴学校，授生徒，听讲者有吏卒、士民，常达五六百之多。荆门兴学虽仅一年零三个月，但建树不少。由于他善于教化，使监狱里没有监禁一个犯罪的人。
在教育理论方面，陆九渊认为教育最根本的目的是“明德”，教育的职责主要是“教人做个人”。根据其心学理论，陆九渊把“明理”作为治学之方。他说：“所谓读书，须当明物理，揣事情，论事势。”学须立志，“人惟患无志，有志无有不成。”他主张学贵有疑，“为学患无疑，疑则有进。”他强调读书要“熟读深思，优游涵泳”。
陆九渊的哲学理论和教育学说，经其弟子杨简、袁燮、舒璘、傅子云等人的发挥，以及明代陈献章，特别是王阳明的提倡，形成陆王学派，在中国教育思想史上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吴澄
吴澄（1249-1333年），元代理学家、教育家。字幼清，晚年改号伯清，江西崇仁县凤岗咸口村（今属乐安县）人。自幼聪敏好学，3岁受家教，读诗辄能成诵。5岁入私塾读书，每日能记诵千字左右的文章，常读书到很晚，甚至通宵达旦。其母恐他过分勤奋，熬坏身体，便限制读书用的灯油，而他总是待母入睡后，又悄然点灯，继续读书。7岁，就熟读了《孟子》、《论语》和五经，并能作文赋诗。9岁时，参加乡学考试，名列前茅。16岁，拜朱熹再传弟子饶鲁的学生程若庸为师，后又师事程绍开，研读朱熹理学。22岁，应乡贡试，考中第28名举人。但在日后多次进士考试中都落第，于是无心功名，回归故里，隐居布水谷，屏绝交游，潜心研究学问，致力于著述和校书工作，在教育界及学术界颇有影响。
元世祖至元二十三年（1286年），程若庸的族子、吴澄的同学、侍御史程钜夫奉诏到江南求贤，于抚州会晤吴澄，劝他出仕，他以母亲年老而婉辞。程钜夫又邀其进京游览名胜，私上奏章，欲强其出仕，他察觉后，仍以要侍奉老母为由，坚辞回里。程钜夫只得请求他将著述展国子
监，以助益于学者，吴澄应允。元世祖忽必烈乃诏令江西行省派人至其家，抄录所著各书献上，并命郡县官员，按时以优礼相待。
元成宗元贞元年（1295年），吴澄至豫章（今南昌）西山游览，按察司郝文迎至郡学讲学，并记录他每日讲授的语言达数千字。行省佐吏元明善，素以文学自负，及与吴澄研讨《易》、《书》、《春秋》后，深为其博大渊深的学识所折服：“与吴先生讨论学问，如探渊海”。遂拜吴澄为师，终身执弟子礼。
元武宗至大元年（1308年），朝廷诏授吴澄从仕郎、国子监丞，吴澄未应诏赴任。次年，郡县奉都堂移江西行省文，促其进京，并派官员礼请，备妥驿船，吴澄才于三月起程，五月至京。此前，国子监在教学内容上仅以朱熹的《小学》、《四书集注》等教授学生。吴澄上任后，对教学内容进行了改革，拟定了新的教学方法，参考宋儒胡瑗的《六学教法》、程颐的《学校奏疏》和朱熹的《学校贡举私议》，将国子监教学内容分为四大门类，一为“经学”，研读《易》、《诗》、《书》、《仪礼》、《周礼》、《札记》、《春秋》等书；二为“实行”，即学习孝、悌、睦、渊、任、恤等伦理；三为“文艺”，学习古文、诗词；四为“治事”，学习选举、食货、水利、数学、礼仪、乐律、通典、刑法等典籍，使学生受到了多方面的教育。在教学方法上，吴澄强调对诸生依次授业，因材施教，反复启迪，循循善诱，学生的学业大有长进。由于他学问渊博，授课尽心，一时南北之士慕名来求学者甚众。尔后，吴澄因改革受到同僚的非议而愤然辞职，虽学监派属吏再三挽留，仍不听，于皇庆元年（1312年）二月回归故里。
英宗即位（1321年），破格升迁吴澄为翰林学士，晋大中大夫。泰定元年（1324年），初开经筵，吴澄被任为讲官之一，他的讲课，受到泰定帝的赞赏。适逢修《英宗实录》，吴澄受命总其事，数月后，实录修成，即称病辞官南归。
吴澄是一位杰出的教育家，从25岁起至临终止凡60年间，除四次进京为官三余载外，一直从事讲学，教育弟子。据《元史·吴澄传》记载，吴澄“出登朝署，退归于家，与郡邑之所经由，士大夫皆迎请执业，而四方之士不惮千里侨籍来山中学习者，常不下数百人”。
吴澄在教育思想上，对人性论、教学论、知识论、修养论诸方面都有独到的见解：
关于人性论。他说：“人得天地之气而有形，有此气即有此理，所有之理谓之性。此理在天地则元亨利贞是也。其在人而为性，则仁义理智是也。”他认为，人性即为天理的体现。吴澄还对孟子的性善论和荀况、扬雄的性恶论进行了批评：“孟子道性善，是就气质中挑出其本然之理而言，然不曾分别性之所以有不善者，因气质之有浊恶而污坏其性也。……孟子但论得理之不同，不曾论到气之有不同处，是其言之不备也。不备者，谓但说得一边，不完备也。”“至于荀、扬以性为恶，以性为善恶混，与夫世俗言人性宽、性缓、性急，皆是指气质之不同为性，而不知气质中之理谓之性，此其见之不明也。不明者，为其不晓得性字。”他高度赞扬了程颐“性即理”的观点，称之为“正是针砭世俗错认性字之非，所以为大有功”。
关于教学论。在教的方面，吴澄强调“气质不清不美者，其本性不免有所污坏，教学者当用反之之功。……反之，谓反之于身而学焉，以至变化其不清不美之气质，则天地之性浑然全备，具在于气质之中。故曰，善反之则天地之性存焉”。在学的方面，他认为“尊德性”是学问的根本，强调“身上实学”。提出读书方法贵在“实悟”和“实践”。所谓“实悟”，就是“必究竟其理”；所谓“实践”，就是“必敦谨其行”。
关于知识论。他认为“知者心之灵而智之用也，未有出于德性之外者”。并阐明：“曰德性之知，曰闻见虽得于外，然则，知有二乎哉？夫闻见者，所以致其知也。盖闻见，虽得于外，而所闻所见之理，则具于心。故外之格物，则内之致知，此儒者内外合一之学，……”故“知愈博而心
愈明”。
关于修养论。吴澄提出了一系列主张：第一，主敬主静。他说：“欲下功夫，惟敬一字为要法。”“主于敬则心常虚，虚则物不入也（意思是外物不干扰自己）；主于敬则心常实，实则我不出也（意思是“不放心”、“存其心”）。”“能静者，虽应接万物而此心常如止水”。保持“心不妄动”，使“万物无足以挠心”，是养性的可靠方法，故“存心”、“养性”是理学教育的头等重要功夫。第二，约情归性。他说“约爱、恶、哀、乐、喜、怒、忧、惧、恐、欲十者之情，而归之于礼、义、仁、智四者之性，所以性其情而不使情其性也”。第三，研精慎独。他认为学道必须经过两个关口，即格物关、诚意关。“格物者梦觉之关，诚意者人兽之关。实悟为格，实践为诚。物既格者梦醒而为觉，否则虽当觉时犹梦也。意即诚者转兽而为人，否则，虽列人群亦兽也。……物之格在精研，意之诚在慎独。苟能是始可为真儒，可以范俗，可以垂世，百代之师也。”第四，日省日新。他说：“如欲自新乎？每日省之。事可以告天，可以语人者为是，其不可告天，不可语人者为非，非者速改，昨天之非今日不复为也。日日而省之，日日而改之，是之谓日日新又日新。”吴澄的这些教育见解和主张，继承和发扬了程、朱理学的思想。
元顺帝元统元年（1333年），吴澄在家病故，享寿85岁。朝廷赠他为江西行省左丞、上护君，追封为临川郡公，谥文正。
虞集
虞集（1272-1348年），元代理学家、教育家、文学家。字伯生，号道园。祖籍四川仁寿县，出生于湖南衡阳。时值元朝举兵南下清扫南宋，其父因避兵乱，举家迁居江西省崇仁县石庄乡。
虞集天资聪敏，3岁即知读书，由父母讲授《论语》、《孟子》、《左传》等书以及欧（阳修）、苏（轼）名篇，聆听之后，辄能成诵。至10岁延师就教时，已遍读儒家经籍，并知其大义。及长，从吴澄大师游，切磋学问，学业益进，成为当世名儒，曾应南行台中丞董士选延请，于其家塾任教。
元成宗大德初（约1298年前后），虞集首次进京，经大臣推荐被授为大都路（今北京）儒学教授兼国子助教（协助博士教授生徒），他以师道自任，治学严谨，诲人不倦，声誉卓著，登门求教者甚众。
仁宗时（1312-1319年），任集贤院（主管提调学校，征求急逸之事）修撰。不久，适翰林侍制兼国史院编修（起草诏令兼编撰国史），曾上疏论学校教育问题，多有真知灼见。泰定年间（1324-1327年），先后任国子司业（教授官）、秘书少监（掌管典籍，起草文书）、翰林直学士兼国子祭酒（博士中德高望重者），并侍经筵（古代帝王为研读经史特设的御前讲席，侍读学士轮流进讲），他以蒙语、汉语为帝讲解经书。
文宗即位（1328年），授虞集为奎章阁（帝王藏书之所）侍读学士，帝命其与中书平章政事赵世延同任《经世大典》编修总裁。不久，赵回籍，虞集独领其事，辛勤工作，历时两载，始纂成书，共800帙。因劳累过度，致生眼疾，遂告病回归崇仁故里。
虞集从事教学20余年，撰写了教育论述数十篇，充分阐明他的教育主张：
一、提出为邑之道，教育为本。虞集认为：“贤守令若有意民事者，必先用力于庙学（即地方学校，古代办学，学宫与孔庙比邻，故称庙学），此谓之知本。”“君（指州县守令）之为邑，知重学校，于为学，知重讲席，岂非知本者乎！”又说：“世祖既定大统，人文聿兴，学校之设为先务。”“古之长史，治而教之，无他事也。”“帝王之治天下，治与教而已。”
二、强调教育的目的在于使生员“明人伦”、“修诸己”、“崇理学”，成为德才双全的人。虞集在《舒城县学明伦堂记》一文中说：“夫君臣、父子、夫妇、兄弟、朋友之伦，本诸天理之固然。人之为道者盖有出于此五者之外乎？然而明之则叙，不明之则斁，此教之所由兴也。”又说：“学也者，所以为己，非所以为人也，然而修诸己，则可以治乎人矣，此学之道也。”他对学生的具体要求是：“深求圣贤之意于遗书，以知夫乾坤父母畀付之重，扩充善端，攻去邪欲，日孜孜以勉其不及，又求正于有道，使不至于陷于差谬，必至于圣人而后止。”他还提出了考核、使用人才的办法：“自京师、州县学肄业于是者，守令举荐之，召宪考核之。”“询孝悌于所居之乡，以观其行之力；考学问于所治之经，以见其道之正；求才华于适用之文；察举措于论事之要。能如是，则往往人才辈出焉。”
三、主张办好教育，必须选择“经明行修成德”之师，才能培养出“成德达材”之生徒。虞集对当时有些学校师资落后的状况提出了尖锐的批评：“今天下学官，猥以资格授，强加于诸生之上而名之曰师尔。有司弗信之，生徒弗信之，于学校无益也。”为此，他提出择师的途径与标准：经明行修成德者，使守令身师尊之至诚，恳恻以求之；操履反正而不为诡异骇欲者，确守先儒经义师说而不敢妄为奇论者，延致之；乡贡（元朝以行省选贡生至京师，称乡贡）自京师罢归者，其议论文艺犹足以耸动人者，取之。他在《治源策》中强调“学校，士之所受教以至于成德达材者也”，故“师道立则善人多”。
虞集于元顺帝至正八年（1348年）正月病逝于家中，享年77岁。朝廷封赠他为江西行中书参知正事、护军、仁寿郡公，谥文靖。
吴与弼
吴与弼（1391-1469年），明代前期教育家，程朱理学——崇仁学派的创始人，字子傅，号康斋，江西崇仁县人。自幼天资聪敏，八、九岁在乡学读书，即崭露头角，才华出众。19岁奉父命到北京，拜杨溥为师，杨授以《伊洛渊源录》，从此，他对程、朱理学非常向往，决心舍弃功名，谢绝交住，闭门潜心研读《四书》、《五经》、《周易》及二程、朱熹的语录。
吴与弼家境贫寒，婚后在家一边躬耕田地，维持生计，一边设馆授徒，常与学生同居住，同饮食，同劳动。他亲自披蓑戴笠，胼手胝足，扶犁操耙，与学生一起耕作，在劳动中讲解《四书》、《易经》和程、朱理学。他以渊深的学识，精辟的见解，循循善诱地教育学生。他治学严谨，不允许学生怠惰，故而出其门下的弟子，多有成就。
吴与弼一生锐意讲学，拒绝为官，虽屡被推荐、征召皆不就。如明英宗正统十一年（1446年），山西佥事何自学、御史涂谦、抚州知府王宇等俱推荐他做主学高官，概辞不受。明代宗景泰七年（1456年），御史陈述奏请朝廷用厚礼聘请他入太学任教授，教育贵胄子弟，亦未到职。英宗天顺元年（1457年），经大臣石亨上疏荐举，英宗聘请他作太子师傅，封为左春坊左谕德，他仅在京住了两个月，即上书请辞，未被允准。于是上《封事·十策》，其要点是：一、崇圣志；二、广圣学；三、隆圣德；四、子庶民；五、谨命令；六、敦教化；七、清百僚；八、齐庶政；九、广言路；十、君相一德同心。英宗阅《封事》后，知其去意已决，遂召入文华殿，温言抚慰，并派人护送回乡。吴与弼归里后，英宗仍赐诏嘉许，命地方官一年四季看望，每月供应俸米，以示关怀。居乡期间，远方上层人士纷纷请他去讲学，均欣然赴就。明宪宗成化五年（1470年）十月十七日，在家病逝，享年79岁。
吴与弼在乡间从事教育50年，以讲授理学为任，竭力传播程、朱的哲学思想，从学者甚众，
形成崇仁学派，在《明儒学案》（清黄宗羲著，1985年版本）中列为第一学案。其门下弟子最著名的有余干胡居仁（学者称敬斋先生）、新会陈献章（白沙学派创始人，同为明初三大学派之一）、上饶娄谅（别号一斋）。次为金溪胡九韶、祁门谢复（别号西门）、常州郑伉及车泰、饶烈等。稍后的哲学家王阳明（姚江学派创始人，为明代中期主要学派）、湛若水以及昆山魏校（别号庄渠）、波阳余佑（别号认斋）、永丰夏尚朴（别号东岩）、广丰潘润（号玉斋）等，均是其再传弟子。
吴与弼所创崇仁学派的哲学观点，主要是：一、“天人一理”。“理”是北宋以来理学家所阐明的哲学思想核心。吴与弼继承和发展了程、朱的哲学思想，认为“万变之纷纭，而应之各有定理”，主张“存天理，灭人欲”，“穷通、得丧、死生、忧乐一听于天”。他在日记中写道：“圣贤所言，无非存天理，去人欲，圣贤所行亦然。学圣贤者，舍其何以哉。”其所指的“天理”即是自然法则。二、笃行教化。他觉得“人欲有善恶、好坏之分”、“而气质之可化也”，通过“使教莹净”，使之“心地纯然”，能够“明德”、“新民”，除去“心垢”，以达到“性善”的境界。三，躬行实践。主张以“理”作为衡量、分析、判断处理一切和分清是与非、正与反、善与恶、得与失、忧与乐、生与死的标准，而欲达此目的，就“必须兢兢于日用常行之间”，在“静时涵养”，以“居敬”和“圣贤之言”修养自己的身心，在“动时省察”，以“圣贤之行”规范自己的行动。四、安贫乐道。主张“物我两忘，惟知有理”；“力除闲气，固守清贫”；“素位而行，不心计较”。认为“富贵不淫贫贱乐，男儿到此是豪雄。然此心极难，不敢不勉，贫贱能乐，则富贵不淫矣。贫贱富贵，乐与不淫，宜常加警束，”以“富贵不淫，贫贱而乐”作为鉴别“豪雄”的准则。
吴与弼所创崇仁学派，在传播和发展程、朱理学方面起了重要作用，为繁荣理学作出了重要贡献。
罗汝芳
罗汝芳（1515-1588年），明代教育家，字维德，号近溪，江西南城县人。5岁从母学《孝经》，15岁师张洵水，25岁拜颜钧为师，并结下亲密的师生关系。28岁中举，第二年赴京参加会试。会试结束，不就廷对，退居故乡，遍访师友，考察社会，探讨经文，建“从姑山房”，接纳四方士子学者，开始讲学生涯。
“从姑山房”是一座兼读书、研究、教学性质的学舍，罗汝芳在这里从事教学、研究工作8年，谦虚好学，不耻下问。其弟子胡宗正，研究《易径》颇有心得，罗汝芳此时虽名声甚大，仍不摆架子，以胡为师。
嘉靖三十一年（1553年），罗汝芳在巡抚夏梦山资助下，进京殿试。第二年，得中进士，授太湖（今安徽安庆）知县。
罗汝芳出任太湖知县时，湖盗为害，弄得湖民不得安宁。他用教育感化的方法，宣传朝廷政策，“以德化民而刑设不用”；建学校，订公约，从根本上“化民成俗”。由于工作得体，湖盗纷纷归正，湖民安居乐业，生产得以发展。
嘉靖四十六年（1568年），罗汝芳返乡探亲，在家乡讲学，四方的学者赶来听讲，一时讲堂为之人满。第三年，他出任宁国（今安徽宣城）知府。任职期间，同样坚持以教育为主的方法治政，创志学书院，兴乡村社学，自己则带头讲学。
父亲罗锦病故后，在服丧期间，罗汝芳又在“从姑山房”进行讲学。后因其师颜钧事一度入狱。母亲病故后，一直没有出仕，而是访同道，兴讲会，精研学问，名声也愈来愈大。
万历二年（1574年），罗汝芳被任为东昌（今山东柳城）知府，他继续沿用在太湖、宁国的工
作经验，力除积弊，政声大起。不久，迁云南巡察。入滇后，从政之余，在昆明的五华书院和春海书院讲学，继续以“讲会、乡约为治”。
万历五年（1577年），罗汝芳任布政司参政，入京进贺表，公余之暇，应邀到广慧寺讲学，朝野之士纷纷前往听讲，座无虚席。内阁大学士张居正对此很不满，诬劾罗汝芳“事毕不行，潜行就师”，目的是“摇撼朝廷”，迫使罗汝芳辞官返乡。
回到江西后，罗汝芳集中全部精力从事教育和研究，“大会江省门人，集其会语，盛行天下”。又率弟子“走安成，下剑江，趋两浙、金陵，往来闽广”，联集讲会，从者如云。在家乡，他还兴复了盱江书院、南城会馆、前峰书院。
罗汝芳口才雄辩，凡他讲学，总是听者满座，弟子学友，在朝官员，名士文人，莫不为他的生动讲学所折服。《明儒学案》说：“论者谓龙溪（王畿，王门高弟）笔胜舌，近溪（罗汝芳）舌胜笔。顾盼呿欠，微谈剧论，所触如春行雷动，虽素不识学之人，俄顷之间，能令其心地开明，道在现前。一洗理学肤浅套括之气，当下便有受用，顾未有如先生者也。”
罗汝芳有自己的修养观念，认为“学问须要平易近情，不可着手太重。如粗茶淡饭，随时遣日，心既不劳，事亦了当，久久成熟，不觉自然有个悟处。”他反对把精神生活与物质生活割裂开来，认为不能离开现实生活中的物质欲望去追求完美的精神生活。他还强调“慎独”、“躬践”、“自强不息”，通过道德的不断完善，达到良知善性与自我完美和谐的统一。
罗汝芳一生，以讲学为己任，以讲学而闻名，又以讲学而去官，讲学不倦直至逝世。著名思想家李贽对这位前辈学者非常尊敬，说罗汝芳数十年间“东西南北无虚地，雪夜花朝无虚日，贤愚老幼贫病富贵无虚人”。罗汝芳的学生、著名戏剧家汤显祖说：“夫子在而世若忻生，夫子亡而世若焦没。”
汤显祖
汤显祖（1550-1661年），字义仍，号海岩仍，号海岩士、若士，江西临川人。出生于书香世家，受家庭熏陶，从小勤奋好学，聪明过人，5岁能做对子，12岁会写诗，14岁中秀才，21岁为举人。之后，曾三次进京参加会试，但都落第而归，据史料记载，主要原因是不肯阿谀权贵，得罪了当朝宰相张居正。汤考试失利后，在家里刻苦读书作文，直到万历十一年（1583年），即张居正死后的第二年，34岁的汤显祖才得中进士。
汤显祖中进士后，先被任命为南京太常封博士，主管祭祀礼乐：后被任为詹事主簿（文书）、礼部祠祭司主事。在南京任职六年间，他一面发奋读书，一面研究音律和戏曲，并写了大量关心时政、同情人民和反映观游的诗作。万历十九年（1951年）三月二十五日，汤显祖不顾个人安危，写了有名的《论辅臣科臣疏》，其文有理有据，义正辞严，抨击了朝政，弹劾了两位首辅，触怒了皇帝。神宗于五月十五日下旨，贬汤显祖为广东徐闻县典史；万历二十年（1592年），调任浙江遂昌知县。期间，为政清廉，深受士民爱戴。万历二十六年（1598年），汤显祖怀着满腔的愤慨，弃官归里，一直到他去世，潜心从事戏剧创作，以才华四溢的艺术手笔，接连写了《牡丹亭》、《南柯记》、《邯郸记》三部大型剧作，连同他早期由《紫箫记》修改而成的《紫钗记》，最后完成了不朽名剧《临川四梦》，成为一位杰出的戏剧大师。
汤显祖不仅是一位伟大的戏剧家，在中国乃至世界文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而且重教劝学，先后创办三所书院，在教育领域有一定的建树。
万历十九年（1591年），汤显视被贬到广东雷州半岛最南端的小县徐闻当典史后，竭尽所
能，做了不少有益于地方和百姓之事，创办“贵生书院”就是其中之一。当时徐闻的士民，由于种种原因，存在一种“轻生”、“自贱”的思想。为了教育士民，汤显祖在知县熊敏（江西宜丰人）的支持下，创办了“贵生书院”。这里所谓“贵生”，就是强调人人皆有“生”的权利，应该珍惜这种“生”的权利。“贵生书院”设有博学、审问、慎思、明辨、笃行、格物、致和、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等12间课堂。汤显祖亲自登台讲学，针对徐闻县的实际，以“贵生”之说教育士民及其子女，提出“天地之性人为贵”，“君子学道则爱人”。汤显祖在“贵生书院”的讲学，好比在海上树起了一盏明灯，吸引了大批学士前来求学，开创了徐闻礼义之先。
万历二十一年（1593年）春，汤显祖调任浙江遂昌知县，前后五个年头，为当地做了不少“加爱遗民”的好事，其中之一就是重教劝学。他上任伊始，就谒拜孔庙，视察讲堂，汤显祖在《遂昌县相圃射堂记》中写道：“又三曰，谒先圣庙，甚新。从学官诸生至讲堂，堂敝。其后益庳。问所藏书，无有；问县隅中或有他学舍为诸生讲诵，无有也。”四月，汤显祖又召集诸生操练射箭，“诸生皆对不能，云无射堂也。”针对这些情况，汤显祖便立即筹建射堂和学舍，甚至捐出自己的俸禄。到八月，新建的射堂落成。在射堂左右，各建15间学舍，每舍容2人，“合之可坐生徒60人”，汤显祖命名为“相圃书院”，并常“与诸生讲德问学”。万历二十二年（1592年），汤显祖重建了“尊经阁”；次年，又为书院加建大堂，名曰“聚德堂”。从此，“士相师友而游。至夜分，莫不英英然、言言然，讲于《诗》、《书》六世之文。相与为文，机力日以奇畅，大变陈常”。为了保证办学经费来源，汤显祖还为“相圃书院”配置了学田，并亲自撰写了《给相圃租石移文》、《相圃书院置田记》，着令刻田为记。
万历二十六年（1598年），汤显祖弃官回到临川后，除了从事戏曲创作和演出活动外，还热心于桑梓的公益事业，与高应芳、曾如春等友人在临川城南下桥寺创建了“崇偭书院”，主要为兴学育人才，同时也祀奉晏殊、王安石、曾巩、陆九渊、吴澄、吴与弼等乡贤。
汤来贺
汤来贺（1607-1688年），明清之际的理学家、教育家。字佐平，号惕庵，江西省南丰县人，出身世代书香门第。早年师事新城（今黎川）黄端伯，笃信程朱理学。崇祯十三年（1641年），中进士，任扬州推官，颇有善政。崇祯十七年（1644年），升调刑科，数月后，改为广东按察司佥事巡海粤东。因招抚有功，晋广东左布政使。继而擢升户部侍郎，又改为兵部侍郎兼巡抚。后因受宦官、权贵排挤，归田为遗民。
汤来贺回到南丰，隐居乡里数十年。每日与诸弟一同侍奉老父，潜心读书，并聚徒讲学。
康熙二十一年（1683年），江西巡抚安世鼎等官员重修白鹿洞书院。翌年，安世鼎遣员致书聘汤来贺主白鹿洞讲席，汤固辞不赴。安世鼎又托人致书相劝，说：“此乃入山非出山。”这才应允赴任，于康熙二十三年（1685年）五月入洞。
汤来贺在白鹿洞书院执教前后三年，80高龄尚抱病讲学。曾立《白鹿洞书院学规》，与高潢共订《白鹿洞书院经久规模议》，除由府学教授为副讲外，以干特为堂长，还设有管干、学长、斋长、典谒、收赞、典书诸职事，均选拔生徒担任。当时，四方闻风而来的学者很多，湖北潜江名进士莫大岸，年已70岁，本与汤来贺素无交往，也慕名而来拜于门下。干特、干建邦（后中进士，曾掌教白鹿洞）父子同窗求学洞中，士林传为美谈。汤来贺说经课艺“不剿袭无极、太极之微言，不驰骛登高、远行之绝境，独谆谆以事亲、从兄、谨言、慎行、忠君、泽民，俾各随时、随分努力实践”。强调为学“专心立志”，认为“夫人不入于正，即入于邪”，故为人当“不愧不怍，穷达自
得”；注重“潜心读书”，提出读书要“以《四书》、《五经》为准，然必旁通遍览而后足以助字识，广见闻”，“每读一书，必循首讫尾，而后可以察其本末、辨其是非、会其同异”；主张“澄心烛理”，认为凡读古人书，凡观古人事，“必为澄吾心以烛之，思其同，复思其异，斯即格物之功，而知可以致矣”；推重“虚心求益”，以为“学海无涯，不集众思无以广益”；讲求“实心任事”，言道：今学者“凡职分所当者，固宜竭力为之”，“有志力行者，思岁月之易迈，则目前当务固不容玩惕，思胞与之同量，则天下苍生之事，皆吾儒之责任也”；又强调“平心论人”与“公心其学”，认为“律己不可不严，论人不可不宽”，“学者当求万物一体之心，视人之能，犹己之能，方见大公无我”。汤来贺平素教诲生徒，重在“躬行”，并竭力程朱遗旨。
谢文洊
谢文洊（1615-1681年），明清理学家、教育家。字秋水，号约斋，江西南丰县人。7岁入小学，学业颇为精进。10余岁时，其舅去世，随母亲前往吊唁，他见到外祖父家的藏书中，有一部朱熹的晚年论著，即爱不释手。其母见状，便让他带回家中研读，后对他的治学影响甚大，“自后虽习举业”，而“理学一念耿耿不忘”。21岁，入县学弟子籍。这一年，其父太学生谢天锡在广昌县香山筑学会，自号香山居士，并命文洊与兄弟在此读书。至29岁，谢文洊均寓居香山，研习举业。崇祯十二年（1640年）秋，他曾应乡试不中，颇感生不逢辰，遂厌薄举业，渐生出世之志。崇祯十七年（1645年），明朝灭亡，他便毅然尽弃举业，入香山学禅。继而避乱居乡，先后研读了陆九渊的《象山集》，王畿的《龙溪集》，王守仁的《文成公集》，深悔从前习举业与人禅之谬，始专志于儒，并开始会友讲学。32岁时，行讲会最密，每月朔、望日均为会讲日。当谢文洊讲到酣畅痛快之时，“诸后进有面赤者，色沮者，机兴亹者”，“有痛悔极艾者”。清顺治六年（1650年），他又于新城县（今江西黎川）神童峰大兴讲会。
谢文洊对教育之道态度笃实严谨，34岁时起，便有许多同游者因惊其才识而愿列门墙，但他竭力辞谢，说：“一为师道，等于君父，潦草奉师，是为亵道”，只有“培植深厚，沛然有余，乃可为师。不然，则是道德中之功利。”37岁时，他才不得不“奉师”，先后在家乡的果育斋、新城、梅源、良筹山等处授学。39岁时，辟“程山学舍”聚徒讲学。程山学舍在南丰县城西，内有馆室三楹，亭榭数处，四周林塘清幽，修竹如翳。谢文洊在此授学之初，同邑中有人颇不以为然，甚而讪笑之，但后来便无不刮目相待。同邑士子、老友甘京、黄熙、邵睿明、李萼林、傅与、曾曰都等，都颇具才识，均折节称弟子。谢文洊的同堂谢退思是其祖父辈，亦欲拜其为师，谢文洊不从，谢退思则“心师之”，“每称必曰‘先生” 。老辈名士李淑旦欲师文洊，文洊固辞，甚而打算逃入深山以避，李淑旦才只好送儿子李壁投其门下。大司马汤来贺也视文洊为己师，亦遣子汤适投谢氏门墙受业。旧日的南丰县令张黼镒则公然曰：“南丰一令，但得见秋水（谢文洊）先生幸耳”。康熙四年（1666年）夏，谢文洊在程山学舍与来访的宋之盛、魏禧大举讲会，广论程朱学脉等，听讲者甚众，为当时最盛之举，宋之盛归后叹道：“不到程山，几乎枉过一生矣！”当时，“四方远近之游而过之者，殆无不知有程山谢子之学”。谢文洊理学思想的核心为“克己省身，忠恕致诚”，并制定处世十则：“辩喻以定志，实践以定基，奋励以去习，坚苦以励操，绎理以养心，读史以致用，勤讲以精义，简事以专攻，自反以平谤，相规以有成。”
李瑞清
李瑞清（1867-1920年），著名书画艺术家、教育家，字仲麟，号梅庵，江西临川人。受家庭长辈影响，自小喜书法绘画与金石，为此后成为集诗、书、画、金石于一身的艺术大家奠定了基础。光绪二十年（1895年）举进士，后历任翰林院庶吉士、江宁提学使兼两江优级师范学堂监督、江苏布政使等职。
李瑞清一生致力于教育事业，卓有声誉。两江优级师范学堂，建校初期设备落后，师资不足，规模尚小。李瑞清任学堂监督期间，以“为国育才”为己任，采取不少新法办学。他经常与教职员工筹谋规划，改革体制，筹措资金，扩建校舍，添置设备，增设学科，并亲自到日本选聘专家学者10余人来校任教。学堂设分类科、选科、补习科等，附设中小学堂，学生达千余人，“蔚为东南学府。”
李瑞清重视学生的生产劳动和职业技能训练，认为师范学堂开设此类课程，于世风之转移及学生优良德智之养成大有裨益。于是，他将博物科及农科合并为农博科，购置农田100余亩，畜耕牛10头，供学生实践操作；又设手工（工艺）、绘画专科，画室、工场也较完备。在他的亲自调教下，培养出张大千、张善孖（张大千之兄）、胡小石、吕凤子、姜丹书、经亨颐等国画家和金石学家。
李瑞清视教育为性命，学校如家庭，学生若子弟。宣统元年（1909年），李瑞清调任江宁提学使，仍不卸校职，每日必至校视事。1913年“二次革命”时，张勋率部攻占南京，据城而守，搜杀之祸，延及学堂。李瑞清为保全学堂，维护学生，挺身而出，暂代江苏布政使之职，凭借同乡（张勋为江西奉新人）之谊，与张勋多方斡旋，使学堂得以安然无恙。
两江优级师范学堂解体后，李瑞清退居上海，以鬻字课徒为生。离校前，他将车马变卖，所得之资，散给学生作回家路费。
1915年，两江优级师范学堂改国立南京高等师范学校。校长易固谦于校内六朝松下结茅建“梅庵”，以缅怀李瑞清的办学功绩。
李瑞清诗宗汉魏，下涉陶谢，古直苍凉。书法兼备众体，篆隶行楷无所不能，尤以北魏碑体为时所誉。国画最擅长山水人物，极为工细。人称其“金石考据，书画鉴别，莫不精至”。
欧阳渐
欧阳渐（1871-1943年），近代佛学教育家。字竞无，江西宜黄县人。自幼聪颖，刻苦攻读。清光绪十六年（1890年）入县学，后求学于南昌府经训书院。专攻汉学，兼工天文与算学，品学皆优，得高材生之誉。光绪三十年（1904年），以优贡赴廷试，未举，回到家乡，创办诚志学堂，探索革新，斟酌科目，体用兼备，自编教材，执教年余。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就任江西广昌县学教谕。第二年，赴南京从杨仁山习学佛经。随后，受师遣东渡日本，访求典籍，数月而归。为谋文学之资，执教两广优级师范讲席。清宣统二年（1910年），再度赴南京，从杨仁山学唯识宗。杨仁山病故后，欧阳渐即遵师命尽心经营金陵刻经处，并在刻经处后双塘巷赁屋开设佛学研究部。研究部虽然规模不大，但欧阳渐却是精心组织，认真教学，注意培养学人弟子的学习自觉性与恒心。
与此同时，欧阳渐每日“秉烛治经，常以戊夜”，致力于《瑜珈》的研读。到1918年，主持完成了《瑜珈师地论》后50卷的编校刻印之举，并撰写了《瑜珈师地论序》。此文虽名为序，实为
一鸿篇。此序面世，震惊佛坛，时人评之为“慈宗正义，日丽中天，自奖师以来所未有也”。
1918年，欧阳渐秉承杨仁山主办“祗洹精舍”之遗风，创建支那内学院，明确宣告该院“以育通才宏至教”，弘扬佛法，培养人才为目的，力求实现“拔一切苦，得究竟乐”之宏愿。对内学院的机构组建，主张根据学院的办学宗旨，体现“译书阐述是其正宗，传教普宏亦为愿望”之弘佛原则。内学院各部各科的设置，也应服务于这一宗旨，既要注意抓基础教育方面的培养，又不可忽视对宏才至教人才的造就。
1923年9月，支那内学院开设研究部正班。第二年，又增设研究部试学班。教学实行导师制，欧阳渐亲自任教，讲授法相、唯识要典。起初，内学院采用讲演、讨论及指导研究的学习方式，后改为指导自习。除讲学听课之外，学生平日独自阅读与思考，间月组织一次研究会，交流学习心得，探讨疑难问题。同年年底，欧阳渐主持创办《内学》杂志（即支那内学院院刊），汇辑院内师生研究成果。
“九一八”事变后，欧阳渐忠义奋发，数为文章，呼号救亡。欧阳渐还注意对内学院学生进行爱国主义教育，主张抗战时期的佛学教育，要以激发人的悲心，以佛教大悲的精神来救亡图存为原则。“悲而后有学，愤而后有学，无可奈何而后有学，救亡图存而后有学。”他认为应当教育学生树立“为人”之心，即应以民族危亡与他人的利益为重。
欧阳渐苦心经营支那内学院20余年。先后到内学院就学者200余人，其中在佛学研究上有相当造诣，成为近代佛学研究的栋梁者有梁启超、汤用彤、熊十力、梁漱溟、陈铭枢等数十人。支那内学院的创办与教学活动，还产生了一定的国际影响。1924年，印度著名学者泰戈尔访华时，慕名专程与欧阳渐面晤，对内学院的成就敬佩不已，认为“印度丧失二千年之国宝，不意竟于中国觅得”。其所刻印的《藏要》，以其选本精粹，校订准确，在国内外获得好评，日本各佛教大学曾选作教材，印度国际大学则列为研究资料。正因为这样，欧阳渐被誉为近代佛教发展史上“一位有贡献的人物”。
黄禄祥
黄禄祥（1879-1946年），近代人民教育家，江西临川人，后移居贵州安顺。青年时代，因家境贫寒，曾在安顺县“义恒兴”商店做过八年的学徒和店员。这期间，他利用工余时间刻苦自学，先后阅读了我国古代的著名作品和近代西方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读物，为他后来从事教育工作奠定了思想文化基础。
1901年，黄禄祥经哥哥黄幹夫介绍，在贵州民族资本家蔡衡武经营的绸布、书业商店“群明社”任总经理。这期间，他开展业余教育工作，鼓励职工自学成材。1904年底，黄禄祥前往由黄幹夫为主创办的达德学校主持工作，开始了他终生从事的教育事业。
1905年，黄禄祥第一个在贵州开办实行男女生合校的学校，首先聘请女教师，打破了旧学校歧视妇女的现象。随后他又在学校倡导“天足”运动，还动员自己的妻子、女儿、儿媳、侄女及亲戚朋友带头行动，使“天足”运动很快遍及全校和贵阳社会。
辛亥革命后，黄禄祥的朋辈大都成了达官显贵。贵州军政府亦屡以要职任他挑选，但他不羡名利，淡泊自守，宁愿回达德学校，过着俭朴艰苦的生活。后来，贵州当局为了借重黄禄祥的名义，招徕青年，又委他以省府委员等职，也都被他婉言拒绝。黄禄祥始终以达德学校的教学为己任，专心致志，兢兢业业。在学校处境十分困难的时候，他连早晚看守学校大门的工役都亲自兼任起来。
黄禄祥学识渊博，诲人不倦，对学生们提出来的问题，总是不厌其烦地给予详细解答。他不仅重视课堂教学，而且重视课外辅导，常常牺牲个人休息时间，邀请学生到家个别讲解。
黄禄祥十分爱护青年，对他们的每一个优缺点，都细心观察，切实剖析。对家境贫苦的学生，他更多方培育，还从经济上给予接济。
为让学生及时跟上时代的潮流，获得最新知识，1916年，黄禄祥带着学生东渡，留学日本。1919年，又率贵州学生，远渡重洋，去法国勤工俭学。当时，他已是颇有声望的教育家，仍始终孜孜不倦地和青年们一起勤工俭学。
黄禄祥不仅向青年传授知识，更重视传授做人的道理，一再教育青年要向不合理的社会斗争。他以身作则，在恶势力面前刚正不阿；对反动统治的罪恶敢揭敢骂，虽屡遭迫害，仍不屈不挠，因而博得许多进步学生的信任和崇敬。
1926年，黄禄祥任遵义中学校长，因拥护民主革命，反对军阀势力，谴责反动当局对学生的迫害行为，被当局以“共党嫌疑”的罪名通缉，不得不流亡上海。1929年，他赴南京陶行知创办的晓庄师范学校任教。1931年，经黄炎培介绍，先后在江苏昆山、山东邹平、河北定县开展乡村教育。后在中华职业教育社和广西基础教育研究院任职。1937年冬，赴延安考察。嗣后，从事民众教育事业，先后任云南开蒙垦殖局董事和四川歇马场乡村建设学院文史教授。这期间，还几次回到达德学校作短期任教。
黄禄祥从事教育工作40年如一日，被誉为人民的教育家，受到广大人民群众的尊敬。1946年4月8日，他与叶挺、王若飞、秦邦宪等赴延安时，因飞机失事遇难，终年67岁。
桂瑞藩
桂瑞藩（1880-1947年），现代教育家。江西临川李渡镇（今属进贤县）人。青年时参加乡试，以首名入泮。1906年，官费留学日本，入东京清华大学物理系学习。留日期间，曾参加孙中山先生领导的同盟会。回国后，目睹列强侵华，十分愤慨，曾想“投笔从戎”，又想“实业救国”，最后他坚定地选择了“教育救国”的道路。1919年，他自筹资金，在自己的家乡李渡镇桂桥村创办桂桥小学。桂瑞藩以校为家，以教书育人为乐，把毕生心血倾注在乡村小学教育事业上。他一不为名，自己办学而不当校长，只当教导主任。临川县政府请他担任县参议会议长，也被他婉言谢绝；二不为利，捐资办学，无私奉献，竭尽自己的财力物力；三不交官，抗战期间，国民党驻军刘多荃、余程万、蒋超雄等将军曾慕名来访，他见势不趋，恬淡自处，从未回访。他一年到头除了清明扫墓、冬至祭祖两天，其余时间都留在学校，操劳校务。他非常重视学生德、智、体全面发展，尤其重视学生的思想品德教育，亲自上《公民》课，讲“九一八”、“八一三”事件，常常痛心疾首，泪流满面，教育学生毋忘国耻，奋斗图强，积极参加抗日救亡斗争。他积极培育教师勤教、学生苦学的校风，教育质量蒸蒸日上。1938年，丹麦国家教育考察团专程访问了桂桥小学，通过实地考察，评价其教育质量“仅次于苏州，列全国第二”。
桂瑞藩从39岁开始办学，苦心经营了30年，使桂桥小学由3个班增加到20个班；教师学生由数十人发展到1000人。来此读书的，由临川李渡1个镇，扩大到临川北半县各乡镇及进贤、南昌、丰城、东乡、南城、南丰、崇仁、乐安、宜黄、余干、高安等县市，声誉鹊起，名闻省内。在此受业的学生近万人，高小毕业的学生也有2000人，大都成绩优良升入南昌一中、二中，以后又进入高等院校深造。
1947年，桂瑞藩病逝。消息传出，全校师生悲痛万分，四乡群众感其教泽，送葬者长达数
华里。1987年，《南昌文史资料》曾发表专文，介绍桂瑞藩的生平；进贤县人民政协曾出版专集，表彰他对乡村教育的贡献。
饶思诚
饶思诚（1882-1958年），江西临川人。出生于一个农民家庭，从小勤奋好学，为清末最后一届秀才。废科举后，考取江西优级师范选科，后以优异成绩保送进入南京两江优级师范主攻英语，辅修地理。毕业后，回临川办学，任官立临汝高等小学堂堂长。1914年，受江西省立第三师范学校聘请，任该校英语教员。1920年，到江西省第一师范学校任英语、史地教师，兼训育主任。
饶思诚在师范教学期间，正是“五四”运动前后与大革命时期，他非常关心国家大事和社会问题，积极支持学生的革命活动，经常结合教学，向学生提出许多问题，启发学生讨论和思考，引导他们走上救国救民之路。当时，该校学生、地下党员朱由铿、陈赞贤、邹鲁、曾宏毅等，均深受其熏陶。
1927年国共合作时，饶思诚任国民党江西省党部执行委员兼青年部长，积极组织青年学生配合南昌“八一”起义，以江西省党部执行委员代表的身份，参加了谭平山召开的，有吴玉章、恽代英、林伯渠、徐特立、刘伯承、李立三、黄道、高语罕等出席的国民党中央执委及各省党部左派分子联席会。后因身患肺病，未能随军南下，遂与其子潜回临川养病，并在山区从事教学工作。后得朋友资助，赴南昌治病，先后在南昌一中任教，在江西省图书馆当管理员。1937年，回家乡执教私塾。1939年，再次前往南昌一中任教。
新中国成立后，饶思诚曾担任江西省人民政府副主席兼中南军政委员会委员。1955年、1957年，两次当选为江西省副省长。
饶思诚好学多思，每读一书，必做笔记，写心得，所撰《读熊十力新唯识论》、《读冯有兰新理学》等论文，曾在国内学术界引起强烈反响。
唐式麒
唐式麒（1886-1972年），江西临川人。从小随父读书。1906年以优异成绩考取豫章高级学堂，1909年毕业后转入豫章政法专科学校学习法律。1917年秋，在豫章政法专科学校毕业不久的唐式麒，满怀“教育救国”的激情，应聘到临川县长宁乡（含现湖南、七里岗、罗湖等三乡）小学担任数学教员。1920年，在朋友的帮助下，他在临川县城魁星阁开办塾馆。他一改长期以来塾馆只教《四书》、《五经》的旧制，开设语文、数学、音乐、体育等新课程，大力传播新思想、新文化。因为阁楼不安全，1921年他将塾馆迁往南门花家祠堂，1923年又迁往长宁乡明和庵。因房屋倒塌，一年后被迫停办。
1925年，在四乡群众的支持下，唐式麒决定在家乡临川县华溪乡丁村创办一所正规小学。为了筹集建校资金，他不仅拿出自己全部积蓄，而且变卖部分家产。当时，他对儿子说：“办学校，育人才，利在四方，造福子孙，就是卖完了家当，我也心甘情愿。”1926年7月，经上级核准备案，临川县私立漱泉小学正式开办。唐式麒既当校长，又当教员，既管教导，又管庶务，大到教师选聘，小到学生缴费，事必躬亲。1941年，漱泉小学发展到6个班，师生达400余人，其中在校寄宿学生300多人。为了办好漱泉小学，唐式麒从有限的家庭收入中拿出钱来，修建教
学楼一栋（可容100多人开课），加盖洗澡塘一间，培筑“桃园”一座，还雇请农工，负责养猪、养鸡、种菜、种植花木、打扫卫生等。
唐式麒坚持从严治校，要求教师以身作则，为人师表，要求学生遵守校规，好好学习。他选聘教师不唯文凭，不唯名望，而择有真才实学、事业心强者聘任之。学生不论贫富，一视同仁，官绅子弟违纪，同样严责不贷。每天黎明即起，带学生做操，下班指导早读。每天挤时间检查作业，找师生谈心。在教学上，他提倡勤学苦练，注重基础知识教学和基本技能训练，督促学生苦练毛笔字，天天写日记，5-6年级学生每周作文一篇，限时60分钟，当堂交卷。数学除上完课本外，加学500难题、1000难题。在重点培养高材生的同时，加强课外辅导，切实做好后进学生的教育工作。由于漱泉小学教学质量高，声名远播，附近各县，如金溪、东乡、南城、景德镇等来此求学者络绎不绝。
1942年7月，日军窜扰临川，唐式麒苦心经营的漱泉小学，被日军一把火化为灰烬。1944年，他腾出自己一边住房做教室，又借款在自己住房旁兴建教室两间，因陋就简，重新办起漱泉小学，至1949年停办。
唐式麒从23岁开始办学，63岁停教归田，以教书育人为乐，在教育战线整整奋斗了40个春秋，所教学生数以千计。著名文学史家游国恩、著名美籍华人杨耕经、新华社高级记者游云谷等，都在漱泉小学读过书，是唐式麒的得意门生。
饶毓泰
饶毓泰（1891-1968年），现代物理学家、教育家，江西临川人。从小酷爱读书，善于思考，故学习成绩经常名列前茅。1911年，毕业于上海南洋公学，后应聘在江西省立第三师范任教。1913年，以优异成绩公费留学美国，攻读物理学。1918年，获美国芝加哥大学学士学位。1922年，获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哲学博士学位。回国后，在南开大学参与物理系的创建工作，任该系教授、系主任。1933年起，曾先后担任北京大学物理系教授、主任，校务委员会委员、理学院院长，西南联大物理系主任。他早年加入中国科学社、中国物理学会，并曾担任北平研究院物理研究所研究员、中央研究院院士。新中国成立后，继续担任北京大学教授、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曾当选为第二届、第三届全国政协委员，第四届全国政协常委。
饶毓泰曾于1929年至1932年，1944年至1946先后到德国、美国做科学研究工作，并取得引人注目的成果。
饶毓泰是我国现代物理学的先驱者之一。他早年从事原子、分子光谱的研究工作，是世界早期研究斯塔克效应的光谱学家之一。他曾撰写过多篇有关这方面的科学论文，发表在德国的《物理学杂志》和美国的《物理评论》上。1922年，饶毓泰与著名物理学家康普顿合作发表了《电子的初射速度对气体中最小跳火电压的影响》、《关于汞气中低电压弧及其与荧光关系的研究》、《对称型多原子的线性斯塔克效应初探》、《丁二烯光谱带吸收带》等论文，在国际上享有较高声誉。在国内，他与叶企孙、吴有训、严济慈等著名科学家齐名，并称为近代中国物理学界“四大名旦”。
饶毓泰从事教育工作50余年，为培养物理学人才作出了积极贡献。我国物理学界的许多知名学者，如吴大猷、吴大任、江泽涵、申又振、郑华滋等，都是饶毓泰的学生。
饶毓泰是一位知名的物理学教育家，非常重视教育和科研基地的建设，注重教学与科研结合。
1933年，饶毓泰在北京大学任教时，自制仪器设备，创建了光谱学实验室，从事可见光和紫外光的光谱研究，这是我国从事光谱学研究最早的实验室。同时，他还提倡演示教学，建立演示实验室，一边教学，一边演示，把理性知识和感性认识有机地结合起来。抗日战争期间，西南联大办学条件极端困难，饶毓泰依然坚持教学与科研并重，鼓励青年教师自力更生，把棱镜装置在木架上拼凑成一台光谱仪，建立了实验室，进行喇曼效应的研究。
饶毓泰非常重视实验教学，他经常以物理学发展史上的事例教育学生和青年教师重视科学实验。他说，普朗克黑体辐射公式、麦克斯韦方程等，并不是这些科学家想出来的，而是在他们之前的实验提供了大量资料和数据，科学工作者的作用就是要善于继承前人的成果，并亲身投入科学实验中去，从大量实验现象中观察、分析、总结出带有规律性的东西来。
饶毓泰也非常重视基础课程的教学。他认为，一个学生如果基础打得不好，“掌握不了本专业的基本理论、基本知识和基本技能，那就失去了将来在本专业研究上长足发展的可能”。因此，他强调指出，学生要扎实地学好基础课，先生要认真地教好基础课。在南开大学时，他每学期总要担任一、两门一般力学、热学或光学的教学。在西南联大时，教师奇缺，他竟一学期担任了三门基础课的教学，从未缺过一堂课。在讲课方法上，他善用启发式，对基本要领反复阐述，对本质问题讲得深透，使学生能抓住重点，易于接受。他很注意培养学生学习上的主动精神，引导学生阅读文献，组织学生在班上作科学报告，并从中挑选有见解的文章在学报上刊登，以鼓励学生不断前进。
新中国成立后，饶毓泰虽然年高多病，说话都很吃力，但仍克服重重困难，坚持担任研究生的导师，开设《原子光谱学》、《光的电磁理论》、《光体导电基本过程》等课程。为了指导青年教师进修，饶毓泰专门为他们讲授了《光的相干性理论》、《光磁双共振》和《激光在光谱学上的运用》等反映物理学发展的新课程，使他们得益匪浅。
饶毓泰治学严谨，一丝不苟。在科研工作中，他强调并坚持做到：绝对唯物，不可有丝毫唯心；亲自动手，不要别人代劳；反复实验，绝不能怕麻烦、图省事；观察记录要准确，不能有半点疏忽；判断要慎重，不轻易下结论。
程孝刚
程孝刚（1892-1977年），江西宜黄县人，铁道机械工程专家，中国科学院技术科学部委员。1917年，毕业于美国普渡大学，获学士学位。长期从事铁路建设工作，初在广州研究工厂任工程师，后任胶济铁路车辆课课长，不久调任南京铁路部津浦铁路机务处处长兼总段长、南京铁道部新路建设委员会委员，为全国铁路规划和建设付出了大量心血。期间，还担任过粤汉铁路运输处处长等职。抗日战争爆发，需要打通云南与缅甸的运输通道，程孝刚被调往云南昆明滇缅铁路机务设计处任总工程师、机械总工程师。1933年，调到交通部技术研究所任筹备主任，并兼任工程委员会机电处处长。1947年起，转入教育工作，悉心培养交通人才，先后任过交通大学校长，浙江大学教授、机械系主任。新中国成立后，继续执教于上海交通大学，先后任起重机系主任、副校长等职，在该校工作20余年，被选为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二、三届的代表。
程孝刚擅长铁路工程，他对机车车辆制造、修理和运用方面有实际经验，特别对机车的性能运转经济深有研究。曾考察日本铁路机厂，回国后，在津浦铁路上加以推广，卓有成绩。对铁路机厂设计及管理更为擅长，湖南株洲机厂即由其创建，为我国建设最早的铁路机厂之一。
他曾试验两用汽车（轨用及陆用），对汽车工程亦有研究。程孝刚是铁路界最老最有经验的高级知识分子，技术人员皆亲切地称之为老前辈。上海市第三届人民代表选举时，其票数为全校之冠。曾出席中华全国自然科学工作者代表会议，被选为中华全国自然科学专门学会联合会委员。
程孝刚毕生热心于国家的科学事业，早在美国留学时，就曾参加发起组建“中国机械工程协会”，任董事及会长，直到逝世前，仍担任中国机械工程学会常务理事、上海科学技术协会副主任委员等职。
游国恩
游国恩（1899-1978年），现代教育家、文学史家。江西临川人。1920年考入北京大学预科学习。1922年，升入本科中文系，学习古典文学，成绩优良，次年即开始发表作品。1926年，北京大学毕业，曾在江西省立第四中学、临川中学、江西省立第一女子中学、江西省立第一中学任教。1929年至1936年，游国恩先后在武汉大学、山东大学、华中大学任教，初任讲师，后任教授。他教学勤奋，思想时新，深受学生欢迎。
抗日战争爆发后，游国恩随华中大学迁往云南，后在昆明西南联合大学任教授。从1942年起直至1978年6月23日因病去世，他在北京大学连续工作35年。曾任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学术委员会委员、北京大学中文系副主任兼文学史教研室主任等职。他的学生遍及海内外，许多人成了学术界、教育界的名流。
1963年和1966年，游国恩曾先后赴日本和越南讲学，对国际学术交流作出了积极贡献。
1955年至1960年，受教育部委托，游国恩与著名教授王起（中山大学）、肖涤非（山东大学）等合编了《中国文学史》（全四册），有很高的学术价值，被全国大部分高校的中文系指定为必备教科书。游国恩是该部教材第一主编，其中先秦两汉部分是他亲笔撰写的。
游国恩对中国文学造诣很深，特别是作为楚辞研究专家，其论著受到国内外学术界的高度重视。他早在北大求学时期，就出版了《楚辞概论》，受到鲁迅、郭沫若、闻一多诸名家的好评。游国恩治学态度严谨，曾用几十年苦功，撰写《楚辞长编》。为了使考证引用的资料翔实准确，查阅了上千种书籍；晚年身患重病，还坚持审阅他的助手的大批研究论文的初稿。就在他去世的前一天，还念念不忘一生所热爱的事业，对《离骚》的原文作了最后一道校勘工作。
万维章
万维章（1899-1982年），江西临川人。从小十分聪明，记忆力惊人。15岁时，以优异成绩考入江西省立第三师范；毕业后，考入国立北平高等师范学校（今北京师大前身）数理系。1923年，从北平高师毕业后，受聘任江西省立南昌一中高中部理科主任。
学生时代的万维章，不仅学业成绩优异，被誉为江西“数学三健子”之一，而且思想进步，积极声援北平的“五四”运动，负责组建当时的“赣临学生联合会”，并就任该会第一任主席。在南昌一中任教期间，他还与北平高师时的校友邵式平等积极从事革命活动。
正当旭日东升，鸿图初展之际，万维章不幸突发眼病，双目失明。当时，年仅29岁。然而，万维章并未因此悲观失望，而是发奋图强，继续从事教育工作。他先在临川县城的四眼井饶家，招收了几名学生试教，凭着他深厚的学业功底，教学效果很好。于是，他向江西省教育厅申
办一所补习学校，于1928年冬获得批准，定名为江西省私立临川尔瞻高中级普通补习学校（简称“尔瞻补习学校”），并确认其颁发的证书具有与普通中学同等的学历；高级班毕业的学生，可凭证书报考大学。校址设在临川县府前巷崇仁学舍（今临川市横秋阁，但该学舍早已拆除）。尔瞻补习学校的办学宗旨是教书育人，精益求精。开设的课程有：国语、英语（甚至德语）、数学、物理、化学、历史、地理等。教学方法是：因材施教，个别讲授。他从实际出发，把学生分成许多班级，每个班有不同的重点讲授课程。
万维章为培养更多的人才，收取的学费很低，一般每人每学期收学谷2—4担（200至400斤），家境贫困者少收以至免收。
万维章是尔瞻补习学校唯一的主办人和授课人。他每天除三餐饭和中午稍事休息外，从早餐前开始授课，至夜晚10时左右。
万维章不仅严于教书，更重视育人。他经常通过国语等学科教学，教育学生爱国家、爱民众、爱劳动，勤俭朴素，关心他人，还严禁学生参与赌博及其他不轨行为。由于尔瞻补习学校办学具有特色，很快受到社会各界高度赞扬，来自抚州府六县甚至更远的求学者，年年递增，每学期多达20余人，男的住校，女的走读。因为个人精力有限，校舍不足，往往求学者过多，只好劝其下学期再来。
1939年，日军侵占南昌后，临川城内学校纷纷搬迁，尔瞻补习学校也于1939年8月迁到临川县龙骨渡饶家祠；翌年9月，改迁临川县龙骨渡花家。1942年，日军进逼临川，尔瞻补习学校迁到万维章的故乡临川温泉乡牛头岗村。1945年8月，抗战胜利。同年秋，到尔瞻补习学校求学者20余人。1949年初，尔瞻补习学校迁到临川县城荣上街1号。是年5月，临川解放。9月，尔瞻补习学校迂回临川县温泉乡牛头岗村。不久，学校停办。
万维章双目失明后，以坚韧不拔的精神，呕心沥血，坚持办学，独自执教20余年，桃李满天下。台湾著名企业家、“拆船大王”王兹华，著名化学家邓从豪，高级工程师黄履等，都是他的门生。
新中国成立后，党和政府给予万维章很高的荣誉，聘他为江西省文史研究馆馆员。
程乃颐
程乃颐（1900-1970年），现代心理学家、教育家。江西南城县人。1924年，北京高等师范学院毕业，同年到美国留学。1926年，毕业于美国哥伦比亚师范学院心理系，获硕士学位。1929年，毕业于美国芝加哥大学心理系，获哲学博士学位。同年8月回国，先后任北京师范大学教育系、国立青岛大学教育系、国立武汉大学教育系、四川江津白沙女子师范学院教育系教授、武汉大学哲学系教授。1952年后，一直任北京大学哲学系心理专业教授。
程乃颐的教学与科研工作涉及儿童心理学、实验心理学和教育心理学等多门学科。在这几个方面，他早年发表论文较多，如《倒摄抑制与相似程度的关系》、《教育心理领域》《皮亚杰研究儿童心理的方法介绍》等。
程乃颐在教育理论方面的研究也有相当造诣。抗日战争期间，在重庆任教时，曾发表过《论儿童教育》、《论普通教育与职业教育》、《教育·国家·社会》等多篇论文。他指出，国家有支持和发展教育事业的义务，但不得干预或限制教育的内容；学校与社会环境的密切关系是无可否认的，但要抵制来自社会的不良影响，学校教育必须加强内部特有的气氛和动力；学校教育固然是传递文化的机构，但不应只以继承固有文化为目的，更应着重推动文化的继续发展，因
此必须避免使受教育者头脑定型化，应使之能够不断更新，独立思考。在论及中等教育的任务时，他主张普通教育与职业教育沟通，升学准备与培养地方建设人才并重。在论及儿童教育时，他指出青少年心理智能的发展和培养，其可能性固然在于遗传和客观环境，但要把这些可能性转化为现实性，则主要取决于教育实践。程乃颐的这些论点具有明显的时代特征，对当时的教育产生颇大影响。
新中国成立以后，程乃颐在北京大学主要从事普通心理学的教学工作。在教学中，他注意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阐述心理学的基本理论问题，并注意吸取苏联心理学的研究成果。他的教学工作条析周详，井然不紊；指导作业，善诱不倦，其教泽之广，为校内外共悉。
吴士栋
吴士栋（1903-1986年），逻辑学家和教育家，江西南城县人。1915年，入清华大学留美预备学校就读。1923年秋，入东南大学预科学习。1924年，赴美国芝加哥大学学习；1926年，获哲学学士学位。后进入哈佛大学研究院，师事罗素、杜威等，成绩优异，曾荣获羊皮毕业证书；1927年取得哲学硕士学位。同年，入哥伦比亚研究院深造。1929年，转赴欧洲考察，在英国伦敦大英博物馆、法国巴黎国家图书馆进行研究工作。同年秋回国，应聘任河南大学教授、哲学系主任。1930年至1931年，在上海复旦大学、中国公学、大同大学任教授。1931年至1933年，任浙江大学教授、哲学系主任。1934年至1945年，任厦门大学教授、历史系主任。1945年至1949年，任江西中正大学教授、训导处训导长。1949年5月至1953年，任南昌大学教授，兼图书管理委员会主任。1953年后，任江西师范学院历史系教授，直至终年。
吴士栋教学认真，指导精微，不吝时，不厌倦，对学生既十分爱护，又要求严格。在中正大学任教时，一位学生在逻辑学考试时作弊，他不顾有人说情，坚持照章将该生开除。新中国成立后，他虽曾受到极不公正的对待，但晚年仍焕发青春，致力于中国哲学史、数理逻辑等方面的研究，为高年级学生讲授逻辑学课程。并为教师们开设专业英语，深得师生爱戴。吴士栋从教50多年，培育造就了大批优秀人才。
吴士栋才思敏捷，治学严谨，尤以逻辑学的造诣最深，至今在我国逻辑学界仍有“北金（岳霖）南吴（士栋）”的盛传。1934年，他发表的两部专著《伦理学》和《论理学》，是当时教育部指定教材，影响深广。1983年5月，写就《逻辑新论》一书，总结了他一生对逻辑学研究的成果。发表的论文有十余篇，其中《对公孙龙诡辩的逻辑分析》一文，是在病榻上写成的，文章论述严密，笔转锋移，丝丝入扣，极见功力。
萧涤非
萧涤非（1906-1991年），江西临川人，著名文史学家和杜（甫）诗研究专家。1930年，毕业于清华大学中文系。同年入该校研究院学习，1933年毕业。尔后，历任山东大学、四川大学、西南联大、中正大学讲师、副教授、教授。1947年，回山东大学任教，先后担任该校古典文学教研室主任、中文系主任、副教务长。新中国成立后，先后被选为第三届全国人大代表，第五、六届全国政协委员，第四届山东省文联副主席、山东古典文学研究会会长，第一届中国唐代文学学会会长；先后被聘为国务院学位委员会第一届学科评论组成员、《中国大百科全书》（中
国文学卷）编委、国务院古籍出版规划小组顾问、江西师范大学学术顾问、中国诗词学会顾问、山东诗词学会及山东社会科学学会联合会顾问、山东大学文史哲研究所名誉所长、博士研究生导师、《文史哲》编委、《杜甫全集校注》主编；还应聘为抚州王安石研究会顾问及新编《临川县志》顾问，亲自参加志稿评审并题辞。
萧涤非长期从事古典文学研究，成绩卓著。所著《杜甫诗选注》、《杜甫研究》、《汉魏六朝乐府文学史》、《乐府诗词论薮》曾获山东省优秀著作一等奖。与游国恩、王起、季镇淮、费振刚等教授合编的《中国文学史》，更是驰誉教坛的文史巨著，获1987年国家教委颁发的“高等学校优秀教材特等奖”。由于他在文学史方面的巨大成就，他的名字被英国传记学会收入《世界名人录》。
余瑞璜
余瑞璜（1906-1998年），江西宜黄县人，著名物理学家，一级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科学院数理化学部委员。曾任吉林大学物理系主任、学术委员会副主任、中国科学院长春分院学术委员会委员、中国物理学会吉林省分会名誉理事长。1983年，当选为吉林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主任。
余瑞璜1927年于南京中央大学物理系毕业后，在清华大学任教。1935年留学英国，在X射线结构分析创始人、诺贝尔奖金获得者、曼彻斯特大学教授布拉格的指导下工作。1937年底，余瑞璜获博士学位后，在英国北威尔大学、伯明翰大学工作。1939年回国，在昆明西南联大内清华大学金属研究所任教授，继续从事X射线结构分析的研究，并开始探索X射线新综合法的理论。1946年至1952年，在清华大学物理系任教授，还在北京大学地质系、北京师范大学物理系任兼职教授。1948年，赴美国讲学，在加里福尼亚州理工学院报告了“X射线新综合法”的研究成果。1949年回国，先后任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教授、吉林大学教授。曾参加制造我国第一个永久真空X-光管的工作。在此期间，还多次应邀出席在加拿大、美国、联邦德国、波兰、澳大利亚等国召开的国际学术会议。主要研究成果有X-光晶体结构分析的新综合法。他一直致力于研究和创立“固体与分子的经验电子理论”，先后在国内外发表论文60余篇，受到国内外物理学界的高度重视。现在，国内已有一批中青年学者应用他的理论在15个方面进行应用研究，取得了一批重大成果。
陈本端
陈本端（1906-？），江西黎川县人，著名的道路工程专家、教育家，上海同济大学教授。1929年10月，毕业于唐山交通大学土木系。此后至1936年7月期间，历任江苏省公路局帮工程师（即助理工程师）、南京公路处副工程师、西兰公路工程师、广州中山大学土木系教授。1936年8月，赴美国留学；1938年，获美国密执安大学研究院土木工程学硕士。回国后，历任重庆国民政府交通部公路总处工程师，西南联大公路研究室副主任、研究员，成渝公路工程处副总工程师，重庆国民政府交通部公路总处计划室主任，贵阳西南公路局工程师兼测量队长，重庆工务局技术室主任，重庆交通大学教授，上海交通大学教授、系主任、总务长。1948年，曾作为知识界知名人士，被提名当选为国民大会江西省代表。
新中国诞生后，陈本端继续在上海交通大学任原职；1952年后，调上海同济大学路桥系任
主任、教授，并曾任上海市渝林区、杨浦区人民代表。
陈本端是我国道路工程界的老前辈，毕生从事道路工程专业的生产技术与教学科研工作，为我国道路工程事业作出了巨大贡献。他创建了我国高等学校第一个道路工程专业，为道路交通专业培养了大批优秀人才，并且培养了国内第一批研究生，这些研究生已成为国内教学科研的主力，同时开拓了道路设计、道路建筑材料两个学科的发展方向。他学术造诣很深，所任教和从事研究的科目很多，包括高等公路工程、道材实验、公路设计、行车规划、公路管理、道路工程学、高等道路工程学等，专长于公路工程和市政工程。他早期所著《公路工程学》、《高等测量学》等，1943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发行，以后还撰写了《道路材料与实验》等专著。解放后，他又主编《辞海》道路部分词目，参与《英汉道路工程词典》、《道路与交通工程词典》的编写工作。1982年退休以后，仍关心同济大学的发展，积极提供建设性意见与咨询帮助。
丁渝
丁渝（1920-1974年），物理学家、教育家，我国波谱学奠基者，江西临川人。从小酷爱读书，禀赋聪明，好学上进。1942年秋，以优异成绩毕业于上海交通大学电机工程系，后任教于西南联合大学和北京大学物理系。1947年，留学美国，在俄亥俄州立大学当研究生兼助教，初攻原子物理，后改攻波谱学。1951年，获俄亥俄州立大学物理学博士学位，并留校作研究员。1954年秋，到加拿大国家研究院担任纯粹物理研究员。在加拿大国家研究院工作期间，丁渝攻克了化学周期表中镧元素的超精细结构和核四极矩，其数据载入国际上通用的《原子核自旋和磁矩表》中，镧元素的超精细结构和核四极矩，是当时美国一些科学家都认为难于测量的数据，但丁渝取得突破性进展，使他蜚声海外，跻身于国际上有影响的科学家行列。现在，加拿大国家研究院原丁渝使用过的原子束仪上挂着一块牌子，记载着丁渝测出镧元素的超精细结构和核四极矩的事迹。
1956年7月，丁渝舍弃国外的优越条件，毅然冲破美国重重拦阻，绕道英国，回到祖国怀抱。回国后，丁渝担任中国科学院原子能研究所（后改为高能物理研究所）研究员，为国家制订了第一个波谱学十年发展规划，在缺乏图纸、设备、人才的困难条件下，经过几年的奋战，制成我国第一台波谱研究的原子束仪，填补了国家科技上的一项空白，为国防科研工作作出了贡献。1964年，世界科学大会在北京召开，丁渝作为出席大会的代表，在会上介绍了自力更生制造原子束仪的经验，受到会议好评。
在原子能研究所工作期间，丁渝还进行了其他方面的科研工作。1958年，他带领本组的其他科学家开展了弱磁场的测量实验，在我国第一个找到了质子自由运动的信号，为后来我国卫星上天和加强海军防御系统的建设发挥了一定的作用。1960年，听到美国科学家发现激光现象的消息，丁渝就抓紧时间进行激光实验，1961年，在一个高温的白金钳锅里培养出了“红宝石激光晶体”。同时，还开展了“光磁双共振”的研究，在我国最早观测到“光抽运”信号，这一实验成果，被应用于石油勘探和开采，取得了良好效果。
丁渝还兼任北京大学物理系教授，他不但学识渊博，而且善于把科学上一些新发现渗透于教学之中。他开设了波谱学和无线电两门课程，并经常到中国科技大学讲课。由于课程讲授成功，激发了一批青年人研究波谱学的热情和兴趣，培养了一批波谱学人才。
1962年，国家着手筹建西南技术物理研究所，由丁渝负责培养人才，丁渝把几批从北大、清华等名牌大学挑选来西南技术物理研究所工作的毕业生带到身边，进行基本实验技术训练，
为他们讲授《核磁共振》、《荧光晶体》等多种课程，提高了他们的业务水平，这批人后都成了高级工程师、研究员、教授，为国防科研工作作出了重要贡献。
丁渝是一个对国家有突出贡献的科学家，但在“文化大革命”中却被诬为“里通外国”的“特务”，受到莫名其妙的审查，并下放到湖北“五七”干校劳动。在逆境中，他仍然没有忘记祖国的科学事业，没有忘记一位科学家的职责，他在干校劳动期间，写下了洋洋万言的《关于三项基础研究的意见》，送交科学院领导，并建议加强对几个尖端项目的基础研究，赶超世界先进水平。
1972年，丁渝从干校调回中国科学院，着手建立低温车间，进行低温超导研究（即应用低温超导腔加速基本粒子的研究）。他带领同事们克服重重困难，经过反复的测试，完成了上级交给的任务。1973年，他曾随高能物理考察团赴美国考察，亲眼看到中国在科技上与发达国家的差距，增强了奋发图强、迎头赶上的紧迫感。回国后，他工作更加勤奋，经常通宵达旦，有时除夕晚上也一个人呆在实验室里工作。由于积劳成疾，1974年10月住院，在医院里他忍着病痛的折磨，赶写了中国波谱学第三个十年发展规划和《相平面分析》的学术报告，系统地总结了低温超导加速器的相对稳定性问题的研究成果，为国家留下了最后一笔科学财富。
1974年12月16日，丁渝因病与世长辞，年仅54岁。他生前写了不少学术论文，其中有6篇发表于美国有世界影响的《物理评论》杂志上，受到国际物理学界的重视。
邓从豪
邓从豪（1920-1998年），物理学家、中科院院士。江西临川人。1933年2月入临川临汝小学学习，1935年1月入临川尔瞻补习学校学习，1935年9月入南昌第一中学学习。1941年10月入厦门大学化学系读书，1945年7月毕业并获理学士学位，同年9月，到福建集美中学任教。1946年9月，到南昌第一中学当教师，同年11月，调南昌中正大学化学系任助教。1948年9月，调青岛山东大学化学系任助教，1950年9月升为讲师。1953年10月至1954年6月，入吉林大学化学系进修。1956年9月，升为山东大学化学系副教授。1958年10月随校迁济南，为山东大学化学系副主任、副教授。1963年10月，入吉林大学物质结构讨论班学习。1966年1月，回山东大学，1970年9月，调光学系任副主任，不久提为主任，1978年9月晋升为教授，1979年9月回化学系，任系主任。1980年1月，任山东大学副校长。1982年，被评为山东省劳动模范。1984年6月，任山东大学校长。1987年2月，当选为山东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科教文卫委员会委员、山东大学校务委员会副主任。1993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
邓从豪系中国化学学会理事，中国光学学会理事，山东省激光学会理事长，山东省化学化工学会理事，《高等学校化学学报》编委，《分子科学》副主编，《化学物理》编委，《山东激光》主任编委。
邓从豪著述甚丰，主要代表论著有《双原子分子的一个势能函数》、《配位势场的理论研究I正八面体场中dn组态的理论分析》、《化学反应速率的量子理论》、《配位场理论方法》等。1982年7月，获国家自然科学奖一等奖；1985年和1987年，两次获国家科学技术进步二等奖；1990年，获国家科学技术进步二等奖。
刘振群
刘振群（1922—1998年），江西临川人。1945年毕业于国立中正大学化工系，成绩优异，留校任教。1952年调华南工学院（后改为华南理工大学），历任讲师、副教授、教授。1982年至1987年，任华南工学院副院长、院长。1988年，任华南理工大学校长。1986年，经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批准为博士研究生导师。由于他在教学和科研上成绩卓著，受到学术界的重视，先后被选为广州市化学化工学会名誉理事长，广东省科协副主席，全国人大第六、七届代表。1981年，曾两次到美国、西德考察教育。
刘振群是当代国内外著名的科学家之一。他在无机材料、应用化学与化工以及陶瓷考古等方面都有很深的造诣，对硅酸盐专业，特别是对陶瓷热工理论和窑炉尤为专长。50年代，他就对“改造、利用传统龙炉为现代陶瓷工业服务”问题作了研究，取得引人注目的成果，为国家节约了巨额资金，获得轻工业部的高度评价，被载入中国科学院出版的《十年来的中国科学》一书。1958年至1964年，他又结合龙窑的研究，提出了圆柱料垛间的“传热公式”，把它运用于改造现代隧道窑，总结出完整的焙烧陶瓷“稀砖、快烧、煤气化、轻型、短窑”的热工理论和“隧道窑热耗计算公式”，获1985年国家教委颁发的优秀科技成果奖。在教学之余，他还勤于写作，著书立说，先后发表了100多万字的学术论文，出版了《陶瓷工业窑炉》、《硅酸盐工业设备》等4部专著。1988年，他的名字被收入《国际（亚、澳、太平洋地区）名人录》，并被吸收为“国际名人传记协会”会员。1989年，被评为全国教育系统劳动模范。
程迺晋
程迺晋（1923—1999年），江西南城县人。他的童年是在江西度过的，曾就读于江西省立南昌二中。抗日战争爆发后，离开南昌赴上海，1938年就读于江苏省立扬州中学。1942年，从扬州中学转入江苏省第五临时中学，修完高中最后一个学期。
高中毕业后，程迺晋历尽艰辛奔赴大后方，于1943年9月考入广西大学。1944年赴重庆，考入交通大学（当时分设重庆、上海两地）。1945年抗战胜利后，随交通大学回到上海。1947年7月，毕业于交通大学机械系，并留校任教。1956年，国家决定交通大学内迁西安，程迺晋坚决拥护，并举家随校西迁。
1977年8月，程迺晋参加了邓小平同志亲自主持召开的科学、教育工作座谈会，直接聆听了邓小平的重要讲话，深受教育和鼓舞。此后，他精神振奋，更积极地投身于教育改革。
程迺晋是我国著名的工程热物理、动力机械及流体机械专家，是我国高等教育压缩机制冷专业创始人之一。他长期从事流体机械专业的教学和科研工作，并指导研究生，培养了许多优秀人才。他主持完成的科研项目“大型透平压缩机关键技术的研究”，获1978年国家科学大会奖。程迺晋于1981年被提升为教授，1982年被国务院聘任为西安交通大学副校长。
程迺晋长期兼任繁重的行政工作和社会工作：曾任西安交大工程力学系主任、动力系主任、校党委委员、校工会主席及交大侨联主任等职。他还兼任国家科委机械学科组委员、全国流体机械教材编委会主任、全国高校压缩机及制冷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主任等职。
程迺晋在交通大学任教50多年，1990年退休后，仍时刻关心学校发展，不断提出建议。生病住院期间，还经常询问学校工作情况，为党和国家的教育事业，为西安交大的发展，贡献了毕生的精力。
第二章 人物简介
罗点
罗点（1151—1195年），江西崇仁县人。宋孝宗淳熙年间（1174—1189年）中进士，授定江节度推官。后入京为校书郎，编修国史。1186年，以秘书郎兼皇太子宫小学教授，改兼皇孙平阳郡王府教授。1188年，以户部员外郎兼太子侍讲，又兼皇孙英国公教授。历任皇子、皇孙师，讲诲认真，孜孜不倦。罗点选择古人事迹之可吸取为经验教训者，编成《鉴古录》，每日讲解一事，教育受业的皇室子孙，以史事作为劝戒。罗点十分重视德性修养：论人“当先论其心；心苟不正，才虽过人，果何取哉”。后为皇子嘉王翊善、端明殿学士、签书院枢密院事。宁宗庆元元年（1195）卒，终年45岁。
傅梦泉
傅梦泉，江西南城县人，生卒年不详。早年从学陆象山，勤奋苦学，博学明辨，人称陆门高第。又游学朱熹、张南轩，才思愈进。后归里讲学于南城曾潭之浒，学者称“曾潭先生”，远道负笈从学者，不绝于途。宋孝宗淳熙年间（1174-1189年）中进士，授衡阳教授，主讲于“石鼓书院”，阐扬陆九渊“心即理”之学，认为：“人生天地间，自有卓卓不可磨灭者在，果能于此涵养，于此扩充，良心善端，交易横发，塞乎宇宙，贯乎古今。”他讲学机敏明辩，旁征博引，颇有吸引力，能使“士人归”，被陆九渊誉为“擒龙打凤手也”。后历任宁都县宰、清江判官，治政则“俗大变”。后卒于任。著有《石鼓文》。
危稹
危稹（1158-1234年），字逢吉，号巽斋。江西临川人。学者称为“骊塘先生”。早年学于陆九渊、陆九龄门下。宋孝宗淳熙年间（1174-1189年），取进士。任南康军教授，累迁诸王宫教授。疏请立宗子学，行课试法如太学、武学。后升著作郎，常向宁宗论及宋、金间和、战、守三者的利害关系，力主于守。不见重于执政，出知潮州、漳州。任内创办学校、大兴教化，还倡导移风易俗，筑义冢，改变漳地旧葬陋习。后居家治学。终年74岁。著作有《巽斋集》。
刘埙
刘埙（1240-1319年），字起潜，号水云村。江西南丰县人。精研理学，调合朱学和陆学之歧异，认为：“朱陆之学，本领实同，门户小异”。宋末元初，隐居不仕，设馆授徒，传以研究所得。晚年被荐为建昌路学正，启迪有方，学务振兴。年76岁时迁延平路学教授，但仍乐教不倦，为学生继续授业。他抨击“仅求章句，为文徒尚词采”的学风，主张踏实读书，达于世用。至于为学之方，既赞同陆学“先立其大”的观点，又推崇朱学“下学上达”之途径；要求不拘门户、熟读精思。元仁宗延祐六年（1319年）卒，终年80岁。著有《隐居通义》、《水云村稿》等。
何中
何中（1265-1332年），江西乐安县人。少聪颖好学，对古籍经典更多钻研，家藏书万卷，皆亲自校勘。何中仕途淡薄，居家设馆教授生徒，每日同学生讲论《易》、《诗》、《书》、《春秋》。其学弘深赅博，程巨夫、元明善、姚燧、王构、吴澄、揭奚斯等皆推服之。对《易》、《书》、《春秋》之学尤精，门人众多。元文宗至顺二年（1331），江西行省平章全岳柱，聘请他讲授于龙兴郡学及“东湖”、“宗濂”二书院。次年病卒，终年68岁。著有《知非堂稿》10卷、《通鉴纲目测海》3卷、《通书问》1卷、《易象类》2卷、《书传补遗》10卷、《叶补疑》1卷、《六书纲领》1卷、《补校六书故》32卷、《支颐集》2卷、《蓟邱述游录》1卷。
聂大年
聂大年（1402-1456年），江西临川人。其父聂同文，明太祖洪武中（1377-1387年），官翰林侍书、中书舍人。聂大年幼年失怙，由母亲抚养。及长，刻苦自励，博通经史，尤善诗文。宣宗宣德末年（1433-1435年），荐授仁和县学训导。执一方教化，训徒化民，有建树。后分教常州府学，复任仁和县学教谕。代宗景泰六年（1455年），荐入翰林修史。次年病逝，终年55岁。著有《乐轩集》。
饶秉鉴
饶秉鉴（1413-1486年），江西广昌县人，才气横溢，性刚而恕。明英宗正统九年（1444年），中举人。明宪宗成化元年（1465年），被朝廷委以广西廉州太守。饶秉鉴在廉州任职五年，为官清廉，关心群众疾苦，政绩卓著。但因个性刚直，终受宦官诬陷而去职。
饶秉鉴罢官回乡后，为实现自己“虽不仕官，以言济世而不朽”的抱负，他创设雯峰书院，从事教书育人，并延请当时著名教育家罗仑来院讲学。四方之士不远千里，慕名求学者不下百余人，成为明代中叶江西省影响较大的书院之一。
为了“以诗书安天下”，饶秉鉴于授业之余，进行学术研究，对《春秋》究本索源，研精探微，博采众家之长，直抒胸中己见，穷尽十载，写成《春秋提要》、《春秋会传》两书，被收入《四库全书》，为后人留下了可贵的文化遗产。
伍余福
伍余福，江西临川人，生卒年不详。明武宗正德年间（1506-1521年），取进士，授咸宁县学教谕，以经学课授诸生。后历官陕西按察副使、提督学政，大兴政教，广施教化，有声于时。善诗文，工书法。晚年笃信佛教。编有《咸宁县志》、《陕西通志》、《陕西志》30卷，著有《莽野纂闻》、《三吴水利论》，著作有《南山居士集》、《云峰清赏集》等。
陈九川
陈九川（1494-1562年），字惟浚，号明水。江西临川人，明武宗正德九年（1514年），取进
士，授太常博士。因谏武宗南巡，被革职。1521年，世宗即位，进礼部员外郎、郎中，又因事贬镇海卫。谢职回乡之后，周游名山，讲学于台岩、罗浮、九华、庐山等地，宣导王学。晚年失听，但仍以书札论学不休。嘉靖四十一年（1562年）卒，终年69岁。著作有《明水先生集》。
徐良傅
徐良傅（1505-1565年），字子弼，江西东乡县人。明朝大戏剧家汤显祖的启蒙老师。嘉靖十七年（1538年）中进士，授江苏省武进县令。不久，任吏部给事中，因官吏倾轧而下狱，后被贬为民。
徐良傅回到家乡后的二十多年中，一面博览群书，从事著述，一面在临川拟砚台收录生徒，讲学授业，弟子百余人。当时，13岁的汤显祖求教于徐良傅门下，学习古文诗词，成为徐的高徒。
徐良傅以毕生研究《尚书》而出名。晚年，过着恬淡的读书生活，“常晨起自扫其阁中，讽诵不绝，无宴饮丝竹嬉游之好”。著有《爱吾庐集》8卷，存目于《四库全书》。徐良傅逝世后，汤显祖为悼念恩师，作有《徐子弼先生传》。
李来泰
李来泰（1624-1684年），江西临川人。从小聪明过人，3岁读书，6岁作对联，12岁考取秀才，清世祖顺治九年（1652年），取进士，授工部主事。任内励精图治，清除积弊。1655年，提督江南上江学政，随即采取明职掌，端士习，抑奔竞，清仕途，正风俗，严考试，修社学等十二项措施，加强学校教育的管理，使江宁学风为之大变。李来泰认为，学臣的任务是上导乡会之源，下端校塾之习，兼有司徒敷教之意。主张教学要“内心正，外体直”。又对有突出成绩的学生进行奖励，不避身份贵贱，致使士习大变。1660年，授江苏苏松粮储道，在任期间，废除耗费，申饬官兑之法，减轻百姓负担。不久以漕折被夺官。圣祖康熙五年（1666年），复授分守苏松常道，因缺裁减，归乡。1679年，应博学鸿儒试，授翰林院侍讲，参与修撰《明史》，迁侍读。1681年，又充湖广乡试正考官。善为文，亦工诗。1684年卒。著有《莲龛集》。
罗棨
罗棨（1628-1695年），江西广昌县人。出生于世代书香之家，生性聪颖，才思敏捷。幼时在父亲的严格督促下，苦读家中藏书，日夜沉浸于浩瀚典籍之中。他既学古文辞，又攻读诗词歌赋，旁及书画、篆刻、医卜、军事、杂艺，尤以诗文造诣最深，因而蜚声文坛。然而在科举场中，却连连落第，直至清康熙二十四年（1685年），始以拔贡中举，但未步入官宦生涯，而是“千里还家知有日，十年作赋竟无闻”。康熙二十七年（1688年），罗棨应江西巡抚宋〓的聘请，出任庐山白鹿洞山长。他深感书院历史悠久，名震海内，而巡抚委以山长之职，责任异常重大，自应兢兢业业，不负朝廷之望。在教学方法上，他强调自习为主，先博后精；在教学内容上，他突出《易》经，重视《春秋》，并提出学用必须结合，而重要的是在力行。为实现他的教育主张，他编著《鹿洞讲义》12卷，亲自进行讲授。在庐山掌教两载，为书院培育了一批英才。
罗棨一生著述数十种，130余卷，统名《耐耕堂集》。
李绂
李绂（1673-1750年），字巨来，号穆堂。江西临川人。生于贫寒之家，自幼聪慧，读书过目成诵。10岁能诗，12岁即与乡中众先生结诗社，被视为“神童”。家中无力购书，他便借阅抄摘，日久不辍，并负笈远游，步行千里，前往江苏苏州求学。清圣祖康熙四十八年（1709年），取进士，选庶吉士。散馆授编修，累迁侍讲学士。1715年，充武会试副考官。1717年，充日讲起居注官，后赴云南，任乡试正考官。次年，充武会试正考官。1719年，任浙江乡试正考官，旋升内阁学士、右副都御史兼学士。世宗雍正元年（1723年），任吏部右侍郎，充经筵讲官，迁兵部右侍郎。1724年，出任广西巡抚。高宗乾隆初年（1736年），任户部侍郎，充江南乡试正考官。1743年，因病卸职。1750年卒，终年68岁。著有《穆堂类稿》、《续稿》、《别稿》、《陆子学谱》、《朱子晚年全论》、《阳明学录》等。
王谟
王谟（1731-1817年），江西金溪县人。清高宗乾隆四十年（1776年），取进士，授知县，自请改任教职，任建昌府学教授。任内以实学课士，教训诸生务求真才实学，前来求学者甚众。王谟才识雄伟，精力过人，好博览考证，一生致力于经学、史学、地理学的研究，将汉魏群儒著述之已经散佚者，分经、史、子、集四类，予以辑录，对诸经亦有诠释。为文重阐发己见，力避袭前人之说。卒年76岁。著有《汝麋玉屑》、《韩诗拾遗》、《逸诗诠》、《孟子古事案》、《补孟子释文》、《三易通占》、《尚书杂说》、《左传异辞》、《论语管窥》、《尔雅后释》、《江右考古录》、《问汉唐地理书》、《汝麋诗钞》等10余种。
李联琇
李联琇（1820-1878年），江西临川人。清宣宗道光年间中进士，选庶吉士；散馆授翰林院编修，累官至江苏学政。学政任内，时值太平军占领江南，对毁于战火的书院和学校多有兴复。晚年辞官事教，先后主讲于南京钟山书院、惜阴书院，与胡培翚、俞正燮、任阶平、冯桂芬等共事，分别以经史、词章课士，重视实学，轻贱八股制义，求学者云集，名噪一时。李联焉善以诗记事言志，撰《试童子日即事戏吟》，对童试时的老少同考、搜身怀挟、枪替冒名、继烛续考、催卷撤帘、塞责阅卷等现象进行辛辣嘲讽，用形象活泼的形式严肃地揭露了科举制的弊端，隐约透露了变革科举的要求。光绪四年（1878年）病逝，终年59岁。著有《好云楼》、《师山诗存》、《采风札记》等。
吴嘉善
吴嘉善（1820-1885年），江西南丰县人，早通经史，兼治算学。清宣宗道光二十九年（1849年），中举。文宗咸丰二年（1852年），中进士，旋选翰林院庶吉士。散馆后授编修。结识徐有壬，切磋算学，心得颇多。穆宗同治二年（1863年），南游湖南长沙，结识著名数学家丁取忠。次年，南下广州，与邹伯奇、夏鸾翔共研算学，志同道合，相得益彰。时逢广州同文馆开办，
被两广总督毛鸿宾疏荐为该校汉文总教习。是年7月，到馆任教，不仅文理优长、品行端洁，而且精通算学，且为中国近代新式学堂中唯一由翰林出身的教官。夏鸾翔病逝后，整理刊刻其遗稿，成《万象一原》、《致曲图解》、《少广缒凿》等数学专著，致力于数学研究及推广。光绪元年（1875年）底，随中国首任驻美国兼西班牙、秘鲁公使陈兰彬赴美。次年，受命继任“留美事务所”监督，与副监督容闳共同主管幼童留学美国的事务；后与容闳的指导思想不合，被容指责“纵容学生，任其放荡淫佚”，并向清廷报告说：“此等学生，若更令其久居美国，必致全失其爱国之心，他日纵能学成回国，非特无益于国家，亦且有害于社会”。建议清廷解散留学事务所，撤回全体留美学生。1881年3月，李鸿章决定遵议而行；是年底，随中国留美学生一同归国，致使中国近代首批官派留学教育半途而废。归国后，非议如潮，未被政府任用。1885年病逝，终年66岁。著有《算书》、《四元浅释》等书。
邓元
邓元（1872—1951年），江西南城县人。清末，与南昌熊育锡创办心远学堂，开近代南方教育之先声。邓元为“心远”之元老，与心远学堂、心远中学、心远大学关系密切，数十年为“心远”呕心沥血，孜孜不倦。海内外校友，无不崇敬。
邓元早年参加同盟会。1912年，被公选为众议院首届议员。1917年秋，追随孙中山至广州，参加护法政府。翌年仲夏，护法失败，邓元返抵南昌，回心远中学执教，直至解放初。1950年，邓元近80岁，面见江西省政府主席邵式平，请求退职，后由省政府批准发给退职金，返家乡养老。1951年病故。
刘凤起
刘凤起（1877-1933年），江西南城县人，清光绪三十年（1904年），首任南城县教育会长。自幼聪慧好学，7岁登矮几为人书春联，笔力遒劲；12岁赋《登镇海楼》诗，被誉为“神童”。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中进士，入进士馆，后授翰林院编修，旋往日本考察法政。归国后，见朝廷腐败，政治黑暗，自请隐退。江西巡抚冯汝骙一再奏请，留其在省办学，充任咨议局议绅、宪政筹备处咨议、教育总会会长、师范学堂监督。当时校风甚坏，风起厉行整治，使学风为之一新。宣统三年（1911年）秋，武昌起义爆发。不久，南昌响应武昌革命，新组都督府，分置军政、民政两部。新任都督兼军政的吴介璋力推凤起出主民政。凤起就职后，大力整顿吏治，淘汰昏庸无能之辈，驱除贪污腐化之徒，不以资历为限，选拔老成练达者代之。1918年，风起回归故乡，与子侄友人憩游于泉林山水之间。1922年，携家赴沪，以卖书画自给，不涉足政界，后病逝于上海。
吴宗慈
吴宗慈（1879-1951年），江西南丰县人。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考入张謇创办的通州师范，学习成绩优异，获特等生待遇。毕业后，执教于广东饶平师范学堂。后追随孙中山参加辛亥革命。中华民国成立后，任众议院议员。1919年，任国会宪法起草委员会理事兼书记长，主持起草国会宪法。国民政府成立后，任广州中山大学师范学院历史系主任。抗日战争爆发
后，任昆明西南联大教授。1941年，受聘为江西通志馆馆长兼总纂，主编《江西通志》。1946年，受聘于牯岭讲学。新中国成立后，任江西省政府参事室参事。1951年逝世，终年73年。著有《中华民国宪法史》等。
欧阳祖经
欧阳祖经（1882-1972年），祖籍江西南城县，世居南昌。1908年，东渡日本留学时，加入孙中山领导的中国同盟会，投身革命。辛亥革命时，他返回江西，与内弟程柏如等相见于园觉寺，授以算术几何原理，与他们谈论天下大事，并组织南昌《大声日报》馆宣传革命。随后，又东渡日本完成学业。回国后，历任江西省教育厅科长、秘书，北京师范大学教务主任等职。
1927年，欧阳祖经受任江西省图书馆馆长，肆力搜集江西地方志及江西人物著作，使馆内藏书日丰。陈剑修任江西省教育厅长时，竟令图书馆缩小范围，欧阳祖经愤而辞职。1938年，欧阳祖经再任江西省图书馆馆长，一面致力于本馆的建设，一面从事著述。翌年，日军侵入江西，他携家人去桂林，将家中藏书数万册捐献给浙江大学。
1940年8月，江西成立“国立中正大学”，欧阳祖经应校长胡先骕之聘任该校文法学院副教授，9月，文法院创立文史系，他专门讲授《东亚史》。1951年，调兰州大学历史系任教。1959年，退休迁居北京。1972年病逝于北京，终年91岁。著有《欧美女子教育史》、《省名考》等书。
潘震亚
潘震亚（1889-1978年），原复旦大学教授，现代法学家。江西南城县人。早年参加过孙中山领导的旧民主革命。1916年，毕业于南昌法政学校，以后从事法学研究和文化教育等工作。曾任复旦大学、光华大学教授、律师。新中国成立后，历任复旦大学校务委员会委员、法学院院长，中国政治法律学会理事，政务院人民监察委员会副主任、国务院监察部副部长，江西省副省长，一至五届全国人大代表、全国政协常务委员、江西省政协副主席等。
曾仲鲁
曾仲鲁（1891-1963年），江西金溪县人。1912年，东渡日本留学。1919年，毕业于日本东京高等师范学校。回国后，任北京师范大学体育系讲师、教授和系主任，并兼任北京女子师范大学教授。“七七”事变后，坚拒日伪的威胁利诱，不顾经营多年的家产，毅然携眷属南归。初任金溪县临时参议会副议长，但他不愿从政，而有志于金溪的教育事业。1938年6月，出任金溪县民众教育馆馆长，积极组织抗日救亡宣传活动。1939年秋，金溪县立初级中学在黄通创办，他首任校长。1941年秋，他在金溪浒湾黄坊村创办私立应钦中学，自任董事长兼校长。1950年10月，应聘赴湖北省教育学院任教，后调武汉体育学院任教授。1963年病逝。
汤茗孙
汤茗孙（1892-1972年），江西临川人。1896年，开始接受传统启蒙教育。1906年，考入省立第一师范学校。1909年，毕业返乡教乡塾。1911年，创办全省第一所私立平民小学——临川县李渡镇平民小学，初为1个班，学生20人。汤茗孙既是校长，又当教员。在教学中，他
坚持师生教学民主，废除封建体罚制度，深受学生及家长爱戴。后因家资不厚，平民小学被迫停办。汤茗孙先后受聘在省立第一师范、南昌小学、临川县文港小学、桂桥小学、周坊小学任教。
1939年，汤茗孙在家乡城前狮子庙内再创私立新民小学，初办五年制教育，学生来自附近四个县，200余人。因汤茗孙办学有功，县政府奖给新民小学学田66亩。1940年，因校窄人多，新民小学迁于戴家窑宗祠，同年秋，他腾出自家全部房屋作为校舍，恢复原校名“私立平民小学”，改为六年制教育。1942年，日军侵扰临川，平民小学被烧成一片废墟。汤茗孙再举全家之力，筹资3000余元，一边重建校舍，一边坚持上课。经过几年发展，教职工30余人，学生300余人，其中寄宿师生70多人。汤茗孙带领家人耕田种地，饲养家禽家畜，想方设法改善寄宿师生膳食。
1945年抗战胜利，汤茗孙受到江西省第七行政区公署嘉奖，被誉为“抗战教育家”，第七行政区公署督察专员张轮元亲至平民小学，为应届的170多名学生颁发毕业证书。
1946年，临川县参议会在各乡竞选第一届参议员，汤茗孙被焦石乡民一致选为县参议员。在任县参议员期间，他提了许多有益于平民教育的议案，为推动临川的教育事业作出了贡献。
1950年，平民小学并入李渡小学。
汤茗孙在学校主讲历史课，他知识渊博，讲课时声音洪亮，语言生动，条理清楚，深入浅出，学生听得津津有味。汤茗孙平易近人，待人诚恳，对学生总是谆谆教诲，从无责怪之言，更不摆教师架子，尤其对农家子女关怀备至，与学生建立了深厚的师生情谊。
汤茗孙办平民教育30余年，所教学生数以千计。他除在学校任教外，还经常走村串户普及村民教育，并将高年级学生组织起来，办识字班，当小先生，教村民识汉字，学计算。
武惕予
武惕予（1893—1989年），江西黎川县人。1913年东渡日本，入早稻田大学商科预备班和本科学习，1920年毕业，获商科学士。回国后，受聘于北京豫章商业学校、江西省商业学校、江西省豫章政法专科学校任教。1931年至1945年，历任湖北省襄阳专署教育科长、襄阳中学校长、福建省龙岩专署教育科长、黎川县临时参议会参议长、黎川县立初级中学校长等职。
抗日战争爆发后，武惕予出于爱国激情，曾赴武汉参加抗日救亡运动。抗战胜利后，回到南昌。1948年，负责筹建国民党革命委员会江西分会，被推为常委、武装部长。1949年3月，在中共南昌市委城工部协助下，武惕予在黎川、资溪、光泽等地组织“赣闽边区人民游击队”，为配合人民解放军解放赣闽边界部分地区，起了积极作用。
新中国成立后，武惕予历任江西省监察厅副厅长、交通厅副厅长、司法厅厅长、省人民政府参事室副主任、省政协副主席、民革江西省委主任委员、民革中央监察委员会常委、常务顾问等职。
黄范孝
黄范孝（1896-1969年），江西宜黄县人。少年时跟随当塾师的父亲读了几年私塾。后因家中贫寒辍学，到县城一杂货铺当学徒。不久，得到亲友资助，考入江西省农业专科学校预备班，入校后刻苦学习，成绩期期名列前茅，每期都获得免费生待遇。1921年，毕业于江西省农
专林学系，并被学校选派公费赴日本留学，在日本中央林业试验场从事研究工作。四年后回国，按照规定，返回江西省立农专任教。工作三年，升任该校林学系主任。后出任江西庐山林业试验场场长、河南信阳林业试验场场长。未几，又回到江西任农专校长。抗日战争期间，在广州中山大学任林学系教授和系主任。黄范孝在江西农专和中山大学执教20余年，编写了大量教材，积累了不少林学资料，为国家培养了大量林业人才。并多次资助进步学生，协助即将受到迫害的进步学生转移脱险。
抗日战争胜利后，黄范孝任台湾省林务局技术室主任。1948年上半年，全国大陆接近解放，他接到好友梁希（时任南京中央大学教授、九三学社主席，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一任林业部长）的信（要他火速回大陆），便立即收拾简单行装，借家父病危告假，匆促回到江西，出任江西农林试验总场场长。临解放时，黄范孝动员全场职工做好准备，造好清册，等待解放军接管。
南昌解放后，他仍任场长。1949年9月，黄范孝调中央人民政府林业部任森林经理司司长（后改为森林调查设计局，黄任局长）。1960年，调贵州省林业厅任高级工程师。黄范孝负责全国森林经理近十年，为我国林业发展作出了贡献。1969年，因病逝于贵阳。
鲁易
鲁易（1897—1932年），江西黎川县人。早年留学日本。1920年，赴法国勤工俭学。1921年9月，参加由李立三、蔡和森、陈毅等领导的留法勤工俭学学生进占里昂中法大学的斗争。由于法国当局与北洋军阀政府相互勾结，这批学生被拘捕，鲁易与蔡和森、陈毅等104名学生被武装押送回国。
鲁易回国后，赴海南岛琼山第六师范任教并兼任《琼崖旬报》编辑。1922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参与组建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琼崖地方组织，并以《琼崖旬报》为阵地积极从事党的秘密工作。1925年初，鲁易奉调黄埔军校政治部秘书。同年10月，升任黄埔军校政治部少将副主任。
1926年5月，从国民革命军第一军撤退出来的全体共产党员和政治工作人员，在广州大佛寺举办高级政治训练班。时任中共广东区委书记周恩来兼高级政训班主任，鲁易任中共广东区委秘书兼政训班秘书。
1926年下半年，鲁易受党组织派遣赴苏联莫斯科东方大学学习。1931年，鲁易任湘鄂西革命军事委员会政治部主任，兼中国工 农红军中央军事政治学校第二分校（即湘西红军学校）政治部主任。1932年初，鲁易任红三军政治部主任、红二军前委委员兼中央军事政治二分校政治部主任。
1932年6月，在反第四次“围攻”的湖南监利新沟嘴战斗中，鲁易不幸被捕。同年10月4日，被国民党反动派杀害，时年35岁。
许调履
许调履（1898-1978年），江西金溪县人。1915年至1918年，入南昌省立一中学习新学至毕业。1919年，在金溪浒湾区立小学教书。1920年8月，到日本东京补习学校学习日语。1922年5月，入东京第一高等学校预科学习。1923年4月，分配在日本仙台市第二高等学校学习，至1926年4月毕业。同年5月，分配到日本东京帝国大学农学部农学科学习，至1930
年4月毕业，获学士学位。毕业后留校研究，至7月返祖国。
归国后，许调履被聘为江西省立农业专科学校教授兼教务主任（1930年8月至1931年7月）。一年后，升任省立农专校长。1934年8月，他应邀出任江苏南通学院农学教授。1939年4月，他任江西农学院农技师。在日军入侵南昌时期，他随农学院辗转至吉安泰和，仍坚持科研工作。1942年11月至1944年7月，他应邀出任湖南省立农业专科学校教授。在抗战最艰苦的年月，他回到家乡私立应饮中学任教。1944年11月至1946年1月，在江西省立南丰高级农业学校任教务主任。1946年2月，应邀任湖南省立农专教授兼教务主任。同年9月，出任湖南省立农专校长。1947年2月，任湖南克强学院教授。1948年8月，任克强学院衡阳分院主任兼教授。
1937年，许调履的农学专著《食用作物各论讲义》出版，近30万字，为当时农业院校一部优秀教材。
由于许调履在农业教育及农业科技方面的突出成就与严谨求实的治学精神，被江西农业科技教育界誉为“农业泰斗”。
1950年9月，许调履出任江西省农科所作物生理研究室主任兼高级农技师。在1950年至1960年的十年里，他为江西省农业科研事业培养造就了一大批高级人材和青年接班人，在水稻良种培育和红壤开发改良方面有重大贡献。他经常与江西省农科界著名学者教授如杨惟义、谢治平、彭铎等交流学术研究成果。1961年，退休回到抚州，仍把他的知识无私地传授给抚州农技界青年，为抚州地区培养了优秀人才。
余精一
余精一（1898-1967年），江西宜黄县人。小时家贫，由兄资助上学，起先在本地读私塾，后入县立高等小学。民国初，一度任梅杏小学教员、校长。自修佛学、理学和德文。1919年，在亲友资助下考入北京大学，1925年毕业于该校法律系，获学士学位。1928年，留学德国，获福朗克府大学经济学博士学位。回国后，历任广州中山大学、广西大学、中央大学教授，系主任。新中国成立后，历任金陵大学、山东会计专科学校、上海财经学院教授。
余精一早年研究过马列主义的理论，追求进步，发表过《帝国主义资本输出论——列强在华投资之理论的探讨》等文章。任江西《民国日报》社长时，多次发表文章，呼吁抗日。
余精一长期从事教育工作。他教学认真，备课和编写教材一丝不苟，注意改进教学方法，关心学生的学习，受到学生好评，对教育事业作出积极的贡献。著有《经济学》等书，在全国发行。
傅再希
傅再希（1899-1984年），江西临川人，中医学家。新中国成立后，历任抚州市中医院副院长，江西中医学院教授、主任医师、基础教研室主任。先后被选为江西中医学会常务理事、全国中医学会理事，江西省第一、二、三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江西省第一至第五届政协委员。
傅再希精通医学。对医书，上自《内经》、《难经》、《伤寒》、《金匮》等经典著作，下至历代主要医学著述，皆博采众长，融汇贯通。并精于中医内、妇、儿诸科的临床治疗，主张“方必切病、药必对症”。所著《阴阳五行学说的研究》一书，对几千年传统医学中的“阴阳五行学说”进行了
全面系统的科学论证、整理，澄清了名家学说中众说纷纭的观点。诸如《我对五运六气的看法》、《本草品汇精要的评价问题》、《祖国医学中“精”的初步探讨》、《素问病机气宜保命集的作者问题》等，皆发前人之未发，受到中医学术界的重视。为表彰其对祖国医学所作的贡献，1959年，卫生部授予他“继承和发扬祖国医学遗产”金质奖。1960年，傅再希出席了全国和省两级文教卫生群英大会。
郭威白
郭威白（1899-1968年），江西黎川县人。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后赴美国留学，获哥伦比亚大学政治学士和纽约大学法学博士学位。民国时期，先后任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文书科长、青年部秘书、美国三藩市《少年中国报》总编辑、国立中山大学法学院教授、国民政府实业部国际贸易局副局长、海外部秘书、侨务委员会秘书处处长等职。还担任国民大会江西省代表、宪政实施促进委员会研究会委员。
1949年8月，为维护祖国的和平和统一，郭威白和著名爱国民主人士黄绍雄先生等73人在香港发表声明，并在同年回归大陆。先后担任过广州华侨大学法学院院长、商学院教授，中山大学教授兼亚洲史资料室主任。1954年，参加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被选为民革中山大学支部委员、民革广东省委候补委员。郭威白长期从事东南亚和美洲华侨史的教学和科研工作，编写了《东南亚各国中国史籍介绍》等大量资料，对东南亚和美洲华侨史的教学和科研作出了贡献。
戴亮侪
戴亮侪（1899-1967年），江西金溪县人，全国著名的陶瓷专家。12岁进私塾，15岁考入临川中学。18岁中学毕业时，因战乱频仍，民不聊生，家庭经济来源无着落，遂回乡谋职，当了小学教员。29岁时，东渡日本求学，考入日本东京工业大学。鉴于江西工业以陶瓷名世，他便选窑业系，作为自己毕生奋斗之事业。
1935年大学毕业时，受聘到省立九江高级陶瓷职业学校任实习主任。1937年，日本侵华，省立九江陶校被迫内迁靖安、萍乡上埠镇，物价飞涨，物资困乏，薪金日减，不少教员离职他就。戴亮侪在极其困难的环境下坚持办学，他兼任教务主任，除教授陶瓷专业课外，还代授英语、史地等课程。不仅每周授课18小时以上，还自编教材，油印讲义，先后编著了《初级陶瓷学》、《高级陶瓷学》、《燃料学》、《矿地学》等约60余万字，其中《高等物理实验法及实验仪器》一书，经当时教育部审定为大专教学参考书，由国立编译馆出版。1944年，学校迁到景德镇；1946年更名为景德镇陶瓷专科学校，戴亮侪任教授兼教务主任。为了教学需要，他又编著了《陶瓷原料》、《陶瓷实验及陶瓷制造法》、《筑窑学》、《电子论》等教材。
新中国成立后，戴亮侪历任景德镇市陶业专科学校教授、副校长。1950年兼任工程系主任，编著了《特种窑业制品》一书，由上海中国科学图书仪器公司出版发行。后来，戴先后担任景德镇和萍乡瓷厂总工程师，还兼任学校教授。1959年，成立陶瓷学院后亦如此，每周到校授特约课一二次。
戴亮侪埋头苦干，为人正直。解放前在陶校任教时，每每熬夜编写讲义，深夜时饥肠辘辘，只有烤一个红薯消夜。他常以自己微薄的薪金救助贫困学生，但对唾手可得的不义之财却不
屑一顾。新中国成立后，戴亮侪受到党和人民的信任和敬重，从1949年5月起，被选为景德镇市历届政协委员和人大代表；1956年，当选为景德镇市人民委员会委员、省人大代表；1964年，当选为全国人大代表。
王仲宣
王仲宣（1900-1983年），原华东纺织学院教授。江西东乡县人。1920年，毕业于清华大学。1923年，获美国罗威尔大学纺织工学院纺织系工学士学位。曾任东北大学、燕京大学、辅仁大学教授。新中国成立后，历任国棉上海第十二厂厂长、总工程师，华东纺织工学院教授、棉纺研究室主任，《国外纺织技术》主编。专长纺织生产技术，主编《棉纺学》、《棉纺织工程》、《棉纺织厂设计》等教材，还参加《英汉纺织词典》编写工作。
吴自强
吴自强（1901-1996），江西临川县人。1922年，毕业于江西省立第三师范。1926年，东渡日本；翌年，考取东京高等师范（后改名东京大学）教育系。1932年回国后，任江西省民众教育馆编译部主任。同年10月起，任南昌一中代理校长、校长，任期达18年之久。1950年9月，任福建师范学院教授、教务主任、编译主任、教育实验室主任等职。1964年，调华侨大学外语系讲授日语。1979年，回福建师范大学教科所任教授，并指导、培养硕士研究生。曾担任民革福建省委委员、福建省老年教育学会理事，还被聘为抚州王安石研究会顾问，《临川县志》、《崇仁县志》（新编）顾问。
吴自强从事教育60余年，学生数以万计，遍布海内外。他的著述颇丰，见诸报刊的300多篇。专著主要有《青年与教育》；译著有《满蒙经济大观》、《苏俄印象》；编著有《日本现代教育概论》、《比较教育》；合著有《教学与课程》、《世界幼儿教育史》等。
许调泰
许调泰（1901-1980年），江西金溪县人。9岁时，其父病逝，家境渐贫，寡母无力供其上学，主要靠自学修毕小学课程。20岁时，考进省立第一师范，毕业后考取官费留日。1926年春，就读于日本东京第二工业大学化学应用部（即化工系），至1930年冬毕业。
1931年秋，许调泰应省立南昌师范之聘，任化学教员。1932年秋，应聘任南昌一中理化教员，后任化学科主任。这样，他以任教南昌一中为主，奔波于相距约五华里的两校兼课。
1937年夏，日军进逼南昌，许调泰随南昌一中迁校奉新、崇仁、广昌驿前、白水等地。辗转跋涉，校具、仪器严重损缺，连教科书都买不到。为上好化学课，他自编教材，自刻蜡纸并油印好发给学生，千方百计找化学药品，自制教具仪器，开出一个个实验，大大提高了教学质量。
1943年夏，许调泰应聘任省立南昌高级工业职业学校化工科主任。1944年夏，应振德中学和应钦中学之聘，兼教两校化学。
1945年夏，抗日胜利，许调泰离别故里前往省城，同时兼任省立工专（江西工学院前身）化工系主任、副教授和省立医专（江西医学院前身）医用化学副教授。
1947年夏，教育厅委派许调泰到南康县唐江镇创办江西省立制糖职业学校，担任校长。
该校是江西省最早的培养现代化制糖技术人才的学府，为江西省现代制糖工业输送了大批技术骨干。新中国成立后，糖职与其它职业学校合并，成立赣南高级工业职业学校，许调泰任制糖学和制皂学教师。
1951年秋，许调泰调往宜春地区，任新办的高安高级职业学校化工科主任。1953年秋，调回南昌市，担任江西油脂化工厂工程师。1956年夏，省工业厅派许调泰重返南康县唐江镇，主持创办江西第一制糖厂，担任总工程师。1958年秋，试车试产一举成功，全省第一座日产200吨白砂糖的现代化大型糖厂，屹立于章水之滨，开创了江西省现代化制糖工业的新纪元，他的业绩载入《江西省制糖工业史》。
陈文松
陈文松（1901-1976年），江西南城县人。幼年熟读《四书》、《五经》，8岁能诗，9岁通文。12岁考入交通部上海工业专门学校，学电机工程，后转学铁路管理专业。1925年毕业，获经济学士学位。
陈文松虽学经济专业，但他对文史更为喜爱，且颇精通。1934年，在武昌华中大学中国文学系任讲师。1939年，任江西省《民国日报》社总编辑。不久，因受嫉妒排挤，愤而离开报社，返回家乡，担任江西省立南城乡村师范学校国文教员。1942年，在福建协和大学任副教授。1947年，至福建省立师范专科学校任教授。新中国成立后，担任福建省建阳师范学校校长、建阳县政协副主席，并当选为福建省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后任福建省博物馆历史研究部主任、厦门大学历史系教授。
陈文松在从事教学工作的同时，潜心于著书立说。主要著作有：《论商初之乱——古史待问之一》，《惠铭楼诗钞》、《经学通论》、《中国古典小说研究》、《商周史稿》。主要论文有：《郭沫若谥法之起源驳议》、《山海经时地考》等。
杨京
杨京（1908-1977年），江西临川人。1932年至1936年，在南京、北京陆军兽医学校第十五期学习。1939年至1944年，在泰和江西农业院任技术员、讲师、主任。1945年至1946年，在泰和、永修高级农校任教员。1946年至1949年，任南昌兽医专科学校、中正大学副教授。新中国成立后，任南昌大学、江西农学院副教授、教授。著作有《山羊柳枝接骨的研究及其各种赫尾亚手治疗总结》、《介绍一种简易速成的家畜气管切开器械》等；译有《牛隔疝的手术治疗》。
蔡文显
蔡文显（1911-1984年），江西金溪县人。1934年，毕业于山东大学外语系，旋入清华大学研究院外国文学部深造。1937年，在清华大学获文学硕士学位。
抗日战争爆发时，蔡文显曾一度南归，先在省立第八中学高中部教书，后经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介绍，到厦门大学外语系任讲师。1941年，应聘到广州中山大学师范学院外语系任副教授。1944年，应江西中正大学之聘任外语系教授。1950年，任南昌大学外语系主任。1953年，调广州中山大学外语系任教授。1969年，又调广州外国语学院英语系任教授兼英美文学
研究室主任，并为院学术委员会、学位评定委员会委员。蔡文显还任过广东省第五届政协委员、中国民主同盟广东省委委员等职。
蔡文显长期从事英美语言文学的教学和研究，治学严谨，对英国文学史、小说和戏剧的研究，有很高的造诣。其主要译作和论著有：《关于莎士比亚悲剧〈哈姆特莱〉的阐释》、《萧伯纳戏剧创作的思想内容和艺术技巧》、《论莎士比亚悲剧〈奥瑟罗〉》、《汤显祖和莎士比亚》、《关于编写〈英国文学史〉的一些问题和意见》、《试论悲剧〈奥瑟罗〉的主题思想》。编译校定有：《英国文学史纲》（与人合译）、《英国文学概要》（上、下册）、《狄更斯评传》（与人合译）、《英国文学史》（上、下册）、《英国文学简史》等。
蔡文显生活朴素，作风正派，对子女要求严格，言传身教。他常对其子女说：“我一生不喜欢华而不实，不希望你们锋芒毕露，一鸣惊人；只希望你们刻苦踏实，正派做人，努力成材，报效国家”。
鲁之翰
鲁之翰（1911-1941年），江西黎川县人。幼年时，随父鲁培元在外地旅居，于江苏省立南京中学毕业后，因酷爱音乐，考入上海国立音乐专科学校就读，为世界著名提琴大师、意大利提琴家法利国先生的入选弟子。由于其勤奋与天赋出众，受到师友器重。音专四年半肄业后，即从事音乐创作和提琴演奏、教学活动，曾任上海管弦大乐团第一提琴师及新华艺术专科学校音乐系教授。
抗日战争爆发后，上海沦陷，鲁之翰随双亲离沪返家乡暂住，趁此机会在农村进行农民音乐活动的调查研究工作。不久，只身离乡前往重庆，以期实现利用音乐鼓舞人民抗日情绪的愿望。1938年，他与在重庆的音乐界同仁刘雪厂、唐学咏、贺绿汀等发起筹备组织“中华全国音乐界抗敌协会”，他亲手起草了协会成立宣言，报告了协会成立的经过，并被选为该会常务理事及编辑负责人。当时，他本打算应邀赴延安鲁迅文艺学院任教，但因患心脏病不便远行。为了利用音乐进行抗日宣传，他应聘担任了迁来重庆的国民党中央广播电台首席提琴师。在此期间，他经常组织抗敌音乐演奏会、歌咏会，并创作了许多歌词、歌曲和音乐理论文章，为推动抗战音乐、民众歌咏活动的发展，进一步激发各阶层人士抗日救亡的爱国热情，作出了积极贡献。由于当时生活贫困，工作繁重，以致积劳成疾，经朋友再三劝催，才先后赴成都、遵义等地休养，但仍然坚持带病进行各种音乐活动，并打算留在遵义，以应杭州艺专之聘教授音乐，因心脏病发，不幸于1941年2月在遵义逝世，时年仅30岁。逝世后，遵义各界为他举行了隆重的追悼会，专门印发了他的遗作《反攻胜利进行曲》等歌曲；重庆《国民公报》特辟了“悼念鲁之翰先生”专栏，并刊登了他的专著《论改编提琴曲》，以示纪念。
郭骥
郭骥（1912-1987年），江西乐安县人。1934年，毕业于中央大学。1936年，赴英国伦敦政经学院攻读硕士。1939年返国后，历任三民主义青年团中央团部秘书兼人事组组长、社会部人事室主任、湖北省政府人事处处长、重庆大学及中央大学教授、国民党中央训练团教育委员会主任秘书等。1966年12月，被选为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曾获南朝鲜庆熙大学法学名誉博士。1987年底在台湾省台北市病逝。
黄强
黄强（1913-1975），原同济大学教授，现代土木建筑学家。江西南城县人。1935年，毕业于清华大学。1937年赴美，在美国康奈尔大学学习土木建筑工程，1941年获博士学位。1941-1942年，在燕京大学任教授。1943-1950年，在上海信和纱厂任总工程师、厂长。1950年起，先后任交通部建筑公司设计部主任、设计院勘察室主任兼总工程师、建筑科学研究所研究员、同济大学教授等职。晚年，他还多次出国进行援外工作和出席国际学术会议。著作甚多，主要有《膨胀土地勘察设计方法》、《湿陷性黄土的特性与处理技术》、《软土地基设计计算理论与施工处理技术》等。
江殿荣
江殿荣（1917-1997年），江西金溪县人。1937年秋，毕业于江西省立贵溪师范学校初中部。1940年秋，入江西省立临川中学高中。1943年秋，升入国立中正大学社会教育系深造。1947年秋大学毕业后，执教于省立宁都师范学校。1948年秋，任省立兴国师范教务主任。1949年随军去台湾后，由军职转为文职，初入高雄中学任教，由于他刻苦努力，成为高雄数学教师四大台柱之一。其后创办立志补习班，经由立志初中，逐渐扩展为私立立志工商职业学校。该校分日夜两制，设立各科专业10余种，附设普通班和进修班，并有校办工厂、商场，专为实习之用，有教职工500余人，在校学生3000余人（夜班制在外），新建综合大楼，内有教室100余间。培养的技术人员，遍布高雄及南部各地，并为高等科研单位输送了大批人才。他办校30余年，坚持“惟勤惟谨，求实求精，是师是友，宜爱宜亲”之校训和“处处为教育设计，事事为学生着想”、“教育学生视同教育自己子女”的办学原则。
1991年以后，江殿荣多次回大陆，探亲访友，关心故乡教育事业，先后向江西师范大学教育系赠送电脑设备，向抚州市一中、金溪县一中和仰山书院捐资建设，并为金溪县一中、金溪县何源初中和孔坊小学设立“云华奖学基金”，每年以利息奖励优秀师生，共计人民币70余万元。1997年病逝。
詹国福
詹国福（1923-1952年），江西乐安县人。小学毕业后，进入南城乡村师范师资训练班学习，结业后先后任乐安县桥背小学及增田、芜头、鹏洲、戴坊等小学教员。1952年6月20日，暴雨倾泻，山洪暴发，河水猛涨，他护送学生安全返家后，积极发动群众投入防洪抢险战斗，在完成防洪任务返回村时，因洪水淹没道路，詹国福不幸牺牲，年仅30岁。江西省文教厅、抚州专署及乐安县教育部门，纷纷发来唁电和慰问信，并对其家属给予烈属待遇。
陈炳辉
陈炳辉（1935-1988年），江西临川人。1958年，毕业于北京大学数学力学系。先后在江西水利电力学校、江西大学任助教、讲师、副教授、教授，兼江西大学数学系几何代数教研室主
任、系副主任。在赋值论、有序代数及环论、群论等方面颇有研究，在全国性数学刊物上发表了19篇有价值的论文。
李兴华
李兴华（1962-1998年），江西黎川县人，原黎川县洵口镇渠源小学校长。1962年5月，李兴华出生于一个普通农民家庭。少年时代的李兴华，先后就读于渠源小学、皮边小学、石连初级中学。1977年9月，他以优异成绩考入洵口中学高中部。1979年7月高中毕业后，被聘为村小代课教师。1991年9月，被推荐到南城师范学习，毕业后继续来到条件艰苦的渠源小学工作。
1998年6月22日，黎川县发生特大洪灾。李兴华冒着危险巡视学校，当时，因山洪暴发，山体大面积滑坡，他为抢救被泥石掩埋的乡亲，献出了自己年轻的生命。同年9月，江西省政府追授李兴华为革命烈士。
汤晓玲
汤晓玲（1976-1991年），女，江西南丰县人，原南丰县琴城中学初二（1）班学生。在校期间，学习刻苦，成绩优秀，尊敬师长，团结同学，乐于助人，是一位深受师生称赞的品学兼优的学生。1991年4月1日，为抢救一位落水的同学，英勇献身，时年15岁。1992年8月27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政部批准追认汤晓玲为革命烈士。
第三章 人名录
第一节 获各种荣誉教师
一、获国家级荣誉教师
出席全国文教群英会教师
（1960年9月国务院表彰）
万熙 男 抚州市一中 饶铮鸣 女 抚州师范附小
饶春琪 男 东乡东源农中 双恭行 男 临川唱凯小学
全国先进工作者
（1989年国务院表彰）
陈茀成 男 临川县教研室
（1995年国务院表彰）
李盛光 男 临川二中
享受国家特殊津贴教师
（1992年国务院授予）
李学礼 男 华东地院 康自立男华东地院 夏尚坤男华东地院
余达淦 男 华东地院 史维俊男华东地院 何为民男华东地院
（1993年国务院授予）
周维勋 男 华东地院 潘乃礼 男 华东地院 汤彬男华东地院
杨解 男 华东地院 张利民 男 华东地院 宋金茹女华东地院
徐增亮 男 华东地院 吴敬炳 男 华东地院 黄日强男抚州师专
（1994年国务院授予）
李盛光 男 临川二中 贾景云 男 华东地院
（1997年国务院授予）
曾曙春 男 资溪县教研室 孙占学 男 华东地院
（1998年国务院授予）
卢国兴 男 临川一中
（1999年国务院授予）
吴建国 男 宜黄一中
二、获部级荣誉教师
全国优秀教师
（1982年教育部、全国教育工会表彰）
冯郁青 女 抚州市
（1983年教育部、全国教育工会表彰）
张国强 男 抚州市 廖世义 男 乐安 周发木 男 崇仁
全国少儿先进工作者
（1983年教育部、团中央表彰）
陈莲 女 抚州市 黄仍华 女 南城
全国优秀班主任
（1984年京、津、沪等七家新闻单位表彰）
冯郁青 女 抚州市 李抚生 男 临川 周近云 女 金溪
辛天墀 男 乐安 魏宾禄 男 崇仁 周海棠 女 资溪
梅柏峰 男 宜黄 杨大彬 男 南城 乐松涛 男 东乡
赵子绳 男 南丰 余玲玲 女 黎川 符英 女 广昌
章俊基 男 南城师范
全国教育系统劳模并获人民教师奖章
（1986年教育部、人事部表彰）
杨蕴梅 女 抚州市 熊信之 女 南丰 曾曙春 男 资溪
（1989年国家教委、人事部表彰）
刘江生 男 崇仁 黄秋云 女 南城 赖世英 男 南丰
殷大明 男 东乡
（1991年国家教委、人事部表彰）
蒋敦杰 男 抚州市 郁佩珍 女 临川
（1993年国家教委、人事部表彰）
李盛光 男 临川 程晓鸣 男 南城
（1995年国家教委、人事部表彰）
王建英 男 南丰 余信文 男 东乡
全国德育先进工作者
（1988年国家教委表彰）
杨爱媛 女 抚州市 何鸿喜 男 临川 赖东荣 男 南城
全国优秀教师
（1989年国家教委、人事部表彰）
罗传奇 男 抚州师专 刘炳文 男 华东地院 甘莉娟 女 抚州市
裘淑珍 女 抚州市 李幼兰 女 抚州市 赵剑平 男 临川
张淑芬 女 临川 张木荣 男 临川 孙珍发 男 临川
张海清 男 临川 邹发根 男 临川 傅汉兴 男 临川
吴泽民 男 临川 杨义根 男 临川 饶浴兰 女 临川
曾良孙 男 崇仁 刘江生 男 崇仁 熊国华 男 崇仁
黄紫福 男 宜黄 洪新亮 男 宜黄 纪际球 男 宜黄
袁伙生 男 乐安 刘晋君 男 乐安 陈和春 男 乐安
周才生 男 乐安 傅梅生 男 乐安 胡求龙 男 乐安
罗素珍 女 乐安 程寿安 男 南城 鄢国钦 男 南城
陶玉兰 女 南城 李才英 女 南城 陈华英 女 南丰
桂秀霖 女 南丰 黎东风 男 黎川 夏爱玉 女 黎川
余长秀 女 黎川 姜朝宁 男 广昌 陈国生 男 广昌
詹梅鸾 女 金溪 徐吉顺 男 金溪 陈抗美 女 广昌
林百轮 男 资溪 杜荣仙 女 东乡 陈茴香 女 东乡
（1991年国家教委、人事部表彰）
黄园英 女 抚州市 何坚 男 抚州市 曲鸿民 男 崇仁
张淑芬 女 临川 洪任金 女 宜黄 刘恒昌 男 乐安
吴金凤 女 南丰 曾国华 男 南城 郭开敏 男 黎川
陈抗美 女 广昌 陈裕德 男 金溪 吴徽堂 男 资溪
俞建平 男 东乡 李井水 男 东乡 周邦国 男 抚州师专
（1993年国家教委、人事部表彰）
程土建 男 抚州市 吴泽民 男 临川 张素珍 女 崇仁
邓达象 男 乐安 吴荣兰 女 宜黄 徐卓然 男 南城
熊庆云 男 乐安 李建军 男 黎川 胡长英 女 南丰
赵红英 女 广昌 黄晓苏 男 金溪 刘戌 男 资溪
乐华 男 东乡 李学礼 男 华东地院
（1995年国家教委、人事部表彰）
鄢淑芬 女 临川 卢国兴 男 临川 黄振藩 男 临川
傅寿生 男 临川 严一些 女 崇仁 詹金兰 女 宜黄
彭龙估 男 乐安 宋国孝 男 南城 杨军 男 南城
李军华 男 黎川 余世源 男 黎川 张升利 女 广昌
孙星明 男 金溪 吴社会 男 资溪 饶大勋 男 东乡
全国模范教师
（1998年教育部、人事部表彰）
陈汀昌 男 临川 易莲英 女 广昌 曾熙麟 男 东乡师范
全国优秀教师
（1998年教育部表彰）
彭国芳 男 临川 李国英 女 南城 黄瑛 女 黎川
吴福喜 男 资溪 高国水 男 东乡
三、特级教师
（1980年江西省人民政府授予）
饶文华 男 抚州市一中 数学 任权 男 抚州市一中 化学
黄仍华 女 南城县实小 数学
（1991年江西省人民政府授予）
陈学愚 男 抚州市一中 化学 李盛光 男 临川县二中 数学
李抚生 男 临川县一中 语文 陈烈 男 宜黄县一中 数学
廖世义 男 乐安县实小 思品 赵蕴玉 女 南城县实小 语文
熊信之 女 南丰县一中 语文 夏爱玉 女 黎川县幼儿园 幼教
（1999年江西省人民政府授予）
吴立民 男 临川市一中 数学 黄伟民 男 临川市二中 数学
李品玉 女 临川市三小 数学 邹振球 男 乐安县一中 数学
梁明仁 男 临川市二中 化学 章良生 男 崇仁师范 语文
冯松林 男 临川中学 体育 黄小坚 男 南丰县二中 数学
谢敏 男 南城县一中 语文 余世源 男 黎川县职业中专 物理
邓振辉 男 黎川县一中 政治
四、获省级荣誉教师
出席全省文教群英会教师
（1960年江西省人民政府表彰）
万熙 男 抚州市 饶铮鸣 女 抚州市 周世光 男 吴维翰 男
孟宪孔 男 潘子元 男 抚州市 章上元 男 张为栋 男 南城
周鸿烈 男 南丰 洪百川 男 金溪 陈聚福 男 朱科生 男
黄新荣 男 虞陈英 女 吴用章 男 双恭行 男 临川
官恒祥 男 临川 李思白 男 临川 陈泰隆 男 王天生 男 临川
李行芳 男 乐文章 男 抚州市 徐根源 男 张正蓉 女 南丰
傅克礼 男 南丰 黄紫福 男 宜黄 黎昌喜 男 崇仁 郭正邦 男 崇仁
邹云桢 男 崇仁 沈支干 男 乐安 胡惠然 女 宜黄 乐国柱 男 崇仁
朱萍如 男 祝仙桃 女 周秀英 女 黄春娥 女
罗本超 男 李桂香 女 临川 肖炳禧 男 临川 何宝林 男
伍用之 男 章水莲 女 黄二银 男 邹友珠 女
宋喜明 男 金溪 周文孙 男 黎子卿 男 胡茂光 男
曾近荣 男 万长禄 男 黎川 王福田 男 东乡 夏鼎新 男 东乡
乐钧洪 男 东乡 王仁发 男 东乡
全省托幼先进工作者
（1980年江西省人民政府表彰）
吴玲利 女 抚州市 林春媚 女 抚州市 曾广英 女 抚州市
周惠珍 女 抚州市 周会珍 女 临川 熊秋苓 女 崇仁
龙再英 女 宜黄 周月仙 女 乐安 傅千仂 女 南城
吴桂娇 女 南城 吴金娣 女 黎川 戴耀梅 女 金溪
黄梅秀 女 资溪 何初英 女 东乡 王秀兰 女 乐安
全省劳动模范
（1980年江西省人民政府表彰）
饶文华 男 抚州市
（1982年江西省人民政府表彰）
曾曙春 男 资溪 兰希定 男 临川 吴金娣 女 黎川
（1985年江西省人民政府表彰）
徐祥明 男 黎川
（1989年江西省人民政府表彰）
周玉富 男 华东地院
（1990年江西省人民政府表彰）
王京贵 男 华东地院
（1995年江西省人民政府表彰）
李盛光 男 临川 贾景云 男 华东地院
（2000年江西省人民政府表彰）
王凤华 男 经贸学校 卢国兴 男 临川
全省优秀教师
（1985年江西省人民政府表彰）
秦纪泰 男 华东地院 龚贱芽 男 华东地院 李瑞娜 女 抚州农校
谢玉璜 男 抚州卫校 李梁 男 资溪商校 华正章 男 抚纺学校
帅宝强 男 地委党校 杨友盛 男 南城党校 艾湘远 男 南丰职校
刘方宝 男 东乡铜校 吴昌财 男 地区教研室 徐增德 男 地区电大
叶建华 男 地区仪器站 柯孙丁 男 抚州师专 何甘霖 男 抚州医学分院
何华兴 男 崇仁师范 王文荣 男 东乡师范 刘洪川 男 南城师范
陈汀昌 男 抚州市 黄莉玲 女 抚州市 冯郁青 女 抚州市
李瑞珍 女 抚州市 孙珍发 男 临川 吴爱民 男 临川
张木荣 男 临川 熊和生 男 临川 邓幸荣 男 临川
徐建明 男 临川 徐友忠 男 临川 郑炳春 男 临川
吴金才 男 临川 卢锦文 男 临川 方莉 女 临川
汪木生 男 临川 邹发根 男 临川 陈茀成 男 临川
吴玮 男 临川 乐书友 男 崇仁 周孟汉 男 崇仁
刘江生 男 崇仁 陈若静 男 崇仁 许梅兰 女 崇仁
黄富荣 女 宜黄 揭凤孙 男 宜黄 杨菊云 女 宜黄
邹怀香 男 宜黄 逢玉翠 女 宜黄 卞龙华 男 乐安
陈达邦 男 乐安 杨洪祥 男 乐安 邓春山 男 乐安
廖世义 男 乐安 黄胜辉 男 乐安 刘政峥 男 乐安
段菊香 女 乐安 曹福 男 乐安 陈桂花 女 南城
陶玉兰 女 南城 肖秀仙 女 南城 周敏仁 男 南城
何永林 男 南城 杨大彬 男 南城 熊信之 女 南丰
夏平 男 南丰 黄林信 男 南丰 钟筱琴 女 南丰
胡翠英 女 南丰 余玲玲 女 黎川 饶秀卿 女 黎川
徐祥明 男 黎川 鲁道承 男 黎川 王金花 女 黎川
谢炽安 男 广昌 符德义 男 广昌 陈国生 男 广昌
刘雪萍 女 广昌 江灿 男 金溪 周近云 女 金溪
诸葛樟和 男 金溪 刘晓东 男 金溪 胡国俊 男 金溪
徐秀英 女 金溪 曾曙春 男 资溪 吴满娇 女 资溪
严维新 男 资溪 严惠琛 女 东乡 揭细娥 女 东乡
乐英虬 男 东乡 孙吉璜 男 东乡 胡水金 男 东乡
黎有水 男 东乡 官庆和 男 东乡 张少玉 女 地区保育院
张翔 男 华东261队 潜德森 男 721矿电大站 陈玉璋 男 抚州印染厂
五、获厅级荣誉教师
全省优秀青年教师
（1990年省委宣传部、省教委、教育工会、团省委表彰）
万念駨 男 南城师范 谢敏 男 南城 黄瑛 女 黎川
（1991年省委宣传部、省教委、教育工会、团省委表彰）
黄振林 男 抚州师专 罗建文 男 抚州医学分院 孔繁迅 女 抚州市
吴平文 男 临川 洪昌水 男 崇仁 邵平儿 男 宜黄
张泽群 男 乐安 章建军 男 南城 张五一 男 南丰
武伦铭 男 黎川 任江洪 男 广昌 杨早生 男 金溪
邓益亮 男 资溪 徐华琴 女 东乡
全省优秀教师
（1993年省教委、省人事厅表彰）
熊太和 男 临川 邱曙光 男 临川 谢文义 男 崇仁 邓健茹 女 宜黄
黄国勇 男 乐安 周长华 女 乐安 邱建国 男 南城 王建英 男 南丰
谭华芬 女 南丰 汤有保 男 黎川 罗淑芳 女 广昌 黄远来 男 金溪
徐和平 男 金溪 邱桂菊 女 资溪 邹小华 男 东乡
（1995年省教委、省人事厅表彰）
章德铭 男 临川 洪三发 男 临川 余年香 女 临川 郭柳生 男 崇仁
吴建国 男 宜黄 周才生 男 乐安 梅珠仙 女 南城 黄行福 男 南丰
李木琴 女 金溪 邵国良 男 资溪 高国水 男 东乡 谭耀东 男 东乡
王星光 男 东乡 高类思 男 地区教研室
（1998年省教委、省人事厅表彰）
万水珍 女 临川 杨夏莲 女 乐安 周大毛 男 崇仁 李琳娥 女 东乡
罗仲翔 男 南丰 陈晓辉 女 南城 毛振芬 女 东乡 季慎禄 男 资溪
梅莉 女 地区保育院 元如林 男 华东地院
全省优秀教育工作者
（1993年省教委、省人事厅表彰）
张国强 男 抚州市 邓木高 男 临川 王树楠 男 东乡
（1995年省教委、省人事厅表彰）
陈光灿 男 临川 刘湘桂 女 乐安 徐荣华 男 广昌
罗永斌 男 抚州经贸学校
（1998年省教委、省人事厅表彰）
周旺泉 男 临川
第二节 抚州籍院士9—1
第三节 教授
9-2 一、地区外普通高校抚州籍教授（部分）
（续表）
（续表）
（续表）
（续表）
（续表）
注：因资料不全，这里收集的只是部分抚州籍教授名录。
二、地区内普通高校教授
（续表）
（续表）
第四节 抚州籍博士（部分）9-3
（续表）
（续表）
（续表）
（续表）
（续表）
（续表）
（续表）
（续表）
（续表）
（续表）
（续表）
注：因资料不全，这里收集的只是部分抚州籍博士名录，且有的存在某些内容空缺现象。
第五节 首批地级学科带头人
9-4
注：以上为抚州地区首批中小学学科带头人，1997年3月批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