抚州市图书馆

一、木竹采伐建国前，本县木竹都是个体商人经营，自伐自销。
  建国后，木竹的采伐由国家经营，其生产材种以杉木、松木、杂木和毛竹为主。1953年以前实行与农民订约收购；1958年后为组织采伐，由森林工业部门统一组织劳动力与社队订立合同，进山采伐，产品交收购站，山价归社队；再次是森林工业部门的专业工人从事采伐，向社队付给山价，可不通过收购站。
  1954年至1985年，全县村以下各种合作社组织和农民木竹采伐量计木材135.53万立方米（不含国营），年均4.24万立方米，毛竹1162.91万根（不含国营），年均36.34万根。本县多属择伐，如需改变林地，营造人工林山场，才实行皆伐。
  采伐时间沿用历史习惯，多分两个时期进行：一是“清明桩”（3—4月）；二是“八月桩”（8—9月）。
  1963年起，国家实行社、队交售木竹奖售政策。据1965年省人民委员会财字22号通知，木材每立方米奖售粮食12斤，布证1.4尺；毛竹每100根奖售粮食24斤，布证1.4尺；篙竹150根，奖售布证0.7尺，大米12斤。
  在“大炼钢铁”及“文化大革命”期间，掀起了乱砍滥伐和投机倒把的歪风，砍伐量大大超过生长量。“文化大革命”结束后，木竹生产形势虽有好转，但供需矛盾，却日益加剧，“一把锄头造林，百把斧头砍树”的重砍轻造现象严重。以致在1980年又一次出现了历史性乱砍滥伐。木竹走私猖獗，有的转手倒卖，进行投机倒把活动；有的进山采购，自由交易；有的雇用外流人员，砍伐林木，生产半成品。森林资源更进一步受到破坏。
  本县因常年大量择伐，使疏林地面积增长了78.6%。从而造成了森林采育失调，生态失去平衡，给农业生产带来极其不利的后果。但自1981年实行林业生产责任制后，森林大有起色。1985年比1978年采伐迹地减少2千多亩，火烧迹地也减少400多亩。
  二、木竹调销建国前，本县木竹均系私人经营，自由交易。
  建国后，由国家统一经营。1950年至1953年，本县收购木材全部上调，共3.25万立方米，年均0.8125万立方米。毛竹至1958年底全部收购上调共162.26万根。9年年均达18.03万根。
  1954年起木材按国家下达计划完成。根据“先国家、后地方，先上调、后地销”的原则，到1985年的32年中上调国家本材共131.8万立立方米，年均调4.12万立方米；地销木材24.08万立方米，年均销0.752万立方米。1959年至1985年的27年中上调毛竹7加.5万根，年均上调27.1万根；地销毛竹230.24万根，年均地销8.53万根。
  登仙桥林业工地三、木竹运输建国前，本县水陆交通极不方便，木竹运输只有从牛田、谷岗、公溪、万崇4条河水运。但河狭水浅，载运量有限。凡路远山陡的山上木竹，从无采伐，听其自生自灭，或作燃料，或作造纸原料。
  建国后，木竹运输通过两个渠道： 水运牛田河，1970年因洞口建水坝不能下筏，需将招携的木竹车运至银口下河成排。年运量5000立方米，毛竹20万根，至樟树贮木场交验。
  谷岗河，年运量4000立方米，由崇仁转运站中转到抚州周渡贮木场。
  公溪河，河床稍宽，但河沙淤塞，河水易涨易退，不能长年放运。
  万崇河，只能在水涨时放运木竹筏。
  陆运 50年代初，木竹运输多用肩扛，后期逐渐采用土车、小板车及平车装运。60年代改用机动车运输。70年代初，谷岗林场汤山工地、大坑工地，招携林场深坑和潭坑工地，架设了4台凌空钢索运输集材，其中有动力牵引索运两台。谷岗林场还铺设了1条从回龙坝至小港口全长6.5公里的钢轨平车道，用人力牵引平车。1975年成立了林业车队，拥有汽车32辆。年运量2.5万立方米，加上省、地林业车队及各公社、生产队的机动车辆的支援，每年木材运量在3.5万立方米左右，直接运至江边村火车站调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