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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古代史学领域里，临川出现了一大批著名的学者，他们在史学史上留下了深深的足印。而其中闪烁着特别耀眼的光辉，为史学作出了杰出的贡献者，当推著名的文史学家曾巩、危素和徐奋鹏。
曾巩除了在文学上有非凡的建树外，在史学方面也有杰出的成就。他编校古籍，纂撰实录，典修国史，写过许多史论文章。清代史学大师章学诚推崇他为可与刘知几、郑樵相侪的“良史才”。可是，对这样一位文史大家，长期以来学术界只注意对其文学方面进行研究，而忽视了他的史学成就。
曾现在嘉祐五年 (1060)任馆阁校勘，集贤校理，负责整理古籍，编校史书。曾巩领导的古籍整理， 前后长达9年之久，是继孔子删定六经，刘向刘歆父子校订百家杂史之后又一次大规模的整理古代文化遗产活动，对中国历史文化作出了不朽的贡献。古代书籍，经过历代战乱，散失很严重，经过这次大规模整理，使许多散乱不堪的古籍恢复了原貌，得以流传下来。曾巩整理的史籍主要有《梁书》、《陈书》、《战国策》、《新序》、《说苑》、《列女传》、《礼阁新仪》、《唐令》、《徐子中论》、《南齐书》等。他对所校勘的书籍都作了认真考证。凡有脱漏的均广泛采录以作补充，凡有舛讹的都作厘正，为保存古代文化遗产作了一项有益的工作。如《战国策》，是继《春秋》、《左传》之后的又一部重要史书，汉代刘向编订时，有33篇。此书因杂有纵横诡辩之说，为儒家所排斥，传诵极少。又经历代大乱，到宋时散失严重，且“错乱相揉”，字多脱误，“大抵不可读”①，而《崇文总目》也称“十一篇者阙”。为挽救这一文化遗产，曾巩遍“访之士大夫家，始尽得其书，正其谬误，而疑其不可考者，然后《战国策》33篇复完”②，曾巩编成的这个本子竟成了《战国策》的定本，一直通行至今。又如《说苑》，是一部记述古代历史故事的杂史。它分类纂辑先秦至汉代的一些史事，杂以议论，借以阐明儒家的政治思想和伦理观念。刘向编定的原本为20篇，到北宋时，大部分残缺。《崇文总目》云：“今存者五篇，余皆亡。”曾巩访之民间，从各地搜得13篇，与旧为18篇，“正其脱谬，疑其阙者”，终于使《说苑》基本恢复了原样③。 又如《新序》，也是刘向编述的古代历史故事的一部杂史。原为30卷，隋唐之世尚为全书，至宋已散失大半，所能见到的只1 0卷而已。曾巩“校正其讹舛，而缀辑其放逸，久之《新序》始复全。”④对于篇目有异同者，曾巩必详加考定，以复原貌。还应提及的是唐代姚思廉撰的《陈书》，书成后，世罕流传，宋秘府所藏本又多数脱误。曾巩请宋神宗下诏从社会上收集到几个版本，但各本残缺都很严重，曾巩相互校髓，足足花了2年时间，才整理完毕，共为36篇。其书旧无目录，列传名氏多阙谬，曾巩又“别为目录一篇，使览者得详焉”。于是镂版印刷，“行之天下”①。如无曾巩及时搜集，作为廿四史之一的《陈书》，很可能散失殆尽而失传。其保存文献之功，卓然可传。更可贵的是，曾现在校勘整理古籍后，作了校序多篇。这些校序不仅详细介绍了书之篇目卷数和作者的生平以及整理的经过，还撮其大略，著其要旨，辨其得失，镜考源流，对书之内容、性质、价值和整理的意义等作了充分的剖析和记述，并贯穿了自己的思想观点。这俨然是一篇篇精湛透彻的书评。由此可见，曾巩没有为校书而校书，他是为了给人们提供历史的借鉴，从中吸取某些经验教训，这反映了他的“鉴戒”、“经世”的史学思想。
熙宁元年(1068)，曾巩负责校编古籍工作完毕。次年2月，宋神宗成立英宗实录院，命巩为检讨官，负责纂撰《英宗实录》。编纂先帝实录是当朝盛事，曾巩极为重视，想尽心尽力完成，因而上书神宗下诏各府州县，广收英宗年间的诏敕、奏章、告词、玉牒，以及应于《实录》内立传人物的行状、神道碑、墓志、书信等汇集于实录院，作为修《英宗实录》的基本材料。正当各项工作在紧张顺利地开展之时，曾巩遭到权贵所嫉，未满1个月，就罢去检讨官，外迁越州通判。《英宗实录》后由孙觉负责编篡，7月书成，共33卷。曾巩虽未能负责到底，但开局之功，尤其是为收集资料所作的努力，是不可抹煞的。
曾现在地方做官12年，元丰四年(1081) 63岁高龄的曾巩受命再次回京任史馆修撰，判太常寺兼礼仪事，典修太祖、太宗、真宗、仁宗至英宗《五朝国史》。以前修国史多选文学之士，且以大臣总揽，而这次却独付于曾巩专领，任其自选撰修班子，这在中国古代官修史上是罕见的，足见对其信赖。而他也乐于此事，首先制定了编写条例，以及史料收集的范围、方法等，开始了声势浩大的编修工作。不料次年4月，神宗又下诏罢修五朝国史。曾巩典修《五朝国史》前后10个月，虽未完稿，却将所得史料撰写成史书《隆平集》 20卷，以会要体记录了宋五朝史实。“所记撰者典而赅，博而文，其词约者其文明，其文繁者其旨永。上下百余年之事，明君贤相、典章制度、赏罚兴革、人物风俗、忠良邪恶、内外舆图、营缮赋役、攻伐营屯诸事，莫不一目了然。善恶美制无所隐护”。“《宋史》、《通鉴》籍为根底”①。书中还记叙了王小波、李顺起义的经过和结果，对后代研究农民起义也有一定的史料价值。
由上可见，曾巩一生长期从事编校古籍，纂修实录，典修国史等重要的史学活动。每次他都能以严肃认真的态度对待这一工作。他编校古籍，为祖国历史文化的流传作了不朽的贡献；他纂修实录、国史，为后来宋代国史的编修准备了丰富的资料；特别是所著《隆平集》20卷行世，至今还是研究宋史的重要参改资料。
曾现在史学方面的成就，除了编校古籍、纂修实录，典修国史外，在史学理论上也是很有建树的。他写了很多校序和读史笔记，还作过许多史论文章，如《国体辨》、《邪正辨》、《问尧》、《治之难》、《论贾谊传》、《为治论》、《刑赏论》等，表达了他的进步的史学思想。“以史为鉴”是中国传统的史学观点。曾巩对这种史学的借鉴作用是有深刻的认识的。他说：“史者，所以明夫治天下之道也。”“以是非得失兴坏理乱之故而为法戒。”②明确指出史学的作用就是探讨历代的治乱得失，总结历史经验教训，给后世提供治理天下的办法。为此，他提出了“知今者，莫若考古”的著名命题。这一史学思想始终贯彻在他的治史实践中。他整理《梁书》，就是为了以梁代的史事得失使当今统治者有所借鉴。他在《梁书目录序》中说：“夫学史者将以明一代之得失也，臣等故因梁之事，而为著圣人之所以得及佛之所以失以传之者，使知君子之所以距佛者，非外而有志干内者，庶不以此而易彼也。”他整理《陈书》，则是因为陈代历史的“兴亡之端”“不可不考”①他典修《五朝国史》，他在编辑条例中明确规定：“善恶可劝戒，是非后世当考者，书之；其细故常行，不备书。”这些都清楚不过地表明他“以史为鉴”的史学思想。
为了使史学如实地记载古今治乱兴衰、善恶是非之道，以为后世借鉴，曾巩认为治史者必须具备一定的史才。他说为史者，“必天下之材，然后其任可得而称也。”②对良史的要求，唐代史学家刘知几提出必备“才、学、识”之长，曾现在此基础上，对史学工作者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他说：“古之所谓良史者，其明必足以周万事之理，其道必足以适天下之用，其智必足以通难知之意，其文必足以发难显之情 。然后其任可得而称也。”③曾巩提出的明理、适用、通意，发情四点要求，即“明、道、智、文”的良史的要求，比刘知几的”才、学、识”三长显然是要高得多了。特别是“其道必足以适天下之用”一条，为刘知几所不及，这实际上是要求史家著史要经世致用，不能为史学而史学，脱离现实，于世无用。曾巩的良史说，在中国古代史学史上是独树一帜的，它既是刘知几“才、学、识”三长理论的深化和发展，又有后来清代史学家章学诚的才、学、识、德四长理论所未包括的内容，这是非常有价值的史学理论。
曾巩在编纂史书和撰写史论时很重视碑铭墓志。他认为“铭志之作，义近于史”①，有很高的史学价值。为此撰写铭志也应与撰写史书一样，贵在真实、公允，直书其事。可是当时一般人，为其祖先撰写碑铭墓志，“一欲褒扬其亲而不本乎理。”②所以虽属恶人，无功德材之行，亦都一一请人勒铭以夸耀，以致名不符实，真假相蒙。要做到名实相符，曾巩认为关键在于“作铭者”的品德。道德品质高尚的人，既能秉笔直书，又能辨清善恶是非，做到“公与是”，再加上文笔朴实优美，具备这两个条件的人勒撰铭志，才真正能传世长久。曾巩从“史”的高度来认识“铭志”，力主铭志要真实、公允，这在中国古代史学上确属高论，后来黄宗羲进一步发挥曾巩这一观点，直接把铭视作“史之类”，强调写这类文章时要用史法来衡量。正是抱着“铭志近史”的观点。曾巩在纂撰《英宗实录》和典修《五朝国史》时，非常重视铭志的史料价值，主张对那些碑铭墓志行状等资料统统加以网罗，尽量做到广博无阙遗。而在具体运用时，又严加稽核，小心谨慎，而不轻易取信。曾巩还亲自为亲朋作过许多碑铭、墓志、行状、祭文、哀辞等，这些志文记叙平实，评价公允，文笔生动，简洁可法，其中有的成为研究宋史的仅有的资料，具有珍贵的史料价值。
曾巩生活在宋王朝由盛到衰的时代，政治腐败，制度腐朽，造成内乱不断，外患无穷。有识之士纷纷起而提出改革方案，但也有一大批守旧派认为“先王之道不能变，祖宗之法不能变”。而曾巩则主张“变法不变道 ”。他说：“法者，所以适变也，不必异同；道者，所以立本也，不可不一。”③他一方面赞成变革法度，认为“古今之变不同，而俗之便习亦异，则亦屡变其法以宜之，何必一一追先王之道哉。”①但同时对于作为封建社会的道，即儒家为统治阶级服务的仁义、礼乐、教化等，他认为是永远不能变的。他说：“学之有统，道之有归”，治天下应“一道德、同风俗”②。可见他的历史观既有其进步性一面，也有其保守性一面。在对待王安石变法的态度上，也表现了他这种两面性的历史观。曾巩与王安石本是挚友，有很深的交往，曾巩曾多次荐举王安石，两人都主张变革法度。曾巩也曾提出过改革礼制、官制、兵制、科举制度的建议。但他对王安石的变法革新内容和措施却不赞同，也未参与变法事宜，而是自求补外，去任地方官。朝廷派他通判越州，临行前他上书神宗，竭力强调要治国平天下，就必须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把治国平天下的希望，单纯建筑在个人的道德修养基础上，这是脱离实际的保守的。但他并非是新法的反对者，在外州任上，他也曾积极推行新法，并尽可能减少新法的流弊。可见曾巩具有变革的历史观的，不过他是要用“先生之道”来变革现实而已。
从上可知，曾现在史学的目的论上提出了“史者，所以明夫治天下之道也”的观点，继承和发扬了我国古代史学鉴戒、经世的优良传统，在史才问题上，提出了“明、道、智、文”的新良史说，大大深化和发展了刘知几的才学识三长理论，在我国古代史学上独树一帜；他又强调碑铭墓志的史学属性，要求它真实、公允、直笔；在历史观方面，他又具有明显的变异思想，主张历史变革，反对因循守旧。这些都是曾巩史学思想的精华所在。至于他企图用“先王之道”来变革现实，在复古中求革新，这在实际上是行不通的。
曾巩除了在文学上有非凡的建树外，在史学方面也有杰出的成就。他编校古籍，纂撰实录，典修国史，写过许多史论文章。清代史学大师章学诚推崇他为可与刘知几、郑樵相侪的“良史才”。可是，对这样一位文史大家，长期以来学术界只注意对其文学方面进行研究，而忽视了他的史学成就。
曾现在嘉祐五年 (1060)任馆阁校勘，集贤校理，负责整理古籍，编校史书。曾巩领导的古籍整理， 前后长达9年之久，是继孔子删定六经，刘向刘歆父子校订百家杂史之后又一次大规模的整理古代文化遗产活动，对中国历史文化作出了不朽的贡献。古代书籍，经过历代战乱，散失很严重，经过这次大规模整理，使许多散乱不堪的古籍恢复了原貌，得以流传下来。曾巩整理的史籍主要有《梁书》、《陈书》、《战国策》、《新序》、《说苑》、《列女传》、《礼阁新仪》、《唐令》、《徐子中论》、《南齐书》等。他对所校勘的书籍都作了认真考证。凡有脱漏的均广泛采录以作补充，凡有舛讹的都作厘正，为保存古代文化遗产作了一项有益的工作。如《战国策》，是继《春秋》、《左传》之后的又一部重要史书，汉代刘向编订时，有33篇。此书因杂有纵横诡辩之说，为儒家所排斥，传诵极少。又经历代大乱，到宋时散失严重，且“错乱相揉”，字多脱误，“大抵不可读”①，而《崇文总目》也称“十一篇者阙”。为挽救这一文化遗产，曾巩遍“访之士大夫家，始尽得其书，正其谬误，而疑其不可考者，然后《战国策》33篇复完”②，曾巩编成的这个本子竟成了《战国策》的定本，一直通行至今。又如《说苑》，是一部记述古代历史故事的杂史。它分类纂辑先秦至汉代的一些史事，杂以议论，借以阐明儒家的政治思想和伦理观念。刘向编定的原本为20篇，到北宋时，大部分残缺。《崇文总目》云：“今存者五篇，余皆亡。”曾巩访之民间，从各地搜得13篇，与旧为18篇，“正其脱谬，疑其阙者”，终于使《说苑》基本恢复了原样③。 又如《新序》，也是刘向编述的古代历史故事的一部杂史。原为30卷，隋唐之世尚为全书，至宋已散失大半，所能见到的只1 0卷而已。曾巩“校正其讹舛，而缀辑其放逸，久之《新序》始复全。”④对于篇目有异同者，曾巩必详加考定，以复原貌。还应提及的是唐代姚思廉撰的《陈书》，书成后，世罕流传，宋秘府所藏本又多数脱误。曾巩请宋神宗下诏从社会上收集到几个版本，但各本残缺都很严重，曾巩相互校髓，足足花了2年时间，才整理完毕，共为36篇。其书旧无目录，列传名氏多阙谬，曾巩又“别为目录一篇，使览者得详焉”。于是镂版印刷，“行之天下”①。如无曾巩及时搜集，作为廿四史之一的《陈书》，很可能散失殆尽而失传。其保存文献之功，卓然可传。更可贵的是，曾现在校勘整理古籍后，作了校序多篇。这些校序不仅详细介绍了书之篇目卷数和作者的生平以及整理的经过，还撮其大略，著其要旨，辨其得失，镜考源流，对书之内容、性质、价值和整理的意义等作了充分的剖析和记述，并贯穿了自己的思想观点。这俨然是一篇篇精湛透彻的书评。由此可见，曾巩没有为校书而校书，他是为了给人们提供历史的借鉴，从中吸取某些经验教训，这反映了他的“鉴戒”、“经世”的史学思想。
熙宁元年(1068)，曾巩负责校编古籍工作完毕。次年2月，宋神宗成立英宗实录院，命巩为检讨官，负责纂撰《英宗实录》。编纂先帝实录是当朝盛事，曾巩极为重视，想尽心尽力完成，因而上书神宗下诏各府州县，广收英宗年间的诏敕、奏章、告词、玉牒，以及应于《实录》内立传人物的行状、神道碑、墓志、书信等汇集于实录院，作为修《英宗实录》的基本材料。正当各项工作在紧张顺利地开展之时，曾巩遭到权贵所嫉，未满1个月，就罢去检讨官，外迁越州通判。《英宗实录》后由孙觉负责编篡，7月书成，共33卷。曾巩虽未能负责到底，但开局之功，尤其是为收集资料所作的努力，是不可抹煞的。
曾现在地方做官12年，元丰四年(1081) 63岁高龄的曾巩受命再次回京任史馆修撰，判太常寺兼礼仪事，典修太祖、太宗、真宗、仁宗至英宗《五朝国史》。以前修国史多选文学之士，且以大臣总揽，而这次却独付于曾巩专领，任其自选撰修班子，这在中国古代官修史上是罕见的，足见对其信赖。而他也乐于此事，首先制定了编写条例，以及史料收集的范围、方法等，开始了声势浩大的编修工作。不料次年4月，神宗又下诏罢修五朝国史。曾巩典修《五朝国史》前后10个月，虽未完稿，却将所得史料撰写成史书《隆平集》 20卷，以会要体记录了宋五朝史实。“所记撰者典而赅，博而文，其词约者其文明，其文繁者其旨永。上下百余年之事，明君贤相、典章制度、赏罚兴革、人物风俗、忠良邪恶、内外舆图、营缮赋役、攻伐营屯诸事，莫不一目了然。善恶美制无所隐护”。“《宋史》、《通鉴》籍为根底”①。书中还记叙了王小波、李顺起义的经过和结果，对后代研究农民起义也有一定的史料价值。
由上可见，曾巩一生长期从事编校古籍，纂修实录，典修国史等重要的史学活动。每次他都能以严肃认真的态度对待这一工作。他编校古籍，为祖国历史文化的流传作了不朽的贡献；他纂修实录、国史，为后来宋代国史的编修准备了丰富的资料；特别是所著《隆平集》20卷行世，至今还是研究宋史的重要参改资料。
曾现在史学方面的成就，除了编校古籍、纂修实录，典修国史外，在史学理论上也是很有建树的。他写了很多校序和读史笔记，还作过许多史论文章，如《国体辨》、《邪正辨》、《问尧》、《治之难》、《论贾谊传》、《为治论》、《刑赏论》等，表达了他的进步的史学思想。“以史为鉴”是中国传统的史学观点。曾巩对这种史学的借鉴作用是有深刻的认识的。他说：“史者，所以明夫治天下之道也。”“以是非得失兴坏理乱之故而为法戒。”②明确指出史学的作用就是探讨历代的治乱得失，总结历史经验教训，给后世提供治理天下的办法。为此，他提出了“知今者，莫若考古”的著名命题。这一史学思想始终贯彻在他的治史实践中。他整理《梁书》，就是为了以梁代的史事得失使当今统治者有所借鉴。他在《梁书目录序》中说：“夫学史者将以明一代之得失也，臣等故因梁之事，而为著圣人之所以得及佛之所以失以传之者，使知君子之所以距佛者，非外而有志干内者，庶不以此而易彼也。”他整理《陈书》，则是因为陈代历史的“兴亡之端”“不可不考”①他典修《五朝国史》，他在编辑条例中明确规定：“善恶可劝戒，是非后世当考者，书之；其细故常行，不备书。”这些都清楚不过地表明他“以史为鉴”的史学思想。
为了使史学如实地记载古今治乱兴衰、善恶是非之道，以为后世借鉴，曾巩认为治史者必须具备一定的史才。他说为史者，“必天下之材，然后其任可得而称也。”②对良史的要求，唐代史学家刘知几提出必备“才、学、识”之长，曾现在此基础上，对史学工作者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他说：“古之所谓良史者，其明必足以周万事之理，其道必足以适天下之用，其智必足以通难知之意，其文必足以发难显之情 。然后其任可得而称也。”③曾巩提出的明理、适用、通意，发情四点要求，即“明、道、智、文”的良史的要求，比刘知几的”才、学、识”三长显然是要高得多了。特别是“其道必足以适天下之用”一条，为刘知几所不及，这实际上是要求史家著史要经世致用，不能为史学而史学，脱离现实，于世无用。曾巩的良史说，在中国古代史学史上是独树一帜的，它既是刘知几“才、学、识”三长理论的深化和发展，又有后来清代史学家章学诚的才、学、识、德四长理论所未包括的内容，这是非常有价值的史学理论。
曾巩在编纂史书和撰写史论时很重视碑铭墓志。他认为“铭志之作，义近于史”①，有很高的史学价值。为此撰写铭志也应与撰写史书一样，贵在真实、公允，直书其事。可是当时一般人，为其祖先撰写碑铭墓志，“一欲褒扬其亲而不本乎理。”②所以虽属恶人，无功德材之行，亦都一一请人勒铭以夸耀，以致名不符实，真假相蒙。要做到名实相符，曾巩认为关键在于“作铭者”的品德。道德品质高尚的人，既能秉笔直书，又能辨清善恶是非，做到“公与是”，再加上文笔朴实优美，具备这两个条件的人勒撰铭志，才真正能传世长久。曾巩从“史”的高度来认识“铭志”，力主铭志要真实、公允，这在中国古代史学上确属高论，后来黄宗羲进一步发挥曾巩这一观点，直接把铭视作“史之类”，强调写这类文章时要用史法来衡量。正是抱着“铭志近史”的观点。曾巩在纂撰《英宗实录》和典修《五朝国史》时，非常重视铭志的史料价值，主张对那些碑铭墓志行状等资料统统加以网罗，尽量做到广博无阙遗。而在具体运用时，又严加稽核，小心谨慎，而不轻易取信。曾巩还亲自为亲朋作过许多碑铭、墓志、行状、祭文、哀辞等，这些志文记叙平实，评价公允，文笔生动，简洁可法，其中有的成为研究宋史的仅有的资料，具有珍贵的史料价值。
曾巩生活在宋王朝由盛到衰的时代，政治腐败，制度腐朽，造成内乱不断，外患无穷。有识之士纷纷起而提出改革方案，但也有一大批守旧派认为“先王之道不能变，祖宗之法不能变”。而曾巩则主张“变法不变道 ”。他说：“法者，所以适变也，不必异同；道者，所以立本也，不可不一。”③他一方面赞成变革法度，认为“古今之变不同，而俗之便习亦异，则亦屡变其法以宜之，何必一一追先王之道哉。”①但同时对于作为封建社会的道，即儒家为统治阶级服务的仁义、礼乐、教化等，他认为是永远不能变的。他说：“学之有统，道之有归”，治天下应“一道德、同风俗”②。可见他的历史观既有其进步性一面，也有其保守性一面。在对待王安石变法的态度上，也表现了他这种两面性的历史观。曾巩与王安石本是挚友，有很深的交往，曾巩曾多次荐举王安石，两人都主张变革法度。曾巩也曾提出过改革礼制、官制、兵制、科举制度的建议。但他对王安石的变法革新内容和措施却不赞同，也未参与变法事宜，而是自求补外，去任地方官。朝廷派他通判越州，临行前他上书神宗，竭力强调要治国平天下，就必须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把治国平天下的希望，单纯建筑在个人的道德修养基础上，这是脱离实际的保守的。但他并非是新法的反对者，在外州任上，他也曾积极推行新法，并尽可能减少新法的流弊。可见曾巩具有变革的历史观的，不过他是要用“先生之道”来变革现实而已。
从上可知，曾现在史学的目的论上提出了“史者，所以明夫治天下之道也”的观点，继承和发扬了我国古代史学鉴戒、经世的优良传统，在史才问题上，提出了“明、道、智、文”的新良史说，大大深化和发展了刘知几的才学识三长理论，在我国古代史学上独树一帜；他又强调碑铭墓志的史学属性，要求它真实、公允、直笔；在历史观方面，他又具有明显的变异思想，主张历史变革，反对因循守旧。这些都是曾巩史学思想的精华所在。至于他企图用“先王之道”来变革现实，在复古中求革新，这在实际上是行不通的。
附注
① 洪迈《容斋四笔》卷1《战国策》
② 《曾巩集》卷11《战国策自录序》
③ 《曾巩集》卷11《说苑目录序》
④ 《郡斋读书志》
① 《曾巩集》卷11《陈书目录序》
① 彭期《校刻隆平集序》
② 《曾巩集》卷11《南齐书目录序》
① 《曾巩集》卷11《陈书目录序》
②③ 《曾巩集》卷11《南齐书目录序》
①② 《曾巩集》卷16《寄欧阳舍人书》
③ 《曾巩集》 11卷《战国策目录序》
① 《曾巩集》11卷《礼阁新仪目录序》
② 《曾巩集》11卷《新序目录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