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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九年前，伟大领袖毛主席发表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世界观和文艺理论，对当时思想文化战线上两条路线的斗争作了最完整、最系统、最深刻的历史总结。这部光辉著作，是批判反革命修正主义文艺路线及其理论基础“人性论”的锐利武器，是依照无产阶级先锋队的面貌改造世界的伟大纲领。
在全党正在批修整风，“进行一次思想和政治路线方面的教育”的时候，重新学习《讲话》这部马克思列宁主义重要文献，必将推动我们进一步批判王明、刘少奇、周扬一类假马克思主义政治骗子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自觉地改造世界观，提高两条路线斗争觉悟，更好地贯彻执行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
一
毛主席在《讲话》中一开头就指出：“为什么人的问题，是一个根本的问题，原则的问题。”毛主席接着又明确指出：“我们的文学艺术都是为人民大众的，首先是为工农兵的，为工农兵而创作，为工农兵所利用的。”文艺是为广大的工农兵还是为剥削阶级，这是两种根本对立的方向，是毛主席的无产阶级文艺路线同反革命修正主义文艺路线长期斗争的焦点。
“在现在世界上，一切文化或文学艺术都是属于一定的阶级，属于一定的政治路线的。”毛主席提出的文艺为工农兵服务，集中地体现了文艺为无产阶级政治路线服务的思想。一切真正为工农兵的革命文艺，在民主革命时期，都是为无产阶级夺取政权服务；在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之后，都是为巩固无产阶级专政服务。
长期以来，王明、刘少奇、周扬一类假马克思主义的政治骗子，为了使文艺成为他们推行反革命修正主义政治路线的工具，一贯对抗毛主席的革命文艺路线，反对文艺为工农兵服务，从三十年代到六十年代，先后提出了“国防文学”、“全民文艺”的反革命修正主义文艺路线的纲领性口号。
三十年代关于“国防文学”同“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两个口号的论争，就是当时党内两条路线的斗争在文艺战线上的一个集中表现。斗争的实质，是要不要坚持文艺界抗日统一战线中无产阶级领导权的问题。鲁迅根据毛主席关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提出了“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的无产阶级口号，坚持了无产阶级在文艺领域的领导权。叛徒、特务周扬一伙追随王明、刘少奇的右倾投降主义路线，宣称“国防文学”是“全中国民族的文学”，①公开用反对文艺的阶级性的办法，来反对无产阶级的领导权。“国防文学”这个反动口号一出笼，立即得到了刘少奇一类政治骗子的大力支持。他们摆出“理论权威”的架势，又是用“国防哲学”为“国防文学”提供“理论”根据，又是亲自写文章为之帮腔。他们胡说什么“国防文学”是“联合战线的口号”，是“不可驳倒的”，作家“应该在国防文学的口号下联合起来”，“团结”起来。同时，又恶毒污蔑“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这个口号是“宗派主义”。
毛主席在《讲话》中，彻底批判了那种文艺可以超阶级的资产阶级观点。毛主席指出：“为艺术的艺术，超阶级的艺术，和政治并行或互相独立的艺术，实际上是不存在的。”这就揭穿了“国防文学”、“国防哲学”这类口号的虚伪性和反动性，使人们看清了这些貌似超阶级的口号为国民党反动派即大地主大资产阶级服务的本质。毛主席针对王明、刘少奇、周扬一伙放弃无产阶级领导权的右倾投降主义路线，作了尖锐而深刻的批判。毛主席指出：“在一个统一战线里面，只有团结而无斗争，或者只有斗争而无团结，实行如过去某些同志所实行过的右倾的投降主义、尾巴主义，或者‘左’倾的排外主义、宗派主义，都是错误的政策。政治上如此，艺术上也是如此。”正是王明、刘少奇、周扬一类政治骗子，一方面，对代表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国民党反动派实行阶级投降主义，使“国防文学”成为地地道道的国民党文学；另一方面，配合国民党的文化“围剿”，对鲁迅实行“左”倾的排外主义、宗派主义，采取种种卑鄙无耻的手段进行陷害和打击。他们大肆鼓吹“国防文学”，就是为了把无产阶级在文艺战线上的领导权拱手让给人民公敌蒋介石，以便“联合”起大地主大资产阶级，“联合”起一切反动文艺，向无产阶级和人民大众猖狂进攻。
《讲话》严厉批判了以“国防文学”为中心的反革命修正主义文艺路线以后，周扬一伙贼心不死，一直在伺机反扑。他们一次又一次地跳了出来，不但为这个“全民”牌的“国防文学”反动口号翻案，而且赤裸裸地鼓吹“全民文艺”，妄图继续篡改文艺的工农兵方向，对抗毛主席的无产阶级文艺路线。
一九六二年，周扬一伙紧密配合苏修叛徒集团的“全民国家论”，在刘少奇之流的支持下，公开扯起了“全民文艺”的黑旗，把文艺为工农兵服务，篡改为“人民民主统一战线内的以工农兵为主体的全体人民都应当是我们的文艺服务的对象和工作的对象”。“全民文艺”这个口号，是同所谓“国防文学”即“全中国民族的文学”一脉相承的，是对《讲话》的全面反动。
周扬抛出的“全民文艺论”并不是什么新货色。它是毛主席在《讲话》中早已痛斥过的梁实秋之流提出的超阶级的文艺，而“实际上是主张资产阶级的文艺”。有着鲜明阶级性的无产阶级文艺，在社会主义革命时期，是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有力工具。无产阶级文艺的服务对象只能是广大工农兵群众，而决不能包括资产阶级或其他剥削阶级。周扬一伙抹杀阶级界限，硬要在“统一战线”的招牌下，塞进为资产阶级服务的黑货，其反革命目的，就是妄图用为“全体人民”服务来篡改无产阶级文艺的工农兵方向，用反革命修正主义文艺路线对抗毛主席的革命文艺路线，实现他们颠覆无产阶级专政、复辟资本主义的阴谋。
二
毛主席在《讲话》中深刻批判了反革命修正主义文艺路线的理论基础“人性论”。毛主席尖锐地指出：“只有具体的人性，没有抽象的人性。在阶级社会里就是只有带着阶级性的人性，而没有什么超阶级的人性。我们主张无产阶级的人性，人民大众的人性，而地主阶级资产阶级则主张地主阶级资产阶级的人性，不过他们口头上不这样说，却说成为唯一的人性。”并指出：“现在延安有些人们所主张的作为所谓文艺理论基础的‘人性论’，就是这样讲，这是完全错误的。”毛主席的这个论述，有力地击中了刘少奇、周扬一类政治骗子的要害。
刘少奇、周扬一伙胡说有什么超阶级的人性，文艺应该表现这种所谓全人类的“共同人性”。他们提出的“国防文学”和“全民文艺”的口号，正是以这种反动的“人性论”为理论基础的。在他们这条反革命修正主义文艺黑线下，许多毒草都大肆宣扬了所谓超阶级的人性论。例如，周扬们曾经把《赛金花》、《李秀成之死》、《武训传》、《早春二月》等吹得天花乱坠，当作超阶级的人性的标本。周扬一伙曾经毫不掩饰地说，他们所以对汉奸娼妓赛金花百般歌颂，就是因为“她多少的还保留着一些人性”。②赛金花这个媚敌求荣的民族败类究竟还“保留”着什么“人性”呢？这决不是任何超阶级的人性，而是赤裸裸的卑鄙而反动的汉奸卖国贼的人性。同样，李秀成的人性是无耻叛徒的人性，武训的人性是地主阶级奴才的人性，肖涧秋的人性则是资产阶级的人性。周扬一伙宣扬这种剥削阶级的“人性”，正好彻底暴露了他们标榜的超阶级人性的反动本质。
毛主席在《讲话》中对地主资产阶级人性论的批判，宣告了刘少奇、周扬一伙推行的反革命修正主义文艺路线的破产。但是，这伙混进共产党内部的国民党反共分子，是永远不会甘心自己的失败的。《讲话》发表以后，刘少奇、周扬一伙假马克思主义的政治骗子，通过写文章、发表讲话，系统地鼓吹地主资产阶级人性论，顽固对抗《讲话》对他们一伙的批判。
他们在这些毒草文章和讲话中，公开宣扬有什么“全人类的普遍利益”。他们一会儿胡说无产阶级“代表人类全部的，永远的历史利益”，一会儿又胡说，在社会主义社会中，资产阶级能够“代表大多数人民的利益，代表社会进步的利益”，③还胡说什么文艺作品要“反映全体人民的利益”。④
伟大导师马克思、恩格斯指出：资产阶级“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就不得不把自己的利益说成是社会全体成员的共同利益，抽象地讲，就是赋予自己的思想以普遍性的形式，把它们描绘成唯一合理的、有普遍意义的思想。”（《德意志意识形态》）刘少奇、周扬一类政治骗子，就是为了维护资产阶级的利益而鼓吹什么“全人类的普遍利益”的。马克思主义的真理告诉我们，自从人类分化为阶级以来，只有阶级的利益，而决没有“代表人类全部的”“普遍利益”。说什么各个对立的阶级有共同的“普遍利益”，是一种典型的超阶级人性论的观点。宣扬这种观点，就是要抹杀阶级界限，取消阶级斗争，麻痹无产阶级和革命人民的斗争意志。毛主席在《讲话》中明确指出：“文艺是为地主阶级的，这是封建主义的文艺”；“文艺是为资产阶级的，这是资产阶级的文艺”；“文艺是为帝国主义者的”，“这叫做汉奸文艺”；“在我们，文艺不是为上述种种人，而是为人民的”。可见，不同阶级的文艺，总是为不同阶级的利益服务，根本不存在什么“反映全体人民的利益”的东西。刘少奇、周扬一类政治骗子替地主资产阶级制造的文艺“理论”根据，不过是骗人的鬼话。
刘少奇、周扬一类政治骗子，为了把地主资产阶级的文艺理论基础“人性论”，冒充为无产阶级文艺的理论基础，肆意歪曲马克思主义的党性原则，胡说“党性就是人性”，⑤是党员的“一切优美个性的统一——集合体”，是“最善良，最优秀的人性”。
马克思主义认为，党性是有阶级内容的，不同的阶级有不同的党性，无产阶级的党性，是无产阶级阶级性的集中表现。刘少奇一伙却把党性和所谓人性等同起来，在“最善良”、“最优秀”这类抽象字眼掩盖下，把地主资产阶级的人性说成是党员的个性，而这种个性“统一”起来，“集合”起来，就变成了党性。一句话，党性就是地主资产阶级人性的“集合体”。刘少奇一伙完全背叛了马克思主义的阶级观点，公开同毛主席在《讲话》中关于“只有具体的人性，没有抽象的人性”的英明论断相对抗。很清楚，他们这样做的目的，就是妄图腐蚀我们党，改变党的性质，把无产阶级的政党变成资产阶级的政党。从这里，我们不难看到刘少奇、周扬这一伙政治骗子的原形：他们的人性，是地主资产阶级的人性；他们的党性，是国民党的党性；他们的个性，是野心家阴谋家的个性。
刘少奇、周扬一类政治骗子还公然宣称，“社会主义社会因为阶级限制的消灭”，使“人们个性”有“最大的自由”和“无限制的发展条件”。他们还说，党员可以充分“发展他个人的个性”，⑥文艺“服务的道路越广越好”，⑦“作家完全有自由去选择他所愿意写的题材”。⑧这正是他们鼓吹的“全民文艺”的一个基本出发点。把自由说成是抽象的超阶级的东西，这完全是反马克思主义的唯心论的观点。毛主席指出：“民主属于上层建筑，属于政治这个范畴。这就是说，归根结蒂，它是为经济基础服务的。自由也是这样。民主自由都是相对的，不是绝对的，都是在历史上发生和发展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在社会主义社会这个历史阶段中，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是客观存在的。我们坚持无产阶级的民主自由，就要反对资产阶级的民主自由。在无产阶级专政的条件下，广大人民群众享受着民主和自由，但同时也必须用社会主义的纪律约束自己。无产阶级决不给资产阶级各种反社会主义的“个性”以发展的“自由”，而必须发动广大群众坚决地加以限制和批判。按照马克思主义的观点，“人的本质并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超越一定社会关系的所谓“个性”的“无限制的发展”，在现实生活中是永远不存在的。刘少奇、周扬一类骗子如此露骨地鼓吹“阶级斗争熄灭论”，鼓吹“个性”的“自由”发展，就是要取消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斗争，取消无产阶级专政。他们所谓“最大的自由”和“无限制的发展条件”，就是要让在他们卵翼下的那一伙叛徒、特务、反动文人站在地主资产阶级的立场上，“无限制的发展”他们的反共“才能”，“自由”地炮制反共反人民的毒草。毛主席指出：“凡是错误的思想，凡是毒草，凡是牛鬼蛇神，都应该进行批判，决不能让它们自由泛滥。”在毛主席《讲话》的阳光照耀下，不管刘少奇一类的政治骗子玩弄什么样的花招，贩卖种种谬论，他们的反革命真面目总是要彻底暴露。
大观园里贾宝玉的命根子是系在颈上的一块石头，反革命修正主义文艺路线的命根子是地主资产阶级的人性论。这个为剥削阶级服务的反动人性论，是贯穿整个反革命修正主义文艺路线的理论核心。从“人性论”出发，可以直接引出“左”右倾机会主义路线，引出复辟资本主义的理论。这种反动的人性论，浸透着资产阶级的欺骗性、虚伪性、反动性，流毒很广。因此，认真学习《讲话》，掌握这个批判地主资产阶级人性论的强大思想武器，彻底挖掉反革命修正主义文艺路线赖以生存的命根子，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个迫切的战斗任务。
三
毛主席在《讲话》中，把文艺战线上两条路线斗争的实质，提到按照哪个阶级的面貌改造世界的高度。毛主席针对那种要求人们按照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面貌来改造党，改造世界的观点，明确指出：“你们那一套是不行的，无产阶级是不能迁就你们的，依了你们，实际上就是依了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就有亡党亡国的危险，只能依谁呢？只能依照无产阶级先锋队的面貌改造党，改造世界。”
王明、刘少奇、周扬一类假马克思主义的政治骗子，早就是混入革命阵营内部的一伙叛徒、特务、国民党反共分子。正当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处于最艰苦的时期，他们竞相抛出黑《修养》、宣扬“人性论”的文章及《文学与生活漫谈》等大毒草，适应日本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派的需要，恶毒地攻击党，攻击无产阶级，攻击革命根据地，鼓吹地主资产阶级的思想和修正主义观点，妄图按照他们的反革命面貌来改造党，改造世界。全国解放后，刘少奇、周扬一伙利用文艺作为复辟资本主义的舆论工具，狂妄地叫嚷：“文学家他是要世界一切服从他的，他是要按照他的面貌改造世界的。”⑨说得明白一点，也就是要按照刘少奇、周扬一类政治骗子的面貌，按照地、富、反、坏、右的面貌来改造党，改造世界。正是从这一点出发，他们疯狂推行反革命修正主义文艺路线，对抗毛主席的革命文艺路线，反对文艺为工农兵服务、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反对文艺工作者改造世界观。他们大力提倡封、资、修的黑货，让帝王将相、才子佳人、牛鬼蛇神占领舞台，把他们控制下的文艺部门变成裴多菲俱乐部。很明显，如果无产阶级依了他们，照此办理，“那就不要很多时间，少则几年、十几年，多则几十年，就不可避免地要出现全国性的反革命复辟，马列主义的党就一定会变成修正主义的党，变成法西斯党，整个中国就要改变颜色了”。
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发动和领导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彻底摧垮了刘少奇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摧垮了周扬一伙的文艺黑线，无产阶级在上层建筑其中包括各个文化领域对资产阶级实行全面的专政。江青同志亲自培育的一批革命样板戏，是实践毛主席无产阶级文艺路线的光辉成果。杨子荣、李玉和、郭建光、洪常青等典型的英雄形象，充分体现了无产阶级先锋队的精神面貌。
伟大领袖毛主席历来重视知识分子世界观的改造，在《讲话》中曾经一再明确指示，文艺工作者必须“深入工农兵群众，深入实际斗争”，“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和学习社会”。刘少奇、周扬一伙坚持用资产阶级面貌改造世界，反对文艺工作者用无产阶级思想改造世界观。他们胡说什么：“文学艺术和其他工作不同，需要特殊的天才”。⑩这是明目张胆地宣扬唯心论的先验论，以对抗毛主席关于文艺工作者“必须长期地无条件地全心全意地到工农兵群众中去”的教导。
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论认为，一切才能都属于知识范畴，来源于群众的伟大斗争，来源于三大革命运动的实践。文艺工作者的创作才能也是如此。离开了工农兵的斗争实践，离开了人民生活这个唯一的创作源泉，任何有才能的文艺工作者，也是不能创作出革命的文艺作品的。一切文艺工作者，要树立正确的世界观，只有认真读马、列的书，学习毛主席著作，深入实际同工农兵相结合，把立足点“移到工农兵这方面来，移到无产阶级这方面来”。如果相信了刘少奇、周扬一伙的谬论，不认真学习、自觉改造，而是脱离群众、脱离实际，就会背离毛主席的革命文艺路线，陷进资产阶级的泥坑。
几十年来，文艺战线上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的斗争，是十分尖锐、十分激烈的。历史经验深刻地告诉我们：毛主席的革命文艺路线，不经过同隐藏在党内的形形色色的敌人的剧烈斗争，不经过对反革命修正主义文艺路线反复深入的批判，是不可能得到贯彻的。某种反动谬论遭到了批判之后，往往还会改头换面重复出现，还需要再批判；旧的黑线被搞掉了，还会出现将来的黑线，还得再斗争。正如《林彪同志委托江青同志召开的部队文艺座谈会纪要》中所指出的那样：“这是一场艰巨、复杂、长期的斗争，要经过几十年甚至几百年的努力。这是关系到我国革命前途的大事，也是关系到世界革命前途的大事。”我们对刘少奇、周扬一类假马克思主义政治骗子的批判需要继续深入，决不能休战。我们一定要以《讲话》这个强大武器，批修整风，深入进行思想和政治路线方面的教育，彻底批判从“国防文学”到“全民文艺”这条反革命文艺黑线，肃清它的余毒，提高执行毛主席革命路线的自觉性，永远沿着毛主席的革命文艺路线胜利前进。
注：
①周扬：《关于国防文学》（《文学界》一卷一号，一九三六年六月）。
②夏衍：《历史与讽喻》（《文学界》一卷一号，一九三六年六月）。
③刘少奇：在政协全国委员会民主人士学习座谈会上的讲话（一九五一年五月十三日）。
④周扬：在全国故事片创作会议上的发言（一九六一年六月二十三日）。
⑤刘少奇：关于建党中的几个问题的报告（一九四四年十月二十三日）。
⑥刘少奇：《修养》（一九六二年版）。
⑦周扬：在文学创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一九五九年二月）。
⑧周扬：《让文学艺术在建设社会主义伟大事业中发挥巨大的作用》（一九五六年九月二十五日）。
⑨刘少奇：关于文艺问题的讲话（一九六四年一月三日）。
⑩刘少奇：在中国作家协会第二次理事会扩大会议期间的一次谈话（一九五六年三月五日）。
（原载《红旗》杂志一九七一年第五期）
在全党正在批修整风，“进行一次思想和政治路线方面的教育”的时候，重新学习《讲话》这部马克思列宁主义重要文献，必将推动我们进一步批判王明、刘少奇、周扬一类假马克思主义政治骗子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自觉地改造世界观，提高两条路线斗争觉悟，更好地贯彻执行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
一
毛主席在《讲话》中一开头就指出：“为什么人的问题，是一个根本的问题，原则的问题。”毛主席接着又明确指出：“我们的文学艺术都是为人民大众的，首先是为工农兵的，为工农兵而创作，为工农兵所利用的。”文艺是为广大的工农兵还是为剥削阶级，这是两种根本对立的方向，是毛主席的无产阶级文艺路线同反革命修正主义文艺路线长期斗争的焦点。
“在现在世界上，一切文化或文学艺术都是属于一定的阶级，属于一定的政治路线的。”毛主席提出的文艺为工农兵服务，集中地体现了文艺为无产阶级政治路线服务的思想。一切真正为工农兵的革命文艺，在民主革命时期，都是为无产阶级夺取政权服务；在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之后，都是为巩固无产阶级专政服务。
长期以来，王明、刘少奇、周扬一类假马克思主义的政治骗子，为了使文艺成为他们推行反革命修正主义政治路线的工具，一贯对抗毛主席的革命文艺路线，反对文艺为工农兵服务，从三十年代到六十年代，先后提出了“国防文学”、“全民文艺”的反革命修正主义文艺路线的纲领性口号。
三十年代关于“国防文学”同“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两个口号的论争，就是当时党内两条路线的斗争在文艺战线上的一个集中表现。斗争的实质，是要不要坚持文艺界抗日统一战线中无产阶级领导权的问题。鲁迅根据毛主席关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提出了“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的无产阶级口号，坚持了无产阶级在文艺领域的领导权。叛徒、特务周扬一伙追随王明、刘少奇的右倾投降主义路线，宣称“国防文学”是“全中国民族的文学”，①公开用反对文艺的阶级性的办法，来反对无产阶级的领导权。“国防文学”这个反动口号一出笼，立即得到了刘少奇一类政治骗子的大力支持。他们摆出“理论权威”的架势，又是用“国防哲学”为“国防文学”提供“理论”根据，又是亲自写文章为之帮腔。他们胡说什么“国防文学”是“联合战线的口号”，是“不可驳倒的”，作家“应该在国防文学的口号下联合起来”，“团结”起来。同时，又恶毒污蔑“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这个口号是“宗派主义”。
毛主席在《讲话》中，彻底批判了那种文艺可以超阶级的资产阶级观点。毛主席指出：“为艺术的艺术，超阶级的艺术，和政治并行或互相独立的艺术，实际上是不存在的。”这就揭穿了“国防文学”、“国防哲学”这类口号的虚伪性和反动性，使人们看清了这些貌似超阶级的口号为国民党反动派即大地主大资产阶级服务的本质。毛主席针对王明、刘少奇、周扬一伙放弃无产阶级领导权的右倾投降主义路线，作了尖锐而深刻的批判。毛主席指出：“在一个统一战线里面，只有团结而无斗争，或者只有斗争而无团结，实行如过去某些同志所实行过的右倾的投降主义、尾巴主义，或者‘左’倾的排外主义、宗派主义，都是错误的政策。政治上如此，艺术上也是如此。”正是王明、刘少奇、周扬一类政治骗子，一方面，对代表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国民党反动派实行阶级投降主义，使“国防文学”成为地地道道的国民党文学；另一方面，配合国民党的文化“围剿”，对鲁迅实行“左”倾的排外主义、宗派主义，采取种种卑鄙无耻的手段进行陷害和打击。他们大肆鼓吹“国防文学”，就是为了把无产阶级在文艺战线上的领导权拱手让给人民公敌蒋介石，以便“联合”起大地主大资产阶级，“联合”起一切反动文艺，向无产阶级和人民大众猖狂进攻。
《讲话》严厉批判了以“国防文学”为中心的反革命修正主义文艺路线以后，周扬一伙贼心不死，一直在伺机反扑。他们一次又一次地跳了出来，不但为这个“全民”牌的“国防文学”反动口号翻案，而且赤裸裸地鼓吹“全民文艺”，妄图继续篡改文艺的工农兵方向，对抗毛主席的无产阶级文艺路线。
一九六二年，周扬一伙紧密配合苏修叛徒集团的“全民国家论”，在刘少奇之流的支持下，公开扯起了“全民文艺”的黑旗，把文艺为工农兵服务，篡改为“人民民主统一战线内的以工农兵为主体的全体人民都应当是我们的文艺服务的对象和工作的对象”。“全民文艺”这个口号，是同所谓“国防文学”即“全中国民族的文学”一脉相承的，是对《讲话》的全面反动。
周扬抛出的“全民文艺论”并不是什么新货色。它是毛主席在《讲话》中早已痛斥过的梁实秋之流提出的超阶级的文艺，而“实际上是主张资产阶级的文艺”。有着鲜明阶级性的无产阶级文艺，在社会主义革命时期，是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有力工具。无产阶级文艺的服务对象只能是广大工农兵群众，而决不能包括资产阶级或其他剥削阶级。周扬一伙抹杀阶级界限，硬要在“统一战线”的招牌下，塞进为资产阶级服务的黑货，其反革命目的，就是妄图用为“全体人民”服务来篡改无产阶级文艺的工农兵方向，用反革命修正主义文艺路线对抗毛主席的革命文艺路线，实现他们颠覆无产阶级专政、复辟资本主义的阴谋。
二
毛主席在《讲话》中深刻批判了反革命修正主义文艺路线的理论基础“人性论”。毛主席尖锐地指出：“只有具体的人性，没有抽象的人性。在阶级社会里就是只有带着阶级性的人性，而没有什么超阶级的人性。我们主张无产阶级的人性，人民大众的人性，而地主阶级资产阶级则主张地主阶级资产阶级的人性，不过他们口头上不这样说，却说成为唯一的人性。”并指出：“现在延安有些人们所主张的作为所谓文艺理论基础的‘人性论’，就是这样讲，这是完全错误的。”毛主席的这个论述，有力地击中了刘少奇、周扬一类政治骗子的要害。
刘少奇、周扬一伙胡说有什么超阶级的人性，文艺应该表现这种所谓全人类的“共同人性”。他们提出的“国防文学”和“全民文艺”的口号，正是以这种反动的“人性论”为理论基础的。在他们这条反革命修正主义文艺黑线下，许多毒草都大肆宣扬了所谓超阶级的人性论。例如，周扬们曾经把《赛金花》、《李秀成之死》、《武训传》、《早春二月》等吹得天花乱坠，当作超阶级的人性的标本。周扬一伙曾经毫不掩饰地说，他们所以对汉奸娼妓赛金花百般歌颂，就是因为“她多少的还保留着一些人性”。②赛金花这个媚敌求荣的民族败类究竟还“保留”着什么“人性”呢？这决不是任何超阶级的人性，而是赤裸裸的卑鄙而反动的汉奸卖国贼的人性。同样，李秀成的人性是无耻叛徒的人性，武训的人性是地主阶级奴才的人性，肖涧秋的人性则是资产阶级的人性。周扬一伙宣扬这种剥削阶级的“人性”，正好彻底暴露了他们标榜的超阶级人性的反动本质。
毛主席在《讲话》中对地主资产阶级人性论的批判，宣告了刘少奇、周扬一伙推行的反革命修正主义文艺路线的破产。但是，这伙混进共产党内部的国民党反共分子，是永远不会甘心自己的失败的。《讲话》发表以后，刘少奇、周扬一伙假马克思主义的政治骗子，通过写文章、发表讲话，系统地鼓吹地主资产阶级人性论，顽固对抗《讲话》对他们一伙的批判。
他们在这些毒草文章和讲话中，公开宣扬有什么“全人类的普遍利益”。他们一会儿胡说无产阶级“代表人类全部的，永远的历史利益”，一会儿又胡说，在社会主义社会中，资产阶级能够“代表大多数人民的利益，代表社会进步的利益”，③还胡说什么文艺作品要“反映全体人民的利益”。④
伟大导师马克思、恩格斯指出：资产阶级“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就不得不把自己的利益说成是社会全体成员的共同利益，抽象地讲，就是赋予自己的思想以普遍性的形式，把它们描绘成唯一合理的、有普遍意义的思想。”（《德意志意识形态》）刘少奇、周扬一类政治骗子，就是为了维护资产阶级的利益而鼓吹什么“全人类的普遍利益”的。马克思主义的真理告诉我们，自从人类分化为阶级以来，只有阶级的利益，而决没有“代表人类全部的”“普遍利益”。说什么各个对立的阶级有共同的“普遍利益”，是一种典型的超阶级人性论的观点。宣扬这种观点，就是要抹杀阶级界限，取消阶级斗争，麻痹无产阶级和革命人民的斗争意志。毛主席在《讲话》中明确指出：“文艺是为地主阶级的，这是封建主义的文艺”；“文艺是为资产阶级的，这是资产阶级的文艺”；“文艺是为帝国主义者的”，“这叫做汉奸文艺”；“在我们，文艺不是为上述种种人，而是为人民的”。可见，不同阶级的文艺，总是为不同阶级的利益服务，根本不存在什么“反映全体人民的利益”的东西。刘少奇、周扬一类政治骗子替地主资产阶级制造的文艺“理论”根据，不过是骗人的鬼话。
刘少奇、周扬一类政治骗子，为了把地主资产阶级的文艺理论基础“人性论”，冒充为无产阶级文艺的理论基础，肆意歪曲马克思主义的党性原则，胡说“党性就是人性”，⑤是党员的“一切优美个性的统一——集合体”，是“最善良，最优秀的人性”。
马克思主义认为，党性是有阶级内容的，不同的阶级有不同的党性，无产阶级的党性，是无产阶级阶级性的集中表现。刘少奇一伙却把党性和所谓人性等同起来，在“最善良”、“最优秀”这类抽象字眼掩盖下，把地主资产阶级的人性说成是党员的个性，而这种个性“统一”起来，“集合”起来，就变成了党性。一句话，党性就是地主资产阶级人性的“集合体”。刘少奇一伙完全背叛了马克思主义的阶级观点，公开同毛主席在《讲话》中关于“只有具体的人性，没有抽象的人性”的英明论断相对抗。很清楚，他们这样做的目的，就是妄图腐蚀我们党，改变党的性质，把无产阶级的政党变成资产阶级的政党。从这里，我们不难看到刘少奇、周扬这一伙政治骗子的原形：他们的人性，是地主资产阶级的人性；他们的党性，是国民党的党性；他们的个性，是野心家阴谋家的个性。
刘少奇、周扬一类政治骗子还公然宣称，“社会主义社会因为阶级限制的消灭”，使“人们个性”有“最大的自由”和“无限制的发展条件”。他们还说，党员可以充分“发展他个人的个性”，⑥文艺“服务的道路越广越好”，⑦“作家完全有自由去选择他所愿意写的题材”。⑧这正是他们鼓吹的“全民文艺”的一个基本出发点。把自由说成是抽象的超阶级的东西，这完全是反马克思主义的唯心论的观点。毛主席指出：“民主属于上层建筑，属于政治这个范畴。这就是说，归根结蒂，它是为经济基础服务的。自由也是这样。民主自由都是相对的，不是绝对的，都是在历史上发生和发展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在社会主义社会这个历史阶段中，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是客观存在的。我们坚持无产阶级的民主自由，就要反对资产阶级的民主自由。在无产阶级专政的条件下，广大人民群众享受着民主和自由，但同时也必须用社会主义的纪律约束自己。无产阶级决不给资产阶级各种反社会主义的“个性”以发展的“自由”，而必须发动广大群众坚决地加以限制和批判。按照马克思主义的观点，“人的本质并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超越一定社会关系的所谓“个性”的“无限制的发展”，在现实生活中是永远不存在的。刘少奇、周扬一类骗子如此露骨地鼓吹“阶级斗争熄灭论”，鼓吹“个性”的“自由”发展，就是要取消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斗争，取消无产阶级专政。他们所谓“最大的自由”和“无限制的发展条件”，就是要让在他们卵翼下的那一伙叛徒、特务、反动文人站在地主资产阶级的立场上，“无限制的发展”他们的反共“才能”，“自由”地炮制反共反人民的毒草。毛主席指出：“凡是错误的思想，凡是毒草，凡是牛鬼蛇神，都应该进行批判，决不能让它们自由泛滥。”在毛主席《讲话》的阳光照耀下，不管刘少奇一类的政治骗子玩弄什么样的花招，贩卖种种谬论，他们的反革命真面目总是要彻底暴露。
大观园里贾宝玉的命根子是系在颈上的一块石头，反革命修正主义文艺路线的命根子是地主资产阶级的人性论。这个为剥削阶级服务的反动人性论，是贯穿整个反革命修正主义文艺路线的理论核心。从“人性论”出发，可以直接引出“左”右倾机会主义路线，引出复辟资本主义的理论。这种反动的人性论，浸透着资产阶级的欺骗性、虚伪性、反动性，流毒很广。因此，认真学习《讲话》，掌握这个批判地主资产阶级人性论的强大思想武器，彻底挖掉反革命修正主义文艺路线赖以生存的命根子，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个迫切的战斗任务。
三
毛主席在《讲话》中，把文艺战线上两条路线斗争的实质，提到按照哪个阶级的面貌改造世界的高度。毛主席针对那种要求人们按照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面貌来改造党，改造世界的观点，明确指出：“你们那一套是不行的，无产阶级是不能迁就你们的，依了你们，实际上就是依了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就有亡党亡国的危险，只能依谁呢？只能依照无产阶级先锋队的面貌改造党，改造世界。”
王明、刘少奇、周扬一类假马克思主义的政治骗子，早就是混入革命阵营内部的一伙叛徒、特务、国民党反共分子。正当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处于最艰苦的时期，他们竞相抛出黑《修养》、宣扬“人性论”的文章及《文学与生活漫谈》等大毒草，适应日本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派的需要，恶毒地攻击党，攻击无产阶级，攻击革命根据地，鼓吹地主资产阶级的思想和修正主义观点，妄图按照他们的反革命面貌来改造党，改造世界。全国解放后，刘少奇、周扬一伙利用文艺作为复辟资本主义的舆论工具，狂妄地叫嚷：“文学家他是要世界一切服从他的，他是要按照他的面貌改造世界的。”⑨说得明白一点，也就是要按照刘少奇、周扬一类政治骗子的面貌，按照地、富、反、坏、右的面貌来改造党，改造世界。正是从这一点出发，他们疯狂推行反革命修正主义文艺路线，对抗毛主席的革命文艺路线，反对文艺为工农兵服务、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反对文艺工作者改造世界观。他们大力提倡封、资、修的黑货，让帝王将相、才子佳人、牛鬼蛇神占领舞台，把他们控制下的文艺部门变成裴多菲俱乐部。很明显，如果无产阶级依了他们，照此办理，“那就不要很多时间，少则几年、十几年，多则几十年，就不可避免地要出现全国性的反革命复辟，马列主义的党就一定会变成修正主义的党，变成法西斯党，整个中国就要改变颜色了”。
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发动和领导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彻底摧垮了刘少奇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摧垮了周扬一伙的文艺黑线，无产阶级在上层建筑其中包括各个文化领域对资产阶级实行全面的专政。江青同志亲自培育的一批革命样板戏，是实践毛主席无产阶级文艺路线的光辉成果。杨子荣、李玉和、郭建光、洪常青等典型的英雄形象，充分体现了无产阶级先锋队的精神面貌。
伟大领袖毛主席历来重视知识分子世界观的改造，在《讲话》中曾经一再明确指示，文艺工作者必须“深入工农兵群众，深入实际斗争”，“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和学习社会”。刘少奇、周扬一伙坚持用资产阶级面貌改造世界，反对文艺工作者用无产阶级思想改造世界观。他们胡说什么：“文学艺术和其他工作不同，需要特殊的天才”。⑩这是明目张胆地宣扬唯心论的先验论，以对抗毛主席关于文艺工作者“必须长期地无条件地全心全意地到工农兵群众中去”的教导。
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论认为，一切才能都属于知识范畴，来源于群众的伟大斗争，来源于三大革命运动的实践。文艺工作者的创作才能也是如此。离开了工农兵的斗争实践，离开了人民生活这个唯一的创作源泉，任何有才能的文艺工作者，也是不能创作出革命的文艺作品的。一切文艺工作者，要树立正确的世界观，只有认真读马、列的书，学习毛主席著作，深入实际同工农兵相结合，把立足点“移到工农兵这方面来，移到无产阶级这方面来”。如果相信了刘少奇、周扬一伙的谬论，不认真学习、自觉改造，而是脱离群众、脱离实际，就会背离毛主席的革命文艺路线，陷进资产阶级的泥坑。
几十年来，文艺战线上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的斗争，是十分尖锐、十分激烈的。历史经验深刻地告诉我们：毛主席的革命文艺路线，不经过同隐藏在党内的形形色色的敌人的剧烈斗争，不经过对反革命修正主义文艺路线反复深入的批判，是不可能得到贯彻的。某种反动谬论遭到了批判之后，往往还会改头换面重复出现，还需要再批判；旧的黑线被搞掉了，还会出现将来的黑线，还得再斗争。正如《林彪同志委托江青同志召开的部队文艺座谈会纪要》中所指出的那样：“这是一场艰巨、复杂、长期的斗争，要经过几十年甚至几百年的努力。这是关系到我国革命前途的大事，也是关系到世界革命前途的大事。”我们对刘少奇、周扬一类假马克思主义政治骗子的批判需要继续深入，决不能休战。我们一定要以《讲话》这个强大武器，批修整风，深入进行思想和政治路线方面的教育，彻底批判从“国防文学”到“全民文艺”这条反革命文艺黑线，肃清它的余毒，提高执行毛主席革命路线的自觉性，永远沿着毛主席的革命文艺路线胜利前进。
注：
①周扬：《关于国防文学》（《文学界》一卷一号，一九三六年六月）。
②夏衍：《历史与讽喻》（《文学界》一卷一号，一九三六年六月）。
③刘少奇：在政协全国委员会民主人士学习座谈会上的讲话（一九五一年五月十三日）。
④周扬：在全国故事片创作会议上的发言（一九六一年六月二十三日）。
⑤刘少奇：关于建党中的几个问题的报告（一九四四年十月二十三日）。
⑥刘少奇：《修养》（一九六二年版）。
⑦周扬：在文学创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一九五九年二月）。
⑧周扬：《让文学艺术在建设社会主义伟大事业中发挥巨大的作用》（一九五六年九月二十五日）。
⑨刘少奇：关于文艺问题的讲话（一九六四年一月三日）。
⑩刘少奇：在中国作家协会第二次理事会扩大会议期间的一次谈话（一九五六年三月五日）。
（原载《红旗》杂志一九七一年第五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