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建省少年儿童图书馆

郑家玄，曾化名王芸生、海秋、山猗，1916年11月11日生，晋江县安海镇人。他幼年受哥哥、姐姐的启蒙教育，7岁入养正小学读书，并养成好学的习惯，曾有“年逢兵〓，避难他乡，舟中信口诵书，旁若无人，不知畏惧，故幼年以嗜书闻”的评语；后升入养正中学，更加勤奋好学，“终日研讨不厌”。由于家庭经济困难，郑家玄“从小体味到存在人与人之间不平的等差”，亲身体会到世态的炎凉，“对于人们的痛苦、悲愁有了深切的怜悯与同情”，并“常因人们的疾苦引起深切的共鸣”。 1931年，郑家玄初中毕业，家庭经济更为困难。父亲为了满足他的求学愿望，设法送他到学费较低的泉州昭昧国学专修学校就学。为不负父兄厚望，他“激愤自励，努力前进”，学习成绩优异。加上他特别喜爱“五·四”以后进步的又带着浓重感伤色彩的文艺作品，因此，他也多少受到其中的进步思想和感伤情绪的影响。 “九·一八”事变后，郑家玄的哥哥因职业之便，接触到一些进步书籍，深受教益，便积极地把一些进步书刊介绍给他阅读。以后又陆续把《生活周刊》、《世界知识》、《读书生活》等期刊寄给他。在哥哥的帮助和进步书刊影响下，郑家玄“特别关心现实生活中的政治问题”。当国民党第十九路军在全国人民要求抗日的呼声中，背弃蒋介石的命令奋起抗日时，他予以很高的评价。在《祭淞沪抗日阵亡将士》文中，他写道：“……中华不幸，暴寇猖狂，夺我东省，侵我南疆，……赖我忠勇将士，从容敌忾，慷慨同仇，骞旗斩将，声震全球，……当此时也，莫不奋臂怒目，切齿扶眸，置生死于不顾，唯公理人道之是求。……”“一·二八”淞沪抗战后，其堂兄郑士美自菲返乡，对他启发帮助，使他了解到中国人民大众处在极凄惨的境地，肩上沉重地负担着反帝国主义侵略、反封建暴力统治的双重任务。在《读＜胡铨上高宗封事＞》一文中，他认为：历史上那些“乱臣贼子甘为牛马而掩面事仇”，而“坐视人民之受虎狼摧残而使其困于天无宁日朝不保夕”，其目的在于“贼民脂以肥己，竭民力以利身”。在《赋税愈重而国用愈乏将何策救之论》中，他又写道：“观近来政治，外侮凭凌，匪盗猖狂，水旱频仍，生民涂炭。而征我民重税之政府一若不闻，我民以血汗换来之金钱，无异为外夷强盗所攫夺。……且政府对于征税以为来路太易，任意挥霍，……其下者又巧藉征收名目极其搜括之能事，于是吾民之困极矣。”他的这些文章有力地揭露和抨击了国民党反动政府卖国求荣、镇压革命、贪污腐化、鱼肉人民的罪恶行径，也充分表达了他的忧国忧民的情怀。 二 1933年，郑家玄毕业于泉州昭昧国学专修学校。第二年，因父亲失业，17岁的家玄被迫“独自担负起生活的重担”，先后到南安的丰州，晋江的海东、银江、塘东、铸英等小学任教。他严于律己，谦虚谨慎，而且学识渊博，多才多艺，再加上循循善诱，诲人不倦，因此，深得家长的信赖和学生的爱戴。他担任银江小学教导主任时，曾在学校大厅两侧墙壁画了雄狮、骆驼和猴子3幅形象逼真的图画，并题写了“要有雄狮般的体魄，骆驼般的耐性，猴子般的敏捷”，书法雄浑遒劲。他常教育学生要像蜜蜂一样有组织、纪律，且勤劳、勇敢。他就是用这样形象直观的教育方法，潜移默化陶冶学生的思想情操。 郑家玄在教学中更注意向学生传播科学、进步的思想。铸英小学是所基督教会办的学校，学生大多来自基督教徒的家庭。在讲到人类的起源时，郑家玄坚持用进化论的思想向学生传授科学知识，与教会传播的上帝创世说形成对立，引起了教会校董的不满。1936年，在银江学校纪念辛亥革命的大会上，他对学生深入浅出地说道：“什么叫革命？有人讲革命就是放枪。对，革命就是放枪，它是把那些肮脏腐朽的东西，统统打掉！”在课余时间，他经常到农、渔民群众中去家访，他平易近人，作风正派，又没有知识分子的架子，因此很受群众的欢迎，和他们建立了深厚的情谊，有很好的群众关系。 1940年，晋江安海的铸英、俭德、中心3所小学的一批进步教师和社会上的一些进步青年，联合组织了“晋江县二区抗敌剧团”，开展抗日宣传活动。郑家玄也参加了这个组织。1941年，共产党员许集美、黄竹禄等先后加入剧团，以合法身份，团结抗日青年，秘密开展工作，把剧团发展成了共产党领导的抗日团体。剧团先后排演了《烟苇港》、《阿Q正传》等剧目，在安海、泉州等地演出，同时成立歌咏队，演唱《黄河大合唱》和解放区的抗日进步歌曲。集体的召唤，火热的生活，以及进步力量的影响，使郑家玄“燃起了热情”。他虽未曾登台演出，但为剧团写了团歌歌词，设计团徽，做了许多工作，起着骨干作用。他为剧团创作的团歌歌词，最能表达他这个时期的心声： “生活在苦难的年代，体验着历史的悲哀，我们在烽火中成长，我们活跃在南中国的边涯。投进了时代的洪流，献身反侵略的战斗，把生命赋予被摧残的土地，更毁弃了封建的腐朽。走出了象牙之塔，朝光明胜利进军，舞台，我们的摇篮，舞台，我们的丘坟！” 1942年，泉州党组织指导他比较系统地阅读了一批进步的社会科学书籍，使他更清楚地认识了社会“可悲现象产生的根源，也认识了消灭这些可悲现象的途径”。在此前后，郑家玄根据自己的亲身感受和同事们一起，在《时代晚报》、《泉州日报》等报刊上发表了许多揭发社会黑暗面，宣传抗日救亡的小说、诗歌、杂文、漫画等作品。 在党组织的培养教育下，郑家玄的阶级觉悟迅速提高。1943年春，经中共安海区特派员许集美介绍，他光荣地加入中国共产党。 三 郑家玄入党后，对自己能参加党领导的谱写中国崭新历史的伟大斗争而心情激荡。 1943年7～8月间，郑家玄接受上级调动，到设在仙游山区的中共闽南特委机关学习。在短短两个月的机关生活中，他认真处理每一件事，热情地接待每一个人，学习上抓得很紧，特别是多次听取了省委和特委领导同志的报告，使他明白了什么叫组织与斗争，理解了组织的生命、精神的生命。他认为自己从这时候起，理论的学习（思想工作）才和现实世界（生活实践）取得初步的配合。由于他在学习、工作和生活作风等方面表现很好，在特委机关举行的干部民主大会上，受到同志们的一致好评，被推选为模范。但是，机关工作紧张，生活条件又差，致使他肺病复发，组织上不得不让他回安海治病，并在中共安海青年支部过组织生活。 1944年4月，中共安海区特派员制改为委员制，成立中共安海区委，郑家玄被委任为区委书记。他怀着“锻炼自己”、兢兢业业地工作的态度，接受了这个任务，决心要把工作搞好。这之后，他在安海附近沿海和泉州等地进行革命活动，使安海区党组织的工作有较大的发展。 1945年，国内外形势发生重大变化。根据闽南特委指示，中共泉州中心县委于4月间在安海十九间郑厝召开干部大会，讨论形势，总结工作，调整组织，建立党的县级机构，郑家玄被任命为中共晋江县工委书记。这次大会使他深深地认识到“生活的内容即是革命斗争，决定个人前途的当然是斗争的前途。”“组织的前途，革命事业的前途决定了我的前途。”他期望在未来火热的斗争中，把自己锻炼成为一个名副其实的无产阶级的斗士。之后，他不顾体弱多病，奔波在晋江辽阔的农村，开展组织、宣传群众的工作。 6月中旬，中共闽南特委副书记蔡文焕等10多位人在晋江科任不幸被捕，一批党的文件和一些同志的名单落入国民党顽固派手中。国民党兴泉永“剿匪”司令部指挥官立刻派特务往安海抓捕地下党员。安海党组织打入三青团的内线获得此消息后，通过关系急向郑家玄报告。这天恰好是星期六，上名单的同志大都在农村教书，下午可能回安海来，情况十分紧急。事不宜迟，身患疾病的郑家玄马上叫郑秀治等几位同志分头赶路，通知有关同志迅速转移。他不顾个人安危，连夜奔走各地，通知其他有关同志转移隐蔽，一直坚持到同志们全部安全转移完毕才最后离开安海。 “科任事件”后，国民党顽固派在安海、晋江，最后扩大到闽南沿海，大肆搜捕共产党员，通辑令、黑名单、悬赏捕捉照片等散发到许多乡、镇和警察所，斗争环境极端恶劣。但郑家玄仍坚持在晋江沿海一带侨区开展工作。其间，他介绍吴身乒到岑兜的银江小学任教，从事地下活动，他亲自在塘东、岑兜发展了蔡友炳、李自力等一批革命青年加入党组织，在侨乡建立了许多新的工作据点。 1946年5月，泉州中心县委书记侯如海在错误思想指导下，在晋江组织了一次盲动的经济斗争，造成多位党的领导骨干英勇牺牲的惨痛结果。一时间，白色恐怖更加严重，党在沿海一带群众中威信受到很大影响。郑家玄对失去这些多年来患难与共的同志心中十分悲痛，但是在这关键时刻，他表现出一个共产党人应有的坚定立场和对革命事业矢志不移的决心。他在做同志们的工作时，为鼓舞斗志，坚定大家的信心，教同志们唱《黎明曲》：“……我们既为反抗而来到人间，，哪怕什么流血牺牲？黑暗的气氛终会消散，严冬过去就是春天，跨过了横尸向前看吧，天空照耀着世界的黎明！” 同年10月，泉州中心县委在南安岭兜召开干部会议，由许集美主持会议。会议传达了中共闽中特委指示，纠正了侯如海的错误结合整风学习，进行组织整顿；决定泉州中心县委建立委员制，郑家玄被提名为中心县委委员，同时继续担任晋江县工委书记。以后，郑家玄在晋江岑兜村主持成立了银江小学党支部；派李自力打入国民党衙口镇公所，从中了解敌情；注意做好各阶层人士的工作；在石狮银行建立联络站，为沟通晋南一带及海外信息起了积极作用。 1947年2月，闽中地委布置泉州中心县委组织群众武装，攻打安海。此时，郑家玄被任命为泉州中心县委委员。之后，郑家玄参加了泉州中心县委在内坑后山召开的干部会议，积极参与研究部署攻打安海的计划。接着，他先后在杆东、塘东、英墩建立党支部。在他和同志们的努力下，晋江的党组织又迅速发展起来。 同年5月，泉州中心县委几位负责人在武装攻打安海的斗争取得胜利后，带领游击队到安（溪）南（安）永（春）山区开展爱国游击战争。同时，组成以郑家玄为首的泉州中心县委留守工作团，负责地方工作，坚持开展反“三征”（反对国民党政府征兵、征粮、征税）斗争；旋即以“晋（江）南（安）惠（安）同（安）安（溪）五县壮丁大同盟”的名义，大力发动群众向国民党反动政府开展斗争。郑家玄起草了《晋南惠同安五县壮丁大同盟宣言》，并印成传单，分发各地，广泛地进行宣传发动，有力地推动了反“三征”运动的开展。 四 1947年10月，郑家玄到南安的新区检查工作。11月7日，他化名王芸生，到达金淘岭后的温厚小学。当夜12时，他正在听取党支部书记吕银爵汇报时，被混入该校临时党支部的特务分子陈云镇、颜华恭密报敌特，不幸被捕。当夜被捕的还有黄竹禄、吕银爵等10多人。 郑家玄被捕后关在南安监狱里。敌人深知他掌握着中共泉州组织的机密，用尽威逼利诱，严刑酷打，企图获得口供。但是，郑家玄始终保持共产党人那种“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崇高品质。他对难友们说：“敌人的残忍，不如我们的坚决！”一个月后，敌人把郑家玄和黄竹禄转押到莆田国民党福建省保安第一团团部。同牢的难友潘镜邦革命经历不长，郑家玄抓住时机做工作，他对潘说：“共产党人没什么叫‘自新’的”，“我们只有保护党和人民的利益，即使死了，将来人民也会替我们报仇。”要潘镇邦保持革命气节，不要为保全自己的生命而出卖同志。 1948年4月14日，敌人把郑家玄和黄竹禄押到安海，企图用亲情软化他们。面对养育自己的故乡，面对熟悉的乡亲们，郑家玄昂首挺胸，面露笑容，大义凛然，毫无惧色。敌人让郑家玄的母亲拿着纸笔去探监，看他是否要写些什么。面对涕泪纵横、悲痛欲绝的母亲，郑家玄安慰道：“您不要让人骗，儿没有做亏心事，没什么可写的。您要照顾好自己的身体。”郑家玄爱自己的母亲，也想享受天伦之乐，但他更爱真理，更爱自己为之奋斗的事业。 几天后，敌人把郑家玄和黄竹禄押到晋江监狱，和施能鹤、王新整、霍劲波、傅维葵、林金狮关在一起。患有肺病的郑家玄已经被折磨得体弱不堪，加上脚镣连走路都已困难。难友们都很关心他，泉州党组织也千方百计地通过关系给予关怀照顾。郑家玄对此深感温暖，十分感激，他向难友们表示：“任何情况下我都坚持得住，一定不会出什么问题，同志们尽管放心。”他只担心黄竹禄身体不好，恐怕支持不住，要大家多照顾黄竹禄。 在狱中，郑家玄通过关系捎信给他心爱的妻子，也是他的同志和战友王经贤。信中，他对自己所受的酷刑只字不提，对自己估计到的即将为党为人民而献身的后果也只是轻描淡写。他对妻子说：我在狱中很好，你别挂念，假如我牺牲了，你不要悲伤，要更好地工作下去。……他和妻子志同道合，有着令人羡慕的温馨的爱情，但为了革命事业他视死如归，宁愿牺牲自己的一切。 20多天后，郑家玄和黄竹禄又被押到泉州的另一监狱。郑家玄通过国民党的报纸，知道解放区不断扩大，全国解放战争的形势越来越好，心里非常激动。他又一次教难友们唱起了《黎明曲》，鼓励大家坚持斗争，直到最后胜利。郑家玄对革命事业充满信心，对未来充满乐观，同牢的难友无不被他炽烈的斗争激情所感动。 这年7月，郑家玄和黄竹禄又被押送到莆田。同月12日，他被敌人秘密杀害，牺牲时年33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