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建省少年儿童图书馆

许运伙，又名许新礼、许建民，1912年诞生于菲律宾宿务市。他出生不久，父亲许景鸭即携带家小回到故乡晋江县深沪吕宅村。小运伙尚未懂事，父亲即因贫病交加而辞世。母亲陈乌梅因生活无着，与堂亲许景南同居，又生下一男两女，后也因病去世了。于是，继父带着他们兄妹4人入赘于坑前村。 继母的家庭生活也相当穷苦，一家6口，穿着破烂，靠地瓜、糠菜充饥。才七八岁的小运伙，每天起早摸黑拾粪、拾柴，上山放羊。这样艰苦的生活又熬过了三四年。 20年代初，晋江一带瘟疫流行，传染病相继无情地夺去了许运伙的继父、继母和小弟的生命。他才12岁就成了孤儿，过着流浪的生活，幸得亲戚相助，堂亲许运哄和姨母把他接回吕宅村，就食于两家亲戚。 坎坷的生活磨就了许运伙顽强的求生本领。他虽寄人篱下，但很懂事，伶俐又勤劳。农忙时，他跟成年人在地里做各种农活；农闲时，不但拾粪、拾草、放羊，帮助伯父许景借打鱼、卖鱼，有时还外出打杂工。他把挣来的钱如数交给伯父作为家用。老人心里过意不去，不肯接受。运伙却说：“你们抚养我已经是够辛苦的了，我不能在家吃白饭，赚私钱。”他硬要伯父收下这些钱。年少的许运伙已深深体会到穷人生活的艰辛。 贫困的生活使许运伙得不到上学的机会，但他渴望知识，喜欢学习。一有空闲，他就在私塾门口听老师教书，晚上跟着上学的孩子念书认字。他的诚实忠厚、勤奋好学的表现，深得堂亲们的赞许和爱怜，公认这个苦命的该子值得栽培。堂亲们联名写信给在菲律宾经商的运伙的伯父许景送，建议他将运伙接到菲律宾加以培养。信寄出去不久，便得到许景送慨然许诺的回音。 1929年4月，16岁的许运伙南渡菲律宾，来到伯父许景送家里，就读于宿务市中华学校，开始了新的生活。从衣食无着到能安心就学的重大转折，使得许运伙万分珍惜这一难得的机会。他发奋学习，刻苦钻研，加上天资聪颖，各门学科成绩名列前茅，受到普遍的赞扬。 中华学校的校长刘春泽，是旅菲华侨的进步人士，经常向学生传播进步思想。经历了人世间诸多酸甜苦辣的许运伙很快就接受了革命思想。在校长的带领下，他与老师、同学经常利用课余时间，深入工厂车间，与工人谈心，宣传革命道理。 许运伙中学毕业后，伯父留他在店中帮助商务，可是他却投身于社会的最低层，以打杂工为掩护，，继续在菲共领导下进行革命活动。1936年，他的政治色彩暴露了，遭到当局的通缉。5月，他被迫离开菲律宾返回祖国，暂住于家乡吕宅村堂嫂家中。因入境时海关查出他行李中藏有进步书籍，为当局所注意，加上一时找不到组织，于是，他随同在上海艺专读书的表弟陈秀荣前往上海，继续寻找组织关系。在上海，他先后结识了原在中共泉州特支工作的中共党员司马文森和进步青年何必然，3人志同道合，经常在一起谈论国家大事，到书店、图书馆阅读进步书籍。 “七·七”芦沟桥事变爆发后，许运伙和何必然从上海返回晋江，两人都在石狮的坑东小学任教。这时，他通过朱汉膺、何必然的关系，认识了晋南工委领导人李刚。不久，经李刚介绍，许运伙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从此，他便以教员的身份为掩护，在东石的潘径、塔头、石菌等村的学校开展抗日救国活动。他和李刚、朱汉膺、何邦基等组织抗日救国话剧团，排练《在松花江上》、《打东洋》、《抓汉奸》等剧目，到晋江沿海以及惠安一带演出；组织学生写文章、出墙报、开演讲会，进行广泛的抗日宣传，揭露日本侵略中国的罪行，宣传抗战杀敌的英雄人物，激发广大群众的抗日热情。 1938年7月间，晋江深沪坑西村召开抗日战争周年纪念大会，许运伙登台演说。他揭露日军侵华的暴行，批判国民党的不抵抗政策，分析当前的抗日战争形势，号召民众积极支援抗日。言词慷慨激昂，催人奋起，在场的群众，无不深受感动。 8月，根据中共福建省委的决定，撤销中共闽中工委，成立福清、莆田、泉州3个中心县委，直接由中共福建省委领导。泉州中心县委书记为李刚，邓贡直、曾白羽、许运伙、林仕带、叶忠等为委员。泉州中心县委的组建，更有力地领导了泉州地区的抗日救亡运动，党组织也进一步发展壮大。 这年年底，许运伙回到家乡吕宅村。白天，他和乡亲们在田里劳动，晚上则利用夜校宣传抗日救国道理。他发动农民、渔民捐款献物，慰劳前方抗日将士；组织抗日青年缉私队，到科任、圳南、石圳海口缉拿走私日货；亲自编写通俗歌谣，教给孩子们唱念。其中一首痛斥汉奸的闽南语童谣是：“汉奸好比一条狗，让人牵着跑。见到主人摇尾巴，见到小孩就乱咬。”把汉奸卖国求荣的奴才相，活灵活现地刻画出来。 1939年春，许运伙奔波于晋江、南安两县，联系党员，发动群众。2月，他在南安县的诗山、金淘码头等地，与林仕带、王诗章、苏剑华等先后联络金鳌诗坂小学、刘林高山小学等校的教师，成立“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组织巡回剧团演出抗日话剧，开办民校，教唱抗日歌曲，讲革命故事。许运伙注意做群众的思想工作，在高山小学任教时，他走遍内柯、外柯、土白云、内塘、金鳌、码头等地，深入到群众中去，宣传党有关抗日的方针、政策，他讲话深入浅出，通俗易懂。他讲八路军、新四军英勇抗敌的故事；讲穷人受压迫受剥削的原因；讲共产党为人民谋幸福的道理。他还经常把《学习》、《新华日报》等进步刊物分赠给大家学习，帮助同志们提高思想认识。 为了适应抗日战争形势的需要，党中央在1938年3月15日作出的《关于大量发展党员的决议》中，提出了大量地、千百倍地发展党员，是党在抗日战争初期迫切的与严肃的任务。根据这一指示，许运伙和同志们一起介绍了一批优秀分子入党，相继建立中共塔头支部、吕宅支部、沙岗寮支部。为了提高党员素质，1939年底，中共泉州中心县委在南安岭兜举办党员训练班，许运伙同李刚一起主持训练班，并为学员们讲述关于党的布尔什维克化，关于党的纪律，关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等问题。许运伙善于理论联系实际，讲课深入浅出、生动形象，深受学员欢迎。 不久，中共惠安特支领导人曾炉到武夷山省委党校参加学习，上级委派许运伙以特派员身份到惠安领导工作。他化名许建民，先后到洛阳、东园、南庄、三李一带联系地下党员，传达上级指示；布置陈忠烜、谢白寒、陈炳廉建立革命据点；接着，带领柯昆山、陈炳廉等人到南安内地学校，以教员身份为掩护，开展革命活动；不久他又赶回晋江，主持成立了中共婴山区委。 1940年4月，正当青黄不接之际，一些奸商经营的粮店，不顾人民死活，囤积居奇，操纵市场，米价一日数涨。奸商大发“国难”财，粮荒更为严重，群众在饥饿的死亡线上挣扎，而国民党政府却不闻不问。对此，中共泉州中心县委根据上级指示精神，决定在泉州发动“抢米斗争”，打击奸商，帮助群众解决困难。 4月3日，许运伙率领“先锋队”队员先到水门巷、伍堡一带察看地形。4日上午，已布置好的党员和群众在李刚等指挥下。冲进“美耕米店”，把几十包大米抬到街上分给群众，并进行“反对囤积居奇，打倒奸商”的演讲。 这场斗争扩大了共产党的政治影响，鼓舞了人民群众，打击了国民党顽固派的嚣张气焰，但却暴露了目标，引起了顽固派的疯狂反扑。在大搜捕中，泉州中心县委一些党员和领导干部相继被捕，有的被迫转移他乡。 9月，泉州中心县委青年委员吴德辉被捕叛变，接着组织委员叶忠因组织筹款斗争和郑堂楚同时被捕。同年12月12日叶忠壮烈牺牲，由许运伙继任组织委员。不久，中心县委书记曾白羽亦被捕叛变，使得泉州地下党组织处于严重的危急关头。身为中心县委组织委员的许运伙没有被险恶的处境吓倒，他置个人安危于不顾，挺身而出，毅然挑起整顿、发展组织的重担。他联系、召集了一些党员骨干，排除万难，沟通关系，重建党的基层组织，同顽固派进行了百折不挠的斗争。 1941年春，许运伙接任泉州中心县委书记。他充份发挥机智灵活、英勇果敢的领导才干，在极其困难的情况下，奔波于晋江、南安、惠安等地，为重建泉州党组织呕心沥血，竭尽全力。在南安，他指示地下党员陈孔雅，通过各种渠道，多方努力筹借武器，为建立游击队做准备工作；在惠安，他调集陈忠烜、吴天亮、朱伦炎等深入到南庄、山发展农民党员，建立革命据点；在晋江，他通过科任励青小学校长陈秀荣的亲戚关系，介绍地下党员李友梅、陈志远、叶长青到励青小学任教，发展组织，建立据点。他还对泉州党组织的工作作了全盘安排，吴天亮等负责安溪一带；侯如海、史爱珠负责晋江沿海一带；陈忠烜负责惠安县；谢廷负责南安诗山一带；许集美、黄竹禄在晋南交界处，恢复和发展党的工作。 这个时期，抗日战争已经进入相持阶段。国民党顽固派消极抗日、积极反共，在全国各地不断制造严重反共磨擦事件。在这种形势下，许运伙更加积极争取各方面的进步力量，维护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在晋江，他做联保主任许运从的工作，争取了国民党保长蔡锋活、颜民等，让他们利用职务之便，为地下党组织提供通行证、武器等，保护地下党组织的活动，使中心县委有个安全的活动地带；在南安，他派林钟斌以灰色面目加入国民党，探悉到许多情报，及时汇报给组织。 这年6月，中共闽南特委在永泰凤洛的突军山举办抗日训练班。许运伙带领侯如海、吴天亮、陈忠烜等中心县委领导骨干前往参加学习。在这期间，他们学习了毛主席的《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论持久战》等重要著作，以及省委有关抗日的指示等。大家联系实际，着重研究解决各地怎样开展抗日武装斗争和应注意的问题，以及在国民党统治区如何继续贯彻执行“隐蔽精干”的方针策略。训练班于中旬结业后，为迅速贯彻省委和闽南特委的指示，许运伙等当即日夜兼程赶回泉州。回到泉州后，他顾不上休息，便开始布置工作。他派史爱珠去加强南安方面的工作；抽调一批同志往福清参加抗日游击队，挺进抗日前线；和朱伦炎等人分头到各地介绍“皖南事变”经过，传达上级党组织关于“隐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的方针，传达贯彻省委、闽南特委的指示。在许运伙和同志们的艰苦努力下，泉州中心县委领导下的党组织终于又发展壮大起来，泉州各界的抗日救亡运动也更加轰轰烈烈地展开。 10月，许运伙回到吕宅村，婶母和堂亲们见他从菲律宾回国多年了，到如今仍孑然一身，都非常关心他的婚事，准备为他说亲。然而许运伙婉言谢绝了亲人们的好意，他对婶母和堂亲们说：“青年人谁都晓得成家立业，可是当前国家深受外侮，人民惨遭蹂躏，国内政府腐败，消极抗日，到处是人剥削人，人压迫人的黑暗现状。没有解放的祖国焉能有幸福家庭，这个道理大家都是很清楚的，况且我家徒四壁，结婚也是不能有幸福的。”许思谭、施立民等人也非常关心他，他对同志们说：“无论何时何地，我都准备为革命牺牲，上刀山、下火海也无所畏惧，结婚成家岂不拖累……”他把全部精力倾注于革命事业上。 10月31日上午，许运伙召集侯如海、施赣生、陈子俊等到吕宅村开会研究工作。会后，侯如海先离开吕宅赶往南安，施赣生、陈子俊为了阅读一些秘密文件和《新华日报》等刊物，决定下午才离开。午饭后，他们正在许运伙家小楼上休息，忽然外面人声喧闹，接着有人向屋里高声叫嚷：“人到哪里去了？”许运伙十分警惕，立即提醒施、陈说：“有情况，注意！”话音刚落，发现小楼门口出现一个便衣，身后跟着一个持枪的警察。便衣一进门，便抬头向楼上窥探。许运伙见状，立即掏出手枪，并命令施、陈两人“冲出去！”陈子俊、施赣生迅速沿木梯直冲而下，从站在房门前的便衣身边猛擦过去，惊慌了的便衣侧身闪开，持枪的警察被突来的冲击吓呆了，也没有上前阻拦。就在这关键时刻，许运伙为了掩护同志，保护机密文件，当即开枪向警察射击，子弹打中警察手腕。当射击第三发时，子弹卡住了。在与特务、便衣、警察的搏斗中，他不幸胃部中弹，血流不止。他忍着剧痛，跑到村边，终因流血过多，壮烈牺牲，时年29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