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建省少年儿童图书馆

郭光灿，又名郭独晃、郭灿、郭石、郭倩灿、郭世民，笔名丁英、鲁默，别号胖郭，化名酉，1910年出生于缅甸彬文那市，原籍南安县蓬华乡山后村。父亲郭云漳，早年在缅甸彬文那市做土产、大米生意，又是该市的侨领，家庭经济富裕。 光灿的童年、少年在彬文那市渡过。1928年春，他回到厦门，住在堂亲郭江河家，经常与乡亲郭子仲（当时在厦门泰山小学当教员，中共党员）、郭礽疆（又名郭维新，时为共青团员，现全国政协委员，厦门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往来；同年进入厦门市第十三中学当插班生，后就学于集美中学，在集美中学参加了共青团组织。 1930年8月间，他接受了由槟城到缅甸进行建党活动的马共郭荫棠的建议，回到缅甸彬文那市，与该市中兴学校校长胡亚夫（又名胡资周）一起负责组织华、缅青年联合会，作为推动华侨和缅甸人民团结反帝的促进机构。当时世界处于经济大恐慌的年头，缅甸被英政府划为印度自治领的一个省，印度、缅甸各党纷纷亮相，发出各种各样的号召，社会动荡不安。英、缅反动政府为了转移缅甸人民的视线，便在仰光等地先后挑动缅甸群众和旅居缅甸的华侨群众的冲突。消息传到彬文那市，华缅青年联合会立即召开会员大会，动员所有会员到华侨和缅甸群众的家庭进行慰问，宣传华侨、缅甸人民的民族感情、姻亲关系，揭露了英、缅反动政府的罪恶阴谋。并以华缅青年联合会的名义，用中、缅两国文字联署发表宣言，寄往各报社及知名人士，制止了冲突的扩，大缓和了民族矛盾。 1932年春，因华缅青年联合会遭破坏，英、缅政府当局根据印度自治领的紧急治安法令拘捕了郭光灿，并将他驱逐出境。于是，光灿携妻子陈壁（又名赤仔）和儿子从缅甸彬文那市回到厦门，住在厦门市光彩街四楼一个小房间里。不久，他与地下党组织接上关系，负责共青团的工作。 这年6月，郭光灿担任共青团厦门中心市委书记，改用郭灿名字，开展革命活动。1933年“闽变”时，他又改名郭独晃，就读于福建省厦门职业学校采矿科，以读书作掩护，在学校积极组织同学参加“反帝大同盟”，并开展宣传工作，出版《晨光》壁报。 “闽变”后，厦门集美学校学生中的共青团组织有了很大的发展，与团厦门市委联系密切。郭光灿负责发送团的宣传品，指导基层团组织开展活动。集美共青团组织通过林醒民（林敦星，现上海市邮电局离休干部）到共青团厦门市委领取团的读物和宣传品，总是与郭光灿接头。而郭光灿也总是谨慎地安排接送办法，使林醒民安全地把文件送回集美。1934年间，光灿迁到思明监狱左后方山坡上的一间平屋里，与林醒民住在一起，两人以“读书”作掩护，早出晚归进行革命活动。其间，光灿曾以共青团厦门中心市委的名义向团中央写过报告；给共青团安溪中心县委写指示。此外，还以丁英的笔名，为团市委刊物《团的武器》撰写大量文章。其中有一篇文章号召为参加建设100万红军而奋斗。 1934年7月，郭光灿担任中共厦门中心市委执委、常委，共青团厦门中心市委书记等职务。同年11月初，厦门中心市委在厦门市郊禾山一酱油作坊里召开革命活动分子大会，与会者约有30人，光灿和醒民都参加了会议。在会上，由厦门中心市委负责人作了纪念“十月革命”动员后，光灿接着代表团市委讲话，表示拥护市委号召，要组织共青团和群众参加纪念活动。随即，在厦门举行了纪念“十月革命”“飞行集会”。不幸，因厦门中心市委组织部长被捕叛变，厦门党组织遂遭破坏，光灿也因此暴露色彩。为隐蔽起见，党组织派他以特派员的身份到安溪、南安、永春苏区巡视指导工作。在那里，他累遭危险，但终化险为夷。一次他从安溪的魁斗到南安巡视，路经一个山头时已黄昏，埋伏着的匪特见他单身一人，横出拦路，并喊“缴枪”。光灿见势不妙，机警敏捷地对准前面匪特当头就是一枪，迅即闯入密林安然脱险。1934年11月23日，厦门中心市委进行改组，郭光灿被选为中心市委执委。市委决定他从安永德巡视回来后继续留在厦门工作。 1935年秋，国民党第九师进驻泉州，派二十六旅谢辅三部进至诗山，采取“七分政治、三分军事”的策略，加紧对苏区进行疯狂的“清剿”。在斗争十分尖锐，形势十分严峻的时刻，光灿以厦门中心市委特派员的身份到安溪，召开安溪中心县委扩大会议。在光灿的主持下，会议全面分析了形势，研究和制定了对敌斗争新策略，并对消极动摇的干部进行教育与帮助，提出了“巩固组织，开辟新区”的新战略方针，改组安溪中心县委，由光灿任中心县委书记。8月后，光灿返回厦门汇报工作，由翁成金接任中心县委书记。 光灿返厦门后的一天，在街上与叛徒易培祥相遇，冷不防被对方拦腰抱住。这时，他镇静自若，朝叛徒的眼睛狠击一拳，然后左右开弓，拳打脚踢，把易打倒在地，在嘈杂的人群围上来之际，他乘机挤进人群，摆脱了叛徒的魔掌。 光灿为了革命事业，奉献了个人的一切。他一家3口，经济十分拮据，远在南洋的双亲又无法接济，家庭生活难乎为继。也就在这时期，党组织和游击队处境极端困难。为了革命的利益，他变卖了妻子珍藏的嫁妆—黄金首饰，将全部所得交给安南永党组织，并说服妻子陈璧携带幼子往缅甸父母身边生活。妻子怎能离开患难的丈夫？但她理解他的事业和心情，含泪离开祖国和亲人，带着幼儿漂泊海外（目前均在仰光市）。 1935年冬，斗争形势十分险恶，光灿在厦门隐蔽待机。他与故友胡资周（厦门《星光日报》社社长）协商后，即到《星光日报》社星星副刊当校对，利用这个公开职业作掩护，继续做革命工作。他写得一手好文章，经常给副刊撰文，与国民党的统治势力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为此，国民党当局勒令星星副刊改组。为适应当时斗争的需要，他这时化名鲁默，于1936年春，与郑书祥、克里（即曾逸梅）等一起成立“实艺研究社”，利用这一个综合性的文艺团体，开展革命宣传活动。其间，由光灿和尹林平首倡，曾逸梅出面活动，把向《星星》、《实艺》投稿的进步青年组织起来，组成“青年读书会”、“诗歌学习会”，并以这些“读书会”、“学习会”名义，经常召集各种座谈会。光灿、肖林还是主持时事座谈会的中心人物。此外，他和肖林还与漳州、泉州两地文艺界朋友筹建“闽南文艺协会”。 1936年10月19日，鲁迅先生逝世。中共厦门工委研究决定成立“追悼鲁迅先生筹备会”，成员有尹林平、肖林、光灿、克里等。筹备会先后在《星光日报》社和升平路永记钱庄二楼开过几次会，确定首要任务是发动进步的文艺界人士，在公开发行的报刊上介绍鲁迅的作品和他战斗的一生。筹备会的决定，得到文化界进步人士的热情支持和拥护。自10月下旬至11月中旬，各报副刊相继组织纪念鲁迅专版，发表纪念诗词、文章。光灿和郑书祥、克里、胡一川等人主办的“实艺研究社”，在10月28日《星光日报》上编发了追悼鲁迅先生特辑。 光灿因长期进行地下革命斗争，生活艰苦，劳累过度，积劳成疾，于1937年4月突发重病。虽经医院抢救治疗，但终因病情严重，医治无效，遂与世长辞。 光灿的一生，是光辉的一生。他忠于党，忠于人民，具有崇高的革命献身精神。他历尽艰辛，出生入死，英勇奋斗，为发展、壮大和巩固党的组织，为开辟游击区作出重要的贡献。他不愧是一位优秀的共产主义战士，他的革命精神和崇高的革命品德，将永远鼓舞着人们前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