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建省少年儿童图书馆

1931年夏季，27岁的曹海接受上级党组织指派，调任中共惠安县委委员。曹海来到惠安后，先后以东山村锦山小学、下坂村陇西小学、西山村醒民小学教员身份为掩护，为恢复建立党、团支部，发展革命群众组织而忘我地工作。 在东山村，他发展锦山小学校长林和平参加中国共产党，吸收林舜参加共青团组织，培养林佳兴、林向等一批积极分子，以他们为骨干力量，发动群众，建立工会、妇女会等群众组织。在善安村，他和其他坚持地下斗争的同志一道，恢复建立“惠安暴动”失败后惠安第一个党支部—惠安支部，并经常在占双喜经营的打银店（地下交通站）开展党组织的活动。他们发动群众，组织农会、妇女会，争取封建帮会会首，开展抗捐抗税斗争。在三李，他住宿在李青阳家中，以下坂陇西小学为据点，开展反对土豪劣绅的斗争。他深入群众，调查研究，以当地土匪李法抽船税盘剥渔民为例，进行宣传教育，使学生懂得阶级压迫、阶级剥削的道理。他的宣传形式是多样的，有口讲，有标语对联，还有歌谣诗篇。在路口、西山的土地上，也洒下曹海为革命日夜奔波的汗水。 是年夏末，著匪、军阀陈国辉派兵进驻惠安，在惠北坝头设立“坝头区田亩捐办事处”，与土劣、国民党党棍相互勾结，勒派该区50万大洋的烟苗捐。对此，群众怨声载道，强烈要求进行抗捐抗税斗争。 这年12月，惠安县委发动惠北的农民自卫军围缴陈国辉收捐部队的枪械，拉开了惠北武装抗捐斗争的序幕。 翌年2月，厦门中心市委派蔡协民带着指示信抵惠安巡视工作，亲自指导抗捐运动，在组织上加强了对抗捐斗争的领导。惠安县委根据上级党组织的指示精神，决定在抗捐斗争中，惠北采取“硬抗”的办法，即武装抗捐；惠南采取“软抗”的办法，即拖缓不交。在组织分工方面，惠南的工作由曹海负责。 3月中旬，在惠安县委的领导下，惠北地区终于爆发了一场大规模的农民武装抗缴鸦片捐的运动。在3天的剧烈战斗中，县委领导人和共产党员身先士卒，武装队伍奋勇冲杀，成千上万的农民群众积极支援，抗鸦片捐的武装斗争搞得轰轰烈烈。其间，惠东、惠南等地的农民，在曹海、李昭秀的具体指导下，掀起“三抗”斗争，以实际行动热烈响应县委“软抗”的号召，密切配合惠北人民的“硬抗”斗争。武装抗捐的胜利，沉重地打击了军阀陈国辉反动势力，开辟惠北地区武装斗争的新局面。陈匪在惠北妄图苛征50万大洋鸦片捐的美梦破灭了，广大贫苦农民群众为之欢欣鼓舞。 1932年7月，厦门中心市委任命黄如海（即穆国海）为惠安县委书记，曹海为县委组织委员。经过惠北武装抗捐斗争后，部份同志因色彩暴露转移到外地去工作，留在本县坚持革命斗争的党员不多。曹海与县委的领导同志一起积极恢复和发展惠安一带的党组织。他们在西山村醒民小学重建党支部，将该小学部份教师和附近的靑年农民计二三十人组织起来，名为“互助社”，由校长当社长。互助社成员3人为一组，有时则夜间出动，宣传群众，骚扰敌人。 同年11月，厦门中心市委决定改惠安县委为特支建制，黄如海任特支书记，曹海任特支委员。 1933年春，曹海前往厦门向中心市委汇报工作。市委指示惠安党组织在工作中必须抓住重点，不要东抓西垮。根据这一精神，惠安特支要求各支部，继续发动群众插红旗、贴标语、散传单、烧桥梁、剪电线、砍电杆，开展游击战争。曹海身体力行，亲自在西山一带建立一支武装游击队，有30多人枪。 4月，惠安特支发动学校教师和社会知识界在涂寨后康村成立“惠安青年反帝大同盟”群众组织，开展反对日、美、英帝国主义侵略的宣传活动。不久，又接上级党组织指示，成立“东北义勇军抗日后援会”，并在城关、涂寨、五林、崙头、大路、峰尾等地成立分会，开展抗日宣传，募捐慰劳品，发动学生写慰问信，寄往东北地区，支援东北人民抗日斗争。 这年暑假，曹海、卢明堂以下坂陇西小学为据点，开展反土劣、反租债的斗争。同年冬，惠安特支在甘蔗园、洪厝坑、三朱、山腰一带继续开展小型的武装斗争，抗击小股匪兵和国民党中央军，领导农民抗捐抗税，分粮吃大户，反对保甲制度。同时，在惠安县中学领导进步学生组织“太阳文艺社”，出版《太阳墙报》。通过这一组织团结、教育青年学生和教师，扩大革命影响，并开展反抓伕、抗交学什费等斗争。在上述这一系列革命活动中，作为特支委员的曹海，处处以身作则，做出了不懈的努力。 1934年4月，黄如海在厦门被捕牺牲，由曹海继任惠安特支书记。这年夏季，特支通过各地的工会、农会、盐民会、渔民会等群众组织，领导和发动工人、农民、盐民、渔民开展要求提高工资，改善生活待遇，抗租债和反迫害斗争。其中东关面业工会为提高工资，改善待遇进行了4次罢工，均获胜利。10月，惠安特支转入以建立据点，发动群众打土豪和筹款为中心的革命活动，并配合开展游击战争。特支在涂岭后头、甘蔗园一带建立了隐蔽点和联络点，通过垦荒生产，解决在隐蔽斗争过程中的日常生活问题，在东张、赤埕、五柳等地恢复和建立了秘密农会。在这期间，曹海除了领导全面工作外还深入东山村发动贫苦农民群众，与反动官僚地主林舜耕开展针锋相对的斗争。12月间，涂岭山区有一股武装散匪要求游击队给予收编，曹海便亲自到涂岭开展收编散匪的工作。其间，他为了开展工作，跟路口花园村小匪首陈春鲤频频接触，时常住宿在陈的家中。但他万万没想到陈春鲤却暗地把他出卖了。12月18日，国民党惠安县长杨珏派保安团连长张稚生带兵包围了花园村，曹海不幸被捕。当时当地人朱汉膺（共产党员）曾经请张稚生的兄弟张培生出面保释，但曹海已被羁押入惠安县城公界监狱，保释未成。 曹海刚进狱时，敌人先是对他引诱，妄图从他口中得到有关地下党组织的活动情况，他没有吐露党的任何机密；继之敌人对他严刑酷打，用烧红的铁块烙他的皮肉，要他供出地下革命同志的名单，他直至被敌人折磨得昏死过去，也始终没有屈服。 在狱中，曹海把个人的安危置之度外，继续为党工作，用他的知识才能为难友服务。他给得病的难友治病，为他们理发，替一些难友写上诉书，帮助难友识字学文化，向他们宣传革命道理，争取他们同情革命，支持共产党。他教育新旧难友之间要团结友爱，不要随便哄抢东西，不要互相欺侮，因而深得大家的尊敬。曹海还说服教育监狱的看守人员，不要任意勒索“囚犯”的钱财，不要勒索“囚犯”家属“探狱”的“看头钱”。 曹海被捕后，革命同志以各种方式到狱中探望。为了保存革命力量，他曾对去探狱的林佳兴说：“不要来，没有事”。鼓励同志们坚持革命斗争。 由于身心横遭摧残，加上饮食很差，曹海在狱中得了水肿病。1935年6月20日，朱汉膺扮成卖柴火的农民买了蛋糕，以探望叶厝村的一名“囚犯”为由，到狱中探望曹海。这时，曹海已病得不能起床，但他还是挺着病躯对朱汉膺说：“我没有泄露党的秘密，请同志们放心。”同时他仍念念不忘革命，嘱咐难友说：“革命斗争是残酷的，目前敌人的强大是暂时的，将来胜利一定是我们的。我将和你们永别了，希望你们继续战斗下去。我个人只有一个要求：希望能给我打一块石碑，安在我的坟头，以作纪念。” 1935年6月23日，人民的好儿子，党的忠诚战士—曹海，在惠安县城公界狱中与世长辞了，是年31岁。 敌人把他的尸体扔在监狱门口的墙脚下。地下革命同志偷偷地把他收埋在县城的螺山上，遵照他临终时的嘱咐，同志们在他的坟头安上一块石头，上刻“曹海之墓”4个字，以石当碑，藉作永久的纪念。 曹海烈士的英名，永远活在惠安人民的心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