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建省少年儿童图书馆

张德秀，字之英，1909年2月16日出生于惠安县东南境内一个弹丸小岛—獭窟岛上的西峰村（今惠安县张坂乡浮山村）。这里几乎没有耕地，村民靠从事海上运输和渔业为生，生活十分艰难，因而有的村民就飘洋过海到海外谋生。德秀的父亲是船老〓，哥哥则在厦门自谋生计。 张德秀家境贫寒，3岁丧母，与祖母一起生活。他天资聪颖，勤奋好学，在家乡育化小学读书时，成绩很好。1921年祖母病故。父亲续娶时，他年仅15岁，便离乡背井，到石码（现龙海县）干杂工糊口。1926年到厦门，依然帮人打杂工，过着十分清苦的生活。其间，他还到台湾做过工。 苦难生活的磨练，使他的意志更加坚强，能吃苦耐劳，在繁重的劳动之余，还自学文化知识。他到厦门时，正值大革命时期，在进步思想的影响下，他陆续阅读一些有关社会科学书刊和革命文学作品，其中有鲁迅、郭沫若、茅盾、邹韬奋、巴金等人的著作，思想觉悟有了明显的提高。 在北伐战争后期，厦门各行各业的工会组织如雨后春笋般地蓬勃发展，罗扬才是当时厦门总工会的负责人。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之前，厦门的国民党右派发动了“四·九”事变，对革命进行血腥镇压，罗扬才等许多革命志士先后被捕牺牲。严酷的事实教育了无数青年，张德秀和许多进步青年一样如梦初醒，认清了蒋介石的反革命真面目。从此，他更加信仰共产主义，拥护中国共产党，决心跟着共产党走革命的道路。 蒋介石镇压工农革命，残杀共产党员、革命志士的暴行，使张德秀原来想投奔广东黄埔军校、献身于疆场的愿望彻底破灭了。1928年，黄埔军校学生王济弱因病请假回到福建，由朋友介绍结识了张德秀，两人曾同住于同安马巷林明德（台湾人）医生家中达两个月之久。其间，张德秀对王济弱的思想影响很大。后来王济弱回忆说：“德秀对我畅谈世界形势和国内形势，讲解马克思列宁主义，并介绍我读了不少进步书籍，使我懂得革命道理。他知道我在黄埔军校，受到反动教育的影响，对蒋介石假革命的本质认识不清，就给我讲述蒋介石的反革命事实，列举蒋镇压革命的罪恶勾当。”“本来我想病愈后回黄埔继续学习，领取毕业证书，毕业后当个军官。由于张德秀对我的教育启发，给我指明方向，我决心不回军校，不要毕业证书了。可以这样说，认识张德秀，是我人生道路上的一个转折点。”王济弱在张德秀的启发教育下，不回军校，毅然前往南京，进入陶行知先生创办的晓庄试验乡村师范学校。 德秀爱好活动，追求上进，交游甚广。他的朋友中，有许多青年知识分子，其中有报社记者、有出身黄埔军校大革命失败后不愿为国民党右派效劳而退役的军人、有在报上写进步文章的作者。他与老报人陈以专（又名伊村，同安人，早期厦大毕业生）的交谊尤深。德秀对记者工作很有兴趣，很想能够进报社当一名记者。他经常帮记者朋友搞日常采访活动，终于在1928年冬进入厦门《思明日报》当了一名外勤记者。而且经过短时间的实践锻炼，写作水平提高很快，充分显示出他的活动能力和才华。 1930年夏，德秀在厦门参加李文端、曾奕梅等发起组组的“普罗学社”。不久这个组织与厦门地下党组织发生关系，由学术团体而变为地下党的外围组织，在党组织的直接领导下开展革命活动。其间，党组织源源不断地给学社提供了许多进步书刊，如列宁的《国家与革命》、《进一步退二步》等。德秀如饥似渴地阅读马列主义著作，思想觉悟和政治水平都有很大提高。张德秀是个活动分子，在学社里做了大量的工作，团结了一大批革命知识分子和文化人。不久，“普罗学社”解散，其成员转入反帝大同盟、互济会组织。 1931年初，德秀赴上海，参加互济会工作，春夏间，由党组织派去沈阳，住在沈阳某中学教师家里，开展党的工作。不久，他不幸被捕入狱。在狱中，他经受反动派的严刑拷打，始终坚贞不屈，严守一切机密，没有暴露与共产党组织的关系。“九·一八”事变日军占领沈阳时，关在牢里的一般囚犯被遣散，他才得以释放出狱。 德秀出狱之后，身无分文，只有一条破棉絮，面临着露宿街头、寒冷、饥饿的威胁。由于接不上组织关系，一切困难没有办法解决，他便成了叫化子，沿途乞讨度日，回到关内。到达天津后，他时常到港口等待，希望能寻找到从家乡来的船只和熟人，以便搭船南归。倒也幸运，竟有一艘同乡堂亲的货船被找到了。他乘船南下，回到家乡时已是1931年冬天。他在家还没有喘过：气，只呆了两三天，就又到厦门去寻找组织。接上关系后，仍以报社记者的公开身份为掩护，参加反帝大同盟的党团工作。不久，便被吸收为中共党员。 1931年底，受中共厦门中心市委委派，张德秀到晋南一带开展党的工作，发展党员，成立晋南临时特支，并任书记。由于他积极工作，晋南形势颇有进展，革命活动的范围逐步从安海扩大至东石、内坑、官桥、岭兜、水头、石井等地。他发动农民、工人、学生，组织了学生反日会、赤色工会、农民协会、妇女会和姐妹会，并注意吸收进步青年参加共青团组织，发展20多名青年团员，建立了6个团支部。其中最活跃的是儿童反日会组织，人数达600人。农会组织在一些地区也颇具规模，如莲河农民协会，参加组织的农民达150多人。此外，还有帆船贫民和码头工人的组织。 在这期间，特支领导群众反对苛捐杂税，抗租抗粮；反对国民党“围剿”中央苏区；在农村组织剧团，演文明戏，宣传反日，反土豪劣绅；鼓动工人、学生开展罢工、罢课斗争。 德秀在安海活动期间，利用王济弱是“黄埔学生”的有利条件，经常住在王家（王住在安海大巷一号其岳母家）。他不仅说服王的妻子、妻弟同情支持革命，且对王的岳母很尊敬，连老人也被他所说服，由同情革命到支持革命。厦门中心市委与晋南特支的来往信件及宣传品，多数通过这里传达，来往的人员经常吃住在这里，王家成为党的一个地下交通站。这一家人为革命做了许多工作。 1933年2月，厦门中心市委被敌人破坏。在整顿和恢复组织过程中，组织上考虑到德秀在晋南工作有很大成绩，决定提拔他为中心市委执委，负责互济会党团工作，并报中央准备提升他为中心市委常委。其间，他在厦门做了不少工作，特别是对文化界人士的工作成绩尤为突出。 1933年6月，厦门中心市委指派张德秀巡视泉州、晋南一带的工作，传达中心市委有关巩固组织，深入农村，开展抗税抗租运动，打乱敌人后方，配合中央苏区反“围剿”，发动有条件的地区发展游击小组的指示。 这年9月，国民党反动派纠集100万兵力向中央苏区发动第五次军事“围剿”。为了配合中央苏区反“围剿”斗争，德秀在晋南发动群众开展抗捐抗税斗争。他通过亲友关系借枪，组织武装游击小组，抵抗国民党征收捐税，并组织游击小组砍电杆、剪电线、挖公路、烧桥梁，破坏敌人的交通电讯，以扰乱敌人的后方，牵制敌人，减少对中央苏区和安南永德地区的压力。 这年，厦门中心市委筹备纪念“十月革命”的活动和迎接召开全国苏维埃第二次代表大会的选举活动。为此，晋南特支于9月在南安仙迹岩召开一次规模较大的有各群众组织代表参加的会议，以选举出席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的代表，到会的有共产党员、共青团员、抗日组织代表、农民代表、妇女代表100多人。大会由张德秀主持，会议通过议案，推选出王光庆等2人为出席全国苏维埃二次大会的代表。会后，德秀还写稿给厦门报纸发表大会消息，反动当局大为惊恐。 德秀把自己的一切都奉献给党，奉献给革命事业，甚至对个人生活、婚姻问题，也首先从革命利益着想，抱严肃认真的态度。在他去东北之前，家里就为他订了婚。他在东北，曾写信给未婚妻解除婚约，说明他因生活奔波，不可能回乡结婚，要她另寻对象，不必为他误了终身。这不是他对未婚妻的摈弃，而是在实际斗争中难以如愿。他在晋南活动期间，曾在深坑当小学教员，同校一位女教师非常钟爱他，用种种方式去接近他，但为了革命的需要，他也予以婉言谢绝。 1933年11月，德秀在厦门暴露色彩，已站不住脚，为了他的安全，厦门中心市委调他到漳州游击区工作。开始，他在红三团，以后在五寨东楼。德秀在漳州游击区期间，曾多次回厦门向厦门中心市委汇报、请示工作。1934年9月，德秀等两位同志受漳州党组织的委派，来厦门向中心市委联系工作。他们途径漳浦地区时要过反动民团的警戒线，为了避开敌人，他们抄小路越过哨卡，却不料遇到了反动民团的巡逻队。德秀不幸被捕，走在后头的另一位同志发现敌情，机警地逃脱了。 德秀被捕时身上有一支短枪。他对敌人谎称：自己是厦门《思明日报》记者，到漳浦来采访新闻，为了路上安全而带枪。他还写信给其好友、《思明日报》老同事陈以专，要他立即去探监。接见时，他要求陈以专向报社通融，为他出具证明，保其出狱。陈以专虽曾设法营救，并向报社负责人提出要求，但由于张德秀已离报社多年，且得知德秀因身上带枪而被捕，报社负责人怕连累自己，不敢出具证明。结果张德秀被反动当局杀害，牺牲时年25岁。 德秀为革命事业献身，他的光辉业绩和英名永远铭刻在人们心中。他的一生，正如曾同他一起工作过的一位老同志的一首献诗里所说的： 晋水波光映日晖，丹枫秾艳瘦风姿。 红心胜似石榴曼，铁翮犹挺海燕飞。 骏骥千腾鸣战斗，头颅一掷赋长归。 坟坛血荐英灵志，青史为君献一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