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建省少年儿童图书馆

陈嘉庚，字科次，福建同安人。清同治十三年（1874年）九月十二日诞生于同安仁德县集美社（今厦门市集美镇）。父缨杞， 又名杞柏，字如松，侨居新加坡经商，母孙氏，居乡操持家务。 陈嘉庚自幼由母亲一手抚育。光绪八年（1882年）入南轩私塾读书。十六年（1890年）秋，应父函召渡洋赴新加坡。在集美度过的16年少年生活中，他目睹当时外侮日深和闽南城乡经济凋敝、瘟疫流行等惨状，孕育了强烈的爱国爱乡的思想。 陈嘉庚到新加坡后，在父亲经营的顺安米店学商，帮助族叔管理银钱货账，兼任书记。从光绪十八年（1892年）起，接理顺安米店，代父经商，逐步积累了丰富的商业经验。光绪十九年至二十年（1893—1894年），他回乡完婚，娶妻张宝果。二十四年 （1898年）秋至次年春和二十六年（1900年）冬至二十九年（1903 年）夏，又先后回乡择地葬母和守孝。其间，他“对乡党祠堂、私塾及社会义务诸事，颇具热心”，曾出资2000元建集美“惕斋学塾”，印送《验方新编》在闽南各乡散发。 光绪三十年（1904年）春，因父亲商业破产，开始独立经营， 办“新利川"菠萝罐头厂，并将父亲与人合资的菠萝罐头厂收回自办。数年之中，由于经营得法，陈嘉庚在新加坡菠萝疆头业中独占鳌头，所产“苏丹”牌菠萝罐头占全埠之半（或云70%）,不仅代父清还了债务，还进一步把经营范围扩大到米业、橡胶业。宜统二年（1910年），陈嘉庚当选为新加坡中华总商会第六届委员会协理，道南学堂第三届总理，跻身于华侨社会上层。 是时，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思想在南洋华侨中广为传播，陈嘉庚深受影响。宣统元年（1909年），由友人林义顺介绍，结识了孙中山，至是倾心于革命，次年（1910）春，他剪去辫发，加入同盟会。辛亥革命爆发后，出任新加坡“福建保安筹款委员会”会长，发动华侨踊跃捐献，先后筹款12万元，汇给福建新政府，在财政上给予有力支持，又以救济会名义汇回巨款，支持上海军政府，还向当时回国创建民国的孙中山直接提供经济援助。在支援辛亥革命的活动中，陈嘉庚走出了经商发家的小圈子，突破了只为乡党、宗族、家乡尽社会义务的小范围，积极投身民主革命的行列，并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1912年秋，陈嘉庚回国，“欲尽国民一分子之天职”，在集美试办制蛙罐头厂。失败后，又以机器入股与友人合办“大同罐头食品股份公司”。他还说服社中各角房长，停办各房私塾、创办 “乡立集美两等学校”，于1913年1月正式开学。为此，他捐资购填大鱼池为校址，兴建第一批校舍。同年秋，他回新加坡继续经营实业。1916年，委托其弟陈敬贤夫妇扩充集美学校，先后创办女子小学、师范和中学。并设立教育推广部，资助同安等20个县、 市70余所中小学校。 陈嘉庚在新加坡支持和赞助道南、爱同、崇福等小学，创办了南洋华侨中学、水产航海学校、南洋华语师范学校。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陈嘉庚及时改变经营方向，以海运业牟利，大力发展橡胶业。1918年11月，大战结束时，他已成为拥有数百万元资产的华侨大实业家。他的橡胶公司，集农、工、商三业为一体，成为既有原料供应，又能自己加工生产和外销的一条龙的新型大企业。他深感“吾国今处列强肘腋之下，成败存亡， 千钧一发，自非急起力追，难逃天演之淘汰”。于是决定回国久住， “以办教育为职志，聊尽国民一分子之义务”。 1919年6月，他返抵集美，筹办厦门大学。自捐开办费100 万元，常年费300万元；亲自勘定校址，组织筹备处，还亲自规划校舍建筑。1921年4月6日，厦门大学正式开学。次年在厦门演武场旧址建成了第一批校舍。与此同时，他又扩充集美学校，开办水产科、商科、女子师范部。他确定总校名为“福建私立集美学校”，分师范、中学、小学、幼稚园、女师五部。陈嘉庚创办的厦门大学和集美学校，是振兴南方教育的先驱，宣传科学和民主的堡垒，后来为祖国的文化教育事业和革命事业培养了大批英才。 1922年3月，陈嘉庚重回新加坡，锐意扩展橡胶业。他利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列强在东南亚经济力量削弱的历史殊遇，善于经营管理，使企业发展突飞猛进，至1925年，已有资产1200万元，成为名震海内外的“橡胶大王他热心参加华侨社会的各项活动，于1923年被选为新加坡怡和轩俱乐部总理，进入华侨社会的领导层，并任海峡殖民地政府华人参事局局员。 自1926年起，在荷、日胶制品大量倾销、同行竞争激烈的情势下，胶价连年暴跌，陈嘉庚的企业经营出现了逆转，1928年，他的橡胶制造厂因抵制日货又被人纵火焚毁，3年之中，他的资产损失过半。而自1929年开始的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危机又给陈嘉庚以沉重的打击，他不得不于1931年10月，接受外国银行条件，把他的公司改组为陈嘉庚有限公司。1934年2月，迫于英国银行团的压力，陈嘉庚有限公司宣布收盘。在经济每况愈下的情况下，陈嘉庚仍极力维持集美、厦大两校的生存，直到财力竭厥，才于1937 年将厦大献给国家改为国立。 1928年，济南惨案发生，陈嘉庚出任“新加坡山东惨祸筹赈会”会长，发动华侨捐款117万元，并实行对日经济绝交。1931 年“九一八事变”发生后，他召集新加坡侨民大会，抗议日本侵略。次年又发动华侨捐献，支援十九路军在上海抗战，并大力救济1935年国内遭受水灾的灾民。当时，他把领导抗日的希望寄托在蒋介石身上，曾组织购机寿蒋活动，反对张学良、杨虎城的 “兵谏，抗日战争爆发后，陈嘉庚走在南洋华侨抗日救亡运动的最前列，出任“新加坡华侨筹赈祖国伤兵难民大会委员会”主席。次年10月，又任“南洋华侨筹赈祖国难民总会”主席。是时，国民党副总裁汪精卫公然发表对日“和平谈话”。陈嘉庚屡电痛斥汪精卫，并向国民参政会第二次大会发出“敌未出国土前，言和即汉奸”的电报提案，获得通过。邹韬奋撰《来宾放炮》一文评论说： “这寥寥十一个字，却是几万字的提案所不及其分毫，是古今中外最伟大的一个提案。”他所领导的“南侨总会”，在一年内募集抗日捐款达一亿四千四百余万元，占同期海外华侨捐款总数的百分之七十，还组织华侨机工3200余人回国服务，投身滇缅公路运输军需的工作，有力地支援了祖国神圣的抗战。 1940年，他组织“华侨回国慰劳视察团”，亲自随团回国考察， 重庆和延安的强烈对比，使他思想上发生巨大的变化。“前忧虑建国未有其人，兹始悟其人乃隶蒙恶名之共产党人物，由是断定国民党前政府必败，延安共产党必胜”。这是他继投身辛亥革命洪流之后，思想上一次决定性的转折。考察结束后，陈嘉庚返回家乡福建视察，不满陈仪治闽的某些行为，发动倒陈救乡运动，并向蒋介石进言，但没有被采纳。 1941年3月，陈嘉庚当选第二届“南侨总会”主席，4月，又被推举为“南侨闽侨总会”主席。他积极领导华侨救亡运动，挫败了国民党分裂华侨的阴谋。是年底，太平洋战争爆发，次年2月， 新加坡沦陷，陈嘉庚避难于爪哇。他以“抵死无颜谄事敌”的气概，与敌周旋，表现出高尚的民族气节，他在抗日战争期间领导华侨坚贞斗争的业绩，赢得海内外中华儿女的爱戴，不愧为“华侨旗帜、民族光辉日本投降后，陈嘉庚返回新加坡。他为争取华侨正当权利，维护华侨社会的团结，声援祖国的解放战争，作了不懈的努力。他领导南洋华侨，开辟海外民族民主革命的第三条战线，对中国民主革命的胜利作出了重大的贡献。 1947年，他倡办同安同民医院。1949年5月，他应毛泽东的邀请，回国参加新政协会议。6月抵北京，即往东北参观视察，9 月，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上，当选为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中央人民政府委员和华侨事务委员会委员。 1950年1月返新加坡。5月回国定居。历任华东军政委员会副主席，第二届、第三届全国政协副主席，第一届、第二届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中华归国华侨联合会主席等职。他真诚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对国家大事坦诚贡献意见，并以大部分精力和时间领导集美学校和厦门大学的扩充工作，团结海外侨胞，为统一祖国,振兴中华而奋斗。1961年8月12日，病逝于北京，享年88 岁。20日安葬于集美鳌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