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建省少年儿童图书馆 内容
男女之别大概是人类与生俱来就必须面对的最大的差别了，这一差别对人类的命运有着无法估量的影响，牵动着人类文化之网的每一个纽结。人类的名字，作为最普遍的人类分类体系，就直观而鲜明地反映了男女之别。
人皆有名，人生来就要取名，这在今天是天经地义的，但在过去却大谬不然。封建时代的女子就没有属于自己的名，即使是贵族女子，也只有字。先秦典籍中记载的女子之名，实际上都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名，而只是姓，如《诗经·鄘风·桑中》一诗提到三个贵族女子：爰采唐矣？沫之乡矣。
云谁之思？美孟姜矣。
期我乎桑中，要我乎上宫，送我乎淇之上矣。
爰采麦矣？沫之北矣。
云谁之思？美孟弋矣。
期我乎桑中，要我乎上宫，送我乎淇之上矣。
爰采葑矣？沫之东矣。
云谁之思？美孟庸矣。
期我乎桑中，要我乎上宫，送我乎淇之上矣。
诗借一男子的口吻，称自己与女子在淇水边的桑树林中幽会，并吹嘘说与自己幽会的全是贵族女子，她们是孟姜、孟弋、孟庸，这三个“人名”中，姜、弋、庸是三个姓，而“孟”则是排行字“老大”的意思，“孟姜”就等于说“姜家的大丫头”，这显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名。《诗经》中的《国风》大多数是周代各地的民歌，而其中尤多情歌，情歌中常提到女子，其称呼皆同此类，可见周代女子不称名。
女子无名，是由于女子无权。《诗经·小雅·斯干》又有诗云：“乃生男子，载寝之床，载衣之裳，载弄之璋。乃生女子，载寝之地，载衣之裼，载弄之瓦。”意思是说，若生了男孩，就让他睡在床上，把他衣裳（上衣下裳）穿戴整齐，并给他玉璋玩耍；若生了女孩，就让她睡在地上，给她穿粗布短褐，并给她陶制的纺锤玩耍。可见，女子一生下就处于无权地位，男子弄璋，璋是玉器，玉器在古代是神圣之物，是权力和地位的象征，而女子则与之无缘，也就表明她无权。她唯一可干的事情就是少时弄瓦，大了纺线织衣，嫁人后生儿育女，一生只在家庭的私人生活圈中周旋，不参与社会生活，因此也就无需有名。家中姊妹几个，分别以其排行字称呼，也就足以区别了。直到现在，农村中仍有仅仅以排行称呼女孩的习惯，如大丫、二丫、大妞、二妞、大嫚儿、二嫚儿之类。
古代女子到了出嫁的年龄，因为有“同姓不婚”的规则，待字闺中的姑娘就要以姓为字，因为姓是血缘的标志，《诗经·桑中》中的孟姜、孟弋、孟庸都是以姓为字，都是已字待嫁的姑娘，因此才有机会与那个浪荡子期于桑中、要于上宫。
先秦文献中的女性都是以姓为称的，如鲁惠公的元妃叫孟子，孟是排行，子是姓，鲁公夫人是宋国贵族后代，宋是商人之后，姓子。又如鲁惠公的女儿分别叫伯姬、仲姬、叔姬，姬是鲁国贵族的姓。
婚姻是女子人生历程中的一大变局，婚姻前后女子的身份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婚前是娘家女，婚后是婆家媳，因此女子婚后的名字也要随之改变，由娘家姓改为从夫姓，此俗在周代已有了，如鲁国女子嫁给晋国赵氏为妻，则称赵姬。这种作法后来成为称呼已嫁女子的惯例，现在农村中仍有称已嫁女子为“某某氏”的，前“某”为夫姓，后“某”为娘家姓。婚后改从夫姓的习俗，非常直观地表明，女子既嫁，就是婆家的人了，所谓“嫁出去的女儿泼出去的水”。
女子无名，是因为女子无权参与社会公共生活，而一旦女子走出家庭的小圈子，进入社会公共领域，有了一定的“社会身份”，就有必要为自己取一个名字了。因为，能够在历史上流下芳名的女子，大多是不让须眉的名媛才女，如东汉续其兄班固而成《汉书》的女历史学家班昭、三国女诗人蔡琰、宋代女词人李清照、朱淑贞等。
城市家庭受商业经济与市民文化的影响，礼教之防疏于农村，女子也不免抛头露面，因此古代城市女子多有有名者，著名的如西汉文学家司马相如之妻卓文君，随夫私奔后迫于生计，就与丈夫在成都开起了酒肆，从而留下了“文君当垆”的千古佳话，而“文君”之名也成了后来一种四川名酒的“品牌”。
在古代社会，真正属于妇女的“社会职业”也许只有色情服务业，即作艺妓。妓女终日与须眉浊物们周旋于风月场和名利场中，可谓“自立”于社会，有了社会身份，故需有姓有名。可以说，中国历史上下数千年，真正能名垂青史的女性，很大一部分倒是为封建礼教所不容的风尘女子，只有妓女，才真正有属于自己的名字，而那些谨守妇德的“妇道人家”，则生也无声，死也无名。《梦粱录》是一部记录南宋杭州市井风情的笔记，其中卷二十就记载了一长串杭州妓女的名字，如金赛兰、范都宜、唐安安、倪都惜、潘称心、梅丑儿、钱保奴、吕作娘、康三娘、桃师姑、沈三如、钱三姐、钱七姐、季惜惜、朱一姐、朱三姐、吕双双、胡怜怜等，其中大多数自然是专为风月生涯而取的“艺名”，但考虑到这些女子原本并无属于自己的“本名”，因此，其艺名也就成了本名。
在古代社会中，“正经”女子无名而风尘女子反倒有名，这正如自产自用的东西无需有商标，而这种东西一旦成为商品，就需要有个商标或打个招牌，这都是“社会化”的结果。
现代社会自然是非同昔比了，“时代不同了，男女都一样，男同志能做到的事情，女同志一样做得到。”男同志能有名字，女同志自然也能有名字。现代女性，无论城乡，都有属于自己的名字，在汉族地区，女性更是“行不改姓坐不改名”，嫁人也不改名和姓，王小姐嫁给张先生作夫人，依然可姓自己的姓，被称为王女士，而不必像过去那样被称为“张王氏”。有的女子在取名时，甚至一扫女性用名的阴柔色彩，而用一些颇有阳刚气的原本只有男子才用的字眼为名。如中国乒乓球女队中，刘伟、应荣辉、胡小新、高军等队员，单从名字就无从辨其为男为女。中国女排名将郎平，再加上其外号“铁鎯头”，可谓铿锵有力。从女性名字的独立中，我们也可以看到人类历史进步中不可忽视的一面，即女性地位的上升和男女平等意识的加强。
人皆有名，人生来就要取名，这在今天是天经地义的，但在过去却大谬不然。封建时代的女子就没有属于自己的名，即使是贵族女子，也只有字。先秦典籍中记载的女子之名，实际上都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名，而只是姓，如《诗经·鄘风·桑中》一诗提到三个贵族女子：爰采唐矣？沫之乡矣。
云谁之思？美孟姜矣。
期我乎桑中，要我乎上宫，送我乎淇之上矣。
爰采麦矣？沫之北矣。
云谁之思？美孟弋矣。
期我乎桑中，要我乎上宫，送我乎淇之上矣。
爰采葑矣？沫之东矣。
云谁之思？美孟庸矣。
期我乎桑中，要我乎上宫，送我乎淇之上矣。
诗借一男子的口吻，称自己与女子在淇水边的桑树林中幽会，并吹嘘说与自己幽会的全是贵族女子，她们是孟姜、孟弋、孟庸，这三个“人名”中，姜、弋、庸是三个姓，而“孟”则是排行字“老大”的意思，“孟姜”就等于说“姜家的大丫头”，这显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名。《诗经》中的《国风》大多数是周代各地的民歌，而其中尤多情歌，情歌中常提到女子，其称呼皆同此类，可见周代女子不称名。
女子无名，是由于女子无权。《诗经·小雅·斯干》又有诗云：“乃生男子，载寝之床，载衣之裳，载弄之璋。乃生女子，载寝之地，载衣之裼，载弄之瓦。”意思是说，若生了男孩，就让他睡在床上，把他衣裳（上衣下裳）穿戴整齐，并给他玉璋玩耍；若生了女孩，就让她睡在地上，给她穿粗布短褐，并给她陶制的纺锤玩耍。可见，女子一生下就处于无权地位，男子弄璋，璋是玉器，玉器在古代是神圣之物，是权力和地位的象征，而女子则与之无缘，也就表明她无权。她唯一可干的事情就是少时弄瓦，大了纺线织衣，嫁人后生儿育女，一生只在家庭的私人生活圈中周旋，不参与社会生活，因此也就无需有名。家中姊妹几个，分别以其排行字称呼，也就足以区别了。直到现在，农村中仍有仅仅以排行称呼女孩的习惯，如大丫、二丫、大妞、二妞、大嫚儿、二嫚儿之类。
古代女子到了出嫁的年龄，因为有“同姓不婚”的规则，待字闺中的姑娘就要以姓为字，因为姓是血缘的标志，《诗经·桑中》中的孟姜、孟弋、孟庸都是以姓为字，都是已字待嫁的姑娘，因此才有机会与那个浪荡子期于桑中、要于上宫。
先秦文献中的女性都是以姓为称的，如鲁惠公的元妃叫孟子，孟是排行，子是姓，鲁公夫人是宋国贵族后代，宋是商人之后，姓子。又如鲁惠公的女儿分别叫伯姬、仲姬、叔姬，姬是鲁国贵族的姓。
婚姻是女子人生历程中的一大变局，婚姻前后女子的身份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婚前是娘家女，婚后是婆家媳，因此女子婚后的名字也要随之改变，由娘家姓改为从夫姓，此俗在周代已有了，如鲁国女子嫁给晋国赵氏为妻，则称赵姬。这种作法后来成为称呼已嫁女子的惯例，现在农村中仍有称已嫁女子为“某某氏”的，前“某”为夫姓，后“某”为娘家姓。婚后改从夫姓的习俗，非常直观地表明，女子既嫁，就是婆家的人了，所谓“嫁出去的女儿泼出去的水”。
女子无名，是因为女子无权参与社会公共生活，而一旦女子走出家庭的小圈子，进入社会公共领域，有了一定的“社会身份”，就有必要为自己取一个名字了。因为，能够在历史上流下芳名的女子，大多是不让须眉的名媛才女，如东汉续其兄班固而成《汉书》的女历史学家班昭、三国女诗人蔡琰、宋代女词人李清照、朱淑贞等。
城市家庭受商业经济与市民文化的影响，礼教之防疏于农村，女子也不免抛头露面，因此古代城市女子多有有名者，著名的如西汉文学家司马相如之妻卓文君，随夫私奔后迫于生计，就与丈夫在成都开起了酒肆，从而留下了“文君当垆”的千古佳话，而“文君”之名也成了后来一种四川名酒的“品牌”。
在古代社会，真正属于妇女的“社会职业”也许只有色情服务业，即作艺妓。妓女终日与须眉浊物们周旋于风月场和名利场中，可谓“自立”于社会，有了社会身份，故需有姓有名。可以说，中国历史上下数千年，真正能名垂青史的女性，很大一部分倒是为封建礼教所不容的风尘女子，只有妓女，才真正有属于自己的名字，而那些谨守妇德的“妇道人家”，则生也无声，死也无名。《梦粱录》是一部记录南宋杭州市井风情的笔记，其中卷二十就记载了一长串杭州妓女的名字，如金赛兰、范都宜、唐安安、倪都惜、潘称心、梅丑儿、钱保奴、吕作娘、康三娘、桃师姑、沈三如、钱三姐、钱七姐、季惜惜、朱一姐、朱三姐、吕双双、胡怜怜等，其中大多数自然是专为风月生涯而取的“艺名”，但考虑到这些女子原本并无属于自己的“本名”，因此，其艺名也就成了本名。
在古代社会中，“正经”女子无名而风尘女子反倒有名，这正如自产自用的东西无需有商标，而这种东西一旦成为商品，就需要有个商标或打个招牌，这都是“社会化”的结果。
现代社会自然是非同昔比了，“时代不同了，男女都一样，男同志能做到的事情，女同志一样做得到。”男同志能有名字，女同志自然也能有名字。现代女性，无论城乡，都有属于自己的名字，在汉族地区，女性更是“行不改姓坐不改名”，嫁人也不改名和姓，王小姐嫁给张先生作夫人，依然可姓自己的姓，被称为王女士，而不必像过去那样被称为“张王氏”。有的女子在取名时，甚至一扫女性用名的阴柔色彩，而用一些颇有阳刚气的原本只有男子才用的字眼为名。如中国乒乓球女队中，刘伟、应荣辉、胡小新、高军等队员，单从名字就无从辨其为男为女。中国女排名将郎平，再加上其外号“铁鎯头”，可谓铿锵有力。从女性名字的独立中，我们也可以看到人类历史进步中不可忽视的一面，即女性地位的上升和男女平等意识的加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