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建省少年儿童图书馆 内容
“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是一句妇孺咸知的谚语，关于这一谚语的来历还有一个令人啼笑皆非的典故。北宋时元宵节盛况空前，元宵灯市从正月十五日一直放到十八日，历时三天。北宋至和年间，田登为南宫留守，适逢元宵佳节，衙门中官吏向田大人请示过节事宜，田大人竟大笔一挥，批示道：“依例放火三天。”若果真依言行事，那元宵佳节的一片升平世界还不被烧成一片火海？原来田大人说的“放火”是指“放灯”。
田大人为什么要把“放灯”故意写成“放火”呢？原来田大人名叫田登，“灯”字与“登”字不仅同音，而且还同形（“灯”字是“燈”字的简化字）。田登为自讳其名，故改“放灯”为“放火”。田登荒唐的“放火”命令不仅让他丢了乌纱，而且还留下了一个“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的笑柄。
这是中国历史上因名字避讳制度而闹出的许多笑话中有名的一个。避讳制度是一种对君父尊长的名字禁忌制度，这种制度规定，不仅不能在君父尊长面前直呼其名，而且在其他场合也禁止使用其名字中的字眼。例如，唐太宗名叫李世民，当时及以后数代的唐代人著书立说，都必须把文章中的“世”字“民”字改为别的字，如以“人”字代“民”字。
避讳制度在现代人看来实在荒唐，但古人却非常郑重，他们在交谈应酬及赋诗行文中都小心翼翼，尽量避免犯讳。而一旦犯讳，则可能成为众矢之的，招来文人士大夫的非议。唐代诗人李贺才华横溢，很得当时文坛盟主韩愈的赏识，但李贺却终生怀才不遇，最终郁郁而终，原因就是他在参加进士科举考试时，犯了父讳而遭到指责。其父名叫晋肃，而进士之“进”与“晋”音同。韩愈写了《讳辩》一文为之辩解，非但未帮上李贺的什么忙，反到引火烧身，自己也落了一身不是，《旧唐书》将此文视为韩愈一生的“纰缪”，可见古人避讳之严。
命名的禁忌制度在春秋时代就已存在了，如《左传·桓公六年》鲁国大夫申繻答桓公问命名之法，申繻说取名有六忌，即“不以国，不以官，不以山川，不以隐疾、不以畜牲，不以器币”，即不能用国名、官名、山川名等为人的名字。这里没有提到不能用君父尊长的名字为名的禁忌，因此，这些规定只能算得上是命名禁忌，而不能说是避讳，只有当人名成为禁忌时，这种禁忌才能算是避讳。但《礼记·内则》说：“凡名字，不以日月，不以国，不以隐疾。大夫、士生子不敢与世子同名。”最后一句话就已是避讳了，它规定大夫士的儿子不能与世子（国君的长子）重名。
但由史籍记载可以看出，周代的避讳并未形成一种严格的制度。如周厉王名“胡”，其后代周僖王名“胡齐”；周穆王名“满”，到周襄王时，王室中亦有名“满”者。
避讳之成为一种严格的制度，是秦汉时代的事情。由于君主专制制度的建立，君权至高无上，天子为维护其权力，有必要将自己神圣化、神秘化，而名字的神圣化、神秘化就是达到这一目的的重要手段，天子的名字因此成为禁忌，禁止臣民妄加称呼和谈论。可以说，避讳制度最初是作为一种权力手段而产生的，因此，最初的避讳制度只涉及天子的名字，后来，上级、家长乃至圣贤的名字也成了避讳，由此才有了“国讳”、“家讳”、“宪讳”和“圣贤讳”诸多避讳名目。
国讳，即对当朝天子及其祖先的名字的避讳，如秦始皇名政，故秦改历法中的“正月”为“端月”，秦始皇之父名子楚，故秦称“楚国”为“荆蛮”。
家讳，即对父母祖辈的名字的避讳，晚辈不应直呼其名，在文章中碰到其名字中的字亦应回避。《红楼梦》第二回贾雨村谈起他的女学生林黛玉“读至凡书中有‘敏’字，皆念作‘密’字，每每如是；写字遇着‘敏’字，又减一二笔”，雨村心中不解，后来听冷子兴说起林黛玉的母亲叫贾敏，才恍然大悟，原来她是避其母亲的名讳。圣贤讳，指对古代圣贤如三皇五帝、周公孔子、孟子颜回等名字的避讳。如宋元人注疏的《论语》一书中，“丘”字一概减一笔，写作“丘”字，如“孔丘”写作“孔丘”，“左丘明”写作“左丘明”。
宪讳，指对上级长官名字的避讳。前面提及的“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的典故就是宪讳的例子。又如宋代有一位叫徐申的为常州知府，押纲使臣的货物被盗，使臣具状申请他收捕盗贼，然徐大人就是按兵不动。使臣申报再三，可徐知府就是不为所动。使臣深感疑惑，后来才知道知府名申，他再三“申报”是犯了徐大人的名讳。
犯了讳的字要避而不用，那么，在交谈和书写中一旦遇到避讳字，该如何回避呢？方法不外有如下几种：1．改读，说话中如遇到避讳字，就改读别的近音字，如林黛玉读“敏”为“密”即是。
2．改字，写作时如遇到避讳字，就用其他同义字代替，如便器在唐以前本来叫“虎子”，但唐时由于高祖李渊的祖父名字叫“虎”，因此唐人只好改称虎子叫“马子”，现在所谓的“马桶”、“抽水马桶”等名称就是由此而来的。
3．减笔，即省去避讳字的最后一、两笔不写，如林黛玉对其母名“敏”字的写法，前举《论语》中“丘”字写成“丘”亦属此例。
4．空字，即遇到避讳字则空而不写，如《隋书》为唐人撰，书中凡王世充之名，皆空去“充”字而写作“王充”以避李世民之讳。有时空字处亦可用“某”字代替，如宋人苏舜钦作《韩公行状》云：“公讳某，字宗魏。”《王质行状》则云：“曾祖某，左拾遗，累赠太师、尚书令、鲁国公；祖某，兵部侍郎，累赠太师、尚书令、晋国公；公某，兵部郎中，赠户部尚书。”祖孙三代的名字都用“某”字代替，令人不知所云。
语言是人们主要的交流工具，在日常生活、社会事务中每时每刻都离不开语言，避讳制度将某些语词“报废”，必然造成语言的残缺，影响语言交流活动的正常进行，进而给人们的日常生活和社会活动带来麻烦。中国历史上，有不少因避讳而造成的笑话，也不乏因犯讳而酿成的悲剧。
先看几则笑话。五代时的五朝元老冯道，喜读《老子》，其幕僚为之读《老子》，每读首章“道可道，非常道”时，不敢说“道”字，只好读作“不敢说可不敢说，非常不敢说。”《老子》一书专讲“道”，书中“道”字处处可见，像这种读法，那些幕僚不给累死也会给吓死。
宋代有一位叫钱良臣的，其子读书读到“良臣”一词时，皆以“爹爹”代之，一日钱良臣命儿子读《孟子》，读至“古之所谓良臣，今之所谓民贼也”，儿子照例读成“古之所谓爹爹，今之所谓民贼也”，钱良臣一听，恼羞成怒，狠狠揍了儿子一顿。
再看几起悲剧。清代雍正年间，礼部侍郎查嗣庭任江西考官，以《诗经》中“维民维止”一句为题，有人陷害他，说他所命试题中的“维”字是“雍”字无首，“止”字是“正”字无首，以影射雍正皇帝无首。结果查嗣庭被控犯讳，竟落了个脑袋搬家。
乾隆年间，广西学政内阁学士胡中藻，用《周易》中“乾三爻不象龙”为试题，有人告发他，说试题首尾两字“乾”“龙”乃影射乾隆，而“乾”“龙”分在首尾，暗示乾隆被分尸。结果胡中藻被满门抄斩。
由此可见，避讳制度与封建专制息息相关，名字的禁忌是为了维护权力的尊严。封建制度寿终正寝，名字避讳制度的悲、喜剧也随之收场了。
田大人为什么要把“放灯”故意写成“放火”呢？原来田大人名叫田登，“灯”字与“登”字不仅同音，而且还同形（“灯”字是“燈”字的简化字）。田登为自讳其名，故改“放灯”为“放火”。田登荒唐的“放火”命令不仅让他丢了乌纱，而且还留下了一个“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的笑柄。
这是中国历史上因名字避讳制度而闹出的许多笑话中有名的一个。避讳制度是一种对君父尊长的名字禁忌制度，这种制度规定，不仅不能在君父尊长面前直呼其名，而且在其他场合也禁止使用其名字中的字眼。例如，唐太宗名叫李世民，当时及以后数代的唐代人著书立说，都必须把文章中的“世”字“民”字改为别的字，如以“人”字代“民”字。
避讳制度在现代人看来实在荒唐，但古人却非常郑重，他们在交谈应酬及赋诗行文中都小心翼翼，尽量避免犯讳。而一旦犯讳，则可能成为众矢之的，招来文人士大夫的非议。唐代诗人李贺才华横溢，很得当时文坛盟主韩愈的赏识，但李贺却终生怀才不遇，最终郁郁而终，原因就是他在参加进士科举考试时，犯了父讳而遭到指责。其父名叫晋肃，而进士之“进”与“晋”音同。韩愈写了《讳辩》一文为之辩解，非但未帮上李贺的什么忙，反到引火烧身，自己也落了一身不是，《旧唐书》将此文视为韩愈一生的“纰缪”，可见古人避讳之严。
命名的禁忌制度在春秋时代就已存在了，如《左传·桓公六年》鲁国大夫申繻答桓公问命名之法，申繻说取名有六忌，即“不以国，不以官，不以山川，不以隐疾、不以畜牲，不以器币”，即不能用国名、官名、山川名等为人的名字。这里没有提到不能用君父尊长的名字为名的禁忌，因此，这些规定只能算得上是命名禁忌，而不能说是避讳，只有当人名成为禁忌时，这种禁忌才能算是避讳。但《礼记·内则》说：“凡名字，不以日月，不以国，不以隐疾。大夫、士生子不敢与世子同名。”最后一句话就已是避讳了，它规定大夫士的儿子不能与世子（国君的长子）重名。
但由史籍记载可以看出，周代的避讳并未形成一种严格的制度。如周厉王名“胡”，其后代周僖王名“胡齐”；周穆王名“满”，到周襄王时，王室中亦有名“满”者。
避讳之成为一种严格的制度，是秦汉时代的事情。由于君主专制制度的建立，君权至高无上，天子为维护其权力，有必要将自己神圣化、神秘化，而名字的神圣化、神秘化就是达到这一目的的重要手段，天子的名字因此成为禁忌，禁止臣民妄加称呼和谈论。可以说，避讳制度最初是作为一种权力手段而产生的，因此，最初的避讳制度只涉及天子的名字，后来，上级、家长乃至圣贤的名字也成了避讳，由此才有了“国讳”、“家讳”、“宪讳”和“圣贤讳”诸多避讳名目。
国讳，即对当朝天子及其祖先的名字的避讳，如秦始皇名政，故秦改历法中的“正月”为“端月”，秦始皇之父名子楚，故秦称“楚国”为“荆蛮”。
家讳，即对父母祖辈的名字的避讳，晚辈不应直呼其名，在文章中碰到其名字中的字亦应回避。《红楼梦》第二回贾雨村谈起他的女学生林黛玉“读至凡书中有‘敏’字，皆念作‘密’字，每每如是；写字遇着‘敏’字，又减一二笔”，雨村心中不解，后来听冷子兴说起林黛玉的母亲叫贾敏，才恍然大悟，原来她是避其母亲的名讳。圣贤讳，指对古代圣贤如三皇五帝、周公孔子、孟子颜回等名字的避讳。如宋元人注疏的《论语》一书中，“丘”字一概减一笔，写作“丘”字，如“孔丘”写作“孔丘”，“左丘明”写作“左丘明”。
宪讳，指对上级长官名字的避讳。前面提及的“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的典故就是宪讳的例子。又如宋代有一位叫徐申的为常州知府，押纲使臣的货物被盗，使臣具状申请他收捕盗贼，然徐大人就是按兵不动。使臣申报再三，可徐知府就是不为所动。使臣深感疑惑，后来才知道知府名申，他再三“申报”是犯了徐大人的名讳。
犯了讳的字要避而不用，那么，在交谈和书写中一旦遇到避讳字，该如何回避呢？方法不外有如下几种：1．改读，说话中如遇到避讳字，就改读别的近音字，如林黛玉读“敏”为“密”即是。
2．改字，写作时如遇到避讳字，就用其他同义字代替，如便器在唐以前本来叫“虎子”，但唐时由于高祖李渊的祖父名字叫“虎”，因此唐人只好改称虎子叫“马子”，现在所谓的“马桶”、“抽水马桶”等名称就是由此而来的。
3．减笔，即省去避讳字的最后一、两笔不写，如林黛玉对其母名“敏”字的写法，前举《论语》中“丘”字写成“丘”亦属此例。
4．空字，即遇到避讳字则空而不写，如《隋书》为唐人撰，书中凡王世充之名，皆空去“充”字而写作“王充”以避李世民之讳。有时空字处亦可用“某”字代替，如宋人苏舜钦作《韩公行状》云：“公讳某，字宗魏。”《王质行状》则云：“曾祖某，左拾遗，累赠太师、尚书令、鲁国公；祖某，兵部侍郎，累赠太师、尚书令、晋国公；公某，兵部郎中，赠户部尚书。”祖孙三代的名字都用“某”字代替，令人不知所云。
语言是人们主要的交流工具，在日常生活、社会事务中每时每刻都离不开语言，避讳制度将某些语词“报废”，必然造成语言的残缺，影响语言交流活动的正常进行，进而给人们的日常生活和社会活动带来麻烦。中国历史上，有不少因避讳而造成的笑话，也不乏因犯讳而酿成的悲剧。
先看几则笑话。五代时的五朝元老冯道，喜读《老子》，其幕僚为之读《老子》，每读首章“道可道，非常道”时，不敢说“道”字，只好读作“不敢说可不敢说，非常不敢说。”《老子》一书专讲“道”，书中“道”字处处可见，像这种读法，那些幕僚不给累死也会给吓死。
宋代有一位叫钱良臣的，其子读书读到“良臣”一词时，皆以“爹爹”代之，一日钱良臣命儿子读《孟子》，读至“古之所谓良臣，今之所谓民贼也”，儿子照例读成“古之所谓爹爹，今之所谓民贼也”，钱良臣一听，恼羞成怒，狠狠揍了儿子一顿。
再看几起悲剧。清代雍正年间，礼部侍郎查嗣庭任江西考官，以《诗经》中“维民维止”一句为题，有人陷害他，说他所命试题中的“维”字是“雍”字无首，“止”字是“正”字无首，以影射雍正皇帝无首。结果查嗣庭被控犯讳，竟落了个脑袋搬家。
乾隆年间，广西学政内阁学士胡中藻，用《周易》中“乾三爻不象龙”为试题，有人告发他，说试题首尾两字“乾”“龙”乃影射乾隆，而“乾”“龙”分在首尾，暗示乾隆被分尸。结果胡中藻被满门抄斩。
由此可见，避讳制度与封建专制息息相关，名字的禁忌是为了维护权力的尊严。封建制度寿终正寝，名字避讳制度的悲、喜剧也随之收场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