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建省少年儿童图书馆 内容
笔名是作家在发表作品时用的假名，如茅盾是沈雁冰的笔名，鲁迅是周树人的笔名。
由于笔名主要用于作品的署名，因此，笔名在某些方面与古代文人的别号有一定的渊源关系，因古代文人尤其是书画家往往将其别号署于作品，但笔名与别号又有本质的区别，这主要体现于如下几个方面：第一，笔名与别号的产生年代不同。别号在中国有悠久的历史，至迟在先秦时代，一些隐士为隐姓埋名、避人耳目就已开始使用别号了，如我们前面讲到的《庄子》一书中所提到的几位隐士，迄止清代乃至现代，文人墨客们常常以别号相标榜；笔名则是近代才有的事情，首先使用笔名的是清末民初的一些通俗文学、市民文学作家，现代作家往往都有很多笔名。因此，别号往往体现中国传统文化情趣，而笔名则多体现现代文化精神，这是由两者产生的年代和使用的主体所决定的。鲁迅使用笔名的经历就很能说明笔名与别号的这一新旧之别，据鲁迅先生的朋友许寿裳在《鲁迅的生活》一书中回忆，鲁迅原有别号叫俟堂，后来鲁迅先生给《新青年》写稿，由于《新青年》是激进主义杂志，并公开呼吁文学革命，号召推翻旧的、贵族的、山林的文学，而建立平民的、现实的文学，因此，《新青年》的编辑不希望在自己杂志上发表的作品仍署具有士大夫意味的别号，鲁迅先生因此只好将“俟堂”的号颠倒过来，并改“堂”为唐，这样形成的“唐俟”就不再有别号的痕迹，而成了现代风格的笔名。
第二，笔名与别号的功能不同，简单地说，作家使用笔名的目的是为了隐匿其真实姓名，避人耳目，而传统的文人士大夫使用别号的目的则恰恰相反，是为了自我标榜，招人耳目。
在别号产生之初，隐士使用别号虽然有避世匿迹、隐姓埋名的目的，但即使是隐士之别名，也总是竭力标榜他自己的特立独行，到了后来，文人墨客使用别号，就更是为了自我标榜，自命不凡，有的甚至不惜用别名沽名钓誉、自我卖弄。因此，别号多倾向于标新立异，竭力与一般的姓名和表字区分开来，别号在格式、命意上都与一般的姓名有鲜明的区别，如姓名或字一般是有姓有名（或字），有的还会有辈份字，一般是二个字或三个字，而别号则无姓和辈份字，命意较具体，字数也多少不拘，有的可多达十余字乃至数十字。正由于别号在形式上与名字有明显的区别，因此，两者就无法混同，使用别号也就无法达到隐姓埋名的目的。此外，别号主要在文人士大夫的朋友圈子内使用，其相互之间相知较深，亦无需隐姓埋名。只有当有人确实想隐匿真实姓名时，他可能会取一个别号用以代替其姓名，如明代市民文学兴盛一时，由于市民文学多反映市民世俗生活，写照衣食儿女之情，颇有“诲淫诲盗”之嫌，当时为传统文人所不齿，市民文学作家为了避免惹人耳目，引火烧身，就往往在其作品中署以别号，如笔涉色情的《金瓶梅》，署名兰陵笑笑生，这个兰陵笑笑生究竟是何许人，至今令考据者大伤脑筋。
明清市民文学署名别号的风气可以说已是后来笔名的先声了，实际上，笔名产生之初，也正是应市民文学的需要。清末民初，国门初启，受西风洋雨的影响，适应市民阅读趣味的报纸、杂志盛极一时，一些无行文人为稻粱谋，大肆炮制一些趣味低级、庸俗下流的文学作品，为了遮人耳目，避人唾骂，这类作品多用笔名发表。由此可见，笔名从其产生之初，就是服务于隐姓埋名的目的的。后来，进步作家为了回避专制政府的书报检查制度、避免以言致罪，也用笔名发表作品。如小说家萧军笔名之来历，就与逃避书报检查有关。萧军原名刘鸿霖，他曾以“萧三郎”的笔名给鲁迅寄去两篇小说，请代为修改并推荐发表。鲁迅觉得“萧三郎”这个笔名不够安全，便写信给作家，指出小说的署名要改一下，因为当时已有一个进步作家萧三，很活跃，现在即使多了一个“郎”字，书报检查官们依然会以为是那个萧三，从而予以查禁。刘鸿霖接到鲁迅来信，就将笔名改为萧军。从此，作家“萧军”就问世了。作家茅盾笔名的产生，也很能说明问题。茅盾原名沈雁冰，他曾自述其笔名茅盾的来历说：“五四以后，我接触的人和事一天天多而且复杂，……不但看到了更多的革命与反革命的矛盾，也看到了革命阵营内部的矛盾，尤其清楚地认识到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在这个大变动时代的矛盾，而且自然也不会不看到我自己生活上、思想中也有很大矛盾，……大概是带点讽刺别人也嘲笑自己的文人积习罢，于是我取了‘矛盾’这个笔名。”一九二八年，他的小说《幻灭》准备在《小说月报》发表，但主编叶圣陶认为“矛盾”二字让人一看就是假名，会招惹麻烦，于是，就在“矛”字上加了一个草头，从此，沈雁冰就一直用“茅盾”这个笔名。
从叶圣陶改“矛盾”为“茅盾”这件事可以看出，由于笔名是为了隐匿真名，因此应能以假乱真，为此，笔名必须在形式上与真的人名相同，应像真实姓名一样有名有姓，并且只能是两个字或三个字，下面这些笔名就是如此：鲁迅（原名周树人）、张恨水（原名张心远）、曹禺（原名万家宝）、艾青（原名蒋海澄）、巴金（原名李芾甘）、田汉（原名田寿昌）、端木蕻良（原名曹京平）、马南邨（原名邓拓）、艾芜（原名汤道耕）、陈白尘（原名陈增鸿）、周立波（原名周绍仪）、郭小川（原名郭恩大）、萧红（原名张乃莹）、丁玲（原名蒋伟）、秦牧（原名林觉夫）。诸如此类的笔名，不知底细的人很难把它们与一般的姓名区别开来。
当然，也有不少笔名并不具备一般姓名的形式结构，这类笔名在风格上与传统的别号颇有相似之处，此类笔名往往更侧重于表现作者的个性，隐姓埋名的功能还在其次，如丽尼（原名郭安红）、青兕（即柳亚子）、柔石（原名赵平复）、落华生（原名许地山）、碧野（原名黄潮洋）、夕夕（原名闻一多）、爱梅（原名萧子嶂）、琼瑶（原名陈喆）等，此类笔名，往往都有明确的含义，有的就直接是一个词，如琼瑶、爱梅、碧野、落华生等。
作家取笔名，多有一定的立意。如作家张恨水，原名张心远，他取“恨水”的笔名，是有感于唐后主李煜《相见欢》中的诗句：“林花谢了春红，太匆匆。无奈朝来寒雨晚来风。胭脂泪，留人醉，几时重？自是人生长恨水长东？”田汉原名田寿昌，以“汉”为笔名，是立志为一个堂堂正正的男子汉，而“汉”字与其姓组合为“田汉”，则有庄稼汉之意，寓意与普通民众站在一起。鲁迅一生用过146个笔名，许多笔名都有来历，如笔名康伯度，是英语Comprador的音译，意为买办，是针对论敌对他的攻击随手拈来，又如笔名越侨，因鲁迅是浙江绍兴人，其故乡属古越国，而鲁迅一生多寓居在京、沪等地，故自称“越侨”。
由于作家主要是通过其作品被人们了解的，而其作品所署多属笔名，因此，许多作家的笔名往往妇孺皆知，而其真实姓名反鲜为人知了。时至今日，恐怕没有多少人知道郭小川真名叫郭恩大，周立波真名叫王寿华，欧阳山真名叫杨凤岐，丁玲真名叫蒋伟……时至今日，作家使用笔名的越来越少了，这一方面是由于现在的言论环境相对宽松，以言致罪的现象越来越少了，另一方面，恐怕还与现在的著作权制度有关，作品署以真名实姓，便于对其著作权的认定。
由于笔名主要用于作品的署名，因此，笔名在某些方面与古代文人的别号有一定的渊源关系，因古代文人尤其是书画家往往将其别号署于作品，但笔名与别号又有本质的区别，这主要体现于如下几个方面：第一，笔名与别号的产生年代不同。别号在中国有悠久的历史，至迟在先秦时代，一些隐士为隐姓埋名、避人耳目就已开始使用别号了，如我们前面讲到的《庄子》一书中所提到的几位隐士，迄止清代乃至现代，文人墨客们常常以别号相标榜；笔名则是近代才有的事情，首先使用笔名的是清末民初的一些通俗文学、市民文学作家，现代作家往往都有很多笔名。因此，别号往往体现中国传统文化情趣，而笔名则多体现现代文化精神，这是由两者产生的年代和使用的主体所决定的。鲁迅使用笔名的经历就很能说明笔名与别号的这一新旧之别，据鲁迅先生的朋友许寿裳在《鲁迅的生活》一书中回忆，鲁迅原有别号叫俟堂，后来鲁迅先生给《新青年》写稿，由于《新青年》是激进主义杂志，并公开呼吁文学革命，号召推翻旧的、贵族的、山林的文学，而建立平民的、现实的文学，因此，《新青年》的编辑不希望在自己杂志上发表的作品仍署具有士大夫意味的别号，鲁迅先生因此只好将“俟堂”的号颠倒过来，并改“堂”为唐，这样形成的“唐俟”就不再有别号的痕迹，而成了现代风格的笔名。
第二，笔名与别号的功能不同，简单地说，作家使用笔名的目的是为了隐匿其真实姓名，避人耳目，而传统的文人士大夫使用别号的目的则恰恰相反，是为了自我标榜，招人耳目。
在别号产生之初，隐士使用别号虽然有避世匿迹、隐姓埋名的目的，但即使是隐士之别名，也总是竭力标榜他自己的特立独行，到了后来，文人墨客使用别号，就更是为了自我标榜，自命不凡，有的甚至不惜用别名沽名钓誉、自我卖弄。因此，别号多倾向于标新立异，竭力与一般的姓名和表字区分开来，别号在格式、命意上都与一般的姓名有鲜明的区别，如姓名或字一般是有姓有名（或字），有的还会有辈份字，一般是二个字或三个字，而别号则无姓和辈份字，命意较具体，字数也多少不拘，有的可多达十余字乃至数十字。正由于别号在形式上与名字有明显的区别，因此，两者就无法混同，使用别号也就无法达到隐姓埋名的目的。此外，别号主要在文人士大夫的朋友圈子内使用，其相互之间相知较深，亦无需隐姓埋名。只有当有人确实想隐匿真实姓名时，他可能会取一个别号用以代替其姓名，如明代市民文学兴盛一时，由于市民文学多反映市民世俗生活，写照衣食儿女之情，颇有“诲淫诲盗”之嫌，当时为传统文人所不齿，市民文学作家为了避免惹人耳目，引火烧身，就往往在其作品中署以别号，如笔涉色情的《金瓶梅》，署名兰陵笑笑生，这个兰陵笑笑生究竟是何许人，至今令考据者大伤脑筋。
明清市民文学署名别号的风气可以说已是后来笔名的先声了，实际上，笔名产生之初，也正是应市民文学的需要。清末民初，国门初启，受西风洋雨的影响，适应市民阅读趣味的报纸、杂志盛极一时，一些无行文人为稻粱谋，大肆炮制一些趣味低级、庸俗下流的文学作品，为了遮人耳目，避人唾骂，这类作品多用笔名发表。由此可见，笔名从其产生之初，就是服务于隐姓埋名的目的的。后来，进步作家为了回避专制政府的书报检查制度、避免以言致罪，也用笔名发表作品。如小说家萧军笔名之来历，就与逃避书报检查有关。萧军原名刘鸿霖，他曾以“萧三郎”的笔名给鲁迅寄去两篇小说，请代为修改并推荐发表。鲁迅觉得“萧三郎”这个笔名不够安全，便写信给作家，指出小说的署名要改一下，因为当时已有一个进步作家萧三，很活跃，现在即使多了一个“郎”字，书报检查官们依然会以为是那个萧三，从而予以查禁。刘鸿霖接到鲁迅来信，就将笔名改为萧军。从此，作家“萧军”就问世了。作家茅盾笔名的产生，也很能说明问题。茅盾原名沈雁冰，他曾自述其笔名茅盾的来历说：“五四以后，我接触的人和事一天天多而且复杂，……不但看到了更多的革命与反革命的矛盾，也看到了革命阵营内部的矛盾，尤其清楚地认识到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在这个大变动时代的矛盾，而且自然也不会不看到我自己生活上、思想中也有很大矛盾，……大概是带点讽刺别人也嘲笑自己的文人积习罢，于是我取了‘矛盾’这个笔名。”一九二八年，他的小说《幻灭》准备在《小说月报》发表，但主编叶圣陶认为“矛盾”二字让人一看就是假名，会招惹麻烦，于是，就在“矛”字上加了一个草头，从此，沈雁冰就一直用“茅盾”这个笔名。
从叶圣陶改“矛盾”为“茅盾”这件事可以看出，由于笔名是为了隐匿真名，因此应能以假乱真，为此，笔名必须在形式上与真的人名相同，应像真实姓名一样有名有姓，并且只能是两个字或三个字，下面这些笔名就是如此：鲁迅（原名周树人）、张恨水（原名张心远）、曹禺（原名万家宝）、艾青（原名蒋海澄）、巴金（原名李芾甘）、田汉（原名田寿昌）、端木蕻良（原名曹京平）、马南邨（原名邓拓）、艾芜（原名汤道耕）、陈白尘（原名陈增鸿）、周立波（原名周绍仪）、郭小川（原名郭恩大）、萧红（原名张乃莹）、丁玲（原名蒋伟）、秦牧（原名林觉夫）。诸如此类的笔名，不知底细的人很难把它们与一般的姓名区别开来。
当然，也有不少笔名并不具备一般姓名的形式结构，这类笔名在风格上与传统的别号颇有相似之处，此类笔名往往更侧重于表现作者的个性，隐姓埋名的功能还在其次，如丽尼（原名郭安红）、青兕（即柳亚子）、柔石（原名赵平复）、落华生（原名许地山）、碧野（原名黄潮洋）、夕夕（原名闻一多）、爱梅（原名萧子嶂）、琼瑶（原名陈喆）等，此类笔名，往往都有明确的含义，有的就直接是一个词，如琼瑶、爱梅、碧野、落华生等。
作家取笔名，多有一定的立意。如作家张恨水，原名张心远，他取“恨水”的笔名，是有感于唐后主李煜《相见欢》中的诗句：“林花谢了春红，太匆匆。无奈朝来寒雨晚来风。胭脂泪，留人醉，几时重？自是人生长恨水长东？”田汉原名田寿昌，以“汉”为笔名，是立志为一个堂堂正正的男子汉，而“汉”字与其姓组合为“田汉”，则有庄稼汉之意，寓意与普通民众站在一起。鲁迅一生用过146个笔名，许多笔名都有来历，如笔名康伯度，是英语Comprador的音译，意为买办，是针对论敌对他的攻击随手拈来，又如笔名越侨，因鲁迅是浙江绍兴人，其故乡属古越国，而鲁迅一生多寓居在京、沪等地，故自称“越侨”。
由于作家主要是通过其作品被人们了解的，而其作品所署多属笔名，因此，许多作家的笔名往往妇孺皆知，而其真实姓名反鲜为人知了。时至今日，恐怕没有多少人知道郭小川真名叫郭恩大，周立波真名叫王寿华，欧阳山真名叫杨凤岐，丁玲真名叫蒋伟……时至今日，作家使用笔名的越来越少了，这一方面是由于现在的言论环境相对宽松，以言致罪的现象越来越少了，另一方面，恐怕还与现在的著作权制度有关，作品署以真名实姓，便于对其著作权的认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