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建省少年儿童图书馆 内容
《红楼梦》第三十七回《秋爽斋偶结海棠社，蘅芜苑夜拟菊花题》写贾芸送给贾宝玉两盆白海棠，恰好宝钗、黛玉等来访，姐妹们因而成立“海棠诗社”，诗社起了，各自又各取别号，书中写道：黛玉道：“既然定要起诗社，咱们都是诗翁了，先把这些姐妹叔嫂的字样改了才不俗。”李纨道：“极是，何不大家起个别号，彼此称呼则雅。我是定了‘稻香老农’，再无人占的。”探春笑道：“我就是‘秋爽居士’罢。”宝玉道：“居士、主人到底不恰，且又累赘。这里梧桐芭蕉尽有，或指梧桐芭蕉起个倒好。”探春笑道：“有了，我最喜芭蕉，就称‘蕉下客’罢。”众人都道别致有趣，黛玉笑道：“你们快牵了他去，炖了脯子吃酒。”众人不解。黛玉笑道：“古人曾云‘蕉叶覆鹿’，他自称‘蕉下客’，可不是一只鹿了？快做了鹿脯来。”众人听了都笑起来。探春因笑道：“你别忙中使巧话来骂人，我已替你想了个极当的美号了。”又向众人道：“当日娥皇女英洒泪在竹上成斑，故今斑竹又名湘妃竹。如今他住的是潇湘馆，他又爱哭，将来他想林姐夫，那些竹子也是要变成斑竹的。以后都叫他作‘潇湘妃子’就完了。”大家听说，都拍手叫妙。林黛玉低了头方不言语。李纨笑道：“我替薛大妹妹也早已想了个好的，也只三个字。”惜春迎春都问是什么。李纨道：“我是封他‘蘅芜君’了，不知你们如何。”探春笑道：“这个封号极好。”宝玉道：“我呢？你们也替我想一个。”宝钗笑道：“你的号早有了，‘无事忙’三字恰当的很。”李纨道：“你还是你的旧号‘绛洞花主’就好。”宝玉笑道：“小时候干的营生，还提他作什么。”探春道：“你的号多的很，又起什么。我们爱叫你什么，你就答应着就是了。”宝钗道：“还得我送你个号罢。有最俗的一个号，却于你最当。天下难得的是富贵，又难得的是闲散，这两样再不能兼有，不想你兼有了，就叫你‘富贵闲人’也罢了。”宝玉笑道：“当不起，当不起，倒是随你们混叫去罢。”李纨道：“二姑娘四姑娘起个什么号？”迎春道：“我们又不大会诗，白起个号作什么？”探春道：“虽如此，也起个才是。”宝钗道：“他住的是紫菱洲，就叫他‘菱洲’；四丫头在藕香榭，就叫他‘藕榭’就完了。”这段海棠社群芳起别号的情节很能说明别号的特征。大观园的姐妹们都各有自己的名字，平日相见，她们或以名字相呼，或以姐妹叔嫂相称，并无什么别号，但到了要结海棠诗社，第一件事就是各人取别号，而且那号起得一个比一个雅致。由此可见，雅号并非什么人什么时候都可起的，凡夫俗子在日常的送往迎来中有名有字足矣，正因为名和字是用于日常世俗生活的，用于品诗评画听琴赏月等文人雅事中就有伤风雅，正如黛玉所语“既然定要起诗社，咱们都是诗翁了，先把这些姐妹叔嫂的字样改了才不俗。”雅人干雅事，自然就需有雅号，别号，就是文人墨客为了雅集兴会和题诗铭画等所特别另取的名字。人在不同的社会情境中就有不同的名字，在家庭与玩伴中有小名，在学校中有学名，在朋友应酬官场接交中有字，在江湖豪杰中有绰号，在鬼神亡灵中有谥号，而在舞文弄墨的雅事中则需有雅号，人之一生出入于各种不同的社会情境，扮演着不同的社会角色，因此就有各种不同的名号。
别号既然是雅人之号，因此别号的用语与寓义都以雅致为尚，大观园姐妹的别号“稻香老农”、“蕉下客”、“潇湘妃子”、“蘅芜君”等就很有诗情画意。在中国人的五花八门的名字之中，别号是最富有文人色彩与文学意韵的，它与中国传统的山水诗及水墨画一样，都被文人墨客用以明志寄怀，体现了他们的闲情逸志、奇思野趣。如唐代诗人贺知章号四明狂客，张志和号烟波钓叟，陆龟蒙号江湖散人，宋代词人苏轼号东坡居士，欧阳修号醉翁，辛弃疾号稼轩，陆游号放翁，元代画家黄公望号大痴道人，吴镇号梅花道人，王冕号煮石山农、饭牛翁，倪瓒号萧闲卿士、沧浪漫士，王蒙号黄鹤山樵，诸如此类的别号，都体现了古代文人厌弃俗世、鄙夷权贵、蔑视道德、放任超逸的强烈个性。
别字现象从其产生之日起就体现出超越世俗、任性放诞的倾向，它与中国传统的道家文化有密切的关系。别号最早正是见于道家典籍《庄子》之中，庄子崇尚逍遥无为、返朴归真，反对世俗的道德礼教，其书中刻画了不少捐弃红尘、隐逸山林的隐士，其中不少隐士的名字显然就是别号，如《逍遥游》中提到的三位隐士，即肩吾、连叔、接舆，接舆是著名的楚国狂人，他嘲笑周游列国的孔子，王夫之《庄子解》引“或说”曰：“肩吾，自度也；连叔，及物也；接舆，合载也，皆寓为之名。”所谓“寓为之名”，也就是自喻其操行之名，可见这三人的名字都不是名或字，而是别号。《史记·孔子世家》载孔子使子路问津于正在合伙耕地的长沮、桀溺，而遭二人一顿奚落，孔子以为隐者，两人亦自称避世之士，这两位隐士的名字长沮、桀溺则显然亦非真名，而是别号。另一道家经典《列子》中也多有以别号名世的隐士。据说《列子》为战国隐士列御寇所作，庄子书中亦提到这个名字，但列御寇其人是否为历史上真实的人物，还是一个疑问，而“列御寇”也是一个别号。
别号源于道家文化，因为道家从来就是隐士之学，隐士要逃避世俗，不希望为世人所知，因此就要隐姓埋名，但人又总不能没有名字，因为隐士亦有朋友，因而就有必要另起别名，这就是别名产生的社会原因。
由于别号起于隐士，因此别号一开始就多追求放诞任性、自然率真的意趣，后世历代文人墨客的别号大致不出这一倾向。
由此我们可以发现，“别号文化”与“名字文化”的鲜明对立，字是为成人后进入社会所取的，也就是说，字是“入世”之名；别号则是厌倦世俗归隐江湖后所取的，也就是说，别号是“出世”之名。如果说别号体现了道家文化，表字则体现了儒家文化，加冠取字的礼仪就是周礼的一部分，而《冠义》、《士冠礼》则是儒家经典的一部分，《礼记》说：“冠者礼之始也。”道家反礼教、反儒家，因此，作为礼教之产物，体现儒家道德的表字自然是要不得的，《庄子·逍遥游》说“圣人无名”，此之谓也。
《庄子》、《列子》中的隐士有的实际上是其作者所虚构的寓言人物，即使是实有其人，其事迹亦渺茫难求，无案可稽，别号确凿无疑的记载始见于魏晋南北朝时代，这是因为魏晋南北朝时代正是一个儒学退场、道学升帐的时期，其时的学术主流魏晋玄学就是源于庄子思想，那时的人崇尚“越名教而任自然”，以率真放达、逍遥自适相标榜，而别号就成了这种标榜的重要手段。道教创始人之一葛洪号抱朴子，就取老子“见素抱朴”之义；宁愿归田园居亦不为五斗米折腰的诗人陶潜，号五柳先生，就是以其隐居之地的五株柳树命名；南朝梁代的道士陶弘景隐居山林，故以其隐居之地自号为“华阳隐君”，可见魏晋南北朝时代的别号确富于浓郁的道家意味。
由于别号文化脱胎于道家隐士文化，因此，后来当道学成为文人士大夫乃至其他社会上流人士的时尚，即使是那些并非道士、隐士的人也喜欢取个有道家和隐士意味的别号。如果其人真心实意地倾慕道学，向往烟波云霞的隐士生活，取一个如此这般的号自然无可非议，如诗人李白就非常想当道士成仙，他的号就叫青莲居士，颇富道家意味；贺知章生性放达，是李白的诗伴酒友，号曰四明狂客，亦颇能传神写照；杜甫一生穷困潦倒，自号杜陵布衣，与其身份非常贴切。但也有一些满脑子功名利禄，享尽荣华富贵的人，甚至一些奸诈势利之徒，也纷纷附庸风雅，取个什么“钓叟”、“樵夫”、“山翁”之类的别号，就未免让人肉麻了。如明代权相严嵩，一生坏事干尽，专门弄权谋私，却偏偏取一个“介谿”的雅号，可谓典型的“挂羊头卖狗肉”。明清小说、笔记，尤其是《儒林外史》中，对此类假借雅号附庸风雅，沽名钓誉的“假名士”多有揭发、讥刺，不妨参看。
不过，将此类人皆斥为“假名士”或许有些简单化。实际上，其人固非名士，终日汲汲惶惶于名利，但却不妨有名士之心，偶尔寄心于烟波江湖，闲云野鹤。因为人的性格都有其两面性，一方面舍不下世俗的荣华富贵、功名事业，一方面又向往啸傲山林、自由自在的野客生涯，身在世内可心常寄世外，可以说，一个人一面是儒，另一半是道，一半是入世者，一半是出世者，有入世之字，又有出世之号，正是人之“儒道互补”本性在姓名文化中的绝妙体现。
别号一般都起得很怪，如汪琬号樵峰老钝，王越号云山老懒，张彦材号大顽老痴，张向陶号蜀山老猿，何焯号香案小吏，徐耀号不惹庵主，雷晋号菰村懒农，李贞号大呆和尚，王贞号鹤上仙，诸如此类，无不独出心裁，标新立异，甚至故意追求荒诞怪异，如清代的成杲和尚，其号竟有二十八个字：万里行脚僧小浮山长统理天下名山风月事兼理仙鹤粮饷不醒乡侯。
别号之所以起得怪，除古往今来的文人墨客中不乏怪人之外，也与其人想扬名天下的心理有关。古往今来的隐士，表面上似乎不求闻达，实在多数是韬光养晦，归隐，正是最好的进取之途，这一点，道家的祖师爷老子已经讲得很明白了，所谓“不行而知，不见而名，不为而成”是也。历来的文人实际上是最想出名的一个阶层，因为他们无武夫的赫赫战功，无官员的耀人政绩，就只有名可求了。起一个新奇怪异的名号，正是出名的手段之一，因为唯新异的名号，才能给人留下深刻印象，一鸣惊人，让人铭记在心。“散人”、“居士”、“渔隐”、“闲人”之类的别号有时确实是沽名钓誉，还是明代江南才子唐寅实在，他就不在自己的号中摆出一幅淡泊名利的姿态，而是直言不讳地自我标榜：江南第一风流才子可谓号如其人。
别号既然是雅人之号，因此别号的用语与寓义都以雅致为尚，大观园姐妹的别号“稻香老农”、“蕉下客”、“潇湘妃子”、“蘅芜君”等就很有诗情画意。在中国人的五花八门的名字之中，别号是最富有文人色彩与文学意韵的，它与中国传统的山水诗及水墨画一样，都被文人墨客用以明志寄怀，体现了他们的闲情逸志、奇思野趣。如唐代诗人贺知章号四明狂客，张志和号烟波钓叟，陆龟蒙号江湖散人，宋代词人苏轼号东坡居士，欧阳修号醉翁，辛弃疾号稼轩，陆游号放翁，元代画家黄公望号大痴道人，吴镇号梅花道人，王冕号煮石山农、饭牛翁，倪瓒号萧闲卿士、沧浪漫士，王蒙号黄鹤山樵，诸如此类的别号，都体现了古代文人厌弃俗世、鄙夷权贵、蔑视道德、放任超逸的强烈个性。
别字现象从其产生之日起就体现出超越世俗、任性放诞的倾向，它与中国传统的道家文化有密切的关系。别号最早正是见于道家典籍《庄子》之中，庄子崇尚逍遥无为、返朴归真，反对世俗的道德礼教，其书中刻画了不少捐弃红尘、隐逸山林的隐士，其中不少隐士的名字显然就是别号，如《逍遥游》中提到的三位隐士，即肩吾、连叔、接舆，接舆是著名的楚国狂人，他嘲笑周游列国的孔子，王夫之《庄子解》引“或说”曰：“肩吾，自度也；连叔，及物也；接舆，合载也，皆寓为之名。”所谓“寓为之名”，也就是自喻其操行之名，可见这三人的名字都不是名或字，而是别号。《史记·孔子世家》载孔子使子路问津于正在合伙耕地的长沮、桀溺，而遭二人一顿奚落，孔子以为隐者，两人亦自称避世之士，这两位隐士的名字长沮、桀溺则显然亦非真名，而是别号。另一道家经典《列子》中也多有以别号名世的隐士。据说《列子》为战国隐士列御寇所作，庄子书中亦提到这个名字，但列御寇其人是否为历史上真实的人物，还是一个疑问，而“列御寇”也是一个别号。
别号源于道家文化，因为道家从来就是隐士之学，隐士要逃避世俗，不希望为世人所知，因此就要隐姓埋名，但人又总不能没有名字，因为隐士亦有朋友，因而就有必要另起别名，这就是别名产生的社会原因。
由于别号起于隐士，因此别号一开始就多追求放诞任性、自然率真的意趣，后世历代文人墨客的别号大致不出这一倾向。
由此我们可以发现，“别号文化”与“名字文化”的鲜明对立，字是为成人后进入社会所取的，也就是说，字是“入世”之名；别号则是厌倦世俗归隐江湖后所取的，也就是说，别号是“出世”之名。如果说别号体现了道家文化，表字则体现了儒家文化，加冠取字的礼仪就是周礼的一部分，而《冠义》、《士冠礼》则是儒家经典的一部分，《礼记》说：“冠者礼之始也。”道家反礼教、反儒家，因此，作为礼教之产物，体现儒家道德的表字自然是要不得的，《庄子·逍遥游》说“圣人无名”，此之谓也。
《庄子》、《列子》中的隐士有的实际上是其作者所虚构的寓言人物，即使是实有其人，其事迹亦渺茫难求，无案可稽，别号确凿无疑的记载始见于魏晋南北朝时代，这是因为魏晋南北朝时代正是一个儒学退场、道学升帐的时期，其时的学术主流魏晋玄学就是源于庄子思想，那时的人崇尚“越名教而任自然”，以率真放达、逍遥自适相标榜，而别号就成了这种标榜的重要手段。道教创始人之一葛洪号抱朴子，就取老子“见素抱朴”之义；宁愿归田园居亦不为五斗米折腰的诗人陶潜，号五柳先生，就是以其隐居之地的五株柳树命名；南朝梁代的道士陶弘景隐居山林，故以其隐居之地自号为“华阳隐君”，可见魏晋南北朝时代的别号确富于浓郁的道家意味。
由于别号文化脱胎于道家隐士文化，因此，后来当道学成为文人士大夫乃至其他社会上流人士的时尚，即使是那些并非道士、隐士的人也喜欢取个有道家和隐士意味的别号。如果其人真心实意地倾慕道学，向往烟波云霞的隐士生活，取一个如此这般的号自然无可非议，如诗人李白就非常想当道士成仙，他的号就叫青莲居士，颇富道家意味；贺知章生性放达，是李白的诗伴酒友，号曰四明狂客，亦颇能传神写照；杜甫一生穷困潦倒，自号杜陵布衣，与其身份非常贴切。但也有一些满脑子功名利禄，享尽荣华富贵的人，甚至一些奸诈势利之徒，也纷纷附庸风雅，取个什么“钓叟”、“樵夫”、“山翁”之类的别号，就未免让人肉麻了。如明代权相严嵩，一生坏事干尽，专门弄权谋私，却偏偏取一个“介谿”的雅号，可谓典型的“挂羊头卖狗肉”。明清小说、笔记，尤其是《儒林外史》中，对此类假借雅号附庸风雅，沽名钓誉的“假名士”多有揭发、讥刺，不妨参看。
不过，将此类人皆斥为“假名士”或许有些简单化。实际上，其人固非名士，终日汲汲惶惶于名利，但却不妨有名士之心，偶尔寄心于烟波江湖，闲云野鹤。因为人的性格都有其两面性，一方面舍不下世俗的荣华富贵、功名事业，一方面又向往啸傲山林、自由自在的野客生涯，身在世内可心常寄世外，可以说，一个人一面是儒，另一半是道，一半是入世者，一半是出世者，有入世之字，又有出世之号，正是人之“儒道互补”本性在姓名文化中的绝妙体现。
别号一般都起得很怪，如汪琬号樵峰老钝，王越号云山老懒，张彦材号大顽老痴，张向陶号蜀山老猿，何焯号香案小吏，徐耀号不惹庵主，雷晋号菰村懒农，李贞号大呆和尚，王贞号鹤上仙，诸如此类，无不独出心裁，标新立异，甚至故意追求荒诞怪异，如清代的成杲和尚，其号竟有二十八个字：万里行脚僧小浮山长统理天下名山风月事兼理仙鹤粮饷不醒乡侯。
别号之所以起得怪，除古往今来的文人墨客中不乏怪人之外，也与其人想扬名天下的心理有关。古往今来的隐士，表面上似乎不求闻达，实在多数是韬光养晦，归隐，正是最好的进取之途，这一点，道家的祖师爷老子已经讲得很明白了，所谓“不行而知，不见而名，不为而成”是也。历来的文人实际上是最想出名的一个阶层，因为他们无武夫的赫赫战功，无官员的耀人政绩，就只有名可求了。起一个新奇怪异的名号，正是出名的手段之一，因为唯新异的名号，才能给人留下深刻印象，一鸣惊人，让人铭记在心。“散人”、“居士”、“渔隐”、“闲人”之类的别号有时确实是沽名钓誉，还是明代江南才子唐寅实在，他就不在自己的号中摆出一幅淡泊名利的姿态，而是直言不讳地自我标榜：江南第一风流才子可谓号如其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