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建省少年儿童图书馆 内容
俗话说：人死如灯灭。实际上并不这么简单，人是精神的动物，人之肉体死了，其对现实世界的影响不一定随之而逝，人的精神之光依然闪亮。正因为如此，人死后，活着的人才要悼念他，而悼念不仅是对死者生前事迹的追思，不仅是对其在世时品德的赞述，同时，也体现了生者对死者的态度，从而决定了死者对其业已离弃的身后世界的影响，正是这种影响，使死者的生命在现实世界得以延续。死亡，确实是人的第二次生命之开始，这第二次生命当然不是活在什么天堂净土或阴间地狱，而就是活在红尘世界，活在芸芸众生的心中。
“谥号”就是人在死后的名字，名字与谥号分别是人的“生前身后名”，正如“字以表德”，谥号也表德，体现死者的操守品德和功业，但字一般是人自身所取，它与其说是体现其人真实的道德状态，不如说只是寄托了其人的自我道德期望，而谥号则是生者所加予死者的，人死则盖棺定论，谥号正体现了人们对死者生前功德的评价。故《谥法·序》说：“谥者，行之迹；号者，功之表。”谥号的功能正是对死者生前的行迹功业进行道德评价。但这不仅是为了死者，不仅是为了对之盖棺定论，更重要的是为了生者，为了统一生者对死者的态度。人类针对死亡所发明的一系列复杂的仪式，从来就不仅是为了死者，而主要是为了生者，“谥号”作为死亡仪式的一个重要环节，亦然。
虽然每一个人死去后都会经受人们对他的纪念和评价，上到王公贵族，下到黎民百姓，但并不是每一个人都有资格有谥号。中国古代的《谥法》是“周礼”的一部分，它只用于贵族，所谓“礼不下庶人”是也，平民则无谥。周代之后，每一王朝对谥法所适用的官阶等级，亦各有规定，谥号一直与平头百姓无涉。虽有民间自行的“私谥”，但私谥也一般只在文人士大夫之间流行。平民百姓生活维艰，只求丰衣足食，传宗接代足矣，不像衮衮公族那样追求什么生前身后名。而一个小人物，如果他生前造福一方百姓，他死后，百姓们也自会在心头为他树碑立传、世代传颂其美名，这质朴真诚的“无号之谥”，更胜于那阿谀溢美的谥号。
正如宗法制度下的姓氏名字体现了人在社会分类体系中的地位，作为对死者的道德进行评价的谥号，则决定了死者在现实道德世界中的地位，而这又直接影响了死者的后人所享受的尊荣乃至权力。正是因为这一点，死者的后代总是希望为死者争取一个美谥嘉号，有的人甚至在生前就在为自己身后的谥号操心，不惜为此拉关系找门路。如明正德十一年吏部尚书、文华殿大学士李东阳病危，曾受其恩惠的内阁重臣杨一清前来探望，并问李东阳尚有何未了之事，李东阳托以“死后易名”之事，亦即谥号之事，杨一清许诺为之求取“文正”之谥，令李东阳感激涕零，李死后，皇帝果赐与“文正”之谥，从此，李东阳就以“李文正”的美名永垂青史了。宋元以来，“文正”一直是皇帝赐予大臣的最高谥号，如范仲淹、司马光、耶律楚材等名臣，死后都谥“文正”，这也就无怪乎李东阳会因杨一清的许诺感动得老泪纵横了。
谥号既为错综复杂的权力关系网所左右，所以要能做到公正客观、名实相符，是非常困难的。尤其是谥号一直是被皇帝一手垄断的一种“符号资源”，给什么人赐予什么样的谥号，自然难逃皇帝本人好恶的影响。如南宋的投降宰相秦桧，祸国殃民，死后却被皇帝赵构赐谥“忠献”，而精忠报国的一代名将岳飞被陷害而死，终而无谥。诸如此类的谥号，可谓颠倒黑白、善恶莫辨之至。尤其是当谥号涉及到死去的皇帝时，命谥时的阿谀奉承、言过其实就更是不可避免。死去的皇帝是新皇帝的亲爷老子，那新皇帝自然专拣美好动听的谥号向老子头上戴，因为这顶“帽子”原是他们皇帝家的“垄断产品”。
因此，翻开中国历史，我们看到的全是些文王、武帝、圣祖、太宗之类的美名嘉谥，除了那些让新朝的建立者肆意羞辱诬侮的末代皇帝，中国几千年历史上的专制统治者仿佛全是圣明天子，而苍生的血泪与苦难则被这些美丽的名号轻而易举地遮蔽了。《谥法解·序》说：“大行受大名，细行受细名。”但何为“大行”？何为“细行”？不是全部由那些掌握命名权力的帝王们说了算吗？《谥法解·序》又说：“行出于己名生于人。”可谓一语道破命谥的天机。孔子曰“必也正名”，然而，在专制权力下，“正名”何其难哉！
“谥号”就是人在死后的名字，名字与谥号分别是人的“生前身后名”，正如“字以表德”，谥号也表德，体现死者的操守品德和功业，但字一般是人自身所取，它与其说是体现其人真实的道德状态，不如说只是寄托了其人的自我道德期望，而谥号则是生者所加予死者的，人死则盖棺定论，谥号正体现了人们对死者生前功德的评价。故《谥法·序》说：“谥者，行之迹；号者，功之表。”谥号的功能正是对死者生前的行迹功业进行道德评价。但这不仅是为了死者，不仅是为了对之盖棺定论，更重要的是为了生者，为了统一生者对死者的态度。人类针对死亡所发明的一系列复杂的仪式，从来就不仅是为了死者，而主要是为了生者，“谥号”作为死亡仪式的一个重要环节，亦然。
虽然每一个人死去后都会经受人们对他的纪念和评价，上到王公贵族，下到黎民百姓，但并不是每一个人都有资格有谥号。中国古代的《谥法》是“周礼”的一部分，它只用于贵族，所谓“礼不下庶人”是也，平民则无谥。周代之后，每一王朝对谥法所适用的官阶等级，亦各有规定，谥号一直与平头百姓无涉。虽有民间自行的“私谥”，但私谥也一般只在文人士大夫之间流行。平民百姓生活维艰，只求丰衣足食，传宗接代足矣，不像衮衮公族那样追求什么生前身后名。而一个小人物，如果他生前造福一方百姓，他死后，百姓们也自会在心头为他树碑立传、世代传颂其美名，这质朴真诚的“无号之谥”，更胜于那阿谀溢美的谥号。
正如宗法制度下的姓氏名字体现了人在社会分类体系中的地位，作为对死者的道德进行评价的谥号，则决定了死者在现实道德世界中的地位，而这又直接影响了死者的后人所享受的尊荣乃至权力。正是因为这一点，死者的后代总是希望为死者争取一个美谥嘉号，有的人甚至在生前就在为自己身后的谥号操心，不惜为此拉关系找门路。如明正德十一年吏部尚书、文华殿大学士李东阳病危，曾受其恩惠的内阁重臣杨一清前来探望，并问李东阳尚有何未了之事，李东阳托以“死后易名”之事，亦即谥号之事，杨一清许诺为之求取“文正”之谥，令李东阳感激涕零，李死后，皇帝果赐与“文正”之谥，从此，李东阳就以“李文正”的美名永垂青史了。宋元以来，“文正”一直是皇帝赐予大臣的最高谥号，如范仲淹、司马光、耶律楚材等名臣，死后都谥“文正”，这也就无怪乎李东阳会因杨一清的许诺感动得老泪纵横了。
谥号既为错综复杂的权力关系网所左右，所以要能做到公正客观、名实相符，是非常困难的。尤其是谥号一直是被皇帝一手垄断的一种“符号资源”，给什么人赐予什么样的谥号，自然难逃皇帝本人好恶的影响。如南宋的投降宰相秦桧，祸国殃民，死后却被皇帝赵构赐谥“忠献”，而精忠报国的一代名将岳飞被陷害而死，终而无谥。诸如此类的谥号，可谓颠倒黑白、善恶莫辨之至。尤其是当谥号涉及到死去的皇帝时，命谥时的阿谀奉承、言过其实就更是不可避免。死去的皇帝是新皇帝的亲爷老子，那新皇帝自然专拣美好动听的谥号向老子头上戴，因为这顶“帽子”原是他们皇帝家的“垄断产品”。
因此，翻开中国历史，我们看到的全是些文王、武帝、圣祖、太宗之类的美名嘉谥，除了那些让新朝的建立者肆意羞辱诬侮的末代皇帝，中国几千年历史上的专制统治者仿佛全是圣明天子，而苍生的血泪与苦难则被这些美丽的名号轻而易举地遮蔽了。《谥法解·序》说：“大行受大名，细行受细名。”但何为“大行”？何为“细行”？不是全部由那些掌握命名权力的帝王们说了算吗？《谥法解·序》又说：“行出于己名生于人。”可谓一语道破命谥的天机。孔子曰“必也正名”，然而，在专制权力下，“正名”何其难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