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建省少年儿童图书馆 内容
现代汉语中的“名字”就指一个人的名，而在古代，“名字”则是分别指“名”和“字”，名与字都是一个人的称号，但两者却有明确的区别。
这种区别首先体现在两者的社会意义上，名字是一个人社会存在的标志，人是社会的动物，按马克思对人的本质的定义，“人是社会关系的总和”，也就是说，人所置身于其中的社会关系决定了人之本质，他置身于怎样的社会关系中，他就具有什么样的身份，一个人在一生中，随着其年龄的增长，其存在的社会环境亦随之变化，人幼而依恋于父母的膝下撒娇嬉戏，少而与小伙伴一起玩耍游戏，长而成家立业任官就职，死则入土为安盖棺定论。但即使死了他仍未脱离社会，他的肉身虽然脱离了社会但他的名字和精神及其影响仍活在社会的记忆中。从生到死，一个人的社会环境不断转变，也导致他的社会身份或角色不断变化。人的名字既然是人的身份的标志，那么，也就必然随着人的身份的变化而改变。就肉体的延续性而言，不同年龄段、不同社会环境中的人当然是同一个人，成年李白与少年李白是同一肉身，但就社会性而言，不同年龄段、不同社会环境中的同一个人却又不是同一个人，“花间一壶酒，独酌无相亲，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的飘逸洒脱之诗人李白已不再是“小时不识日，呼作白玉盘，又疑瑶台镜，飞在白云端”的天真烂漫之少年李白。不同的人有不同的名字，同一个人的不同身份也要有不同的名字，李白少时的伙伴呼他李白，但李白游戏官场、放舟江湖时结交的诗友酒伴，就不能再以李白相呼，而要称他为太白，太白是李白的字。
名与字是同一个人在不同年龄段时的称呼，因为他在不同的年龄段有了不同的社会身份。具体地说，名是人在成年之前的称呼，而字则是人在成年之后进入公共社会生活时的称呼。名和字都是一个人的名字，但两者使用的社会环境却不同，也就是说，名与字有不同的社会意义。
中国人名的“名、字双轨制”至迟从周代就已形成了，据说是周公所制的“周礼”中对名与字的不同功能就有明确的规定。《礼记·檀弓上》说：“幼名冠字，五十以伯仲，死谥，周道也。”就是说，人幼年称名，到二十岁行冠礼即成年礼时则取字，此后即称字，五十岁之后则以伯、仲相称，死后则只能以其谥号相称了。由此可见，按“周道”或周礼，人之一生不仅有一个名或一个名和一个字，而是至少有四个名字，即名、字、伯仲字和谥号。伯仲字和谥号非本节的题目，这里只谈名和字。
为什么要“幼名冠字”呢？因为人在“冠”后的身份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幼年主要是生活于家庭这个私人生活的圈子内，而人在加冠成年之后，就进入了公共生活亦即社会了，在封建社会中，只有成年的人才有参与社会生活的权利，如家族中的议事权、社会事务的决议权、婚姻与生育权，与此相应，成年的人必须承担一定的社会义务，如服兵役、任公职、赡养父母等的义务，可以说，由幼年进入成年，是人生的一个重大转折，正因为如此，古代的人才为步入成年的年轻人举行成年礼。成年礼是一个人由少年人成年的标志，在成年礼上要举行一系列繁琐的仪式，如由部落或家族的长者对年轻人进行训练；传授给他们参与成人社会生活的技艺、能力和规范，并对他们进行考验，对考验合格的人则赋予特定的象征物，如图腾物、护身符、文身、改变服饰和发型、授予武器和工具等。在中国古代，成人的标志主要是冠冕和衣裳，即给成人的年轻人“戴帽子”。加冠后的人就不再是乳臭未干的黄口小儿，而是能够也应该独挡一面的成人了，因此，中国的成年礼又叫“冠礼”。给被加冠的年轻人取字，也是中国古代冠礼的一个重要环节，《礼记·冠义》说：“已冠而字之，成人之道也。”由于“已冠而字之”，即取字是冠礼的一个重要环节，因此我们也可以由冠礼而认识字的社会意义。
《礼记·冠义》对冠礼的意义作了深入的论述。《礼记·冠义》说：“凡人之所以为人者，礼义也。”又说：“冠者，礼之始也。”可见冠礼之重要，礼始于冠，因为一个人只有加冠为成人，才有依礼而行的责任。即文中所说的，“成人之者，将责成人礼焉也。责成人礼焉者，将责为人子为人弟为人臣为人少者之礼行焉。……孝悌忠顺之行立，而后可以为人。……故曰‘冠者，礼之始也。’……是故古者重冠。”也就是说，只有行了冠礼，亦即只有取了字，一个人才开始承担作为人子人臣人弟人少的责任，才开始扮演一定的社会角色。冠礼的社会功能，同时也是字的社会功能。
冠礼还体现了姓名与图腾之间的渊源关系。《仪礼·士冠礼》详细记载了先秦时代冠礼的进行程序。冠礼是在家族的宗庙中进行，由冠者的父兄主持，而加冠则由称为“宾”的长者进行。加冠分三次，即要加三顶冠。第一顶是黑麻布做的“缁布冠”，第二顶是白鹿皮做的“皮弁”，第三顶是白葛布或丝帛做的形似雀头的“爵弁”。三顶冠各有不同的象征意义，缁布冠象征进仕做官的权利，皮弁象征当兵打仗的权利，爵弁表示参加祭祀的权利。缁布冠是官帽，皮弁是武盔，其在冠礼上的象征意义容易解释，这里值得注意的是爵弁，为什么用雀头形状的冠象征祭祀的权力呢？这自然是由于祭祀具有与祖先的在天之灵沟通的力量，也就是说，爵（爵与雀通）冠是祖先之象征或标志。我们在论述姓名制度与图腾制度的关系时曾指出，原始人以图腾为其祖先，因此，冠礼上以爵冠作为与祖先沟通的手段，作为祖先的标志，也就表明这爵冠实际上是由图腾演化而来的，爵冠作雀形，则这图腾就是雀，因此，先秦时代的成年礼加雀形的爵冠，暗示了华夏民族的先民曾经以鸟为图腾。《左传》中就有少皞族以鸟为图腾的记载，现代考古发现也在华东地区发现了大量的鸟图腾遗迹。人类学家们也发现，现代原始民族的成年礼上往往要向参加成年礼的年轻人授予部落或氏族的图腾标志。
在成年礼上为年轻人戴上图腾标志或源于图腾标志的爵冠，就表明这个年轻人从此之后就成为氏族或社会正式的一份子，他从此就作为一个真正的人或成人而存在，为一个人取字，也具有完全相同的意义。故《礼记·冠义》说：“已冠而字之，成人之道也。”取了字的人既是成人，因此男的就可以娶妻，而女的亦可以嫁人。古人说女子已有婆家，叫“已字”，尚没找婆家，为“待字闺中”或“未字”，就是这个道理。
经过上面的解释，我们明白了为什么人有了名还要有字，而字只有在成年之后才取。不过“幼名冠字”的礼制是周礼的规定，在秦代之后执行得并不严格，人们往往在孩子出生时就连名带字一同取好。但这个“非礼”的做法并不说明字不再是“成人之道”的标志了，因为，后世的字与名的命名时间虽往往不加区别，两者一同命名，但两者的使用场合和功能仍有明确的区别。字作为“成人之道”的标志主要不再是通过其于冠礼上命名这一事实体现出来，而是由其与名的使用场合的不同体现出来，这一点我们在下一节讨论。
这种区别首先体现在两者的社会意义上，名字是一个人社会存在的标志，人是社会的动物，按马克思对人的本质的定义，“人是社会关系的总和”，也就是说，人所置身于其中的社会关系决定了人之本质，他置身于怎样的社会关系中，他就具有什么样的身份，一个人在一生中，随着其年龄的增长，其存在的社会环境亦随之变化，人幼而依恋于父母的膝下撒娇嬉戏，少而与小伙伴一起玩耍游戏，长而成家立业任官就职，死则入土为安盖棺定论。但即使死了他仍未脱离社会，他的肉身虽然脱离了社会但他的名字和精神及其影响仍活在社会的记忆中。从生到死，一个人的社会环境不断转变，也导致他的社会身份或角色不断变化。人的名字既然是人的身份的标志，那么，也就必然随着人的身份的变化而改变。就肉体的延续性而言，不同年龄段、不同社会环境中的人当然是同一个人，成年李白与少年李白是同一肉身，但就社会性而言，不同年龄段、不同社会环境中的同一个人却又不是同一个人，“花间一壶酒，独酌无相亲，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的飘逸洒脱之诗人李白已不再是“小时不识日，呼作白玉盘，又疑瑶台镜，飞在白云端”的天真烂漫之少年李白。不同的人有不同的名字，同一个人的不同身份也要有不同的名字，李白少时的伙伴呼他李白，但李白游戏官场、放舟江湖时结交的诗友酒伴，就不能再以李白相呼，而要称他为太白，太白是李白的字。
名与字是同一个人在不同年龄段时的称呼，因为他在不同的年龄段有了不同的社会身份。具体地说，名是人在成年之前的称呼，而字则是人在成年之后进入公共社会生活时的称呼。名和字都是一个人的名字，但两者使用的社会环境却不同，也就是说，名与字有不同的社会意义。
中国人名的“名、字双轨制”至迟从周代就已形成了，据说是周公所制的“周礼”中对名与字的不同功能就有明确的规定。《礼记·檀弓上》说：“幼名冠字，五十以伯仲，死谥，周道也。”就是说，人幼年称名，到二十岁行冠礼即成年礼时则取字，此后即称字，五十岁之后则以伯、仲相称，死后则只能以其谥号相称了。由此可见，按“周道”或周礼，人之一生不仅有一个名或一个名和一个字，而是至少有四个名字，即名、字、伯仲字和谥号。伯仲字和谥号非本节的题目，这里只谈名和字。
为什么要“幼名冠字”呢？因为人在“冠”后的身份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幼年主要是生活于家庭这个私人生活的圈子内，而人在加冠成年之后，就进入了公共生活亦即社会了，在封建社会中，只有成年的人才有参与社会生活的权利，如家族中的议事权、社会事务的决议权、婚姻与生育权，与此相应，成年的人必须承担一定的社会义务，如服兵役、任公职、赡养父母等的义务，可以说，由幼年进入成年，是人生的一个重大转折，正因为如此，古代的人才为步入成年的年轻人举行成年礼。成年礼是一个人由少年人成年的标志，在成年礼上要举行一系列繁琐的仪式，如由部落或家族的长者对年轻人进行训练；传授给他们参与成人社会生活的技艺、能力和规范，并对他们进行考验，对考验合格的人则赋予特定的象征物，如图腾物、护身符、文身、改变服饰和发型、授予武器和工具等。在中国古代，成人的标志主要是冠冕和衣裳，即给成人的年轻人“戴帽子”。加冠后的人就不再是乳臭未干的黄口小儿，而是能够也应该独挡一面的成人了，因此，中国的成年礼又叫“冠礼”。给被加冠的年轻人取字，也是中国古代冠礼的一个重要环节，《礼记·冠义》说：“已冠而字之，成人之道也。”由于“已冠而字之”，即取字是冠礼的一个重要环节，因此我们也可以由冠礼而认识字的社会意义。
《礼记·冠义》对冠礼的意义作了深入的论述。《礼记·冠义》说：“凡人之所以为人者，礼义也。”又说：“冠者，礼之始也。”可见冠礼之重要，礼始于冠，因为一个人只有加冠为成人，才有依礼而行的责任。即文中所说的，“成人之者，将责成人礼焉也。责成人礼焉者，将责为人子为人弟为人臣为人少者之礼行焉。……孝悌忠顺之行立，而后可以为人。……故曰‘冠者，礼之始也。’……是故古者重冠。”也就是说，只有行了冠礼，亦即只有取了字，一个人才开始承担作为人子人臣人弟人少的责任，才开始扮演一定的社会角色。冠礼的社会功能，同时也是字的社会功能。
冠礼还体现了姓名与图腾之间的渊源关系。《仪礼·士冠礼》详细记载了先秦时代冠礼的进行程序。冠礼是在家族的宗庙中进行，由冠者的父兄主持，而加冠则由称为“宾”的长者进行。加冠分三次，即要加三顶冠。第一顶是黑麻布做的“缁布冠”，第二顶是白鹿皮做的“皮弁”，第三顶是白葛布或丝帛做的形似雀头的“爵弁”。三顶冠各有不同的象征意义，缁布冠象征进仕做官的权利，皮弁象征当兵打仗的权利，爵弁表示参加祭祀的权利。缁布冠是官帽，皮弁是武盔，其在冠礼上的象征意义容易解释，这里值得注意的是爵弁，为什么用雀头形状的冠象征祭祀的权力呢？这自然是由于祭祀具有与祖先的在天之灵沟通的力量，也就是说，爵（爵与雀通）冠是祖先之象征或标志。我们在论述姓名制度与图腾制度的关系时曾指出，原始人以图腾为其祖先，因此，冠礼上以爵冠作为与祖先沟通的手段，作为祖先的标志，也就表明这爵冠实际上是由图腾演化而来的，爵冠作雀形，则这图腾就是雀，因此，先秦时代的成年礼加雀形的爵冠，暗示了华夏民族的先民曾经以鸟为图腾。《左传》中就有少皞族以鸟为图腾的记载，现代考古发现也在华东地区发现了大量的鸟图腾遗迹。人类学家们也发现，现代原始民族的成年礼上往往要向参加成年礼的年轻人授予部落或氏族的图腾标志。
在成年礼上为年轻人戴上图腾标志或源于图腾标志的爵冠，就表明这个年轻人从此之后就成为氏族或社会正式的一份子，他从此就作为一个真正的人或成人而存在，为一个人取字，也具有完全相同的意义。故《礼记·冠义》说：“已冠而字之，成人之道也。”取了字的人既是成人，因此男的就可以娶妻，而女的亦可以嫁人。古人说女子已有婆家，叫“已字”，尚没找婆家，为“待字闺中”或“未字”，就是这个道理。
经过上面的解释，我们明白了为什么人有了名还要有字，而字只有在成年之后才取。不过“幼名冠字”的礼制是周礼的规定，在秦代之后执行得并不严格，人们往往在孩子出生时就连名带字一同取好。但这个“非礼”的做法并不说明字不再是“成人之道”的标志了，因为，后世的字与名的命名时间虽往往不加区别，两者一同命名，但两者的使用场合和功能仍有明确的区别。字作为“成人之道”的标志主要不再是通过其于冠礼上命名这一事实体现出来，而是由其与名的使用场合的不同体现出来，这一点我们在下一节讨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