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建省少年儿童图书馆 内容
让我们再次从《红楼梦》说起。
《红楼梦》的第四回《薄命女偏逢薄命郎葫芦僧乱判葫芦案》是书中著名的一回，书中写冯家买的一个丫头被薛家收走，小主人也被薛家打死，告到应天府贾雨村案下，雨村一听大怒，刚要发签派差人去捉拿凶犯，却被案边一个门子使眼色止住，并向雨村出示“护官符”：贾不假，白玉为堂金作马。
阿房宫，三百里，住不下金陵一个史。
东海缺少白玉床，龙王来请金陵王。
丰年好大雪，珍珠如土金如铁。
所谓“护官符”，不过是关于金陵“各大族名宦之家的谚俗口碑”，其中谈到贾、史、王、薛（雪）四个大家族。“护官符”于每个家族后面还注明了各家族的支系情况，如于贾姓下注道：“宁国荣国二公之后，共二十房分，除宁荣等派八房在都外，现原籍住者十二房。”这四姓都是本地的豪门大姓，有权有势，因此是惹不得的，如果触犯了四姓的利益，不仅官当不成，恐怕连小命都是难保的。因此，官场中人就把四姓的势力编成一个顺口溜，时时提醒自己，故谓之曰“护官符”。
贾雨村看罢护官符，自然不敢怠慢，“便徇情枉法，胡乱判断了此案，把打死冯公子的薛蟠给轻轻地放过了”。
由此可见，小小一个“护官符”，不过是几个姓氏，却在社会的权力运作过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可以说，姓名，是社会权力结构的产物，它反过来又再生产着社会权力结构。贾雨村通过其“葫芦案”，确认并再生产了这一社会权力结构，并因此进入了这一权力结构，他才从一介寒士，扶摇直上，官越做越大。
实际上，贾雨村之所以能坐上应天府的位子，也正是得力于他的名字。《红楼梦》第三回里写道：贾雨村进京，拿着宗侄的名帖，前去荣国府拜见世叔贾政。正因为他的“贾”姓让他轻而易举地与贾府攀上了血缘关系，贾政才对这个“宗侄”倍加照顾，“题奏之日，（贾雨村）轻轻谋了一个复职候缺，不上两个月，金陵应天府缺出，便谋补了此缺，拜辞了贾政，择日上任去了”。
贾雨村在官场上春风得意，全凭了他叫贾雨村。这个故事再形象不过地向世人揭示了姓名在社会权力游戏中所发挥的重要作用。
一个社会就是一个权力运作系统，一个权力关系网络，每一个人都置身于这一权力关系网络中，马克思认为，人是社会关系的总和，也就是说，正是由于置身于特定的社会关系中，一个人才成为特定的人。姓名，是人之标志，因此也就是人所置身于其中的社会关系或权力结构的标志。在此意义上讲，人的名字，不仅是特定的人类生命个体的指称，它更是一系列权力结构的象征。透过人的姓名，可以揭示出一系列错综复杂的社会权力结构，我们把姓名对社会权力结构的这种揭示功能，称为姓名的结构意义。
社会权力结构实际上也就是一个社会分类系统，它把芸芸众生按各种标准分为不同的类，每一类别的人都有一定的社会地位，有一定的权利和权力，有一系列与其社会类别相适应的行为方式。各种不同的分类方式总是通过其相应的符号体系得以体现或象征，姓名就是一种最常见的社会分类符号体系。人天生就有不同的血缘渊源，并按各自的血缘聚合为不同的家族，人的姓名中的姓就是根据血缘、家族将人分类的符号标志，不同姓氏的人属于不同的家族，并因此拥有不同的社会地位、财富和权力，在宗法社会中尤其如此。同一家族中的人又有不同的分支，不同分支因其始祖的地位、权力不同亦拥有不同的地位和权力，中国先秦时代姓名中的氏号就是按家族分支对人进行分类的符号标志。同一家族中的人随着世代的绵延又有辈份的区别，在传统社会尤其是农业社会中，辈份越高的人越有权力，其地位越高，辈份低的人不仅是他的子孙，而且还是他的臣民，中国农村姓名中的辈份字就是按辈份对人进行分类的符号标志。人有男女两性，男女两性在家族、社会中的权利从来就未曾平等过，人们对男人和女人在社会生活中的行为方式也有着迥然有别的期望，中外各民族的姓名都明显地显现出男女性别的差异，“杰”、“国”、“邦”、“兴”、“刚”、“川”等阳刚大气的字眼是男人姓名的专利，而女人只配使用诸如“丝”、“丽”、“晶”、“芳”、“露”等阴柔纤柔的字眼，或者干脆使用那些含有“女”字旁的字眼，如“姬”、“媚”、“妃”之类。人还有年龄的区别，大人或成人与小孩或未成年人的社会地位、社会职能迥然不同，成人可以结婚生子，可以就业任职，而小孩则尚属嬉戏玩耍和学习的年纪，中国姓名中的名和字或小名和大名就是按年龄对人进行分类的符号，对孩童呼小名，表示对他的亲昵，也表示对他的轻视，对大人呼大名或字，则表示对他的尊重，但也拉开了彼此的情感距离。
总之，一个社会的分类系统或权力结构，总是或明或暗地在其姓名制度中反映出来。以上所述的姓、氏、辈份字、男女姓名用字、小名和大名等主要是针对汉族人的社会分类系统和姓名制度而言。实际上，由于每一民族都有其独特的权力运作机制以及与之相应的社会分类系统，因此，就形成了其独特的姓名制度。例如，非洲的苏丹多贡人就有其严格的姓名制度，他们的名字要反映人的性别、家系、出生顺序、所属的兄弟姐妹集团，独特的姓名制度反映了独特的社会分类体系，折射出其独特的权力结构。
正因为姓名具有反映社会分类体系和权力结构的结构意义。因此，在社会交往中，当人们互相打听对方的姓名时，其目的就不仅仅想知道那人是谁，而且还更想通过他的名字知道他有何来头，是何背景，这一点在官场上尤其重要。可以说，在今日的官场和名利场上，姓名对那些趋炎附势之徒来说，仍是向上攀缘的“护官符”。
《红楼梦》的第四回《薄命女偏逢薄命郎葫芦僧乱判葫芦案》是书中著名的一回，书中写冯家买的一个丫头被薛家收走，小主人也被薛家打死，告到应天府贾雨村案下，雨村一听大怒，刚要发签派差人去捉拿凶犯，却被案边一个门子使眼色止住，并向雨村出示“护官符”：贾不假，白玉为堂金作马。
阿房宫，三百里，住不下金陵一个史。
东海缺少白玉床，龙王来请金陵王。
丰年好大雪，珍珠如土金如铁。
所谓“护官符”，不过是关于金陵“各大族名宦之家的谚俗口碑”，其中谈到贾、史、王、薛（雪）四个大家族。“护官符”于每个家族后面还注明了各家族的支系情况，如于贾姓下注道：“宁国荣国二公之后，共二十房分，除宁荣等派八房在都外，现原籍住者十二房。”这四姓都是本地的豪门大姓，有权有势，因此是惹不得的，如果触犯了四姓的利益，不仅官当不成，恐怕连小命都是难保的。因此，官场中人就把四姓的势力编成一个顺口溜，时时提醒自己，故谓之曰“护官符”。
贾雨村看罢护官符，自然不敢怠慢，“便徇情枉法，胡乱判断了此案，把打死冯公子的薛蟠给轻轻地放过了”。
由此可见，小小一个“护官符”，不过是几个姓氏，却在社会的权力运作过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可以说，姓名，是社会权力结构的产物，它反过来又再生产着社会权力结构。贾雨村通过其“葫芦案”，确认并再生产了这一社会权力结构，并因此进入了这一权力结构，他才从一介寒士，扶摇直上，官越做越大。
实际上，贾雨村之所以能坐上应天府的位子，也正是得力于他的名字。《红楼梦》第三回里写道：贾雨村进京，拿着宗侄的名帖，前去荣国府拜见世叔贾政。正因为他的“贾”姓让他轻而易举地与贾府攀上了血缘关系，贾政才对这个“宗侄”倍加照顾，“题奏之日，（贾雨村）轻轻谋了一个复职候缺，不上两个月，金陵应天府缺出，便谋补了此缺，拜辞了贾政，择日上任去了”。
贾雨村在官场上春风得意，全凭了他叫贾雨村。这个故事再形象不过地向世人揭示了姓名在社会权力游戏中所发挥的重要作用。
一个社会就是一个权力运作系统，一个权力关系网络，每一个人都置身于这一权力关系网络中，马克思认为，人是社会关系的总和，也就是说，正是由于置身于特定的社会关系中，一个人才成为特定的人。姓名，是人之标志，因此也就是人所置身于其中的社会关系或权力结构的标志。在此意义上讲，人的名字，不仅是特定的人类生命个体的指称，它更是一系列权力结构的象征。透过人的姓名，可以揭示出一系列错综复杂的社会权力结构，我们把姓名对社会权力结构的这种揭示功能，称为姓名的结构意义。
社会权力结构实际上也就是一个社会分类系统，它把芸芸众生按各种标准分为不同的类，每一类别的人都有一定的社会地位，有一定的权利和权力，有一系列与其社会类别相适应的行为方式。各种不同的分类方式总是通过其相应的符号体系得以体现或象征，姓名就是一种最常见的社会分类符号体系。人天生就有不同的血缘渊源，并按各自的血缘聚合为不同的家族，人的姓名中的姓就是根据血缘、家族将人分类的符号标志，不同姓氏的人属于不同的家族，并因此拥有不同的社会地位、财富和权力，在宗法社会中尤其如此。同一家族中的人又有不同的分支，不同分支因其始祖的地位、权力不同亦拥有不同的地位和权力，中国先秦时代姓名中的氏号就是按家族分支对人进行分类的符号标志。同一家族中的人随着世代的绵延又有辈份的区别，在传统社会尤其是农业社会中，辈份越高的人越有权力，其地位越高，辈份低的人不仅是他的子孙，而且还是他的臣民，中国农村姓名中的辈份字就是按辈份对人进行分类的符号标志。人有男女两性，男女两性在家族、社会中的权利从来就未曾平等过，人们对男人和女人在社会生活中的行为方式也有着迥然有别的期望，中外各民族的姓名都明显地显现出男女性别的差异，“杰”、“国”、“邦”、“兴”、“刚”、“川”等阳刚大气的字眼是男人姓名的专利，而女人只配使用诸如“丝”、“丽”、“晶”、“芳”、“露”等阴柔纤柔的字眼，或者干脆使用那些含有“女”字旁的字眼，如“姬”、“媚”、“妃”之类。人还有年龄的区别，大人或成人与小孩或未成年人的社会地位、社会职能迥然不同，成人可以结婚生子，可以就业任职，而小孩则尚属嬉戏玩耍和学习的年纪，中国姓名中的名和字或小名和大名就是按年龄对人进行分类的符号，对孩童呼小名，表示对他的亲昵，也表示对他的轻视，对大人呼大名或字，则表示对他的尊重，但也拉开了彼此的情感距离。
总之，一个社会的分类系统或权力结构，总是或明或暗地在其姓名制度中反映出来。以上所述的姓、氏、辈份字、男女姓名用字、小名和大名等主要是针对汉族人的社会分类系统和姓名制度而言。实际上，由于每一民族都有其独特的权力运作机制以及与之相应的社会分类系统，因此，就形成了其独特的姓名制度。例如，非洲的苏丹多贡人就有其严格的姓名制度，他们的名字要反映人的性别、家系、出生顺序、所属的兄弟姐妹集团，独特的姓名制度反映了独特的社会分类体系，折射出其独特的权力结构。
正因为姓名具有反映社会分类体系和权力结构的结构意义。因此，在社会交往中，当人们互相打听对方的姓名时，其目的就不仅仅想知道那人是谁，而且还更想通过他的名字知道他有何来头，是何背景，这一点在官场上尤其重要。可以说，在今日的官场和名利场上，姓名对那些趋炎附势之徒来说，仍是向上攀缘的“护官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