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建省少年儿童图书馆 内容
姓氏在产生之初只是氏族血缘之标志，但在封建宗法制度下，血缘既然有贵贱，姓氏因此就成为社会贵贱等级的标准。秦代之后，封建宗法制为中央集权的郡县制所代替，“别上下”、“明等级”的命氏制度也随之衰微，但由宗法制度而形成的等级观念依然存在，并依托门第制度一直贯穿此后的二千多年中华文明史。门第制度与姓氏制度密不可分，可以说，姓氏制度是门第制度赖以存在的基础。
门第制度形成于东汉时代，它的形成与汉代用以选拔人材的察举制度有关。察举制度始自西汉，由地方官员发现、推荐德才兼备的人才（所谓“贤良”、“孝廉”、“茂材”等）入朝廷开设的大学修习经学等学业，经考试选拔担任汉帝国的各级行政官员。这一制度的动机是良好的，使政府能广揽人才，同时，也为身处社会下层的布衣百姓提供了上进的机会，诸如晁错、董仲舒、严助、公孙弘等汉代名吏都是由察举而得入朝政的，公孙弘由平民而为相，“布衣卿相”一时传为佳话。可以说，隋代后兴起的科举制就是直接由察举制度演变而来的。察举制度的建立，在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打破了入仕之途为世族大姓独占、权力为世袭贵族垄断的局面，是中国专制主义政治的总格局下采取的一种颇有民主色彩的措施。
但是，由于汉代教育并不普及，一般百姓无有接受教育的机会，学术仅仅限于少数家族内世代传授，从而形成了“学术世袭”的局面。由于学术是获得察举的前提，因而学术的世袭必然导致权力的世袭，“累世经学”不可避免地造就“累世公卿”，即一个家族内接连几代出现担任公卿的人才，此种局面延续得久了，必然酿成门第势力。
另外，察举制度中的营私舞弊，任人唯亲，而不任人唯贤，也是造成门第势力愈演愈烈的重要原因。
门第势力一旦形成，即变成了变相的世袭贵族，一旦东汉的中央统一政府崩溃，政治权力就落到门第势力的手中，因此形成了魏晋南北朝的封建割剧局面。
魏晋南北朝时期，由于大地主庄园经济的发展，门阀世族积累了雄厚的经济和军事实力，此时的朝廷要想站得住脚，就必须得到门阀世族的支持和拥护，为此，魏文帝曹丕因时制宜制定了“九品中正制”作为选拔政府官员的制度。与“不拘一格降人才”的汉代察举制度不同，“九品中正制”重新又以家族门第作为选拔人才的重要依据。
“九品中正制”又称“九品官人法”，所谓“九品中正制”，即各地方政府推举熟悉本地士庶情况的人担任品鉴人才的“大中正”（州）、“小中正”（郡），将人才分为九等，即上上、上中、上下、中上、中中、中下、下上、下中、下下九等，根据人才所属的等级“量才评德”，决定其进退上下。由于一地合境的人才，全由中正一人评鉴，而中正势难周悉每个人的德才高低，因此就只能依据门第家世，而非真才实学。中正“计资定品，惟以居位为贵”，“据上品者，非公侯之子孙，即当途之昆弟”，于是形成了“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势族”的姓氏等级局面。高门华阅，有世及之荣；庶姓寒族，无寸进之路。在此种变相的世袭制度下，汉代“布衣卿相”的盛况势难再现，寒门子弟即使有满腹才华与抱负，也只能怀才不遇，踟蹰下流。出身“寒门”的南朝诗人鲍照就在其诗篇中喊出了对此种局面的愤慨和无奈：对案不能食，拔剑击柱长叹息。
丈夫生世会几时，安能蹀躞垂羽翼？弃置罢官去，还家自休息。
朝出与亲辞，暮还在亲侧。
弄儿床前戏，看妇机中织。
自古圣贤尽贫贱，何况我辈孤且直。
才华横溢的鲍照看不到出头之日，只能在家中与妇儿厮守游戏。
由于“九品官人法”是以门第贵贱为依据的，因此魏晋南北朝的各代政府都专门设有负责收藏、厘订、编撰姓氏谱牒的谱局和谱官，从而导致了中国姓氏学、谱牒学在这一期间盛极一时，出现了大量姓氏、谱牒学专著，著名的如晋代挚虞的《族姓昭穆记》、贾弼的《姓氏薄状》、南朝王僧孺的《百家谱》、北朝何承天的《姓范》和《后魏河南官氏志》等，这些著作无一例外都是为门阀制度服务的。
门阀制度造就了魏晋南北朝期间世代显赫、绵延不绝的豪族大姓，如瑯琊王氏、太原王氏、东莞刘氏、瑯琊颜氏、东海徐氏、陈郡谢氏、颍川庾氏、河南褚氏等等。这些家族的成员不仅世代身居高官显位，而且还涌现了繁若群星的文化名人。这些家族各自有其自己的族谱、家传，如陈郡《谢氏谱》、瑯琊《王氏谱》、《王氏江左家传》、清河《崔氏谱》、《崔氏五门家传》等，各自以门第相标榜。可以说，姓氏，在此时又成了地位、财富和权力的象征，与先秦时代的“氏”具有了相同的功能。
到唐代，由于经济繁荣，政治开明，唐太宗为了削除地方割据势力，采取了抑制豪门望族的政策，为此，他广开科举取士的制度，废除了施行几百年的“九品中正制”，授命吏部尚书高士廉等编撰《氏族志》。贞观十二年，《氏族志》完成，但太宗阅后大为光火，因为它仍保留了原“九品中正制”中的崔、卢、郑、王、谢等世族大姓的上等地位。李世民下令重修，重修后的《氏族志》，以当时的官冕等级为高下标准，将皇姓李氏列为“上上”，外戚姓氏列为“上中”，而传统的世族大姓则不得不屈居“上下”之等。至此，这些赫赫炎炎的豪门大族终于迎来日薄西山的日子，恰如唐代诗人刘禹锡在其名篇《乌衣巷》中所吟哦的那样：昔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
权力的兴衰更替在姓氏的浮沉迁降中生动地得以折射和体现。
门第制度形成于东汉时代，它的形成与汉代用以选拔人材的察举制度有关。察举制度始自西汉，由地方官员发现、推荐德才兼备的人才（所谓“贤良”、“孝廉”、“茂材”等）入朝廷开设的大学修习经学等学业，经考试选拔担任汉帝国的各级行政官员。这一制度的动机是良好的，使政府能广揽人才，同时，也为身处社会下层的布衣百姓提供了上进的机会，诸如晁错、董仲舒、严助、公孙弘等汉代名吏都是由察举而得入朝政的，公孙弘由平民而为相，“布衣卿相”一时传为佳话。可以说，隋代后兴起的科举制就是直接由察举制度演变而来的。察举制度的建立，在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打破了入仕之途为世族大姓独占、权力为世袭贵族垄断的局面，是中国专制主义政治的总格局下采取的一种颇有民主色彩的措施。
但是，由于汉代教育并不普及，一般百姓无有接受教育的机会，学术仅仅限于少数家族内世代传授，从而形成了“学术世袭”的局面。由于学术是获得察举的前提，因而学术的世袭必然导致权力的世袭，“累世经学”不可避免地造就“累世公卿”，即一个家族内接连几代出现担任公卿的人才，此种局面延续得久了，必然酿成门第势力。
另外，察举制度中的营私舞弊，任人唯亲，而不任人唯贤，也是造成门第势力愈演愈烈的重要原因。
门第势力一旦形成，即变成了变相的世袭贵族，一旦东汉的中央统一政府崩溃，政治权力就落到门第势力的手中，因此形成了魏晋南北朝的封建割剧局面。
魏晋南北朝时期，由于大地主庄园经济的发展，门阀世族积累了雄厚的经济和军事实力，此时的朝廷要想站得住脚，就必须得到门阀世族的支持和拥护，为此，魏文帝曹丕因时制宜制定了“九品中正制”作为选拔政府官员的制度。与“不拘一格降人才”的汉代察举制度不同，“九品中正制”重新又以家族门第作为选拔人才的重要依据。
“九品中正制”又称“九品官人法”，所谓“九品中正制”，即各地方政府推举熟悉本地士庶情况的人担任品鉴人才的“大中正”（州）、“小中正”（郡），将人才分为九等，即上上、上中、上下、中上、中中、中下、下上、下中、下下九等，根据人才所属的等级“量才评德”，决定其进退上下。由于一地合境的人才，全由中正一人评鉴，而中正势难周悉每个人的德才高低，因此就只能依据门第家世，而非真才实学。中正“计资定品，惟以居位为贵”，“据上品者，非公侯之子孙，即当途之昆弟”，于是形成了“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势族”的姓氏等级局面。高门华阅，有世及之荣；庶姓寒族，无寸进之路。在此种变相的世袭制度下，汉代“布衣卿相”的盛况势难再现，寒门子弟即使有满腹才华与抱负，也只能怀才不遇，踟蹰下流。出身“寒门”的南朝诗人鲍照就在其诗篇中喊出了对此种局面的愤慨和无奈：对案不能食，拔剑击柱长叹息。
丈夫生世会几时，安能蹀躞垂羽翼？弃置罢官去，还家自休息。
朝出与亲辞，暮还在亲侧。
弄儿床前戏，看妇机中织。
自古圣贤尽贫贱，何况我辈孤且直。
才华横溢的鲍照看不到出头之日，只能在家中与妇儿厮守游戏。
由于“九品官人法”是以门第贵贱为依据的，因此魏晋南北朝的各代政府都专门设有负责收藏、厘订、编撰姓氏谱牒的谱局和谱官，从而导致了中国姓氏学、谱牒学在这一期间盛极一时，出现了大量姓氏、谱牒学专著，著名的如晋代挚虞的《族姓昭穆记》、贾弼的《姓氏薄状》、南朝王僧孺的《百家谱》、北朝何承天的《姓范》和《后魏河南官氏志》等，这些著作无一例外都是为门阀制度服务的。
门阀制度造就了魏晋南北朝期间世代显赫、绵延不绝的豪族大姓，如瑯琊王氏、太原王氏、东莞刘氏、瑯琊颜氏、东海徐氏、陈郡谢氏、颍川庾氏、河南褚氏等等。这些家族的成员不仅世代身居高官显位，而且还涌现了繁若群星的文化名人。这些家族各自有其自己的族谱、家传，如陈郡《谢氏谱》、瑯琊《王氏谱》、《王氏江左家传》、清河《崔氏谱》、《崔氏五门家传》等，各自以门第相标榜。可以说，姓氏，在此时又成了地位、财富和权力的象征，与先秦时代的“氏”具有了相同的功能。
到唐代，由于经济繁荣，政治开明，唐太宗为了削除地方割据势力，采取了抑制豪门望族的政策，为此，他广开科举取士的制度，废除了施行几百年的“九品中正制”，授命吏部尚书高士廉等编撰《氏族志》。贞观十二年，《氏族志》完成，但太宗阅后大为光火，因为它仍保留了原“九品中正制”中的崔、卢、郑、王、谢等世族大姓的上等地位。李世民下令重修，重修后的《氏族志》，以当时的官冕等级为高下标准，将皇姓李氏列为“上上”，外戚姓氏列为“上中”，而传统的世族大姓则不得不屈居“上下”之等。至此，这些赫赫炎炎的豪门大族终于迎来日薄西山的日子，恰如唐代诗人刘禹锡在其名篇《乌衣巷》中所吟哦的那样：昔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
权力的兴衰更替在姓氏的浮沉迁降中生动地得以折射和体现。
